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首都二四八重大创新工程”（论文文献综述）
孔令通[1]（2021）在《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传世文献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职官的设置情况,同时,在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献中亦存在着大量的汉代职官材料,这些内容对於研究汉代职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广泛搜1整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职官材料,与《百官表》进行比照,并讨论相关问题。论文分爲上下编:上编爲研究篇。绪论介绍了出土文献中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分爲五节,将出土文献中所见高祖至吕后时期、文景时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的职官与《百官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之中央职官。经过对比发现《百官表》所述职官体系至文景时才开始颇具雏形,至西汉中期方形成,而西汉晚期是“省减”期,注重机构的裁撤与省并。第二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侯国及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三节。汉承秦制,但其实刘邦称帝前後都部分继承了楚制,因此这一部分着重追溯职官至战国时期,并对其职能进行概括总结。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侯国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属於中央的两套行政系统。第三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分二节:第一节爲郡职官,第二节爲县职官。重点梳理了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的郡县属吏,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郡守以军事职能爲主,属吏设置相对简单。西汉中晚期,郡属吏设置增多。且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亦存在汉廷所辖职官与少数民族职官两套行政系统。第四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本章分爲工矿商业类、军事类、农林水利类、畜牧类、仓储类五节,对西汉时期的盐铁官、都水官、工官等秩比县令长的职官进行了考察。下编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编,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集成五个表格,分别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王国、郡、县、侯国职官表,其中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分爲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和未见於《百官表》职官两个表格。
石磊[2]（2021）在《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馆,是在民众教育运动中转型或改组生成的综合性地方社会教育机构,1949年以前承担着尚未建立博物馆的省、市、县文物考古、艺术品征集保护、美术展览、研究教育工作。其博物馆美育事业萌芽于社会式美术教育崛起和博物馆兴建的热潮中,在当时以民众教育馆为中心机关的社会教育体系中,其艺术品展示、收藏、说明以及传授艺术知识提高民众审美觉悟的责任由政府以立法形式赋予,服务国民性改造和社会艺术化事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往在美术史、博物馆的通史或个案研究中,关于民众教育馆美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记录较少,且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因此,文章选取1927年—1949年的民众教育馆的实物收藏、展览、讲演、出版、培训等美育举措为考察对象,研究其实践过程、理念、特点和历史价值。首先,在社会教育和博物馆史的视域中,分析博物馆美育产生的思想根源,梳理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体系形成的社会背景和过程,阐明民众教育馆跻身社会美育领域的必然性。然后,在美术、博物馆领域的交叉带,全面考察非战时状态下江浙、云南、山东等地建制较完善的民众教育馆在行使美术馆应有的社会美育职能时,运用的手段、奉行的原则、施教的内容,把握民众教育馆开展艺术、博物馆类工作实践的落脚点、总体态势和成果业绩。紧接着,解读以往疏于研究的全面抗战时期后方民众教育馆抓住国难当头之际艺术教育与文化保护工作地位提升的机遇,依托教育政策和文化区位条件优势,协助、承办的民族艺术文化保护、公共美术宣教等工作,肯定其在统一艺术家思想、加快美术大众化进程、平衡社会艺术教育资源分配、扞卫及重塑国家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针对美术馆普遍规律与民众教育馆的文化个性、民众教育馆通用规程与各馆艺术教育实际情况两对矛盾,归纳出本质相似的民众教育馆和专业美术馆在公共美术教育工作中表现出的共性,剖析民众教育馆相比专业美术馆更突出的平民性、实利性、多元性、指导性特点及其成因,发掘出民众教育馆地域特色鲜明、协同性强、全民覆盖率高等优势。最后,总结民众教育馆在社会动荡和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对中国社会美术教育现代转型以及对博物馆本体发展所起的作用,辩证看待民众教育馆在艺术教育和博物馆事业本土化建设中的前瞻性和存在问题的成因。希望通过整理、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相关史料、案例,客观揭示民众教育馆对中国近现代博物馆美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贡献,明晰其在博物馆史与美术史中的独特地位,更完整地呈现早期博物馆美育发展的全貌,并弥补社会美术教育历史版图的缺失。
齐放[3]（2020）在《庾信骈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庾信是六朝最后一位文学大家,也是六朝骈文的集大成者。他先后置身南北两朝,受到不同文化环境的熏陶,表现出南北文学的不同特色:庾信前期依附于南朝萧梁皇族,流连于宫廷池苑,醉情声色俳偶,宫体骈文呈现出鲜明的齐梁文学风貌;后期羁身于北地敌国,濡染于北朝风物制度,文风变绮靡流丽为刚健质朴,开南北文风融合之先声。庾信骈文虽源出齐梁宫体,却在多艰的人生中结出文学的硕果,在骈文抒情深度、叙事广度、句式尝试、文体新变上成就巨大,不仅在六朝受到时人的热烈追捧,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如初唐四杰、李商隐、陈维崧等大批文人学者,是名副其实的“四六宗匠”。但自唐宋古文运动以来,人们的文体观念发生了变化,古文逐渐取代了骈文的主导地位,庾信骈文一度受到了抨击或漠视。因此,本文旨在通过考察庾信骈文与历史背景、文学发展之关系,探究其文学风貌与文体创新,通过当时影响与后世接受两个方面,探讨他在骈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本文以倪璠注释、许逸民点校本《庾子山集注》中庾信的167篇骈文作品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梳理、文史结合、文本细读、接受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从齐梁到清代一千多年的社会发展中探究庾信作品的生成与传播,勾画庾信骈文的特殊地位与动态面貌。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从“文”“笔”两个向度对庾信骈文进行了体裁上的分类,从创作环境、作者心态、骈文作品的角度详细探讨了进行艺术分期的必要性,并从文献层面对庾信骈文的版本与流传情况进行了梳理归纳;第二章采用文史结合的方式分析了时代背景对庾信骈文风貌的影响,揭示了南朝士族衰微与骈文宫体化、北朝文化环境与文风质实化、句式四六化与骈俪进程、羁旅离乱与咏怀倾向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三章着重分析了庾信骈文的文体创新现象,阐述了庾信在骈赋诗化、以赋述史、应用性骈文赋化三个方面的独特成就与文体贡献;第四章重点选取了北朝、初唐、晚唐、清代四个骈文流行的典型时段,采取接受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交聘与交游两个角度探究了庾信对北周骈文演进的重要影响,从初唐君臣、李商隐与陈维崧的骈文创作中进一步明确了庾信举足轻重的文学史地位。
