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康有为：学术联系初探

一、胡适与康有为:学术联系的一个初步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王利^[1]（2020）在《经学瓦解背景下的胡适考证学——以经史转变为线索》文中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考证学方法是杜威实验主义与清代考据学结合的产物:以考据学为核心的清代经学是其直接来源,而以实验主义为主的西方学说则在理论、系统上起到辅助作用。1928年前后胡适发生较为明显的思想转变,之前偏重于"疑古辨伪",之后则倾向于"信古重建"。但其治学方法,前后没有太大变化,只是治学态度更偏向于"小心的求证",可以将此视为胡适思想的自然演进。胡适在其考证学的演进中,吸收了经今文学、经古文学、宋学诸家的观点和理念,但也对经学的瓦解产生了直接的作用:去除经学在宗教、政治、经说方面的因素,将之向史学方向转化。可以说,胡适考证学的形成与演进恰好伴随着经学的解体,以至衰亡。

汤莹^[2]（2020）在《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中国古史学发生了一次结构性转型。这次结构性转型是从打破传统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开始的,此后则逐渐由破坏转向重建。而在这一结构性转型的历程中,顾颉刚主要致力于古史传说的探索、古书真伪的考辨以及古代民族与古代疆域的探讨,不仅率先打破了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还在此基础上初步重建了近代古史学体系。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认为顾颉刚的古史学偏重于破坏,而建设不足;而且对其是如何破坏的,所知不详。正是有本于这一认识,本文首先从古史传说研究、古书考辨、古代民族研究以及古代疆域研究等四个方面建构了一个“四位一体”的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然后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方法,对其古史学的这一双重面相进行了实证性的专题分析与考察,进而以这一具体而微的研究对象,窥视中国古史学向近代转型的复杂面相。古史传说研究是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古史层累说”是其最主要的古史研究成果。探本追源,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革命性学说,不仅在于继承了欧阳修、刘恕、崔述、梁玉绳等本土学者的“疑古”研究成果,还在于其汲取了沙畹、夏德等域外汉学家的“疑古”资源。因此,这一集“疑古”之大成的学说问世之后,便彻底颠覆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传统上古史系统。不过,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顾颉刚在打破这一传统上古史体系之后,并未停滞不前,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逐渐转向真实上古史的重建。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顾颉刚讲学云南大学,在之前讲义的基础上编纂了一部《中国上古史讲义》。而该书则以民俗学的眼光,运用“以周秦归周秦”的科学方法,初步重建了真实的中国上古史。此外,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重建真实上古史之时,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之前的“疑古”立场,而是依旧不承认“夏王朝的存在”,而且还继续以“古史层累说”对传统上古史进行了考察。由此而言,在中国古史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上古史体系,还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真实的上古史体系。古书考辨是顾颉刚从事古史研究的基础,也是其古史学体系的另一核心组成部分。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顾颉刚正是因认识到《尧典》晚出以及该文中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相冲突,才初步建构了“古史层累说”。此后,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古史真相,其继续对《尧典》的成文年代进行考辨,进而提出了“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疑古”学说,不仅在于其受到了晁说之、王柏、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玄同等人关于《尧典》看法的启发,更在于其以“史料审定之法”对《尧典》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当然,直到当下,此说尚不能盖棺定论,甚至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此法无疑为后之学者继续考辨具体的《尧典》乃至其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开了无数法门。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在考辨“伪书”之后,并非如一般人认为的,主张将之弃而不用,甚至将之销毁,而是建设性地提出了“伪书移置说”,即将“伪书”置于“作伪的时代”,使之成为了解“作伪的时代”的“真书”,从而实现了“伪书”价值的重新估定。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建设性的学说,除了自觉接受了欧阳修、胡应麟、梁启超、杨鸿烈、钱玄同等人的“移置”观点外,更在于其具备了“历史的眼光”和“平等的眼光”。