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叙希望与我扩大经贸合作（论文文献综述）
许菲[1]（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王家曦[2]（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韩烨雯[3]（2020）在《新世纪中巴关系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乃至全球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原有的传统国际格局被新崛起的国家力量打破,各类国际组织也纷纷发挥作用为促进国际政治经济平稳向前发展提供良好平台。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地进步创新,促进与世界各国友好关系发展,高质量、多层次地参与国际事务,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建议。良好的国际与国内环境为中巴两国的合作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优势,两国的合作领域也进一步深化,中国党和政府“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进入21世纪以来中巴之间的关系发展脉络,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穆沙拉夫政府时期、扎尔达里政府时期、谢里夫政府时期以及新上任的总理,正义运动党派的伊姆兰·汗执政时期。历任巴基斯坦政府都与中国展开积极合作,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即使巴国内政党交替执政,政治体制并不完善,但是历任领导人上台后都致力于将中巴关系推向新高度。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在不同领导人执政时期有着各不相同的侧重点,与上个世纪相比,中巴经贸合作逐步深化,贸易额逐年上涨,双边合作领域范围不断扩大,尤其在2013年“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进后,诸多合作项目取得了崭新的成果,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相互转化、瓜达尔港口的成功开发等,不但解决了巴国内能源短缺的问题,也为巴基斯坦公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拉动走廊沿线各省经济发展。同时随着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逐步完善,更多的新问题在这个过都程中暴露出来;巴基斯坦国内反对派的干扰,恐怖主义势力的威胁,以及巴国内人民群众对走廊建设的过高期望都影响着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进一步合作;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影响愈发严重,全球治理问题兹待解决。在国内国际两个环境都不平稳的情况下,中巴应该克服困难在落实现阶段合作的情况下推动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首先中国和巴基斯坦要加强双边外交关系,保证友好传统的政治基础不动摇,与此同时深化安全和防务合作,在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恐怖主义方面加强资源信息共享。其次扩大经贸领域合作与科技创新,重视引导中国国内民间产业向巴国投资,深化民间交流。第三,推进两国在能源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合作,将中巴命运共同体打造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
曲越[4]（2020）在《基于效应异质性的中国FTA策略选择研究》文中指出21世纪以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随着世界范围内签署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不断增加,自由贸易区（以下称FTA）已经逐渐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参与到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与亚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及欧洲的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FTA。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RCEP的谈判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中国的FTA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FTA的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在FTA的谈判过程中,谈判的内容和领域也逐渐向服务贸易等方向延伸,积极与世界各国进行FTA的谈判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之一,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文章首先以国家自由贸易区服务网的数据为基础,梳理了中国FTA的发展概况。分析发现,中国已建FTA涉及的对象总体上以相邻和相近的国家和地区为主,而且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处于各FTA国家和地区经贸网络的中心位置;各FTA协议中涉及最多的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总体涉及的较少,中国与签订FTA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总体关税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目前很多具体细分产业已经基本实现了零关税。总体来看,到2019年底,中国已经基本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形成了以亚洲为基础,辐射全球的FTA发展格局,下一步欧洲和非洲的FTA空白区是中国FTA建设的努力和发展方向。其次,基于GTAP模型对中国已建FTA的传统经济效应进行一般均衡分析。结果表明,FTA的建立促进了中国GDP的增加、社会福利的提高和贸易条件的改善,进口增幅明显高于出口,贸易逆差效应明显,中国的纺织品与服装业产出增幅最大,畜牧业受到的冲击最严重,畜牧业和车辆及部件的进口增幅偏大,种植业出口增幅最大,出口下降较为严重的是金融商贸业、林业和其他服务业;国别异质性研究还发现,与发展中国家建立FTA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地理空间距离较近、与中国贸易联系较为紧密的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建立FTA更能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也使中国的进口量大幅增加、贸易顺差缩小,FTA经济效应在其他成员国之间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之后呈现下降趋势,FTA关税减让的后期,对中国GDP、社会福利以及进出口的影响更大;产业异质性分析指出,在中国FTA发展过程中,第二产业仍然是中国的优势产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尤其是纺织、电子和交通设备制造业等领域,产业的联动发展作用明显,第一产业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领域,第三产业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然后,文章进一步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出发,将FTA对贸易和产业增加值的经济影响从FTA数量和FTA深度两个角度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贸易增加值和产业增加值的增长同样受到了FTA的推动,与一般性的传统贸易活动相比,在全球价值链活动相关的产业和贸易领域,FTA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但目前中国的FTA拉动效应主要是依靠贸易伙伴和贸易范围的扩大,中国FTA建设的水平和层次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在现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地理距离因素对贸易增加值的影响逐渐下降,人口因素仍然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指标;国别的异质性研究表明,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FTA通过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升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拉动作用最大,FTA参与度较高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与中国建立FTA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竞争力的提升也有显着的帮助,与中国相邻和相近的国家建立FTA仍然更有利于中国贸易增加值的提升和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理空间距离在对外贸易伙伴选择中的影响度正在逐渐下降;产业异质性分析发现,第一产业是中国和FTA成员国经贸合作的基础,FTA主要是从数量和规模上对第一产业产生影响,第二产业是中国的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也是中国贸易开放度最高的产业,第二产业的发展受到FTA数量和深度的双重影响,中国与各FTA国家和地区之间涉及的第三产业领域的关税减让安排较少,因而目前FTA对中国服务产业的影响并不显着,服务贸易的开放度需要进一步提升。