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31卷)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王石雨[1]（2021）在《高车历史研究》文中提出高车是中国古代活跃于北方和西北的一个游牧民族,因其族人擅长制造并使用“车轮高大,辐数至多”的车子而得名。公元4世纪中后期起,活跃在大漠以北的高车各部开始多见于历史记载。北魏灭亡后,“高车”这一称谓逐渐消失在正史之中。较早记载高车历史的《魏书》不仅为高车设立专传,同时也开创了高车文献史的先河。原本《魏书·高车传》散佚后,《北史·高车传》成为了现存最早、记载最全面的研究高车历史文化的传记。《北史·高车传》等专传与《通典·边防十三·北狄四·高车》等专条共同构成了研究高车历史的基本史料,后出史书对前出史书也多有继承。除基本史料外,还有一些重要的高车历史情况散见于《晋书》《魏书》《北史》《北齐书》《资治通鉴》各卷之中。它们既可对基本史料进行补充,也可以起到修正、勘误之用。依据高车基本史料及主要散见史料,大致可以勾勒出北朝时期高车历史文化的粗略框架。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中期,迁徙至蒙古高原的丁零人同留居当地的匈奴余部交往、杂居,形成了一个以丁零人为主,融合了部分匈奴人的民族。该族自称为敕勒,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又称其为高车。简单的认为高车来源于丁零或匈奴均不够准确。高车社会中,有包括“六种十二姓”在内的诸多氏族、部落。这些氏族、部落大多分布于漠北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或色楞格河以西至阿尔泰山一带。他们的形成、发展与北方各族之间的征伐、交流、融合密切相关。十六国至南北朝初期,漠北高车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部落制发展阶段,他们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大联盟,而是各氏族、部落分别由其首领统辖管理,文献中也记载了一些高车首领的称谓。太和十一年（487）副伏罗部西迁建立高车国后,社会形态向前发展,出现了新的首领称号。在高车的首领称号中,“莫弗”原有“勇猛”之意,本出自东胡系民族,与“莫何去汾”一同自柔然传至高车;“候娄匐勒”是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过渡阶段的军事首领。“候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军事首领,它们均为高车国所创;“部帅”“渠帅”“大人”则是中原史官对于高车部落首领的称谓。在探寻这些称号来历、含义、职掌的过程中,也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继承及相互影响。军事方面,高车人不仅借鉴了匈奴的军事制度,还以作战勇猛、善于骑射着称,号为“天下名骑”。无论北魏还是柔然军中,均有一定数量的高车骑兵效力。高车人的经济类型主要包括畜牧业、狩猎业、手工业等,副伏罗部建立的高车国则通过朝贡方式与北魏政权进行物品交换。尽管文献中对于高车文化习俗的记载较为零散,但仍可以对高车的原始信仰、语言文字、婚姻、丧葬、音乐舞蹈等有所认识,这些内容也有助于全面了解高车人的日常生活。通过梳理魏晋南北朝时期高车的民族关系,可知高车与北魏政权、柔然、西域诸国接触频繁。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稳定发展,高车一方面与上述诸民族或政权进行战争,另一方面通过贸易、和亲、出使等方式不断吸纳先进的文化及生产技术。经过长时期的努力,高车各部实力持续渐强,成为了这一时期大漠南北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赵仪娇[2]（2021）在《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郑文焯作为晚清时期一位重要的词籍校勘家,由于他批校的词籍不甚集中而且流传较少,因此他作为校勘家的光芒多被同为“晚清四大家”的王鹏运和朱祖谋掩盖。实际上,他是可以和王、朱二人鼎足而三的校勘大家。他所批校的词籍有十几部之多,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校勘特点,不仅可作为研究晚清词史和郑文焯词学理论的重要材料,亦促进了晚清词籍校勘体系的完善。目前对郑文焯批校词籍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且多集中在其批校的《花间集》《乐章集》《白石道人歌曲》《梦窗词》上,关于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系统研究则寥寥无几,多是在总结其校勘成就或引用批校评语时略有提及。实际上,《清真集》可以说是郑文焯批校倾力最多、用力最勤的词籍之一,其中所反映出的校勘理念、校勘特点以及批校价值在今天的词籍校勘和词学研究中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本文试从深入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文本入手,对郑校《清真集》作系统全面的研究。第一章主要讨论郑文焯批校《清真集》产生的时代背景,郑文焯批校《清真集》与当时晚清词籍校勘的时代潮流有关。晚清出于保护“国粹”的需要,词作为一种国粹被整理和校勘。此外晚清词学的繁荣、校勘学的成熟以及乾嘉学派的考据实证学风都促进了词籍的校勘。第二章主要介绍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背景和缘由,并梳理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版本情况。郑文焯之所以批校《清真集》与周邦彦在晚清词坛的崇高地位有关,与郑文焯的小学家身份、郑文焯的词学审美和趣向有关,也与王鹏运等人的提携有关。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版本现今可见者就有五个之多,分别是:《大鹤山人校本<清真集>》、吴则虞藏杨寿柟过录本郑文焯批校本《片玉词》、刘崇德教授藏郑文焯批校本《清真集》、河北大学藏郑文焯批校《清真集》以及国图藏《石芝西堪校订清真词》稿本。第三、第四两章结合现今可见的五种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版本具体分析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内容以及他批校《清真集》时所运用的校勘方法。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不仅有对《清真集》词作的校勘,有对清真词创作的背景和缘由的交代与补充,还有对郑氏自己批校《清真集》相关情况的交代,并不时对清真词进行评论和赏鉴。郑文焯在批校《清真集》的校勘方法可以陈垣先生总结的校勘四法来加以分析,早在陈垣先生提出校勘四法之前,郑文焯等清季词人就已经将校勘经史之法移植入词,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第五章通过分析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内容和方法等总结其校词特色。郑文焯批校的《清真集》有自己的校勘特色:评论与校勘相结合、重视宋本但不迷信宋本、重视校勘入声字以及勇于裁决、慎于存疑。第六章主要试图对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成就和局限进行评价,从而发掘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价值和意义。郑文焯批校的《清真集》不仅为清真词提供了较为完善的版本,丰富了郑文焯的词学理论,促进了晚清词籍校勘体系的完善,还为今天的词籍校勘和词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当然,由于郑文焯处在当时的时代和历史环境中,他的校勘也有着无法忽视的不足和历史局限。
王硕[3]（2021）在《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乾隆朝“大一统”局面基本形成,“同文盛世”达到顶峰。这期间随着乾隆朝儒家经典重译,随后儒家典籍的自发满译,儒家思想以满语文为载体深刻影响了“满语世界”。“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在儒家典籍满译中取得了平衡的同时,满洲人也借由儒化实现了中华化。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第一章追根溯源,梳理了乾隆以前的儒家典籍满译及其相关问题。首先回溯了满文创制及其改革过程这一儒学典籍满译的前提,指出以蒙古文为模板创制老满文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对老满文的改革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新满文的推行也非一蹴而就;然后梳理清楚翻译机构的变迁过程,汉籍满译初由文臣衔命而为,后在翰林院与内国史院间辗转,至康熙十年（1671年）设内翻书房方结束汉籍满译执掌不定问题;最后总结了顺康雍时期儒家典籍满译的情况,一是完成入关前未竣翻译项目,二是新译儒典多为奉敕之作,三是自主翻译者多为修身齐家类心得、规范、训蒙读物等。第二章讨论乾隆重译儒家典籍及其成就。首先,理清“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发展的过程,明确清的“大一统”与“同文之盛”互为表里不断扩展;其次,讨论前代儒家经典翻译存在对汉语原文理解偏差、满语译本选词不当、未能反应原文文体特征、音译词过多且未厘定专有名词等缺失现象及成因;再次,考察乾隆以先后两次厘定清文《四书》为始,展开经典重译工程的过程,揭示其宣示经典解释权和宣扬国语优越论的目的,同时指出作为乾隆朝“同文”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经典重译,实现了对满语的规范,同时加强了对经典的解释权。第三章讨论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自发满译。通过梳理对儒学典籍满译的旗籍士人群体出现的时间线,并将各时代有代表性的译者及其作品逐一从基本情况、成书过程、内容述评与受众等几方面做案例分析发现:除富察氏公鲁外,所有自发对儒家典籍进行满译的旗籍士人译者,均活跃于乾隆以降,其中活跃于乾嘉以降者约半数,其余均活跃于道光以降;其中六成为八旗满洲,三成为八旗蒙古,一成为八旗汉军;京旗占绝大多数。此外,还对较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孟保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其翻译生涯与其仕途起伏关系较为密切,这种情形在其他译者身上也有所体现。第四章讨论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影响。