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法政治哲学评析

一、试对先秦儒法两家政治哲学的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张立洋^[1]（2021）在《先秦法家在近现代中国》文中研究表明

曾筱琪^[2]（2021）在《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研究 ——以“法”为视角的考察》文中指出在政治哲学视域中,儒家始终在思考政治权力的正当性问题,思考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思考如何使君主与臣民在政治实践中承担起对彼此的责任和义务。荀子提出的思路是“隆礼重法”,即将礼作为治国的指导原则,将法作为治国的有效手段,试图通过礼与法的结合构建王道政治的理想图景。作为战国后期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是在时代思潮和现实政治的双重冲击下,谋求儒家的生存地位的。剧变的冲击,并没有让他退回到儒家传统德治模型的继续美化中,而是让他深刻地看到了儒家自身可能出现的弊病,无论是在君子人格的塑造上,还是在政治理想的实现上,荀子认为,将理想的实现完全寄托于人性的自觉和执政者对于传统的绝对服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行为。同时,他看到了法家思想中的某些观点在治理国家、维护秩序方面的突出效能,从这种正面效能上看,荀子发现法的思维正是儒家在实际政治制度中需要的,而且并非是在传统儒家礼的观念下完全没有根基的存在。于是他对礼与法做出新的诠释,援法入礼,向上传承了孔子思想中现实主义一面,向下开启了汉代以孝、忠为主轴的“礼法交融”和“儒法互用”。他所创造的礼法体系是在面临新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时,为适应社会发展所做的新的制度化尝试和儒家式的努力,他的全部思想也都是为礼义规范或礼法等级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做论证。他对法的重视来自于制度化的要求,而法的背后仍然是礼的精神,他试图说明,法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礼则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这是荀子和法家的最大区别。本文试以对荀子法思想的研究作为基本视点,在当代法治社会背景与战国历史背景的对话中对荀子思想进行系统反思:第一章“由德到法的时代背景”以宗法政治制度的解体、各国变法的风潮等史实为依据,论证了随政治环境之变化而发生的观念之转变。战国末期的各国不再重视“德”与“礼”在政治上的作用,而是以追逐强力为目标,试图扩大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影响力,“法”的观念于是成为战国时期的时代精神,也成为荀子反思和吸取的因素。第二章“援法入礼的理论基础”从荀子的天人观、人性论和分群论三方面分析了荀子法思想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以礼为本的‘重法’思想”试图从由荀子思想中礼与法的结构性张力、荀子与法家在价值观上的区别等几个方面说明荀子的法思想不会、也不可能走向法家的集权路径,荀子的法思想始终以礼为其领域界限和根本精神。第四章“礼法施行的道德主体”论证了荀子以君子为其礼法思想的道德主体,保证了法对于儒家价值的归趋。第五章“王道政治的理想建构”讨论了荀子的王道政治理想以及各项具体的法制设想。

东杰夫^[3]（2021）在《先秦儒法水火隐喻中的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先秦时期是儒墨道法等诸子伦理思想兴起的时期,也是百家争鸣的时期,由于理想和立场的不同,儒家和法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很多研究,但通过水火隐喻的角度切入先秦伦理思想并进行研究的较少,本文从先秦儒家法家水火隐喻出发,揭示其中蕴含着的伦理思想,并以此为中心论述先秦儒家、法家伦理思想及其关系,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为推进依法治国的全面开展,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依法治国所需的素材,我们有必要深入挖掘先秦时期儒法两家的思想。而且通过水火隐喻揭示伦理思想,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可以形象生动地展示德治法治思想及其关系。

陈珊^[4]（2020）在《庞朴“一分为三”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代着名学者庞朴最为重要的学术贡献是阐发了中华文化密码“三”,提出了“一分为三”说。他对“一分为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在于诠释了“中庸”基本形态,提出了对立统一有“包”“超”“导”三种形式,指出了“一分为三”的三种主要形态,梳理出了一部较为系统的中国“三分学说史”。作为一名哲学史、文化史专家,庞朴自觉利用“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开展中国文化史专题研究,最终实现了理论建构与学术实践的完美融合,取得了诸如原始儒家“三重道德”论、文化“三分结构”理论、“忧乐圆融”的人文精神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一分为三”的哲学方法论正是庞朴学术研究成果的精髓,也是他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工作的学术武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渐渐兴起了一个以庞朴、雷正良、周德义等为代表的“一分为三”学派。