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与日本文化生活

一、中国诗歌与日本文化生活（论文文献综述）

刘娜^[1]（2021）在《日本中世汉诗啓蒙教材考论》文中提出日本中世,由於受汉文化影响加深,啓蒙教育格外重视汉诗。汉诗啓蒙教材的编写也经历了从直接引进中国诗歌选本、诗评,到选编中国诗集,再到参照中国蒙学教材韵文形式自编,既展示了日本汉诗啓蒙教材産生和发展的过程,也体现出汉诗在日本中世的接受和流播状况。

唐思思^[2]（2021）在《艾米·洛威尔汉风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艾米·洛威尔（1874-1925）,美国意象派诗人、批评家,继庞德之后的意象派领袖。阅读洛威尔的诗歌不难发现,其部分诗歌有明显的仿中国诗痕迹,这些诗歌或体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典型特点或蕴含着中国哲学思想的深刻内蕴。洛威尔借中国古典诗歌的元素,突破自身文学的固有藩篱,将中国风格与欧美传统相融合,其汉风诗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旨在说明选题原因及意义,述评国内外研究现状,指出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首先对汉风诗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随后宏观介绍洛威尔汉风诗的相关情况,并详细梳理出洛威尔散碎在《浮世绘》（1919）、《松花笺》（1921）、《何时》（1925）、《传说集》（1921）、《东风集》（1926）五本诗集中的百余首汉风诗。第二章主要分析了艾米·洛威尔汉风诗创作的背景及成因,指出艾米·洛威尔汉风诗的成因是复杂多元的。中国文化西传和中美文化交流等历史文化渊源,是洛威尔创作汉风诗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等政治经济变化带来的精神、文化冲击是洛威尔创作汉风诗的精神动力。而20世纪初的美国新诗运动、汉诗译介热潮和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则是促使洛威尔创作汉风诗的直接动因。第三章总结概括了艾米·洛威尔汉风诗的创作特征,其特征可以归纳为错落有致之形、兼收并采之美、自然圆融之思。洛威尔汉风诗在形式上呈现出一句多行、多段落结构的特点,审美上体现出质朴含蓄、凝练明丽的美学特征,思想上体现出崇尚自然、追求和谐圆融的思想特征。第四章是关于艾米·洛威尔汉风诗的变异学分析,指出洛威尔的汉风诗相对于中国古典诗歌而言发生了变异,其汉风诗在用语习惯、语言风格、诗体格式、音韵节奏、中国题材,以及诗歌意象上,都在接受中国诗歌影响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改造,有着明显的变异性和创新性。结语部分旨在得出研究结论、指出其汉风诗的影响与价值、提出论文中存在的不足,并展望今后研究的发展方向。

雷雅杰^[3]（2021）在《日本平安文学对白居易的接受研究》文中提出唐诗作为中国文化的名片,在汉语国际推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李白、杜甫以及白居易作为唐代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相关的海内外研究均位列前三。在这些研究中笔者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即日本学者对白居易的研究成果远比李、杜二人相加起来都多。此外,在洛阳香山白园的石碑上更是题有:“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先生,您是日本文化的恩人,您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您对日本之贡献恩重如山,万古流芳,吾辈永志不忘。”的碑文。由此可见白居易对日本文化的重要性。因此,研究白居易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成为了唐代诗歌域外传播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平安时期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鼎盛阶段,其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制度、风俗、宗教、服饰、文学甚至是文字等均受到了中国的影响。白居易的诗歌在这一背景下传入日本并受到了日本各阶层的争相传诵。更是在日本文坛中形成了历经四百年经久不衰的“白居易现象”,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与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嵯峨天皇以及小野篁开始,到岛田忠臣以及菅原道真为主的平安韵文世界,再到后期以紫式部与清少纳言为代表的物语散文世界,这一时期的文学都有着对白居易诗文学习与借鉴的痕迹。因此,研究平安时期日本文学对白居易的接受情况,对中国诗歌海外推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文学域外传播的角度出发,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文学研究法以及跨学科研究法进行论述。第一部分着重阐述平安时期中日文化交流背景及白居易诗文得以在日本广泛传播的原因。第二部分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就平安时期日本文学对白诗的接受情况进行文本的对比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日本文学对白诗的接受,经历了一个从接受模仿到本土创新的过程。同时,在接受中也具有显着特点。在形式方面,学习白诗的七言律诗及长律进行创作。在内容方面,以借用白诗中的词汇、典故及意象为主。在题材方面,多接受白居易的闲适诗和感伤诗,通过对生活与自然的描摹来表现日本民族的“物哀”思想。第三部分则是通过平安文学对白居易的接受特点及其在日传播现状为汉语国际推广中的诗歌的推广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启示。