因此,此说提出之后,深化了人们对“伪书”的认识,进而推动了古书考辨工作的发展。此外,有必要澄清的是,顾颉刚在对“伪书”进行重新估定之时,虽然将一些“伪书”“移前”,将其认定为先秦旧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放弃了此前的“疑古”立场。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书考辨领域,顾颉刚不仅完全突破了传统考辨的范畴,还进一步开创了近代考辨的新范式。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与古史研究密不可分的还有古代民族研究。早在顾颉刚在建构“古史层累说”不久之后,其为了完善这一学说,又提出了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标准,其中第一个标准即是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以称之为“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当然,最迟自北宋起,欧阳修、洪迈、崔述、刘师培、梁启超、李泰棻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进行了破坏,但问题在于,这些学者的“疑古”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始终安然无恙。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环环相扣的深入分析与考察,才彻底推翻了这一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民族多源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不过,打破传统的“民族出于一元论”仅是顾颉刚从事古代民族研究的起点,此后其逐渐由破坏转向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9年,“出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顾颉刚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而其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学说,不仅在于其自觉地从梁启超、孙中山等本土学人的论述中汲取了相应的学术资源,还在于其借用了当时西方的最新民族理论。因此,这一理论提出之后,有效地扞卫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从而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情绪”。此外,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建设“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前后,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了“民族并非是一元”的“疑古”立场,而是坚持认为“商和周决不是一个民族”,然后以此为前提建设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由此而论,在中国古代民族研究上,顾颉刚不仅推翻了传统民族理论,还以此为前提初步建设了近代民族理论。除古代民族研究外,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占有同样重要位置的是古代疆域研究。早在顾颉刚为了论证“古史层累说”,不仅提出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还提出了“打破地域向来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称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当然,最迟自南宋以来,洪迈、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但由于这些学者的质疑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依旧安然如故。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细致考察与分析,才彻底地推翻了这一根深蒂固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古史地域扩张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此后继续致力于古代疆域研究,并逐渐由积极的破坏转向正面的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因受这场民族危机的影响,顾颉刚与史念海共同撰写了《中国疆域沿革史》。该书以科学的考证方法对“历代疆域盈亏”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检讨”,从而扞卫了中国大一统疆域的合法性,有效地增强了国人守土有责的疆域意识。此外,这里有必要澄清的是,抗战时期的顾颉刚,并非如部分学者推论的,其已经放弃了“疆域不应是一元”的“疑古”观点,而是依旧认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而是由扩张而来,然后以此为前提如实地建设了中国疆域的变迁情况。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代疆域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破坏了传统疆域观念,还以此为基础初步建立了近代疆域观念,甚至还建立中国疆域史研究范式。综上所述,在中国古史学的近代转型历程中,顾颉刚无疑扮演了一个中心枢纽的角色,起到了“破坏”与“建设”的双重作用。进而言之,在中国古史学上,顾颉刚不仅是传统古史学的主要终结者,还是近代古史学的初步建立者。