最后,文章从FTA经济效应的非线性角度出发,研究了FTA在不同转换机制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一方面,FTA数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机制,在中国FTA发展的早期阶段,即当中国正式建立的FTA数量小于14.7343时,FTA数量和规模的扩大对中国的经济影响较为显着,FTA深度的作用相对较小,对外贸易在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中国FTA建设的逐渐成熟和完善,当FTA数量超过14.7343时,FTA深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FTA数量更加明显,受经济形势的影响,FTA数量和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近年来略有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FTA深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机制,在中国FTA发展的初期,即当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大于9.6833%时,FTA数量和规模的扩大对中国的经济影响较为显着,FTA深度的作用相对较小,对外贸易在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FTA框架下关税减让程度的逐渐提升,当中国各产业的平均关税水平介于0.6215%和9.6833%之间时,FTA数量和FTA深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度均有了很大的提升,且FTA深度的作用上升势头更强,与FTA数量的作用系数基本持平,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依然强劲。现阶段,当中国各产业的平均关税水平低于0.6215%时,在中国与各FTA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税基本趋于零的背景下,FTA深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取代FTA数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FTA变量,后危机时代,受经济形势的影响,FTA数量和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近年来略有下降的趋势。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创新:创新点一,现有关于FTA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中外双边的层面,缺乏对中国FTA的整体把握。本文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创新应用到对各FTA的梳理中,更加形象和直观地对中国截止到2019年与2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的FTA进行了全面、综合的分析,明确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合作网络关系。并结合GTAP模型将各FTA对传统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一般均衡分析,进一步将FTA的效应细化为不同的国别和产业异质性视角进行研究,从新的角度为中国下一步的FTA国别和产业策略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思考和建议。创新点二,本文依托中国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签订的FTA协议中关于关税减让的具体细节,通过数据整理和匹配,得出FTA数量和FTA深度两个综合指标,很好地刻画了FTA的发展情况,从研究数据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进一步以投入—产出表为基础,以全球价值链数据库为依托,创新使用贸易增加值和产业增加值的数据对FTA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效应进行重新分析,同时将IV和GLS等计量方法应用到对模型内生性的控制中,并与FTA的传统效应进行对比研究,将FTA与全球价值链进行结合,从研究视角上符合当代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发展的主流。创新点三,在前文对FTA贸易和经济效应的研究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的理论和数据分析指出,在全球价值链快速发展的背景下,FTA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非线性机制,并以FTA数量和深度为门限变量,用PSTR模型对二者的门限阈值和具体的效应机制进行检验和估算,在FTA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创新。进一步在分析FTA和全球价值链关系的过程中引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全球价值链位置两个指标,使FTA的效应分析更加准确,符合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情况。
焦子一[5]（2018）在《构建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正是顺应这一趋势的体现。中亚五国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区域之一,构建中国一中亚自由贸易区对于实现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深度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该文结合定性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和模型分析法,首先对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了分析,从多角度、分层次论证构建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然后,通过指数分析研究了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互补性,借助GTAP模型模拟构建自由贸易区的预期贸易效应,结果显示,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双边贸易潜力较大,成立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可扩大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规模,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对各国农业部门、中国的工业部门及中亚五国的资源部门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最后,为构建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提出对策建议,应首先设立一套制度性规范,并综合考虑各国差异,循序渐进,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产业优势,以实现互惠互利共赢的区域经贸关系。
李亮[6]（2018）在《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研究：过程、影响及其应对》文中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是欧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安全与经济合作组织,也是中国落实中亚政策、维护西部安全与参与欧亚地区合作的主要制度工具。2017年6月,上合组织完成首次扩员,吸纳印度与巴基斯坦为正式成员国。新成员国的加入、地理活动空间的扩展、议程的扩大,不仅会深刻影响上合的内部运行和发展前景,改变各成员国在上合和地区内的利益格局,还将重塑整个中亚与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未来很长时间内,上合都将处在扩员后的适应期与调整期之中。它必须充分消化扩员的收益,控制相关风险,使扩员成为组织进入发展快车道的跳板而非走向松散的岔道。在中国,建议暂缓扩员的观点曾一度成为学界主流。这说明上合扩员对中国的复杂影响。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对我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布局进行全面创新和升级。扩员后,中国既要保证上合在落实中亚政策、维护西部安全和推动欧亚地区多边合作等方面的原有功能,又要使它承担起在“一带一路”建设、亚洲新安全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广中的新使命。