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元帝永光年间宗祠礼制改革研究

一、西汉元帝永光年间皇帝宗庙礼制改革考论（论文文献综述）

李玲玲^[1]（2021）在《西汉元、成时期的政治文化变迁与文学风貌》文中研究表明元帝、成帝时期是西汉政权由盛而衰的转折期。这段时期一方面皇帝平庸、宦官外戚专权,导致政治昏暗;另一方面,经学进入极盛时代,儒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积极将政治理想付诸实践。复杂的社会环境投射于文学,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内容和风格上都呈现出新的风貌。此时期阴阳灾异说盛行,元帝、成帝因灾异而发的“罪己诏”明显增多,罪己诏具有缓和天人关系、调合阶级矛盾的功能,同时在“罪责”承担的反复宣告中,确立了皇帝的合法化君主身份。臣属的奏疏更着重于理想政治模式的构建,以灾异谴告作为工具,表达政治诉求。以宗庙和郊祀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将礼治作为社会改革和实践的重点,试图建立更合“礼”的、“纯任德教”的社会制度,此阶段的奏疏极具批判讽谏精神和挽救衰世的执着。“致太平”的使命感和对天命的关注,形成“周公辅成王”和“禅让”两大主题。两个主题的影响相互叠加,推动了莽新代汉的进程。此阶段,经学的发展对四言诗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焦氏易林》以诗体的形式解《易》,是此时期经典文化与世俗文化结合的典型。韦氏家族和《鲁诗》韦氏学发展中的相互促进,展示了元、成时期经学背景下儒生学术背景、仕途发展和家族实力扩大之间的互动。随着盛极一时的武帝时代的结束,与帝国气象同步发展起来的汉大赋显示出了与社会的不适应性,汉赋已形成的铺张扬厉之美无法适应社会新的审美要求,“炫耀才智”的发展倾向也无法实现时人以赋参与政治活动的功能期待,汉赋创作陷入低潮。西汉后期颂、箴、铭等文体的发展,虽然在文体学史上尚处于边界不十分明晰的早期阶段,但是创作中也表现出了对各自功能的不同追求,逐步走向“异用”,为东汉时期相关文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主持的大规模典籍整理工作,是对西汉以来学术系统的一次全面梳理,也对文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确立了“崇经”的评价标准,和子书的写定本,为后世着述的创作和整理提供了示范。在诸子的分类中,小说家有明显的特殊性,对小说文体的来源、特征、语言风格、社会评价等都具有长远影响。作为刘向子书的创作实践,《列女传》以经义为标准,服务现实政治和社会教化,成为了解汉代子书创作情况的重要媒介。另外,作家与作品的对应关系的确立,反映了此阶段文学观念的发展新变化。

牛敬飞^[2]（2021）在《两汉魏晋庙数刍议——从西晋“太祖虚位”谈起》文中提出西汉韦玄成、刘歆所主天子庙数皆有一定的开放性。与韦氏之学类似,郑玄既主张以四亲庙为基础的五庙常制,也以周制天子七庙为理想;承袭刘氏之学,王肃既主张以六亲庙为基础的七庙常制,也认为王者可不拘七庙。由郑、王二学皆可产生"太祖虚位"现象。汉元帝利用四亲庙理念塑造出七庙之制,这提示研究者要注意皇权对"天子七庙"理想之追求。

