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社会保障对微观资源配置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耿丹青[1]（2021）在《需求冲击下制造业资产配置与债务融资关系的计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中国,短时间内中国制造业受到了深度冲击,供给端首次出现大范围的停工停产,而需求端则在疫情严控之下出现断崖式下跌。后疫情阶段如何通过扶持和刺激经济复苏政策抵御市场需求的持续低迷,熨平市场波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似乎弱化了进一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然而,由于疫情前非金融企业部门累积的债务风险并没有得到有效释放,在普惠性的经济刺激政策作用下,2020年一季度末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攀升至161.1%,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纪录。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国内外需求的严重萎缩导致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制造业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和负债规模迅速攀升的严峻局面。在负向需求冲击下,投资下降、产出和收益下滑将继续加大债务违约风险。2020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亏损数量同比增长33.83%,亏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8.91%,而中国债券市场中到期违约债券余额已达到554.96亿元。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在当前中国经济新旧动能加速换挡的关键时期,合理配置企业资产布局、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是化解市场负向冲击不利影响、防范债务风险的前提,也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治理杠杆和产能问题指明了方向。如何让市场机制在企业资产配置和债务融资行为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能够在尊重和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要回答以上问题,其前提是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特征,深入而全面地剖析制造业资产配置与债务融资的市场行为规律。本文立足于市场机制视角,结合中国当前的国情和经济现状,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大数据,对制造业资产配置和债务融资行为的市场机制展开系统研究。首先,理论分析了市场机制作用下资产配置调整对债务融资行为的影响,揭示了市场需求与债务融资U型关系的微观形成机理。其次,以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了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债务融资行为市场配置机制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特征;考虑到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发生重大转变,进一步实证检验了不同持续期的正向和负向需求冲击对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作用机制。再次,考虑到企业对债务的调整往往是在资产配置过程中产生的,将需求冲击、资产配置和债务融资行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内,将资产配置分解为反映资产规模调整的投资行为和反映资产利用效率的产能配置行为后,实证检验了市场机制作用下新增投资和产能调整对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影响。最后,以探索符合市场规律的财政政策选择为出发点,实证检验了需求冲击下,不同财政支出政策对企业微观有息负债率和资产周转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财政政策作用下企业资产周转率对有息负债率的结构性传导效应。主要研究内容与相关结论如下:第一,结合中国“大市场”的特征,首先对影响资产配置和债务融资行为的市场需求因素进行了分析。其次,对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资产配置调整与债务融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包括阐释了市场机制下资产过度进入与过剩资产形成的微观机理,以及市场机制下资产配置调整与债务融资“进入”与“退出”的关联机制。基于理论分析发现,一方面,在市场需求快速扩张阶段,决策者的非理性预期偏差以及信息不完全条件下的一致性乐观预期对资产的进入产生了诱导作用,在负债自身的节税收益以及投资收入效应增加的激励下,企业债务规模显着扩张;另一方面,在市场需求收缩阶段,投资不可逆性和资产专用性阻碍了过剩资产的退出,投资下滑和产能利用率下降导致收入效应迅速减退,抑制了存量债务的退出。因此,市场需求与债务融资之间存在显着的U型关系,这源于市场配置机制下,资产配置调整对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差异化影响机制,具体表现为对债务融资“进入”的促进作用和“退出”的抑制作用。第二,本文采用2004—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基于企业经营指标构建了反映需求冲击的代理指标,并进一步识别出剧烈正向需求冲击、温和正向需求冲击和负向需求冲击的样本。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需求冲击与制造业资产负债率之间存在显着的“U型”关系,而需求冲击与制造业净新增负债率之间表现为正向关系,由此可以推断,负向需求冲击下资产负债率的上升并非原子债务规模的扩张而是存量债务清偿出现困难。对比分析不同需求冲击下新增投资和产能利用率与债务融资行为之间的变动趋势发现,在剧烈正向需求冲击下,投资与负债同步上升,而负向需求冲击下投资与负债反向变动,表明了需求冲击下新增投资与负债水平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正向需求冲击下,产能利用效率较高但资产负债率较低,而负向需求冲击下产能利用率下降且资产负债率显着上升,二者之间表现为反向变动关系。