这些均对上合组织扩员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本文从曲折过程、复杂影响和应对策略三方面,对上合组织扩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扩员是国际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规律,也是上合观察员国提出的迫切要求,还能为上合深化现有合作提供全新动力。但与这三种动力相对应,上合组织在制度建设、行动效率与成员国分歧等方面缺陷,使扩员又隐含诸多风险。加上中国与俄罗斯在扩员问题上的分歧难以调和,上合的扩员经历了一个漫长且曲折的过程。印度与巴基斯坦在上合内的多重利益诉求,也加大了扩员决策的难度。印度希望在上合内实现的三大现实利益包括:深度参与阿富汗重建,提高本土反恐能力,以及加大与中亚各国的“连通性”。此外,它还有三大战略目标,包括应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对冲大国博弈的风险以及防止巴基斯坦在欧亚地区的壮大。与印度类似,巴基斯坦在上合的诉求也是争取经济发展机会、获得反恐支持、寻求对印度的“战略纵深”以及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在动力与障碍相互作用下完成的扩员,将对上合的发展产生复杂且深远的影响。从收益来讲,上合组织在扩员后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将全面提高,经济合作空间将更为广阔,安全合作范围也会显着扩大,一直备受瞩目的上合能源俱乐部也有望尽快成立。印度的加入会增强上合组织的政治合法性,印巴冲突在上合框架下也可能得到一定控制。对中国来说,上合扩员有利于维护中国西部安全,能证明中国推动地区合作的能力,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与南亚的推进也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俄罗斯来说,印度加入上合将有助于俄罗斯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上合因扩员而走向“务虚”的可能性也更符合俄罗斯的预期。中亚各成员国在上合扩员后有望获得期盼已久的出海口,同时在中俄之外拥有更多大国平衡的选项。但上合扩员的风险也同样突出。组织在扩员后将背负更沉重的财政负担,决策效率与行动能力也会进一步降低,成员国间本就薄弱的身份认同感将更加模糊,而印巴冲突一旦激化,上合组织的内部团结与一致性将受到重大损害。中国是对上合扩员风险最敏感的国家。它在上合的影响力可能因成员国的增加而遭到稀释,在上合内的关切议程也可能因印度的掣肘更难推进。印度与巴基斯坦这两个能源消费大国加入上合能源合作框架,可能使中国在中亚的能源领域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俄罗斯是扩员的积极推动者,扩员对俄的利益冲击有限,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印巴加入能源俱乐部会削弱俄罗斯对中亚能源的控制。上合扩员后,中亚各成员国的核心地位可能受到冲突,上合的经济类公共产品也将因印巴的加入而被摊薄。作为扩员的另一个后果,中、俄、印将首次获得在同一个地区组织展开互动的机会。从理论上说,三国可能在上合内形成四种互动模式,即“战略三角”、“两驾马车”、俄印与中巴对立以及俄罗斯主导。而结合成员国的政策偏好与现实,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三国形成一种倒置的战略三角关系,即中俄继续对上合发挥“两驾马车”作用,印度影响力相对较弱,但在重大决策与行动中具备一定的话语权与博弈能力,且影响力呈逐渐上升态势。面对新机遇、新挑战与新形势,上合应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对内而言,上合应该完善与改革组织内部制度,加快落实与深化当前的经贸合作,并推动上合开发银行、能源俱乐部等重要机构的建设。此外还要整合印巴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资源和优势,建立一个覆盖中亚与南亚、以打击“三股势力”和参与阿富汗重建为核心功能的安全与反恐合作网络体系。最后从预防、解调等多个环节做好应对印巴矛盾的准备,考虑创建一个成员国矛盾调解机制,以应对印巴矛盾对组织的潜在冲击。在对外关系上,上合组织将拥有更丰富的资源与更强的动力与各大地区与国际组织进行合作,拓宽在亚洲及全球的战略空间,寻找新的合作增长点。中国是受上合扩员影响最大的国家。一方面,上合的扩员难免会对中国在上合的现实利益产生一定冲击。另一方面,上合扩员又是中国新时期外交战略全面升级的结果,扩员后的上合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重大外交战略的实施与战略思想的弘扬。因此从对策角度,中国应在上合内积极发挥作用,将扩员的风险降到最低。包括推动上合对决策机制进行一定调整,提高在上合内设置议程的技巧和主动性,在上合建立成员国冲突调解机制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主导性,并加快上合与“一带一路”等其他地区合作机制对接。在执行对策的同时,还应把上合置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宏大格局中、对它的全新价值加以考察。首先,上合将成为“一带一路”在中亚与南亚推进的载体、平台与安全保障,上合的成功扩员也将为“一带一路”积累经验与威望。其次,扩员还从印证了中国“新安全观”受到广泛认同的事实。维持印巴在上合内的和平相处、扩大欧亚地区反恐安全网络,正是新安全观在欧亚地区的全新实践与成果。此外,在八个成员国之间构建的身份认同感与区域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局部试点,能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助力。基于扩员后上合在中国外交中的诸多新功能和新价值,传统研究与决策路径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学界应尝试超越国别与短期利益,将上合放入国际制度发展、跨地区联动与整合、中俄印三角互动的宏大背景下,以新的研究路径与视域来响应新形势下的需求,促进中国上合决策与研究的全面升级。当前国际社会当前正面临着冷战思维回潮、保守主义盛行、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交织等诸多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洞察,全面创新中国对外关系理论,深化整体外交格局,深度参与地区治理,并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上合组织在这一历史时机下实现了它的首次扩员。希望本研究能为上合渡过扩员后的适应期提供理论与政策支持,有助于中国应对扩员风险、提升上合研究与决策格局,最终为“一带一路”的加速推进服务,其终极目标则指向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陈友骏[7]（2017）在《“新常态”与中国经济外交》文中认为随着国内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亦同步性地进入新常态阶段。尽管如此,"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合理继承了其原有的基本内容和战略目标,并展示出独特的内涵与创新。"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更加强调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引领"地位,并在更高水平上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同时坚持多元化的实施路径,进一步拓展经济合作的半径与渠道。基于此,"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积累了新优势和新动能,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更为丰富的公共产品。未来,如何进一步提升其自身的实效、如何将强大的经济影响力转变为务实的政治影响力是中国经济外交亟须解决的重要难题。
张静[8]（2017）在《印度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4年5月26日,莫迪宣誓就任印度联邦政府总理。在任内三年多的时间里,莫迪在外交方面投入了巨大热情,取得了丰硕成果。根据印度的外交理念与传统,莫迪政府基本采取了被印度战略界喻为“同心圆”的外交战略思想,将印度外交划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同心圆:第一层是印度的直接邻国即南亚地区国家,第二层是“扩展的邻居”,即印度直接邻国的外围国家,主要指穿越亚洲与印度洋的国家,第三层是指全球舞台,主要关注对大国与国际组织的外交。其中,本文将第一层与第二层的同心圆定义为印度的大周边外交,也是莫迪上任后积极扩展印度影响力的地域。莫迪政府大力推行大周边外交政策符合印度崛起的逻辑。印度目前虽尚未成为全球性大国,但已成为最重要的地区大国,这也是新兴大国固有的发展道路。因此,莫迪政府的大周边外交可视为印度实现“大国雄心”所必然采取的手段与途径。印度大周边外交具体政策虽然可能因国际环境和周边事态变化而发生相应调整,但外交思想和理念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探寻大周边外交政策的根源,需追溯印度特定的历史、文化、宗教等因素。对印度大周边外交政策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理念按其产生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古代印度的遗产,其中广为流传并常被引用的是考底利耶的“曼荼罗体系”思想;二是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包括印度沿用至今的印度中心论与寇松的“斜坡理论”和“缓冲国理论”;三是印度独立后的周边外交理念,其中“潘尼迦海洋战略思想”主要关注于印度洋,而南亚版“门罗主义”和“古杰拉尔主义”的关注重点则在南亚。