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移民之间

一、在国家与移民之间（论文文献综述）

魏冉^[1]（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认为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孙波^[2]（2021）在《右翼民粹政党与英法德疑欧主义演变》文中研究说明欧洲一体化是战后欧洲国家为克服20世纪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造成的灾难而做出的国家治理和区域治理的制度创新,是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实验室,也使欧盟成为国际力量格局中的重要一极。然而,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大,民众支持一体化的“宽容共识”不断弱化,出现了质疑、反对甚至解体欧盟的“疑欧主义”理念、运动和更广义的实践,渗透到欧盟和成员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欧美发达国家在国际格局中力量相对下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面临诸多困境,逆全球化思潮兴起,欧盟一体化遭受制宪受挫、欧债危机、难民浪潮、英国脱欧、新冠肺炎爆发等多重现实挑战,疑欧主义成为在这—背景下崛起的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的重要目标和现实抓手,二者相互利用,相互融合,相互推动,使二战后70多年发展起来的欧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乃至生存危机。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学术界在以下领域开展了众多理论和实证研究:疑欧主义的历史与现状、此轮民粹主义兴起的特点及其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影响、欧盟主要成员国民粹政党崛起及其影响、英国脱欧变局后疑欧主义和去欧洲化的发展等。本文选取此轮疑欧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欧洲合流现象中最为活跃、影响最大的行为体一一右翼民粹政党作为研究对象,聚焦欧洲核心国家英、法、德三大国21世纪初以来的情况,分析其右翼民粹政党如何利用疑欧主义得以产生或扩大影响,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而相对松散的疑欧主义如何借助民粹政党的兴起,扩大了自身对国家体制和主流政治产生影响,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进而对成员国与欧盟的关系及欧盟的角色和未来产生多方面的挑战。学术界既有研究更多从多维视角分别研究欧洲民粹主义政党或疑欧主义运动。近十多年来民粹主义上升为理解欧洲政治乃至全球政治核心概念之一。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民粹主义的主要载体右翼民粹政党为切入点,突出其重点政策目标—一对欧洲关系维度,并与另一相互交叉、又有所区别的疑欧主义联系起来,寻求学理和政策层面的发现和启示。在研究方法和路径层面,本文主要采取比较政党研究的路径,同时选取欧洲三大国主要右翼民粹政党一一英国独立党/脱欧党、法国国民联盟（原国民阵线）和德国选择党开展深度案例研究,聚焦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发展路径、选举表现、行为策略等问题;使用政党竞选纲领、《欧洲晴雨表》大型民调数据、欧盟和成员国官方文件等一手资料;关注政党领导人的背景、思想、身份、行为及其政治影响;深入分析这一阶段选举表现（初级选举的本国大选和次级选举的欧洲议会选举）;动态追踪英国脱欧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新发展。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展开比较、分析,在比较二者的共性和差异的基础上挖掘其动因、前景及其在国家、欧洲和全球层面的影响。同时关注这些传统边缘政党走向准主流政党,或者对国家重大发展方向和决策产生重大影响过程中在政党政治、国家治理、地区和全球治理层面表现出的新特点、新趋势和规律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注意到右翼民粹政党在欧盟政治版图影响力整体上升,对西方民主制度和全球化的发展形成了挑战。传统政党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日益深入的当下,愈发面临代表性的危机。民粹政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政党政治体系,使欧洲政党政治呈现碎片化的趋势,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民粹政党的崛起对于在国家治理中理解和看待政党“主流”和边缘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角度。论文的研究表明,21世纪初以来,特别是欧债危机以来,英、法、德三个欧盟主要成员国都呈现出右翼民粹政党崛起的态势,疑欧主义是右翼民粹政党政治议程中最活跃、现实指向性明确而又具备一定民众支持基础的部分,在右翼民粹政党准主流化和各国对欧政策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三国的民粹政党在与疑欧主义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它们都加强了本国和欧盟层面的疑欧主义;借助疑欧主义推进了传统边缘政党在本国政治中的影响力;反建制、反欧盟是右翼民粹政党的话语特点,因为欧盟制度化设计是建立在传统的自由主义之上的,对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形成制约,同时也在追求边缘政党主流化的过程中弱化了该党极端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理念。同时,受各国政治文化和参与欧洲一体化历史经验的影响,三个国家的情况也有所不同:英国独立党—脱欧党作为单一的疑欧议题政党,在威斯敏斯特模式下充分利用本国强烈的疑欧主义传统,促进了保守党的民粹化演变,撬动了英国政党政治的杠杆,导致了英国脱欧重大变局的出现,然而,在更广泛的民粹主义议题上并未取得突破,面临进一步边缘化的境地。法国国民联盟在法国政党政治中的历史长、根基深,很大程度上借助疑欧主义实现了准主流政党地位的提升,疑欧主义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但也受到法国民众整体上仍支持一体化和左翼民粹主义兴起竞争的制约。在疑欧主义传统最弱的德国,德国选择党借助欧盟危机和民粹主义浪潮推进了其疑欧主义议程,但影响力的发挥仍取决于德国主流政党博弈的结果。随着英国脱欧,法国和德国作为欧盟核心国家的地位增强,但作为特朗普主义遗产跨大西洋关系出现裂痕,两国提出雄心勃勃的振兴欧盟的计划,希望实现战略自主。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欧盟机构和成员国政府应对疫情暴露出的缺陷为右翼民粹政党反对欧盟提供了新的口实。面临世界大变局,右翼民粹政党如何继续推动疑欧主义,面临怎样的制约,对欧盟未来走向及国际格局发展的影响如何?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关注。