学界倡导“一分为三”论、庞朴论证“一分为三”说的直接根源在于对抗“文革”期间登峰造极的“左”倾教条“一分为二”思维。“文革”结束后兴起旨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与马列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文化界深刻反思“文革”中的极端“二分”思维,深度思考如何通过文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面对这些敏感而又棘手的时代课题,庞朴深挖中国传统文化、反思“一分为二”思维模式,逐渐走上了探究中国古代辩证法智慧的学术道路,最终融汇以“中庸”为代表的儒家辩证法和以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西方辩证法,创造性地阐释了中国辩证法的精髓一一“一分为三”。总体而言,“一分为三”说是对“一分为二”思维的修正和完善,既是对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继承,也是发展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教条化的“一分为二”过分夸大矛盾的斗争性,而否定强调对立面之同一性的“合二而一”。“一分为三”说则认为,“一分为二”仅仅是认识的初级阶段,虽然正确但不够完善,“一分为二”之后还需一个“合二而一”阶段。作为儒家辩证法的继承,“一分为三”说的根基在于“中庸”,强调“中”“和”“权”,既不执“一”也不执“二”,以达“参”之境界。庞朴基于“一分为三”说的学术实践,主要致力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挖掘传统文化密码“三”之存在性的文史证据。首先是通过对“太一生水”“六番”“五行”“黄帝”等古老而又重大的学术问题的缜密分析,大致梳理出了一条中国“三分”思想形成史;其次是通过对马王堆汉墓、郭店楚墓出土简帛文献的考证、释读,阐明了先秦儒家的“五行说”和“三重道德”思想。除了寻找文化密码“三”的文史证据之外,庞朴还在八十年代“文化热”期间陈述了文化之“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辩证关系,进而提出了至今仍广受学界认可的文化“三分结构”理论、论证了“忧乐圆融”的中华文化精神。庞朴的“一分为三”说产生过重要的学术影响,且在认识论、实践论、审美观等方面彰显出了中西哲学之异,但完整建设“一分为三”理论体系任重道远。从学术根基上看,“一分为三”说主要奠基于儒家“中庸”思想。庞朴对“中庸”基本形态的创造性阐述在“中庸诠释史”上的学术地位,在于对接融合了中西辩证法、打破了僵化教条的“二分”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庞朴对“一分为三”理论的研究工作推动了中国当代辩证法之“一分为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但学派内部意见分歧较大,最为根本的是“一分为三”与“一分为多”的包容性问题。“一分为三”说也足进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正本清源,实现了中西辩证法的融合创新。学界对“一分为三”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三”与“二”、“中”与“中介”、“一分为三”与“对立统一”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因“一分为三”难与“一分为二”、“一分为多”严格划清界线,且容易泯灭唯物、唯心“二分法”而流于“二元论”等问题,致使“一分为三”理论的建设遭遇阻力。“一分为三”论的学术地位需要更多的理论建设工作方能巩固。作为哲学方法论的“一分为三”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三”作为中华传究文化的密码,被揭露、被认识并不是最终目的,它的揭秘将有利于我们更加自觉也发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一分为三”说除了“三分法”和“参”这两个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方法论外,还有两个极为重要的社会价值。一是,“忧乐圆融”说之“和”的审美境界以及“一分为三”说的和谐原理对于构建社会主义阳谐社会提供了传统文化上的理论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要求我们赋予“三重道德”以新的时代内涵,将“三重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独合贯通起来,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有机构成。总之,庞朴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梳理出的中国“文化传统”就是“一分为三”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蕴藏着极其独特的中华文化密码。庞朴从浩瀚的文化史籍中发掘出的中华文化密码“三”及其相关文七理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与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21世纪的中国,要自觉开辟一个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后工业文明时代,亟需发扬光大中华传统文化所内蕴的人文精神密码——“忧乐圆融”,以此消解市场经齐带来的普遍物质主义倾向、抵抗西方人文主义文化中的负面因素的侵蚀。