陈元^[3]（2021）在《“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研究（1899-1921）》文中研究说明历史经验表明,作为历史变迁的语言表征,概念本身是不断发展的。在不同时代,随着思想中心域的不断转化,概念的意义也在不断改变。“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早期的变迁亦是如此。在不同历史时段内,由于政治时局和文化氛围的差异性,形成了不同社会阶层轮番译介、传播的景象。对近代中国而言,尽管“社会主义”概念,最初是以舶来词身份进入中国的,但这一点却丝毫不能削弱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思想变迁、文化发展带来的巨大震动。反而国人对“社会主义”概念的吸收、创造、运用,既引发了“社会主义”概念自身的术语革命,同时也促成了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在中国的同频共振。有鉴于此,本文拟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作为考察的主要时段,试图从“社会主义”概念的变迁中,探索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在早期中国发展的历史踪迹及其文化意义。19世纪末,“社会主义”概念在危若累卵的中国迎来了发轫期。这一时期,在救亡图存运动与西学东渐思潮的共同驱动下,作为异质文化的“社会主义”语词徐徐进入中国。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语词在不经意间就闯入了中国人的眼帘,并引起了早期传教士、晚清驻外使节及中国知识精英的关注。出于传教、维护阶级利益、救国的需求,他们分别对“社会主义”语词做了原初探知。概括起来说,彼时,国人大多通过三种途径,接触到了从西方舶来的“社会主义”语词:一是来华传教士通过报纸期刊、传教活动对“社会主义”的零星介绍;二是晚清驻外使节通过域外游记、“述奇”等方式引入了一批社会主义词汇;三是中国知识精英在办报、留学海外的过程中,通过考察西方工人运动,了解到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相关讯息。进入20世纪后,日渐兴盛的西学东渐思潮与海外留学热潮,将“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带到了一个全新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政策倾向与地缘偏好,国人大多选择以日源“社会主义”为蓝本,以欧美“社会主义”为辅。较之于晚清时期传教士、驻外使节、中国知识精英对“社会主义”译名的模糊认知,该阶段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语词的把握有了较大的提升。可以说,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双重选择下,“社会主义”语词在品格上,与各类思潮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在内容运用上,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比重失衡的现象;在翻译方式上,逐渐突破单一的音译手法,并以译评结合的方式取而代之。尽管“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本土文化对社会主义个别原理的主观取舍,却造成该语词非但没能在中国扎下根来,反而造成了意义上的分叉。进入五四时期后,国人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认知,则发生了剧烈的变动。随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觉醒和民族国家危机的加深,社会主义概念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范畴。此时,概念的“科学性”和“多层次性”已经成为理解“社会主义”的重要特质。在知识分子的争论与博弈中,社会主义概念逐渐展现出了以马克思“社会主义”为主,各种社会主义为辅的多元面相。诚然,我们说,这一阶段,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概念,给近代知识群体觉醒和民族国家心理造成了剧烈波动,但由于时人尚未全面接触到马恩经典文本,也并不能感受到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强大威力。故而,这一阶段,他们对社会主义概念的翻译有时恰到好处,有时则陷入了单线理解的误区。这一观念无疑助长了绝对主义和激进主义对机械社会主义的顶礼膜拜。当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直至进入中共创建阶段后,“科学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译介、传播开辟了新渠道。这一阶段,“社会主义”概念在传播主力军、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特点等方面均发生了范式变革。就传播的主力军而言。早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赴法、留俄期间及国内的革命运动中得以迅速成长成为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就传播的内容而言。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大多以“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蓝本,对革命政权、经济生产、发展阶段、社会主义道路、国家职能等问题做了系统地探讨,其广度和深度是以往任何时期不可比拟的。就传播的方式而言。形成了多元、立体、全方位的传播格局。不仅存在报刊、出版社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宣传、报道,而且出现了社团、研究会、图书馆、书社、通信、广告等方式。上述转向表明,20世纪20年代,原生态的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因其特殊的外源词身份而在中国有丝毫的减弱,反而在众多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中形成了自觉传播,成为近代中国早期阶段“真正有意义的传播”。当然,“社会主义”概念不断变迁,与译者的思想关系密切。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时人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认识更加贴近中国实际。他们不仅能准确把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且围绕社会改造和中国的出路问题做出了发人省醒的思考。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早期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在波诡云谲的局势中迅速建立起来。质言之,“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实践基础。