这些理念对于印度大周边外交政策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不尽相同,但它们却是印度外交思想的源头。除了印度的周边外交思想传统之外,具体到莫迪政府的大周边外交,其现实推动因素是不得不考量的重点之一。莫迪政府扩展大周边外交的现实推动因素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莫迪政府对印度终须实现大国雄心的战略定位以及莫迪个人层面希望将印度崛起打上个人印记的愿望。二是安全上的双重考量,即对于陆、海双向大周边的地缘政治考量这一传统安全领域,和主要关注恐怖主义、海盗威胁、全球气候问题、能源安全等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三是推动莫迪经济学的外向延伸,这方面的考量与印度经济结构及特点、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方向密切相关。四是大周边的软实力拓展,体现了软实力在印度整体外交中地位的提升,得益于印度软实力在大周边拥有的良好基础。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的实践层面可分为五个方向:一是致力于追求地区霸权的南亚地区政策;二是重点在经济的“东向行动政策”;三是考虑到能源与印侨问题的“西联”政策;四是关注安全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大中亚”政策;五是拓展印度在更广阔空间经济与安全利益的南向政策。印度大周边外交的每一个方向都存在其独特的实施背景、核心利益关切、路径选择和具体效用评估,但不同方向在印度整体周边外交中的地位有所不同。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与效果,也有消极方面的风险与挑战。政策积极的一面为:实现了国大党到印度人民党外交上的有机衔接、增加了印度的地区影响力、提升了印度的大国地位、优化了印度未来大国外交环境。而消极方面则体现为三个层面,即国际层面易受大国战略影响、地区层面的潜在风险与国家层面面临的挑战。无疑,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未来发展将继续坚持“莫迪风格”与既定大周边外交政策方略,大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的有机衔接将成为常态,并将根据国际和区域事态的发展不断优化。莫迪政府的大周边外交政策对中印关系会造成一系列影响。在大周边视野下,印度对中国存在三重定位:地缘上的防范对象、经济上的合作伙伴和亚洲优势强权的竞争者。对此,印度在大周边范围内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是在双边问题上立场强硬,二是明确反对中国插足南亚地区,三是适度介入印太地区安全安排,四是在周边地区枢纽国家增加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五是与日本强化合作以应对“一带一路”。鉴于印度在大周边视野下对中国的定位,中国对中印关系更应采取全局性视角,立足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个伙伴”,即国家层面“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区域层面“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体系层面“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采用符合现实并致力于中印关系长远发展的政策举措。
高嘉懿[9]（2017）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中法围绕商务代表问题的外交互动探析》文中研究表明1955年起,法国就派驻商务代表问题与中国展开了长达两年的外交试探和磋商。尽管从中国同埃及建交的案例看,中法之间存在着将互设商务代表处作为建交第一步的可能性,但两国最终放弃了这次机会。原因有三:大国关系格局尚未变化;中法政策侧重点不同、差异明显;双方没有就原则性问题达成默契。由此可知,此时中国重建"中间地带"是以亚非国家为主,愿在建交程序上做出让步;但对西方国家尚无明确政策,故而警惕、谨慎地看待对方提出的商务代表问题。这种"区别对待"显然已有"两个中间地带"战略的雏形。
陈永华（Chan Wing Wah）[10]（2017）在《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人移民外地的历史悠久而且漂洋过海无处不到,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民异地先侨居,後发展为落地生根,与当地非华族主体共存共荣,渐次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把中国文化习惯、物质文明带到异地,经历多年累积构建而成当地多元化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同时华侨散布各国,进一步把中国文化发展为世界性的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可追朔100年前之清末民初。但由於华侨华人事务、活动繁多,分布的地域国家也非常广泛。於是有着众多可供历史研究的选材下,多数学者的着作是华侨在某国家、某地区生活状况的国别史,或是专科领域的教育、媒体、经济、宗教和社团等,或是专题专案的关於成功企业家、革命家（对中国近代政治而言）、某类物质文明或个别乡族文化。对於海外中华商会或某国家中华商会的专门研究是稀少。发掘海外中华商会的重要性,是近年的事。中国在开放改革後,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半。商业活动、商人和商会又在国内蓬勃起来,连带推动对近现代中国商业活动和商人组织的经济、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中国的商业、商人、商人组织的活动和历史展开研究,除了在中国近现代史有学术价值外,实际重要意义是帮助中国寻找一条合适自已的经济发展之路。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领导团队对中国商会历史作出大规模系统性的研究,继而引发连串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商会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全球急速一体化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开放的政策加大力度。政府修改了 20世纪90年代的“引进来、走出去”的被动战略转变为21世纪的主动方式“走出去、引进来”。在上世纪末,中国“崛起”的现象已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在未来10年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再度攀昇是可以预期的。另一个影响中国和印尼的关系而又与印尼中华商会相关的是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中、印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与世界华商网络接轨。同时段中国商会学者也发现中国的商会组织随华侨移民海外,并且已经自然发展成为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华商会网路。他们在中国商会的档案中也发现中国的商会与各地海外中华商会曾经有着长期紧密的关系和通讯。因而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内着名华侨历史研究大学的支持下对海外中华商会（南洋区）的专门研究。南洋区是中国人最早移民也是最多华侨的地域,其中以印尼为最突出。估计印尼华人人口在1000万以上,是中国以外最大华人族群的居住国,当地华商更是印尼经济的主力。可是至今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是稀少。在众多印尼国别史上,学者往往侧重於教育、经济、宗教等明显社会议题的论述。即使在社团的研究论着中,有关印尼中华商会的内容也是稍有涉及,通常是放在业缘社团中的一栏目,给予小篇讨论。从而忽视了中华商会对中国、印尼关系和印尼华人近今100多年历史的重要贡献。论文是采用“总体式”专题研究的方法。印尼中华商会定义为:由印尼华侨华人在印尼成立的商会,组织成员为华商,商会主要服务对象为华侨华人,并承传着中华文化。总体史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把握和审视是宏觐的,切入是微观的,描述是全方位的,观察包括了“时段性”和“统合长时段”性两种。在研究分析时也可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的说,论文是对印尼中华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进行研究。透过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看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联系,看印尼中华商会与上述三个政社群体之间的关系,看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论文选择了“中、印关系”作为宏观环境的切入角度,以在过去115年内中、印关系和中华商会的重要事件作为分时段的指标。经过四章的“时段”性分析,清楚显示了印尼中华商会在不同的时段,都对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中、印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时段,她的角色扮演和功能作用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中、印关系中的三大政社群体,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人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最後,综合各时段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动态式的观察来,它成为评论印尼中华商会对中、印关系的总体作用的基础。