我国现行市场秩序紊乱的经济学分析

一、当前我国市场秩序紊乱的经济学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孙东升^[1]（2021）在《传统药品市场准入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传统药品作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见证,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代表,是中华民族博大智慧和聪明才智的载体。市场准入作为政府对传统药品行业进行管理的首要之处和关键环节,是传统药品进入市场的“龙头”和“把手”,其不仅对保障传统药品的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对推动传统药品行业的发展也具有关键作用。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在传统药品行业市场准入方面立法的逐步完善以及管理经验的逐步成熟,这为我国传统药品行业的长足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却无法掩饰我国在传统药品市场准入管理方面的不足。并且随着我国传统药品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在传统药品行业市场准入管理方面的不足也将会成为未来阻碍我国传统药品行业长远发展的重要羁绊。究其原因,一是当前我国在传统药品市场准入的管理思路方面依然未能摆脱西医药品在药品管理思路方面的束缚;二是我国传统药品市场准入规则在制定的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到我国传统药品行业自身的特殊性。基于此,本文将以传统药品行业市场准入的特殊性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紧紧抓住传统药品与西医药品的差异性和传统药品市场准入管理不足这个“牛鼻子”,为我国传统药品市场准入制度的完善提出合理化建议,进而为促进我国传统药品行业的良性发展奉献一份力量。因此,本文将从四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是涉及基本的法律理论问题。这部分主要论述了与传统药品市场准入相关的基本法律理论,主要包括传统药品相关概念的概述、药品市场准入的基本理论、传统药品市场准入的理论依据、传统药品市场准入的法律特征、传统药品市场准入立法的基本内容、传统药品市场准入管理的机构设置以及传统药品市场准入的立法价值;第二部分是传统药品市场准入的现状与不足介绍。该部分主要介绍了传统药品市场准入的发展历程、准入现状以及传统药品市场准入的不足之处;第三部分是关于域外传统药品经验及启示介绍。该部分主要介绍了域外传统药品市场准入的经验,并分别介绍了印度、泰国、非洲和越南的传统药品市场准入模式以及通过对域外传统药品市场准入管理模式的分析、研究进而得出相应的启示;第四部分是关于我国传统药品市场准入制度的完善。该部分主要提出了传统药品市场准入完善的目标和传统药品市场准入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进而期望能够提出有助于完善我国传统药品市场准入制度的合理化建议。

闫娟^[2]（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文中指出

杨云欢^[3]（2020）在《日照市旅游市场秩序现状与提升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经历了旅游供给从无到有,旅游产品从简单到丰富,旅游消费者从小众到大众的发展之路。目前,旅游业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战略性的支柱产业之一。但是伴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旅游市场中也充斥着“零负团费”、欺客宰客、“四黑”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会损害消费者的权益,而且也会极大地破坏旅游城市的形象。尽管各地市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加大了对旅游市场秩序的治理力度,但是媒体上有关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新闻仍不绝入耳。因此,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推动新时代旅游业的创新发展,是旅游业面临的现实课题。近年来,日照市以提升游客满意度为落脚点,抢抓航空高铁时代到来的机遇,高度重视旅游业的发展,实施“旅游富市”战略,树立旅游即城市、城市即旅游的理念,积极建设具有魅力的“旅游之城”。但是在旅游旺季期间,欺诈宰客、“四黑”等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问题高发,阻碍了日照市旅游市场秩序的健康发展,影响了日照旅游业的形象。因此,如何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是当务之急。本文以日照市旅游市场秩序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案例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基于2015-2019年日照市涉旅案事件数据和旅游投诉数据以及不同主体对日照市旅游市场秩序的评价等数据为基础,综合分析了日照市旅游市场秩序现状,指出了日照市旅游市场秩序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日照市旅游市场秩序整体发展平稳有序,涉旅案事件、旅游投诉的数量逐年在减少,但是旅游市场在进入秩序、竞争秩序、交易秩序、道德秩序等方面不同程度的存在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分布在东港区和山海天旅游度假区且主要发生在旅游旺季期间。二是在涉旅案事件中,旅游纠纷数量占比最高,其次是涉旅行政案件,涉旅刑事案件数量最少。在旅游纠纷中,主要是由于旅馆、餐饮价格、车辆停放、旅游项目引起的纠纷。三是不同主体对日照市旅游市场秩序七个维度各个要素都比较满意,评价值均大于3分。不同主体的性别、学历、身份等对旅游市场秩序的感知评价有显着影响。男性对于日照市旅游市场秩序感知评价值整体比女性要高。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对于日照市旅游市场秩序感知评价值比其他学历的要高。游客对于日照市旅游市场秩序整体感知评价值比日照市旅游市场主体、政府部门执法人员的要高,居民的感知评价值最低。四是日照市旅游市场秩序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于旅游市场秩序法律保障不健全、旅游市场秩序治理机制不完善、旅游市场监督不足、旅游服务不到位等原因。五是旅游市场秩序治理涉及到旅游、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多个部门,关系到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市场,仅仅依靠政府某一部门很难实现有效治理,需要进一步加强区域协作和构建旅游市场秩序合作治理共同体,才能有效推动日照市旅游市场秩序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六是提升日照市旅游市场秩序的主要措施在于健全旅游市场秩序法律保障体系、完善旅游市场秩序治理长效机制、创新旅游市场秩序治理方式、提升旅游产业总体发展水平。