首先,儒家典籍满语译本透过公、私学校,以教本或教辅的形式成为“国语”学习内容;其次,清代各类大小翻译考试是旗人实现仕途迁升的重要途径,而儒家典籍满语译本是各类翻译考试的主要命题范围;最后,“话条子”类活语料反映出儒家思想借由儒学典籍满译进入到了旗人基层社会,并且成为旗人基层社会的道德标准,影响了当时的旗人价值观念。第五章以达呼尔新满洲为例,讨论满译儒学典籍在其满化与儒化中的作用。首先,满语与达斡尔语差异小,对达呼尔新满洲而言学习难度低;其次,要对达呼尔加以满化需借助教育,而彼时达呼尔无文字,满语文自然成为了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再次,达呼尔教育是旗人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其教育内容同样是以满语文为载体的儒家思想;最后,儒家思想借由满译儒学典籍对达呼尔新满洲产生了满化与儒化的双重作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朝维护“满洲习俗”具体手段即是“国语骑射”;“崇儒重道”即是接受中原思想与政治传统,即是接受中华文化。二者看似矛盾,而清帝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一再“国语”翻译和推广,实现了对清帝心中的“华”与“汉”的切割:通过“国语”翻译来实践“崇儒重道”,接纳中华优秀文化,使满洲自我儒化,自我华化;通过对以“国语”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的教育的坚持,实现了在新旧满洲中“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的和谐共存,客观上在思想层面将新旧满洲融入到了“中华”之中,实现了“大一统”下的“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重要一环。
王妙[4]（2021）在《明宣大总督王崇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崇古是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名臣,历任陕西三边总督、宣大总督、兵部尚书等职,对明代后期朝政有重要影响。明清时期编修完成的《明史》《山西通志》等传世文献或列有王崇古专传,或有关于王崇古生平、任职经历等方面的记载。王崇古个人着述《王督抚集》《少保鉴川王公督抚奏议》《王鉴川文集》《公余漫稿》的搜集及近年出土的墓志等文献,为王崇古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和研究视角。论文通过使用诗文集、奏议、书信等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对王崇古家族人员谱系、任职经历、婚配状况等进行了考证,编制了王崇古家族世系图。出土文献的使用,不仅弥补了传世文献关于王崇古记载之不足,还为梳理王崇古抗击倭寇、巡抚宁夏、加强边防建设等经历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不仅如此,以上资料的综合运用,为研究王崇古边务思想及其担任宣大山西总督期间与方逢时、高拱、张居正等人促成“隆庆和议”的背景、经过、影响等提供了材料。“隆庆和议”的达成,维护了明朝与蒙古部的和平,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发展,推动了民族间的友好交往。论文以《公余漫稿》五卷本为研究对象,以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所收录隆庆年间冯惟讷、栗永禄刻本为底本,以俞宪《盛明百家诗后编》所辑《王督抚集》一卷本为参校本,以正史、明清时期地方志、明清文人文集、存世碑记等文献为参校材料,对《公余漫稿》进行了整理和注释。通过王崇古与张居正、高拱、张四维、杨博、李春芳等人的诗文唱和及书信往来可以看出,王崇古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姻亲、同年、同僚、交游等关系,这些关系在“隆庆和议”等重大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丁斯甘[5]（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提出《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李全平[6]（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指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周丽威[7]（2020）在《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文中研究表明教科书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小课本大启蒙已经成为教科书研究领域的共识。教科书不仅是知识载体,更是价值载体。习近平关于“教科书是国家事权”的重要论断为我国教科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新时代教科书建设面临大众化、全球化等诸多困境,教科书建设必须积极回应时代挑战,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基础。因此,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地融入教科书建设,如何保持我国教科书建设方向的正确性等重要问题亟须各学科加强教科书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目前,语文、政治等科目的中小学教科书的价值溯源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研究尚处于缺位状态。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上强调广泛借鉴国内外优秀文化成果。近年来,怀特海有机哲学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怀特海全集翻译与研究”成为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选题之一,世界着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认为有机哲学是解决哲学乃至社会科学问题的突破口。再者,我国着名学者王南湜提到“将怀特海与马克思有机结合”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鉴于怀特海有机哲学价值理论深刻的洞见性,其对教科书理论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选择、确定和改进具有理论指导作用。本研究主要以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历史比较法为研究方法。通过文献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进行梳理,提炼不同时期教科书出版总体特征。通过内容分析法,依据构建的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分析框架,从教科书内容、教科书呈现方式、课程标准、教科书编写主体四个维度,探寻不同时期教科书的价值取向。运用历史比较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做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概括其嬗变特点和存在问题,并进一步指出有机哲学视阈下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编写旨趣。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经历了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教科书、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教科书和走向多元取向的教科书三个阶段。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学生物教科书,始于清朝末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急于求成的应用心理下,教科书被赋予了“救世”的价值。这一时期国人主要将西方教科书的结构“舶来”,呈现出“依葫芦画瓢”的结构主义取向;之后,生物学经历了短暂的学科大发展,特别是实用主义在我国大行其道的时期,生物教科书的体验性、实用性理念被提出;自新中国成立到新课改前夕,生物教科书发展历经波折,从仿苏的一元取向到兼收并蓄各方文化,生物教科书也进行了一纲多本式的形态学和知识论的改变。纵观我国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变迁历程,呈现出典型的从本质到多元的发展特点:在课程目标取向上,从知识取向到素养取向;在生物教科书内容取向上,从博物到生物学;在生物教科书编写主体取向上,专业性、学术性日益凸显;在教科书呈现方式取向上,由教材取向转向学材取向;在坚持的宏观理念上,政治取向贯穿始终。从目标、内容、编写者取向、呈现方式以及理念上均体现出了本质到多元的路向。通过文本分析,发现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主要有以下问题:本质主义视阈下对结构的过度强调;反本质层面过于强调科学的浪漫精神;在二者融合的视角下看,本质和反本质的均质化造成取向的平均主义。最后,本研究从有机哲学视阈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进行前瞻,提出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多种可能路径:在目标建构上,生物教科书要凸显生物圈命运共同体;在编写思维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注重关系性思维;在课程理解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融合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在课程愿景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回归五彩缤纷的生活。在此基础上,指出生物教科书的编写需要注重整体性维度、生态性维度、生活性维度和教育性维度。厘清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的历程、特征及问题,不仅需要一种历史学视角的经验总结,更需要一种本体意义上的透视,从价值取向的视角进行一种有机哲学式的审思既能助益我国教科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能为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理论的完善注入新的活力。
