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新体制 改革发展——苏州、宁波两地考察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郭立忠[1]（2021）在《中国现代漆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现代漆画是从中国传统漆绘发展而来的一个年轻的新画种,经过近百年、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探索,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发展体系,伴随现代漆画教育、官方展览、组织机构等诸多因素的推动,终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文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漆画的源流、产生、发展、繁荣四个方面进行展开,以中国传统漆艺术发展的历史传承性作为主线,系统的整理、研究中国现代漆画完整的发展脉络,理清其血脉基因联系。并将中国现代漆画放在世界范围内的漆艺术交流中整体去研究,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入手,将对中国现代漆画的产生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欧洲、日本和越南等国的漆画、漆艺术纳入到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研究过程中,从历史的纵向长度和横向宽度两条路径作系统分析研究,以提高中国现代漆画发展过程研究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文章主要运用设计学、美术学、考古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来研究和探讨中国现代漆画所涉及的诸多内容,试图通过对中国现代漆画发展过程中的众多事件、人物、工艺、展览等等方面的全面分析,阐释中国现代漆画发展的完整路径,发掘其中必然联系和发展规律,进而对中国现代漆画的未来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支持,以期逐步完善中国现代漆画的理论体系建设,为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历史经验和启迪意义。
宋哲琦[2]（2020）在《《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文中研究指明《装饰》作为国内重要的艺术设计类核心期刊,从1958年创刊起,与中国设计共同成长,记录了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汇集了国内外着名专家学者。以《装饰》作为展现学术思想、指导学科实践的平台。本文以《装饰》发展历程为线索,通过期刊分析、文献分析、表格梳理、人物访谈等的研究方法,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内容侧重点将杂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论述《装饰》与中国设计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并对20年来的杂志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更全面的阐述该杂志的发展历程与时代背景下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对《装饰》、对中国设计文化、教育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总结。
刘微[3]（2020）在《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的兴起是中国被迫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产物。从改变政治外交的被动局面到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主动诉求,英语凭借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藉以近代新学制被正式确立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学科。本文以近代中国早期英语的传播为背景,从香港地区的英语教育着手,对近代中国本土英语学科的建立及教育发展进行全景式勾勒与历时性考察,研究内容既有对英语学科教育每个发展阶段特征的概括,也有对相应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梳理;既有对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整体描述,也有对个别地区、个别教学机构英语教育的深层剖析;既有以英语教育活动为对象的本体研究,也有对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互动关系的探讨;既有对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范式的归纳,也有对其社会功能、存在的问题以及经验启示的总结。论文主要内容分述如下:文章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对研究的相关概念与范围进行界定,通过对本选题相关的学术史进行回顾,总结了之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本文的研究思路,最后交待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介绍了英语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情况。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与西方列强对外扩张之间的矛盾催生了近代英语通事与中国洋泾浜英语。本章通过对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梳理,论述了两者在扫除语言障碍、沟通中西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与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逐步卷入世界市场后急需开展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第二章分析了近代中国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笔者对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等几所具有代表性的教会学校进行考察,揭示其英语教学的具体情形及特点。此外,还分析了香港地区英语教育政策的变化以及该地区对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产生的影响。第三章探讨了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笔者除了对洋务运动时期外语学堂与军事技术学堂的英语教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对京沪粤三地的同文馆作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通过回顾这一时期教会学校关于“英语教学”问题争论的整个过程,阐述了这次争论对本土英语教育产生的重要意义。第四章论述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制度化的过程。笔者讨论了从清末到民国几次重要学制变革以及不同学制下初等、中等、高等三个不同阶段英语学科教育的情况;分别以南开中学与北京大学为个案,从历史沿革、教学师资、教材、教学管理等方面对这两所学校的英语学科教育进行微观层面分析及历史评价,揭示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水准与运行实态;最后,从经费的筹措与使用探究了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的关系。第五章分晚清时期与民国初中期两个时间段对近代中国的英语教育政策进行了历时梳理,展现其演变进程、基本特点及发展趋势;从教育目标、教材使用、教育研究与教学评价四个方面总结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第六章从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入手,揭示了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由改制传统书院再到创设新式学堂的发展路径,通过学制的更迭分析不同时期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变化,并结合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格局归纳出近代武汉地区外语学科教育的特点。结语部分是对近代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包括英语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启示。本文通过研究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程,藉以重新审视当下英语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以历史关照现实。笔者期望在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语境中,科学认识英语学科的地位,挖掘英语学科教育的内涵,通过深化英语学科教育改革,全面提高英语教学水平。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以英语为通用语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文化。