赵羿安^[4]（2020）在《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经济持续40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问题日益凸显,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换取的,这种强调数量增长的赶超型、粗放型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自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发展阶段变为追求经济平衡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现如今,在中国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和难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并向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的对策与思路是摆在我们面前重要的问题。制度创新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以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问题主导,进行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论证分析。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十分突出。非正式制度产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其对经济发展既有正向调节也有负向调节,非正式制度若在符合实际发展需求与经济规律时,可实现促进经济绩效提高的效果,反之则可能会阻碍经济绩效的提升。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非正式制度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有着不可否认的正向调节作用,中国渐进式改革印证了这一积极促进作用。在渐进式改革外部条件稳定的情况下,人们自身认知能力、文化水平与习俗习惯及社会大环境下的道德伦理等方面的行进情况均可被视为影响改革方向和进程的重要非正式制度因素。因此,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论证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介绍了主题的背景、意义、创新点和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概况,从分析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入手,首先,通过分析选取了四个方面内容作为说明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关系的传导媒介,并通过这四方面的传导媒介分析论证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传导途径。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习俗习惯和伦理道德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四个维度内容分别论证分析了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的内在机理和传导途径。建立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其次,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不同层面维度的测度标准、指标选取和指标趋势走向对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分别进行了探讨。本文在论证分析过程中严格依照非正式制度性质、内容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对每个维度进行测度定义,并按照国家经济发展标准、测度定义和鱼骨图问题追溯的思想选取符合非正式制度内容且具有经济特性的可测指标,实现构建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体系。并利用通过对数据的统一、筛选和优化过程最终确定非正式制度选取的16项测度指标和中国经济发展选取的22项测度指标,分别构成初始时序面板数据集,且依次绘制16项指标和22项指标的平滑曲线图和趋势走势图,借助数据的分布规律寻到异常临界点,并结合历史进程和中国经济发展特点给出较为基础的成因解释说明。再次,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建立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函数并进行关联,通过函数系数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再根据中国经济发展选取的22项指标建立中国四个大区域的数据面板,分别建立非正式制度与中国四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函数,论证非正式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影响关系,进一步说明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时构建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传导媒介的测度指标体系,并分别建立了非正式制度与传导媒介,中国经济与传导媒介之间的函数关系,验证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传导途径。最后,本文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运用实证数据结果,分别从“正确引导意识形态高效变迁”、“加快市场经济文化建设”、“重视习俗习惯正向有效变迁”、“加速推广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观”、“加快有效正式制度改革,拉升非正式制度相融合发展”、“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文化价值”以及“坚持党和政府引领新理念,扩大有效供给增加消费需求”与非正式制度内容相关的七个方面提出推进中国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华清君^[5]（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朱迪^[6]（2020）在《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上海市开办一家企业的时间是35天,而她附近的合肥市则需42天才能创办一家企业,她们两地如此相近,两个地区的营商环境却如此不同。有的地区市场化进程较快,而有的地区市场化进程缓慢。在回答地区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差异这一永恒主题过程中,有别于已有文献从资本投入等分析视角。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有理由认为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形成地区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差距的主要动因。由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差异,地区间有着不同的市场化程度与营商环境,最终形成中国区域和企业不同的经济绩效。制度性交易成本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社会秩序,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地区实行的是开放权利社会秩序,中等地区实行的是相对次弱的权利半开放型社会秩序,高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形成的是权利有限准入社会秩序。基于上述客观现实,本文将试图回答以下四个主要层面问题:（1）什么是制度性交易成本?（2）中国区域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到底有多高?与已有的两部测算制度性交易成本着作—《2008中国营商环境》、《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研究结果是否竞相一致?