张滢^[3]（2020）在《齐鲁士人与元成时代》文中认为元成时代是西汉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在士人群体中占有较大比重的齐鲁士人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通过分析“诸家辨易”“礼制改革”和“陈汤矫制杀郅支”,来揭示齐鲁士人与元成时代的关系。诸家辨易是尊崇儒经的汉元帝举办一场关于易学的学术辩论。笔者通过对比属于不同师承的五鹿充宗与齐鲁士人朱云在诸家辨易上表现,对齐鲁士人朱云的精神气节及其对汉易发展所作的贡献进行研究。元成时代的礼制改革是汉代礼制发展的重要内容。笔者将元成时代的“礼制改革”分为宗庙制度改革和郊祀制度改革进行论述。按照宗庙制度改革的发展,笔者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论述。第一个阶段是从齐鲁士人贡禹提出的“罢毁郡庙”和“定迭毁之礼”的主张入手,结合史料对宗庙制度改革的背景和原因进行研究,探讨宗庙制度改革的必然性。第二个阶段主要通过对“天子七庙”和“天子五庙”的探讨,分析齐鲁士人韦玄成如何在贡禹的理论基础上,参考汉元帝和大臣的建议对宗庙制度进行不断调整,最终确立的宗庙制度。第三个阶段主要通过分析齐鲁士人匡衡的言论,研究其如何巩固韦玄成所提出的宗庙制度。对于汉成帝时期郊祀制度改革的论述,笔者立足于齐鲁士人匡衡提出的“南北郊制度”,重点研究匡衡如何构建新的郊祀制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除此之外,从“罢毁淫祠”去研究齐鲁士人如何在祭祀体系上面规范汉代的国家祭祀。最后,通过分析“陈汤矫制杀郅支”事件,结合匈奴内部形势来研究齐鲁士人陈汤对当时汉匈关系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通过研究发现,齐鲁士人朱云不仅不畏权势,还促进了汉易的发展。齐鲁士人贡禹、韦玄成和匡衡将经学运用到礼制改革之中,不仅是齐鲁士人学以致用的表现,更主要的是突出了他们对现实的关怀。除了文化和礼制改革之外,陈汤作为一个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齐鲁士人选择以矫制的方式除掉杀害汉朝使者谷吉的匈奴首领郅支单于。这件事既表现了齐鲁士人陈汤的深谋远虑,也为后来汉匈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齐鲁士人在文化、礼制和对外关系方面所作的贡献共同推动了元成时代的发展。

王攀攀^[4]（2020）在《东汉宗庙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身处宗庙建筑及相关宗庙祭祀活动已逐渐淡出日常视线的新时代,藉由文献记载或考古发现回溯中国古代宗庙制度,难免隔膜。隔膜最甚之处并非不能理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字面涵义,却很难真正对宗庙在整个古代社会的地位、功用及其变化感同身受,更不用说能够对其给予正当评介。对于倚恃科技谋求发展而并非依仗从宗庙祈福来寻求荫庇的当代人而言,有必要对中国古代,尤其是古代帝王的祖先宗庙给予相应的重视和解读,而本论文则聚焦于东汉时期的宗庙问题。东汉是中国古代宗庙制度的发展演变期,上承西汉七庙制度,下启魏晋“同堂异室”的宗庙建筑格局。宗庙在东汉一朝几经变化,两汉之际,各割据政权为标榜自身政权的正统性争相奉祀西汉宗庙;光武帝刘秀在帝都洛阳建立高庙,采用合祭的方式祭祀西汉诸帝王神主,以此标榜自身政权的正统地位,而为生身祖、父建立的四亲庙,却因张纯等人以违背周礼为由惨遭废黜,此举消减了光武帝建设和祭祀宗庙的热情,刘秀晚年为防外戚专权,为太子刘庄的顺利嗣位立本而实施“迁吕进薄”,以薄太后取代吕后配食高祖刘邦。总之,光武帝时期的宗庙问题与东汉从开国转向建国的政治需求密切相关;明章和时期形成了“同堂异室”宗庙形制,宗庙毁庙制度废而不行;安顺之后,宗庙祭祀渐趋衰微,在国家祭祀中的地位逐渐被陵寝祭祀取代,而陵寝祭祀日盛,以至于献帝时期试图通过实施宗庙迭毁,复古七庙制来延长东汉王朝的寿命,但这种王朝末年的自我挽救意识在大命将泛的时局下已然无济于事。不可否认的是,东汉宗庙对后代宗庙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宗庙制度在东汉不同历史时段所表现出的差异,表面上看是礼制问题,实则与东汉不同历史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礼教乃至皇帝的身份等都密切相关,也反映着整个东汉王朝政治形势的变革。东汉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是统一的中央政权向地方割据势力的不断分化,而东汉宗庙的建制也由依靠奉祀高庙,标榜正统,聚拢民心不断向以外藩嗣位的君王各欲褒崇私家的离心倾向转移,宗庙的政治功能随着东汉政权的逐渐消亡而渐次弱化。