曲晓燕[8]（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研究指明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王洋[9]（2020）在《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文中认为金元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也是山西区域社会发生激荡转折的时期。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时段是1127年至1368年,这段时间内,山西处于金、元二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研究以金元时期的山西社会为考察范围,以山西金元时期留存的850通碑刻资料为基础资料,将碑刻中所反映的释道宗教、祠神信仰、水利营建、宗族发展四个面向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是一项关于地域社会史的研究,除碑刻资料外,同时运用史志、文集、家谱等资料,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及“长时段”的研究方法,考察以上四个面向中所体现金元时期山西基层民众面对社会剧变时的复杂心态,以及在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体现的能动性。文章旨在将基层民众从战乱和王朝更替下面目模糊的“黔首”,还原为充满主动性的行为主体,以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社会变革下的民众行为进行解读,并最终探讨山西社会在金元时期社会整合过程中发生的嬗变过程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文章分为九章,按照时间顺序,设置了“金”与“元”的时间分野,第一章以“金代山西宗教与社会”为研究对象,宋代以来,山西的佛教信仰氛围相当浓厚,而北宋徽宗在民间弘扬道教的举措也令道教具备了一定信众基础。金代之前已存在的大中型寺院通过经营庙产、收徒授业、弘扬教义等途径获得发展空间。在宗教管理制度方面,金代与前代不同的一点是开发了民间购买寺观名额的通道,在此政策影响下,基层民众具备了在村中开设合法寺观的条件,地方精英与僧道的交流、博弈也变得频繁起来,不少具有经济实力和道德威望的僧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一些新创的寺观成为村民共享的公共空间。第二章探讨了金代灾害频发的社会条件与民间创开水利的热潮。金元时期处在历史上气候波动较大的寒冷期之间,受气候影响,旱灾成为山西地区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虽能纾解部分困难,但也会出现有时力有不逮的情况。为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产效率,除对前代水利工程善加利用外,金代山西水利开发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民渠的大量开创和水泉的逐步利用。随着水利工程的开发,民间关于水权的纷争也随着出现,民众通过输财、论工、家族继承、道义因素等不同条件厘定用水权力。同时,通过对不同水案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用水秩序中反映的国家话语与民间传统逐渐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官方通过地方精英对水利系统进行间接管理的制度逐渐形成。第三章论述了金代祠神信仰与山西社会的关系,由于灾害频发,被认为能够护佑地方风调雨顺的祠神成为民众寄予希望的另一途经。北宋熙宁年间曾进行过对民间祠神的大规模封赐,山西州县官员通过奏请封赐的方式为一部分地方祠神争取到了官方颁发的封号、庙额。由于金代未再度大规模封赐祠神,因此获得赐封的神灵群体基本维持北宋末的格局。在金代对祠神的管理中,地方官员、儒士与地方精英按照儒家经典,对一部分无额祠神进行了维护和再度诠释。通过对长子县上方村汤王庙的个案解读,可以形象地观察民间组织的内部结构、祈雨仪轨以及民众对异地设立“行祠”的看法。另外,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僧道也逐步参与到祠神祭祀中来。第四章探讨金代宗族的发展情况,由于靖康之变后的社会动荡,原先地方大族拥有的纸质谱牒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以石质碑幢作为载体,记录家族世系等信息。北方以先茔为中心的宗族活动也有一定发展,国家鼓励累世聚居,并为七十以上老人赐官,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宗族意识的不断完善。此外,本文还注意到山西社会中宗族与宗教之间具有的密切联系。第五章详述蒙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世侯的崛起,蒙元时期各州县地方武装与原金代官员等通过投降、依附蒙古,获得了当地军政权力,由于权力能够在家族内部继承,因此称为称为“世侯”。对于蒙元时期经历战乱的山西地区,世侯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生产,招辑流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其次是僧道政治、经济地位的抬升,由于邱处机、海云等着名僧道的社会活动,蒙古统治者允许僧道蠲免赋税。以兴建纯阳万寿宫与刊刻“玄都宝藏”两大活动为主,全真教在山西地区迅速扩张。佛教则通过三次僧道辩论,争取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对全真教进行全面抑制。再次是儒士地位的相对下降,由于蒙元长达八十多年未行科举,因此儒士不得不寻求为吏、为学官等新的入仕的渠道,并在社会事务中强调自身权威,科举停废客观上为儒士深入地方社会提供了条件。第六章主要研究元代山西宗族建设的情况,山西世侯通过“根脚”和自身才干延续了家族仕途,他们是宗族活动实践的主要力量。在这一时期,世侯、平民、儒士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家族积极采用“先茔碑”与“世系图”来记录家族发展情况,经幢与墓塔作为先茔碑的补充,在元代也一直被沿用。先茔碑的创作以平实为主,儒士在其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谱牒中并不排斥女性与出家的族人,一些世侯与地方精英还创建了“家佛堂”作为祭祖场所,“守坟寺”这一形式在元代也得到了发展。综合来看,山西这一时期的宗族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第七章论述元代的水利与社会关系,元代是山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民间水利管理体系在前代基础上作用愈加突出,以渠长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水利管理、人力组织、水规制定等方面的参与程度亦不断加深。目前所见的一些地区,官方在推广“自下而上”用水经验与巩固渠长权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洪洞等水利规约较为完善的地区,共同的水神祭祀与使水户的身份认同关联起来,渠长的权力不仅包括在现实生活中监督渠务、分配水权,在水神祭祀体系中确立权威,进行资源竞争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通过神权、传说等方式巩固水权的行为,被证实是卓有成效的。此外,僧道等新晋社会精英对水权的把握,也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之一。第八章主要讨论元代祠神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与金代相比,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较为松散,无封号的祠神在社会中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元代的地方儒士重视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民众的实际利益,他们成为地方祠神信仰正当性的辩护者。由于元代自然环境多自然灾害,地方官员、儒士、精英与民众集中在民间神祠之中,希望通过祷告达到消灾弭祸,风调雨顺的目的。地方神祠中出现的乱象与国家管理紊乱有关。但是,元末农民起义,战乱频发,严苛的社会氛围令官员与民众过分倚重民间神祠的灵验效应,是否符合“正祀”的要求则降至次要位置。另一方面,以姜善信、广胜寺僧人为代表的宗教人员广泛地参与地方祠庙的修缮活动,并参与祠神祭祀,以争取社会精英的合作。第九章研究元代山西宗教折衷求变,积极向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影响,“至元焚经”之后,全真教对道教的管理范围限于淮河以北,地方宫观的职能也由协调扩张转为以经营庙产为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山西佛教则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治、经济等多方支持。本文注意到,在世祖之后,山西不少寺观均将庙产立碑,这一活动反映了释道二教在基层社会的生存压力。通过以泽州道士苗道一为个案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元代宗教的发展环境与蒙元之初相比有着很大区别,作为全真掌教,苗道一的成就局限在宗教方面,而甚少涉足社会事务。而地方社会中的僧道们则积极适应以村社为中心的地域社会新格局,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致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苏日娜[10]（2020）在《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文中研究说明数理逻辑,又称符号逻辑、理论逻辑或逻辑斯蒂,数学的一个分支,用数学方法研究的逻辑或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诞生于17世纪末,迄今为止,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数理逻辑最初是作为“运用数学方法的逻辑”而兴起的。随后,数学的发展提出并要求解决数学的逻辑和哲学基础问题,于是数理逻辑又进一步发展成主要是“关于数学的逻辑”,并且与数学基础理论相结合,成了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广泛应用的数学科学。1920年,随着英国着名哲学家、数学家、社会活动家,数理逻辑的集大成者罗素（1872-1970）来华,数理逻辑正式传入中国。