（3）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环境、市场化程度之间的异同,成本上升对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4）中国政府当下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策,如“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是否帮助企业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不同区域中的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多高?它们之间存在的差距有多大?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普遍认为我国制度性交成本较高,但具体有多高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说清楚。作为一项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解经济绩效差异的重要工具,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综合测算和系统性分析。测算的前提是明确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内涵和外延,本文分析框架首先是对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界定（界定）;其次在制度性交易成本界定的基础上进行测算,鉴于目前关于制度性交易成本测算已有两部着作,一部是《营商环境报告》,另一部是《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本文把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这两部着作分别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出它们之间的异性和共性,并在此分析基础上构建指标进行测算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区域间成本测度及差异比较）;再其次对不同行业和股权性质下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比较分析,比较区域中不同行业和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运用DID模型识别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实施对制度性交易成本影响（区域中的行业制度成本估算与差异比较）;最后并运用扎根理论得出相应的降低对策（降低对策）。具体而言,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本文明确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因制度性因素而产生的不合理成本,制度工具包括冗长的法律法规和政府管制措施,涉企收费、企业进入管制成本、政企关联支出、政府管制成本等都属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范畴。从宏观层面来看,制度性交易成本具体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未能理顺,各环节体制引发障碍带来的成本,例如行业垄断成本、不合理的税费负担等均属于这类成本。从微观层面来看,理性经济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管制企业市场经济行为,在法制不完全健全条件下,经济人有可能增加行政审批事项,当存在行政审批事项与管制行为过多时,就会产生制度性交易成本。这类成本突出表现为行政审批过程中项目偏多、程序数目复杂等,例如政商关联支出、企业进入规制成本均属于这类范畴。第二,在接受“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因制度性因素而产生的不合理成本”这一概念基础上,从宏微观经济事后表现层面构建指标体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综合测算出中国31个省份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测算后发现指数呈现降低趋势,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整体降低幅度从1997年8.41%降低到2014年的7.9%。从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发达省份制度性交易成本最低,综合指数是7.55,相对次弱的是中部地区（8.41）,再次是东北地区（8.45）,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最高的是经济欠发达西部地区（8.63）。这与《2008中国营商环境报告》、《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这两部研究成果相吻合,即市场化程度高、营商环境好的地区就是制度性成本指数低的地区。并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发现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中制度性交易成本每下降1%,我国市场化总体程度提高1.307%。只有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才会明显改善地区间的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第三,本文供给侧改革中的“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出台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区域中不同行业和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将2015年作为一个时间临界点,运用“三去一降一补”政策识别敏感型行业和非敏感型行业成本差异。研究发现敏感类行业成本高于非敏感型行业成本,民营企业承担的制度成本高于国有企业。供给侧改革政策出台之前,处理组承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均值比对照组均值高出0.163,政策出台之后成本均值高出0.022。说明供给侧改革明显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尤其是降低了竞争性行业类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幅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递减趋势。其中各行业在不同的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存在差异,在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垄断性行业类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更低,高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各行业承担的成本普遍高于低等类地区。说明无论竞争性还是垄断性行业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制度成本更低。第四,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之所以存在较大差距,深层次原因在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的地区大多推行的是“坏”制度,实行的是一种有限准入秩序,所以这类地区大多经济相对落后。处于中等类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实行的是一种相对次弱半开放准入秩序,所以属于折中状态。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类地区使用的是一种“强”制度,这类地区实行的是一种权利更加开放准入社会秩序。总之,实行开放准入社会秩序大多数是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这类地区经济较发达,政府与市场关系较为完善,含有较少的行政干预和垄断,企业更能自由进入和退出。