张帅^[5]（2019）在《两晋南北朝皇族宗法形态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是针对两晋南北朝皇族的一项研究,旨在分析其内部的宗法关系、宗庙所具有的正统意义、大小宗争执引发的政治动荡、皇权在权源和继承上相统一何以重要、少数族以中原宗法重构宗族秩序等一系列问题,并试图通过观察此段历史过程,勾勒出宗法形态的变迁轨迹。简言之,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皇族,研究视角是宗法礼制。宗法是商周古制,春秋礼崩乐坏,至战国宗法也不复具备完整的制度构造,散附于宗庙、封爵、服制等体系,但依然对家国产生着影响。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法发展出新的形态,其影响所及,见于皇族和政治的诸多方面。两晋南北朝的历史,既有破坏,也有重构。它破坏的,是秦皇、汉武所建立的皇权独尊的政治传统,以及儒学独尊的文化传统。在激烈的动荡中,“再造区夏”成为历史所赋予的命题,凡此三百余年间史事,皆可视为对此命题的回答。在士人的眼中,上古三代才是理想社会,所以世家大族主导的重构运动,不再向秦汉回归,而是向古制取法。政治文化上的这一历史动态,在魏武时已露端倪,西晋司马氏建国便更显然,宗法正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作为礼制的宗法,其根本用意,欲在亲亲的宗族中更立尊尊之义,从而嫡庶有间,大小有别,长幼有序,继承有法。宗法之制,以嫡长子继承为前提,以服制为裁断,以宗庙为映射。两晋南北朝皇族宗法形态,宗庙和宗族构成一体两面,始终在互动与调试。西晋庙制建立初期,存在着太祖虚位的问题,延至武帝中期方才确定,而定太祖实际上就是定大宗,晋武帝鉴于曹魏的历史教训,扩大了封王范围,超出了大宗一系的限定,庙制中太祖缺位的根源正在于此。晋武帝咸宁元年为防范即将出现的政治危机,一改前期缓和的宗室政策,迅速确定了文帝司马昭的太祖地位,试图以此杜绝宗室对皇权的威胁。东晋元帝以小宗入继承统,在礼法上需要解决上承宗统和下奉旧国的问题,太祖虚位的特殊庙制和琅邪王复杂的转封由此产生。为保障皇权在大宗一系传承,东晋诸帝在确定储君后便封至亲为琅邪王,试图降低其宗法地位,以避免争斗。宋武帝以寒人登皇极,为扩大统治基础,采取了重用宗亲的方式。另一面又通过政治上的安排区分出亲疏差等,长沙、临川两支便在排抑之列。此意图也见于庙制中的安排,他沿用两晋“太祖虚位”的制度模式,暂不置宗庙核心,只按世系排列,以与旁支宗亲的政治地位相呼应。刘宋宗室互相残杀,其根源实在武帝,庙制是宗法的象征,太祖位不立,权源便无从统一,默认的嫡长子继承制也就难以获得制度保障,其混乱便在所难免。萧梁所遇到的问题与此类似,梁武帝为防范前朝之祸,采用早定庙序的制度方式和敦睦宗室的儒家式教化手段,但却忽视了继统之礼,废嫡立长导致宗室内在的撕裂,侯景之祸所以能造成颠覆性后果,与此密切相关。北魏以少数族入主中原,宗法化是汉化的题中之意,孝文帝的一系列举动,是在先祖基础上的进一步推进,太祖位升降、改王爵之制、定皇族服属,宗法形态的结构性于此明确地显现出来。本文前五章以当时皇族中的主要问题为纲,宗庙、封王、服属等穿插其中,第六章则通贯论及宗族官、诸侯庙、庶妃庙变迁,横竖交错,以明皇族宗法之动态。