李君娜[4]（2020）在《南洋公学同学会研究（1910-1949）》文中提出随着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深化,西方大学成为近代中国的舶来品,以中国传统学缘关系为基础、借鉴西方大学社团组织形式的中国近代同学会（校友会）也产生并发展。在中国近代产生的众多同学会中,以南洋公学及以其为基点发展而来的学校所组成的同学会是其中产生较早、发展较完善、影响力较大的同学会组织之一,具有研究价值。本文在了解南洋公学同学会体系的基础上,着重探究其在沪总会内部诸事务的发展和联系网络,深入了解其内部运作和内外部联系。因以南洋公学为基础发展而来学校的演变及时局的影响,南洋公学系统的同学会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发展大致可分为1910-1920、1921-1937和1938-1949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上海总会发展的基本框架得到奠定,各分会在缓慢增长的同时自主地自我发展,整个南洋公学体系的同学会呈现出初步发展态势。在第二阶段,上海总会和各分会都在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显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而这一时期各地交大同学会的陆续成立以及交大同学总会的筹建给与南洋公学同学会体系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部动力。在第三个阶段,南洋公学体系的同学会因时局影响而中衰,也因时代赋予的团结校友和帮扶学校的重任而重整复兴。经过1910-1949年间的产生和曲折发展,南洋公学体系的同学会在内外联系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在逐渐加强,整体呈现出发展态势。南洋公学体系同学会的发展除来自内部强大的需求动力外,南洋公学同学会（上海总会）的发展也促进了整个同学会体系的扩大。南洋公学同学会1910年在沪成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陆续存在了近四十年,历史悠久。在这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南洋公学同学会在职权机构、经费、会所、会刊、活动六大方面保持发展连续性的同时适应实际情况做出调整,保持了稳中有变的发展态势,反映了理事会竭力发展同学会的美好愿望和实际努力。但在某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若与同一体系内的各分会相较,上海总会在办理时间和处理手段上则呈现出明显的迟缓性和僵硬性,这对会务的发展起了一定的阻滞作用。内部建构和运作是南洋公学同学会保有活力的内部动力,而其在不同层面结成的联系网络则是南洋公学同学会实现纵深发展的途径。从不同层面来看,南洋公学同学会处在校友、母校和社会的联系网络中,通过在情感和生活中给与校友慰藉和帮助,在参与管理、建设和庆祝等事务的过程中辅助母校发展;在参与社会服务中与社会进行交流,结成了多维的联系网;在与校友、母校和社会三者的交流中,南洋公学同学会和母校的交往是最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也是相对较大的。但总的来看,南洋公学同学会是依凭自身所攀附的联系进行各方联络和号召,并不能产生强制力,因而对各方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梳理南洋公学体系同学会的发展脉络,探索南洋公学同学会内部运作和层级联系,是对中国近代同学会发展实例的描绘,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近代同学会发展的普适性规律。
于慧芬[5]（2019）在《人民文艺的规模化建造 ——20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前期的人民文艺丛书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40年代中后期至50年代前期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转型意义的时期,随着国共战事的日趋明朗化,和平、民主、建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想呼之欲出。有效地调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协力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中共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目标。而与此相配合的是发挥“文化部队”的效力,推广“为工农兵”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也被学界普遍认为是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发生转向的重要的时期,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建设愿景正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逐步生成,其目标是根据政党政治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的人民的文艺。从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革命文艺界紧锣密鼓地为人民文艺大造声势,并通过文学实践启动人民文艺规模化建造的工程,其中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和出版就是这一系统工程的基础性部分,它是新的人民的文艺建设的样板性工程。本论文试图以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和出版热潮为视角来追溯人民文化的起源,从中研判人民文艺的话语资源,人民文艺的生成过程以及作为权力象征的人民文艺对“十七年”文学生态造成的影响。论文在绪论里论述了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延安人民文艺丛书编纂行为发生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其二是现代商业出版的崛起和“五四”文学社团丛书热的出现,其三是“五四”同人性质的社团丛书热与以后期创造社和“左联”为代表的左翼革命文艺丛书的编纂和出版的比较。全文共有四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人民思潮与人民文艺之间的关系问题,共四节。第一节主要是梳理“人民”概念的流变,一个概念的流变史就是一部深刻的文化史。本节从“国民”和“人民”这两个概念的流变和转换入手,主要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思想视野中考察国民和人民如何起源,探寻在晚清知识分子进化论的思想视野中处于进化论顶端的国民和处于进化论末端的人民是如何一步步产生分歧、冲撞、分离最后地位颠倒。这一过程的梳理是本论文的根基,只有处理了这个基本问题,才能进一步论述为什么人民文艺会在四十年代让如此之多的知识分子趋之若鹜,甘于为之献身。第二节主要论述“五四”时期的劳工神圣观与新的人民观之间的关联。“人民观”主要是指相对于晚清知识分子进化论末端的“人民”概念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劳工参战并作为胜利的一方,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广泛传播,“五四”崇劳风尚兴起。崇拜体力劳动者既有当时无政府主义者的民粹观念,也有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工人概念的融入,就是有着如此复杂观念的“人民”进入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视野。“劳工神圣”从思想源头来看是复杂而含混的,从倡导者的思想体系来看同样是复杂的。如此复杂而含混的“劳工神圣”观念逐渐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发起工人运动、进行革命实践道德上和理论上的重要武器。第三节主要讲述毛泽东的人民观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间的逻辑关系。毛泽东的《讲话》是四十年代中期人民文艺观念形成和人民文艺创作实践的纲领性理论。毛泽东的人民观念是人民文艺产生的基础,如果想要理解为人民的文艺为何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就要对毛泽东人民观念的变迁进行简要的梳理,理清毛泽东的人民观如何从“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民粹观念中的“劳工”跳脱出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进行相应的改造而建立自己的人民观念。第四节主要论述1940年代《讲话》的传播与人民文艺权威的确立,主要阐释的是《讲话》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在传播的过程中确立起人民文艺观念的权威。人民文艺权威地位的确立可以由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讲话》的传播有政治强力的推动,另一方面政治强力对《讲话》的推动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而不是人民文艺权威确立的唯一原因,除了政党力量的推动还有左翼知识分子的积极回应,不能忽视人民文艺话语本身所包含的可以调动知识分子思想和情绪的现代因素。第二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讲实现人民文艺规模化建造的有效途径。第一节主要阐释第一次文代会与新中国文艺一体化仪式,通过对第一次文代会一体化的象征符号的解读和研判,来分析作为新中国成立前的文艺界第一次盛大的聚会是如何赋予当代文学一体化的驱动力。新中国文艺的发展范围是解放区人民文艺而不是“五四”左翼文学,周扬报告中所提及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所举例证是《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周扬指出毛泽东的方向是新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作为人民文艺思想直接影响之下的解放区文学自然成为新中国文学发展的示范。第一次文代会建立起以解放区作家为主体,以毛泽东人民文艺思想为指导以及以解放区人民文艺实践为示范的新中国文学创作格局。第二节主要论述由解放区文学发展成为国家范围内主流文学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描述主要选取《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作为个例。《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严格意义上说是“官修”丛书,也就是说它不是单纯作为一种文艺类型是示范,更为重要的是承担着延安政权的国家政治和文化发展战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近代革命史的编纂是以历史总结为表征,而又有指向未来的功能。这是《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包含的历史辩证修辞。第三节主要围绕当代出版组织化与人民出版事业的建立展开讨论。人民文艺丛书热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不是知识分子个人或者团体的意志,而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计划。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和出版热潮需要最广泛的人民文艺作品、专业编辑和出版人才、印刷设备,还需要健全的出版发行网络。人民文艺丛书的出版是一个文化事件,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事件。第四节主要论述丛书编纂的内在逻辑,也就是人民文艺与人民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1940年代是人民文艺与人民革命并驾齐驱的时代,人民文艺与人民革命都是对人民政治观念的实践,人民革命是人民政治的现实叙述,人民文艺通过对政治理念中完美主体的塑造,通过对现实革命的修正和超越而成为人民政治观念的理想化表述。人民文艺与人民革命都是人民政治的实践方式,人民文艺与人民革命同时展开对现实的改造。第三章主要论述文艺丛书与作家队伍重建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一节主要尝试以解放区知识分子政治身份而引出文艺丛书热的话题。这里主要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由谁来引导人民文艺发展的问题。作家队伍的重组不是指国统区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的合流,而是指在合流的过程有主流和支流之分,有中心和边缘之别,合流意味着重建一种等级秩序。解放区知识分子相对于国统区的知识分子而言处于权力的中心,是人民文艺的引导者。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丛书编纂和出版热潮对作家体系的形成和巩固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第二节试着阐释人民文艺理想创作主体的问题。