本文以1920-1966年间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为研究对象,在系统地挖掘、收集和整理原始文献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较为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力图从整体上厘清其发展的基本脉络,呈现主要科学家的贡献和中外数理逻辑交流等情况,较为客观地反映其发展水平和特点。本文主要包括以下4部分内容:1.分前史时期、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梳理数理逻辑的诞生及其各分支的发展历史。2.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对数理逻辑的引介工作。分析了罗素来华之前,中国学者关于数理逻辑的探讨以及罗素《数理逻辑》讲演的历史背景、内容与影响。围绕中国第一部数理逻辑译着《罗素算理哲学》及其引起的学术争论,探讨了数理逻辑被最初引进时中国学者的态度、学术水平与传播范围等问题。搜集了早期中国学者的数理逻辑论文,介绍了他们对集合论、数学基础、数理逻辑基础理论3个方面的引介工作。3.回顾和总结了数理逻辑在中国初步奠基时期（1920-1949）的发展历史及其特点。以汪奠基的《逻辑与数学逻辑论》、《现代逻辑》和金岳霖的《逻辑》3部具有代表性的着作为切入点,探究了这一时期中国学者数理逻辑研究的方向、水平与贡献。特别探讨了各层次数理逻辑教育的开展情况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第一批数理逻辑留学人员的学习与研究。4.回顾和总结了数理逻辑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时期（1949-1966）的发展历史与特点。重点讨论了这一时期数理逻辑界为消除科学界和大众对数理逻辑的歪曲和误解所做的宣传与普及工作。分析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开展与“12年远景规划”对数理逻辑的助推作用,总结了中国学者在数理逻辑理论与应用领域取得的主要成绩。以1952年“院系大调整”为背景,讨论了数理逻辑专门人才的培养情况。论文主要结论如下:1.民国时期,以傅种孙、张申府、金岳霖、汪奠基为代表的先行者们为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引介和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的引介工作是谨慎的、负责的,也是先进的。他们的工作使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具有了较高的起点和良好的基础,迈出了历史性的、坚实的一步。2.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初步奠基时期（1920-1949）,国内学习和研究数理逻辑的人屈指可数,并没有广泛和稳固的发展基础。一些科学家的工作和具有前瞻性的成果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数理逻辑只是中学、大学课堂里讲授的内容,并没有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3.数理逻辑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时期（1949-1966）,为使数理逻辑具备持续发展的群众基础,中国数理逻辑学家开展了行之有效的宣传与普及工作。20世纪五十年代,数理逻辑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数理逻辑发展已经从教学研究相结合的阶段进入专门研究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数理逻辑在逻辑演算、递归论及数理逻辑的应用等领域有比较集中的研究,尤其在逻辑演算、递归论两个领域取得了一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成果。4.大学数理逻辑教育的开展为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转折。1927年,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开设数理逻辑课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内接受数理逻辑教育的第一批留学人员出国深造,师从世界知名大师学习。他们回国后,投身教育与科学研究第一线,开创了我国数理逻辑崭新的局面。5.国家政策是助推数理逻辑发展的重要动力。1956年,《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颁布后,数学界及全国各地高等学校相应地开展了远景规划的实施工作。数理逻辑界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科学研究,构建了中国数理逻辑发展的新格局。
二、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31卷)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31卷)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高车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内容及学术创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一)中国古代史家对高车历史的探究 |
| (二)20世纪以来国内史学界对高车历史的研究 |
| (三)国外史学家对高车历史的研究 |
| 第一章 高车的文献史料 |
| 第一节 高车基本史料辨析 |
| 一、《魏书·高车传》 |
| 二、《北史·高车传》 |
| 三、《通典·边防十三·北狄四·高车》 |
| 四、《太平御览·四夷部二十二·高车》 |
| 五、《太平寰宇记·四夷二十三·北狄六·高车》 |
| 六、《册府元龟·外臣部·种族·高车》 |
| 七、《文献通考·四裔考十九·高车》 |
| 八、《通志·四夷传七·北国下·高车》 |
| 第二节 高车重要散见史料评介 |
| 一、《晋书》中的高车史料 |
| 二、《魏书》《北史》中的散见高车史料 |
| 三、《北齐书》中的高车史料 |
| 四、《资治通鉴》中的高车史料 |
| 第二章 高车的族名与来源 |
| 第一节 高车族名探析 |
| 一、“敕勒”为族自称,也是漠北各族对敕勒族的称谓 |
| 二、“高车”为族他称,是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对敕勒族的称谓 |
| 三、“丁零”是两晋十六国以前的中原政权及南朝对敕勒族的称谓 |
| 第二节 高车来源述论 |
| 一、高车来源诸说 |
| 二、高车来源考察 |
| 第三章 高车的氏族、部落 |
| 第一节 高车“六种”与“十二姓” |
| 一、高车“六种” |
| 二、高车“十二姓” |
| 三、高车“六种”与“十二姓”关系探析 |
| 第二节 高车“六种十二姓”以外的氏族、部落 |
| 一、叱列氏(叱利氏、叱李氏、乜列氏) |
| 二、叱罗氏 |
| 三、豆陈氏 |
| 四、他莫孤氏 |
| 五、屋引氏 |
| 六、蛭氏 |
| 七、解拔氏(斛拔氏、贺拔氏) |
| 八、斛斯氏(斛薛氏) |
| 九、渴侯氏 |
| 十、高车氏、敕勒(力)氏 |
| 第四章 高车的社会、首领称号与军事特点 |
| 第一节 高车的社会状况 |
| 第二节 高车的首领称号 |
| 一、“莫弗”“莫何去汾”是高车人借用东胡系民族语词对其首领的称谓 |
| 二、“候娄匐勒”“候倍”是高车人自身所创的首领称号 |
| 三、“部帅”“渠帅”“大人”是中原史官对高车首领的称谓 |
| 第三节 高车的军事特点 |
| 一、借鉴匈奴的军事制度 |
| 二、号为天下名骑 |
| 三、作战勇猛且团结一心 |
| 第五章 高车的经济类型与文化习俗 |
| 第一节 高车的经济类型 |
| 一、畜牧业是主业 |
| 二、狩猎业是重要的辅助与补充 |
| 三、手工业附属于畜牧、狩猎业 |
| 四、交换贸易以朝贡为主 |
| 第二节 高车的文化习俗 |
| 一、原始信仰 |
| 二、语言文字 |
| 三、婚姻习俗 |
| 四、丧葬习俗 |
| 五、音乐及舞蹈 |
| 第六章 高车与北魏政权、柔然及西域诸国的关系 |
| 第一节 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一、道武帝时期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二、太武帝至孝文帝时期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三、宣武帝及其以后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第二节 高车与柔然的关系 |
| 一、漠北高车各部与柔然的关系 |
| 二、高车国与柔然的关系 |
| 第三节 高车与西域诸国的关系 |
| 一、高车与高昌的关系 |
| 二、高车与鄯善、焉耆、车师的关系 |
| 三、高车与嚈哒的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历史文献 |
| 二、相关研究着作 |
| 三、相关研究论文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2）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及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创新 |
| 一、晚清词籍校勘背景 |
| (一)保护国粹的需要 |
| (二)晚清词坛的繁荣 |
| (三)乾嘉学派之影响 |
| 二、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缘由及版本情况 |
| (一)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缘由 |
| 1.周词符合郑文焯的词学审美取向 |
| 2.清真词在晚清词坛受到尊崇 |
| 3.王鹏运等词人的信任与提携 |
| 4.郑文焯本人深厚的底蕴学识 |
| (二)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版本 |
| 三、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内容 |
| (一)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相关情况 |
| 1.校勘背景 |
| 2.版本依据 |
| 3.校勘态度 |
| 4.题序分析 |
| 5.其他认识 |
| (二)对清真词作的校勘内容 |
| 1.对词牌的校勘补充 |
| 2.对创作缘起的校订 |
| 3.对词作文本的校勘 |
| 四、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校勘方法 |
| (一)对校法 |
| (二)本校法 |
| 1.根据词意内容校勘 |
| 2.根据上下文结构校勘 |
| 3.利用全词的词律校勘 |
| 4.利用上下文矛盾与重复之处校勘 |
| (三)他校法 |