范小仲^[7]（2019）在《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1978-2017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5%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然而,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面临着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多重结构失衡的风险和挑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结构失衡并存的现象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现有研究大多从我国要素市场化滞后于产品市场化的“不对称市场化”典型事实出发,通过实证分析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并提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建议,但较少考察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从历史视角追溯探寻我国要素市场化滞后深层原因的研究也不多见。基于此,在要素市场化改革2013年进入重点攻坚阶段的背景下,本文根据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将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及要素计划配置体制作为分析起点,按经济体制转轨（1979-1991年）、市场经济体制建立（1992-2001年）和市场经济体制完善（2002-2013年）三个时期,将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应分为探索、推进和深化三个阶段,系统梳理1979-2013年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脉络,深入研究要素市场化滞后的历史逻辑和历史根源,力图从中找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制约因素,为当前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提供一些新思路和新参考。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形成的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以及要素计划配置体制,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就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付出的代价高昂,表现为产业结构严重畸形,要素配置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甚微。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以及市场化改革的启动,要素市场领域也开始进行改革探索,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和要素计划配置体制成为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对象和起点。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1979-1991年）,要素市场化改革开始实践探索。尽管还存在“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市场力量的不断增强,产品价格市场化及市场主体多元化对要素计划配置体制造成冲击,要素市场开始初步发育。然而,相比于产品价格,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很低,要素价格扭曲依然严重,加剧市场秩序紊乱和宏观调控困难,现实矛盾使要素市场化改革由探索进入推进阶段。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1992-2001年）,“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被打破,确立了要素的商品属性和要素市场的基础地位,在产品价格市场化并轨的背景下,要素市场化改革开始正式启动并不断推进。但由于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战略性和社会性负担,需要在要素数量和价格上予以支持,要素价格“双轨制”由此形成,引发经济中产生诸多摩擦和冲突,解决摩擦客观上为深入要素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时期（2002-2013年）,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但受到地方政府干预要素市场的掣肘,要素市场分割和要素价格扭曲并没有消除,导致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多重结构性失衡,要素价格扭曲成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根源。通过考察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和启示:第一,要素市场化总体滞后是我国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第二,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多重因素制约与掣肘;第三,要素市场化抑制内生于双轨渐进式改革策略;第四,要素价格扭曲是传统发展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和锁定机制;第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随着我国经济规模、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及市场发育等发展阶段性因素的变化,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要素市场化改革已具有“可改革性”。从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来看,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到多重因素制约,涉及经济体制的各个层面,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需要统筹推进,注重与其他相关改革的相互协同与配合。如此,才能真正建立完善的竞争性要素市场体系,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成功转型。