刘颖^[4]（2020）在《论王国维对顾颉刚学术思想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顾颉刚最敬佩的当代学者是王国维,并把他视为真正的导师。王国维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首先体现在"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即学术科学性的追求上,具体表现在以民众为中心的历史观下关注民间学术取向和对史料的平等态度上。其次是"最博而又最富于创造性"即学术会通性与独创性的追求上。会通性强调学术眼界的广博以及材料的贯穿与互证;创造性即所谓"一空依傍,自创新体","力争第一",具体表现在开山之功上。最后是王国维作为"学术界惟一的重镇",在学术纯粹性与独立性的追求上对顾颉刚的影响,也是顾颉刚说的"真正学术上的导师不是胡适"的原因所在。

李艺^[5]（2018）在《沈从文服饰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力图突破现有研究现状,即从思想入手,对沈从文服饰思想进行全面整体性梳理。通过对沈从文服饰文化思想、服饰审美思想、服饰展示思想及服饰美育思想的内涵和特征的阐述与提炼,阐发沈从文服饰思想,揭示沈从文对于中国服饰文化发展的独特认识及其思想价值意义。第一章从选题背景、研究目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说明。对沈从文在纺织服饰领域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其研究视角独特,具有学科跨界与融合的学术特质,形成了独特而有价值的学术风格。特别是其代表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文化复兴的理想,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探索民族文化复兴思路提供了蓝本,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巨着,并成为服饰史的开山之作,为后人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和思想基础,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认可。第二章对研究对象生平与文化身份进行了概括梳理,确立了沈从文的文化身份,提出沈从文不仅是“文物历史学家”“形象历史学家”,还是“服饰文化学家”这一观点。第三章对沈从文服饰研究主要成果及其特征进行了梳理分析,指出在沈从文上个世纪50年代初撰写的有关丝绸、刺绣、纺织服饰图案、纹样、印染工艺、服饰制度、服饰民俗等30余篇文论里,还有一些未发表的关于纺织服饰陈列、服饰名物制度、戏剧人物形象塑造等文章中亦都闪烁着沈从文思想的光芒,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样是沈从文服饰思想研究的重要基础。第四章深入探讨了沈从文服饰文化思想,揭示出沈从文不仅认识到服饰的物质之美,还充分认识到服饰的精神性特征,认识到服饰是一种民族文化和精神文化,并自觉地完成了从书写的服饰之美到作为符号的服饰之美及作为视觉呈现、精神展示的服饰之美的华丽转身。第五章从服饰与审美、服饰审美思想的生发及表征,探讨沈从文美在生命,美在自然,美在民间的民族服饰审美观,分析了沈从文美在材质、美在细节、美在工艺、美在时尚的服饰审美观;第六章从服饰陈列展示与文化实践的关系出发,深入阐释了沈从文从崇尚转向展示、古为今用、服务教育、服务社会的思想。第七章从服饰美育“心育论”,服饰对文明“生命”的启迪,服饰对人类“人性”的感化三方面对沈从文服饰美育观及方法论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提出沈从文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服饰美育思想。第八章对沈从文服饰思想的渊源与价值意义进行归纳整理,揭示其服饰思想的延续性、独特性及多维性,从思想史价值、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来总结沈从文服饰思想的价值意义。第九章最后通过比较、思考、分析的方式总结沈从文服饰思想,力图在国际视野中审视沈从文服饰思想的当代价值,阐明沈从文在现代服饰领域和服饰学科中的学术地位,并提出个人就此课题的相关想法拙见。

阚海阳^[6]（2018）在《胡适：反儒家的“儒家”》文中研究指明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等人曾对孔子和儒家作过激烈的抨击,于是我们一般都会将其视为彻底批孔反儒的急先锋。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一方面是社会塑造反孔偶像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我们错将胡适在某些场合的激进说辞混淆为他的整体思想。诚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确实对儒学、对孔子都作过激烈的抨击,可是我们更应该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胡适事后的诸多修正和再阐释。胡适对儒学的攻击更多集中在政统和道统的儒学,而对学统的儒学却保留了最大的宽容和同情。对于学统的儒学,胡适始终都将孔子之学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奇葩,而对于孔子之后的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则呈现不同的观点:胡适对理学的批评更多地集中在其中的佛道成分,对理学中体现的科学精神却颇多赞词。自幼饱受儒家经典的熏陶,虽然有过留学外国的经历,可胡适与儒家典籍的联系从未断绝;此外,再加上老师的影响和个人的兴趣选择,胡适的一生都在儒学的浸润之中。本论文共为六个部分。导言部分归纳总结了学界关于胡适与儒家关系的研究现状、梳理了胡适与《新青年》杂志结识的始末及《新青年》“反孔”的总体概况,并阐明了论文选题的价值意义。第一章具体理清了《新青年》“反孔”的发生过程、具体原因以及“反孔”文章的特点。第二章则在第一章《新青年》“反孔”氛围中观照胡适与“孔家店”的关系。本章节对“打倒孔家店”和“打孔家店”两个口号进行了辨析,并对胡适相关激烈的言辞以及“整理国故”运动进行了具体阐释。第三章从“原儒”、“后儒”以及“孔教”三个角度对胡适不同阶段的“儒”的相关概念和观点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比较研究,并对由“儒”衍生出来的相关概念,如“儒家”、“儒学”、“儒教”、“孔学”、“孔教”进行了区分。第四章从徽州之风、家学之源两部分分析了胡适“出入孔家店”的原因,并梳理概括了胡适早期出入“孔家店”的经历。结语部分总结了本论文的观点,并以胡适处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和思路来观照当下社会“国学热”的利与弊。