| 1.依据词人词作校勘 |
| 2.依据笔记小说校勘 |
| 3.根据诗话词话校勘 |
| (四)理校法 |
| (五)综合运用几种校勘方法 |
| 1.本校和他校相结合 |
| 2.本校与理校相结合 |
| 3.对校、本校与他校相结合 |
| 五、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校勘特点 |
| (一)评论与校勘相结合 |
| (二)重宋本但不迷信 |
| (三)重视校勘入声字 |
| (四)勇裁决而慎存疑 |
| 六、郑文焯批校《清真集》之评价 |
| (一)郑校《清真集》之成就 |
| 1.为《清真集》提供完善的版本 |
| 2.促进晚清词籍校勘体系的完善 |
| 3.《大鹤山人词话》的重要补充 |
| 4.促进了郑文焯词学理论的完善 |
| 5.校出《清真集》误收他人之作 |
| (二)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基本典籍 |
| (二)专着 |
| (三)期刊论文 |
| (四)学位论文 |
| 致谢 |
| 附录 :郑文焯批校《清真集》批语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三、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四、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清中叶以前儒学典籍满译 |
| 第一节 满文的创制与汉籍满译发端 |
| 一、满文的创制与改革 |
| 二、汉籍满译的发端 |
| 第二节 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满译 |
| 一、从内三院、翰林院到内翻书房 |
| 二、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二章 乾隆时期儒家经典的钦定重译 |
| 第一节 儒家经典重译的历史条件 |
| 一、“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的历史进程 |
| 二、前代儒家经典满译的缺失 |
| 第二节 乾隆朝儒家经典的重译及成就 |
| 一、乾隆与儒家经典的重译 |
| 三、儒家经典重译的面向与成就 |
| 第三节 重译与旧译儒家经典比较——以《大学》为例 |
| 一、改音译为意译 |
| 二、内容有所增删 |
| 三、钦定名词术语 |
| 四、注重“取意协音” |
| 第三章 乾嘉以降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一节 民间满译士人群体 |
| 一、满译士人群体的出现 |
| 二、满译对象的选择与受众 |
| 第二节 孟保的满译生涯 |
| 一、孟保其人与满译作品 |
| 二、孟保翻译作品的刊印及流布 |
| 第四章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教育与影响 |
| 第一节 清代旗人学校教育 |
| 一、旗人官学教育 |
| 二、旗人私学教育 |
| 第二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入仕的影响 |
| 一、翻译考试与旗人入仕 |
| 二、翻译选拔考试试题与儒家典籍满译 |
| 第三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思想塑造——以“话条子”类语料为例 |
| 一、“话条子”类文本的产生 |
| 二、“话条子”所透视出的儒家思想 |
| 第五章 满译儒学典籍在他者中的传播——以达呼尔为例 |
| 第一节 满语文成为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和内容 |
| 一、达斡尔语与满语的差异 |
| 二、满语文在人才选拔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满语文学校的建立与满译儒学典籍的传入 |
| 一、达呼尔官学与私学 |
| 二、满译儒家典籍的传入 |
| 第三节 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与影响 |
| 一、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 |
| 二、满译儒家典籍对达斡尔语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满文转写对照表 |
| 二、新旧译《大学》多版本比较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明宣大总督王崇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研究资料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资料 |
| 第二章 王崇古家世与生平研究 |
| 第一节 王崇古家世研究 |
| 一、王崇古家族墓地概况及墓志出土情况 |
| 二、王崇古家族成员考证 |
| 第二节 王崇古墓志疏证与生平考述 |
| 一、王崇古墓志撰写者及撰写背景 |
| 二、王崇古生平经历 |
| 三、墓志记载与传世文献记载不同之处 |
| 第三章 王崇古处理边务的措施与思想研究 |
| 第一节 嘉靖至万历时期的明朝政局 |
| 一、内阁权力斗争激烈 |
| 二、财政危机严重 |
| 三、边防形势严峻 |
| 第二节 王崇古与“隆庆和议” |
| 一、“隆庆和议”前的明蒙关系 |
| 二、把汉那吉归明 |
| 三、王崇古在促进和议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王崇古边务思想与实践 |
| 一、勘定功罪,规范官员任用 |
| 二、加固边防,完善边地防守 |
| 三、整顿兵马,提升军队实力 |
| 四、整顿内务,优待归附民众 |
| 第四节 王崇古与张居正等官场同僚关系研究 |
| 一、王崇古与张居正的关系 |
| 二、王崇古与高拱的关系 |
| 三、王崇古与张四维的关系 |
| 四、王崇古与其他官场同僚的交往研究 |
| 第四章 王崇古着述研究 |
| 第一节 王崇古诗文集版本研究 |
| 一、《公余漫稿》 |
| 二、《王督抚集》 |
| 三、王崇古诗文集的价值 |
| 第二节 王崇古奏议集版本研究 |
| 一、《少保鉴川王公督府奏议》 |
| 二、《王鉴川文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録一:王崇古年谱简编 |
| 附録二:《公余漫稿》整理 |
| 《公余漫稿》整理説明 |
| 《公余漫稿》目録 |
| 《公余漫稿》前序 |
| 《公余漫稿》序 |
| 卷一·五言古诗 |
| 送吴霁寰归江南二首 |
| 中秋十九夜同纪山曹侍御省寮张弘斋王敬所造松庵上人慈仁寺松下对月分得“露”字 |
| 送李谏议赴南都四首有序 |
| 拟古二首送王敬所寅丈督学桂林 |
| 初渡淮 |
| 赠雁荡山人归永嘉 |
| 蓼花有序 |
| 送横泉雷丈还衡州二首 |
| 淮海吟题号图赠淮海孙寅丈君先世自如皋宦贵阳振宗奕业笃念首丘别号淮海职秦臬文宗与予笃尝河中宗人大名爲淮海图赋赠四首 |
| 伏日同张元洲方伯孙龙峰宪使饮太华何公池亭观莲分得“赏池”二字.. |
| 田父叹乙丑秋夏镇巡边作 |
| 大河吟西夏作 |
| 寄怀泸山张学宪四首有序 |
| 磻溪宫期周吴峰年丈不至诗以识别 |
| 题圯桥进履图爲潘双渠翁寿 |
| 卷二·七言古诗 |
| 长安行送孟小溪赴秦臬 |
| 金陵客行送陈玉泉赴江臬 |
| 秋风行送刘带川分宪榆林 |
| 宝玉篇送张玉亭録囚淮扬 |
| 采兰歌通济河亭送陶同野徐近斋龙川三友録囚两畿 |
| 襄阳太守行送社长卢连城出守 |
| 别离难有序 |
| 乙卯九日出师黄浦舟中读吴峻伯湖上寄言 |
| 刘仙歌寿徐定国 |
| 松庵行寿梦松上人 |
| 拟古行路难留别吴子实因寄王新甫二文宗有序 |
| 长歌行送杨钟山年丈北上 |
| 关山月送东河赵年丈擢宪东海 |
| 吴山謡 |
| 游崆峒山行 |
| 玄鹤行闻鉴川王子登崆峒山见玄鹤余心慕焉爲赋此篇 |
| 椿萱并秀歌寿霍中丞父母八礼有序 |
| 长安别歌送两城靳先生考绩便道归省 |
| 梦鹤行赠梦鹤田寅丈入贺 |
| 北风行送淮海孙寅丈晋蜀藩参便道归省 |
| 赋得昆明池赠张济川宪便还滇南 |
| 灵椿五桂歌爲同门祝尊师一泉孙翁七礼寿有序 |
| 题朔方图爲方伯潘双渠翁寿 |
| 拟古北风行别夏城吴西台元戎 |
| 太华吟寿何太华先生八礼 |
| 言山行祝钟山杨翁寿 |
| 卷三·五言律诗 |
| 八沟寺遇北津汪一甲辰季春同诸友游西山纪事六首二见七言 |
| 玉泉山亭怀玉泉陈羽伯 |
| 望湖亭 |
| 登香山寺来青轩 |
| 得友人琼州书 |
| 夏日同霁寰中江少洲四溟登毗卢阁 |
| 中元十四夜同诸友都门宴月 |
| 将赴皖城再别吴峻伯 |
| 别同乡诸同年 |
| 冯汝言昆玉偕谢茂秦山人饯予慈仁寺分韵识别得“城”字 |
| 卫河泛舟 |
| 漳泉苔陈抑亭年丈忧旱之作 |
| 孟津怀古 |
| 洛阳道中 |
| 次真阳遇圣节即老亲寿日有感二首一见七言庚戌岁作 |
| 郑城怀旧有序 |
| 庚戌九月将赴金陵夜泊庐阳邮亭闻虏犯近边识感 |
| 壬子初度避居山寺识感三首 |
| 答杨中丞李明甫见过 |
| 清水谷 |
| 谒汾阴祠 |
| 忆昔吟四首奉别环溪狄寅丈赴南都司马 |
| 壬子腊月将赴河津追饯仰山尚侍御夜宿荣河旅舍 |
| 乙卯小春之朔出师黄浦闻报散馆寄贺伯甥张子维编修 |
| 乙卯除日青村军中识感 |
| 丙辰元日闻报出师识感 |
| 九日同诸公登万固寺塔即事 |
| 丁巳初度避居山寺识感 |
| 家兄司训对川将赴新乐携诸兄弟亲友同过山房爲寿再赋识别 |
| 秋日宿裴介谷山庄闻雷 |
| 秋日宿友人邻山书屋 |
| 听雨 |
| 夏夜饮山阴王邸第赋登楼见晚山得“登”字 |
| 行山道中期伯甥张大史不至寄怀二首丙午冬北上作 |
| 次太行寄谢海庄周侍御 |
| 过太行寄怀孟小溪藩参时君自蜀藩在告 |
| 望高平寄怀往川赵谏议 |
| 入关喜雨丁未夏赴陕西作 |
| 初度过蓬莱宫故址观仙人秘列旋登老子説经台识感 |
| 将至鄜川途中喜雨 |
| 山行冒雨即事 |
| 秋葵有序 |
| 秋日延川晓发 |
| 己未九日邀董嘉岭中丞萧南峰总戎登延州嘉岭台二首 |
| 至日冯汝言藩参期会原州寻报羁秦州不赴诗以见怀 |
| 再过径川期柏泉胡大参不遇晨发安定驿望回山宫即事见怀 |
| 原州识感有序 |
| 初谒黄帝陵 |
| 清明雨中书怀戊申在鄜延作 |
| 北郡城楼再别槐溪王乡丈还西夏 |
| 吊姜女祠有序 |
| 庚申初度北郡城楼赋谢王槐溪李乾斋二乡丈 |
| 春日同李藩参来登灵武台 |
| 初度示二子 |
| 暮春灵武见杏花 |
| 庚申九日再邀董中丞萧总戎登嘉岭雨不克赴时骄虏内侵早霜殒禾诗以识感 |
| 庚申午日再寓北地忧旱 |
| 送孟东洲寅丈人贺 |
| 华亭山行遇雨见六盘积雪关山晚照即事 |
| 磻溪雷雨 |
| 岐山怀古 |
| 丁卯中秋侍军门霍翁长城关对月 |
| 铁柱泉晓发见塞东日出 |
| 七日抵塞 |
| 莫子良冯汝言转官浙江别予原州相期访吴俊伯於天目识别寄怀四首 |
| 别子良 |
| 别汝言 |
| 寄怀峻伯二首时峻伯谢抚贵阳归卧天目万竹山楼 |
| 九日前雪 |
| 秋杪念六日再雪 |
| 雪山晓行 |
| 回军原署仲儿夜话寄怀长儿家居 |
| 五言排律 |
| 秋日诸公再吊河中书院故址识感十韵 |
| 中秋十七夜再渡横城 |
| 卷四·七言律诗 |
| 宿碧云寺西山纪兴二首 |
| 山行遇风晚宿湖村张一山庄 |
| 甲辰重阳同陈羽伯刘伯邻吴峻伯俞树德王新甫登宣武城楼分得“筵”字 |
| 九日送齐鹰山归金陵 |