在中国、印尼近今115年的历史里,两国的内、外政局急剧变化带动着中、印关系的起伏。生存在中、印两国之间的印尼华侨华人固然是两地关系的重要元素之一。在20世纪前,印尼华侨可以说是中、印关系的始祖。到了清末之後,中国和印尼两地政府才成为中、印关系的主导者。由清末至1958年,当时代表着华侨的总机构-印尼中华总商会承担着重大的时代任命,带领着印尼华族在异国生存,维繋着与中国、印尼两国政府和华侨民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後进行社会主义建国,政府没有使用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里发挥功能。不幸地,在1965年印尼军事强人苏哈托施行邀进的同化华人政策,取缔了所有华人社团包括中华商会在内。从此时计算,印尼中华商会消失了 36年,到苏哈托被推翻下台三年後的2001年才得以复办。在进入21世纪初的15年,印尼中华商会再度在中、印尼关系中发挥她专长的经济功能,成就不少中、印经济贸易合作的成绩,使印尼渡过国家经济重大危机及帮助中、印两国修补过去的历史伤痕,为两国建立全面的战略性夥伴关系出了一分力。总的来说,印尼中华商会在历史的激流里,仍能保持她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是靠着他们儒商智慧和坚毅的精神。她使用“三赢”的方程式使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同得益处,其中以经济益处为最基本;并适时地调和这三方面的关系,减少矛盾冲突,加强政治互信,为华侨和中华商会寻求最大的生存空间。在21世纪未来的中、印关系,相信印尼中华商会也会采用这个曾经被长期使用并证实为有效的“三赢”方程式去做出贡献。而且在2015年中、印两国刚宣布了两国的长期经济大战略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经济”,明显展示了双方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以中、印关系现时的良好走势看,印尼中华商会在调谐印尼华人与中、印政府的关系是较为容易。但印尼中华商会的三赢方案并不是必胜的。从四个歴史时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华商会的作用和“三赢方案”成效与当时“印尼华人国家认同”的争议情度有密切的关系。印尼中华商会的功能作用基本上是经济性质。但在不同时段的中、印内外政治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印关系状态时,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会赋予它额外的政治、外交、社会文教等其他重要任务,调教着它在不同时段的角色。印尼中华商会未来的挑战仍然是在“印尼华人的国家认同”争议。2015年7月一批“反华人”的人士组成了“原住民党”,并故意在8月17日印尼国庆日宣布,制造声势。现今世代,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国家有责任对国民作出一生的教育、照顾和保护,换取的是国民必须向国家效忠。是一种法理上的承诺。入了外国籍的华人对国家效忠必定是他们的国籍国,是法理上必须要做。如果他们的行为有损国籍国的利益时,必被定为叛国罪行。但在法理以外的感情归属,则各地民族和各人也有不同。人类的情感归属效忠对象可能是出.生国、或是居住国、或是祖籍国,甚至是宗教信仰。但不竟华人问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敏感问题。中、印关系的三大主角,中、印两国政府和代表印尼华人的重要社圑,必须要合作,共同面对,主动地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笔者以印尼中华商会为历史研究个案,在论文开始写作之前,并未感到使用“总体史”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好处。但使用後,意识到它是研究专题个案的很好方法。采用了“总体史式”的方法,能把印尼中华商会的特性和历史角色看得明白,也能总结出印尼中华商会“成功”、“失败”的因素和导致她在近今115年的中、印关系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因。继而本着“监古知今”学习历史的态度,推论印尼中华总商会在21世纪中、印关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相信此论文不单是一篇对印尼中华商会多面的专题研究,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印经济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的一篇辅助参考。
二、叙希望与我扩大经贸合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叙希望与我扩大经贸合作（论文提纲范文）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 小结 |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意义 |
| 五、研究内容与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的理论工具与研究路径 |
| 第一节 主要理论工具:新现实主义与权力转移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路径:战后美日经济外交的发展阶段的总结及比较 |
| 第二章 “权力”与“权利”之辩: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战后初期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战后初期美日经济外交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三章 “安全化”:冷战背景下美日经济外交的演化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冷战中美日经济外交的“安全化”进程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安全化”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对“安全化”的认知与回应 |
| 第四章 机遇、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的“重新校准”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中的机遇、挑战与美日经济外交的回应 |
| 结论 |
| 研究发现 |
| 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新世纪中巴关系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目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难点 |
| 1.4.3 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新世纪中国巴基斯坦关系发展历程 |
| 2.1 穆沙拉夫政府时期 |
| 2.2 扎尔达里执政时期 |
| 2.3 谢里夫政府时期 |
| 2.4 伊姆兰汗上台至今 |
| 第3章 全方位合作的新世纪中巴关系 |
| 3.1 政治与安全防务领域 |
| 3.1.1 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军技合作关系达到新高峰 |
| 3.1.2 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维护两国共同利益 |
| 3.2 经济发展与商贸合作领域 |
| 3.2.1 从优惠贸易安排到自贸协定签署 |
| 3.2.2 中国对巴基斯坦投资,共建中巴经济走廊 |
| 3.3 人文交流领域 |
| 3.3.1 灾后彼此支援 |
| 3.3.2 文化交流形式逐渐丰富 |
| 3.4 海洋及农业科技领域合作 |
| 第4章 中巴关系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思考 |
| 4.1 中巴关系发展的影响因素 |
| 4.1.1 域外大国的南亚战略因素 |
| 4.1.2 恐怖主义对中巴关系的挑战 |
| 4.2 中巴关系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2.1 巴国内社会秩序混乱 |
| 4.2.2 经济合作结构失衡 |
| 4.2.3 文化交流合作深度有待夯实 |
| 4.3 中巴关系发展的对策思考 |
| 4.3.1 持续深化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击“三股势力” |
| 4.3.2 强化经贸关系发展,减少合作结构的非对称性 |
| 4.3.3 加强民间交流与教育文化产业合作 |
| 4.3.4 加快落实能源走廊项目,深化两国能源安全战略合作 |
| 第5章 新世纪中巴关系的启示 |
| 5.1 对中国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双边关系的启示 |
| 5.1.1 加强政治协商软实力,探索新型对话机制 |
| 5.1.2 增加文化认同,创新文化传播方式 |
| 5.1.3 促进经贸往来,加强物流建设和产业科技创新合作 |
| 5.2 为国际格局平稳发展提供范式 |
| 5.2.1 深入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共同抵御单边主义和贸易保守主义 |