黄金龙[4]（2020）在《崑曲曲牌源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课题的展开,是基於目前对崑曲曲牌源流演变中存在的问题,所做的系统回顾和整理研究,是对戏剧本体的深入探索和考证。曲牌研究是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对南北曲曲谱的整理与研究、对自上古时期到近代相关音乐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各体音乐文学体裁文学的整理与研究等等,进而从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和“腔词关系”的宏观与微观视域考察崑曲曲牌的演进逻辑。本课题以通代研究角度切入,具体考察各代音乐文学与崑曲曲牌之间的源流互渗情况。第一章为“唐前古曲曲牌与崑曲曲牌之关系”。本课题对於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把曲牌产生和发展限定为唐以後,而是力图在“前曲学时代”勾勒出一个曲牌音乐的酝酿和准备阶段,探索《诗经》、乐府等音乐文学在格律和音乐形式方面,对曲牌的产生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这也初步奠定了曲牌的文学和音乐基础。第二章为“大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论”。该章以大曲为主要考察对象,具体整理大曲源出崑曲曲牌的大致数量和基本演进方式,从而认为大曲的音乐管理方式和音乐体式,为崑曲曲牌提供了规范性和变异性的基本理念,同时也为崑曲曲牌的音乐文学来源提供了雅俗两方面的积累和雅俗融合的基本理念。第三章为“词牌与崑曲关系论”。作为崑曲曲牌的重要来源,该章主要考察“词曲递变”的文学逻辑和音乐逻辑,从而得见词与曲在宫调和格律的转化上,均有不同;其次,词法为度曲之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基础,为崑曲曲牌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和音乐素材。第四章为“北曲崑化论”。北曲和南曲始终存在着诸多文学与音乐特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宋元明清以来,以交通和地域转移流变,在东西南北之间进行了多次深入的学习、交流和渗透,构成了南北曲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文化景观。该章也在意图证明南北曲的交流互渗,是南北曲自我曲学规范建立的基础。第五章为“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论”。本章以南戏与崑曲内部声腔的转化入手,探讨南戏与崑曲的源流问题。南戏为崑曲初步奠定了“腔格理论”和“曲牌声情论”,课题通过对南曲谱谱系的重新梳理和反思,确立了南戏和崑曲在音乐和文学倾向的雅俗倾向和曲律转变,这也进一步揭示了崑曲曲牌风格的独立发展与演变过程。第六章为“崑曲曲牌中的民间俗曲”。该章是基於曲牌源流多样性所作出的考察,具体从民间音乐、宗教音乐、边地音乐、琴曲、琴歌等角度,来全面考察崑曲与其他音乐品类之间的交流互渗状况。总体来说,本课题通过对崑曲曲牌源流的梳理可以看到:曲牌是曲牌体戏曲的重要特质,曲牌提供了戏曲的“诗、乐、演”的重要维度,具有重要的规约性和适应性。本课题对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是对崑曲曲牌的演唱和理论的揭櫫和指导,更重要的是力图发掘曲牌这一具体音乐形式其背後所蕴含的音乐演变逻辑,曲牌是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充分展现了中国戏曲的独特魅力。
杨帆[5]（2020）在《《涑水记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涑水记闻》作为历史琐闻类笔记,是司马光为编撰《资治通鉴后纪》所准备的资料之一,在中国古代笔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受司马光政治家、史学家、学者、文学家等多重身份影响,《涑水记闻》也呈现出文史兼备的特色,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和独特的文学价值。所以对《涑水记闻》的研究有助于从不同角度了解司马光其人及着作,同时对于客观认识北宋历史也有着重要意义。论文试图在挖掘《涑水记闻》史料价值的同时,从文史结合角度切入,在深入解读文本内容的基础上把握作者“以史为文”的文学史观及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学色彩。采用细读文本、文献研究与具体条目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作者所处时代背景,对《涑水记闻》的政治价值、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进行详细论述。论文主要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梳理了《涑水记闻》的研究现状及版本流传情况。主体部分主要由三章构成。第一章:司马光的着史原则与《涑水记闻》的史料价值。司马光《涑水记闻》中的着史原则具体表现为从以史为鉴、潜行教化、反对灾异迷信等原则,并凭借珍贵独特的史料价值成为后世史学着作文献之源;第二章:深受党争影响的《涑水记闻》。北宋时,士大夫首倡“君子有党”论,他们虽因政见不同而争,但始终不坠君子品格,形成了这一时期特有的君子气度。司马光与王安石作为新旧两党的代表人物,是政敌亦是知己。论文首先对二人间的君子之交与君子之争进行了简要论述,并从《涑水记闻》对王安石其人的相关记载入手,分析作品中的党争色彩;第三章:文史兼备的《涑水记闻》。从匡正文风、鉴古镜今两个角度切入分析了司马光“以史为文”的写作特色,并结合文本中的具体事例分析了《涑水记闻》的叙事情节、叙事手法、人物语言等方面体现的小说色彩。结语部分对整篇论文进行了归纳总结,进一步阐明了《涑水记闻》研究的重要性和现实价值。
秦杰[6]（2019）在《私募股权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文中认为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重大变革时期,在“放松管制、鼓励创新”的市场化监管思路和政策推动下,大量新的更为复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推出已是市场的客观需要和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产品创新的发展,投资者与证券商等主体的法律地位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随即产生了新的利益冲突,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现实需求凸显。国内外理论界对私募股权投资的资金募集、投资运作、发展规律和操作流程都有研究,但大多数是从金融学、经济学或管理学角度进行观察的,交叉学科研究的风气较为盛行,较少有纯粹从法律视角探讨和构建私募股权投资法律制度的文献。可以认为,目前国内对私募股权投资的研究成果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地回答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关心的问题,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如何给出私募股权投资确切的定义和法律特征?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特殊性在哪里?私募股权投资体现的法律关系有哪些?私募投资者需要的特殊法律保护需求是什么?现行法律对私募投资者是如何保护的、是否能够有效保护、保护的具体方式有哪些?如何对私募股权投资的合格投资者进行圈定?如何在制度、法律、政策方面营造有利于私募股权投资快速发展的局面?如何在信息披露、退出机制,甚至整体监管制度等具体的手段和内容方面有效构建多元化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措施和多层次的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制度......以上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章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研究视角。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引出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研究落脚点。首先,聚焦私募股权投资的主要表现形式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具体内涵进行界定,比较分析私募与公募的内在差异,进而区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其他相关品种的异同,然后,对私募股权投资的三种形式解读并分类整理了私募股权投资具体的基金类型;其次,提出当前我国法治背景下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价值考量,主要侧重豁免注册制下的效率价值体现、发行方式限制的公平价值考虑和有效保护投资者的秩序价值延伸;最后,提炼了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现实困境,具体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投资主体适格的制度缺陷、投资过程中信息披露的要求模糊、投资退出各种方式的多重限制、法律监管的权责失范。第二章私募股权投资者主体地位的立法强化。本章主要分四个层次来论述当前我国私募股权投资者的主体规范,并针对性的提出完善建议。第一,基于私募投资者的立法刚需,归纳在制定投资者立法时应当坚持的法律原则;第二,通过梳理特定市场条件满足的准入性制度和考察投资对象与投资者的匹配性,分析我国的合格投资者制度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第三,评价我国私募股权投资者立法规则现状,提出投资者主体立法规定的粗泛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规定的散乱;第四,针对前述分析,提出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完善的宏观思考,建议对私募合格投资者可以分类规范,提出具体量化和质化标准,提出制度设计构思。第三章私募股权投资信息披露的分类保障。私募股权投资失败的主要风险之一就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投资判断失误,进而私募股权投资者保护的关键环节在于信息披露。具体而言,首先,分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存在机理和内涵建设,论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机制的应然价值;其次,通过梳理具体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信息披露中的实务问题,讨论当前私募股权投资信息披露的规制现状下可能涉及的犯罪后果和投资者利益救济情况,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进行法律评价。最后,从综合构建差异化信息披露机制、统筹构建信息披露规则刚要、效率维度下的适度披露豁免设想和信息管理体系的示范性效应参与等四个方面提出以立法原则性要求为主、投资者合同自由约定为辅的私募信息披露制度合规建议。第四章规范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机制的多元输出。