田帅^[5]（2020）在《出土文献视野下战国后期至秦代儒学流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出土文献为切入点,结合传世文献,以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根据出土文献中所见的诸子及儒家典籍文献情况,对战国后期至秦代的学术概况和儒学流变发展进行研究,本文由以下六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战国后期的学术概况。战国后期,百家争鸣进入尾声,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代表的学术中心,诸子宣扬学说的方式由春秋及战国前期的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开始转变为进行集中的学术交流,同时也开始进行了学术政治化实践的尝试。以儒学、黄老之学、法家及阴阳家为代表的学派内部的整合和学派间互相交流融合的趋势愈发明显,以韩非、邹衍为代表进行的学术政治实践化,也使得法家、阴阳家思想更具有政治实践性。第二部分,出土文献所见的儒学传播。自孔子殁后,儒家后学开始向各地进行儒学传播,对中原及南方列国产生了极大影响。从出土文献中发现的儒家文献分析,战国后期的儒学已经对三晋地区、吴越地区、秦楚地区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保留了诸多儒家经典文献。战国后期,荀子对诸子学和儒家内部诸学派提出了批判与整合,提出了独特的天人观、礼法观,激发了儒学的实用性,开创了儒法融合之先河。第三部分,秦统一后的学术思想与制度。秦始皇统一后延续了秦国的重法传统,并辅以阴阳家思想来证明秦统一的合理性与正统性,从出土《秦律》中可以看到秦统一后的法家思想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调整,其中所体现的思想也延续了战国后期法家思想的高度融合状态。但是这一时期的出土文献如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篇中的儒学因素及《秦律》中的伦理观,结合传世文献中记载秦礼内容和秦始皇陵出土的相关文物中也可以看到秦人对儒学的应用。第四部分,秦代儒学的生存样态及影响。由于秦始皇统治中期采用了严苛的文化政策,限制了民间儒学的发展,导致秦代儒学生存样态被迫发生了变化。除官方的博士官及其保存的儒家典籍外,民间儒生的生存空间遭到了挤压,儒生选择了隐居或入仕秦政府;民间儒家典籍或藏入壁中保存,或因遭焚毁而只能口耳相传;为秦亡之后儒学重新发展和儒家典籍重新流传提供了契机。第五部分,汉初出土文献对秦代儒学传播的印证。由于汉初的文化政策有所放宽,汉惠帝废除了挟书律,文景时期重新设立儒学博士且放宽民间学术限制,同时汉初政府积极向民间征集图书典籍,促进了儒家的重新发展;同时,汉初的儒生多从秦代的严苛法令下生存而来,故汉初儒生的生存样态可以反证秦代儒学的发展;此外,近年来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定州汉简《论语》也可以看到秦代至汉初的儒学虽然受到了极大的阻碍,但是向南北方向均有了充足的发展,且儒家典籍文献也得到了保护。最后的结语部分,对战国后期至秦代的儒学流变研究进行了总结。在战国后期诸子学开始进入内部整合和相互融合阶段,儒学在这一时期由荀子对儒家思想及黄老之学、法家思想等诸子学术进行了较高程度的整合,提出了独到的礼法观、天道观和天人关系理论。秦统一后,儒学在秦代的严苛文化政策下艰难发展,儒生和儒家典籍得以保存。儒学主动地与诸子学进行融合,不仅丰富了先秦儒学,同时为汉代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赵明明^[6]（2020）在《先秦儒家“勇”观念研究》文中认为在依托《论语》、《孟子》、《荀子》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先秦时期儒家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勇”观念进行探究,将文章分为四个部分加以论述。先秦时期“勇”字的字义有一个变迁的过程。在《尚书》、《诗经》等早期文献中,“勇”字主要用来表征人的外表体貌特征的孔武有力,有“勇力”、“勇夫”的用法。慢慢的,“勇”具有了表示人的内在心理品质和状态的含义,有“勇气”的用法。在稍后的《左传》、《国语》等历史文献中,“勇”的道德含义用法日渐增多,“勇”成为一个重要的道德范畴,是春秋时期上层贵族必须要遵守的道德规范之一。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频繁的时代特点孕育出“以武为勇”的“勇”观念,社会中勇武之风盛行,遮盖“勇”的德性的一面,孔子则挖掘“勇”的不同含义和价值,在继承前人的“勇”观念的基础上,将“勇”纳入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的儒家思想体系中去考察“勇”的含义,实现义、礼、知、仁对“勇”的统摄,将“勇”上升为与“仁”、“知”并列的三达德之一,注重强调“勇”对自身修养和完善人格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孔子用“勇”来贯彻和实践其倡导的“仁”的思想。孟子和荀子对孔子的“勇”观念进行继承和发展,使二人的“勇”观念又呈现出新的特点。孟子的“勇”观念与“气”密切相关,从内修的角度强调勇气的培养,孟子的“养勇”以养“浩然之气”为最高追求。