不论是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学还是解放区的人民文艺创作实践。都是对无产阶级文学的一种实践。从革命文学论争时期郁达夫就表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应该是由无产阶级创造的观念,“左联”成立后开始进行工农作家培养工作,解放区时期通过培养工农通讯员、识字班、延安鲁艺、华北联合大学等形式培养工农作家和党内作家。建国初期天津工人作家培养实验……可以说工农作家的培养是左翼发展无产阶级文学一种重要手段。人民文艺丛书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实践的一种,其功能之一便是对工农作家的培养。第四章主要论述的是人民文艺丛书与十七年文学生态的形成之间的关联性。第一节主要讲人民文艺丛书与五十年代文学批判。这部分主要阐释1950年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选本《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和《大众文艺丛书》选本《嘱咐》所引发的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的批判。规模化的文艺批判运动和规模化的人民文艺建造其最终目是一致的,就是人民文艺的真理永恒性。二者的区别在于实现的路径有所差异。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侧重在“立”,也就是回答人民文艺是什么。而文艺批判运动则是重在“破”,也就是回答人民文艺不是什么。第二节论述的是人民文艺期刊与人民文艺丛书的互生关系。本节使用的案例是《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与《文艺建设丛书》。前者是建国前编纂的最具权威性的人民文艺丛书;后者是建国后编纂影响范围最大的人民文艺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收编的文艺作品,是在解放区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流通场域内与期刊构成互生关系的解放区文学作品。也就是说作为选本的文学是借助于期刊获取读者群和传播效应;期刊通过对有群众基础的文艺作品进行人民文艺话语空间的建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与期刊之间的互生关系是一种间接的互生关系。互生关系并不是发生在整体意义上的文艺丛书与期刊之间,而是发生在作为丛书选本的文学与期刊之间。《文艺建设丛书》与《文艺报》之间的互生性更为直接。人民文艺丛书与人民期刊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党的文学和党的出版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当代文学与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存在深刻的关联性,而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又是对“五四”左翼革命文学的突变和更新。无产阶级文学实践是贯穿于左翼文学发展的重要线索,人民文艺是左翼知识分子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一种激进实验,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和出版是无产阶级文艺实验的重要手段。研究表明,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人民文艺丛书热潮是由四十年代末《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北方文丛》两部重要的解放区文学丛书开启的,此后出现了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和出版热潮。自《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北方文丛》始,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和出版就不仅仅是作为单纯的文化事件,而是一个有意味的政治事件。建国初期人民文艺丛书出版由国家力量直接推动,人民文艺规模化的示范效应最终形成,可以说建国初期乃至十七年时期文学类型的单一化和趋同化与人民文艺规模化建造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本论文在立足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展开对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期人民文艺丛书的研究,试图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重新探寻进入十七年文学场域的门径,为当代文学史的重写提供新的可能性。
许皓[6]（2018）在《苏联经验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形成研究（1949-1965）》文中认为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形成过程,不可避免地要从苏联经验的影响说起,它既是建国初期城市规划发展的一个外部动因,也是一条内在主线。“趋向”还是“偏离”苏联经验,是城市规划发展演变的核心主题。论文聚焦1949-1965年这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将城市规划职业实践活动的三个方面——指导理念、运作体制、工作框架作为研究重点,在阐释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形成脉络的基础上,考察其呈现的理论特征,以此把握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源流。除绪论与文献综述外,主体内容分为“历史阐释”、“理论分析”、“经验启示”三部分。第一部分“历史阐释”,提出四个历史阶段,用以阐释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从起源、发生发展到形成的历史过程。首先是“源头认知”,追溯苏联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的历史演变,认知苏联规划模式的基本特征。其次是“逻辑起点”,以除旧布新的思想改造为线索,探究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从西方经验转向苏联经验的过程与缘由。再次是“基础模式”,阐释全面导入并接受苏联经验的阶段,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是如何搭建了一个初始的框架体系。最后是“自立路径”,论证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外部参照的转换,以及融合转化苏联经验过程中的本土探索。第二部分“理论分析”,深入解析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在基本理念、运作体制、工作框架三方面的形成路径及其主要特点。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形成的关键因素,及其最终呈现的独特范型。第三部分“经验启示”,辩证考察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苏联经验,以及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若干特征,以此为今日城乡规划实践提供启示,并为行业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咨询。论文创新点:（1）研究视角上,以“苏联经验”的阶段性影响,切入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展示了外来影响与本土实践的内在脉络;（2）研究内容上,追溯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在基本理念、运作体制与工作框架三个方面的起源与形成,重点考察产生的时空背景与多方面影响因素,形成“何以然”式的阐释;（3）研究观点上,提出1949-1965年间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呈现的范型,是一个以苏联模式为主导,兼具西方经验与本土实践的“混合谱系”。这一谱系延续至今,变化只是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
徐亚清[7]（2018）在《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信访的治理逻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信访,即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和国家对来信来访的处理,是本土语境下产生的治理活动。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信访既可解读为社会场景中的一种现象,又可视作学术研究中的一类概念。作为现象,信访的存在贯穿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至今的社会场景中,如果究其缘起,此种现象甚至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政权建构中所创设的群众工作。作为概念,对信访的研究长期存在于诸多学科中,如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近几年来,主要的趋向是考察现实场景中的微观化的信访政策和个体化的信访活动。微观化、个体化的趋向主要受国外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论,以及制度经济学聚焦所谓个体偏好的特质的影响。受此影响,诸多研究开始聚焦信访者的个案,力图从个案中考究信访逻辑。此类研究丰富了信访的案例基础,然而信访本身是渗透于国家和社会治理,影响日常生活各个层面的现象,其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故而研究不应止步于微观化视角,而应更具有整体化、历史化的逻辑。换言之,是整体化、历史化地考察信访的治理逻辑。整体化、历史化的逻辑,使历史制度主义成为信访研究需直面的对象。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对应着国外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对行为科学等实证主义范式的反思。历史制度主义具有的特质可归纳为三点。一是漫长历史时空的基础性。其将社会现象置于整体化而非碎片化的格局中加以诠释,使之具有历史的厚重感。二是国家概念的凸显。这在受到历史制度主义影响的晚近历史社会学中有明显的体现。其将国家视角引入,从国家政权建构的历史中探究一系列社会表达活动,从而克服了既往功能主义研究存在的“社会中心论”的倾向。三是对历史路径持续和变迁的考究。如路径依赖、拐点等词汇,是旨在诠释历史传统的延续和重要时空节点中传统的沿革、新兴要素的出现。若回到信访的研究主题,不难发现,既往研究中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关注并非绝对空白,但诸多研究或是直接忽视、或是“引而不用”,即并未直接透视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内涵。此局限性揭示了信访研究缺乏整体性、历史性的瓶颈,亦为研究的深化揭示了方向。历史制度主义,可为信访研究构筑总体脉络,且能将其置于本土历史演化的时空之中进行更为深刻的诠释。关键在于如何依托信访研究主题,基于本土语境,构筑起历史制度主义对信访概念的支撑。