甘子鹤^[4]（2021）在《安倍内阁的东盟公共外交政策研究》文中认为东南亚地区作为日本长期经营和投资的重要地区,一直以来为日本的提供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如橡胶、木材、锡和石油等,也为日本生产了大量的轻工业品和低附加值产品,成为了日本企业对外投资第一大目的地,并且东盟国家控制的区域是日本重要的海上生命线。因此东盟国家在日本对外关系中始终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也是日本重点实施公共外交政策的对象。安倍上台时,日本不仅面临朝鲜导弹威胁、日俄北方领土争端、日韩竹（独）岛争端、中日钓鱼岛争端等地缘危机,还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福岛核危机、3.11大地震复兴、日本经济疲软等棘手状况,地缘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更坚定了持“新国家主义”立场的安倍晋三扩充日本自卫队、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决心。但是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政治话语权因为历史原因被限制,东亚国家也对安倍的举动十分戒备。为寻求突破,安倍晋三向东盟开展了以频繁的首脑外交为主的公共外交,同时在ODA援助、基础设施建设支援、法制建设支援和人文交流合作援助方面都给予了特别多的帮扶,同时日本积极向东盟国家宣传日本国家品牌形象,传播日本的价值观和社会流行文化,推动日语教育在东盟的发展普及,培养大批“知日派”和“亲日派”,为日本在东盟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打下稳固基础。日本还借助东京奥运会机会,开展体育公共外交,宣传福岛赈灾实际效果,推动日本旅游品牌宣传。安倍内阁对东盟开展公共外交的主要目的还是从日本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出发,通过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文化交流,构建共有价值观,为日本的迈向政治大国打造舆论优势,这是公共外交作为实现对外战略的一种手段所负有的使命。安倍想通过塑造日本“和平主义”国家的形象,争夺地区政治事务的主导权,并与有着“相同价值观”的东盟国家和民主盟国一同打造围堵中国的“价值观包围圈”。安倍内阁对东盟的公共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在日本的形象构建和东盟民众対日本的好感方面日本长期处于最受欢迎的位置,日语和日本文化也在东盟国家特别是越南和印尼十分盛行。不过这些成绩并不能掩盖东盟对于日本走向“新国家主义”道路的警惕和对日本未能好好反思历史的不满,而日本流行文化中的糟粕文化随着日本对东盟的文化传播影响到东盟的青年群体,引来东盟国家政府和民众的议论,使得日本的国家形象打了折扣。虽然日本对东盟的公共外交政策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日本的公共外交政策机制日益成熟,对我国的正在快速发展公共外交起到了有益的启示作用,日本在东南亚地区采取的公共外交活动取得的重大成绩,必须要引起重视。随着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往越来越深入,中国与日本对东盟的公共外交竞争也会变得越发明显。中国的公共外交水平随着中国的国家实力发展也要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但是中国目前并未建立一个完善的公共外交运作机制,也没有深入开发自身的软实力资源。因此,要学习日本的国家品牌营销手段,调整公共外交政策的针对性,调动华人华侨、海外有识之士、对华友好人士和各种官方驻外机构等公共外交资源,减少其中的官方性和正式性,充分发挥市场、智库、NGO甚至是普通民众的力量,运用现代传媒、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型传播方式,高效地发挥出中国公共外交的潜力。