陈甲立^[3]（2021）在《我国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国际社会一直有利用移民政策吸引外籍人才的传统,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便是其中之一。为“吸引、留住、用好”外籍人才,我国极有必要运用开放务实的移民政策来搭建吸引人才和发展人才的平台,构建相对完备的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便成为关键一步。2020年司法部适时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永居条例》,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国人才引进的门槛,展示中国在移民领域继续扩大开放、与时俱进的诚意和决心。但仍存在申请条件不够精细化、配套移民法技术手段存在缺位、移民融入现有机制脆弱等诸多不足,导致我国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法律体系尚有漏洞,存在执行的空白点。本文拟聚焦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深入研究该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评析最新公布的《永居条例》的进步与不足,并适当借鉴域外国家相关制度设计,提出我国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的完善路径,以符合该制度“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战略定位。文章除绪论外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深入研究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及《永居条例》出台的必要性。首先,对外国人与国际移民、永久居留与永久居留制度进行概念辨析。其次,阐明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的国际法理论基础,包括国家主权理论和人权保障理论。最后,论证此次《永居条例》出台的必要性,该征求意见稿是服务国家人才发展战略、推进移民法治体系现代化、参与全球移民治理新格局的需要。第二章客观评析《永居条例》的进步与问题。结合《永居条例》的具体规定,从永居外国人准入、移民法技术手段、永居外国人社会融入等主要方面展开论述。在准入环节,《永居条例》进一步拓宽了申请条件,但也凸显出立法“宜粗不宜细”的问题;在移民法技术手段中,《永居条例》初步引入定额审批和积分评估制度,表明这两项移民法技术手段已被纳入制度建设议程中,但仍需进一步具体建构。与此同时,相比于其他国家,我国在该条例中尚未提及职业清单制度、移民担保制度等综合性准入制度;在社会融入环节,《永居条例》进一步落实永居外国人在华资格待遇,但现有规定的移民融入机制仍表现出不可忽视的脆弱性。第三章归纳与借鉴域外主要国家的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从我国当前存在的制度问题出发,分析传统移民国家和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欧洲、亚洲国家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的特色与经验。在准入环节,从美国移民签证和日本永住签证的立法规定入手,总结当前移民申请类型及条件的共性。在移民法技术手段中,总结归纳主要国家的立法内容与实践特点。在社会融入环节,从两个主要角度展开分析,一是在移民融入的顶层设计上,主要国家表现出国家引导和多方资源相结合的特点;二是在移民融入的具体落实中,总结归纳主要国家保障永居外国人权利义务的举措。此外,鉴于移民管理的信息化、数据化已成为必然趋势,本文也总结归纳国外新兴的职业社交平台或人才机构与已建立的比较成熟的电子化、全过程的移民管理系统。第四章立足于我国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通过吸收与转化国际经验,提出改善路径。一方面,要完善我国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的立法内容,具体为精细化设计永居外国人申请条件、健全移民法技术手段、开拓移民融入路径。另一方面,要完善我国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的配套机制,具体为合理运用移民信息管理体系、加强外国人就业管理制度、深化与国际移民组织的合作机制。