第三,基于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背景,本文对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债务融资行为的市场配置机制展开理论分析并提出了可供检验的假设。利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大样本年报数据,设计了反映需求量信号、价格信号以及需求冲击的代理指标,建立了反映企业总量及增量负债水平的双方程,实证检验了需求量和价格信号对处于不同需求冲击下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作用效应。研究发现,剧烈正向需求冲击下,积极的需求和价格信号对企业债务融资的“进入”形成了强势诱导,企业债务规模显着上升;而在负向需求冲击下,消极的市场信号导致企业存量债务清偿出现困难,总体来看,负债水平与需求冲击之间变现为U型关系。市场机制对债务“进入”和“退出”的作用效应呈现出显着的非对称性和非线性特征。第四,考虑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国内外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的现实情况,进一步实证检验了不同持续期的正向和负向需求冲击对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短期负向需求冲击不会显着改变企业的负债水平,但是随着负向需求冲击持续期的增加,企业负债水平显着上升。进一步将企业负债分解为经营性负债和融资性负债后发现,短期负向需求冲击下,由于企业负债能力尚未明显改变,企业将增加有息负债,降低经营性负债;但随着负向需求持续期增加,负债能力显着下降导致经营性负债对融资性负债产生“替代效应”。第五,基于企业整体战略视角,研究不同需求冲击下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与产能利用调整对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影响,揭示了需求冲击与负债水平U型关系背后的企业微观行为动机。实证结果表明:剧烈正向需求冲击下,新增投资增加对企业负债有明显的诱导和促进作用;温和正向需求冲击下,新增投资对负债水平的促进作用减弱并增强了部分企业降低负债的动机;负向需求冲击下,投资支出和产能利用效率的下降对负债的清偿具有明显抑制作用。市场机制下,投资增加对债务资金“进入”诱导作用的有效性,以及投资下滑和产能利用率下降所导致的收入效应减退对债务“退出”的抑制性,是需求冲击与负债水平U型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新常态以来制造业产能过剩与杠杆过高交织共存问题的根源所在。第六,综合考虑市场机制与政府政策对企业负债的影响作用,实证检验了不同需求冲击下,投资建设性财政支出和保障性财政支出对企业负债率的影响。首先,对宏观杠杆率进行微观分解后发现,微观企业有息负债率和资产周转率均是影响宏观杠杆率的重要因素。根据经验事实分析发现,在微观企业负债率变动幅度较小的背景下,企业资产周转率的大幅下滑可能是宏观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基于此,本文考察了需求冲击下不同财政政策对企业有息负债率和资产周转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检验了不同财政政策下资产周转率对有息负债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扩大投资建设性支出不但无法优化企业资产配置,还会推高企业部门杠杆率。而保障性支出扩大有利于提升资产周转率,从而抑制有息负债率的上升。因此,在需求收缩期,增加保障性支出不但能够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提高企业资产质量抑制企业负债率的上升。
孙颖鹿[2]（2021）在《河北省燕山—太行山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多次大规模扶贫开发,扶贫事业取得丰硕成果。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以下简称“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较深,致贫因素复杂,扶贫难度较大。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以下简称“燕太片区”）作为兼具连片特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以及“环京津贫困带”的地区,其贫困特征和致贫因素更为复杂,研究这一地区的财政扶贫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2020年3月河北省贫困县全部“摘帽”,河北省燕太片区精准脱贫已全部完成,在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和脱贫人口返贫问题将凸显。要巩固脱贫成果,还需要后续帮扶政策的推进,做到“政策不变,力度不减,人员不撤”。在扶贫的过程中,财政支出是最主要的扶贫手段,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对财政扶贫效果的发挥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进行效率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提出相应的效率优化策略。本文基于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贫困的基本特征和特殊性、扶贫历程以及财政扶贫支出评价政策演进进行论述,并以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为研究对象,对其效率的影响因素、效率检验以及效率测度三个方面进行定量分析,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优化对策。核心内容和研究结果如下:（1）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的多层次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通过调研河北省燕太片区22个贫困县1250户家庭的基本情况作为微观人力资本变量,并以统计数据为宏观变量,深入剖析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微观层面,人力资本要素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产生显着的正向效应;在宏观层面,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储蓄能力、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以及财政分权度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产生显着的正向效应,产业结构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产生显着的负向效应,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的负向效应不显着。