首先,信访需理解为一种治理方式。毋庸置疑,信访是本土语境下,与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相伴相生的治理之道,存在于社会表达和国家回应的诸多层面。其次,对历史制度主义需实现更为深刻、更为本土化的解读。简单“复制”仍然是停留在所谓的“引而不用”。相反,需够透过信访,实现历史制度主义扎根本土语境之后的丰富与创新。国外范式的合理性与本土语境的根源性的契合,方才是历史制度主义视域得以构建的基石。其三,对信访的研究,需探求其治理的内核所在。这既是历史制度主义要义的体现,亦是克服既往研究中个体、微观视角局限的研究。因为唯有透过围绕信访的、表层化的、纷繁复杂的各类现象,去探究信访作为本土治理之道所具有的基本维度,方能真正理解信访的缘起、奠基、变迁和当前阶段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信访为何存在,信访为何不能简单理解为“提意见的处理工作”,信访的传统究竟如何,现阶段的现象与传统之间究竟有何联系,有何变化?这实质是对信访治理逻辑的主题研究。因此,可提出制度、场景、话语的三重交互辩证的维度,将此三重维度视为形塑信访治理逻辑的基本层面。制度是诠释信访的首要层面,因为信访之所以成为长期、普遍的现象,得益于党和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创设。在本土语境下,这体现在领导同志的发函、指示、党代会的战略路线、国务院的条例制定等。信访在制度层面的演化历史,将使研究直接越过微观化的“藩篱”,将社会成员的表达、政府的回应与整合均置于以国家政权的建构和治理为核心的、刚性化、整体化的制度框架。场景之维是信访演化的现实基础,可理解为制度演化的现实载体,是信访的治理之场。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域下,场景自然不会局限于对二十一世纪现阶段的孤立化诠释,而会探求漫长的历史时空演化,场景应视作是这一演化的聚焦之处。话语之维的提出是契合了历史制度主义对传统的考究,并基于本土语境对研究的深刻意义。信访的治理逻辑,亦可解读为信访现象背后核心化的话语规范,话语规范由制度承载,在场景的历史演化中形成,渗透于场景的各个层面,随着场景的演化而发生改变,其调适又将重新形塑制度、深刻影响场景。制度是刚性承载、场景是演化之源,话语则是核心依托,使信访的治理逻辑得以明朗。信访治理逻辑的缘起,既要考察制度的创设和场景的基础,又要从核心层面考究信访背后群众工作的话语传统。话语在治理实践中的成熟最终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信访工作得以奠基。遵循话语脉络,方能将信访的场景划分为革命政权建构阶段的缘起、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奠基和改革开放至今的延续性与同传统相差异的断裂性三个基本阶段。在考究中可发现,一些地方在治理实践中由“主动”动员意见转为“被动”回应表达,便充分印证了治理逻辑的断裂。对于信访制度的走向,社会各界存在较多论争,所谓“扩权论”、“取消论”曾一度引发学界研究的关注。制度层面的争论植根于制度背后话语体系在场景变革中的适应性问题,即全面扎根基层、总体动员意见、充分维护权益的群众工作传统,是否能够在信息技术革命与社会转型交融的场景中扎根,能否真正与法治化、信息化进程辩证统一?对信访治理逻辑的诠释,最终得出的是信访治理逻辑转向的命题,即由相对静态场景中的话语传统,转向为基于场景变革,实现制度的调整、改革同话语的适应、丰富相结合。基于此,研究共分九个部分。其中第一章是研究绪论。第二章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基本理论基础的前提下,选择了与历史制度主义内涵相契合的国家理论、话语理论作为研究话语基础,并阐释制度、场景、话语三重交互辩证的维度。第三章阐释信访治理逻辑之生成,包括革命政权建构阶段的话语缘起、治理的路径求索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制度性奠基。第四章诠释改革开放之后信访治理逻辑的延续,包括常态工作的恢复与适应、信访制度的法治化与场景变革中的信息化。第五章是解读信访治理逻辑的断裂,包含制度本身在社会场景分化中的割裂与科层管理问题、信息化过程中的复杂风险样态、社会价值的分化对传统话语共识的挑战。第六章是论述信访治理逻辑的断裂成因,包含制度文本与制度执行的内在张力、场景自身在断裂式变革中产生的异质性主体与不确定问题、话语在共识上的整合失效对社会复杂样态的加剧。第七章是诠释关于信访治理逻辑走向的论争和各自的内在问题,包括“扩权论”与法治化的张力、“取消论”的价值偏差与治理失效、“调整论”需面对的逻辑核心与表达张力。第八章是探讨研究自身对信访治理逻辑的展望,即改革中如何依托场景变革样态、法治趋向、群众工作传统实现对信访治理逻辑之重塑。第九章为余论,其中回顾了研究的整体思路,并对信访话语的研究价值和主题深化方向做了自身构想。
郭磊贤[8]（2018）在《基于“密度-设施”的上海-苏州人居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处在高质量空间发展门槛上的中国大城市地区面临“放任增长”或“限规模、疏人口”的路线争议,学术研究亟待从“质量”角度回答中国大城市地区的空间发展机制问题,但已有研究方法和成果的指引作用有限。本文将“质量”概念降维到城乡规划学科核心关注的空间层面,选取“密度”和“设施”作为调节聚落质量的核心变量,以“密度-设施”比例关系作为聚落质量的空间测度,构建了基于“空间过密化”假设的大城市空间发展过程模型。经由“密度-设施”的研究视角并通过长时间的历史-空间研究与多样本、多尺度的比较研究方法,本文概括了世界特大城市地区的“密度-设施”空间分布规律与聚类特征,并以上海-苏州地区为重点对象,全面解析了1946年至今该地区的聚落空间演化与治理过程。经过归纳、解释和初步验证,本文认为,上海-苏州地区的聚落空间发展表现为“密度-设施”空间波动与过密空间转换的过程逻辑,形成了在长期空间过密化进程中局部突破低水准聚落质量困境的空间演化与治理机制。该机制是中国特大城市地区在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下,根据体制特征和公共资源条件,策略性选择疏解人口、供给基础设施等不同成本“密度-设施”调节路径的结果。现阶段,外围地区成为上海-苏州应对空间过密化的重点地带,上海中心城周边地区和上海-苏州跨界地区等外围地区典型空间的“密度-设施”关系修复实践则表现出通过治理模式创新改善设施服务的新趋向。综合研究发现,本文也对上海-苏州地区提出了优化“密度-设施”关系、提升空间质量的初步建议。
谢健[9]（2018）在《民国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 ——以四川地区为中心（1927—1949）》文中指出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之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习俗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管理国家的政府而言,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国家治理方式进行调整,以适应政府正常运转的需要。辛亥革命之后,虽然原有的封建政权被推翻,但新建立的共和国未能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模式,1927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北洋政府的基础之上继续追寻西方治国模式的本土化。在此背景之下,各种治国模式被探讨、实践,也正因于此,南京国民政府即便是在“党治”话语下一再强调国民党的权威,对于“法治”这个潮流性的治国模式并未完全摒弃,从中央到地方的司法体系被逐步的建立起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基层社会的治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探讨这种联系,以自然、政治、历史都较为特殊的长江上游省份四川最为适宜。有鉴于此,本文以如何实现“依法治国”为问题导向,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实践出发,侧重于对基层社会中纠纷处理模式的探讨,从而还原出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由官方构建起来的基层纠纷处理体系。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将这个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审判系统,包括兼理司法、县司法处、地方法院、兼理军法等制度所形成的司法审判机构系统;二是司法辅助系统,包括律师制度、检察制度等;三是行政调解系统,包括乡镇调解委员会、警察局、乡镇公所、保甲等官方调解机构;四是官方认可的调解模式,如社会团体调解、宗族调解、中人调解等。对纠纷处理系统的历史还原和探讨,不仅是总结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同时也进一步的深化了这样一个认识:虽然在现代国家的构建中司法制度有统一的规范,但“法治”是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并行存在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也随着“法治”形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
刘文祥[10]（2017）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 ——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国立武汉大学珞咖山校园,是国民政府时期为数不多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案例中的重要代表。作为由美国建筑师主导设计的中国国立大学校园,珞咖山校园的建筑风格和文化意涵,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而其建设过程和当时的师生校园生活,亦值得深入探究。本文充分利用了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美国等地的馆藏未刊原始档案,在教育史、建筑史、社会经济史等领域间进行跨学科研究,对这一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和教育史上具有双重重要意义的案例进行了深入探讨。近代以来,武汉地区的高等教育校园校舍建设曾长期发展滞后,在全国范围内处于落后地位,这一状况直到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并开始珞珈山新校舍建设方才发生根本改变。1928年国民政府改组重建国立武汉大学,其筹备过程中适逢“宁汉对立”和大学区制改革试行,新大学曾经历了省立与国立间的短暂摇摆,最终由蔡元培确定为国立大学,并组织建筑设备委员会,为建设新校园做准备。武大新校舍建设计划最早由筹备委员李四光提出,选址过程经历了多次变更,在李四光、叶雅各、开尔斯及建委会其他委员共同决策下最终确定。在珞珈山新校址范围内,武汉大学依照《土地征收法》开展了持续8年的土地征收,其间发生了多次迁坟、拆迁和土地纠纷,武大校方、地方土着、中央及地方政府等方面在其间发生了复杂的利益纠葛和博弈,体现出当时中国教育与政治权力的复杂关系,以及精英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间的鸿沟。珞珈山新校舍建设的经费来源十分复杂,在中央和湖北省各担半数的150万元初期财政拨款以外,另有中央和湖北省政府的追加拨款、湖南省政府及汉口市政府的补助款、美国及英国退还庚子赔款、黎氏兄弟私人捐款、平汉铁路局技术合作协定补助款等来源。这些拨款的进程各有不同,其间亦经历了众多曲折与反复。珞珈山新校舍的建筑设计,主要由美国建筑师开尔斯进行,李锦沛、石格司等建筑师也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开尔斯建筑师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旅行经历,这些成为他设计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重要背景。新校舍前后两期工程,分别主要由汉口汉协盛营造厂和上海六合建筑公司承建。两大营造厂在施工过程中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均总体上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工程建设。由开尔斯主持设计的珞珈山校园建筑,在风格上契合当时的“固有形式”潮流,在近代中国民族形式建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但其中也融合了大量其他元素。开尔斯、李锦沛等人在珞珈山演绎“中国固有形式”的过程中,受到中山陵建筑设计的深刻影响,而在具体设计实践中,也展现出对中国南北不同地域建筑元素的融合,及对“中西合璧”和“古今融合”的尝试。面对形式与功能的矛盾,也在探索中不断尝试进行调和折衷。珞珈校园与武昌东湖密不可分。民初任桐的大东湖风景区构想和30年代周苍柏“海光农圃”的建设,是近代东湖风景区开发先驱。与此同时,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建设也是东湖风景区建设最早的拓荒实践,武汉大学的道路建设极大改善了东湖交通状况,而珞珈校园本身也成为了民国时期武昌东湖作为风景旅游地的核心景观和主要游憩地之一。作为大学校园的珞珈湖山,在30年代的武汉三镇发展成为一个“世外仙源”,也形成了独特的校园文化和大学生活模式。