| 是日送友再集顾氏山亭有感 |
| 九日得俞树德姑苏书寄怀吴峻伯 |
| 秋日送马孟河乞养南归 |
| 季秋倍祀长陵恭纪二首 |
| 九龙池 |
| 端阳日送朱镇山终制南归寄讯陈羽伯 |
| 将赴皖城夜宿慈仁寺留别西曹诸友 |
| 赵州初度 |
| 惠泉别馆侍宴黄四泉侍御即事 |
| 闻巩县守臣祀宋陵有感 |
| 次真阳遇圣节即老亲寿日有感 |
| 题寻源刘翁迎养逢恩卷 |
| 泛湖 |
| 癸卯初度次寿阳别从兄逊甫 |
| 慈仁寺梦王新甫有序 |
| 附録敬所寄答二絶 |
| 甲寅重阳寓大梁偕地部张寿卿登西亭宗人山亭识感 |
| 许三海都阃副守兴都诗以赠别兼讯纪山曹侍御年丈 |
| 题凤诰重封卷寿苏母 |
| 再赋往事留别平泉 |
| 乙卯重阳出师黄浦雨中识感 |
| 丙辰上九日青村雨中即事 |
| 春日清江舟行闻报上赐金币识感寄上江村沈寅文 |
| 丙辰夏日予奉妣亲避暑黎阳冯少洲将赴关中期卢浮丘谢四溟二山人来会诗以迓之 |
| 冬夜宴山阴藩王元峰寿峰昆玉别馆时地变次年 |
| 春日再集即事 |
| 赠贾月峰赴萧藩左史贾君昔令黄邑二丽江有声 |
| 地变後初度憩宿楼岩寺识感 |
| 秋日闻浙东惊报寄怀霁寰吴丈君家浙之湖阳时任东省文宗 |
| 秋日过裴介峪太守孟盟桥庄即事 |
| 雪夜侍宴周海庄鹾台次韵 |
| 冬日景明李氏山庄即事 |
| 邈姑射山水亭 |
| 过平遥吊故友沧州幕李东溪 |
| 平阳龙门王郡伯期宴公署池亭同游姑射山不遇诗以见怀 |
| 次高平挽张望峰侍御 |
| 己未春将赴秦臬都门晓发 |
| 次新乐再别伯兄对川外翰 |
| 挽歌三章哭金陵陈羽伯有序 |
| 中秋寓宿温泉邮亭杨钟山原倡 |
| 七夕阻雨羁温泉邮亭观涨次钟山前韵 |
| 即日登钟山戍楼 |
| 秋日萧南峰都督邀过杨钟山别圃宴菊即席赋谢兼赠萧仲子春元 |
| 秋日中丞嘉岭董翁召过草堂宴菊即席赋谢 |
| 谒黄帝陵庙读仙人张三丰留题旋登汉武望仙台纪事 |
| 庚申元日鄜川即事 |
| 庚申至日次凉州安国镇咏易识感 |
| 三川谷口读杜工部题凝识感 |
| 王子三岁中秋寓延防胡未申连逢月蚀酉岁大比月明虏遁喜赋 |
| 辛酉九日邀萧南峰李西庵参戎杨两川地曹登嘉岭范公台时董中丞新逝予适转官追念今昔感赋识别 |
| 送东海行庵陈大参自秦藩入贺便道归省 |
| 再祀吴山读旧题识感 |
| 宁州别定原芹谷一律有序 |
| 将赴大梁次扶风两饮张大微宪使别墅周至赵寻斋中丞不至识别寿二母.. |
| 夏台九日纪典 |
| 秋日寄淮海孙寅丈时孙自秦文宗陟蜀藩参 |
| 夏台葺故花亭爲宾馆扁曰广忠轩落成喜赋 |
| 乙丑至日得张元洲长安寄言时张自秦抚台迁大廷尉复贺一首 |
| 秋日巡边次花马池营得军门陈行庵翁人传徼戒师即事赋赠 |
| 与陈翁话旧识感 |
| 九月六日归渡灵武感时喜赋 |
| 丁卯初度思翁军门以希范学陆爲寿深愧匪伦赋谢一律 |
| 即日延门人萧春元索中丞杨钟山翁言远驰爲寿赋谢见怀 |
| 将登夏城留别父亲识感 |
| 赠别杨举子文伯见过原州兼讯尊翁钟山中丞年丈 |
| 戊辰中秋长城关偕萧地部张兵宪对月识感 |
| 塞上秋夜纪梦识感 |
| 戊辰九日偕萧地部方张二宪使登长城关戍楼即事 |
| 戊辰十月七日塞上班师纪行 |
| 自叹 |
| 己巳中秋再同萧地部曹右辖方宪使长城对月 |
| 中秋夜闻南海庞惺庵台长弭节铁柱泉城时海寇报平诗以代庆迓 |
| 九日再同萧地部张宪使偕吕雷二总戎宴长城关次日重登朔方书院文星台时早雪殒菊虏窥河防兼闻蓟门大练车师识感 |
| 九日寄怀庞惺庵沈对泉二中丞 |
| 九月十二日出师长城关二百里至白城虏营斩级百七十六献捷拟凯二首.. |
| 次夜师旋月围风晕命占者依古法压之适虏衆纵火烧营须曳风旋火熄衆感神佑识庆二首 |
| 送朔方督饷岳峰萧地部擢宪中州岁暮东旋及春归省二首 |
| 庚午夏将赴朔云阻雨城晋驿识感以下朔云稿 |
| 辛未六月十日北虏封贡礼成是日雷雨大作喜赋二首 |
| 壬申岁九月提师驻岔道护葬昭陵识感二首 |
| 卷五·五言絶句 |
| 春山晓行 |
| 泮池桃花延州作 |
| 七言絶句 |
| 延州閲武五首 |
| 中部道中春雪四絶 |
| 景明李庄即事四絶 |
| 白云洞 |
| 桃源 |
| 观音阁 |
| 白石楼 |
| 绦雪亭即事赠别主人芹谷吕丈 |
| 《公余漫稿》後序 |
| 附録三:王崇古墓志、墓表、赠谥诰1録 |
| 一、《国朝献徵録》所收録王崇古墓志铭 |
| 二、《许文穆公集》所收録王崇古墓志铭 |
| 三、《赐闲堂集》所收録王崇古神道碑铭 |
| 四、《王文肃公文草》所收録王崇古墓表 |
| 五、《明神宗太保尚书王崇古赠谥诰》 |
| 附録四:王崇古家族成员资料1録 |
| 一、王崇古伯父王现墓志铭 |
| 《明故王文显墓志铭》 |
| 二、王崇古生父王瑶墓志铭 |
| 《封刑部河南司主事王公墓志铭》 |
| 三、王崇古生母孙氏墓志铭 |
| 《王安人墓志铭》 |
| 四、王崇古叔父王珂墓志铭 |
| 《徵仕郎中书舍人止一王公墓志铭》 |
| 五、王崇古长子王谦墓表 |
| 《少卿平溪王公碑铭》 |
| 六、王崇古孙媳许氏墓志铭 |
| 《明王冢妇许氏合葬墓志铭》 |
| 七、王崇古长女墓志铭 |
| 《明诰封一品太夫人杨母王氏墓志铭》 |
| 八、王崇古长女婿杨俊卿墓志铭 |
| 《杨介庵墓志铭》 |
| 九、王崇古外孙杨元祥墓志铭 |
| 《杨奎垣墓志铭》 |
| 附録五:王崇古撰写碑记、墓志1録 |
| 一、《国朝献徵録》收録王崇古所撰墓志[4 篇] |
| 《顺天府府丞景公溱墓志铭》 |
| 《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延安钟山杨公宗器墓表》 |
| 《资政大夫兵部尚书思斋霍公冀墓表》 |
| 《通议大夫资治尹兵部右侍郎畹溪谢公兰墓志铭》 |
| 二、《赵时春文集校笺》收録王崇古所撰墓表 |
| 《浚谷赵公墓表》 |
| 三、《三晋石刻大全·运城市盐湖区卷》收録王崇古所撰墓表 |
| 四、《永济县志》收録王崇古所撰记文[2 篇] |
| 《创建药圣庙记》 |
| 《重修黄河石堤记》 |
| 附録六:王崇古《王鉴川文集》四卷目録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5）《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通报》创立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文化格局 |
| 一、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活动 |
| 二、19 世纪后期的实践性汉学家 |
| 第二节 19 世纪法国本土的汉学格局与《通报》的创立 |
| 一、19 世纪法国专业汉学机构和汉语教学 |
| 二、《通报》的创立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通报》概况 |
| 第一节 《通报》的前身——《远东杂志》 |
| 一、考狄的《远东杂志》概况 |
| 二、《远东杂志》的文章梳理 |
| 三、《远东杂志》与《通报》 |
| 第二节 《通报》概况 |
| 一、《通报》的关注范围 |
| 二、《通报》的栏目设置 |
| 三、《通报》的历任主编 |
| 四、《通报》的发行情况 |
| 第三节 《通报》的作者群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通报》的内容(上)——《补充索引》中的主题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目录索引中的研究主题分布 |
| 一、《通报》目录索引 |
| 二、《通报》的主题内容与研究领域分布 |
| 三、《通报》汉学主题分类 |
| 第二节 《通报》的文献学研究 |
| 一、语言比较研究 |
| 二、碑铭及各种考古材料的使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通报》的内容(下)——《补充索引》的地区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西域地区研究 |
| 一、西域地区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域史地探险纪事 |
| 第二节 《通报》的“Tibet”研究 |
| 一、“Tibet”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藏探险纪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通报》的发展与20 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汉学 |
| 第一节 《通报》汉学地位的确立 |
| 一、《通报》的撰稿人特征 |
| 二、《通报》的汉学定位 |
| 三、开放的汉学交流平台 |
| 四、《通报》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 |
| 一、专业汉学范围的专精 |
|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 |
| 三、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和持续加强的学术自觉 |
| 四、法国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交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事关国家事权的教科书建设需要加强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 |
| (二)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有助于某些社会及教育问题的解决 |
| (三)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的研究缺位 |
| (四)有机哲学价值论能为生物教科书价值审视提供一种新视阈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一)教科书与生物教科书 |
| (二)价值取向 |
| (三)中学 |
| 四、研究设计 |
| (一)时间范围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分析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一、教科书研究文献综述 |
| (一)教科书研究综述 |
| (二)生物教科书研究综述 |
| 二、有机哲学价值论研究综述 |
| (一)文献检索概览 |
| (二)有机哲学价值理论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现状反思 |
| (一)生物教科书研究的理论基础还有待挖掘 |
| (二)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迫在眉睫 |
| (三)对生物教科书的事实之思掩盖了价值之辨 |
| (四)有机哲学对于生物教科书研究有着强烈的可借鉴性 |
| 第二章 有机哲学价值理论 |
| 一、价值理论生发背景及核心概念说明 |
| (一)价值理论生发的背景 |
| (二)核心概念说明 |
| 二、价值的内涵 |
| (一)价值的本质:事件的内在实在性 |
| (二)价值的拓展:自然机体也具有自身的价值 |
| 三、有机哲学价值论的核心范畴及构成 |
| (一)基本原理 |
| (二)事实与价值 |
| (三)模式理论 |
| (四)情感理论 |
| (五)有机哲学的价值构成或命题 |
