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立三:一位被开四次追悼会的人（论文文献综述）
范伟[1]（2019）在《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第一份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办刊近4年半,历经了土地革命后期和全面抗战初期。《新中华报》前身是长征后复刊的《红色中华》陕北版,后囿于条件维艰而停刊并入《解放日报》,在中共党报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华报》充分发挥中共党报的宣传媒介和政治武器职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抗战动员工作。它不仅全面宣传了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组织、鼓舞、激励、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抗日资源,投入到中国抗日战争中,在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都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论文从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破题,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科学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其具体内容框架如下:首先,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以了解该报进行抗战动员的背景和条件。《新中华报》的创办,有着其复杂的时代场域、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独特的现实基础。就其时代场域而言,该报有助于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以粉碎日寇的文化侵略,有助于引领抗日的进步思想言论以冲破国民党文化专制。就其理论渊源而言,该报赓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报思想和经验。就其现实基础而言,该报得益于陕甘宁边区提供的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和边区革命知识分子的智力支持。《新中华报》的发展经历了初创和改革两个时期。《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是指该报从1937年1月29日创刊,一直到1938年12月25日准备改版而暂时休刊为止。初创时期的《新中华报》一般是4开4版的5日刊,每逢重大纪念还有增版。第1版主要发表党的政策主张和国内的重要时事,第2版则专以介绍和分析国际形势为主,第3版报道陕甘宁边区抗战动员和建设现状,第4版为边区民众团体主办的各种副刊和一些会议、人物和节日纪念的特辑、特刊、专刊。《新中华报》的主编是向仲华和徐冰,不少中央、边区和民众团体负责人都在该报上发表过文章或讲话。《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是指1939年2月7日起出版刷新第1号,至1941年5月15日停刊为止。《新中华报》刷新版改为3日刊,第1版专载党和政府的对于重大问题的立场观点和军队的抗日战绩,第2版报道国际新闻和评论,第3、4版宣传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现况。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停办《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改出《解放日报》。在管理机构上,《新中华报》曾归口中央党报委员会和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1937年重建的党报委员会,主管材料研究和出版发行事务,兼理中央印刷厂。1939年新成立的出版发行部,下设出版、发行、印刷、总务等4个部门,接替负责《新中华报》的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在印刷和发行上,中央印刷厂为主的延安四大印刷厂为《新中华报》提供了坚强的印制后援。《新中华报》依赖于新华书店为主,光华书店和西北抗敌书店为补充的发行网络,通过门市销售、邮局寄购和流动贩卖等方式,发行到根据地、沦陷区、大后方和南洋等地。其次,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以具体呈现出该报抗战动员的内容。就军事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主要表现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军事力量的角逐和博弈。日本的军事实力虽然远超于中国,但也存在着人力和物力的不足。有鉴于此,《新中华报》积极配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的军事动员,组织和训练民众武装以加强边区自卫力量,肃清土匪和汉奸以创造巩固的抗战后方,加紧防空防毒教育和建设以保全国防后备力量。就经济动员而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而经济动员亦是抗战动员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内容。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就无法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经济动员为抗战动员之第一要务。《新中华报》亦热烈响应这一中心任务,配合党和政府,开展救国公粮运动以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发展合作社经济以在经济上组织民众。就政治动员而言,战争实质上是政治的继续,是另一种暴力形式的政治。因此,政治动员是抗战动员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中华报》积极配合边区的政治动员工作,通过民主普选以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治,加强肃贪反腐以厉行廉洁政治,发展民族统战以共同救亡图存,从而唤醒和调动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动员他们投身到抗战工作之中。就文化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间军事力、经济力等硬实力的比拼,而且也是文化软实力的博弈。因此,文化动员是抗战动员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作为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文化动员,开展学习运动以推高政治文化水准,发展抗战体育以武装手足,推行卫生运动以预防疾病,以期健全边区民众的精神和体魄,应对艰苦的持久抗战。就社会动员而言,为了最大限度调动和凝聚一切可资利用的抗战力量,《新中华报》在积极引导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商人等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紧密联系儿童、妇女、抗属和残废军人等特殊群体,发展儿童保育工作以培养抗日的后备军,开展妇女解放运动以提高妇女民族觉悟,抓紧优抚工作以巩固军民关系,从而进一步夯实了全民抗战的群众基石,保障持久抗战进行到底。再者,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就主要作用而言,《新中华报》在进行抗战动员时,努力充当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阐发正确主张,纠正错误倾向,抨击反动行径,以期协调和整合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努力充当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揭露日军残暴兽行,公布中国抗战业绩,以期激发全民抗战的勇气和展现抗战胜利的图景;努力充当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介绍边区抗战动员成果,以期展示中共抗战的良好形象和提升中共的影响力:努力充当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谴责德意日罪恶,关注世界各国动向,以期促进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早日形成。就其显着特点而言,《新中华报》充分利用中央党报这一平台优势,积极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战动员工作,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并呈现出对象广泛性、领域多维性和方式灵活性的鲜明特点。