当前我国退出机制的主要问题是退出方式不灵活,缺乏多样化退出途径,以至投资者利益受损时补救机制遭受束缚,可以将退出方式,特别是非上市情形下的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方式多元化、规范化以便投资者及时止损。具体而言,首先,分析了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方式选择的相关考量,包括影响退出方式的因素分析、四种退出方式的基本情况;其次,分别整理四种模式下的立法规制重心,且对具体实务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各种模式下的实务困难和问题;最后,针对上述问题分别提出立法完善建议。第五章统筹优化私募股权投资的法律监管。监管制度一直是法律保护的重中之重,要做好私募股权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必须站到整体法律监管的高度。整体监管,不仅仅关注于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活动,更关注对私募股权投资监管目标、监管原则和监管价值等监管理念的更新。而且必须厘清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主体及其监管职能的对应匹配,以解决实务中没人管、交叉管的现象。具体而言,第一,从监管原则、监管目标和监管价值三个板块的内容来锁定私募股权投资者保护的监管理念;第二,通过对监管行政机关和自律组织的监管职能梳理来分析当前我国监管的职能定位,强调权责对应,重视监管问责,并针对私募监管问题提出权责适配的统筹优化和路径实现建议;第三,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准入、信息披露等方面提出全局监管的立法完善建议。
陈峰[7]（2019）在《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在学统四起、名家辈出的清代学术史上,王懋竑（1668—1741）因纂订《朱子年谱》而久负盛名,其经史考据的成就亦受到乾嘉以降后学的普遍推重。王懋竑身处康乾之时,朝野上下弥漫着尊崇朱学的浓厚氛围,学者以尊朱述朱为能事,然编排去取之间指向各殊。导源于明中叶的博古考据之风在此时亦渐次兴盛,成为乾嘉朴学的先声。与此同时,陆王心学仍有余绪,颜李学派也在学林中占据一席之地。作为江南儒士的王懋竑,早年便与方苞、朱泽沄等人订交论学,与阎若璩、惠士奇、李塨、张伯行、陈鹏年等人俱有往还。在与学人互动的历程中,王懋竑抱持着尊朱的宗旨,既迎合了清廷形塑意识形态的举措,同时又不尚苟且调停之说,不因袭摘撮成篇的陈法,转而剖析《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中的时空人物信息,从文辞的探讨、语境的还原、事证的勾稽、义理的寻绎等方面深加用功,考订朱熹行年先后,编订朱熹着述真伪。《朱子年谱》的编纂,既在清代朱子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彰显了王懋竑独特的学术风格与思想旨趣,为后世研究清代学术史提供了鲜活的个案。作为记史之体的年谱,糅合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依据时序对史料进行排比系年,其中的去取增删,与编纂者本人的身份背景、学术考量以及思想动因息息相关。从乾嘉之时迄于今日,学界对王懋竑的推崇与肯定,主要是从《朱子年谱》考据精审、辨伪详实的角度而立论。然而《朱子年谱》纂订的动机,表面上是为了指陈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误、否定“朱陆调和”之类的观点,实质上是以考据为工具,对李光地所纂《朱子全书》、张伯行所编《朱子语类辑略》等风行之书作出批驳,对同时理学家的种种误读作出纠谬,更是对康熙“理学真伪论”的潜在回应。具体而言,《朱子年谱》围绕着朱熹的书写可分为四个主题,即考订早年学行、辨析朱张交游、形塑朱陆之争、论定晚年宗旨。王懋竑考订朱熹早年,删汰种种神异书写,指陈武夷三先生为学不纯,又讳言朱熹早年学禅的经历,更淡化李侗（1093—1163）对朱熹的影响,意在将朱熹从道南一脉的理学系谱中加以抽离,为重新书写朱熹形象作出铺垫。《朱子年谱》中对朱张、朱陆交游书写,分别代表朱熹与当时学人互动的两种类型。以王懋竑所见,张栻与朱熹论学大旨相契,故《朱子年谱》对朱、张通书详加考释,一字一句不肯放过,将张栻视作朱熹之附翼,意在揭示朱熹编订着述、诠解义理时的艰辛历程,反映朱熹学术思想中“变”的一面。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学者,为学宗旨已与朱熹偏离,王懋竑在形塑朱、陆之争时又常常略去书信的具体语境,专就两家争讼之语进行解读,将朱、陆之争认定为朱熹思想演变的核心论题,凸显朱熹固守正统、贬斥异端的形象,反映朱熹学术思想中“不变”的一面。这种书写的不对称性,在《朱子年谱》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只是潜藏于文献罗列与史事考订之中,未被此前研究者发掘。王懋竑对朱熹晚年宗旨的探讨,以考辨《玉山讲义》为先,认定朱熹晚年并不专言本体,本体当寓于工夫之中。同时,王懋竑考订朱熹书信,以主敬为朱熹工夫论之主轴,主静从属于主敬,二者绝不能等同;主敬既贯穿于穷理、反躬之中,而读书为学方是穷理、反躬的下手之处。三者层层递进之下,朱熹学术思想中的形上色彩被渐渐剥离,取得代之的是日用伦常之道、下手工夫之处,其中读书治学之法更被王懋竑视作晚年定论所在。相较元明年谱而言,朱熹玄远思辨、默契道体、遥接孔孟的道学因素不断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潜研经籍、好古深思、反躬践行的读书人形象,这与康乾时渐盛的考据学风密不可分。王懋竑对《家礼》、《周易本义》前九图的辨伪,清儒中尊信者不少,当代人非议者居多。造成聚讼纷纭的主因是学者对朱熹形象的不同认知。王懋竑辨伪《家礼》,既援引《仪礼》《书仪》等书以凸显《家礼》“于古非有所据”,同时关注明清之时社会礼俗的递变,强调《家礼》“于今又难以行”。当然,王懋竑辨伪《家礼》的取径之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从朱熹的文集、语录之中发现破绽,论定朱熹生前未撰《家礼》。王懋竑考辨此问题时,所见文献有限。其实从陈淳、黄干等人的歧说异论之中,更可佐证王懋竑的这一创见。再如《周易本义》前九图,王懋竑校雠宋元旧本、寻绎朱熹文语,以为九图非朱熹所作。此论得失互见,充斥着清初儒者鄙薄《图》《书》之学的成见。要言之,王懋竑辨伪诸书,展现了清儒考据中旁征博引、多闻阙疑的特质,其深层意图则是将朱熹文献中不合时宜、或者潜在发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加以剔除,从而强化朱熹的正面形象。王懋竑在经史领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读书记疑》之中。经学领域中,王懋竑辨《古文尚书》之伪,与阎若璩、惠栋之理路不谋而合。在疑古求是的同时,王懋竑亦认为《古文尚书》保存圣贤遗训,不可尽废,较阎若璩、惠栋所见更为持平。蔡沈《书集传》虽为功令所尊,王懋竑考据史事、融贯事理对蔡书提出不少批评。在对《诗经》的研讨之中,王懋竑力辨毛、郑之异以破前儒陈说,不攀附崇郑佞郑的时风;辨析朱熹《诗集传》早晚版本之别,又能改订朱注之误,对元明旧解多有发覆。在三《礼》之中,王懋竑对《礼记》着力最深,不仅校勘、订正《礼记》经文,又能折衷于郑玄、朱熹、陈澔诸说之间,博古求是,缘情说礼,以求济用。《四书》方面,王懋竑将主敬认定为《四书章句集注》的思想主轴,考据名物以羽翼朱熹之说,参酌《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以推求朱熹定论。不过,王懋竑将《大学》《中庸》重新回归到《礼记》的系统中加以诠释,既折射了清儒对礼学的推重,又可视为对朱熹《四书》学体系的消解,在清儒之中颇具典范意义。至于史学领域,王懋竑潜研史籍,以校雠之法,效长编考异之例,改订、补正《资治通鉴纲目》,意在远绍朱熹之志。在分析史事、评骘人物中,王懋竑逐渐跳脱出天理史观的束缚,通过比勘文献记载的歧异展现历史的复杂图景,在考订名物制度、还原历史过程之中探求史学的经世致用之效。在南宋以降的学术思想史上,朱熹学说的权威地位虽已奠定,然而朱熹的历史形象却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动态历程。李方子《朱子年谱》行世之后,取信而增详者有之,批评而改订者有之,显示了朱门后学在理解师说上种种差异。明清之时,尊朱已有定论,述朱却无共识。围绕着朱熹的年谱层出不穷,纂谱者或以标榜道统为宗旨,或怀彰显乡贤之心,或以弘扬祖德为职志。正因立场有别、旨趣各殊,编年记事之间往往暗寓作者对朱熹形象的不同理解。《四库全书总目》对《朱子年谱》推崇备至,归根究底,是因为王懋竑对朱熹的成功塑造,恰恰符合乾嘉考据学者的学术预设,在某种程度上也使理学与经学间的张力消融于无形之中。与此相似,王懋竑逝世后,其学术贡献受到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翁方纲、阮元、俞樾、陈澧等人的推重。在近代以来,唐文治、梁启超、胡适、钱穆等学者在讨论朱子学史、清代学术史时皆曾对王懋竑予以高度评价。在这些表彰与评议之中,无论是将王懋竑塑造为笃守程朱、深研考据的朴鲁学者,或是推阐宋明学术的朱学巨擘,抑或是扬州学派之先导人物,皆是立足于王懋竑学术思想的特定方面而立论。若就知识社会学的理路而言,王懋竑的学术形象亦经历着不断“再生产”的过程。作为偏居一隅的儒者,王懋竑撰作不倦,着书传世,在后来学者的追溯与书写之下,其学术形象虽无定论可言,亦跃升为学人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便足证王懋竑的学术思想在乾嘉以降的深远影响。
郭磊贤[8]（2018）在《基于“密度-设施”的上海-苏州人居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文中认为当前,处在高质量空间发展门槛上的中国大城市地区面临“放任增长”或“限规模、疏人口”的路线争议,学术研究亟待从“质量”角度回答中国大城市地区的空间发展机制问题,但已有研究方法和成果的指引作用有限。本文将“质量”概念降维到城乡规划学科核心关注的空间层面,选取“密度”和“设施”作为调节聚落质量的核心变量,以“密度-设施”比例关系作为聚落质量的空间测度,构建了基于“空间过密化”假设的大城市空间发展过程模型。经由“密度-设施”的研究视角并通过长时间的历史-空间研究与多样本、多尺度的比较研究方法,本文概括了世界特大城市地区的“密度-设施”空间分布规律与聚类特征,并以上海-苏州地区为重点对象,全面解析了1946年至今该地区的聚落空间演化与治理过程。经过归纳、解释和初步验证,本文认为,上海-苏州地区的聚落空间发展表现为“密度-设施”空间波动与过密空间转换的过程逻辑,形成了在长期空间过密化进程中局部突破低水准聚落质量困境的空间演化与治理机制。该机制是中国特大城市地区在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下,根据体制特征和公共资源条件,策略性选择疏解人口、供给基础设施等不同成本“密度-设施”调节路径的结果。现阶段,外围地区成为上海-苏州应对空间过密化的重点地带,上海中心城周边地区和上海-苏州跨界地区等外围地区典型空间的“密度-设施”关系修复实践则表现出通过治理模式创新改善设施服务的新趋向。综合研究发现,本文也对上海-苏州地区提出了优化“密度-设施”关系、提升空间质量的初步建议。