同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等不同宏观因素的影响,不同人力资本要素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的县域影响也呈现差异化特征。（2）考虑片区贫困县间人力资本要素的相似性,根据宏观因素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的影响程度及方向,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静态上,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均通过了最近邻匹配、核匹配、k近邻匹配以及卡尺匹配检验,表明连片特困区财政扶贫支出能够显着促进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提升,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有效;动态上,随着连片特困区财政扶贫支出年份的增加,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的平均处理效应不断提高,表明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提高呈可持续趋势,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具有长效性。（3）在检验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有效的基础上,构建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对产出指标进行降维,并采用三阶段SBMDEA模型进一步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进行县域测度。结果显示:整体上河北省燕太片区县域财政扶贫支出效率有待提升,县域技术效率差异较大;环境因素调整前后各县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差异明显,尤其是《燕山—太行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和精准扶贫提出后;环境因素中产业结构、财政分权度、城镇化水平等环境变量对效率的动态影响较大;在效率分解中,规模效率低下是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技术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提出了检验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的动态平均处理效应。通过动态分析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整体效率的变动趋势,判定其长效性,为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的结构性分析奠定基础,有效提升了效率评价环节的完整性,为其他连片特困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研究提供了良好借鉴。（2）构建了包含现代化指标的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体系。针对河北省燕太片区的贫困特征,从民生、基础设施以及产业三个方面设计了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河北省燕太片区的特殊区位条件提出了产业现代化产出指标,强化了指标体系设计的针对性,完善了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体系分析框架。（3）运用因子分析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指标进行处理。将多产出指标降维成医疗卫生扶贫产出、教育扶贫产出、基础设施覆盖度、交通与通信扶贫产出、减贫与就业产出以及产业现代化产出6个指标,为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县域测度奠定基础,增强了指标设置的科学性与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林晶[3]（2021）在《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数字经济已逐渐成为影响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促使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就业矛盾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作为“六稳六保”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就业对“十四五”规划起好步、开好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人力资本、劳动力迁移、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资本和技术变革等理论的基础上,梳理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使用影响就业质量的理论逻辑;在宏观层面,利用统计数据纵向和横向比较,我国数字化进程与就业质量现状;在微观层面,围绕劳动收入、工作时间、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障等四个维度,从技术进步视角出发,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选取省级层面数字基础设施的五个代理指标:移动电话基站数、光缆线路长度、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移动网络流量和域名数,利用MLM多层线性模型,展开数字基础设施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从技能视角出发,基于2013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利用OLS和Logit模型,实证测度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并通过稳健性检验得到以下结论:在劳动收入维度上,数字基础设施和互联网使用对收入起到显着的促进作用;在工作时间维度上,数字基础设施和互联网使用与工作时间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有利于缩减工作时间;在工作稳定性维度上,劳动者工作稳定性的提升,与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互联网普及程度不同步;在社会保障维度上,数字基础设施与社会保障呈负相关关系,但是,随着互联网使用普及程度提高,劳动者受到的社会保障程度在不断完善。