瞿骏^[7]（2017）在《老新党与新文化:五四大风笼罩下的地方读书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20年代,当五四大风在各地蔓延时,地方读书人无论其自觉或不自觉,愿意或不愿意都处于其风势的萦绕与影响之中。在诸多读书人中除了与新文化一拍即合的边缘知识青年外,另有一个重要群体即由清末新党转化而来的"老新党"群体。老新党"本是些新人物,忽然不新了"。这种尴尬而复杂的状态让他们对新文化既不得不适应,又会有强烈的排拒。考察他们与新文化的互动能为五四大风的起源、扩散与影响提供更为丰富的历史面相,同时也能借此来理解作为清末延长线和国民革命"既存状态"的五四运动。

于江涛^[8]（2016）在《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过程中的思想与实践探索为研究对象,力求客观展现毛泽东领导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脉络,总结毛泽东构想和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要思想,科学评价毛泽东探索的历史地位。基于此,论文主要解决如下问题:一是毛泽东如何确立社会主义理想。毛泽东毕其一生都在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而奋斗,这源于青年时期对“改造中国与世界”命题的思考以及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求学期间,他接触过多种主义,但经过革命实践和思想清算,最终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把个人政治抱负与党的政治理想结合起来,开始了在中国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不懈探索。二是毛泽东如何构想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毛泽东最早从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私有制认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他把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经验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到新中国成立前初步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构想,这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三是毛泽东如何领导创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最终指向,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也有着探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衔接和转变,并指导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四是如何评价毛泽东领导创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地位。毛泽东的历史贡献是开拓性的,他找到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道路,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开启了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在制度创建和改革探索过程中,也存在着无法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对制度现代化问题认识不足等历史局限。

王磊^[9]（2015）在《政治与学术的双向展开——章太炎与近代报刊 ——章太炎与近代报刊》文中研究说明章太炎是中国近代着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国学大师,他的身份概括起来说就是革命家和学者,或者又可称之为学术与政治的统一。然而,章太炎还有一报人角色常为世人忽略,他自戊戌走出书斋,踏入知识分子的救亡之途,就开始了参与报业的人生之旅。章太炎一生以不同角色参与过的报刊达十余种之多,曾经为中外87家报刊撰写过文章,他在中国近代新闻舆论界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章太炎的办报历程经过戊戌变法的洗礼,得到初步的磨砺,《民报》时期是他宣传革命的巅峰,民国初建,章太炎以报刊为平台实行监督政府之责,晚年他致力于国学研究,并与弟子创办学术期刊。本文借用了学界对章太炎思想研究之成果,主要关注章氏办报所努力的三个面相：革命宣传、舆论监督和保存文化（从章氏思想内核来看,表现为“恢廓民权”和保存国性）。章太炎作为报人,正处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走上报人之路,既有文化传统的内在理路,又有作为职业选择的现实要求。戊戌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萌发期,晚清经世实学思潮成为章太炎这一时期办报的重要指导思想,章太炎继承了戊戌变法时期的重要遗产：“学会—报刊—学堂”三位一体的传播模式,他对报刊和学会的实践可谓情有独钟、贯穿一生。“苏报案”前,章太炎先后发表《正仇满论》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展开了和保皇派的两次论战,革命思想遂在国内传播开来。“苏报案”,章太炎因言获罪,却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章氏被国内外舆论塑造成为“革命圣人”的形象,三年牢狱修习佛学,为他在《民报》时期的宣传革命道德奠定了基础。章太炎在西牢期间,为《国粹学报》撰稿,成为《国粹学报》的灵魂人物,1906年,他出狱之后,成为东京《民报》主编,在《民报》中宣传国粹和宗教,打开了《民报》革命宣传之新局面,太炎弟子以东京国学讲习会为阵地完成集结,形成代表国粹和东方文化的撰稿人群体,从而区别于代表西学的孙中山一系。本文将君宪派和革命派所办报刊纳入比较研究之中,强调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因子,同时,围绕梁启超和章太炎思想的同异,主要论述了《新民丛报》与《民报》所构建的不同的法国大革命图景以及两派人士关于个人与国家权利的论争。相比之下,《民报》和《新民从报》都比较关注民众道德和启蒙,《民报》注重对留学生、新军进行革命之宣传,但是,就其对国内之传播效力而言,《新民丛报》的启蒙效果则影响更加深远。学术期刊是戊戌“学战”的一种延续,那时的学者普遍认为一国学术之兴亡,关乎国家命运之存废。章太炎为《国粹学报》所订立的学术独立之标准,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保存国粹思潮之下,章太炎在报刊舆论中积极应对学术领域的反传统和反国粹言论,在语言文字领域,他与提倡万国新语的《新世纪》周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在舆论中塑造了“化圣为凡”的孔子形象。《学林》杂志和《教育今语杂志》可以看作章太炎举办学术期刊和教育期刊的一种有益尝试。辛亥时期上承戊戌,下启五四,乃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第二时期,《国粹学报》正处于其中,在民族主义革命和西方列强侵凌的双重危急之下,宣传国粹无阻于革命,但是,那时的学术期刊却很难做到完全的价值独立。民国建立之后,章太炎致力于政党政治,以民党自居,他所主办的《大共和日报》已经超越了政党报刊的角色,而努力维护国家之权益,以监督政府为视角重新审视章太炎与民国初年的政治舆论间的关系,可以促使我们摆脱传统学界对章太炎认识所存在的偏见。晚年,章太炎及其弟子先后又有两次集结,分别创办了《华国月刊》和《制言》杂志,这既是他们对戊戌时期传播模式的进一步实践,又是对中西“学战”理念的延续,章太炎对欧化主义者与五四时期的西化论者的反对可谓一脉相承,《华国月刊》同仁以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成为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反对派,《制言》杂志同样延续了这一文化立场。学术界对章太炎的新闻思想已经有了初步的探讨,本文在结论处对此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再次强调了章氏办报宗旨在其一生中的连贯性。当然,章太炎在办报活动中所坚持的政治与学术的双向进路,在他身上同样表现出一种紧张,由此延伸出求是与致用,精英与大众（传播对象）,雅与俗（报刊文体）方面的紧张感,这正是章太炎在新闻思想和办报实践中的特点所在。