章米力[9]（2016）在《《黄帝内经》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一直是个无法下定论的谜,与任何一种技术的起源一样,它之所以陷入谜团,是因为在远古时期并没有这样一个独立的命题。它是早期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将中国医学的起源置于整个华夏文明发端的大传统中考察,是本研究的基本前提。医学起源难以定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早期文本的缺失。治疗作为一门古老的技艺,几乎与人类发展同步,早在文字诞生之前就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在研究中国医学史的材料中,《黄帝内经》是留存至今最早的完整医学典籍,它系统地展现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医学主流思想,与百家争鸣的诸子哲学处于类似的时空背景中,深受先秦各流派思想的影响,反之也影响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对《黄帝内经》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丰富的成果,部分结论已经在学界达成基本共识,比如它的成书背景,它所展现的主要哲学思想,它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指导作用,它以身体为象征的一系列政治隐喻等。此外,伴随着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志等学术研究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新面世的材料与传世医学文本互证,一些《黄帝内经》中引用的古医书似乎找到了应证,传统医学理论与其他材料的比较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上述学术进步为研究提供了很多支持。本文是从文学人类学角度来考察《黄帝内经》中的神话历史,通过揭开以神话面貌笼罩在早期传统医学发展上的面纱,理解中国医学文化渐进的内在动力,以及它与华夏文明其他方面的互相影响。文学人类学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尝试之一,它把文献记载与活态文化、考古实物做比较研究,使单薄的证据得以丰富,形成多重释古的立体证据链。因袭前辈学者的创造性思维,目前文学人类学研究已经形成了大、小传统论,“四重证据法”等几个主要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这正是本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论。《黄帝内经》蕴含的“人文治疗”也是传统医学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医学起源与大传统文化无可分割,因此作为技艺的治疗与作为文化的“大文学”亦是无可分割的。西方后现代学派在近半个多世纪进行了深刻反思,对传统文明提出了重新审视的重要见解。医学是这个反思中重要的载体之一,医学与文化的紧密关系,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深刻体现出来。本研究的观察重点是传统医学与华夏文明的关联性。表现方式是将《黄帝内经》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医学,作为华夏传统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行展示。研究主体部分采用了“四重证据法”,通过传世文献、文字、考古材料、活态文化等证据,论述传统医学中的几个经典概念:道、阴阳、气、风、神明、身体隐喻、神圣数字“五”、祝由,以及黄帝作为有熊氏在早期文明信仰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略作一简述。论述“道”与“阴阳”时,本文将道家理论中的“返胎”作为重要的理解路径,“道”的原型是感生神话,“阴”、“阳”两字含有生殖的意义,从而揭示“卵生—母生—返胎”的古老生命发生轨迹,推理出“混沌神话—母神神话—父权神话”这样一个社会学演变路径。对“气”的认识从开天辟地的神话中开始,“气”的文字演变记录了祭祀仪式和少数民族中仍然保持着的宗教仪式。“气”是想象中人神沟通的载体,墓葬中的金缕玉衣、九窍塞、玉璧以及玉璧上的谷纹等纹样都显示出古人对“气”的运用。“风”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具有感天动地之效,甲骨卜辞和古代文献中的“风”透露出神格,“风”一系的象征体系包括了凤鸟、四方风、四方神。在取象思维的医学体系中多用到“风”的概念,结合西汉年间的占盘、式盘,甚至可以看到科学的萌芽。医学名词“神明”透露出医学相授的秘密社团特性,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指示了“神明”是华夏文明创世纪中的“上帝”。从文字角度考察,“神”与“明”结合构成了生化万物,代表天地大道力量的神圣角色。身体与政治的互为象征是传统医学的常见文学表现,“德”字的构造揭示了身内之物“心”与身外之物“道德”的关联。医学史材料中,文献生动记录了麻风病的身体污名化与身体外延的呼应。在考古材料中,两汉墓葬中金缕玉衣是古人成就最高道德的登峰造极之作。“五”是神圣数字,也是传统医学中的生命之数,代表中央,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源于四柱擎天的创世神话,乃天绳交午形成的中央之位。在民俗仪式中,端午节作为阴阳之气交午之节点,蕴含了水与火的对偶模式。被学者推测为河图洛书的凌家滩玉龟玉版的布数方法也体现了中央五的特点。古老的“祝由”通常被认为是情志治疗的一种手段。结合史前及殷周时期的人牲斩首礼、头骨饮器、人头骨祭祀、神兽噬人造型青铜器,可知头颅承载着人之精,人之魂,乃最核心所在。祝由术的目的在于移精变气,道家修炼房中养生术对还原祝由术有一定帮助。此外,黄帝作为《黄帝内经》的依托撰人,实则是“有熊氏”崇拜的无意识延续。“阴阳”、“三阴三阳”观念都与熊崇拜有关。熊是史前神圣动物中的重要角色。楚帛书、楚简记录了熊与帝王身份相合的渐进过程,“熊经鸟伸”等拟熊仿生养生法是大传统中的小传统,以熊为造型的玉器、青铜车进一步证明了熊与伟大生命力之间的关系。总之,《黄帝内经》中所体现的传统医学发生史,与华夏文明发生史高度契合,借助于大传统新知识观,医源考察的时间长度和材料宽度都能够被大大拓展。在现代医学看来,《黄帝内经》的谬误比比皆是,但传统医学整体论的思想体系是值得称道的。如果不将《黄帝内经》的文化价值释放出来,它将在现代医学的批评中沦为历史“糟粕”,埋没了其对中国文学史、哲学史的可期贡献。时至今日,治疗神话仍在延续,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在人类无法彻底消解对死亡的畏惧之前,治疗的需求必将伴随整个生命过程。在医学科学求新求变的过程中,反观历史,从而追求生命观的成熟,是《黄帝内经》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期盼所在。
邢起龙[10]（2015）在《宋祁及其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北宋初年的宋祁,博学能文,成果全面,在政治、史学、文学等多个方面都卓有成就,值得专题研究。他的《景文集》、《宋景文笔记》和《益部方物略记》皆为《四库全书》所收录,这些文献是研究宋祁思想的重要基础。本论文对宋祁生平、家世乃至着作等进行了系统地考证,对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作出了全面地梳理和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将宋祁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中,爬罗剔抉宋祁思想产生的社会人文条件。为此,本论文一方面从宋祁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如欧阳修等人的文献中寻绎可资利用的相关资料,以弥补宋祁思想材料的不足；另一方面厘清宋祁思想的内在逻辑使之体系化,从中概见宋祁思想的博大和丰富。全文分为以下六章：第一章,宋祁的生平考。本部分主要追溯宋祁世系和他在安州的经历,并对他历仕各地进行考证。本文借助《嘉靖应山县志》和他本人的追述对他的家世进行探究。宋祁的父亲长期在外为官,他很小就随父辗转迁徙,因而关于他的籍贯归属,后人争议颇多。宋祁在湖北安州（今湖北安陆）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青年时代,这是他思想形成的根源。湖北安州自古人杰地灵,李白曾驻足十四年之久,诸多文人骚客在此流连忘返,而安州本土文人灿若群星,着名的有张君房、郑獬、王得臣等人,多年来,这些着名人士在安州的文化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好学向善、积极进取的安州民风的形成。少年宋祁随其父亲赴任安州应山县（今湖北省广水市）而寓居应山,宋祁与兄宋庠拜于应山着名处士连舜宾门下,获得良好教育,当时,拜于连舜宾门下的还有寓居随州的欧阳修。宋祁在安州结识了很多朋友,如连庶、连庠、欧阳修、夏竦、令狐揆等,这些人对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步入仕途以后,宋祁宦游各地,最初任湖北复州（今湖北天门）推官,后来因孙爽的提携而入朝为官。庆历元年（1041）五月,参知政事宋庠与宰相吕夷简有隙,宋祁受牵连被谪至淮南,淮南三年之后进入翰林,短暂的翰林生活之后,朝廷又将其调往成德军和真定,他在这里前后锻炼了五年,嘉佑元年（1056）八月,改知益州。嘉佑四年（1059）宋祁益州任满,本来可以竞争三司使的要职,但包拯等人弹劾其益州生活奢侈,是年三月己未,以龙图阁学士知郑州,在此期间,其身体状况日渐恶化,宋祁在嘉佑六年（1061）二月回到朝廷任群牧使,此年为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一生仕途多艰,命运多舛,这些人生经历无疑增加了他思想的复杂性。第二章,宋祁的着作考略。宋祁一生着作等身,但多已散佚。