荀子的“勇”观念强调后天的训导,尤其要符合“礼义”和“礼法”的规定,“勇”以修身为本。孟子和荀子对儒家“勇”观念的层次和类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孟子将“勇”划分为小勇和大勇,荀子将“勇”划分为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士君子之勇等不同类型,他认为“勇”的境界有上勇、中勇、下勇之分。孟子和荀子身处战国时代,他们的“勇”观念所指涉的对象扩大化,不仅包括贵族,还有普通的百姓,这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儒家“勇”观念的平民化和普遍化的倾向。法家“勇”观念的特点是排斥作为个体人格的“勇”,用“法”来约束个人的勇气,提倡“勇”要为国家所用,鼓励民众“勇战”。通过儒法两家“勇”观念的对比研究更加凸显出儒家“勇”观念内涵的丰富性和重要意义,即孔孟荀三者的“勇”观念一以贯之,从个人层面来讲,将“勇”视为理想人格必备的品质,代表一种面对困难和挫折,勇往直前的意志品质,“勇”是完善人格修养不可缺少的基本素养。从国家层面讲,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失序的状况,儒家的“勇”以恢复理想、稳定的社会秩序为目的和目标,“勇”是一种敢为天下先的使命担当和责任意识,追求“大勇”以安天下。

李明^[7]（2019）在《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国内起义运动不断,国外列强又屡次入侵,西学东渐不断深入,《韩非子》义理学研究呈现繁荣景象。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创新点,并简要回顾了研究现状。正文第一章对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的前奏学者即章太炎、梁启超、谢无量、胡适等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探讨。他们的研究处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对民国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通过第二章至第四章的探讨,可以发现,在继承章太炎、梁启超、谢无量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基于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以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为代表的新儒家承袭了传统道德立场对韩非子进行了批判;以醒狮派、战国策派为代表的新法家则在国家主义的基石之下试图从韩非子中找到救国的思想资源。而以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陈千钧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开辟了一条新路径,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法等挖掘出了韩非子思想中的闪光之处。通过本文的研究,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的整体脉络得到了基本的梳理。综上而言,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一,运用西学视角研究《韩非子》义理学,这是其最大特色;二,相关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三,就研究内容而言,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全面性;第四,受到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不同学派的研究呈现出多样性。

张子峻^[8]（2019）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文中研究说明宋代儒学聚焦于国家秩序的理论建构,主要表现为以道德介入治理的伦理政治理论。宋儒治理哲学的核心议题是关于道德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其基本思路是为人伦世界的道德奠定形上根基。然近百年来学人对宋代儒学的研究偏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于宋儒为学之旨关注较少。学人欲揭示宋代儒学的经世之旨,就须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的思想世界,回归到产生这种思想的历史世界;而讨论宋儒如何建构政治治理的理论内容,则须从历史世界再次回到思想世界。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建立了以“道”和“理”表达秩序追寻的理论言说范式。这一范式以“自然”的客观性论证道德的普遍性与正当性:道、理是天道之“自然”,同时也与人伦之“当然”对应,形成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天人相关”论证。天人相关论以天人之间的相似、相关进行比附、推类、模拟,以此论证人间社会制度的正当,这是基于对生产、生活中天人之间的相似情景进行的论证。宋儒以接续孔孟之道、复三代之治为己任,其治理理论继承了先秦儒家以“道”“理”论“治”的范式。但宋儒在“出入佛老”的历程中,融贯“心性”与“天道”为伦理政治之道德确立形上地位。