涂丽^[8]（2019）在《村庄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个经典领域,也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难点和重点问题之一。经过多年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乡村已经形成了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制度框架的乡村治理模式。但该模式并未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特别是在城镇化迅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广大乡村地区依然呈现出秩序极度紊乱与经济相对衰败的双重治理困境。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颁布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相关政策文件,19大最新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更是直接将乡村治理问题上升到战略高度。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近年来广受关注的村庄组织治理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了村庄组织与乡村治理的相互关系,以及村庄组织的治理效应与治理路径问题。文章试图解答三个核心问题:乡村治理中的组织因素及其角色定位是什么?村庄组织对乡村社区的治理效应如何?以及村庄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具体路径是怎样的?通过对以上三个核心问题的分析与解答能够充分了解乡村的内部治理结构及其治理机制,助推乡村治理有效和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的早日实现。从以上三个基本问题出发,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在此提出全文的研究问题和界定核心概念,并就研究方法和数据等进行了相关介绍;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主要回答研究问题1,通过对村庄组织与乡村治理的相关文献综述,以及结合交易成本、自组织治理等理论基础对村庄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进行理论分析,形成村庄组织与乡村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是全文的理论支撑;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主要包含了三个具体内容,一是对村庄组织的基本概念进行操作化处理和描述统计,根据乡村治理的主要内容对乡村治理效果进行了客观评价,是整个实证研究的开端和基础,回答了研究问题2的第一个子问题。其二主要回答研究问题2,通过构建基于混合最小二乘法的计量模型分析了不同村庄组织的乡村治理效应,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其三主要对应研究问题3,主要采用中介效应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方式分析村庄组织产生乡村治理效应的主要路径,是全文的又一核心内容。第四部分为结论与讨论,根据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系统归纳与总结全文的研究结论,并根据研究发现和结合现有研究状况对有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的展望等。基于乡村治理中交易成本极小化的基本立足点,研究分析了乡村治理中的交易类型,构建了以村庄自组织治理为基础、基层政府和外部市场为补充的乡村多元治理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村庄内部,构建了基于村庄自治组织、村民经济组织和村庄社会组织等村庄组织类型的村庄内部治理模型。以上村庄内外部的治理模型共同构成以交易成本极小化为基本目标的乡村多元治理模式。由于以政府、市场和村庄为中心的三元治理框架已经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基本共识,本文重点探讨的是村庄内部组织的治理效应及其治理逻辑问题。根据文献归纳,村庄内部主要存在着自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三种组织类型。以村民自治为主要治理过程的村庄自治组织代表村庄内部的科层治理机制,村庄经济组织代表村庄中依靠经济利益交换为基础的市场化治理机制,村庄社会组织则主要代表了村庄中以社会网络关系为依托的自组织治理机制。以上三种治理机制共同作用,形成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产生乡村治理的最终结果。为进一步检验村庄组织的乡村治理效应,文章基于乡村治理的主要内容对乡村的治理效果进行了客观分析与评价。根据乡村建设理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乡村治理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秩序和宜居环境等几个方面。以上述四个维度为基本框架,研究构建了乡村治理效果评价的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并计算出乡村治理的综合总分以及乡村在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秩序和宜居环境四个维度的各自得分。其结果显示,当前乡村治理中公共服务的差异性及权重值相对较高,乡村社会秩序得分普遍偏低且差异不大,乡村经济发展得分相对较高但内部差异较大。乡村整体上呈现出重经济治理而轻社会与环境治理的内部非均衡性与从东至西逐渐降低的地区非均衡性特征。根据以上乡村治理效果的得分情况,研究通过构建村庄组织与乡村治理效果得分的计量回归模型分析了村庄中不同组织类型的乡村治理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以村民自治为主要途径的乡村自治组织通过村庄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科层治理机制对乡村治理产生了显着的公共服务供给效应和综合治理效应;以企业组织和专业合作社等组织形式为代表的村庄经济组织通过利益互惠机制对乡村治理产生了显在的经济发展效应,以及潜在的公共服务供给效应和宜居环境改善效应,最终提升了乡村的综合治理水平;以宗族、宗教和文化娱乐团体等为代表的村庄社会文化组织基于社会信任机制对乡村治理具有明显的经济发展效应和公共服务效应,显着提升了乡村的综合治理效果。村庄组织的乡村治理效应还呈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村庄主要依靠以企业组织为主的市场化治理机制产生乡村治理效应,中部地区主要通过互助性社会组织实现乡村治理效果,西部乡村则重点依托传统的文化组织资源参与乡村治理实践。村庄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之一在于村庄中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等非正式治理的组织类型可能通过影响和干预正式的村民自治的制度设计产生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的乡村治理效应。根据村庄经济组织（或者村庄社会组织）、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效果的中介效应和路径分析结果,村民自治对村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产生的乡村治理效应主要存在两种作用路径:一是村民自治过程中的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对两类组织的乡村治理效应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具体体现为村庄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促进了村庄管理和监督的民主化,从而进一步对乡村治理产生了正向的功能效应;二是村庄的民主选举对村庄组织尤其是村庄社会组织的乡村治理效应产生一定程度的遮掩效应,即村庄组织阻碍了村庄的民主选举,最终产生了乡村治理的反攻能效应。