梁晨^[5]（2021）在《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研究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包括对现有日本汉诗史书写的评述、日本汉诗经典构建观念的演变、日本汉诗发展的分期及动力的讨论。以江村北海《日本诗史》、菅谷军次郎《日本汉诗史》和肖瑞峰《日本汉诗发展史》三部现有的日本汉诗史书写为中心,本文首先从这些文本的概况和汉诗史观两个角度出发进行分析。而汉诗史观,具体又体现在汉诗史书写者选择日本汉诗经典的标准、对日本汉诗发展动力的认识上。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这三个文本在日本汉诗经典建构上的共同关注及模式。日本汉诗史书写是对日本汉诗传统的经典构建。而以上文本并不能反映日本汉诗人对本汉诗传统经典构建的观念史。于是,本文接下来以日本汉诗总集的编撰为中心,呈现出从王朝时代至江户时代日本汉诗人经典选择的观念变化。最后,整理了日本诗话中对本汉诗经典构建问题的关注,包括汉诗的成立、兴盛期和典范诗人。进入日本汉诗史的分期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现有日本汉诗史书写中的分期模式。然后观察了日本汉诗在日本汉文学史、日本文学史等多种文学史传统中的位置,认为应该重视五山汉诗在日本汉诗史中承上启下的地位;此外,在近代文学观念变化的背景下,明治时期发生的“诗”到“汉诗”的转变也是值得关注的。最后是对日本汉诗史发展动力的讨论。日本汉诗的诗体正变在现有日本汉诗史书写中有了清晰的阐释,对它的认识无法离开日本汉诗人对中诗歌传统的受容。而这种受容,又是日本汉诗作为变异体文学的重要特征。本文以雅俗之辨与声律正变两个诗学观念为中心,揭示日本汉诗发展过程中与作为参照系的中诗歌之间的张力,并将之视为日本汉诗的发展动力。最后,本文从训读、和文诗话和翻译三个角度,呈现日本汉诗发展动力的产生环境。

张挺玺^[6]（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单良^[7]（2020）在《威特·宾纳译作中的光谱主义情结——以《群玉山头》中白诗翻译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初,美国意象派诗人掀起了一股中国古诗热潮。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文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广泛,美国"光谱主义"诗人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1881—1968）与江亢虎合作完成了《群玉山头》（1929）的编译。本文以《群玉山头》中白居易诗歌的翻译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宾纳译文中体现的翻译理念以及运用的翻译技巧,探究其翻译中光谱主义的遗影。

李君^[8]（2020）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视域下日本五山汉诗创作研究 ——以绝海中津为中心》文中指出日本五山汉诗是中国诗学与禅宗双重文化交互影响下的产物。本文将在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视域下,以五山僧绝海中津为中心,对五山汉诗创作进行分析研究。第一章主要叙述了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视角下日本的佛教发展状况,这里分为五山前和五山时两个时段来论述。第一节论述了五山前日本佛教发展格局,第二节论述了五山时期日本以禅宗为主（主要是临济宗）的佛教格局,同时探讨了以僧侣为主体的佛教文化交流途径及影响,从而形成对五山汉诗创作佛教背景的认知。在第三节里论述了汉诗传入日本的情况和五山文学的形成,活跃的五山禅僧贡献卓着。第二章以五山文学双壁之一的绝海中津为中心,试图以绝海作为本文第三章五山汉诗创作研究的切入点。本章第一节梳理了其生平活动。在第二节以佛学角度分析了他在禅宗方面的思想及影响。在第三节从文学角度阐述了他的文学成就和文坛影响。在研究过程中不难发现绝海的禅宗活动与汉诗艺术往往相辅相融,汉诗不仅作为酬答赠别的交流工具,更成为禅法表达的新渠道,在这样的创作氛围下,五山禅僧的汉诗多体现出禅诗特色。第三章首先叙述了日本诗歌史中的五山汉诗概况,并论述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特征。在第二节中分析了五山汉诗对中国古典诗学的受容情况,并从诗语、题材、诗境及诗歌理论四个方面进行了阐发,从中不难体会出日本诗人的创作倾向。最后在第三节中研究了五山汉诗的禅诗特色,分为禅理诗和禅意诗两个部分。首先从禅理诗的角度分析阐释了现世之感、空性之悟、示诫教训这三个方面,以便感受禅理在五山汉诗中的渗透融合;之后从禅意诗的角度分析了“空”“幽”之境、禅寺意趣、禅居生活三个方面,以了解五山禅僧对禅趣的意境营造。通过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认识五山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发展情况,并深入了解五山汉诗这一颇具研究价值的域外汉诗成果,以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诗学与禅宗文化在日本汉诗创作中的受容情况和关联态势。