本文考证了他的三部传世之作：《景文集》、《宋景文笔记》、《益部方物略记》。《景文集》非其原集而为后人辑遗,其原集卷数究竟多少,历来众说纷纭,清《四库全书》仅收录六十二卷。《宋景文笔记》在宋人笔记中具有代表性,该书涉及音韵、训诂、考古、释俗等内容,反映了宋祁人生的另一方面即学问渊博、兴趣广泛。《益部方物略记》是宋祁在他人书稿的基础上扩充和加工的关于成都附近方物的一部着作,该书对于后世研究成都附近地方物产的变迁有着极大意义。第三章,宋祁的哲学思想。宋祁没有专门的哲学着作传世,但是,宋祁的着作中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本部分着重考察其天命论和道论的主要精神,宋祁对天道和人性的思考不但具有时代性而且更具有自己的特色,礼制思想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占据的比例较大,他也是参与北宋礼制建设的重要人物。本部分全面还原他在礼制方面的建设性意见,如他对祭祀和配享制度的研究、对明堂的研究等既有礼学实践又有礼学思想,说明他对礼学具有精深的造诣,可以说,他是宋初屈指可数的着名礼学家之一。第四章,宋祁的政治思想。宋祁的政治立场摇摆不定。他是庆历新政的参与者,目睹了改革的整个过程。他最初是同情、支持改革派的,后来保守派占据上风,加之,他对改革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从此,他就退出改革派阵营。他的核心政治观表现为皇权至上、政失天谴和民为政本等。在军事上宋祁属于主战派,他向朝廷上奏《御戎论》七篇,全面阐述了他的战略思想,如选拔良将、加强军事运输、杜绝贵臣监军、重视马政等。他在社会治理和缓解社会矛盾冲突方面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如根除三冗、劝民蓄食、刑赏分明等措施,具有一定的社会效果。第五章,宋祁的史学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宋祁的史学贡献更为明显,他主撰《新唐书》列传共150卷,代表了其全部创作的最高水平,集中体现了他正统的儒家史学观。在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的相互交汇下,朝廷欲从强盛的唐代寻找摆脱危机的良策,《新唐书》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宋祁在《新唐书》列传材料的选择上严于抉择,而且比《旧唐书》列传的材料丰富且增列人物要多。宋祁坚持史学家“春秋大义”的书写传统,坚持道统论和尊王观,鞭挞乱臣贼子,歌颂孝道忠臣,弘扬社会正气。《新唐书》对佛教具有排斥倾向,明显忽视了唐代佛教鼎盛的事实,没能给唐三藏等大德高僧立传。第六章,宋祁的文学思想。本部分主要从其诗歌、散文和辞赋三个方面来研究宋祁的文学思想。宋祁的诗歌作为“西昆余绪”,反映了“西昆派”历史发展的规律,历来受到重视且研究成果较多。而他的散文基本无人问津,其实,他的散文反映了那个时代散文创作的一般方向即题材和体裁呈多样化。他的辞赋在宋代文人辞赋中所占份量较大,虽然大量的是以歌功颂德为主,但也不乏一些惊世之作。总之,宋祁早期作品表现为“体规画圆”,有模写名人作品之嫌。步入仕途之后,伴随着写作实践的成熟,尤其是五十岁后受命撰写《新唐书》,他逐渐认识到文章应该“自名一家”,这种观点在他后期散文、史学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前期与后期判然有别,前期内容闲适,笔调轻松,后期思想厚重,且以史实故事为主。在结语部分,本文对宋祁的思想归属进行定性,认为他的思想应该归属儒家,另外,笔者还对宋祁在政治、史学、文学等方面的成就进行总结,对他的思想局限性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最后对宋祁思想研究进行展望。
二、何谓“首都二四八重大创新工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何谓“首都二四八重大创新工程”（论文提纲范文）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 |
|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高祖至吕后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二节 文景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三节 西汉中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四节 西汉晚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五节 未见於传世文献且无法判断归属的中央职官 |
| 第二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王国职官 |
| 二、汉初之异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三、汉初之同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四、西汉中晚期之王国职官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侯国职官 |
| 二、自刘邦称帝至武帝时侯国职官 |
| 三、自武帝时至西汉末侯国职官 |
| 第三节 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 |
| 第三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考述 |
| 一、边郡管理系统 |
| 二、内郡管理系统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职官考述 |
| 一、西汉早期县职官设置 |
| 二、西汉中晚期县职官设置 |
| 第四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 |
| 第一节 工矿、商业类 |
| 一、工类 |
| 二、矿业类 |
| 三、商业类 |
| 第二节 军事类 |
| 第三节 农林、水利类 |
| 一、农林类 |
| 二、水利类 |
| 第四节 畜牧类 |
| 第五节 仓储类 |
| 下编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未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二、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表 |
| 三、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表 |
| 四、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表 |
| 五、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道邑职官表 |
| 引用谱录简称 |
| 参考文献 |
| 职官索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2）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二、选题范围、概念界定 |
| (一)时空范围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及博物馆美育研究 |
| (二)1949年后民众教育馆及博物馆美育研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六、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确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产生的思想条件 |
| 一、历史根源:古物遗迹的审美教化功用 |
| 二、外因刺激:西方博物馆审美思想启发 |
| 三、引荐媒介:近代学者的博物馆译介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产生的历史条件 |
| 一、救亡图存运动决定文化使命 |
| 二、社会教育环境决定功能选择 |
| 第三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的确立经过 |
| 一、民众教育运动助推博物馆转型 |
| 二、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正式确立 |
| 三、民众教育馆附属博物馆的涌现 |
| 第二章 民众教育馆社会美育的方法与实践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发挥美育功能的实体依靠 |
| 一、馆舍建筑的美感化育作用 |
| 二、艺术收藏的物化资源整合 |
| 三、展览陈列的直观启发性能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规范与实施方法 |
| 一、技能教授与精神渗透:公共美术宣教与活动 |
| 二、内质整改与外延交流:艺术团体创立与合作 |
| 三、人才资源与文化担当:人员素质与人事聘用 |
| 第三章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的历史贡献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方向的扭转 |
| 一、艺术教育工作地位提升 |
| 二、充当特殊艺术抗战力量 |
| 第二节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事业进展及成果 |
| 一、持续并恢复展览与宣教 |
| 二、促进大众美术全面推广 |
| 三、转型成为专业艺术机构 |
| 四、协助延续博物馆的工作 |
| 第三节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工作的意义 |
| 一、加快美术的大众化步伐 |
| 二、平衡艺术教育资源配置 |
| 三、统一思想淡化门户之见 |
| 四、文化保护提振爱国情绪 |
| 五、充实艺术的社会性内涵 |
| 第四章 民众教育馆与专业美术馆的工作异同对比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与专业美术馆美育工作的共性 |
| 一、功能定位有一致性 |
| 二、教育模式的相似性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不同于专业美术馆的工作特点 |
| 一、基层性 |
| 二、指导性 |
| 三、实用性 |
| 四、多样性 |
| 第三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特点的主要成因分析 |