《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呈现出对象广泛性,努力团结和整合一切热爱和平的反法西斯的团体和个人;呈现出领域多维性,直接涵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呈现出方式灵活性,注重正反对比,图文并茂。最后,科学总结《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就历史经验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党的意志,传播党的声音;一直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敢于直面问题,针贬时弊;深入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贴近群众的生活,反映群众的疾苦;一向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与时俱进,永立潮头。就时代局限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思想上有一定偏差,残存着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出现了“反革命托派”和“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词;实践中显现出一些问题,如照搬了苏联的办报经验,采用了不适当的题材和语言,从而造成了与边区实际脱节,影响了抗战动员效果。
方奇[2]（2018）在《中国共产党“飞行集会”研究（1926-1937） ——以上海为中心》文中提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斗争中,以俄为师,探索通过中心城市暴动实现革命的胜利。在这一过程中,曾在俄国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飞行集会就大受推崇,从1926年至1937年长达11年的时间内时常举行。早在1890年代,俄国革命伊始,便尝试在城市中利用飞行集会进行宣传,至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在彼得格勒等城市中频频出现这样的街头行动,在传播革命思想和动员革命群众等方面有着突出贡献。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俄（苏）人员的来往交流,飞行集会这一宣传方式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组织工农群众运动,在大革命热潮中,1926年“五卅”一周年纪念日,上海街头出现的绿衣邮务工人引领了中共历史上的首次飞行集会,该次集会大获成功。首次飞行集会的成功举行有其特定背景,然而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及江苏省委仍长期将其作为重要宣传手段,经历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酝酿、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发展,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中央时,这一宣传动员方式达到顶峰,甚至一段时间成为几乎唯一的宣传方式。上海是飞行集会的发源地,也是举行频次最高的城市,当然在其他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也有举行,不过影响力有限。与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相比,虽然飞行集会参与人数不多,但是亦有完整的流程,包含准备、临场组织和结束总结等步骤,在长期实践中,每个环节都有详细的规范。飞行集会参与成员非常广泛,除工人群体外,在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动员和影响下,高校师生成为积极的响应者,甚至成为主导者;以左联为代表的左翼团体在成立初期,受中共“左”倾影响,亦投身公开的街头行动,在后期则越来越多的成员开始反思;而旅沪外侨也有很多成为这样街头行动的见证者,甚至亲身参与其中,发挥着他们独特的优势。中国共产党飞行集会是中共革命过程中的探索之一,在通过城市暴动以夺取政权的理论实践尝试中,飞行集会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不过,飞行集会这一宣传动员方式从一开始便充满争议,至1930年代飞行集会最狂热时,从中央领导到基层参与者就开始不断反思,尝试变通以减少损失。在经历血的教训后,最终证明这一方式行不通,于是1937年白区工作会议后,逐渐转变工作方式,不再使用飞行集会进行宣传动员。中共制定了在城市中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此后,城乡宣传方式多种多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宣传战中夺得先机,为革命的胜利贡献力量。
王树人[3]（2017）在《四位生前被开过“追悼会”的革命家》文中研究表明革命战争年代,每天都有许多仁人志士壮烈牺牲。人们为之痛惜的同时,往往以开追悼会的形式加以缅怀。但由于那个时代信息不畅,也有被误认为牺牲的。笔者搜集有关史料,发现有四位老一辈革命家生前被开过"追悼会"。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生前被开过三次"追悼会"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李成、李明等。1899年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阳三石（今渌江乡福建围村）。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被法国当局驱逐回国,同年12月在上海加入中
吴自力[4]（2016）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报人群体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红色新闻史上,关于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报人群体研究,解放后由于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加之当时斗争环境的特殊,没有齐全的文献资料传世,使相关研究一直没有受到新闻史学界的重视。尽管南方局的研究在本世纪初一度有所勃兴,但关于南方局领导下的报人群体研究依然付之阙如。本文尝试走近这个被历史风尘有所遮蔽的群体,再现当年南方局领导下的报人群体文章报国为党的忠贞与不凡。在这个群体当中,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和灵魂,胡愈之、邹韬奋、恽逸群、范长江、夏衍等是居功甚伟的标杆人物,他们行为世范,有力地凝聚和推动了南方局报人的团结,扩大了中共在国统区的影响。而国新社和“青记”是中共在新闻界的两大执行机构,由于即便是抗战期间,中共都不能以任何名义公开出现在国统区,国新社和“青记”成为中共在国统区新闻界的发声平台和传声筒,它们在一段时间内和中共地下组织一起,构筑了一个严密而又稍显安全的国统区中共报人共同体。除此之外,南方局还在恽逸群、范长江、陆诒等人的努力下,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开办新闻学院,确保新闻战线的新力量源源不断。为了有效斗争,南方局报人分为三条战线活跃在国统区。第一条战线是公开的中共报人,时刻准备着为事业而牺牲;第二条战线则是以左翼面目出现的报人,他们或成建制打入各类报纸,或是直接掌握报纸版面为中共摇旗呐喊;第三条战线的则是隐藏真实身份的报人。“三线分布、遍地开花”的战略部署,既落实了中共中央“隐蔽精干、以待时机”的方针,也大大提高了南方局报人工作的安全性和斗争的韧性。对于南方局报人而言,多重身份、流动办报,不过是投身革命的手段与途径,为党效命的中共党员才是他们不变的底色。尽管解放之后,南方局报人的经历大多坎坷,但他们的新闻成就仍在历史深处熠熠生辉,他们的办报基因仍在今天的新闻界载沉载浮。
周琳[5]（2016）在《革命与艺术之间—民国艺术家韩乐然研究》文中认为韩乐然,民国时期的革命家、政治活动家、画家、考古艺术家。一生经历了政治与文化两个领域的活动,在两个领域中皆具历史价值。活动范围涉及政治活动、文化社团、报刊传媒、艺术教育、艺术考古等多个门类的经历,在艺术家之中极具特殊性。复杂动荡的社会环境中,韩乐然辗转中国十几个省份和欧洲十个国家从事无产阶级革命,限定与促成了韩乐然身兼多职且热衷于艺术创作与文化活动的经历。革命视域中的艺术活动,不仅与革命活动相辅相成,也凝结了浓重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倾向。从“青年画会”的建立到“奉天美术专科学校”再到“克孜尔艺术考古”,其艺术活动逐步加深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联,艺术活动起到了多重社会性的功能。宏观社会革命的理想与目标主导下,韩乐然的艺术创作致力于反叛动荡的社会现实,超越社会与时代乃至学术的限制;在内容上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反映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需求与审美,在意识上传递积极向上的战斗精神。以此形成独立于他所在的“表现主义”、欧洲“现代主义”与抗战美术“革命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艺术风格,艺术追求超越学术局限表现社会理想,探索“大众美术”与现代绘画结合的实践方式,表现出融合性的民俗美术风格特征。本文结合历史背景,运用社会学、文献学、分类学与图形学结合的方法,经研究得出观点:1.韩乐然是最早确立无产阶级文艺观并进行“大众美术实践”的艺术家;2.艺术活动同时作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途径,使他成为最早的“左翼美术家”,建立了第一个“左翼美术社团”,建立东北最早的私立美术学校同时也是沈阳最早的共产党组织的根据地。3.韩乐然的艺术创作在形式与内容上受到革命活动与艺术观念的限制,其研究价值并非在艺术创新与学术层面的代表性,而是作为艺术家兼有革命贡献与历史价值以及特殊艺术家的典型意义。本研究认为探究个案的特殊经历涉及多个门类艺术活动及其具有多领域的开创性意义是本课题研究的价值所在。