| 5.2.2 加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抵御全球风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基于效应异质性的中国FTA策略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目标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数据资料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的下一步方向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FTA理论 |
| 2.1.2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FTA的研究 |
| 2.2.2 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 |
| 2.2.3 关于FTA与全球价值链关系的研究 |
| 2.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中国FTA的发展 |
| 3.1 已经签署的FTA |
| 3.1.1 国别情况 |
| 3.1.2 产业情况 |
| 3.1.3 关税减让情况 |
| 3.2 正在谈判的FTA |
| 3.2.1 国别地理分布 |
| 3.2.2 对外贸易规模 |
| 3.2.3 经济发展情况 |
| 3.2.4 与中国的经贸联系网络 |
| 3.3 正在研究的FTA |
| 3.3.1 国别地理分布 |
| 3.3.2 对外贸易规模 |
| 3.3.3 经济发展情况 |
| 3.3.4 与中国的经贸联系网络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FTA对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GTAP模型 |
| 4.1 模型设定 |
| 4.1.1 GTAP模型 |
| 4.1.2 模型设定 |
| 4.2 中国FTA经济效应的一般均衡分析 |
| 4.2.1 模拟方案设定 |
| 4.2.2 FTA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
| 4.2.3 FTA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2.4 FTA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
| 4.3 中国FTA的国别效应异质性分析 |
| 4.3.1 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 |
| 4.3.2 地理空间异质性 |
| 4.3.3 贸易紧密度异质性 |
| 4.3.4 FTA参与程度异质性 |
| 4.3.5 对外开放时间异质性 |
| 4.4 中国FTA的产业效应异质性分析 |
| 4.4.1 模拟方案 |
| 4.4.2 产业异质性结果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FTA对贸易和产业增加值的影响——从全球价值链视角 |
| 5.1 全球价值链核算理论 |
| 5.1.1 GVC的生产分解 |
| 5.1.2 GVC的贸易分解 |
| 5.1.3 GVC的生产长度核算 |
| 5.2 FTA对中国贸易增加值的影响 |
| 5.2.1 模型设置与变量选择 |
| 5.2.2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5.2.3 模型结果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5.2.5 国别异质性分析 |
| 5.3 FTA对中国产业增加值的影响 |
| 5.3.1 模型设置与变量选择 |
| 5.3.2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5.3.3 模型结果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3.5 产业异质性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FTA经济影响的非线性分析——基于PSTR模型 |
| 6.1 理论基础和假设提出 |
| 6.1.1 对外贸易乘数理论 |
| 6.1.2 乘数—加速数模型 |
| 6.1.3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 |
| 6.2 模型设置及变量选择 |
| 6.2.1 PSTR模型 |
| 6.2.2 模型设定 |
| 6.2.3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6.3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6.3.1 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
| 6.3.2 产业层面的描述性统计 |
| 6.4 模型结果及分析 |
| 6.4.1 模型检验 |
| 6.4.2 模型结果及分析 |
| 6.4.3 产业异质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结论 |
| 7.2 中国FTA的策略选择建议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中国与越南的具体关税减让安排 |
| 附录 B 2000-2019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构建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框架 |
| 2 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现状与趋势 |
| 2.1 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概况 |
| 2.2 中国与中亚五国国别经贸合作现状 |
| 2.2.1 中哈经贸合作现状 |
| 2.2.2 中吉经贸合作现状 |
| 2.2.3 中土经贸合作现状 |
| 2.2.4 中乌经贸合作现状 |
| 2.2.5 中塔经贸合作现状 |
| 2.3 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趋势 |
| 3 中国—中亚自贸区构建条件分析 |
| 3.1 优势条件分析 |
| 3.1.1 地缘优势 |
| 3.1.2 资源优势 |
| 3.1.3 产业互补优势 |
| 3.1.4 合作机制优势 |
| 3.2 劣势条件分析 |
| 3.2.1 大国因素 |
| 3.2.2 安全形势 |
| 3.2.3 中亚五国自身因素 |
| 4 中国—中亚自贸区的贸易互补性和贸易效应分析 |
| 4.1 中国—中亚五国的贸易互补性分析 |
| 4.2 中国—中亚自贸区的贸易效应分析 |
| 4.2.1 模型简介与研究方案设计 |
| 4.2.2 模拟结果分析 |
| 5 中国—中亚自贸区构建的对策建议 |
| 5.1 优化顶层设计—机制与制度建设势在必行 |
| 5.2 推进政策落实—科学规划自贸区建构进程表 |
| 5.3 打通互联瓶颈—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
| 5.4 集中基础优势—释放能源与农牧业合作领域的巨大潜力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6）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研究：过程、影响及其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0.1.1 研究背景 |
| 0.1.2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文献综述与分析 |
| 0.2.1 上合研究文献综述 |
| 0.2.2 上合扩员研究文献综述 |
| 0.3 研究框架与整体结构 |
| 0.4 研究重点和创新 |
| 0.5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上合组织扩员：动力与阻力 |
| 1.1 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 |
| 1.2 上合组织的三大特征 |
| 1.2.1 独具特色的指导原则 |
| 1.2.2 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 |
| 1.2.3 不断拓展的功能领域 |
| 1.3 上合扩员的必要性 |
| 1.3.1 扩员是地区组织发展的普遍规律 |
| 1.3.2 扩员是各观察员国的迫切要求 |
| 1.3.3 扩员是上合深化合作的必然路径 |
| 1.4 上合扩员的现实障碍 |
| 1.4.1 上合组织的现有缺陷与不足 |
| 1.4.2 中俄在上合的关系：“两驾马车” |
| 1.4.3 中俄对扩员的看法：各执一词 |
| 1.4.4 中俄围绕扩员的博弈：协调一致 |
| 1.5 上合扩员的曲折过程 |
| 1.5.1 出台法律文件：程序与标准 |
| 1.5.2 挑选扩员对象：蒙、伊、印、巴 |
| 1.5.3 确定最终结果：争议与一致 |
| 第二章 印度与巴基斯坦加入上合：过程与动机 |
| 2.1 印度加入上合的过程 |
| 2.1.1 印度与上合的互动历史 |
| 2.1.2 印度与上合的互动特征 |
| 2.2 印度加入上合的动机 |
| 2.2.1 三大现实动机 |
| 2.2.2 三种战略动机 |
| 2.3 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的过程 |
| 2.4 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的动机 |
| 2.4.1 争取经济发展机会 |
| 2.4.2 获得反恐行动支持 |
| 2.4.3 寻求对印度的战略纵深 |
| 2.4.4 减轻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依赖 |