进一步根据教育、年龄、户口、婚姻和性别等人口学变量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劳动收入维度上,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使用对低学历样本、50岁及以上样本和农业户口样本具有更强的收入效应;在工作时间维度上,互联网使用对减少高学历样本、男性样本、非农业户口样本和不在婚样本工作时间的促进作用更突出。在工作稳定性维度上,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使用的负效应更集中在低学历样本和不在婚样本。在社会保障维度上,无论是从医疗保险还是养老保险的参与情况来看,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使用与低学历样本、女性样本和不在婚样本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呈现出更强的负相关性。相比农业户口样本,数字基础设施和互联网使用对非农业户口样本的社会保障程度的影响呈现向好趋势发展。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普及互联网使用;第二,探索灵活用工规范,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第三,提升人力资本水平,驱动就业质量改善;第四,提高就业公共服务水平,建设数字公共服务平台;第五,转变就业工作思路,提升就业质量的政策地位;第六,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第七,完善制度保障,加快落实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劳动力市场法制建设和收入分配制度。
陈汝影[4]（2020）在《资本深化、资源错配与制造业产出效率》文中提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取得了长期快速发展,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然而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中国制造业发展也面临要素产出效率不高、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以及资源错配等问题。因此,中国制造业如何由粗放式要素投入数量增长转变为集约式要素产出效率增长,如何由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如何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非常值得关注。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重点研究生产要素投入对中国制造业产出效率的影响。毋庸置疑,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增长本身就是制造业长期以来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事实上,要素投入不仅能够依靠数量增长直接促进制造业增长,由于现实经济中,中国制造业要素投入过程中的资本深化和资源错配客观存在,因此也可以通过匹配适宜的技术进步路径和优化资源配置等途径显着提升制造业产出效率。有鉴于此,本文将资本深化和资源错配两个客观事实纳入制造业产出效率研究。文章重点围绕以下内容展开:首先,中国制造业呈现持续的资本深化态势,资本深化结合有偏技术进步是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不同于传统经济增长核算分析中单位替代弹性与“非体现式”中性技术进步假设,样本期间内,中国制造业综合资本要素和综合劳动要素总体呈替代关系;样本期间内技术进步总体略微偏向资本,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中2008年以前,各年技术进步基本偏向资本,之后各年技术进步基本偏向劳动;综合要素禀赋结构偏向资本,在综合要素之间总体呈现替代关系下,增加综合资本要素投入比例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2008年以后,虽然资本深化速度加快,但资本要素对劳动要素替代性明显下降,且由于资本要素的产出效率未能同步提升,技术进步偏向劳动,与资本深化态势不匹配,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严重不利影响。其次,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是长期以来影响制造业产出效率的痼疾之一。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存在明显的波动性,产能利用率是制造业产出效率的重要组成部分,产能利用率的波动直接导致制造业产出效率波动;制造业资本要素存在严重的负向扭曲,劳动要素基本不存在扭曲,导致中国制造业资本要素投入严重过剩,资本深化速度过快;在制造业资本要素投入存在严重扭曲客观条件下,资本深化通过引起供给扩张和需求下降,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产生大量无效供给,引发产能利用率过低;分行业类别来看,无论在轻工业还是重工业,劳动要素基本不存在扭曲,资本要素扭曲在重工业中比轻工业更为严重,因此重工业的资本扩张更明显,对产能利用率的负面影响更大,是重工业存在严重产能过剩,产出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再次,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状态是影响制造业产出效率的重要途径,特别是中间投入品资源错配问题不容忽视。研究发现,仅考虑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资源错配时,会严重高估中国制造业产出效率损失程度,考虑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品三种要素资源错配情况有助于准确测算制造业产出效率损失的实际情况;可变规模报酬对资源错配引起的生产效率损失有调节作用,可以放大或缩小生产效率损失的强度,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有利于提高资源错配效率损失测算结果的准确性;对比资本、劳动以及中间投入品三种要素资源错配单独对制造业产出效率损失的影响程度来看,中间投入品资源错配对制造业产出效率的影响程度远远高于资本和劳动资源错配对制造业产出效率的影响;进一步的成因实证检验发现,融资约束、行政垄断等因素是制造业资源错配的重要成因。