冯仰操^[10]（2014）在《清末民初的地方意识与文学》文中指出本文探讨清末民初的地方意识与文学的关系。清末民初的地方意识不仅是源自传统的对家乡故土的情感与理性的认同,还发展为一种以地方为媒介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思潮。地方意识与文学并非单向的影响与反映的关系,而是处于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清末民初的文学反映了社会各领域的地方意识;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文学不仅仅是被动的反映,在很多情况下主动参与甚至引领了地方意识。本文探讨五个方面的问题,依次如下。第一章《地方政治的想象与反思》,讨论地方政治与新小说的关系。在新小说兴起前后,人们从地方意识尤其是省籍意识出发设计了经由地方建立国家的方案,与之相应,新小说同时开启了国家与地方的想象。以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为起点的新小说,多将“新地方”作为通向未来“新中国”的起点,将地方自治制度作为地方政治的施政方针,并将理想的志士作为实践的主体。但理想的地方想象与国家想象在受到现实政治的冲击后归于沉寂。自清末开始实施的地方自治制度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反而产生了一系列社会矛盾。清末民初的小说家从理想的歌颂转向现实的反思,以绅权的膨胀与异化为中心,批判地方自治在选举与推行各环节的弊端。总之,清末民初小说对地方政治的想象或反思,均是对政治亦步亦趋地模仿或再现,对政治功用性的过度追求势必损害或限制文学独立性的品格。第二章《“国语”建构中的方言和方言文学》,聚焦国语建构中的方言与方言文学。人们在追求民族国家过程中开始注意到“国语”的重要性,超越地方性的国语成为各种语言文字变革的核心主题,于是官话与官话书写成为理想的选择。但官话并未成为法定国语,也未普及到全国各地。各地为启蒙地方而采取了自下而上追求国语的策略,即先在地方推行方音切音字与方言白话文,而后完成统一国语的目标,力图在地方性与全国性之间达成平衡。清末民初的文学亦注意到文学语言中方言与官话的纠葛,一方面为启蒙地方,发掘传统的自发性方言文学,将之作为启蒙的工具,另一方面追求语言统一,推尊官话的权威,将方言文学自觉边缘化。第三章《地方历史的发掘与书写》,考察的是地方历史文化的整理与文学的关系。清末新知识界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重构以民族为核心的历史文化,与之相应,人们从地方意识出发,重返地方的历史文化,梳理地方历史文化与中国或汉族的关联性,借以确立当下的地方在国家中的重要位置。在重返地方历史的过程中,清末民初的文人亦立足于地方揭示与书写被遮蔽的地方史,通过地方野史与地方人物来建构理想的国史与国民,这一工作主要包括整理并出版各地的乡邦文献、编着地方野史、撰写乡贤传记等。在乡邦文献的整理与利用上,人们热衷于发掘向来作为禁忌的明末清初文献,一方面作为反满的“恶声”直接服务于政治,一方面成为新的野史创作的文献来源。在地方人物的追忆上,人们借助传记文学发掘地方上与民族国家有关的英雄,包括反抗外族的英雄与投身现代化事业的英雄,并将个人在地方与国家等群体性价值网络中加以定位,以建构理想的乡民乃至国民形象。第四章《地方歌谣的发掘与仿作》,注目的是地方民间文化的利用与文学的关系。人们除了发掘和利用地方的精英文化,还将眼光向下投向民间文化中的歌谣。各地流行的歌谣在启蒙框架下被大量发掘,并被广泛的仿作。直至“五四”歌谣运动兴起前,人们多是将歌谣作为启蒙民众的工具,对歌谣本身的价值却很少肯定。这一时期的歌谣仿作,只是模仿歌谣的形式,即句式、曲调方面,并将其原有的地方性内容置换为普遍性的启蒙常识,目的正是通过地方的民众启蒙活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第五章《“五四”新文学的地方发现》,从比较的角度入手,考察新文学中艺术的地方主义的趋向。艺术的地方主义,促使新文学家关注地方,关注地方方言、文人传统、民间文化等地方性元素,并将之作为建构新文学民族性、个性的凭藉。。首先,以周作人为个案考察其对地方文人传统的再发掘,乡邦文献成为其文学创造和理论建构的重要资源。一方面,乡邦文献对地方风土的书写为其散文创作提供了广泛的借鉴与丰富的材料;另一方面,乡贤与乡贤文学为其独特的文学史建构提供了关键的坐标与有力的例证。其次,考察新文学对地方歌谣的发现与利用,人们在文艺与民俗两方面肯定歌谣固有的价值,并各自以家乡为中心采集歌谣,并将新诗歌谣化作为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新诗人不过偶一为之,新诗歌谣化止于提倡的层面,歌谣的方言和声调未成为新诗语言与音乐的基础。再次,考察新文学对方言的接纳与利用,从建构国语出发,新文学家坚持通过文学创造国语的途径,将方言作为国语的一分子,将方言文学作为国语文学的补充。但是出于多种原因,方言文学止于理论倡导却很少付诸实践。