宋代伦理政治直承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问题,但宋儒更加强调从“性命”与“天道”融贯的角度,进行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之普适性证成。这一过程是从宋初强调制度性的“治术”,进展为以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结构。同时在佛、道性空、无为诸说对形下之治术、治体的消解中,于北宋中期展开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立法,即关于“道体”的建构。“道体”建构是对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提升,以王安石、张载、二程为代表。“道体”的确立标志着自先秦以来,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的普遍性与正当性证成之完成。具体而言,王安石早期重视《论语》《孟子》,他在北宋首倡“道德性命之学”,建立起政治治理理论中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模式。但其思想中期转而重视《尚书》、《诗经》、《周礼》,以论证其更革的正当性。荆公经诠所据经书,大致有一个从重视“四书”（《论语》《孟子》《中庸》等）向重视“五经”（《尚书》、《诗经》）的变化。这一变化表明他更为侧重制度性之“治术”,忽视进一步对道德性之治体的阐释。这表现于哲学阐释上,是他虽然用“道之体”来统摄“道之用”,然“道之体”的呈现却依赖于“道之用”,更强调“适用为本”,导致体用二本。即制度性“治术”与道德性“治体”的“二本”,没有完成“内圣外王”的体用衔接。荆公试图以经典解释和文字诠解工作来重建“道”的整全性,以消除“二本”之弊,但因其经解风格有汉儒孔、郑言简意赅之风,加之又多牵附之弊,所揭之“道”未获普遍认可,未能实现“道”的统一。这促使在他执政和变革中,倚靠从帝王借代的“势”压制异己之“道”,促使“道—势”问题的凸显。荆公阐扬“道德性命”,但杂糅佛、道,未给伦理政治之道德内容确立道体地位。奠定道德的形上地位,首先就要瓦解佛、道的理论根基。张载以“虚”的聚散阐发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来完成这一任务。宇宙生成论的目的是否定佛、道性空、无为思想,“虚”聚合为形质之“气”,进而产生万物,即以“虚→气→万物”这一过程,说明万物实存,彻底否定佛、道之学的根基,横渠“四为句”就是挺立儒者任道精神的体现。宇宙本体论则以“虚”所具湛、静、无形等属性,确立“虚”的本体属性,在宇宙生化中,人禀受“虚”的属性,用以解释心性的至上来源,从而赋予道德性之心性的至上与普遍,为道德奠定至上依据。但张载阐释的“清虚一大”之“虚”,合“性气”与“形气”为一体,尚有形下之嫌。理论上,形下之气无法为道德奠定最高依据,因而横渠在“道体”奠立上尤有缺失。二程将“虚”的“性气”与“形气”剥离为形上之“理”与形下之“气”,由此展开“道体”建构。他们首先完成由“道”至“理”的话语转换,确立“理”关涉秩序的论说模式。同时,由“天即理”完成“理”的本体论证,由“性即理”赋予“天理”道德内容,由“礼即理”证成治术、治体之形上地位。由此,二程将前人外在论证转到“一天人,齐上下”的内在论证,从外在论证的推类、比附转向以人道“心性”与天道“自然”融合,将人道之“当然”奠基于天道之“必然”,完成伦理政治之道德的形上化,即从“治术”“治体”提升至“道体”的理论建构:道德性仁义之“治体”引导制度性法、礼之“治术”,同时在应对佛、道挑战中,将道德性之“治体”提升至“天道”“天理”的层面,完成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之形上化。宋儒将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形上化、绝对化,存在某种理论危险。首先,形上化的道德虽能为道德树立权威,但也能因其绝对化而出现“以理杀人”之问题。再者,至上的“道”既可能是“绝对真理”,也会因此被利用为排斥“异论”的思想独断。最后,在所有寻求秩序的策略中,道德仅为其中一端,宋儒将道德上达为天理、天道,塑造其为最根本因素,掩盖了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的事实。而在反思宋儒道论时,从塑造“当代”国家型态的历史原因回望传统儒家治理之学,还可从“传统”至“当代”的“内生演化”中,挖掘当代国家治理的历史资源。

王拓^[9]（2019）在《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先秦法家思想为研究对象,以先秦法家思想中蕴含的法治、改革、富强精神为前提,以先秦法家思想的合理内核为逻辑起点,以历史性遵循与创造性转化为目的;运用管理学的方法,站在哲学的高度,全面审视先秦法家思想的内涵实质与核心要义,通过对先秦法家文献的梳理与综合,探究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主旨概念、生成过程、内在结构、作用机制、及当代转化,以求深入挖掘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在历史发展进程及人类管理实践活动中的作用与价值。深入研究以先秦法家管理哲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理论,提炼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当代价值,在全球化进程中彰显中国管理哲学的魅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思想体系,是本研究的宗旨与基本目标。