周龙燕[6]（2014）在《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文中认为本文是对中国90年来瞿秋白生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总结与评述,目的是为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促进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本文的研究思路是：运用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作纵、横两条线的勾勒和铺陈,厘清瞿秋白生平研究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貌；将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放置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探讨各个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和深层原因,特别探讨中国共产党对瞿秋白的历史性评价与瞿秋白生平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90年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瞿秋白生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评述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年10月-1949年9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起步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在中国最早开始于1921年10月10日《申报》上登载的一篇署名天我（江亢虎）的旅俄通讯,这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有关瞿秋白报道的史料。该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瞿秋白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第二类,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第三类,瞿秋白的传记文章。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悼念性、纪念性文章,仅有的几篇传记也相当的简明扼要。从总体特征考察,这一阶段在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发展历程中,还算不上真正自觉的研究,但其在研究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却不能因此轻忽或低估。理由有三：第一,这段时期见诸于报刊的不带政治色彩的客观报道,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他们是瞿秋白生平研究赖以进行和深入的根本基础；第二,这一阶段距离瞿秋白牺牲的时间不太远,亲人、朋友、战友们撰写的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误记误忆的情况比较少,这些文章的记述真实可信,是瞿秋白生平研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三,这段时期为瞿秋白写作简明传记的作者多与瞿秋白有着最直接的接触,对瞿秋白非常了解,他们传记中提供的史料都非常珍贵,对瞿秋白的评价也相对客观,他们的观点对后来者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第二章评述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年10月-1966年5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步入正轨阶段：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由分散、零碎走向有一定的体系和规模。1955年中国共产党给予瞿秋白政治生涯的公正、肯定评价给学界的瞿秋白研究提供了客观依据。在此大背景下,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走上现代学术发展的正轨,进入到自觉研究阶段。这一阶段,杨之华为宣传、研究瞿秋白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瞿秋白生平研究当之无愧的重要开拓者；丁景唐从挖掘和考证瞿秋白生平史料和研究资料开始,逐步走上有系统的瞿秋白研究之路,他所从事的瞿秋白生平史料、资料的整理、研究和考证工作在整个瞿秋白生平研究史中属开创之举,有筚路蓝缕之功。丁景唐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奠基人；这一阶段,温济泽撰写的传记文章较之前更为详细、具体,曹子西、上官艾明还开始了写作瞿秋白传记着作的尝试。凡此种种,说明此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初具规模,但大陆尚未出现整部的、正规的瞿秋白传记。第三章评述“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年5月一1976年10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黑白颠倒的阶段。“文革”十年,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理论研究、学术研究也遭到破坏。瞿秋白因为一篇《多余的话》而被诬陷为“叛徒”,瞿秋白一生历史不断地被诬蔑和抹黑,学界逐步展开的瞿秋白生平研究遭受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中,声讨瞿秋白的文章主要被收纳在以下材料中：《讨瞿》（彻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资料汇编）（《讨瞿战报》1-14集汇编）（1967年10月由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出版）；《瞿秋白批判集》（《讨瞿专号》汇编）（1968年北京师大革委会井冈红军出版）；《讨瞿》1-4集（上海工总司轻工业局文体工业联络站宣传组等单位出版）。这些材料对瞿秋白的批判无非就是歪曲历史事实,对瞿秋白的文章断章取义,进行扭曲和误读,毫无学术价值可言。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年10月一198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重新恢复阶段。“文革”结束后的两年,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的混乱并未消除。学术界也尚未形成健全、正常的学术氛围,瞿秋白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为瞿秋白平反昭雪并给予了新的历史评价。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逐步恢复并健康成长。在学者们打破思想禁锢、努力的探索和开拓下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回忆、纪念瞿秋白的文字,开始整理成书,编印出版；瞿秋白研究资料集和研究论文集也相继出版；周红兴的《瞿秋白诗歌浅释》、王铁仙的《瞿秋白论稿》等专题研究专着出版；杨之华撰写、洪久成整理的长篇回忆录《回忆秋白》也得以面世；陈云志、王士菁、周永祥等还进行了瞿秋白传记、年谱写作的尝试。在众多学术成果中,陈铁健的《瞿秋白传》和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代表着这一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主要还是处于推到“四人帮”强加在瞿秋白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匡正是非,恢复瞿秋白真实的历史形象阶段。