| 四、有机哲学知识价值论 |
| (一)知识的整体性 |
| (二)“认识”包含三个因素:主体、资料和主体形式 |
| (三)三种知觉方式:因果效验、直接表象、符号指称 |
| (四)科学与美不可分离 |
| (五)注重智慧生成 |
| 第三章 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02-1911) |
| 一、结构主义及结构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一)结构主义 |
| (二)结构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二、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 (一)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 (二)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 |
| (二)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总体特征 |
| 四、对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 第四章 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12-1948) |
| 一、实用主义及实用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一)实用主义 |
| (二)实用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二、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 (一)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 (二)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 |
| (二)生物教科书的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四、对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 第五章 走向多元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49-2003) |
| 一、多元取向的总体特征 |
| (一)多元取向的内涵 |
| (二)多元取向的特征 |
| 二、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 (一)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 (二)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及特点 |
| (二)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四、对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 第六章 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有机哲学审视 |
| 一、价值取向嬗变的特点:从本质到多元 |
| (一)课程目标:从知识取向到素养取向 |
| (二)生物教科书内容:从博物到生物学 |
| (三)生物教科书编写主体:专业性、学术性日益凸显 |
| (四)教科书呈现方式:由教材取向转向学材取向 |
| (五)政治取向贯穿始终 |
| 二、价值取向的问题:基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一种考察 |
| (一)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易于形成“呆滞的知识” |
| (二)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过于强调科学的浪漫精神 |
| (三)多元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过于均质化,忽略对比的和谐 |
| 第七章 有机哲学视阈下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编写旨趣 |
| 一、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应凸显命运共同体 |
| (一)整体宇宙观视阈下的生物圈命运共同体 |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整体性维度 |
| 二、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重视关系性力量 |
| (一)生态观上的担当:关系力量思维下的共享生态观 |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生态性维度 |
| 三、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需融合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 |
| (一)有机哲学与生物学在生活观上的创新 |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生活性维度 |
| 四、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回归五彩缤纷的生活 |
| (一)有机思维下的智慧生成 |
| (二)教科书编写的教育性维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清末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 附录2 民国时期生物教科书编着者的学科背景 |
| 附录3 民国时期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 附录4 民国时期教科书作者及其出版教科书的统计 |
| 附录5 1949 年以来人教版生物教科书知识内容框架梳理 |
| 附录6 1949 年以来人教版生物教科书梳理表 |
| 附录7 义务教育初中《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 附录8 教科书文本汇总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完成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要旨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古代日本的山东书写与近代日本的山东考察 |
| 第一节 古代日本的山东记载与山东形象 |
| 一、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记载 |
| 二、《水浒传》与日本的山东人群体形象建构 |
| 三、近代来华日本人的山东历史记忆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的山东游历考察 |
| 一、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日本人山东游历考察的缘起 |
| 二、甲午战争前日本人的山东踏查 |
| 三、德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探查 |
| 四、日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游历 |
| 五、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人对山东的持续关注 |
| 第二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文化认识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笔下的齐鲁名胜 |
| 一、古典与现实的碰撞: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泰山形象 |
| 二、从“圣地”到“观光地”: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曲阜书写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民众信仰 |
| 一、孔孟思想的空洞化 |
| 二、佛教和道教的融合与衰颓 |
| 三、基督教的传播与扩散 |
| 第三节 近代日本人眼中的齐鲁人情习俗 |
| 一、“齐鲁犹可”:风尚朴素、热情好客 |
| 二、“孔子的叹息”:陈规陋习 |
| 第四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教育观察 |
| 一、地方政府兴办新式学堂 |
| 二、西方势力兴办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经济认识 |
| 第一节 对山东资源的认识:从“贫瘠说”到“富饶说” |
| 一、德占青岛之前对山东资源的认识 |
| 二、德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 三、日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 四、归还青岛后东亚同文书院的山东“富源”调查 |
| 第二节 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一、官方主导:日占青岛前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二、官民一体:日本占领青岛后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第三节 对山东地域经济兴衰的认识 |
| 一、芝罘的兴衰 |
| 二、运河及小清河沿岸城镇的衰落 |
| 三、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的兴起 |
| 第四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所见山东政治的几个面相 |
| 第一节 日本人眼中的山东官僚与军警 |
| 一、“老好人”:山东传统官僚 |
| 二、亲日与反日:留日官僚 |
| 三、从畏惧到鄙视:山东军队之装备与素养 |
| 四、旅途中的守护者:护兵与警察 |
| 五、士兵“土匪”论 |
| 第二节 对德国在山东殖民举措的认识 |
| 一、“槐树乡”与“东方乐园”:对德占青岛的向往与歌颂 |
| 二、对德国殖民政策之评价 |
| 第三节 对山东民众反日运动的认识 |
| 一、日占青岛前山东民众的对日憎恶 |
| 二、日占期间山东的反日情绪 |
| 三、“济南惨案”引发的反日风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游记作者对日本殖民侵略山东的“知”与“行” |