汪晓波^[4]（2020）在《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研究》文中指出外来移民是困扰俄罗斯转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问题,受到俄罗斯政府乃至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世纪,受战争和社会动荡影响,俄罗斯人口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人口数量下降呈常态化趋势。面对人口危机形势,俄罗斯政府把外来移民作为化解人口危机,弥补人口减少,缓解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短缺的重要手段,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俄罗斯根据不同时期外来移民特点制定、出台和调整外来移民政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大致经历了调整时期、积极治理时期、发展新动向与再调整时期三个阶段。外来移民政策制定的目标是从人口危机现实出发,在严格遵守宪法、国际条约及其他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本着地缘政治和人口经济原则,更多地引进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族居民、国际高技术人才、投资移民和留学移民,制定外来移民管理措施,进行外来移民管理机制改革,促进外来移民社会融入,为外来移民的永久定居创造条件。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总体发展呈现良性互动,也带来多方位冲击。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总体发展良性互动体现在,外来移民弥补劳动力数量不足,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和灵活度,激发企业发展活力;推动俄罗斯政治进程、对外关系和公共外交的发展;为文化注入新活力,丰富俄罗斯多元文化。外来移民是把“双刃剑”,为俄罗斯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引发系列问题。外来移民滋生“影子经济”、冲击俄罗斯就业市场和外汇市场秩序;对俄罗斯合法性政治认同弱化、引发民族问题、“三股势力”威胁国家主权完整;加重社会公共卫生负担;给俄罗斯文化带来不利因素。基于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总体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多方位冲击,俄罗斯加大对外来移民政策的调整力度。经过博弈,俄罗斯摸索出适合国情发展的外来移民政策。总体来看,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思路更加清晰、移民规划更加完善、管理重点更加明确,外来移民治理取得良好成效。未来,在国内人口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加大外来移民的引进力度的总方向不会改变。在引进外来移民的类别上,俄罗斯以吸引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族居民、高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为主;打造软环境,促进外来移民一体化进程;根据国内外形势,对外来移民政策进行动态调整;分阶段、按步骤完善外来移民的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弥补外来移民的社会融入、信息采集、专项政策及非法移民治理的措施上存在诸多不足。最终实现其外来移民发展的战略构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来移民数量大幅度增加。外来移民中不乏有来自于发达国家的高技术移民。如何能使这类移民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是对我国外来移民政策的考验。我国现行的移民政策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如外来移民政策缺乏前瞻性,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对外来移民特别是对移民的准入和居留制度管理严格,操作性不强。这些弊端制约了高层次的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进入。研究其他国家外来移民政策的经验,为完善我国外来移民政策提供参考。俄罗斯作为世界第二大外来移民目的地国,外来移民结构具有特殊性。经过近30年的发展,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法律制度不断健全,管理水平大幅提升,外来移民的社会贡献率增加,但是社会舆论导向,信息统计体系、非法移民治理措施等措施有待完善。总结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正反经验,为我国外来移民政策的完善提供重要启示。