法家作为先秦子学中的晚出学派,其生成过程包含了对于先秦诸子思想的吸纳和继承,在秦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应有的功用,在实践中充分展示了它的理论价值与管理效用。先秦法家管理哲学的核心是通过“法”的管理手段完成“治”的管理目标,主张“一断于法”,重视建章立制,强调破陈出新,提倡富国强兵,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之道、管理之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思想渊源来看,先秦法家管理哲学经历了由实用法学向法哲学演进的发展过程,李悝、吴起、商鞅等人的变法实践经由韩非的总结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而先秦诸子的学说也为法家管理哲学的形成提供了外在驱动:道家的自然天道观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儒家贵贱有等的治理模式为其提供了实践参照,墨家的尚同思想为其提供了方法论保障。就理论内涵来看,先秦法家遵循“一断于法”的管理准则,凭借“严罚厚赏”的管理手段,结合“循名责实”的管理权术,形成了“法、术、势”相结合的管理体系,从管理思想史角度来看,可将其视为当代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就实践效用来看,通过对先秦法家思想的爬梳,系统审视其中涉及管理学的一般原理、原则、规律等内容,归纳总结出其独特的管理人性观、管理控制观、管理行为观以及管理认识论、管理方法论和管理价值论,能为我国新时代的管理实践提供一条可资借鉴的发展路径。先秦法家思想中包含的法治精神、改革精神、富强精神和权力制约观念在当下依然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本文基于如下逻辑线索:第一章是对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概念的简述;第二章在梳理了时代背景、内在基础、外在驱动之后总结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生成过程;第三章着重探讨先秦法家在管理人性观、管理控制观、管理行为观等维度的理论观点;第四章主要探讨先秦法家的管理认识论、管理方法论、管理价值论,用以指导实践;第五章基于上述对于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探讨,深入挖掘这一思想遗产的合理内核,并从价值层面对其进行反思、纠偏、补救,从而实现新时代背景下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对于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构建而言,如果说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能提供某种启示,那么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是其中绕不过去的智识资源。以新时代的法治建设为语境,在对以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同时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合理要素,对中国特色管理模式的构建具有理论参考与路径借鉴意义。在管理理论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管理哲学应有其相应的话语、理念和贡献。如果缺失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融合,那么世界管理思想将因局限于西方管理传统而欠缺丰富性与普世性。对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研究,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支撑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文化自信,并为当代中国的管理实践提供传统智识资源,这亦是中国管理哲学学科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路径方法与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赵志超^[10]（2012）在《先秦法家与兵家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先秦诸子起源问题,一直是思想史界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先秦法家思想是对当时实际政治影响最大的一派,对其起源亦有多种说法。法家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现实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及务实的态度,都与先秦兵家十分相似。而法家的一些具体政策主张,如专制主义、赏罚以法以及愚民政策等,更是与兵家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法家与兵家的这种相似性并非偶然,前辈学者对此也早有注意,并做出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先秦法家与兵家的关系,首先体现为在产生源流上的一致性:古代即有兵刑不分的传统、《周礼》中司马之职掌带有很多法家因素、兵家与法家均根植于齐、晋的功利主义传统、早期的法家人物几乎都同时被看作兵家,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说明法家与兵家具有相同的产生源流。