最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制造业产出效率提升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研究发现:一方面,政府补贴直接改变了生产要素在行业内的配置状态,从而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直接资源配置效应影响;另一方面,政府补贴通过改变受补贴企业的退出概率,进而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间接资源配置效应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直接资源配置方面,政府补贴扩大了制造业产出扭曲离散程度,加剧了资源错配程度,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不利影响;在间接资源配置方面,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严重的退出障碍,对制造业产出效率有显着阻碍作用;虽然政府补贴的间接资源配置效率在不断提升,但仍然是僵尸企业形成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剧了制造业企业的退出障碍,从而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了显着的不利影响。
马慧[5]（2020）在《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司会计财务行为》文中提出识别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效应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但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劳动力个体层面或宏观总体层面,而较少关注对微观企业行为决策的影响。不同于以往研究,本学位论文充分利用我国户籍制度渐进式改革背景所提供的准自然实验情境,借鉴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分析思路与研究框架,围绕劳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三者之间的内在联动关系,为劳动力流动如何作用于公司的会计财务行为提供逻辑一致的分析路径,并执行相应的实证检验予以论证。这不仅有助于为劳动力流动经济效应的相关文献提供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同时有助于厘清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制度红利并由此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和经济逻辑。具体而言,本学位论文所关注的是户籍制度显性障碍及隐性障碍得以缓解的两个标志性改革事件:户籍一元化改革和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其中,户籍一元化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空间流动性,通过消除户籍制度设置的显性障碍来引导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则是首次从顶层设计上缓解户籍身份所设置的隐性障碍,旨在充分释放劳动力在城市之间的空间流动性。借助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力流动性从辖区内至辖区间逐步增强的改革路径,本学位论文首先考察当劳动力的辖区内流动性增强而辖区间流动性较低时,在面临劳动力无法通过空间流动来匹配用工单位劳动力需求的情形下,辖区外的用工单位——公司是否会通过并购活动使资本在辖区间进行流动以匹配其劳动力需求。研究结果表明:当一元化改革对劳动力城乡空间流动性增强进而促进城市劳动力供给增加时,未改革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公司在改革地区执行并购活动的概率显着提升,其并购业绩显着更好。进一步检验发现,当并购公司本身的成长性较高、所需劳动力资源更多为低层次劳动力,当改革地区对劳动力需求竞争较低、市场化水平较高时,公司通过并购活动进入改革地区获取劳动力资源的概率更高、并购业绩更好。此外,经验证据也显示公司在并购之后其低层次劳动力占比显着提高、劳动力平均成本得以降低,这从事后的角度为公司通过并购活动获取劳动力资源的经济动机提供了支持。最后,结果也发现当劳动力流动性增强使其能够主动匹配用工企业的劳动力资源需求时,公司为获取劳动力资源而执行并购活动的行为随之降低。总之,实证经验结果支持:劳动力流动受限情形下,公司有动机通过并购活动跨区获取劳动力资源以优化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进一步地,随着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推行对劳动力辖区间空间流动性的增强,在面临劳动力通过空间流动以匹配就业机会的主动性及灵活性得以增强的情形下,如何调整其员工激励方案来应对劳动力流动性从而实现员工保留和员工吸引的既定目标是公司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在区分劳动力流动方向的基础上,本论文检验结果表明户籍制度改革之后,劳动力流出地的劳动密集型公司显着提升了员工薪酬水平等显性激励,而在员工隐性激励方面则没有调整;与之相反,劳动力流入地的劳动密集型公司主要通过会计行为来增大员工隐性激励,并没有调整员工显性激励。进一步检验发现,公司调整员工显性激励或隐性激励以应对劳动力流动的效应主要存在于那些劳动力流动可能性较高及调整员工激励方案可能性较大的样本公司中。最后,经验证据也显示员工激励方案的调整有助于公司实现其保留员工与吸引员工的目标。在分析不同劳动力市场摩擦情形下公司如何使用不同的会计财务决策以优化内部劳动与资本要素配置的基础上,本学位论文接下来从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资源配置效率及技术创新为切入点,对劳动力空间流动性在微观企业层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估计。具体而言,基于资源调整成本的思路,本学位论文借助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粘性特征识别员工流动性增强对用工单位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后劳动力总资源粘性得以减弱,而且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劳动力逐利动机较强及公司调整成本受益较大的样本公司中。此外,证据也表明通过改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提升盈利能力和公司价值。本学位论文最后部分考察了劳动力流动对公司创新活动的影响,结果发现劳动力流动对公司创新活动的影响随劳动力流动方向不同而有所差异。具体而言,劳动力流出地劳动密集型公司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在户籍管制放松后显着增加,劳动力流入地劳动密集型公司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在户籍管制放松后显着减少。