第五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年1月-199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伴随着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六十周年、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等活动的展开,全国掀起一股研究瞿秋白的热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基础上,随着大量原始资料的出版发行,特别是学界关于瞿秋白“左”倾盲动和《多余的话》的评价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瞿秋白生平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一阶段,学界在有关瞿秋白生平的专题性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少新成绩,出版了多部专论着作,如《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瞿秋白与他的同时代人》等；在瞿秋白传记写作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如叶楠的《瞿秋白评传》、鲁云涛的《瞿秋白评传》、许焕隆的《瞿秋白评传》、许京生的《瞿秋白与鲁迅》等；在瞿秋白年谱编纂方面也取得了大丰收,学界出版了两部瞿秋白年谱《瞿秋白年谱新编》、《瞿秋白年谱详编》,还有一本大事记《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大事记述》。但是,瞿秋白生平研究并未全面展开,尚有许多领域有待开发。第六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年1月-2013年）。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盛阶段。进入21世纪,中共中央对瞿秋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给新时期的瞿秋白研究指明了方向。伴随着民国档案资料和其他各种史料被逐步地公布和挖掘,特别是联共（布）中央及共产国际绝密档案资料（二十一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发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越发清晰、真实的被还原出来,学术界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站在最新的学术、思想前沿,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瞿秋白生平展开全方位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史实考证方面,丁景唐、丁言模、丁言昭、梁化奎、周一平等一批学者作出了扎实的成绩；在佚文考辨方面,刘小中、丁言模编写的《瞿秋白佚文考辨》问世；在瞿秋白生平专题研究方面,吴之光、张秋实等的研究填补了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空白；在传记写作、年谱编纂方面,由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主持编写的《瞿秋白传》与刘小中、丁言模编着的《瞿秋白年谱详编》分别代表了当下瞿秋白研究界的最高研究水平：《瞿秋白年谱详编》是迄今为止瞿秋白研究界最为详备的一部年谱,《瞿秋白传》则是瞿秋白研究界最为翔实的一部传记。
余艳[7]（2014）在《杨开慧》文中研究表明1916年春,湘军成立第二师到长沙招兵,在洞庭湖挑河泥的彭德怀得知消息,赶到长沙应征,成了湘军第二师三旅六团的二等兵;这年秋天,18岁的刘少奇以第一名的成绩被陆军讲武堂录取;而这年9月,在湘西护国军任营长的贺龙只身来到了长沙进人督军署工作;而这一年,毛泽东已是湖南第一师范三年级学生了。几十年后,成为共和国的缔造者的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和贺龙,竟然在1916年同在长沙,他们彼此并不相识,也不会想到,他们人生的第一步都是从湘江岸边这座城市开始的。杨开慧曾经问过她爸爸板仓先生:湘江的流向在中国地理上独一无二,神州"九江东流",为何独有湘江北去?也是在那年,杨开慧认识了毛泽东。
黄飞[8]（2014）在《1919-1949：中国共产党与湖北青年运动研究》文中认为湖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青年运动,作为中国青年运动和湖北人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湖北全境解放,走过了三十年的光辉历程。三十年来,湖北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本文将湖北青年运动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全景式地再现了广大湖北青年在各个历史时期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足迹。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今天,回顾湖北青年运动的发展过程,深入总结其特点、作用和历史经验,对做好新形势下党的青年群众工作,为湖北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青春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由三大部分组成：绪论、正文五章和结束语。绪论：主要对选题做详细说明,分析本文选题的目的意义,综述国内外研究的现状,界定相关概念,提出本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基本框架及创新之处。第一章：五四运动与湖北青年团的建立。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再加上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林育南等一批进步青年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了湖北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使湖北青年运动从此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革命阶段。第二章：大革命洪流中的湖北青年运动。为积极贯彻党的“三大”精神,广大湖北青年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迅速投入到帮助国民党改组工作之中,并与各种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不仅全面推动革命统一战线在湖北的建立,更提高了青年们的思想政治觉悟。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湖北成为大革命的中心区域,青年运动随之全面高涨,形成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洪流。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湖北青年运动陷入低潮。第三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北青年运动的艰难行进。八七会议后,湖北团组织带领团员青年坚定跟党走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积极参加党领导的秋收暴动,与人民群众一道创建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经济、文化、政权等建设,不断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与封锁,为党积累了治国安民的宝贵经验。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广大青年英勇地走在时代前列,将湖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第四章：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北青年运动。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建立最广泛的青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湖北共青团被改造成群众性的青年抗日救亡组织,参加了波澜壮阔的武汉保卫战。武汉沦陷后,广大湖北青年按照党的工作方针的指引,在坚持鄂西后方国统区合法斗争的同时,积极创建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全面走上抗日战场,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卖国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促进了敌后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为湖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第五章：湖北青年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国民党统治集团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后,武汉作为华中重镇,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战略要地。