程韵蕾^[6]（2019）在《西汉奏议引《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奏议是中国古代文学散文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奏议更是屡屡为人称道。而引《诗》入文也是我国古代散文创作的常见现象,肇始先秦,在西汉几近最盛。西汉帝王诏令、臣子奏议皆频频出现《诗》中章句,奏议尤甚。因此,本文在第一章概述奏议存录和《诗》学发展的基础上,将西汉划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立足于西汉奏议对《诗经》的引用,逐一分析具体的奏议语境之中对于《诗经》的引用情况,并且根据奏议议论主题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整理,能够看出三个阶段引《诗》奏议的主题演变情况,亦分析三个阶段的引《诗》特征。第二章主要研究西汉前期奏议引用《诗经》的情况。从高祖到景帝历时六十六年,是西汉社会政治的上升时期,治理策略上的“饥饿”刺激了奏议文的创作。总结秦朝的亡国经验与为新王朝施政建言献策成为了此期臣子上疏的主要内容。但是由于西汉初年的“布衣将相之局”和黄老思想的流行,奏议引《诗》用《诗》的现象并不广泛,不论是作者身份还是议论内容上,都呈现出“少而集中”的特点。第三章主要研究西汉中期奏议引用《诗经》的情况。“内改制度,朝廷多事”,这样的大环境下,大臣、文士或发表政见,或上书自荐,奏议纷纷涌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前期被冷落的状态里挣脱出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因此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相应地,以《诗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在奏议中发挥其实用性,因为武帝虽将儒学立为官方学说,但“非真知儒术之人”,晚年更是轻信谗言,所以此期引用《诗经》的奏议多从如何当一个明君和知人避谗两个方面讨论。昭宣之交,如何面对昌邑王的荒唐无道成为重要的议题,汉宣帝在位期间引用《诗经》的奏议则多是针对具体的行政事务。相对于西汉前期,西汉中期奏议引用《诗经》的数量有所增加,引《诗》奏议作者的政治身份更加多样化,奏议引用《诗经》时也出现了套语化的趋势。第四章主要研究西汉后期奏议引用《诗经》的情况。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几个方面的原因,西汉后期进入了政治衰退期。元帝爱儒,在系列政策的推动下,儒学在西汉后期一家独尊。由于官员结构之中的儒生比例大幅度上涨和帝王的喜好影响,这个时期出现了几位大量引用《诗经》的代表性奏议作者:匡衡、刘向和谷永。匡衡引《诗》奏议纡徐舒缓,极少当面直谏讽刺,更多地是层层引导;刘向以引用《诗经》演说阴阳作为攻讦政敌的武器;谷永内容上对政治问题有选择性反映,体现了他的政治立场,形式上则延续了中期套语化的趋势。与此同时,谶纬之风兴起,臣子的奏疏多援引经义,演说灾异,谈论民生,以谏国君。这个时期奏议引用《诗经》的数量剧增,呈现出重灾异而轻祥瑞、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这几个特征。另外,在言说政治的引《诗》奏议里,引《诗》目的不再只是单纯地陈说政治观点,翼奉为代表的《齐诗》门人奏议开始在演说灾异的同时向帝王表述自己学派的学说。第五章研究西汉时期奏议与《诗经》之间的双向互动。一方面奏议文体对于《诗经》的引用是一种政治化的接受,代表《诗经》在西汉时期政治地位和政治作用的变化,政治风向的变化势必潜移默化影响到《诗》学阐释的趋向,奏议引用《诗经》在《诗》学阐释政治化的演变过程中起到了实践上的推动作用,表现出政治化先验之下的意义多向性特征,也直接影响了《诗经》的谶纬化阐释。另外一方面,随着儒学思想在士人群体占据主流,《诗经》引用数量的增多,以《诗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反过来影响奏议风格的变化,在西汉奏议文风格从疏直激切到厚重醇雅,从直谏到讽谏的变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叶铸漩^[7]（2019）在《制度史下的西汉《诗经》学考论》文中研究指明在历代《诗经》学的研究中,“《诗经》学”的研究对象一直以来都是以与《诗经》相关的具体现象呈现於世的。