| 第一节 “学术调查”与文化侵略 |
| 一、“学术调查”:日本游历者的山东考古与文物掠夺 |
| 二、近代日本对山东的教育渗透 |
| 三、日本宗教界对山东的渗透 |
| 第二节 游记所反映的日本对山东经济侵略的典型个案 |
| 一、“有趣的特殊事业”:制钱贸易 |
| 二、“得享其利”:煤炭掠夺 |
| 第三节 游记作者的国家意识与使命感 |
| 一、情报收集的责任与使命 |
| 二、为日本侵略扩张建言献策 |
| 三、闪烁其词的批判与反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特点与话语逻辑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与特点 |
| 一、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日本的中国观 |
| 二、近代日本人山东调查与山东认识的特点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与日本对华政策 |
| 一、近代日本人建构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 |
| 二、近代日本人的山东认识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 |
| 结语 |
| 附录1 近年国内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赴华游记 |
| 附录2 芝罘?威海卫(山东半岛)旅行记 |
| 附录3 近代日本山东游记解题 |
| 参考文献 |
| 一、近代日本人游记史料 |
| 二、着作 |
| 三、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主持课题 |
| 致谢 |
（9）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区域、材料和思路 |
| 第一章 其兴也勃:金代山西宗教发展的特征 |
| 第一节 入金以来山西地区的宗教生态 |
| 第二节 金代基层社会购买名额敕牒的热潮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地区释道二教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秩序初建:金代山西民间水利建设的背景与过程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的自然环境与主要灾害 |
| 第二节 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的水利建设与水权分配 |
| 第四节 金代水案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祠赛祈报: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与社会活动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格局 |
| 第二节 “载在祀典”:金代政府对神祠的管理政策与民间应对方式 |
| 第三节 官员的作为与态度 |
| 第四节 金代民间神祠的组织与祈祷——以潞州长子县上方村“圣王庙”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五节 释道二教与祠神信仰的结合 |
| 小结 |
| 第四章 碑幢存谱:金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族实践 |
| 第一节 金代民间敬宗收族的路径 |
| 第二节 以先茔为中心的收族活动 |
| 第三节 孝亲聚族:金代民间宗族情况 |
| 小结 |
| 第五章 蒙元征服:金元易代对山西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山西世侯的崛起 |
| 第二节 释道二教地位的提升 |
| 第三节 科举停废与儒士地位 |
| 小结 |
| 第六章 先茔图碑:元代山西的宗族建设 |
| 第一节 “迁转法”颁布后的世侯家族仕宦情况 |
| 第二节 元代先茔碑创建的时间分野与家族类别 |
| 第三节 今见山西元代谱系之特征 |
| 第四节 以“尊祖敬宗”为中心的茔地建设 |
| 第五节 义与利:元代宗族建设的双重属性 |
| 第六节 祠堂与佛堂:宗族祭祀的宗教影响 |
| 小结 |
| 第七章 承前启后:元代的水利与水规 |
| 第一节 蒙元及元代官方在水利建设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民间水利规约的继续完善 |
| 第三节 僧道等精英的水权 |
| 小结 |
| 第八章 以社为先:元代祠神祭祀中的多方角力 |
| 第一节 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 |
| 第二节 蒙元前期多重社会精英对祠神信仰的重塑 |
| 第三节 地方精英对传统信仰的维护 |
| 第四节 村社——祠神祭祀的主体 |
| 第五节 元代官员参与祠神祭祀的方式 |
| 小结 |
| 第九章 折衷求变:元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教发展 |
| 第一节 祖荫难庇:“至元焚经”后全真教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泽州道士苗道一与全真教的“中兴”尝试 |
| 第三节 元代山西佛教的发展 |
| 第四节 “难持胜果”:元代中后期僧道生存空间的逐步压缩 |
| 第五节 僧道的应对方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数理逻辑发展史概述 |
| 2.1 前史时期(古典形式逻辑时期) |
| 2.1.1 古典形式逻辑发展史简述(至17 世纪末) |
| 2.1.2 数理逻辑诞生的科学基础与思想基础 |
| 2.2 第一阶段 |
| 2.2.1 数理逻辑指导思想的提出 |
| 2.2.2 布尔代数与关系逻辑的建立 |
| 2.3 第二阶段 |
| 2.3.1 集合论及其悖论 |
| 2.3.2 数学基础三大学派对数理逻辑的贡献 |
| 2.3.3 公理集合论的创建 |
| 2.3.4 “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及其意义 |
| 2.3.5 逻辑演算的建立与发展 |
| 2.4 第三阶段 |
| 第3章 20世纪上半叶数理逻辑的引进 |
| 3.1 罗素《数理逻辑》讲演及其影响 |
| 3.1.1 《数理逻辑》讲演的历史背景 |
| 3.1.2 《数理逻辑》讲演的内容及其影响 |
| 3.2 《罗素算理哲学》及其引起的学术争论 |
| 3.2.1 《罗素算理哲学》成书背景与内容 |
| 3.2.2 《罗素算理哲学》引起的学术争论 |
| 3.3 张申府对数理逻辑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贡献 |
| 3.3.1 张申府生平 |
| 3.3.2 数理逻辑学术活动与贡献 |
| 3.4 数理逻辑其他方面的引介 |
| 3.4.1 集合论与数学基础的引介 |
| 3.4.2 数理逻辑基础理论的引介 |
| 3.5 小结 |
| 第4章 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初步奠基(1920-1949) |
| 4.1 汪奠基《逻辑与数学逻辑论》与《现代逻辑》 |
| 4.1.1 《逻辑与数学逻辑论》 |
| 4.1.2 《现代逻辑》 |
| 4.2 金岳霖的数理逻辑贡献 |
| 4.2.1 金岳霖生平 |
| 4.2.2 《逻辑》及其影响 |
| 4.3 数理逻辑教育的初步开展 |
| 4.3.1 中等教育中的数理逻辑 |
| 4.3.2 高等教育中的数理逻辑 |
| 4.4 留学人员的数理逻辑学习与研究 |
| 4.4.1 留学人员基本情况 |
| 4.4.2 留学人员的学习与研究 |
| 4.5 小结 |
| 第5章 数理逻辑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1949-1966) |
| 5.1 数理逻辑的宣传与普及 |
| 5.1.1 对数理逻辑唯心主义的批判 |
| 5.1.2 数理逻辑科学价值的宣传 |
| 5.2 数理逻辑科学研究的全面开展 |
| 5.2.1 数理逻辑领域的学术交流 |
| 5.2.2 “12 年远景规划”中的数理逻辑 |
| 5.3 数理逻辑各领域重要研究成果 |
| 5.3.1 理论研究成果 |
| 5.3.2 应用研究成果 |
| 5.4 数理逻辑专门人才的培养 |
| 5.4.1 高等院校专门人才的培养 |
| 5.4.2 科研机构专门人才的培养 |
| 5.5 小结 |
| 第6章 结论 |
| 6.1 民国时期数理逻辑发展的特点 |
| 6.1.1 第一代数理逻辑学家的卓越贡献 |
| 6.1.2 数理逻辑是引介的对象,而非研究的对象 |
| 6.1.3 数理逻辑留学人员回国后开创新的局面 |
| 6.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数理逻辑发展的特点 |
| 6.2.1 数理逻辑从教学研究相结合到专门研究的阶段 |
| 6.2.2 国家政策助推数理逻辑的发展 |
| 6.2.3 中国数理逻辑学家的国际影响 |
| 6.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31卷)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车历史研究[D]. 王石雨. 内蒙古大学, 2021(11)
- [2]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研究[D]. 赵仪娇.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3]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D]. 王硕.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明宣大总督王崇古研究[D]. 王妙. 北方民族大学, 2021(09)
- [5]《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6]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7]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D]. 周丽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8]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9]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D]. 王洋. 山西大学, 2020(03)
- [10]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D]. 苏日娜.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