综合比较上述两种间接效应的绝对值,村民自治对村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整体间接效应体现为间接促进效应。本研究基于交易成本极小化的基本视角分析了村庄组织与乡村治理问题,将乡村治理解读为为实现交易成本极小化而形成的乡村在科层治理机制（自治组织）、利益互惠治理机制（经济组织）和社会信任治理机制（社会组织）之间相互选择和相互结合而最终形成的综合治理模型。通过运用CLDS村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了不同村庄组织类型的乡村治理效应和乡村治理路径,探讨了在一个多方共治的乡村治理框架下村庄组织类型对乡村治理的功能效应和作用机制。这一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单个村庄组织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效应和治理路径,还进一步对不同组织类型的治理治理效应和治理机制进行了横向比较。文章中关于乡村治理效果的客观评价为乡村治理甚至社会治理水平的评价研究提供了可供探讨的研究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中偶然性和对抗性结论较多的研究现实,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

孙松^[9]（2019）在《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作为连接着作权人与使用者的许可桥梁,既是实现着作权大规模许可的良好设计,也是促进作品广泛传播的重要前提。然而,上述许可功能和价值的良好发挥,不仅得益于着作权人的私人自治,而且依赖于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有效实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发挥上述制度功能的同时,存在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天然倾向。实际上,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集体管理组织就存在着索取高额许可费、拒绝许可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表现。此外,由于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支持和政策驱动的结果。这种过度“行政化”的路径依赖,非但无法充分发挥出有效规范集体管理行为的重要职能,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集体管理组织的市场支配地位。对此,实现对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法律规制,是解决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上述问题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厘清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正当性基础,实现对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本土化完善,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对此,本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关于上述问题的具体分析和论证,共分为六章的主要内容。第一章是对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基本问题概述。第一,在集体管理行为的基本概念上,集体管理行为具有“集中化”、“标准化”和“意定化”的内涵特征;其不宜被定位为信托性质的法律行为,而应被解释为法定意义上的特殊委托行为。此外,一方面,集体管理行为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和激励价值,而且存在着差异性较大的社会文化功能;另一方面,集体管理行为既不同于直接许可行为,也不同于相应的代理维权行为。第二,在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运作机制方面,集体管理行为的应然价值取向,应以权利人的利益为本位。着作权人的信任程度、商业模式的发展因素和技术的变革因素,也会影响着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有效运作。第三,在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施依据方面,着作权法与反垄断法的实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理念共性。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所具有的市场支配力,既来源于着作权权利本身的法定垄断属性,也产生于集体管理行为的特定许可机制。当然,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一系列权利滥用行为,也有着影响着作权许可交易,以及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危害结果。第二章分别从法哲学、民法学、经济学、公共政策学和着作权法的多元视角,具体考察和分析了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正当性基础。第一,在法哲学的视角下,对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予以法律规制,不仅符合分配正义的基本蕴意,而且符合矫正正义的具体要求。第二,在民法学的语境下,一方面对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并不是对私人自治原则的违反,而是旨在更好地维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以及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对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予以法律上的规制,不仅符合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应有之义,而且契合着作权法和市场竞争法的立法宗旨。第三,在经济学的语境下,对集体管理行为予以法律规制,符合抑制集体管理组织所具有的机会主义的需要。第四,在公共政策学的语境下,对集体管理行为所采取的法律规制措施,需要遵循“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基本理念,来共同促进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有效运行。第五,在着作权法的内部视角下,实现着作权人、使用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需要在制度安排上对集体管理行为予以有效的法律规制。第三章是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样本考察和比较分析。第一,英国的着作权集体管理制度采取的是竞争化的组织模式,且并不限制集体管理组织的具体类型。在英国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施方面,着作权法庭的明确设立,是其制度安排上的主要特色。当然,英国对于集体管理行为的法律规制,也带有执行欧盟相关法律制度的一般特征。第二,美国在着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基本定位上,采取“自由竞争”的组织模式和“相对开放”的组织类型。具体到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施方面,一方面美国所采取的“和解协议”,能够根据技术和市场的不断发展,有效回应和调和不同产业主体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美国所采取的反垄断法规制的司法适用,也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和解协议”所存在的规制不足,以及进一步完善对市场竞争秩序的司法保护。