因此,人们对於《诗经》学的考察,就自然地落实於对这些具体的“《诗经》学现象”探究的任务中了。所谓“《诗经》学现象”,是後世对《诗经》在具体历史时代中遭受作为後所呈现出的状态及其周边的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总结,其内容则更多地呈现为与《诗经》相关的历史事件及文献着述。而对於西汉“《诗经》学现象”的研究,以现有文献来看,自後汉时代就已经开始,至今已有近二千年的历史了。从历代学者们对西汉“《诗经》学现象”探究的遗着中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其所涉及的视角涵盖了语言文字、义理、历史考辨、思想文化等多个维度。然而,从微观层面来看,这些成果对於与“《诗经》学现象”的发生有着密切联系的“社会制度”的维度却鲜有涉及。大量的史实表明,西汉“《诗经》学”所发生的诸种现象（历史事件及文献着述）,在现实中不可否认地与当时的诸种“制度”之间是有着紧密关联的。这一西汉“《诗经》学现象”与当时制度之间的现实关系就成为本文立论的基础。而对这一立论基础的处理,本文按照这一关系中自然发生的历史顺序,采取:从西汉社会的具体制度入手,进而考察人们因这些制度所自然发生的潜在认知及行为,并最终据此得出某种“《诗经》学现象”发生的事实。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制度史现实——理念/认识——《诗经》学现象”的顺序。这一顺序可以更为清晰且客观地将西汉某些“《诗经》学现象”与当时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历史发展的自然路径呈现出来,并使从“制度史”角度出发去观照某些西汉“《诗经》学现象”变得更为真实和可行。因此,“制度史现实——理念/认识——《诗经》学现象”的顺序也就成为本文各章得以展开的基本理路。文章以“‘制度’的内容与择取”为首章,首先对作为论述基础的“制度”内容做出传统的界定和归类并确定与本文相关涉的西汉制度类型。在此基础上,文章分为“职官制度与西汉《诗经》学”、“选举制度与西汉《诗经》学”及“《礼制》与西汉《诗经》学”三章,对“职官制度”、“选举制度”和“礼制”三种与《诗经》学现象具有“主要矛盾”关系的制度於西汉《诗经》学现象的影响方式分别给予了考察。根据“制度史现实——理念/认识——《诗经》学现象”顺序,本文从第二章开始又在各章内作了细分。第二章“职官制度与西汉《诗经》学”中,“西汉官制大略”、“职官价值的现实表现”两个部分,明确了当时人们对於职官权力的认知以及“儒学职官”们的心态,而这在时人及以《诗》得官者对《诗经》的作为中则催生了“《诗经》的立官与今古文”及“政治生活中的涉《诗》行为”二种现实,这在“《诗经》立官与今古文分争”、“政治生活中的涉《诗》”两节中有着详细的论述;而第三章“选举制度与西汉《诗经》学”则以“西汉选举制度论略”为载体对时人因选举制度而形成的“如何才能当官”的认知予以发明。由此关涉《诗经》,则“传承”与“师法裙带”两种方式（《诗经》学现象）在现实中保证了人们有效的“成为官员”及“维系职权”,这在“《诗经》的传承”与“师法的裙带”两节中是有详细论述的;至於第四章“礼制与西汉《诗经》学”,依然从“制度史”史实出发,以“‘礼’的参政——从叔孙通‘起朝仪’谈起”、“西汉礼制的实践”、“礼制实践的社会效用”三节考察了西汉礼制的实况并对人们由此而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尊卑秩序理念予以明确。这种理念反映在人们对《诗经》的作为中则突出地表现为“《诗经》的训诂”及“《诗》序的书写与编排”两个方面,因此第四节“尊卑秩序理念下的《诗经》释读”则对这两个方面给予详细的考察。而《诗经》训诂成果的渐趋成型使得这些成果又进入时人的生活并对现实人生乃至治国理政形成深刻的影响,对此详述的则是第五节“《诗》义释读的现实‘返照’”。全文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之间呈现出并列的关系,第一章外的每一章之内严格地按照“制度史现实——理念/认识——《诗经》学现象”的顺序展开,以求客观地获得“西汉制度”影响当时某些“《诗经》学现象”形成的方式。综合诸章的结论,可以发现,与《诗经》相关的不同制度在现实中是通过对制度中时人认知的深刻影响,在人们以这种认知对《诗经》的现实作为中形成了不同的“《诗经》学现象”,这也是本文对西汉某些《诗经》学现象从“制度史”角度考察所得出的结论。