谭洁凡^[9]（2020）在《蒲风诗论研究》文中认为蒲风是中国现代大众化诗歌的创作者和研究者,他不仅致力于新诗的创作,还积极地探讨新诗理论,在诗歌创作论、诗歌批评论和诗歌史论等方面的理论阐述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蒲风开始研究大众化新诗理论时,文学大众化论争已经开始,虽然从目前所得的资料来看,他并未直接参与到大众化论争中,但他诗论中有关新诗形式的理论建构离不开文学大众化论争的影响。1934年,蒲风留学日本,留日期间,在鲁迅和郭沫若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左联”组织的活动,并接触了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作品。在《新诗与旧诗》一文中,蒲风引用日本学者杉见荣的《社会科学十二讲》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阐释经济基础对诗体变革的影响。除此之外,蒲风诗论还受普希金的影响,在《普式庚在中国》《普式庚在歌唱着》等文章中,他多次赞扬普希金鼓励诗人使用民众语言写作的做法,并把普希金作品中传达出的“自由”“热与力”等观念运用到诗歌批评中。作为中国诗歌会的发起者,蒲风坚持用新诗理论指导新诗创作,结合《抗战诗歌讲话》中收录的文章,可以将其诗歌创作论分为如下三方面:一、诗歌新形式的建立,蒲风主要从“内容与形式的调和”、新旧形式的利用以及民众语言的使用三个层面进行了研究;二、抒情诗的独特性,蒲风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方面,他认为叙事和抒情并不是对立的,两者虽各有侧重,但也常常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为增强诗歌中抗战建国的民族共通情感的表现力,蒲风主张在写作中要使用“自然”的“技巧”加以谐和的音调;三、对诗歌中典型人物的塑造,蒲风认为为避免新诗出现形式化、符号化等问题,诗人在创作时不仅要塑造典型人物,还要对典型人物进行个性化写作。除了对诗歌创作进行研究,蒲风还积极地探索诗歌批评理论,并将理论用于诗歌批评实践。在《关于文艺批评》和《漫谈诗歌批评》等文章中,蒲风提出批评能够弘扬“民主精神”和指导现实,他还认为“批评可以开导文艺创作”。在诗歌批评的原则上,蒲风说:“伟大的批评家见解应建筑在历史主义与辨证法的原则上来估计文学现象。”并把历史主义原则和辩证法原则运用于诗歌批评中。同时,他还主张用整体性原则进行诗歌批评,即从作家的整个写作过程和创作经验上点评作品。从蒲风的作品论和作家论中可以看出,在诗歌的批评方法上,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和社会学批评法。蒲风的诗歌史论主要收录在《现代中国诗坛》一书中,他以“史”的角度,论述了中国诗歌的起源、诗体的发展和“诗界革命”对新诗产生的影响,并以分期的方式总结了“五四”至1937年中国诗坛的发展。蒲风认为诗歌起源于劳动,到了唐朝“中国诗歌体裁都完成了”,词、曲是诗的衍生。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西学的传入,旧诗不再适应社会发展,便产生了新诗的萌芽。结合“诗界革命”发生的时间和诗坛发展的趋势,蒲风将“诗界革命”称为“新诗运动的急先锋”。在《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的鸟瞰》一文中,蒲风不但对中国诗歌大众化的发展进行了梳理,还对不同的诗歌流派和诗人进行了具体的研究,他对中国现代诗坛的梳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理论价值。