| 第三章 上合组织扩员的影响：收益与风险 |
| 3.1 上合组织扩员的整体收益 |
| 3.1.1 地缘政治影响力全面提高 |
| 3.1.2 经济合作空间更加广阔 |
| 3.1.3 安全合作范围显着扩大 |
| 3.1.4 能源俱乐部或有望成立 |
| 3.1.5 政治合法性有所加强 |
| 3.1.6 印巴冲突有望得到控制 |
| 3.1.7 域外大国在中亚的存在将被削弱 |
| 3.2 各成员国的个体收益 |
| 3.2.1 中国的个体收益 |
| 3.2.2 俄罗斯的个体收益 |
| 3.2.3 中亚成员国的个体收益 |
| 3.3 上合组织的整体风险 |
| 3.3.1 决策与行动能力更低效 |
| 3.3.2 组织与财政负担更沉重 |
| 3.3.3 成员国身份认同更模糊 |
| 3.3.4 印巴冲突或有损组织的一致性 |
| 3.4 各成员国的个体风险 |
| 3.4.1 中国的个体风险 |
| 3.4.2 俄罗斯的个体风险 |
| 3.4.3 中亚各成员国的个体风险 |
| 第四章 中俄印在上合的三边关系：理论与现实 |
| 4.1 中俄印“战略三角”：起源与现状 |
| 4.1.1 理论起源与现实发展 |
| 4.1.2 研究现状及既有不足 |
| 4.2 中俄印互动的分析框架：变量与模型 |
| 4.2.1 研究价值与便利条件 |
| 4.2.2 五大变量与四种模式 |
| 4.3 中俄印互动的四种模式：内涵与表现 |
| 4.3.1 战略三角 |
| 4.3.2 “两驾马车” |
| 4.3.3 两相分化 |
| 4.3.4 俄罗斯主导 |
| 4.4 上合成员国对四种模式的偏好：次序与缘由 |
| 4.4.1 俄罗斯的偏好次序 |
| 4.4.2 中国的偏好 |
| 4.4.3 印度的偏好 |
| 4.4.4 中亚各成员国的偏好 |
| 4.5 偏好排序与现实预测 |
| 第五章 扩员后上合组织的应对：改革与创新 |
| 5.1 上合组织的内部调适：完善与改革 |
| 5.1.1 完善与改革现有制度与原则 |
| 5.1.2 落实与扩大经贸与金融合作 |
| 5.1.3 整合与扩展反恐与安全合作 |
| 5.1.4 培育身份认同和共同体意识 |
| 5.1.5 做好预防、调解印巴矛盾的准备 |
| 5.2 上合组织的对外交往：对接与开创 |
| 5.2.1 与联合国各机构：深化伙伴关系 |
| 5.2.2 与本地区其它机制：全面战略对接 |
| 5.2.3 与毗邻地区的合作机制：落实合作意向 |
| 5.2.4 与欧美主导的发展机制：寻找共同利益 |
| 第六章 中国语境下的扩员：对策、认知与新视野 |
| 6.1 中国在上合扩员后的应对策略 |
| 6.1.1 提高在上合内的议程设置能力 |
| 6.1.2 主导研究成员国冲突协调机制 |
| 6.1.3 加快对接中国主导的其它地区机制对接 |
| 6.1.4 加强与俄罗斯在上合内外的协调 |
| 6.1.5 在两大优势领域集中发力 |
| 6.1.6 借青岛峰会推动开发银行等议题的突破 |
| 6.2 中国新时代外交战略语境下的上合扩员 |
| 6.2.1 “一带一路”倡议与上合扩员 |
| 6.2.2 亚洲安全观与上合扩员 |
| 6.2.3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上合扩员 |
| 6.3 中国的上合研究新视野 |
| 6.3.1 国际制度新视野 |
| 6.3.2 地区整合新视野 |
| 6.3.3 中俄印战略三角新视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新常态”与中国经济外交（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经济外交及其在“新常态”下的内涵 |
| 二“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的实施路径 |
| 三“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的显着优势与重点突破 |
| 四、结语 |
（8）印度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历史遗产:印度周边外交思想传统 |
| 1.1 古代印度的遗产:考底利耶的“曼荼罗体系”思想 |
| 1.1.1 “曼荼罗”理论 |
| 1.1.2 “曼荼罗”理论在现代印度的运用 |
| 1.2 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寇松主义” |
| 1.2.1 印度中心论 |
| 1.2.2 “斜坡理论”与“缓冲国理论” |
| 1.2.3 “寇松主义”在当代——“新寇松主义” |
| 1.3 独立后的周边外交理念 |
| 1.3.1 独立后的“潘尼迦海洋战略思想” |
| 1.3.2 南亚版“门罗主义” |
| 1.3.3 “古杰拉尔主义” |
| 第二章 现实动力:印度扩展大周边外交的现实推动因素 |
| 2.1 莫迪政府对印度的战略定位:大国的雄心 |
| 2.1.1 “有声有色的大国”战略定位的继承 |
| 2.1.2 大周边为印度大国追求提供战略支撑 |
| 2.1.3 为印度大国的崛起打上莫迪的印记 |
| 2.2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的安全追求:双重的保障 |
| 2.2.1 大周边的传统安全 |
| 2.2.2 大周边的非传统安全 |
| 2.3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的经济推动:莫迪经济学的外向延伸 |
| 2.3.1 印度经济结构及特点 |
| 2.3.2 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方向 |
| 2.3.3 大周边地区对于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
| 2.4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的软实力拓展 |
| 2.4.1 印度软实力的内涵 |
| 2.4.2 软实力在印度整体外交政策中地位的演变 |
| 2.4.3 印度软实力在大周边地区的运用 |
| 第三章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 |
| 3.1 南亚——追求地区霸权 |
| 3.1.1 实施背景——“印度中心论” |
| 3.1.2 核心利益关切 |
| 3.1.3 路径选择 |
| 3.1.4 效用评估 |
| 3.2 东向——“东向行动政策” |
| 3.2.1 实施背景——“东向政策”的深化 |
| 3.2.2 核心利益关切 |
| 3.2.3 路径选择 |
| 3.2.4 效用评估 |
| 3.3 西向——“西联”政策 |
| 3.3.1 实施背景——中东地区形势及印度政策传统 |
| 3.3.2 核心利益关切 |
| 3.3.3 路径选择 |
| 3.3.4 效用评估 |
| 3.4 北向——莫迪政府“大中亚”政策 |
| 3.4.1 实施背景——“大中亚”地区形势与印度政策传统 |
| 3.4.2 核心利益关切 |
| 3.4.3 路径选择 |
| 3.4.4 效用评估 |
| 3.5 南向——莫迪政府东南非洲与西南印度洋地区政策 |
| 3.5.1 实施背景——南向地区形势与印度政策传统 |
| 3.5.2 核心利益关切 |
| 3.5.3 路径选择 |
| 3.5.4 效用评估 |
| 第四章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评估 |
| 4.1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的影响与效果 |
| 4.1.1 实现了国大党到印度人民党外交上的有机衔接 |
| 4.1.2 提升了印度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
| 4.1.3 优化了印度未来大国外交环境 |
| 4.2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
| 4.2.1 体系层面易受大国战略影响 |
| 4.2.2 地区层面潜在风险 |
| 4.2.3 印度国家层面面临挑战 |
| 4.3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 |
| 4.3.1 坚持“莫迪风格”与既定大周边外交政策方略 |
| 4.3.2 大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的有机衔接将成为常态 |
| 4.3.3 大周边外交政策将根据国际和区域事态的发展不断优化 |
| 第五章 印度大周边视野下的中国及中国对策思考 |
| 5.1 印度大周边视野下的中国 |
| 5.1.1 地缘上的防范对象 |
| 5.1.2 经济上的合作伙伴 |
| 5.1.3 亚洲优势强权的竞争者 |
| 5.2 印度在大周边范围内应对中国的举措 |
| 5.2.1 在双边历史问题上立场强硬 |
| 5.2.2 明确反对中国插足南亚地区 |
| 5.2.3 适度介入印太地区安全安排 |
| 5.2.4 在周边枢纽国家增加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
| 5.2.5 与日本强化合作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
| 5.3 中国对印度战略评估与对策思考 |
| 5.3.1 中国对印度的战略定位 |
| 5.3.2 关于中国对中印关系的对策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9）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中法围绕商务代表问题的外交互动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一边倒”方针下的中法经贸接触 |
| 二、中法关系的缓和与法方酝酿派遣商务代表 |
| 三、法方提出派驻商务代表与中方的拖延态度 |
| 四、法方再派经济代表团与中国对政治问题的试探 |
| 五、结语 |
（10）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绿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海外华侨华人研究 |
| (二) 中国商会研究。 |
| (三) 海外中华商会研究 |