王威^[8]（2019）在《浅论西汉郡国庙的兴废:以现实政治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郡国宗庙是西汉特有的产物,从高帝设立太上皇庙开始,到元帝罢郡国宗庙为止,延续了150多年。循着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关系这条线索,整个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郡国庙的建立、对郡国庙合理性的质疑、郡国庙的废弃。郡国庙的废立无疑是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息息相关的,这一礼制问题的背后,是现实政治活动的身影。

李文才^[9]（2018）在《汉元帝“罢祖宗庙在郡国者”及“诸陵分属三辅”事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永光四年（前40）十月,罢废地方郡国所置宗庙,并将皇陵分属三辅。与此同时,置"初陵",并下诏初陵勿置县邑;诏书下发不久,又下令罢废前代帝王为其父母所置"守冢"陵邑。其事载诸《汉书·元帝纪》,略云:冬十月乙丑,罢祖宗庙在郡国者。诸陵分属三辅。（师古曰:先是诸陵总属太常,今各依其地界属三辅。）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服虔曰:元帝初置陵,未有名也,故曰初。）诏曰:"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诗》不云虖?‘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又罢先后父母奉邑。（应劭曰:先后为其父母置邑守冢,以奉祭祀,既已久远,又非典制,故罢之。）（1）

柯必灿^[10]（2018）在《祭祀视阈下的西汉中央与王国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西汉中央与王国祭祀关系的变迁,不仅是两者关系变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深入理解西汉国家祭祀构建过程的窗口,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削弱王国实力、强化中央集权是西汉中央与王国关系变迁的总体趋势。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央通过职官改革,将王国“太祝”更名为“祠祀”,并以郡国庙制度的变更为工具,对祭祀关系进行调整,逐渐削夺王国的祭祀权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王国在与中央的祭祀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当诸侯王身份变化、入主中央时,原有的王国祭祀亦可藉由皇权意志和政治运作,对中央既定祭祀制度产生冲击。本文分别从祭祀职官变迁、郡国庙兴废、宗庙改革过程三种角度,考察中央与王国祭祀关系的变化。笔者以为,“太祝”与“祠祀”实为两种不同官职,职掌、地位有所差异,在“削藩”背景下,中央对王国祭祀职事人员设置的改革,其实质是限制与削弱王国祭祀权力。此外,在中央与王国实力消长过程中,围绕郡国庙的存废,有着复杂的现实因素与利益纠葛。郡国庙是各方利益博弈的政治舞台,也是中央调整与王国关系的柔性手段。哀帝时,中央与王国祭祀关系的变迁终至尾声,哀帝为定陶恭王在京师立恭皇庙,是中央与王国关系中的一个特例。在人情与礼法的纠葛中,诸侯王入祭国家宗庙,对既定的国家宗庙制度产生了冲击及影响。

二、西汉元帝永光年间皇帝宗庙礼制改革考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汉元帝永光年间皇帝宗庙礼制改革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1）西汉元、成时期的政治文化变迁与文学风貌（论文提纲范文）

（3）齐鲁士人与元成时代（论文提纲范文）

（4）东汉宗庙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两晋南北朝皇族宗法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西汉奏议引《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制度史下的西汉《诗经》学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8）浅论西汉郡国庙的兴废:以现实政治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10）祭祀视阈下的西汉中央与王国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西汉元帝永光年间皇帝宗庙礼制改革考论（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汉元、成时期的政治文化变迁与文学风貌[D]. 李玲玲. 河北师范大学, 2021
• [2]两汉魏晋庙数刍议——从西晋“太祖虚位”谈起[J]. 牛敬飞. 孔子研究, 2021(01)
• [3]齐鲁士人与元成时代[D]. 张滢.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4]东汉宗庙问题研究[D]. 王攀攀.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5]两晋南北朝皇族宗法形态研究[D]. 张帅. 山西大学, 2019(01)
• [6]西汉奏议引《诗》研究[D]. 程韵蕾. 广西大学, 2019(01)
• [7]制度史下的西汉《诗经》学考论[D]. 叶铸漩. 武汉大学, 2019(06)
• [8]浅论西汉郡国庙的兴废:以现实政治为中心的考察[J]. 王威.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1)
• [9]汉元帝“罢祖宗庙在郡国者”及“诸陵分属三辅”事说[J]. 李文才. 陕西历史博物馆论丛, 2018(00)
• [10]祭祀视阈下的西汉中央与王国关系研究[D]. 柯必灿. 厦门大学, 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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