广大湖北青年组成湖北的“第二条战线”,举行抗议美军暴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搬迁、反破坏”等一系列爱国运动,有力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军事斗争,为解放大武汉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湖北开始试建共青团组织,经过试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湖北青年运动由此在党、团组织领导下,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征程。结束语：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北青年运动的光辉历史,从理论上深刻阐明湖北青年运动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认真总结这一时期湖北青年运动的基本经验,努力为党做好新时期的湖北青年群众工作提供有益借鉴,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使广大青年按照党所指引的正确方向,在奋力实现中国梦的时代征程中,努力续写当代湖北青年运动新篇章。
铁流,徐锦庚[9]（2014）在《国家记忆——《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75年1月"人代会"期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休息室,周恩来总理和陈望道先生坐在了一起。周恩来握着陈望道的手说,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着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指路明灯。找不到它,是我的一块心病啊!陈望道深知,周恩来对《共产党宣言》是情有独钟。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宣言》,周恩来只有2 1岁。那
孙伟[10]（2013）在《饶漱石年谱初编》文中指出饶漱石（1903-1975）,生于江西省临川县钟岭乡环洲饶村,号漱石,名守愚、石泉,曾用名梁朴、阿施、小姚、老宋、瘦人、赵建生、小饶、阿四、姚实农、宋振华等,身跨晚晴、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在其父培育及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走上革命的道路,曾从事秘密战线、工人运动、驻外联络、党政、财经、军事等不同的工作。历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九江第二支部书记、九江学生联合会主席、沪西区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特别行动委员会委员、共青团江西省宣传部长、江西省委书记、团中央秘书长兼浙江团省委书记、中共江西东北特委书记、满洲省团省委书记、满洲省委委员、代理满洲省委书记、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河北临时省委书记、全总上海执行局秘书长、全总白区执行局党团书记、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救国时报》主编兼发行人、中共中央华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新四军副政委、新四军代理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军调部顾问兼第二委员及第二十七小组组长、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等,在国民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建设中作出过重要贡献。1955年因高饶事件被开除党籍,同年又因“饶潘杨”反革命集团被捕入狱,直到75年病死狱中。饶漱石受过高等教育,精通英语、俄语,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理论水平,在《救国时报》、《真理》及各大战地报发表过多篇文章。通过其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和发布的重要指示来看,文笔简练、有说服力、逻辑性较强。他军事素质过硬,曾参与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参与筹划新四军和华东（第三）人民解放军。可见饶漱石是中共党史和国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他的一生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缩影。饶漱石生平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光绪二十九年到民国八年五四前,求学时期,曾入读着名的心远中学及上海大学等。二、民国八年五四后到民国二九年回国前,投身于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及共产国际活动等。三、民国二九年回国后到民国三十八年新中国建立,领导新四军进行抗日战争、解放军进行解放战争。四、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52年调任中组部前,领导上海和华东地区的战后恢复建设工作。五、1952年调任中组部后,领导中央组织部,协调劳动部工作。六、1954年高饶事件到1975年病死狱中。本文力求广泛搜集饶漱石的生平事迹、文章、报告、电文及其它相关史实资料,搜集抉择,考证覆案,做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1、基本理清谱主的生平事迹。对一些论着错误或历来论述欠详的问题加以辨释和补正。2、对与谱主有关的重大事件进行重新考证。3、在以上考证研究基础上,力图展现谱主真实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本年谱共分二个部分：1、凡例：以说明年谱编排的体例和原则。2、年谱：正文按年编排谱主生平事迹,注释加以举证说明,考误辨疑。
二、李立三:一位被开四次追悼会的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李立三:一位被开四次追悼会的人（论文提纲范文）
（1）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和研究综述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文献综述 |
| 二.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概念界定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之处 |
| (三) 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新中华报》概述 |
| 一. 《新中华报》的创办背景 |
| (一) 《新中华报》创办的时代场域 |
| (二) 《新中华报》创办的理论渊源 |
| (三) 《新中华报》创办的现实基础 |
| 二. 《新中华报》的发展变迁 |
| (一) 《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 |
| (二) 《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 |
| 三. 《新中华报》的管理与运行 |
| (一) 《新中华报》的管理机构 |
| (二) 《新中华报》的印刷发行 |
| 第二章 抗战军事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加强人民自卫力量”: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武装工作 |
| (一) 宣传边区民众武装的意义 |
| (二) 见证边区民众武装的建设 |
| (三) 介绍边区民众武装的活动 |
| 二. “巩固抗战后方”:陕甘宁边区的剿匪锄奸工作 |
| (一) 宜讲边区剿匪锄奸政策 |
| (二) 阐明边区剿匪锄奸意义 |
| (三) 介绍边区剿匪锄奸方法 |
| (四) 宣传边区剿匪锄奸成绩 |
| 三. “保全国防力量”:陕甘宁边区的防空防毒工作 |
| (一) 进行边区防空防毒的报道 |
| (二) 开展边区防空防毒的教育 |
| (三) 报道边区防空机构的工作 |
| 第三章 抗战经济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陕甘宁边区的救国公粮运动 |
| (一) 宣传边区公粮征收的方针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公粮征收的实际状况 |
| (三) 总结边区公粮征收的经验教训 |