| 一、坚持下层民众为本的教育方向 |
| 二、政府制定规章强化制度管理 |
| 三、定位任务决定艺术事业走向 |
| 四、迥异地域政治文化基础影响 |
| 第四节 民众教育馆相较于专业美术馆的优势所在 |
| 一、突出艺术教育的地域性特色 |
| 二、提高艺术教育全民化覆盖率 |
| 三、强化艺术与其他部门协同性 |
| 第五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历史意义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的本土美术教育现代性探索 |
| 一、社会美育向现代化转型 |
| 二、社会美育向正规化迈进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的博物馆本体论意义 |
| 一、公共收藏积累与国家文化形象树立 |
| 二、教育功能居首与博物馆美育常态化 |
| 三、敞开平民参与大门让美育走入基层 |
| 四、现代公共文化场馆功能与建制铺垫 |
| 第六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事业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进步性 |
| 一、构建地方艺术图景推动本土文化进程 |
| 二、认清社会历史责任应对阶段冲突挑战 |
| 三、协同利用内外资源争取最优社教效益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局限性 |
| 一、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问题的表现 |
| 二、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的干扰因素 |
| 结论 |
| 附录 民国时期国内各地方民众教育馆相关艺术活动大事年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3）庾信骈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庾信骈文范围的界定 |
| 二、庾信骈文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庾信骈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 |
| 四、各章旨要 |
| 第一章 庾信骈文概观 |
| 第一节 庾信骈文的体裁与题材 |
| 一、“文”类骈文 |
| 二、“笔”类骈文 |
| 第二节 庾信骈文的艺术分期及其依据 |
| 一、创作环境与心态变化导致文风变迁 |
| 二、艺术手法与文学风貌的变化 |
| 第三节 庾信骈文的流传情况及相关考辨 |
| 一、庾集版本考辨 |
| 二、骈文流传考略 |
| 第二章 庾信骈文的艺术风貌 |
| 第一节 士族衰微与庾信骈文的宫体化 |
| 一、士族衰微与身份转变 |
| 二、皇权加强与文学宫体化 |
| 第二节 北朝文化环境与庾信骈文的质实化 |
| 一、北朝“尚质”“尚实”的文化环境 |
| 二、庾信骈文质实化的主要表现 |
| 第三节 庾信骈文句式的四六化与骈俪深化 |
| 一、四六隔对应用的广泛性 |
| 二、四六隔对的艺术性 |
| 三、四六隔对结构的多样化 |
| 第四节 羁旅离乱与咏怀主旨的深化 |
| 一、托物抒情 |
| 二、借人咏怀 |
| 三、借地理意象抒怀 |
| 第三章 庾信骈文创作的文体突破 |
| 第一节 庾信骈赋的诗化 |
| 一、庾信骈赋形式上的诗化表现 |
| 二、“吟咏情性”观念下的诗化表现 |
| 第二节 庾信骈赋的述史倾向——以《哀江南赋》为例 |
| 一、骈赋叙事功能的拓展 |
| 二、史传笔法的运用 |
| 三、史家精神的彰显 |
| 第三节 庾信应用性骈文的赋化 |
| 一、作为“核心文类”的辞赋 |
| 二、应用文的骈俪化 |
| 三、应用文的才学化 |
| 四、铺排之法的运用 |
| 第四章 庾信骈文的影响与接受 |
| 第一节 从交游看庾信骈文对北朝之影响 |
| 一、南北交聘中的庾信骈文 |
| 二、庾信交游与西魏北周骈文写作 |
| 第二节 庾信骈文在初唐的接受 |
| 一、儒家文学观下的庾信骈文批评 |
| 二、“南朝化”文学氛围下的庾信骈文接受 |
| 第三节 庾信骈文在晚唐的接受 |
| 一、政治文化环境与六朝骈风复归 |
| 二、李商隐对庾信骈文的接受 |
| 第四节 庾信骈文在清代的接受 |
| 一、明末清初文化环境与对庾信骈文的崇尚 |
| 二、陈维崧对庾信骈文的接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4）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标号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曲牌的历史演变与分期 |
| 三、研究缘起与意义 |
| 四、研究史回顾 |
| 五、研究创新点、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唐前古曲与崑曲曲牌之关系 |
| 第一节 古曲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古曲曲牌崑化之数量统计与演变考 |
| 二、古曲曲牌演变略论 |
| 第二节 古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论 |
| 一、《诗经》篇章结构与曲牌音乐体制 |
| 二、“乐府”与曲牌音乐 |
| 三、南、北民歌交流与曲牌音乐 |
| 第二章 大曲与崑曲曲牌 |
| 第一节 大曲—曲牌崑化之考索 |
| 一、大曲-曲牌转化之总体统计 |
| 二、大曲曲名-崑化曲牌分类考 |
| 第二节 大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 一、大曲节拍与崑曲曲牌节拍之演变 |
| 二、大曲“遍数”与崑曲曲牌 |
| 三、唐宋大曲与崑曲曲牌之关系 |
| 第三章 词牌与崑曲关系论 |
| 第一节 词牌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词牌崑化之数量统计 |
| 二、词牌崑化曲牌分类考 |
| 第二节 词牌格律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 一、词牌与崑曲曲牌格律、结构 |
| 二、词牌与崑曲曲牌音乐体制论 |
| 三、宋词与崑曲曲牌关系反思 |
| 第四章 北曲崑化论 |
| 第一节 北曲曲牌崑化之考索 |
| 一、北曲曲牌崑化之概括 |
| 二、南北曲曲牌分类考 |
| 第二节北曲崑化逻辑论 |
| 一、北曲与崑曲曲牌音乐体制 |
| 二、北曲曲牌、崑曲曲牌格律关系论 |
| 三、南、北曲牌界说 |
| 第五章 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论 |
| 第一节 南戏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南戏崑化之数量统计 |
| 二、南戏崑化分类考 |
| 第二节 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 一、南戏与崑曲演唱方式之差异 |
| 二、南戏与崑曲曲牌格律之分歧 |
| 三、南戏与崑曲曲牌关系反思 |
| 第六章 崑曲曲牌中的民间俗曲与其他源流 |
| 第一节 民间俗曲与其他曲目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民间俗曲崑化之数量统计 |
| 二、民间俗曲崑化之主要方式——[节节高]源流个案研究 |
| 第二节民间俗曲与崑曲曲牌关系 |
| 一、民间小调与崑曲 |
| 二、民间宗教音乐与崑曲 |
| 三、边地音乐与崑曲 |
| 四、“琴曲”“琴歌”与崑曲曲牌 |
| 余论:曲牌论 |
| 一、将文体学概念的“曲”迁移到音乐文学领域 |
| 二、音乐文学的角度要坚决摒弃“乐文优劣论” |
| 三、曲谱的刊刻为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
| 四、地域流动是曲牌演变的重要因素 |
| 五、曲牌研究的构型和拓展——叠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编制说明 |
| 附录A: 《集成曲谱》曲牌检索 |
| 附录B: 《六十种曲》曲牌检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後记 |
（5）《涑水记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有裨于史的《涑水记闻》 |
| 第一节 《涑水记闻》中司马光的着史原则 |
| 一 以史资治,直言无隐 |
| 二 潜行教化,以礼持国 |
| 三 反对灾异迷信和佛老之教 |
| 第二节 后世史书的重要史源——《涑水记闻》 |
| 一 为正史所引录的《涑水记闻》 |
| 二 为其他史学着作之源 |
| 第二章 深涉新旧党争的《涑水记闻》 |
| 第一节 君子和而不同—司马光在政治纷争中的君子风范 |
| 一 “君子有党”论 |
| 二 司马光的君子气度 |
| 第二节 生平知己与政治对手——司马光与王安石 |
| 一 君子之交 |
| 二 君子之争 |
| 三 《涑水记闻》中对王安石的书写 |
| 第三章 熔铸文史于一炉的《涑水记闻》 |
| 第一节 司马光创作中的“以史为文” |
| 一 关照文运,匡正文风 |
| 二 铺陈史实,鉴古镜今 |
| 第二节 《涑水记闻》的小说化倾向 |
| 一 叙事情节曲折 |
| 二 凸显叙事细节 |
| 三 人物语言多样 |
| 结语 |
| 附录一:相关着作对《涑水记闻》的介绍 |
| 附录二:《宋史》采录《涑水记闻》条目列表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私募股权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研究视角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内涵界定 |
| 一、私募与公募的内在差异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相关投资品种的区分 |
| 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类型划分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价值考量 |
| 一、豁免注册制下的效率价值体现 |
| 二、发行方式限制的公平价值考虑 |
| 三、有效保护投资者的秩序价值延伸 |
| 第三节 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现实困境 |
| 一、主体适格的制度缺陷 |