二、创新体制 改革发展——苏州、宁波两地考察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创新体制 改革发展——苏州、宁波两地考察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现代漆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第二节 现代漆画研究问题的提出及其理论梳理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研究的相关说明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 第五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内容与结构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源流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传统漆绘 |
| 一 中国古代漆艺术的历史源流 |
| 二 中国古代漆艺术的工艺传承 |
| 三、中国古代漆艺术的文化发展脉络与缺失 |
| 四、中国古代漆绘的发展沿革 |
| 第二节 东亚古代漆绘的源流 |
| 一、汉四郡时代的朝鲜半岛漆艺术 |
| 二 鉴真东渡与日本古代漆艺术的“师法中华” |
| 三 南洋漆艺术的“副中心” |
| 四 琉球与台湾的古代漆艺术 |
| 第三节 欧洲近现代漆艺术的崛起 |
| 一 十三世纪始始中欧漆艺交流简述 |
| 二 欧洲新艺术运动与1900 年巴黎博览会 |
| 三 欧洲装饰艺术运动与漆画代表人物 |
| 四 近现代欧洲化学漆及其工艺价值与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产生 |
| 第一节 日本江户时代的漆艺术与明代“倭漆”的兴起 |
| 一 飞鸟时代的漆艺术觉醒与镰仓时代漆艺术的成熟 |
| 二 江户时代漆艺术的崛起 |
| 三 中国明代漆艺术的退步 |
| 四 福州沈家脱胎与薄料工艺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漆画的“洋血统” |
| 一 密陀绘工艺 |
| 二 螺钿镶嵌工艺的历史传承 |
| 三 明清时期漆器的“和风”盛行 |
| 四 近现代欧洲漆艺崛起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三位奠基人 |
| 一 雷圭元:“代用品”与新观念的首倡者 |
| 二 沈福文:西洋绘画与古代漆绘的合成者 |
| 三 李之卿:古代漆艺现代化的推陈出新者 |
| 第三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 |
| 第一节 越南磨漆画的影响 |
| 一 越南磨漆画的源起 |
| 二 抗法抗美战争中的越南漆画家 |
| 三 越南磨漆画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系列美展的影响 |
| 四 五十年代末越南磨漆画对中国美术界引起的轰动 |
| 第二节 艺术魅力、时局影响与体制因素 |
| 一 由“漆绘”到“漆画”、由“手艺人”到“画家” |
| 二 20 世纪新材料、新技法和新工艺的突破 |
| 三 “美展体制”与政府主管部门的鼓励、扶植 |
| 四 现代绘事与古代工艺的契合点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发展时期的人和事 |
| 一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漆画创作群体 |
| 二 领军人物乔十光 |
| 三 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价值 |
| 四 20 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漆画展事活动 |
| 第四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繁荣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漆画发展现状 |
| 一 全国院校现代漆画教育现状评估 |
| 二 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 |
| 三 漆艺企业总体没落与工作坊的兴起 |
| 四 “院体派”的艺术高度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漆画得失谈 |
| 一 “美展体制”退潮的巨大影响 |
| 二 画廊的市场主导作用 |
| 三 东西洋漆艺术的启示 |
| 四 漆画家的“内修”与“外功”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的评估与前瞻 |
| 一 不可遏止的潮流:新材料、新工艺、新形式 |
| 二 传统绘事技法的保留与革新 |
| 三 漆艺术在艺术表现体系中的生存与定位 |
| 四 坚守“以漆画世”的宗旨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公开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2）《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领域研究现状 |
| 1.2.1 期刊论文类 |
| 1.2.2 专着类 |
| 1.3 研究的方法、思路 |
| 1.3.1 研究的方法 |
| 1.3.2 研究的思路 |
| 2 百花盛开的工艺美术发展(1958-1961) |
| 2.1 《装饰》创刊溯源 |
| 2.2 《装饰》杂志风格主要视觉特点 |
| 2.2.1 封面文字 |
| 2.2.2 封面视觉图案 |
| 2.2.3 内页版面设计 |
| 2.3 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 |
| 2.3.1 重新重视民间美术 |
| 2.3.2 指导工艺美术创作 |
| 2.4 为美化人民生活服务 |
| 2.4.1 面向大众生活创作 |
| 2.4.2 向西方世界开展学习 |
| 3 求索争鸣的设计萌芽(1980-1996) |
| 3.1 复刊时代背景 |
| 3.2 《装饰》视觉元素的变化 |
| 3.2.1 封面设计形式的探索 |
| 3.2.2 封面主体立意的变迁 |
| 3.2.3 内页版式的有序与变化 |
| 3.3 工艺美术的变革 |
| 3.3.1 “工艺美术“名词的局限 |
| 3.3.2 “装饰热”的兴起 |
| 3.4 现代化的新浪潮 |
| 3.4.1 科技与艺术的大讨论 |
| 3.4.2 现代设计的浪潮 |
| 3.5 《装饰》步伐的“守”与“进” |
| 4 对话世界文化自信的设计现代化(1997-2018) |
| 4.1 走入“全球化” |
| 4.2 《装饰》设计的多元化 |
| 4.2.1 和谐的整体性 |
| 4.2.2 现代感的民族美 |
| 4.2.3 敢于尝试的创意美 |
| 4.2.4 版式装饰的简洁美 |
| 4.3 开放视野立足传统 |
| 4.3.1 工艺美术的新发展 |
| 4.3.2 设计批评的引入 |
| 4.3.3 中国创造带来的思考 |
| 4.4 面向时代关注当下 |
| 4.4.1 设计的伦理学问题 |
| 4.4.2 技术与设计的关系 |
| 4.4.3 从设计艺术到设计科学 |
| 4.5 《装饰》内容的“质”与“量” |
| 5 总结 |
| 5.1 从工艺美术到现代设计 |
| 5.2 从教育理论到学科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采访文字稿 |
| 附录二 《装饰》1958-2018杂志封面 |
| 附录三 《装饰》1958-2018文章整理 |
| 作者简介 |
（3）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20世纪上半叶的相关研究 |
| (二)20世纪下半叶的相关研究 |
| (三)近二十年的相关研究 |
| 三、相关界定 |
| (一)选题研究的语言 |
| (二)研究的时间跨度 |
| (三)英语学科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英语在华早期传播的回溯 |
| 一、通事:早期英语的主要操持者 |
| (一)明清两朝政府机构中的通事 |
| (二)不同贸易体制下的通事:从澳门通事到广东通事 |
| (三)从通事到买办:条约时期核心“中介”角色的转移 |
| 二、洋泾浜英语的发展:从“广州英语”到“上海洋泾浜英语” |
| (一)中国别式英语:别琴(皮钦)英语、广州英语、上海洋泾浜英语 |
| (二)洋泾浜英语的语言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
| 三、洋泾浜英语的传播 |
| (一)洋泾浜英语的传播途径 |
| (二)洋泾浜英语的学习读物 |
| 四、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 |
| (一)清政府政治外交的被动局势 |
| (二)西学东渐、救国图存的外语需求 |
| 第二章 中国英语教育的先声: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 |
| 一、以教会学校为中心的英语教育 |
| (一)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 |
| (二)香港政府对教会学校英语教育的政策 |
| 二、香港英语教育世俗化的转向 |
| (一)政府对中文学校英语教育的资助 |
| (二)理雅各计划:突出英语教育 |
| 三、香港早期英语教育的作用与影响 |
| (一)为内地英语教学提供借鉴 |
| (二)向内地输送外语人才 |
| 第三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正式起步 |
| 一、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之滥觞——京师同文馆 |
| (一)创办的社会背景 |
| (二)招生、办学及历史沿革 |
| (三)课程、师资与教学 |
| (四)办学成效及影响 |
| 二、京沪粤同文三馆之比较 |
| (一)招生范围与条件 |
| (二)学年制度 |
| (三)课程设置 |
| (四)英语教学 |
| (五)实践教学 |
| 三、“西艺”学堂的英语教学: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例 |
| (一)教习与学员 |
| (二)课程体系 |
| (三)教学特色 |
| 四、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发展:传教士关于英语教学的争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争论的全面爆发 |