而且,公司技术人员配置在户籍管制放松随之进行调整:劳动力流出地公司会随之增加技术人员配置,而劳动力流入地公司则会随之减少技术人员配置。本学位论文借助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独特情境识别低层次劳动力流动对微观企业会计财务决策的潜在影响,研究贡献主要在于:首先,通过考察低层次劳动力流动性对微观企业会计财务决策的影响,从劳动力类型、流动方向及微观分析视角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通过提供更具全局观的实证检验与分析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借助国家之间移民流动考察劳动力流动性的相关研究（Card,1990;Kerr和Lincoln,2010;Hunt和Loiselle,2010;Peri,2012）。其次,已有研究主要是利用模型推导的方法考察户籍制度对城市层级体系（梁琦等,2013）、区域经济格局（朱江丽和李子联,2017）、国家经济增长（都阳等,2014）等方面的影响。本学位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从会计财务视角来解读户籍制度改革对公司行为决策的影响,通过提供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能够补充有关户籍制度的相关文献,也为理解户籍管制度改革释放制度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中间传导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第三,本学位论文从劳动力流动性视角对公司并购决策、员工激励方案、劳动力资源配置及技术创新活动进行解读,有助于补充和完善公司会计财务领域相关研究。
顾冉[6]（2020）在《劳动力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充裕劳动力供给带来的人口红利,以及大规模城乡劳动力流动产生的配置红利。但伴随人口转型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凸显,以及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亟需通过创新寻求新的发展动力源泉。近年来,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其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较大提升,但整体上仍面临创新动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短板突出等亟待解决的现实困境,企业创新能力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在当前中国劳动力资源供给格局以及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系统考察劳动力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有助于深入揭示有效转换经济动能背后企业创新形成的条件及其微观作用机制,明确劳动力工资扭曲影响企业创新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本文从中国劳动力工资向下扭曲的特征事实出发,对劳动力工资扭曲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梳理、回顾劳动力工资扭曲与企业创新相关理论与文献的基础上,构建劳动力工资扭曲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机制,提出扭曲收益、人力资本、消费需求三条理论传导机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别采用生产函数法和随机前沿分析法对微观企业和个体劳动力的工资扭曲程度进行测度分析,在此基础上实证探究企业层面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检验工资扭曲影响企业创新的三条作用机制,分所有制类型、分要素密集度考察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及其成因。结合研究结果与中国实际,探寻完善劳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政策方向。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相对滞后,存在工资向下扭曲的显着特征。在制造业微观企业层面,近80%的企业存在平均工资水平低于劳动力边际产出的现象,即使考虑到企业劳动报酬数据可能被低估,采用宏观投入产出表对微观企业劳动报酬进行校对后,样本平均工资扭曲程度仍高达2.72,即企业劳动力边际产出达到工资水平的2.72倍。分年份测度结果表明,1999-2013年（除2009年、2010年）期间,劳动力工资扭曲呈现先增后降的变化趋势,2008年之后工资扭曲程度得以缓解。在个体劳动力层面,本文以不同人力资本投入的工资可能性边界作为个体劳动生产率的衡量指标。2014年和2016年个体劳动力工资扭曲均值分别为1.75和1.48,高人力资本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更低,婚姻对于男性具有缓解工资扭曲的积极作用,但已婚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更难获得与劳动生产率相匹配的报酬水平。（2）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工资低于劳动力边际产出程度的扩大,将显着降低企业的新产品生产概率、新产品产值、新产品比重。为减少企业创新利润对工资扭曲反向影响产生的估计偏误,选取Lewbel（1997）方法设计工资扭曲的内部工具变量,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在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仍显着成立。（3）劳动力工资扭曲主要通过扭曲收益机制、人力资本机制、消费需求机制三条作用机制实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三者共同解释了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抑制效应的94.03%,其中扭曲收益机制是发挥主导作用的中介机制。第一,劳动力工资扭曲导致价格信号与真实的禀赋条件错位,阻碍要素资源结构变动对企业创新的自发促进效应,同时扭曲收益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削弱企业家创新动力,扭曲收益机制解释了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抑制作用的46.27%。