| 二. “在经济上组织群众”: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运动 |
| (一) 宣讲边区合作社之政策 |
| (二) 追踪边区合作社之进步 |
| (三) 树立边区合作社之典型 |
| 第四章 抗战政治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普选运动 |
| (一) 阐释边区民主普选方针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民主普选工作情况 |
| (三) 推广边区民主普选经验方法 |
| 二. “厉行廉洁政治”:陕甘宁边区的肃贪反腐工作 |
| (一) 宣传边区反腐法规和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腐化事例和案件 |
| (三) 总结边区肃贪反腐之经验 |
| 三. “共同抗日图存”: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宗教工作 |
| (一) 关注少数民族发展现状 |
| (二)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
| (三) 维护少数民族团结统一 |
| 第五章 抗战文化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提高政治文化水准”:陕甘宁边区的学习运动 |
| (一) 阐明边区学习运动的方针政策 |
| (二) 聚焦边区学习运动的实际状况 |
| (三) 反思边区学习运动的经验教训 |
| 二. “武装我们的手足”:陕甘宁边区的抗战体育运动 |
| (一) 介绍边区体育组织的工作 |
| (二) 展现边区军事体育的特色 |
| (三) 反映边区群众体育的热潮 |
| 三. “讲究卫生,健全身体”:陕甘宁边区的卫生运动 |
| (一) 协助边区禁毒戒烟的工作 |
| (二) 介绍边区药物生产的扩大 |
| (三) 展现边区医护教育的进步 |
| (四) 配合边区防疫工作的推进 |
| 第六章 抗战社会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保育革命的后代”: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 |
| (一) 关注边区儿童保育工作 |
| (二) 宣传边区儿童保育政策 |
| (三) 展现边区保育机构现状 |
| 二. “提高妇女民族觉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 |
| (一) 树立边区妇女解放榜样 |
| (二) 维护边区妇女合法权益 |
| (三) 展现边区妇女解放英姿 |
| 三. “巩固和加强边区抗战力量”:陕甘宁边区的优抚工作 |
| (一) 阐释边区优抚工作意义 |
| (二) 介绍边区优待工作现状 |
| (三) 展现边区抚恤安置成绩 |
| 第七章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评析 |
| 一.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作用 |
| (一) 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 |
| (二) 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 |
| (三) 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 |
| (四) 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 |
| 二.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特点 |
| (一) 对象上的广泛性 |
| (二) 领域上的多维性 |
| (三) 方式上的灵活性 |
| 三.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经验 |
|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 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
| (三) 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 (四) 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 |
| 四.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局限 |
| (一) 思想上存在着一定偏差 |
| (二) 实践中显露出一些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新中华报》头条文章列表 |
| 附录二: 《新中华报》要人文章统计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共产党“飞行集会”研究（1926-1937） ——以上海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渊源与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
| 四、结构设计、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飞行集会”的起源与传播 |
| 第一节 俄国革命与最初的“飞行集会” |
| 一、1894—1917：俄国“飞行集会”历史 |
| 二、“飞行集会”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飞行集会”传入中国 |
| 一、“飞行集会”传入中国途径分析 |
| 二、中国共产党“飞行集会”中的苏联因素 |
| 小结 |
| 第二章 从上海到全国：“飞行集会”发展史 |
| 第一节 “飞行集会”的开端 |
| 一、“飞行集会”出现背景 |
| 二、轰轰烈烈——首次“飞行集会”在上海 |
| 三、“飞行集会”的组织方式 |
| 第二节 “飞行集会”的发展历程(1927—1935) |
| 一、探索与发展：“相当的可以飞起来？”(1927—1930) |
| 二、高潮与狂热：“不敢不‘飞行’”(1931—1935) |
| 第三节 “飞行集会”的扩散 |
| 一、苏区：范围遍及城乡 |
| 二、白区：组织形式各异 |
| 第四节 “飞行集会”的终结 |
| 一、抵制与变通：减少损失的各种尝试 |
| 二、明智的决议：“飞行集会”退出历史舞台 |
| 小结 |
| 第三章 “飞行集会”参与群体研究 |
| 第一节 高校师生——积极的响应者 |
| 一、学生：积极与主动 |
| 二、教师：宣传与领导 |
| 第二节 左联成员——被动的参与者 |
| 一、左联“政党化”与“飞行集会” |
| 二、文学与政治之间：参与情况和态度分析 |
| 三、文艺作品中的“飞行集会” |
| 第三节 寓沪外侨——投身与见证者 |
| 一、所见所闻：深刻的印象 |
| 二、亲身参与：热情的态度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资料 |
| 附录 |
| 致谢 |
（4）中共中央南方局报人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回顾 |
| （一）关于南方局的研究 |
| （二）关于南方局领导下的报纸研究 |
| （三）关于南方局报人及其群体的研究 |
| 三、研究对象 |
| 四、概念辨析 |
| （一）南方局 |
| （二）报人和群体 |
| 五、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南方局报人群体的形成 |
| 一、萌芽（1931—1937） |
| （一）恽逸群与上海“记者座谈” |
| （二）胡愈之与《世界知识》特约作者 |
| 二、发展（1937—1949） |
| （一）范长江壮大“青记”和国新社 |
| （二）夏衍创建并发展《救亡日报》事业 |
| （三）《新华日报》在重庆不断壮大“友军” |
| 三、成因试析 |
| （一）抗战军兴、国共合作是前提 |
| （二）苏联援助是必不可缺的外部条件 |
| （三）战时通货膨胀、失业问题是经济诱因 |
| （四）激烈的报业竞争提供了生存土壤 |
| （五）过硬的专业素养是内在优势 |
| 第二章 南方局报人在国统区的组织布局 |
| 一、组织核心：周恩来 |
| （一）周恩来的宣传布局 |
| （二）周恩来的用人方针 |
| （三）周恩来的办报策略 |
| 二、三线布局 |
| （一）“左”倾冒进导致的惨痛历史教训 |
| （二）南方局报人的三线办报 |
| （三）“以社会的方式进行的”第三条战线办报 |
| 三、组织管理 |
| （一）管理方式 |
| （二）后备力量的培养和积蓄 |
| 第三章 南方局报人的群体特征 |
| 一、整体面貌分析——以重庆《新华日报》、香港《华商报》（复刊时期）、《救亡日报》和国新社为例 |
| （一）性别比例 |
| （二）籍贯分布 |
| （三）留洋情况 |
| （四）中共党员所占比例 |
| （五）学历和年龄 |
| 二、共通的精神气质 |
| （一）革命者的英雄气概 |
| （二）知识分子的浪漫情怀 |
| 三、基本的办报共识 |
| （一）以“讲真话”为核心 |
| （二）报纸“基础在群众，前途也在群众” |
| 四、多元的职业身份 |
| （一）流动办报 |
| （二）多重身份和多种工作 |
| 第四章 南方局报人的新闻实践 |
| 一、以专业精神办革命报刊 |
| （一）精心开展报纸经营工作 |
| （二）战地新闻蓬勃开展 |
| （三）新闻创新有声有色 |
| （四）与读者进行良好沟通和互动 |
| 二、新闻宣传和统战工作互为表里 |