| (三)结果及其影响:“英语”地位的确立 |
| 第四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发展 |
| 一、清末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 |
| (一)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 |
| (二)各类学校英语教学概览 |
| 二、民国时期英语学科教育的调整与个案分析 |
| (一)壬子·癸丑学制下的英语学科教育 |
| (二)壬戌学制及之后的英语学科教育 |
| (三)中学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南开中学 |
| (四)高校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北京大学 |
| 三、英语学科教育经费 |
| (一)教育经费的筹措与来源 |
| (二)教育经费的使用与开支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政策与范式 |
| 一、英语学科教育政策的演变 |
| (一)晚清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 (二)民国初中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 二、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 |
| (一)教育目标 |
| (二)教材使用 |
| (三)教育研究 |
| (四)教学评价 |
| 第六章 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考察 |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与武汉地区英语学习的萌发 |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 |
| (二)传统书院改制以及英语学习的萌发 |
| 二、新式学堂的创设及其英语学科教育 |
| (一)外语学堂——从湖北自强学堂到方言学堂 |
| (二)非外语类学堂 |
| 三、学制的更迭与英语学科教育:从本土学校到教会学校 |
| (一)不同学制下本土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 |
| (二)教会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演变 |
| 四、近代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特点 |
| (一)地方决策者的引领作用突出 |
| (二)教会教育与官办教育相互渗透、各具优势 |
| (三)凸显本地“自强”文化特色 |
| 结语: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 |
| 一、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 |
| 二、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4）南洋公学同学会研究（191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 |
| 五、文本基本概念演绎 |
| 第一章 南洋公学同学会系统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1910-1920:南洋公学同学会系统的初步发展 |
| 第二节 1921-1937:南洋公学同学会系统的持续发展 |
| 第三节 1938-1949:南洋公学同学会系统的中衰和复兴 |
| 第二章 南洋公学同学会的内部建构与运作 |
| 第一节 权力的建构和运作 |
| 一、中枢机构的产生方式和运作模式 |
| 二、理(监)事会议 |
| 三、理事和职员变迁 |
| 第二节 经费:南洋公学同学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
| 一、入不敷出的经费 |
| 二、财务人员的变迁 |
| 第三节 会所:南洋公学同学会的物质象征 |
| 一、会所的迁移和管理 |
| 二、筹建永久会所 |
| 第四节 会刊:南洋友声 |
| 一、会刊发行简况 |
| 二、紧缺的印刷费用 |
| 三、发行机构和编辑人员的变迁 |
| 第五节 聚首:南洋公学同学会活动 |
| 一、年度盛会——年会 |
| 二、日常聚餐会和欢迎毕业同学会 |
| 第三章 南洋公学同学会的层级联系与影响 |
| 第一节 “南洋公学”同学会与校友 |
| 一、精神上的归属与认同 |
| 二、实际上的援助 |
| 第二节 南洋公学同学会与母校 |
| 一、南洋公学同学会参与学校管理 |
| 二、南洋公学同学会参与学校建设 |
| 三、南洋公学同学会参与学校庆祝 |
| 第三节 南洋公学同学会与社会 |
| 第四节 南洋公学同学会与历史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人民文艺的规模化建造 ——20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前期的人民文艺丛书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人民思潮与人民文艺 |
| 第一节 “人民”概念的流变:从国民到人民 |
| 第二节 劳工神圣与新的人民观 |
| 第三节 毛泽东的人民观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 第四节 1940 年代《讲话》的传播与人民文艺权威的确立 |
| 第二章 丛书热和人民文艺的规模化建造 |
| 第一节 第一次文代会与新中国文艺一体化仪式 |
| 第二节 从解放区文学到国家文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诞生与权威的确立 |
| 第三节 当代出版组织化与人民出版事业的建立 |
| 第四节 人民文艺与人民政治:丛书编纂的内在逻辑 |
| 第三章 文艺丛书与作家队伍的重建 |
| 第一节 以解放区知识分子主导的文艺丛书热 |
| 第二节 人民文艺丛书与工农作家培养 |
| 第四章 人民文艺丛书与十七年文学生态的形成 |
| 第一节 人民文艺丛书与五十年代文学批判 |
| 第二节 人民文艺期刊与人民文艺丛书的互生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苏联经验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形成研究（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视角 |
| 1.3.2 时空界定 |
| 1.3.3 研究重点 |
| 1.3.4 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史料调查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史料调查 |
| 1.5 相关概念 |
| 1.5.1 苏联经验 |
| 1.5.2 现代城市规划 |
| 1.5.3 城市规划史 |
| 1.5.4 苏联城市规划 |
| 1.6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西方相关研究 |
| 2.1.1 城市规划史研究的发轫与发展 |
| 2.1.2 关于苏联城市规划史的研究 |
| 2.1.3 关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史的研究 |
| 2.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1 中国城市规划史研究进展概述 |
| 2.2.2 关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史的研究 |
| 2.2.3 关于苏联城市规划史的研究 |
| 2.2.4 关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苏联影响的研究 |
| 2.3 评述 |
| 第三章 苏联城市规划模式的形成及其特征 |
| 3.1 多元构想:列宁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的早期探索 |
| 3.1.1 社会主义理想从空想到现实 |
| 3.1.2 列宁时期开放包容的探索 |
| 3.1.3 重构欧洲城市分散主义 |
| 3.1.4 建构社会集体空间单元 |
| 3.2 国家规训:斯大林时期政治介入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城市规划 |
| 3.2.1 亟待明确的城市规划范型 |
| 3.2.2 物质空间领域的政治介入 |
| 3.2.3 城市规划基本原则的统一 |
| 3.2.4 《莫斯科改建规划》的示范 |
| 3.3 苏联城市规划模式的基本特征 |
| 3.3.1 指导思想:对人的普遍关怀 |
| 3.3.2 运作体制:全方位的计划性 |
| 3.3.3 工作方法:整合现代科学技术 |
| 3.3.4 设计手法:承袭传统空间形式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主动转向”苏联经验: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逻辑起点(1949-1952) |
| 4.1 近代城市规划的欧美渊源及其延续 |
| 4.1.1 近代城市规划的欧美渊源 |
| 4.1.2 城市规划欧美经验的延续 |
| 4.2 城市规划欧美经验与苏联经验的博弈 |
| 4.2.1 苏联城市规划作为思想的启蒙 |
| 4.2.2 外部参照转变带来的观念冲突 |
| 4.3 除旧布新:城市规划思想改造 |
| 4.3.1 规划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
| 4.3.2 清扫欧美城市规划遗留 |
| 4.3.3 彻底转向苏联城市规划 |
| 4.4 缘由解析:城市规划转向苏联经验的历史逻辑 |
| 4.4.1 冷战两极格局的必然 |
| 4.4.2 中苏相同的制度与体制 |
| 4.4.3 苏联规划模式的示范性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导入接受”苏联经验: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基础模式(1953-1956) |
| 5.1 城市规划的“学苏热潮” |
| 5.1.1 参照苏联模式推行工业化 |
| 5.1.2 以苏为师作为一种社会信念 |
| 5.1.3 苏联城市规划专家的实践融入 |
| 5.1.4 苏联城市规划理论的全面导入 |
| 5.2 城市规划历史性的“发生” |
| 5.2.1 联合选厂中的综合协调作用 |
| 5.2.2 土地使用分配上的现实困境 |
| 5.2.3 苏联城市规划专家积极推荐 |
| 5.3 城市规划基本理念的初始确立 |
| 5.3.1 角色定位:工业为主导 |
| 5.3.2 计划属性:规划定额指标 |
| 5.3.3 蓝图属性:物质空间设计 |
| 5.3.4 形式布局:古典主义倾向 |
| 5.4 城市规划运行体制与工作框架的初步搭建 |
| 5.4.1 “重点建设城市”方针 |
| 5.4.2 规划权力集中的运作体制 |
| 5.4.3 初步适应的工作框架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融合转化”苏联经验: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自立路径(1957-1965) |
| 6.1 城市规划本土意识萌发的关联因素 |
| 6.1.1 社会政治环境的转向 |
| 6.1.2 城市规划行业危机的发生 |
| 6.1.3 苏联规划模式的“排异反应” |
| 6.2 城市规划外部参照坐标的转换 |
| 6.2.1 苏联城市规划专家境遇之变 |
| 6.2.2 波兰城市规划专家的中国行 |
| 6.2.3 面向更多国家的理论引介 |
| 6.3 对苏联模式城市规划的理念反思与方案修正 |