第三,德国关于着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模式选择,经历了由“自由竞争”到“法定垄断”,再到“事实性垄断”的发展演变。德国不仅具有颇具特色的分层授权机制,而且确立了仲裁委员会的争议解决机制。此外,德国还具有相对完善的着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专门规制路径,以及欧盟层面操作性较好的竞争法规制路径。第四,日本在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组织模式上,实现了由垄断模式向竞争模式的有效转变。一方面,日本文化厅所实施的专门行政监督的规制方式,与公平交易委员会所实施的准司法行政的规制方式,有着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日本法院对于集体管理行为排除竞争的反垄断法规制,既具有明确的司法态度,也正在表现出规制力度不断加强的发展态势。第五,我国台湾地区采取适度调节的竞争模式和费率调解的争议解决机制。此外,在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施方面,其所采取的着作权法和竞争法规制的双重路径,发挥出了规范合理、衔接有效的良好规制效果。第四章是对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现状考察。首先,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不仅具有法定式垄断、非营利性,以及行政化色彩较为浓厚的具体特点,而且在集体管理行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层面,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合理性。其次,在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进路分析上,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不仅具有制度规范上的法定垄断地位,而且拥有市场竞争层面的优势性市场支配地位。此外,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条例》所规定的行政救济路径,难以真正有效地发挥出相应的制度功能和价值;而我国在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反垄断规制方面的实施路径,也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最后,在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施方面,我国存在着价值认知不当、法律依据不明、实施路径不畅和配套机制不足的问题。第五章是关于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路径选择。第一,就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事前路径而言,垄断式的组织模式是一种不可取的模式方案,而“限制竞争式”的组织模式则是一种对“垄断模式”的本质依赖和简单变形,因此应该采取竞争式的组织模式。其次,不宜将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限定为“非营利性”的组织类型,而应采取更加多元化、竞争化的组织类型设置。第二,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事中路径而言,通过对着作权费率法庭、仲裁委员会和调解委员会三种不同模式的利弊分析,可以得出使用费仲裁机构的解决方案具有相对的优越性。第三,就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事后路径而言,相对于“以行政规制为主导”的实施方案,“以司法规制为主导”的实施方案,更加具有一定的制度合理性。第六章是对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体系完善。首先,在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制度模式方面,我国不仅应该采取“有效竞争”的组织模式和相对自由的组织类型,而且应该采取多元化的着作权许可方式,以及进一步强化集体管理组织的法定义务。其次,在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组织结构方面,一是需要进一步优化我国集体管理组织的内部机构,如建立相应的监督委员会;二是应尽快确立着作权使用费仲裁委员会的争议解决机制;三是应进一步优化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主体的职能衔接。最后,在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施路径方面,一是需要遵循反垄断豁免、同等对待、竞争保护和分类适用的实施原则;二是应进一步优化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专门实施路径,弱化对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行政干预,强化对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垄断监督,并进一步优化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救济途径;三是应进一步完善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反垄断实施路径。一方面,需要充分加强反垄断执法机关在集体管理行为反垄断公共实施层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集体管理行为反垄断私人实施层面的路径优势。首先,在适用范围上,需要明确将“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反垄断规制情形,列为特定的规制情形;其次,在适用类型上,需要采取“列举+兜底”式的规范方式,来具体规定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权利滥用的行为表现;最后,在判断标准上,需要合理区分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本身所具有的“权利垄断”效应与“市场垄断”效应的不同之处,进而结合“可替代性许可方式”“市场准入难度”“不同使用人许可费的对比情况”,以及“许可费定价与着作权人报酬的比例”等判定因素,综合运用经济分析和法学分析的判定方法,来具体判定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否构成反垄断意义上的权利滥用行为。