| （一）新闻界的统战工作 |
| （二）跨界别的统战工作 |
| 三、新闻宣传服从政治需要 |
| （一）坚持党性原则 |
| （二）新闻服从政治 |
| 第五章 南方局报人群体的消退及其办报基因的传承 |
| 一、消退（1949—1957） |
| （一）报纸改组 |
| （二）报人星散 |
| 二、消退历史背景初探 |
| （一）“执政后的不适” |
| （二）“资产阶级新闻思想”受到批判 |
| （三）民营报业的消失 |
| 三、南方局报人办报基因的赓续——以《南方日报》创刊为中心的考察 |
| （一）南方日报首任总编辑为什么是曾彦修 |
| （二）原华商报人的转变与适应 |
| （三）南下干部和原华商报人的关系 |
| （四）《南方日报》风格的形成 |
| 结语：历史坐标中的南方局报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重庆《新华日报》报人情况统计简表 |
| 《救亡日报》报人情况统计简表 |
| 《华商报》（复刊时期）报人情况统计简表 |
| 国新社社员情况统计简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5）革命与艺术之间—民国艺术家韩乐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三、研究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文章结构与相关概念 |
| 第一章 韩乐然的革命活动 |
| 第一节 早期成长经历 |
| 第二节 民族主义革命活动（1919—1923） |
| 一、参与民族独立运动 |
| 二、在境外的革命活动 |
| 三、与共产国际代表访华相关的活动 |
| 四、参加高丽共产党和韩国临时政府活动 |
| 第三节 共产主义革命活动（1924-1937） |
| 一、建立沈阳第一个党支部 |
| 二、推进哈尔滨北满党建工作 |
| 三、组织进步社团、创办报刊杂志 |
| 四、领导政治运动 |
| 五、组织国共合作活动 |
| 六、共产国际情报工作 |
| 第四节 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38-1947） |
| 一、在“东北救亡总会”的抗战活动 |
| 二、去抗战前线视察联络 |
| 三、协调国共两军战事关系 |
| 四、和平解放新疆西藏的筹备工作 |
| 小结 |
| 一、繁重与多变动的革命活动 |
| 二、广泛的个人才能 |
| 第二章 韩乐然的艺术生涯 |
| 第一节 萌芽时期的绘画自修 |
| 第二节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学习 |
| 一、上海美专的“新学”教育 |
| 二、“表现主义”的学习环境 |
| 三、艺术师从 |
| 第三节 去法国巴黎的艺术深造 |
| 一、流离转徙的欧洲经历 |
| 二、进入卢浮宫美术学院学习 |
| 第四节 抗战时期的宣传与创作 |
| 一、组织“东总”抗战宣传活动 |
| 二、从事抗战美术宣传 |
| 第五节 西北时期的创作活动 |
| 一、深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
| 二、创作民众题材作品 |
| 小结 |
| 一、认同后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 |
| 二、对巴黎区域性绘画思潮的思考 |
| 三、对超现实主义艺术的推介 |
| 四、提倡抗战美术与民族化美术 |
| 第三章 韩乐然艺术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自然题材作品 |
| 一、20年代作品 |
| 二、30年代作品 |
| 三、40年代作品 |
| 第二节“大众美术”题材作品 |
| 一、劳动者为题材的写生创作 |
| 二、民俗题材创作 |
| 三、人物肖像创作 |
| 第三节 抗战题材作品 |
| 一、抗战宣传画 |
| 二、参与绘制《全民抗战》 |
| 三、木版封面画 |
| 第四节 民族与民俗题材作品 |
| 一、民族题材创作 |
| 二、洞窟壁画临摹 |
| 第五节 实用美术作品 |
| 一、革命宣传的新春贺卡 |
| 二、建筑类设计 |
| 小结 |
| 一、创作方式——“写生即是创作” |
| 二、表现形式——速写入画 |
| 三、造型特征——符号性的造型元素 |
| 四、构图特征——形式感与程式化 |
| 五、关注点——强调光线的作用与效果 |
| 六、绘画风格——象征性与表现性融合 |
| 第四章 韩乐然的艺术活动 |
| 第一节 美术教育活动 |
| 一、东北早期美术教育环境 |
| 二、沈阳美术专科学校的开创 |
| 三、美术执教 |
| 四、对黄胄的艺术启蒙 |
| 第二节 艺术展览 |
| 一、东北时期的美展 |
| 二、欧洲时期的画展 |
| 三、抗战时期的展览 |
| 四、西北时期的展览 |
| 第三节 艺术社团组织 |
| 一、组织“青年画会” |
| 二、开办“奉天美术研究院” |
| 三、组织“中国留法艺术学会” |
| 第四节 艺术考古 |
| 一、新疆考古的动因 |
| 二、克孜尔艺术考古发现 |
| 小结 |
| 一、多元活动中的内在关联 |
| 二、艺术活动的社会性特征 |
| 第五章 韩乐然的艺术观念 |
| 第一节 艺术本质论的表述 |
| 一、艺术来源：积极的生命观 |
| 二、艺术表现宗旨：源于自然超越自然 |
| 三、艺术功能：“潜势力”的社会作用 |
| 第二节 艺术表现形式的认知 |
| 一、提倡求“真”的表现性 |
| 二、提倡艺术“超越时空限制” |
| 三、倡导非功利性的艺术创作 |
| 四、倡导面向大众的艺术方向 |
| 第三节 艺术观念的阶级视角 |
| 一、强调艺术的阶级性 |
| 二、倡导艺术家承担社会责任 |
| 第四节 从“进化”视角看待艺术流派 |
| 一、主张艺术反抗传统的束缚 |
| 二、批判古典主义绘画 |
| 三、对西方现代绘画流派的辨析 |
| 四、提倡艺术家形成自己的风格 |
| 小结 |
| 一、以情感与观念为衡量艺术的基础 |
| 二、以社会作用为艺术价值的评判标准 |
| 第六章 革命限定中的艺术特质 |
| 一、限定中的艺术经历 |
| 二、艺术观念中的革命视角 |
| 三、艺术创作的政治意图与功用 |
| 四、艺术活动服务于政治 |
| 五、艺术家身份的政治作用 |
| 结论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附录五 |
| 附录六 |
| 附录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瞿秋白研究之研究的历史回顾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10-1949.9) |
| 第一节 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 |
| 第二节 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 |
| 第三节 简明的瞿秋白传记 |
| 第二章 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10-1966.5)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杨之华的宣传与回忆 |
| 第三节 丁景唐的史实考证与研究 |
| 第四节 传记写作初具规模 |
| 第五节 司马璐与《瞿秋白传》 |
| 第三章 “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5-1976.10)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北师大井岗红军与《瞿秋白批判集》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10-1989.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传记及年谱写作的新尝试 |
| 第三节 陈铁健与《瞿秋白传》 |
| 第四节 王观泉与《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 |
| 第五节 姜新立与《瞿秋白的悲剧》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1-1999.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新突破 |
| 第三节 周永祥与《瞿秋白年谱新编》 |
| 第六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1-2013)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吴之光与瞿秋白家世研究 |
| 第三节 张秋实与瞿秋白研究 |
| 第四节 刘小中、丁言模与《瞿秋白年谱详编》 |
| 第五节 王铁仙等《瞿秋白传》 |
| 结语 |
| 附录：瞿秋白《多余的话》及其研究 |
| 一 概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1919-1949：中国共产党与湖北青年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概念界定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概念界定 |
| 四、研究重难点及创新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五四运动与湖北青年团的建立(1915年—1923年) |
| 一、五四运动中的湖北青年 |
| (一) 湖北新青年群体的形成和青年的早期活动 |
| (二) 新文化运动的涌动和新文化团体的诞生 |