| 6.3.1 反思苏联城市规划定额 |
| 6.3.2 反思苏联形式布局美学 |
| 6.3.3 修订苏联蓝图式规划方案 |
| 6.3.4 从苏式街坊到三级结构小区 |
| 6.4 粗线条快速规划:运作体制的全方位改造 |
| 6.4.1 城市规划从重点城市到中小城市 |
| 6.4.2 中小城市开展城市规划的困境 |
| 6.4.3 城市规划运作体制的全方位改造 |
| 6.5 城市区域规划:工作框架的自主拓展 |
| 6.5.1 苏联专家“扩大既有市区”方案 |
| 6.5.2 现实困境:粮食危机与空间危机 |
| 6.5.3 前奏:外国专家意见与扩添用地 |
| 6.5.4 《上海区域规划示意草图》的编制 |
| 6.6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形成的特征分析 |
| 7.1 正向演进:城市规划基本理念 |
| 7.1.1 城市规划作为动态的过程 |
| 7.1.2 城市规划定额的适时适地 |
| 7.1.3 古典主义形式美学的扬弃 |
| 7.2 两面性:城市规划运作体制 |
| 7.2.1 程序性、系统化的体制 |
| 7.2.2 应急性、反应式的体制 |
| 7.2.3 规划运作体制的两面性 |
| 7.3 三层次:城市规划工作框架 |
| 7.3.1 城市总体规划 |
| 7.3.2 近期建设规划 |
| 7.3.3 城市区域规划 |
| 7.4 混合的谱系:城市规划范型 |
| 7.4.1 范型转换:苏联经验取代欧美经验 |
| 7.4.2 范型确立:苏联经验的全面主导 |
| 7.4.3 范型流变:欧洲经验再次引入与本土探索 |
| 7.4.4 范型呈现:一个混合的谱系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苏联经验的辩证考察 |
| 8.1.1 作为体制性根系的苏联经验 |
| 8.1.2 苏联规划经验的消解策略 |
| 8.1.3 苏联规划遗产的有益借鉴 |
| 8.2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特征与启示 |
| 8.2.1 与工业化捆绑的城市规划 |
| 8.2.2 回归公共利益的价值属性 |
| 8.2.3 城市规划与政治的平衡 |
| 8.3 今日城市规划发展的历史经验借鉴 |
| 8.3.1 从“另起炉灶”到“渐进变革” |
| 8.3.2 基于本土情境的规划体系建构 |
| 8.3.3 回归地域文化的技术方法探索 |
| 8.4 后续研究展望与本研究的不足 |
| 8.4.1 可待开展的研究主题 |
| 8.4.2 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图表来源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中国现代城市规划(1949-1965)大事记 |
| 附录2: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与科研获奖 |
| 后记 |
（7）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信访的治理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图 |
| 一、研究思路设计 |
| 二、技术路线图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存在的难点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存在的难点 |
| 第二章 研究主题的学理阐释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信访 |
| 二、治理逻辑 |
| 三、信访的治理逻辑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与借鉴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理论视角与反思性借鉴 |
| 第三节 信访治理逻辑的三重维度透视 |
| 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制度奠基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化进程 |
| 二、由静态化的格局转向信息时代多元复杂治理图景的变迁 |
| 三、从群众工作的话语创设到自我调适与被动回应的并存 |
| 四、场景变革中的制度演进与话语重构 |
| 第三章 信访治理逻辑的生成:国家政权的建构方位 |
| 第一节 话语缘起:“自上而下”的基层调查与权益维护 |
| 一、调查的缘起与基层的记忆 |
| 二、《兴国调查》的历史节点与话语方位 |
| 第二节 孕育场景:革命政权建构时期的表达与平衡 |
| 一、权益保护的基层向度 |
| 二、治理实践的路径形塑 |
| 三、诉求反馈的核心承载 |
| 第三节 制度奠定: 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建构与治理 |
| 一、从发函到“五一决定”的制度性基石 |
| 二、全局化的治理布局与信访工作的正式起步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逻辑延续: 改革开放中信访的治理功效 |
| 第一节 话语继承: 恢复性工作与常态化治理 |
| 一、历史事件处理的导向与恢复性举措 |
| 二、围绕信访的战略指令与权威共识 |
| 三、中共中央的指示工作与信访的话语愿景 |
| 第二节 制度设计: 信访法治化的脉络 |
| 一、改革的深入进行与信访的法治化演进 |
| 二、围绕《信访条例》的法治化探索 |
| 三、信访法治化的世纪回望与治理定位 |
| 第三节 场景适应: 深化变革中的信访信息化 |
| 一、信访信息化的先导与萌芽 |
| 二、信访信息系统的规范化设置与技术革新 |
| 三、信访信息化的路径探索与多元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信访的治理逻辑的断裂性 |
| 第一节 制度设置的割裂化与单向性 |
| 一、信访沟通机制的割裂化 |
| 二、非制度化参与的心态根源与结构性影响 |
| 第二节 场景变革的分化趋向与问题输入 |
| 一、多元信访主体的演化逻辑与活动方式的复杂样态 |
| 二、风险孕育的未知性与趋向的不确定化 |
| 三、多元复杂的问题输入 |
| 第三节 话语传承的现实偏移与实践张力 |
| 一、语言表达的偏移与共识规范的消解 |
| 二、价值偏移的技术化与话语统合的失效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信访治理逻辑的断裂成因 |
| 第一节 信访制度预期与治理实践的失衡 |
| 一、过度化的制度承载与权力依赖 |
| 二、单向化绩效考评与非制度化的信访活动 |
| 第二节 信访场景的多元样态与风险趋向 |
| 一、风险的记忆之场与持续演化 |
| 二、风险的网络样态与场景叠加 |
| 第三节 话语向度的多维化与失效性 |
| 一、价值样态的多样化与分割性 |
| 二、话语传统的向度变革与延续瓶颈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围绕信访治理逻辑的方向性论争 |
| 第一节 扩权论: 局部性扩张与法治化瓶颈 |
| 一、围绕信访的治理诉求与认知误区 |
| 二、科层的拓展化与身份的有限性 |
| 第二节 取消论: 效能的边缘化与场景的偏差性 |
| 一、现实治理效能的边缘化误区 |
| 二、错位化的场景判断与认同困境 |
| 第三节 调整论: 话语与变革之间 |
| 一、多重交织与调整之困 |
| 二、有限调试与转型阵痛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信访治理的逻辑转向: 传承与定位 |
| 第一节 场景变革: 风险坐标与治理契机 |
| 一、风险的同质化与转向的可能性 |
| 二、治理观的场景反思与变革契机 |
| 三、治理契机的节点与社会日常的承载 |
| 第二节 制度承载: 法治的权威与包容的格局 |
| 一、在法治框架内实现信访的制度定位 |
| 二、在深刻变革的场景中确立包容性制度导向 |
| 第三节 话语向度: 群众路线与公平正义 |
| 一、群众路线传统的整体性功能 |
| 二、公平价值的合理赋予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8）基于“密度-设施”的上海-苏州人居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本文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中国城镇化锁定高质量发展目标 |
| 1.2.2 对大城市高质量空间发展路径争议激烈 |
| 1.2.3 需要从“质量”视角思辨大城市人居空间发展 |
| 1.3 研究面临的若干理论瓶颈 |
| 1.3.1 本体层面:定义困境 |
| 1.3.2 认识层面:感知与测定争议 |
| 1.3.3 理念层面:无限更迭陷阱 |
| 1.3.4 方法层面:内涵还原悖论 |
| 1.3.5 实践层面:量-质关系问题 |
| 1.3.6 批判地认识当前研究状况 |
| 1.4 研究纲领要点 |
| 1.4.1 突破“质量”认识论 |
| 1.4.2 聚焦特大城市地区尺度 |
| 1.4.3 拓展研究的时、空两向维度 |
| 1.4.4 引入“治理”因素 |
| 1.5 研究对象 |
| 1.5.1 研究群像:世界特大城市地区 |
| 1.5.2 重点对象:上海-苏州地区 |
| 1.5.3 重点对象选取意义及典型性 |
| 1.6 研究问题、方法与难点 |
| 1.6.1 科学问题 |
| 1.6.2 研究方法 |
| 1.6.3 研究难点 |
| 1.7 篇章结构 |
| 第2章 理论框架 |
| 2.1 核心变量 |
| 2.1.1 将“质量”降维到空间层面所得变量 |
| 2.1.2 由“质量”概念源头推导所得变量 |
| 2.1.3 密度与设施 |
| 2.2 “质量”认识论与空间测度 |
| 2.2.1 密度、设施的类哲学意义关联 |
| 2.2.2 以密度、设施描述空间发展现象 |
| 2.2.3 对密度、设施构成测度方式的讨论 |
| 2.2.4 “密度-设施”比例关系 |
| 2.3 基于“密度-设施”的大城市空间发展过程模型 |
| 2.3.1 模型前提假设 |
| 2.3.2 起始:空间过密化与“密度-设施”失衡 |
| 2.3.3 过程:治理主体多路径调节“密度-设施”关系 |
| 2.3.4 结果:形成阶段性形态结构 |
| 2.4 小结:经由“密度-设施”关系透视研究对象 |
| 第3章 世界特大城市地区“密度-设施”分布规律及特征分异 |
| 3.1 “密度-设施”总体治理状况 |
| 3.1.1 后发地区受困于“密度-设施”失衡问题 |
| 3.1.2 根据自身资源条件选择改善调节路径 |
| 3.1.3 治理模式和能力是重要支撑因素 |
| 3.2 “密度-设施”空间分布规律 |
| 3.2.1 对象与空间构造 |
| 3.2.2 人口密度分布特征 |
| 3.2.3 基础设施分布特征 |
| 3.2.4 “密度-设施”分布特征 |
| 3.3 特征分异与模式聚类 |
| 3.3.1 分布曲线聚类与发展阶段的关系 |
| 3.3.2 分布曲线形态与路径策略的关系 |
| 3.3.3 初步解释 |
| 3.4 小结:寻找塑造“密度-设施”分布状况的历史线索 |
| 第4章 上海-苏州地区聚落空间“密度-设施”演化与治理进程 |
| 4.1 研究语境 |
| 4.1.1 作为“话语”的“‘骨’‘肉’关系” |
| 4.1.2 理性逻辑下的空间干预进程 |
| 4.2 时空范围与素材 |
| 4.2.1 历史时期划分 |
| 4.2.2 空间层次界定 |
| 4.2.3 主要文献材料 |
| 4.3 基于“密度-设施”关系的空间演进过程(1946-) |
| 4.3.1 起始状态:城、乡空间双重过密 |
| 4.3.2 疏散理想受阻于建国初时势(1946-1957) |
| 4.3.3 多管齐下向外疏解市区人口(1958-1977) |
| 4.3.4 在空间过密失衡中寻找出路(1978-1989) |
| 4.3.5 大规模增长与扩散的二十年(1990-2010) |
| 4.3.6 改善区域人居环境的新时期(2011-) |
| 4.4 过程特征 |
| 4.4.1 两轮“密度-设施”关系内外消长 |
| 4.4.2 市区两轮空间过密与一次失衡 |
| 4.4.3 较显着的三十年周期波动特征 |
| 4.4.4 与政经体制和治理模式的潜在关联 |
| 4.5 小结:待验证的“密度-设施”空间波动特征 |