法家与兵家的联系,又体现在思想体系上的相似性与传承性上,尤其是两者对功利主义的推崇,共同的思想体系架构说明二者具有同源的潜质。法家思想不仅与兵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家在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也受益于先秦兵学。首先就是作为法家变法理论基础的社会变革理论来自兵家的因敌施变思想;其次是法家提倡的君主专制思想和驭臣之术来自于兵家理论;再次是法家所提倡之“法”的雏形就出现于军队之中,赏罚理论、军功爵位制、什伍连坐以及愚民政策等重要制度也都来自于军队之中。法家与兵学的渊源不仅体现在这些直接联系当中,先秦的战争以及兵学的转型,是带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想转型的重要动力。战国之时,功利主义思潮盛行,也是源于兵学的推动。而法家的产生,又依赖于这样的社会土壤。因此,是战争与兵学,为法家的产生塑造了一个合适的环境。如果不囿于汉人对诸子学派的划分,则法家与兵家,可以看作是同一思想体系脉络之下的思想学说,他们的区别仅仅只是关注领域的宽窄不同。当兵家将其关注领域扩大到整个政治层面,他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法家,并通过法家的变法实践,而间接地对政治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因此,先秦兵学的影响力,并不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而是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都影响巨大,法家也只是这种影响力的一个结果。先秦兵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值得我们重新评估。兵学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理应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

二、试对先秦儒法两家政治哲学的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对先秦儒法两家政治哲学的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2）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研究 ——以“法”为视角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先秦儒法水火隐喻中的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庞朴“一分为三”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出土文献视野下战国后期至秦代儒学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先秦儒家“勇”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论文提纲范文）

（9）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先秦法家与兵家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对先秦儒法两家政治哲学的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先秦法家在近现代中国[D]. 张立洋.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2]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研究 ——以“法”为视角的考察[D]. 曾筱琪.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先秦儒法水火隐喻中的伦理思想研究[D]. 东杰夫.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4]庞朴“一分为三”说研究[D]. 陈珊. 山东大学, 2020(12)
• [5]出土文献视野下战国后期至秦代儒学流变研究[D]. 田帅.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6]先秦儒家“勇”观念研究[D]. 赵明明. 郑州大学, 2020(02)
• [7]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D]. 李明.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3)
• [8]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D]. 张子峻. 湖南大学, 2019(08)
• [9]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研究[D]. 王拓. 黑龙江大学, 2019(05)
• [10]先秦法家与兵家关系研究[D]. 赵志超. 中国人民大学, 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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