梁琦^[5]（2020）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私人治理困境与公共性再造 ——基于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基层治理实践的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国家税费改革之前,国家通过“三提五统”的资源提留方式向农村提取资源,并通过高度组织化的村级组织完成资源汲取,村级组织具有强制度性权威,村级组织代表国家的行政意志直接和村民打交道而具有较强的治理能力。2003年国家税费改革以后,国家从农业资源中汲取工业化建设资本转为向农村输送公共品资源,大量资源下乡,一方面,乡镇基层政府的收益基础发生了改变,由此也将其工作重心转移到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和资源,而不是关心村庄中的资源、公共事务和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基层政权走向“悬浮”。另一方面,村级自治组织的治权开始衰落,农村基层组织治理资源和动力不足,越来越多的村庄走向私人治理路径。在国家制度供给能力不足,村庄治权衰落的背景下,许多资源稀疏的一般农业型村庄,其村级组织的配置性权威丧失,村干部只能靠在村内“表面公平潜在的利益攫取”、“针对性的私人动员”、“拉关系、套近乎、讲感情”的私人协商方式抑或是“消极作为”、“不出事逻辑”、等私人治理逻辑来积累治理资源,另一方面,乡镇政府的管控也使得村级组织的自治能力没有培育起来,乡村共同体的利益连带关系发生改变,村级组织没有培育起治理能力,造成了动员困境、项目落地困境、公共性萎缩困境等问题,此外,村庄的公共生活与仪式活动并没有培育村庄公共性而仅构成村庄私人关系的聚合,这些因素在村庄内的合力就构造了该村的私人治理,应该看到该村的治理逻辑是一种“去权威生成机制”而无法生产出农村治理现代化所需的体系与能力。基于此,本文运用深描和比较的手法,运用丰富的经验材料分别从两个村庄的乡镇政府、村级组织、村民小组、普通村民、钉子户等不同村庄力量的行动逻辑、参与过程以及扮演角色来呈现同样为资源稀疏的农业型村庄,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不同的基层治理实践机制和结果,以及竹村在私人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治理困境、河村的制度公共性激活村级治理。具体来说,竹村村级私人治理逻辑主要存在着制度权威衰落困境、治理资源缺乏困境、村庄利益分化困境等,而河村主要动用了“制度动员、价值动员以及舆论动员”、“村—组—湾"三级治理架构”、“五议两公开”等再造公共性的规则,通过对两个村庄治理逻辑的对比,从而探讨私人治理对国家政权合法化的冲击、村级组织的治理困境、以及激活村庄治理公共性对基层治理的重要意义。基于大量的经验资料,本文通过对资源禀赋上相近但治理逻辑相异的两个村庄的比较分析来揭示私人治理的运用在基层治理中的困境,并试图通过针对性的动员逻辑再造村庄公共性,其目的主要有:其一、在治理资源和治理权威绝对衰落以及治责结果化导向下,私人治理治理过程中不仅大量耗散村庄资源增加治理成本并进一步压缩治理的空间,还割裂了村庄的完整性和村治主体之间的异化,最终导致了治理困境。其二、探讨如何发挥村民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促成国家资源与村庄真实需求对接从而再造村庄内生的公共性进行“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动员与激活村民主体化的民主协商机制;其三、探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框架和国家大量资源输入的背景下,占主体的农业类型村庄的治理能力以及治理体系建设如何能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其四、对再造村庄公共性的意义与对国家-农村社会-农民关系之间的探讨,并为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一点经验之谈。其五、结合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进行解读以期能成为有价值的参考。

王辉^[6]（2020）在《论述文本中态度资源的翻译 ——《跨国性社会问题》（第4至5章）翻译实践报告》文中提出本篇翻译实践报告是以论述文本《跨国性社会问题》第四至五章节为语料,对翻译过程中出现的翻译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进行归纳和总结。源语文本的语言具有论证清晰、逻辑紧密、用词正式、严谨客观的特点,作者在论述过程中也体现出对跨国移民问题相关的价值立场所持的态度立场。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准确再现出原文作者的态度,并兼顾原文的行文风格,成为本次翻译实践的难点。通过对源语中的态度资源（主要是词汇、短语）进行仔细标注、总结和分析,笔者以语言评价系统为框架,将原文出现的态度资源归结为显性态度和隐性态度两大类,在翻译过程中,笔者主要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采用词性转换、句式调整、引申、增译等翻译技巧对上述态度资源进行翻译处理。通过本篇翻译实践报告,笔者结合具体案例,为论述文本中态度资源的翻译总结出相应的翻译方法,以期为该类文本的翻译提供一定的参考。