| 第5章 上海-苏州地区“密度-设施”空间波动与过密空间转换 |
| 5.1 技术思路 |
| 5.1.1 基本原理 |
| 5.1.2 测度分析方法 |
| 5.1.3 数据来源 |
| 5.2 验证“密度-设施”空间波动律(1990-2010) |
| 5.2.1 上海市域部分 |
| 5.2.2 苏州市域部分 |
| 5.2.3 沪苏走廊地区 |
| 5.3 波动进程中各类空间的“密度-设施”变化及比较 |
| 5.3.1 各级居民点 |
| 5.3.2 特大城市中心区与外围地区 |
| 5.3.3 空间过密化区域随波动进程转换 |
| 5.4 小结:外围地区是现阶段上海-苏州地区的过密空间 |
| 第6章 外围地区空间过密化成因与“密度-设施”关系修复应对 |
| 6.1 边界外侧成为政府主导空间开发的优先区位 |
| 6.1.1 现象:外围地区大规模空间“贴边”开发 |
| 6.1.2 原因:设施供给成本角度的情景模拟解释 |
| 6.1.3 结果:空间拓展首选“密度-设施”配比洼地 |
| 6.2 外围圈层成为外来人口落脚定居的集中地带 |
| 6.2.1 现象:外来人口分布集聚地圈层外移 |
| 6.2.2 原因:落脚定居综合成本角度的解释 |
| 6.2.3 结果:公共设施与外来人口高度错配 |
| 6.3 外围地区修复“密度-设施”关系的自主实践 |
| 6.3.1 地方设施服务治理难点 |
| 6.3.2 上海中心城周边地区设施服务改善实践 |
| 6.3.3 上海-苏州跨界地区设施服务合作探索 |
| 6.4 评价与启示 |
| 6.4.1 以柔性治理摆脱“权”、“利”困境 |
| 6.4.2 以多元投入代替单一主体供给公共资源 |
| 6.5 小结:以治理模式创新引导“密度-设施”优化 |
| 第7章 试论上海-苏州地区空间发展机制及质量提升对策 |
| 7.1 长期空间过密化与过密空间周期转换 |
| 7.1.1 空间演化与治理的过程逻辑 |
| 7.1.2 成绩和经验 |
| 7.1.3 牺牲和代价 |
| 7.2 对长期空间过密化机制的初步解释 |
| 7.2.1 城市化规律的客观作用 |
| 7.2.2 城市发展理念的长期影响 |
| 7.2.3 区域治理结构的扰动变化 |
| 7.2.4 空间开发模式的深刻塑造 |
| 7.3 优化“密度-设施”关系,提升空间质量的初步建议 |
| 7.3.1 基本判断 |
| 7.3.2 对策建议 |
| 7.3.3 空间框架 |
| 第8章 结论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启示 |
| 8.3 创新点 |
| 8.4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样本特大城市地区人口、交通设施与医疗设施资料来源 |
| 附录B 样本特大城市地区圈层空间人口密度与交通设施测度数据 |
| 附录C 样本特大城市地区圈层空间人口密度与医疗设施测度数据 |
| 附录D 上海-苏州地区空间测度单元及与乡、镇、街道行政边界的比较 |
| 附录E 上海-苏州地区空间测度单元人口与医疗设施测度数据 |
| 附录F 调研访谈受访者名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民国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 ——以四川地区为中心（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及范围的界定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及资料说明 |
| 第一章 廿一军与防区制时代的四川基层司法(1927—1934) |
| 第一节 历史的回旋:廿一军防区的司法系统建设 |
| 一、沿袭旧制的县司法公署 |
| 二、基层法院体系建设 |
| 三、廿一军辖区的兼理司法制度 |
| 四、廿一军基层司法建设的认识与趋势 |
| 五、地方治安系统及其运作实效 |
| 第二节 防区制下司法系统的运作 |
| 一、基层司法中的人事问题 |
| 二、基层司法经费问题 |
| 三、监所运作与监犯管理 |
| 四、廿一军戍区内的其它司法行政事务 |
| 第三节 防区制下的基层司法实践 |
| 一、审案程序与规模分析 |
| 二、防区制下的案件处理及其弊端 |
| 第二章 基层司法机关的完善及运作(1935—1949) |
| 第一节 基层司法机关的发展演变 |
| 一、民国时期基层司法制度的比较分析 |
| 二、川政统一后川省基层司法机关的演变 |
| 第二节 基层司法机关人事与经费的制度分析 |
| 一、司法官的任用与考核 |
| 二、司法职员的招录与管理 |
| 三、司法经费的筹措与司法人员的薪津标准 |
| 第三节 基层司法机关的运作分析 |
| 一、基层司法机关处务规范 |
| 二、诉讼管理与审判实践 |
| 三、案件指数分析 |
| 四、监狱协进会与基层监狱的管理 |
| 第三章 战时实验地方法院与基层司法改革 |
| 第一节 战时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实验地方法院 |
| 一、战时司法改革的背景与内容 |
| 二、实验地方法院的建立与撤销 |
| 第二节 实验地方法院案件审判事务的改革 |
| 一、案件审理的程序简化 |
| 二、自诉案件的移送与案件书表制作 |
| 第三节 实验地方法院的院务革新 |
| 一、实验地方法院的司法行政 |
| 二、监所改良与监犯管理 |
| 三、实验地方法院对司法事务的研究 |
| 第四节 实验地方法院的成果及弊端 |
| 一、实验地方法院的成果 |
| 二、对实验地方法院的质疑 |
| 第四章 兼理军法制度与四川基层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文本解读:兼理军法制度概览 |
| 一、兼理军法制度的建立与演变 |
| 二、兼理军法制度审判范围的变化 |
| 三、兼理军法制度的审案规定 |
| 四、兼理军法制度的社会反响 |
| 第二节 县军法机关的组织与运作 |
| 一、县军法室的组织、人事及财政 |
| 二、县军法室受理案件分析 |
| 三、县军法监与军法监犯的管理 |
| 第三节 兼理军法制度的审判实效 |
| 一、军法判决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
| 二、军法审判中的地方势力因素 |
| 三、从优势到弊端:兼理军法制度设计与运作的偏离 |
| 第五章 基层司法建设中的律师与律师公会 |
| 第一节 基层司法体系中的律师与律师公会 |
| 一、律师的任职条件及其管理 |
| 二、律师公会法令的文本解读 |
| 三、基层律师公会的组织——以璧山律师公会为例 |
| 第二节 法条变化与权力争夺——成都律师公会换届纠纷中的管辖问题 |
| 一、1942 年与1946 年的两次选举纠纷 |
| 二、双重管辖权下的权力争夺 |
| 第三节 律师、律师公会与基层法治 |
| 一、基层司法实践中的律师与律师公会 |
| 二、律师、律师公会与基层司法改进 |
| 第六章 地方自治下的基层司法建设与法治实践 |
| 第一节 情、理、法之间:调解委员会制度及其实践 |
| 一、地方自治框架下的调解委员会 |
| 二、调解委员群体的历史面相 |
| 三、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范围与成效 |
| 四、对调解委员会制度的反思 |
| 第二节 基层警政与地方治安维护 |
| 一、以警察局为中心的基层司法关系 |
| 二、警察局处理案件的来源与规模 |
| 三、治安实践:警察与基层案件处理 |
| 第三节 基层政权与地方法治:基于乡镇公所及保甲运作实效的分析 |
| 一、纠纷处理及案件评断 |
| 二、对治安事件的因应 |
| 三、案件审判中保甲及乡镇 |
| 第四节 民间组织与纠纷处理 |
| 一、行会组织与纠纷处理 |
| 二、默认与支持:宗族调解与纠纷处理 |
| 结语 |
| 附录 (一)法规编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 ——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二、学术史回顾 三、研究史料来源 四、本文的基本框架 第一章 |
| 近世中西建筑文化交流与晚清民初大学校园发展历程 一、近世以来西人眼中的中国建筑 二、风格交错的晚清民初中国建筑及大学校园 三、“中国固有之形式”与国立大学校园建设 四、清末民初武汉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校园建设 第二章 |
| 国立武汉大学的组建与珞珈山新校址的选定 一、从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到国立武汉大学 二、武汉大学新校舍的酝酿和建筑设备委员会的成立 三、珞珈山新校舍的选址过程 四、珞珈山新校址内的土地征收与纠纷 第三章 |
| 珞珈山新校舍的建筑设计及工程营造 一、建筑师开尔斯与珞珈山新校舍的建筑设计 二、汉协盛营造厂与新校舍一期工程 三、六合建筑公司与新校舍二期工程 第四章 |
| 珞珈山新校舍建设的经费来源与支出 一、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的经费来源 二、珞珈山新校舍二期工程的经费筹措 三、对民国时期珞珈山校园建设经费收支的分析 第五章 |
| 珞珈山校园的建筑语汇和文化意涵 一、珞珈山校园的总体规划及空间布局 二、“南北”与“东西”:珞珈山校园的建筑风格 三、现代大学校园与复古建筑形式的折衷碰撞 第六章 |
| 藏修息游焉:湖山风景与校园生活 一、武昌东湖:由荒郊野泽走向近代风景游憩地 二、武汉大学与东湖风景区 三、民国时期珞珈山的校园生活 结语 附录一 |
| 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地契信息统计表 附录二 |
| 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建筑一览表 附录三 |
| 民国时期珞咖山校园规划设计主要建筑工程师一览表 参考文献 攻博期间发表科研成果 后记 |
四、创新体制 改革发展——苏州、宁波两地考察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现代漆画研究[D]. 郭立忠. 南京艺术学院, 2021(02)
- [2]《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D]. 宋哲琦. 浙江大学, 2020(12)
- [3]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D]. 刘微. 武汉大学, 2020(07)
- [4]南洋公学同学会研究（1910-1949）[D]. 李君娜.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5]人民文艺的规模化建造 ——20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前期的人民文艺丛书热研究[D]. 于慧芬. 武汉大学, 2019(07)
- [6]苏联经验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形成研究（1949-1965）[D]. 许皓. 东南大学, 2018(05)
- [7]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信访的治理逻辑研究[D]. 徐亚清.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2)
- [8]基于“密度-设施”的上海-苏州人居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D]. 郭磊贤. 清华大学, 2018(01)
- [9]民国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 ——以四川地区为中心（1927—1949）[D]. 谢健. 南开大学, 2018(03)
- [10]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 ——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为中心[D]. 刘文祥. 武汉大学,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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