| (四) 研究状况的结论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一章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尼)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两地的内、外政治环境(1900-1945) |
| 一、中国的内政、外交 |
| 二、荷兰及其印尼殖民政府的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荷政府)关系(1900-1945) |
| 一、中国的印尼政策 |
| 二、印荷政府对华人政策的改变 |
| 三、中国、印荷政府在印华事务上的角力 |
| 四、中国、印荷政府关系的改善 |
| 五、印尼华侨社会状况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与诞生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成立 |
| 第四节 中国、印荷政府合作下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管理 |
| 二、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商会二战前的发展及其功能作用 |
| 一、中国政府在印尼的华侨事务机构 |
| 二、印尼华侨的“市民社会”管治核心 |
| 三、印荷政府的辅助管治工具 |
| 四、华侨”认同中国”的重要推动者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抗日运动与在日治时期所受的迫害 |
| 第七节 对抗的中、印(荷政府)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二章 二战结束後中、印(尼)关系及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45-1965)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独立战争和“指导民主”时代 |
| 四、印尼的外在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後的中、印(尼)关系(1945至1965)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 |
| 二、新中国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1949-1965) |
| 三、印尼开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
| 四、印尼华侨社会的急剧变化 |
| 第三节、二战结束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取代印尼中华会馆的印尼中华总会 |
| 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与新办的中华总会的关系 |
| 三、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宗旨、组织、活动、人事布局 |
| 四、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关键人物分析 |
| 第四节、印尼各地区中华商会重光後的复办 |
| 第五节、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与分裂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分裂 |
| 第六节、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与历史中断 |
| 一、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历史中断 |
| 第七节、复杂多变的中、印关系中的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角度 |
| 二、印尼华侨社会的角度 |
| 三、印尼政府、印荷政府、印尼民众的角度 |
| 四、新中国政府的角度 |
| 五、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的整体作用 |
| 第三章 世纪之交的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再次复办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92-2004)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国内政治环境 |
| 四、印尼的国外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世纪之交的中、印(尼)关系(1992-2004) |
| 一、中国的印尼外交 |
| 二、印尼的中国外交及华人政策 |
| 三、印尼华人社会的正向转变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土壤和经过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政治土壤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经过 |
| 第四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早期活动与初步成绩 |
| 第五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重要领导人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总主席陈大江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执行主席杨克林 |
| 三、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常务副总主席张锦雄 |
| 第六节 风雨同舟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四章 21世纪初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总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在政治政环境(2004-2015) |
| 一、中国的大国兴起和新的对外经济策略 |
| 二、印尼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打造海洋大国经济 |
| 第二节 21世纪初中、印关系(2004-2015) |
| 一、战略夥伴关系 |
| 二、全面战略夥伴关系 |
| 第三节 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中、印关系 |
| 一、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成立 |
| 二、世界华商大会与中国经济发展 |
| 三、世界华商对印尼经济发展的影响 |
| 第四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革新扩展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变革更新 |
| 二、领导印尼中华总商会改革的重要人物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接轨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政、商、社关系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活动分析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与其他华人社团的关系 |
| 第七节 战略性伙伴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总商会 |
| 一、21世纪初中、印经贸成绩 |
| 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大国经济建设” |
| 三、世界华商大会扩展对中、印关系的帮助 |
| 四、印尼中华总商会在中、印战略性伙伴关系的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目录 |
| 附录 |
| 论文後记 |
四、叙希望与我扩大经贸合作（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3]新世纪中巴关系发展研究[D]. 韩烨雯. 新疆大学, 2020(07)
- [4]基于效应异质性的中国FTA策略选择研究[D]. 曲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5]构建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研究[D]. 焦子一. 北京林业大学, 2018(04)
- [6]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研究：过程、影响及其应对[D]. 李亮. 兰州大学, 2018(11)
- [7]“新常态”与中国经济外交[J]. 陈友骏. 太平洋学报, 2017(12)
- [8]印度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研究[D]. 张静. 国防科技大学, 2017(02)
- [9]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中法围绕商务代表问题的外交互动探析[J]. 高嘉懿. 中共党史研究, 2017(08)
- [10]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D]. 陈永华（Chan Wing Wah）.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