| 二、信息披露的要求模糊 |
| 三、退出方式的多重限制 |
| 四、法律监管的权责失范 |
| 第二章 私募股权投资者主体地位的立法强化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的立法刚需 |
| 一、私募股权投资的法律关系解读 |
| 二、投资者立法规范的法律原则归纳 |
| 第二节 私募投资者的合格与适当 |
| 一、合格——特定市场条件满足的准入性制度 |
| 二、适当——投资对象和投资者的匹配性考察 |
| 第三节 投资者立法规制的现行评价 |
| 一、投资者主体相关立法粗泛 |
| 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规定散乱 |
| 第四节 投资者立法规制的完善建议 |
| 一、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宏观思考 |
| 二、投资者准入制度设计的量化和质化 |
| 三、投资者分类规范的理想构建 |
| 第三章 私募股权投资信息披露的分类保障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机制的应然价值 |
|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存在机理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内涵建设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实然评价 |
|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问题梳理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 |
| 第三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合规建议 |
| 一、差异化信息披露机制的综合构建 |
| 二、信息披露规则刚要的统筹构建 |
| 三、效率维度下的适度披露豁免设想 |
| 四、信用管理体系的示范性效应参与 |
| 第四章 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机制的多元输出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方式的概括分析 |
| 一、影响退出方式的因素解析 |
| 二、四种退出方式的利弊衡量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方式的规制重心 |
| 一、上市退出:严格上市条件和程序 |
| 二、收购退出:关注再融资股份减持 |
| 三、回购退出:限制回购范围和数量 |
| 四、清算退出:斟酌解散申请权限制 |
| 第三节 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机制的立法完善 |
| 一、上市退出规制的立法优化 |
| 二、收购退出市场的规范搭建 |
| 三、回购退出范围的理性调适 |
| 四、清算退出程序的立法修改 |
| 第五章 私募股权投资法律监管的宏观把握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监管理念的锁定 |
| 一、强化自律优先的监管原则 |
| 二、注重投资者保护的监管目标 |
| 三、平衡效率与公平的监管价值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投资监管职能的定位 |
| 一、行政机关的职能配置和监管问责 |
| 二、自律组织的独立地位和辅助功能 |
| 三、监管职能的统筹优化和路径实现 |
| 第三节 私募股权投资监管的立法建议 |
|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主体准入的监管优化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区分要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史料取用 |
| 1.4 内容架构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论世与知人:王懋竑的家世、交游与着述 |
| 2.1 世风与家学 |
| 2.1.1 清初学风 |
| 2.1.2 扬州学术 |
| 2.1.3 白田家学 |
| 2.2 交游与转益 |
| 2.2.1 学林硕彦 |
| 2.2.2 理学名臣 |
| 2.2.3 乡贤名士 |
| 2.3 着述与流传 |
| 2.3.1 《朱子年谱》 |
| 2.3.2 《白田草堂存稿》 |
| 2.3.3 《白田草堂续稿》 |
| 2.3.4 《读书记疑》 |
| 2.3.5 《朱子文集注》 |
| 第3章 背景与历程:《朱子年谱》纂订前后 |
| 3.1 背景与动因 |
| 3.2 过程与意图 |
| 3.3 取鉴与采择 |
| 3.3.1 李默《紫阳文公先生年谱》 |
| 3.3.2 洪嘉植《朱子年谱》 |
| 3.3.3 朱玉《朱文公年谱事实》 |
| 3.3.4 邹琢其《朱子年谱正讹》 |
| 3.3.5 朱泽沄《朱子圣学考略》 |
| 第4章 笔法与心证:王懋竑对朱熹学行的书写 |
| 4.1 考订早年学行 |
| 4.1.1 删汰神异书写 |
| 4.1.2 考辨武夷从学 |
| 4.1.3 讳言学禅经历 |
| 4.1.4 改订延平授受 |
| 4.2 辨析朱、张交游 |
| 4.2.1 过程的序列 |
| 4.2.2 史料的辨析 |
| 4.2.3 立场的审视 |
| 4.3 形塑朱、陆之争 |
| 4.3.1 书写鹅湖之会 |
| 4.3.2 重释南康之会 |
| 4.3.3 揭示“辨陆学之非” |
| 4.4 论定晚年宗旨 |
| 4.4.1 本体与工夫之辨 |
| 4.4.2 主静与主敬之辨 |
| 4.4.3 穷理与读书之辨 |
| 第5章 独断与考索:王懋竑对朱熹着述的辨伪 |
| 5.1 参酌今古:《家礼》辨伪的逻辑进路与思想意义 |
| 5.1.1 征于古今礼书 |
| 5.1.2 验诸人情风俗 |
| 5.1.3 考之朱熹行年 |
| 5.1.4 余论 |
| 5.2 黜虚崇实:《周易本义》前九图辨伪的学术考量 |
| 5.2.1 校雠于版本 |
| 5.2.2 寻绎于师说 |
| 5.2.3 决疑于本事 |
| 5.2.4 小结 |
| 第6章 考古与新诠:王懋竑的经学成就 |
| 6.1 辨伪与求是:王懋竑《尚书》学发微 |
| 6.1.1 治《书》历程 |
| 6.1.2 辨《古文》之伪而论衡今古文得失 |
| 6.1.3 申朱熹之说而订正蔡《传》之误 |
| 6.1.4 考据史事、融贯事理而自成一说 |
| 6.2 通贯与自得:王懋竑《诗经》学申述 |
| 6.2.1 治《诗》历程 |
| 6.2.2 辨毛、郑之异 |
| 6.2.3 订朱熹之注 |
| 6.2.4 创自得之说 |
| 6.3 纂辑与明断:王懋竑《礼记》学析论 |
| 6.3.1 治《礼》历程 |
| 6.3.2 纂礼求通 |
| 6.3.3 博古求是 |
| 6.4 推阐与补订:王懋竑《四书》学述略 |
| 6.4.1 推阐主敬工夫以揭橥《集注》之旨 |
| 6.4.2 考据名物史事以羽翼《集注》之解 |
| 6.4.3 采摭《文集》《语类》以发明《集注》之义 |
| 第7章 校雠与论衡:王懋竑的史学成就 |
| 7.1 校雠以判史实 |
| 7.2 尊朱以申《纲目》 |
| 7.3 博古以通世用 |
| 第8章 历史影响与学术地位 |
| 8.1 《四库全书总目》的论定 |
| 8.1.1 着作的评价 |
| 8.1.2 观点的征引 |
| 8.2 清代儒者的评议 |
| 8.3 郡邑后学的表彰 |
| 8.4 民国以降的回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清儒王懋竑年谱新编 |
| 附录B: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论着清单 |
（8）基于“密度-设施”的上海-苏州人居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本文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中国城镇化锁定高质量发展目标 |
| 1.2.2 对大城市高质量空间发展路径争议激烈 |
| 1.2.3 需要从“质量”视角思辨大城市人居空间发展 |
| 1.3 研究面临的若干理论瓶颈 |
| 1.3.1 本体层面:定义困境 |
| 1.3.2 认识层面:感知与测定争议 |
| 1.3.3 理念层面:无限更迭陷阱 |
| 1.3.4 方法层面:内涵还原悖论 |
| 1.3.5 实践层面:量-质关系问题 |
| 1.3.6 批判地认识当前研究状况 |
| 1.4 研究纲领要点 |
| 1.4.1 突破“质量”认识论 |
| 1.4.2 聚焦特大城市地区尺度 |
| 1.4.3 拓展研究的时、空两向维度 |
| 1.4.4 引入“治理”因素 |
| 1.5 研究对象 |
| 1.5.1 研究群像:世界特大城市地区 |
| 1.5.2 重点对象:上海-苏州地区 |
| 1.5.3 重点对象选取意义及典型性 |
| 1.6 研究问题、方法与难点 |
| 1.6.1 科学问题 |
| 1.6.2 研究方法 |
| 1.6.3 研究难点 |
| 1.7 篇章结构 |
| 第2章 理论框架 |
| 2.1 核心变量 |
| 2.1.1 将“质量”降维到空间层面所得变量 |
| 2.1.2 由“质量”概念源头推导所得变量 |
| 2.1.3 密度与设施 |
| 2.2 “质量”认识论与空间测度 |
| 2.2.1 密度、设施的类哲学意义关联 |
| 2.2.2 以密度、设施描述空间发展现象 |
| 2.2.3 对密度、设施构成测度方式的讨论 |
| 2.2.4 “密度-设施”比例关系 |
| 2.3 基于“密度-设施”的大城市空间发展过程模型 |
| 2.3.1 模型前提假设 |
| 2.3.2 起始:空间过密化与“密度-设施”失衡 |
| 2.3.3 过程:治理主体多路径调节“密度-设施”关系 |
| 2.3.4 结果:形成阶段性形态结构 |
| 2.4 小结:经由“密度-设施”关系透视研究对象 |
| 第3章 世界特大城市地区“密度-设施”分布规律及特征分异 |
| 3.1 “密度-设施”总体治理状况 |
| 3.1.1 后发地区受困于“密度-设施”失衡问题 |
| 3.1.2 根据自身资源条件选择改善调节路径 |
| 3.1.3 治理模式和能力是重要支撑因素 |
| 3.2 “密度-设施”空间分布规律 |
| 3.2.1 对象与空间构造 |
| 3.2.2 人口密度分布特征 |
| 3.2.3 基础设施分布特征 |
| 3.2.4 “密度-设施”分布特征 |
| 3.3 特征分异与模式聚类 |
| 3.3.1 分布曲线聚类与发展阶段的关系 |
| 3.3.2 分布曲线形态与路径策略的关系 |
| 3.3.3 初步解释 |
| 3.4 小结:寻找塑造“密度-设施”分布状况的历史线索 |
| 第4章 上海-苏州地区聚落空间“密度-设施”演化与治理进程 |