| (三) 五四运动在湖北的展开 |
| (四) 五四爱国运动在湖北的持续和发展 |
| (五) 五四时期湖北青年运动的历史意义 |
| 二、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 |
| (一) 各种新思潮在湖北地区的传播 |
| (二) 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历史条件 |
| (三) 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 |
| (四) 从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到团湖北区委的建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大革命洪流中的湖北青年运动(1923年—1927年) |
| 一、国共合作的建立与湖北青年运动的发展 |
| (一) 团湖北区委的恢复和全省青年团体的建立 |
| (二) 大力协助党实现国共合作方针 |
| (三) 湖北青年踊跃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 |
| (四) 汉口“六·——”惨案掀起湖北青年运动高潮 |
| (五) 湖北青年支援和参加北伐战争 |
| 二、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青年运动 |
| (一) 湖北青年参与收回汉口英租界 |
| (二) 劳动童子团的成立及其活动 |
| (三) 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北青年运动的艰难行进(1927年—1937年) |
| 一、跟党走武装斗争的道路 |
| (一) 白色恐怖下的共青团湖北省委 |
| (二) 八七会议与武汉暴动 |
| 二、湖北青年参加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
| (一) 在反“围剿”中英勇斗争的鄂豫皖苏区青年 |
| (二) 湘鄂西苏区青年参加革命政权建设 |
| (三) 湘鄂赣苏区青年投身根据地经济文化建设 |
| (四) 鄂豫边根据地青年积极开展土地革命 |
| 三、湖北青年运动在曲折的革命斗争中艰难发展 |
| 四、湖北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初步展开 |
| (一) 九一八事变后的湖北青年运动 |
| (二) 湖北青年积极响应一二·九运动 |
| (三) 中共湖北地方党组织的重建和湖北青年运动走向复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北青年运动(1937年—1945年) |
| 一、湖北青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
| (一) 湖北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
| (二) 在青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团结广大青年 |
| (三) 保卫大武汉和“青救团”、“民先队”、“蚁社”等团体的解散 |
| 二、湖北抗日根据地的青年运动 |
| (一) 组织青年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 |
| (二) 动员青年站在保家卫国的前列 |
| (三) 帮助青年提高革命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 |
| (四) 领导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开展工作 |
| (五) 党的自身建设与湖北青年运动的发展 |
| 三、鄂西后方国统区的青年运动 |
| (一) 国民党加强对湖北青年运动的管制 |
| (二) 党在国统区青年工作方针的转变和湖北青年运动的新特点 |
| (三) 国统区鄂西地下党领导下的青年进步团体及其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湖北青年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5年—1949年) |
| 一、第二条战线在湖北境内的开辟 |
| (一) 湖北青年对国民党幻想的破灭 |
| (二) 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的湖北青年 |
| (三) 湖北青年运动向纵深发展 |
| 二、湖北试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
| (一) 关于重建青年团的讨论与准备 |
| (二) 中共武汉市委领导的建团工作 |
| (三) 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湖北试建青年团 |
| (四)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工委的成立 |
|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湖北全境的胜利 |
| (一) 湖北青年积极参加“反搬迁、反破坏”斗争 |
| (二) 党带领青年参与统战策反工作 |
| (三) 党领导湖北青年迎解放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湖北青年运动的基本经验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中国共产党领导湖北青年运动大事记（1919年一1949年）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饶漱石年谱初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凡例 |
| 1903 年 出生 |
| 1906 年 3岁 |
| 1912 年 9岁 |
| 1918 年 15岁 |
| 1919 年 16岁 |
| 1922 年 19岁 |
| 1923 年 20岁 |
| 1924 年 21岁 |
| 1925 年 22岁 |
| 1926 年 23岁 |
| 1927 年 24岁 |
| 1928 年 25岁 |
| 1929 年 26岁 |
| 1930 年 27岁 |
| 1931 年 28岁 |
| 1932 年 29岁 |
| 1933 年 30岁 |
| 1934 年 31岁 |
| 1935 年 32岁 |
| 1936 年 33岁 |
| 1937 年 34岁 |
| 1938 年 35岁 |
| 1939 年 36岁 |
| 1940 年 37岁 |
| 1941 年 38岁 |
| 1942 年 39岁 |
| 1943 年 40岁 |
| 1944 年 41岁 |
| 1945 年 42岁 |
| 1946 年 43岁 |
| 1947 年 44岁 |
| 1948 年 45岁 |
| 1949 年 46岁 |
| 1950 年 47岁 |
| 1951 年 48岁 |
| 1952 年 49岁 |
| 1953 年 50岁 |
| 1954 年 51岁 |
| 1955 年 52岁 |
| 1956 年 53岁 |
| 1957 年 54岁 |
| 1958 年 55岁 |
| 1959 年 56岁 |
| 1960 年 57岁 |
| 1961 年 58岁 |
| 1962 年 59岁 |
| 1963 年 60岁 |
| 1964 年 61岁 |
| 1965 年 62岁 |
| 1966 年 63岁 |
| 1967 年 64岁 |
| 1968 年 65岁 |
| 1969 年 66岁 |
| 1970 年 67岁 |
| 1971 年 68岁 |
| 1972 年 69岁 |
| 1973 年 70岁 |
| 1974 年 71岁 |
| 1975 年 72岁 |
| 编写感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李立三:一位被开四次追悼会的人（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D]. 范伟.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2]中国共产党“飞行集会”研究（1926-1937） ——以上海为中心[D]. 方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3]四位生前被开过“追悼会”的革命家[J]. 王树人. 党史博采(纪实), 2017(01)
- [4]中共中央南方局报人群体研究[D]. 吴自力. 暨南大学, 2016(04)
- [5]革命与艺术之间—民国艺术家韩乐然研究[D]. 周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6(08)
- [6]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D]. 周龙燕. 扬州大学, 2014(10)
- [7]杨开慧[J]. 余艳. 中国作家, 2014(12)
- [8]1919-1949：中国共产党与湖北青年运动研究[D]. 黄飞.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
- [9]国家记忆——《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J]. 铁流,徐锦庚. 中国作家, 2014(10)
- [10]饶漱石年谱初编[D]. 孙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