邢琪^[10]（2020）在《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民国时期典型的现代都市,青岛的现代转型一向是极具研究价值的论题。自1898年德占胶澳始,青岛从僻处海隅的蕞尔渔村逐渐发展成现代大都市。经济、交通、文化、教育与公共卫生等各方面建设的现代化推进,使青岛成为山东省内甚至国内重要的经济与贸易中心,一跃成为远负盛名的国际大都市。与青岛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相适应,中国文学亦处于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中,呈现出相当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形成独具特色的青岛文学生态。以逊清遗民群体和大学教授作家群为代表的外来文人,与青岛本地文艺界,共同组成了晚清民国时期青岛的文学生态。学界往往专注于外来的新文学作家的活动与影响,反而忽视了本地文学生态的价值与意义。在现代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本地文人作家与儿童创作者亦充当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成长与蜕变创造了独具青岛特色的文学与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证明上述结论,本文分为以下四章分别阐述:第二章聚焦于逊清遗民在青岛的各项活动,试图阐述逊清遗民对青岛文学生态的构建的重要作用。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与中华民国的建立,青岛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与德人庇护等有利条件,吸引逊清遗老前往寓居,如劳乃宣、刘廷琛、周馥和王垿等。在西方文化与古典文化的碰撞下,前清遗臣在去向的抉择上出现分歧。部分遗民致力于恢复清室,使青岛成为政治复辟活动的中心;置身于深受西方思想与文化影响的现代化都市,部分遗老选择从事中西交流的文化活动,在促进儒学经典的海外传播的同时,亦开启了思想的开化;部分寓公或将青岛作为“中转站”,出仕中华民国政府,或隐居海滨,不问世事。第三章综合分析由教授作家群的文学教育与文艺创作活动,和学生文艺活动两部分共同构成的青岛大学文学生态。1930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后,杨振声任校长,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继任校长。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吴伯箫、老舍和洪深等文人作家,先后前往青岛任教。两任作家校长的现代教育理念,与“新月派”教授作家群的新文学创作与教育活动,推动了校园内学生文艺活动的蓬勃发展。学生们的文艺社团活动,与教授作家一并构成了大学校园内的文学生态,活跃了青岛本地的文艺气氛,为青岛文学生态的建构贡献了力量。第四章试图呈现以报纸文艺副刊与刊物为载体的青岛本地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与文艺副刊的编辑活动。学界研究一向关注于国立青岛/山东大学的教授作家群的文艺创作,却忽视了本地文人对青岛文艺发展的意义与作用。在大学校园之外,青岛本地文人是如何通过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编辑文艺副刊等来建构青岛本土文艺界,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论题。作为本地市民文学的载体,文艺副刊与文学刊物,见证了本地文人的成长,是青岛城市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章专注于考察集中为儿童发声的青岛本地儿童文学副刊与独具青岛特色的儿童文学的萌孽。20世纪30年代,《小朋友》和《儿童乐园》,是青岛各文艺副刊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两个刊物,专以刊登儿童的文学作品为主,辅以成人的儿童文学创作与外国着名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两个副刊尤其重视儿童话语的表达,成为儿童充分表达自我的重要场域。儿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民国时期青岛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创作的繁荣与儿童话语受到社会成人重视,离不开青岛市政府对儿童的重视,对初等教育推动,与社会慈幼事业的进步。

二、中国诗歌与日本文化生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诗歌与日本文化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中世汉诗啓蒙教材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2）艾米·洛威尔汉风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日本平安文学对白居易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安倍内阁的东盟公共外交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威特·宾纳译作中的光谱主义情结——以《群玉山头》中白诗翻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中日佛教文化交流视域下日本五山汉诗创作研究 ——以绝海中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9）蒲风诗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诗歌与日本文化生活（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中世汉诗啓蒙教材考论[J]. 刘娜. 历史文献研究, 2021(01)
• [2]艾米·洛威尔汉风诗研究[D]. 唐思思.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1)
• [3]日本平安文学对白居易的接受研究[D]. 雷雅杰. 山西大学, 2021
• [4]安倍内阁的东盟公共外交政策研究[D]. 甘子鹤.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5]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D]. 梁晨.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6]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7]威特·宾纳译作中的光谱主义情结——以《群玉山头》中白诗翻译为例[A]. 单良.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第十三届研究生学术研讨会、第三届外国语言文学博士论坛论文集, 2020
• [8]中日佛教文化交流视域下日本五山汉诗创作研究 ——以绝海中津为中心[D]. 李君. 山西大学, 2020(12)
• [9]蒲风诗论研究[D]. 谭洁凡. 济南大学, 2020(01)
• [10]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D]. 邢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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