第二,劳动力工资扭曲减弱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激励,同时造成高人力资本流失问题,在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的总效应中,有19.40%是通过人力资本机制实现的。第三,工资扭曲相对而言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居民消费支出,造成需求规模和需求层次整体偏低,消费需求机制对工资扭曲的创新抑制作用的相对贡献度为28.36%。（4）劳动力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企业之间具有显着的差异性。第一,劳动力工资扭曲主要抑制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动,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创新无显着影响。第二,劳动力工资扭曲主要抑制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创新活动,对资本密集型行业无显着影响。（5）本研究蕴含如下政策启示:第一,深化劳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对劳动力价格的决定性作用,破除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消除劳动力工资扭曲;第二,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形成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第三,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改善人力资本结构,建立创新人才激励机制,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第四,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激发消费潜力,增加企业创新需求。
王智茂[7]（2020）在《互联网使用、金融资产配置与家庭消费升级 ——基于资产流动性视角的分析》文中认为长期以来,消费提振缓慢一直是制约我国宏观经济结构转型和家庭生活福祉提升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使用的普及在微观领域极大的拓展了家庭的消费渠道,改善了家庭的整体消费水平。但是,当前我国家庭消费率水平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人均消费支出额同比增速也存在下降的趋势①。这一现象与我国家庭持续增长的收入水平和资产规模并不匹配,与传统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的理论解释也不一致。由此可见,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路径中,可能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的制约,其中家庭资产流动性和配置结构的差异可能是原因之一。由于中国家庭普遍存在较高的储蓄偏好和住房资产占比,整体资产结构的流动性偏低,对家庭即期消费的支付能力产生了明显抑制。因此,要使互联网使用引致的家庭消费需求转化为实际消费支出,不可避免需要探讨家庭高流动性资产配置,尤其是金融资产配置的潜在影响。论文基于国内外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内家庭互联网使用普及率不断提升的现实背景,以新兴互联网经济理论、资产组合理论与消费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将“互联网使用→金融资产配置→家庭消费升级”作为基本的逻辑出发点对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与消费行为进行分析,旨在探索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使用影响家庭消费升级过程中的传导路径和影响机制。本文具体回答四个问题:（1）金融资产配置对家庭消费结构存在何种影响?不同流动性的资产结构变动能否促进家庭消费升级?（2）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消费升级影响过程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如果有中介效应,其具体的影响效应、传导路径是什么?（3）依据前述问题的传导路径,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金融资产配置,进而引导家庭消费升级?其具体影响机制是什么?（4）在实际中,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支持互联网使用通过金融资产配置促进家庭消费升级,提升家庭消费质量?首先,论文根据不确定条件下的预防储蓄理论、流动性约束理论和缓冲存货理论,发现除了家庭收入的流量因素和资产规模的存量因素以外,家庭消费还会受到资产流动性和配置结构因素的影响。据此,论文通过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差异构建金融资产配置与家庭消费的理论模型,比较了高流动性金融资产与低流动性金融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金融资产配置的流动效应是其财富效应发挥的重要前提。为了进一步探讨互联网使用通过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家庭消费升级的传导路径,论文用数理模型推导验证了金融资产配置的中介影响作用,并且从信息搜寻、社会互动和金融可及性三个渠道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高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机制。其次,论文采用聚类统计分析、面板模型估计、中介效应模型以及有调节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实证检验具体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按照资产流动性的不同,论文从高到低划分家庭资产为高流动性金融资产、低流动性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三类,并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将家庭消费分为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以此确定家庭资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具体层次和分类内容,也为论文进一步讨论家庭消费升级的内容提供了分类依据。