二、胡适与康有为:学术联系的一个初步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胡适与康有为:学术联系的一个初步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2）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论文提纲范文）

（3）“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研究（1899-1921）（论文提纲范文）

（4）论王国维对顾颉刚学术思想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5）沈从文服饰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胡适：反儒家的“儒家”（论文提纲范文）

（7）老新党与新文化:五四大风笼罩下的地方读书人（论文提纲范文）

（8）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政治与学术的双向展开——章太炎与近代报刊 ——章太炎与近代报刊（论文提纲范文）

（10）清末民初的地方意识与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四、胡适与康有为:学术联系的一个初步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经学瓦解背景下的胡适考证学——以经史转变为线索[J]. 王利. 徽学, 2020(02)
• [2]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D]. 汤莹. 山东大学, 2020(09)
• [3]“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研究（1899-1921）[D]. 陈元.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4]论王国维对顾颉刚学术思想的影响[J]. 刘颖. 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1)
• [5]沈从文服饰思想研究[D]. 李艺.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8)
• [6]胡适：反儒家的“儒家”[D]. 阚海阳.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1)
• [7]老新党与新文化:五四大风笼罩下的地方读书人[J]. 瞿骏.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7(01)
• [8]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研究[D]. 于江涛. 清华大学, 2016(11)
• [9]政治与学术的双向展开——章太炎与近代报刊 ——章太炎与近代报刊[D]. 王磊.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2)
• [10]清末民初的地方意识与文学[D]. 冯仰操. 南京大学, 2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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