| 4.1 研究语境 |
| 4.1.1 作为“话语”的“‘骨’‘肉’关系” |
| 4.1.2 理性逻辑下的空间干预进程 |
| 4.2 时空范围与素材 |
| 4.2.1 历史时期划分 |
| 4.2.2 空间层次界定 |
| 4.2.3 主要文献材料 |
| 4.3 基于“密度-设施”关系的空间演进过程(1946-) |
| 4.3.1 起始状态:城、乡空间双重过密 |
| 4.3.2 疏散理想受阻于建国初时势(1946-1957) |
| 4.3.3 多管齐下向外疏解市区人口(1958-1977) |
| 4.3.4 在空间过密失衡中寻找出路(1978-1989) |
| 4.3.5 大规模增长与扩散的二十年(1990-2010) |
| 4.3.6 改善区域人居环境的新时期(2011-) |
| 4.4 过程特征 |
| 4.4.1 两轮“密度-设施”关系内外消长 |
| 4.4.2 市区两轮空间过密与一次失衡 |
| 4.4.3 较显着的三十年周期波动特征 |
| 4.4.4 与政经体制和治理模式的潜在关联 |
| 4.5 小结:待验证的“密度-设施”空间波动特征 |
| 第5章 上海-苏州地区“密度-设施”空间波动与过密空间转换 |
| 5.1 技术思路 |
| 5.1.1 基本原理 |
| 5.1.2 测度分析方法 |
| 5.1.3 数据来源 |
| 5.2 验证“密度-设施”空间波动律(1990-2010) |
| 5.2.1 上海市域部分 |
| 5.2.2 苏州市域部分 |
| 5.2.3 沪苏走廊地区 |
| 5.3 波动进程中各类空间的“密度-设施”变化及比较 |
| 5.3.1 各级居民点 |
| 5.3.2 特大城市中心区与外围地区 |
| 5.3.3 空间过密化区域随波动进程转换 |
| 5.4 小结:外围地区是现阶段上海-苏州地区的过密空间 |
| 第6章 外围地区空间过密化成因与“密度-设施”关系修复应对 |
| 6.1 边界外侧成为政府主导空间开发的优先区位 |
| 6.1.1 现象:外围地区大规模空间“贴边”开发 |
| 6.1.2 原因:设施供给成本角度的情景模拟解释 |
| 6.1.3 结果:空间拓展首选“密度-设施”配比洼地 |
| 6.2 外围圈层成为外来人口落脚定居的集中地带 |
| 6.2.1 现象:外来人口分布集聚地圈层外移 |
| 6.2.2 原因:落脚定居综合成本角度的解释 |
| 6.2.3 结果:公共设施与外来人口高度错配 |
| 6.3 外围地区修复“密度-设施”关系的自主实践 |
| 6.3.1 地方设施服务治理难点 |
| 6.3.2 上海中心城周边地区设施服务改善实践 |
| 6.3.3 上海-苏州跨界地区设施服务合作探索 |
| 6.4 评价与启示 |
| 6.4.1 以柔性治理摆脱“权”、“利”困境 |
| 6.4.2 以多元投入代替单一主体供给公共资源 |
| 6.5 小结:以治理模式创新引导“密度-设施”优化 |
| 第7章 试论上海-苏州地区空间发展机制及质量提升对策 |
| 7.1 长期空间过密化与过密空间周期转换 |
| 7.1.1 空间演化与治理的过程逻辑 |
| 7.1.2 成绩和经验 |
| 7.1.3 牺牲和代价 |
| 7.2 对长期空间过密化机制的初步解释 |
| 7.2.1 城市化规律的客观作用 |
| 7.2.2 城市发展理念的长期影响 |
| 7.2.3 区域治理结构的扰动变化 |
| 7.2.4 空间开发模式的深刻塑造 |
| 7.3 优化“密度-设施”关系,提升空间质量的初步建议 |
| 7.3.1 基本判断 |
| 7.3.2 对策建议 |
| 7.3.3 空间框架 |
| 第8章 结论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启示 |
| 8.3 创新点 |
| 8.4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样本特大城市地区人口、交通设施与医疗设施资料来源 |
| 附录B 样本特大城市地区圈层空间人口密度与交通设施测度数据 |
| 附录C 样本特大城市地区圈层空间人口密度与医疗设施测度数据 |
| 附录D 上海-苏州地区空间测度单元及与乡、镇、街道行政边界的比较 |
| 附录E 上海-苏州地区空间测度单元人口与医疗设施测度数据 |
| 附录F 调研访谈受访者名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黄帝内经》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内经》研究回顾 |
| 第三节 “文学治疗”研究回顾 |
| 本章小结：研究缘起与文献综述 |
| 第二章 理论与方法 |
| 第一节 大、小传统视野 |
| 第二节 突破文献的知识考古 |
| 第三节 神话—原型批评 |
| 第四节 “四重证据法”探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治疗中的“文学” |
| 第一节 文学及其人类学转向 |
| 第二节 文学中的“医者”、“病”与“治疗” |
| 第三节 疾病的神话历史 |
| 第四节 华夏文明大传统中的治疗 |
| 第五节 “文学”在《内经》中的体现 |
| 第六节 《内经》“文学”的疗效 |
| 本章小结：神话与治疗谱系的梳理 |
| 第四章 《内经》大传统原型详析 |
| 第一节 圣熊与“黄帝” |
| 第二节 “道”与“阴阳”生殖起源说 |
| 第三节 与“神明”对话 |
| 第四节 身体与德政 |
| 第五节 风的神格与物格 |
| 第六节 生命之数“五” |
| 第七节 神话之“气” |
| 第八节 祝由的隐喻 |
| 第五章 “文学治疗”建构文化 |
| 第一节 医学与文学 |
| 第二节 医学与哲学 |
| 第三节 《内经》与“文学治疗” |
| 第四节 现代社会需要“文学治疗” |
| 第五节 永不消失的“文学”疾病 |
| 本章小结：为什么需要“文学治疗”？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表格列表 |
| 附录二 :论文插图列表 |
| 附录三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在读期间发表媒体文章情况 |
| 致谢 |
（10）宋祁及其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宋祁的生平考 |
| 第一节 宋祁家世考 |
| 一、世系考 |
| 二、籍贯考 |
| 第二节 宋祁在安州考 |
| 一、安州文化考 |
| 二、宋祁安州交游考 |
| 第三节 宋祁宦游考 |
| 一、初仕意气风发(1025—1040) |
| 二、淮南三年怊怅(1041—1043) |
| 三、翰林生涯多舛(1043—1051) |
| 四、边地五年磨砺(1052—1056) |
| 五、西蜀染疾回归(1056—1059) |
| 小结 |
| 第二章 宋祁着作考略 |
| 第一节 佚着考 |
| 第二节 存世着作考 |
| 一、《景文集》考 |
| 二、《益部方物略记》考 |
| 三、《宋景文公笔记》考 |
| 小结 |
| 第三章 宋祁的哲学思想 |
| 第一节 天命与道 |
| 一、天命论 |
| 二、道论 |
| 第二节 人性论 |
| 一、以诈相笼 |
| 二、循理克欲 |
| 第三节 礼制观 |
| 一、天人感应 三年亲郊 |
| 二、明堂建制 以礼为甚 |
| 小结 |
| 第四章 宋祁的政治思想 |
| 第一节 宋祁与庆历新政 |
| 一、宋祁先投身新政 |
| 二、宋祁后淡出新政 |
| 第二节 核心政治观 |
| 一、皇权至上 |
| 二、政失天谴 |
| 三、民为政本 |
| 第三节 御戎论 |
| 一、分析败因 反对和戎 |
| 二、选择良将 积极备战 |
| 三、储备军粮 防患未然 |
| 四、重视马政 鼓励蓄马 |
| 第四节 缓解社会危机的方案 |
| 一、根除三冗 用度必饶 |
| 二、劝农蓄食 以备军需 |
| 三、严格考课 三年一任 |
| 四、刑赏分明 寝明纪律 |
| 小结 |
| 第五章 宋祁的史学思想 |
| 第一节 重构《新唐书》的背景 |
| 一、以史为鉴 黜正伪缪 |
| 二、几经易人 子京独荷 |
| 第二节 《新唐书》列传的特色 |
| 一、搜罗文献 严于别择 |
| 二、事增于前 文省于旧 |
| 第三节 《新唐书》列传的道统思想 |
| 一、儒家伦常 品藻人物 |
| 二、排佛倡佛 路线博弈 |
| 三、推崇韩愈 以明道统 |
| 第四节 《新唐书》列传的尊王思想 |
| 一、春秋大义 立传之准 |
| 二、表彰贤臣 鞭挞罪臣 |
| 三、明君纳谏 知人善任 |
| 四、置羁縻府 怀柔附远 |
| 小结 |
| 第六章 宋祁的文学思想 |
| 第一节 宋祁的文学主张 |
| 一、私淑韩柳 |
| 二、师承西昆 |
| 三、自名一家 |
| 第二节 宋祁散文的理趣论 |
| 一、序体散文的闲适寓理 |
| 二、记体散文的叙事说理 |
| 第三节 宋祁诗歌的审美论 |
| 一、咏物诗的生态美 |
| 二、宴饮诗的忘忧美 |
| 三、思情诗的奔放美 |
| 四、送别诗的悲凉美 |
| 第四节 宋祁辞赋的写实论 |
| 一、歌功颂德 |
| 二、哀怨自怜 |
| 三、惆怅失意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宋祁的思想归属 |
| 二、宋祁的思想贡献 |
| 三、宋祁的思想局限 |
| 四、宋祁思想研究展望 |
| 附表一 宋祁年谱表 |
| 附表二 宋祁交游表 |
| 附表三 宋祁诗词节选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四、何谓“首都二四八重大创新工程”（论文参考文献）
-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D]. 孔令通. 吉林大学, 2021(01)
- [2]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D]. 石磊.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3]庾信骈文研究[D]. 齐放. 青岛大学, 2020(02)
- [4]崑曲曲牌源流研究[D]. 黄金龙. 苏州大学, 2020(06)
- [5]《涑水记闻》研究[D]. 杨帆. 兰州大学, 2020(11)
- [6]私募股权投资者的法律保护[D]. 秦杰.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1)
- [7]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D]. 陈峰. 湖南大学, 2019(07)
- [8]基于“密度-设施”的上海-苏州人居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D]. 郭磊贤. 清华大学, 2018(01)
- [9]《黄帝内经》的文学人类学研究[D]. 章米力.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
- [10]宋祁及其思想研究[D]. 邢起龙. 武汉大学, 201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