刘海军^[10]（2019）在《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指出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新的历史时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牵制构成当代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构建社会主义分配正义则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路径。故此,分配正义之于当代中国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迫需解决的现实问题。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中与对共产主义社会图景的勾勒中蕴含深刻而丰富的分配正义思想。深入挖掘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科学要义与实践方略,对于构建当代中国分配正义的话语体系与制度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在分配正义问题上是以历史科学的姿态出场的,唯物史观的独特视野使其深深根植于生产方式,彻底颠覆了分配正义理论的形而上特征与思辨色彩。马克思基于生产方式的还原考虑分配正义问题,实现了对分配正义的前提性澄清,分配正义的内涵、主题与场域以及价值遵循不再被抽象的范畴所遮蔽。“现实的人”及其解放真正渗入到分配正义的“骨髓”当中。人类解放之所以成为分配正义的价值遵循,源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立场,而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是高度一致的。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具有独特的理论品质:马克思通过解蔽分配正义背后的生产方式,使分配正义超越了伦理范畴并去除了抽象的“外衣”;它是对现有事物的批判与超越,并科学地勾勒出未来社会的分配正义图景;它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是改造世界的精神力量与实践策略。马克思对分配正义的探索与其哲学思想的演进是一致的。早期的马克思在人本主义的观照下形成了自由理性的分配正义观,而这构成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萌发;唯物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开辟了分配正义的新视域和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对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揭示,推动了科学的分配正义体系的最终确立。马克思始终保持着对分配正义的科学认知:他既反对普世而永恒的绝对正义原则存在,也反对视分配正义为人类一切活动的“中枢”的狂热观点。与此同时,马克思还科学揭示了分配正义的内在限度:揭示了分配正义对意识形态的依附关系与分配正义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现实性与历史性,并厘清了分配正义之于生产方式的“内嵌”与“超越”关系。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具有独特的叙事结构,即实现了唯物史观视域下的生产方式的还原。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是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时间与空间的统一。首先,马克思扬弃了分配正义原则的绝对化取向,超越了自由权利对分配正义的狭隘限定,构建了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分配正义原则序列。其次,马克思将唯物史观作为分配正义的哲学底蕴,实现了对个人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分配正义观的矫正与超越,进而科学剖析了分配正义的基本要素、评判标准、实现策略与实践旨归。最后,马克思科学勾勒出了分配正义的历史形态,彰显了人类历史的进阶规律。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在当代西方与当代中国遭遇到截然不同的境遇。在当代西方,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遭遇了诸多论争与质疑。新自由主义对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质疑构成这一论争的焦点。与此同时,以柯亨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试图对社会主义分配正义进行“拯救”,然而这种“拯救”最终沦为一种道德式救赎。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当代意蕴得到了充分的挖掘,并实现了中国化的承继与创新:逐步探索与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体系;与时俱进地推动适合当代中国历史条件与现实境况的“公平—效率”制度体系的建设;推进共同富裕引导下分配正义的理论完善与道路建设;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开创了全球分配正义的社会主义道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跃迁越发凸显构建分配正义的中国话语与中国道路的紧迫性与重要性。由资本逻辑所驱使的西方逻辑绝非真正实现分配正义的普世方案;实现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与新时代境遇的融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必然路径。必须遵循分配正义原则的内在统一,型构新时代分配正义原则体系;创建“共享发展”的分配正义新格局,保障其有效的理念支撑与制度供给;加强制度正义建设,构建新时代分配正义的制度依托与协同机制;直面全球分配正义的现实危机,推进全球分配正义的中国话语与中国方案的建构。

二、当前我国市场秩序紊乱的经济学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前我国市场秩序紊乱的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传统药品市场准入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日照市旅游市场秩序现状与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论文提纲范文）

（8）村庄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当前我国市场秩序紊乱的经济学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传统药品市场准入法律问题研究[D]. 孙东升. 兰州大学, 2021(02)
•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D]. 闫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
• [3]日照市旅游市场秩序现状与提升研究[D]. 杨云欢.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4]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D]. 赵羿安. 吉林大学, 2020(08)
• [5]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6]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D]. 朱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8)
• [7]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D]. 范小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8]村庄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研究[D]. 涂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9]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D]. 孙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10]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刘海军.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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