张超^[7]（2020）在《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末以来,信息科技革命引起了人类大变革,全球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和交往上愈加普遍,全球化现象遂凸现出来。在全球化沛然不可阻挡的背景下,诸如民族国家、公民资格等理念面临着重新思考的必要。教育如何帮助公民应对全球化中出现的种种变化与挑战,成为教育领域最为迫切的研究问题之一。这就要求各国不但要坚持培养公民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认同感,而且要注重培养公民的全球意识和包容不同文化的胸怀,最终培养在全球化社会中具有竞争力的全球公民。在此背景下,国际组织实施全球公民教育计划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培养负责任的全球公民,这是全球化时代公民教育的新使命。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系之一,教师娴熟,设施完善,学生的表现接近国际评估的最高水平,研究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特别是自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以来,对我国学生教育具有借鉴意义。本研究基于三个渐进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本体论之思,即“是什么”的研究。本研究对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进行了描述性研究,界定了相关核心概念,分析了国内外关于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研究的热点和存在的问题,并重点对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设置、目标、内容、实施和评价等内容进行了研究。第二维度是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目的论之思,即“为什么”的研究。本研究对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进行了反思性研究,研究了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产生的背景和发展阶段,探讨了其产生的理论根源。第一,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历史演进。本文从政治学的角度,梳理了加拿大民族国家成立以来,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发展脉络。二是与全球公民教育相关的全球化理论、公民资格理论和共同体理论。本研究认为全球化是全球公民产生的直接动力,全球公民教育课程是教育全球化的最新发展形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其次,通过对公民资格理论的分析,从全球公民的演变、认同、权利、责任等方面阐述了全球公民教育的主要观点。第三个维度是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方法论之思,即“怎么样”的研究。本研究对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进行了评价性研究,梳理了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实施效果和特点,最后得出为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公民教育课程的启示。本研究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角度,创造性地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公民教育的关系。本研究的结果将有助于厘清全球认同问题及其在民族国家实施的可能性,有助于追踪、分析和科学研判全球公民教育,有利于拓展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课程研究的“全球视野”,丰富和充实我国公民教育课程理论的研究,探索全球公民教育课程在我国的“本土生长”。有利于探讨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中国融入世界提供教育智慧,消解狭隘的民族主义,预防极端暴力主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人类在共同利益、共同命运、共同责任上达成的广泛共识,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全球公民”不再是一个高山仰止的概念,而是一个可以通过坚持“理解、宽容、合作、共生”理念和全球公民教育来实现的目标。

王琨^[8]（2020）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对欧盟难民政策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欧债危机后,欧洲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停滞、福利收缩、高失业率、恐怖袭击等问题,多种因素激发了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的难民危机,给欧洲国家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难民危机的不断发酵进一步推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的上升。随着难民问题政治化程度不断加深,难民问题对欧洲国家的政党政治也产生了冲击,给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无论是传统的西欧大国还是新兴的中东欧小国,无论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还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欧洲多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率。在国家层面,有的政党成为最大反对党,有的政党成为联合执政党;在地区层面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很多新成立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甚至反超传统大党。在2019年5月的欧洲议会的选举中,右翼民粹主义力量保持崛起之势,并新成立了右翼党团。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不断壮大,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作用于国家和欧盟层面的政治决策的影响力增强。在难民问题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普遍持坚定的反难民立场,这种立场反映在国家层面则表现为对国家偏好的形成产生影响,主要通过成为执政党或反对党的路径影响国家决策,进而对欧盟决策产生影响;这种立场反映在欧盟层面则主要表现为在欧洲议会中右翼民粹主义党团、个人等对难民相关的草案、提案等产生影响。此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可以利用媒体、网站、演讲、集会等不断宣传思想,扩大影响力,间接对欧盟决策产生影响。从理论角度而言,自由政府间主义从国家偏好的形成、国家间博弈、国际制度的选择三个阶段解释欧盟政策的形成过程。这一理论在解释当下的欧盟难民政策形成过程中,依然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本篇论文在该理论的基础上,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当下欧洲影响力进行了分析,并对欧盟难民政策的影响路径和结果进行了补充。当下,欧盟作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组织,面临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包括金融危机、难民危机、制度危机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此背景下不断崛起,强调“民族国家”的概念,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深化。而在一体化方面,欧盟本身就面临着成员国之间在发展程度、经济模式、文化传统等方面差异的问题,欧盟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也给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性作用。

多恩^[9]（2019）在《俄罗斯接收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族的移民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移民行为是一种以经济为基础,与生产过程中政治文化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分配有关的社会行为。移民行为发生在俄罗斯,影响了劳动力资源和人口的重新分配。苏维埃时期,俄罗斯地区和前苏联共和国的移民的主要形式是外国劳工移民、教育移民、婚姻和家庭移民,主要方向是从西伯利亚、远东或苏联南部地区迁移到哈萨克斯坦荒地新工业区的城乡地区。苏联的解体导致大量难民被遣返,从前苏联中新独立出来的民族的人口流入俄罗斯。一方面,城市化和工业化加剧与技术的下降,这就加强了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求,城市中的大量农村人口失去农业基础,促进了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另一方面,俄罗斯城市和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差异很大,城市更具吸引力。近年来俄罗斯国内经济和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俄罗斯社会状况发生了逆转。这一背景为本国的移民进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许多俄罗斯人尤其是犹太人支持俄罗斯早期的独立移民政策,自然的解除了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关联。一些波罗的海甚至俄罗斯的高级专家,已经迫于无奈移居国外。这是这些专家为远离国家军事冲突和非法移民现象的体现。很多从国内逐步迁移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居民所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发达的经济水平,生活条件十分优越的俄罗斯中部是理想之地。俄罗斯人口水平虽然有所下降,但这也同时确保了本国人口与移民人口数量的均衡,减轻了本国的负担。这种流动性是移民本身所包含的重要因素。目前俄罗斯的移民情况非常复杂,难以监管。移民问题是俄罗斯政府和社区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在决策过程中,政策和制度将成为影响移民的关键因素。因此本论文将对俄罗斯接受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族的移民政策进行研究,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基础上,对俄罗斯接受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族的移民政策进行全面且具体的研究。本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从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方进行概述;第二章对本研究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了介绍;第三章为俄罗斯接收吉尔吉斯坦俄罗斯族的移民现状的分析;第四章为国外移民政策经验借鉴;第五章为俄罗斯接收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族移民政策的完善。本文通过对俄罗斯移民政策的改进与发展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从而推动移民政策的合法制定,实现全球资源的合理有效共享。

杨宏业^[10]（2019）在《边民跨境互动与自我意识建构研究 ——以南伞镇果敢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跨境互动是边境地区居民的重要生活方式,边民通过跨境互动实践能够获得更加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时也在与不同群体和国家制度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形成更加丰富的自我意识内涵。本文运用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居住在中国境内南伞镇的缅甸果敢人群体进行田野调查研究,从边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角度入手,分析果敢人在跨境互动过程中自我意识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他们如何运用自我意识维持其跨境互动状态。研究发现,以流动为主要形式的跨境互动行为增加了果敢人与群体内部以及与群体外界的互动频率,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果敢人不断自省并通过他者的反映认知自我,最终形成了群体的自我意识。同时,在自我意识的指导下,果敢人构建起了跨境互动网络,实现了在不同时期持续进行跨境流动的目标,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果敢人通过跨境互动的方式建构了本族群复杂多元的自我意识,并以此回应国家宏观结构等外部力量的影响。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果敢人作为国家边疆区域群体的主体性,是其进行主观能动性实践的表现。关注果敢人跨境互动行为和自我意识建构等边境社会事实,是为了聆听在国家架构下非主流性群体的声音,对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更加多元的思考。

二、在国家与移民之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国家与移民之间（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2）右翼民粹政党与英法德疑欧主义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私人治理困境与公共性再造 ——基于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基层治理实践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述文本中态度资源的翻译 ——《跨国性社会问题》（第4至5章）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7）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对欧盟难民政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9）俄罗斯接收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族的移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边民跨境互动与自我意识建构研究 ——以南伞镇果敢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在国家与移民之间（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2]右翼民粹政党与英法德疑欧主义演变[D]. 孙波.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我国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研究[D]. 陈甲立.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4]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研究[D]. 汪晓波. 吉林大学, 2020(08)
• [5]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私人治理困境与公共性再造 ——基于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基层治理实践的比较研究[D]. 梁琦. 华中农业大学, 2020(03)
• [6]论述文本中态度资源的翻译 ——《跨国性社会问题》（第4至5章）翻译实践报告[D]. 王辉.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0(08)
• [7]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研究[D]. 张超.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8]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对欧盟难民政策的影响[D]. 王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20(08)
• [9]俄罗斯接收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族的移民政策研究[D]. 多恩.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6)
• [10]边民跨境互动与自我意识建构研究 ——以南伞镇果敢人为例[D]. 杨宏业. 云南大学, 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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