总体样本的实证结果发现,不同流动性资产配置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只作用于非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在具体资产类别的影响效应方面,高流动性金融资产与非生存型消费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低流动性金融资产与非生存型消费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家庭住房资产对非生存型消费的影响则不显着。第二部分,借鉴心理学研究中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论文将前一部分与家庭消费升级（非生存型消费）关系显着的金融资产（高流动性金融资产和低流动性金融资产）作为中介变量,家庭住房资产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多重中介模型,计算并对比了互联网使用通过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家庭消费升级的传导路径和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金融资产配置的总体中介效应中,高流动性金融资产的中介效应占主导地位,互联网使用通过金融资产配置对家庭消费升级的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提升高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来实现的。城乡异质性结果表明,城镇家庭住房资产对高流动性金融资产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农村家庭有较强的储蓄偏好,对低流动性金融资产的配置倾向更高。第三部分,论文从信息搜寻效应、社会互动效应和金融可及效应三种渠道对互联网使用影响家庭高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的机制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三种影响渠道均显着存在,城镇家庭各路径的影响效应虽然存在差异,但差距较小,整体表现相对平均,而农村家庭的金融可及效应则要明显低于其他两个渠道的影响效应,这说明农村家庭在通过互联网使用获取金融服务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最后,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果,论文结合实际发展问题,提出有利于我国城乡家庭互联网使用、金融资产配置和消费升级传导作用发挥的对策建议。根据城乡家庭互联网使用对金融市场参与影响机制的差异,提出提升互联网使用与市场参与结合度的建议;根据城镇家庭住房资产对高流动性金融资产的挤出影响,提出降低城镇家庭住房资产流动性约束的建议;根据农村家庭对低流动性金融资产的储蓄偏好,提出完善农村家庭社会保障机制的建议。
王月菊[8]（2020）在《中国可持续福祉的多尺度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可持续发展被认为是最具挑战性的,同时也是最模糊的当代范式之一。持续什么与发展什么这一可持续发展的终极追问与人—地关系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和一致性,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升人类福祉,经济、社会、环境这三个可持续发展的支柱对人类福祉也具有重大影响。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剧烈扰动,已经引发了人类世这个新的地质时代的争论。目前在全球范围对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利用不仅危害环境状况、基本的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等,而且有害于人类健康和今世后代的福祉。以往对可持续发展的评价研究多集中在对客观福祉的度量上,较少关注微观个体的主观福祉。本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福利地理学、福利三角、复杂系统理论、人地关系理论,从人类福祉的视角切入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提出可持续福祉这一新的概念,首先在微观尺度上构建了主观可持续福祉的“双核”（福祉状态和福祉环境）模型框架,提出了主观可持续福祉的“钻石”评价模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从截面和纵向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居民主观可持续福祉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此,采用“自下而上”的分层加权法,将微观尺度的主观可持续福祉进行宏观集成,获得宏观尺度的主观可持续福祉状态和福祉环境的水平值。通过构建绿色人类发展指数对客观可持续福祉进行度量。然后在宏观尺度上对主观和客观可持续福祉的时间变化速率和空间格局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利用网络DEA对中国25个地区的可持续福祉效率及其时空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微观尺度上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和生活满意度对主观可持续福祉状态水平的贡献最大,就业、教育、住房和医疗保障对主观可持续福祉环境水平的贡献最大;从福祉状态和福祉环境的纵向变化来看,两者均存在马太效应。就影响因素而言,在个体特征层面,已婚和未婚人口之间、城乡人口之间的福祉状态水平存在较为显着的差异;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之间的福祉环境水平存在非常显着的差异;收入的增加会对福祉状态水平产生负向影响,却对福祉环境水平产生微弱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变化会对福祉状态水平产生正向影响。在宏观尺度上,2012-2018年间中国25个地区的主观可持续福祉状态的评价水平整体上呈现逐步提升的趋势,但可持续福祉环境的评价水平却在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主观可持续福祉的空间分布具有离散型特征,福祉环境的空间差异大于福祉状态。客观可持续福祉的空间格局从2012年的东、中、西差异格局开始转换成2018年的南北差异。通过对主观和客观可持续福祉的对比发现,主观与客观可持续福祉之间在宏观上存在错位现象,即客观可持续福祉水平高的地区,其主观可持续福祉较低,主观和客观可持续福祉之间在宏观尺度上表现出一种权衡关系（Trade-off）,可持续福祉的客观表现和主观感知之间还未出现协同关系。中国25个地区的可持续福祉效率值总体上水平不高且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其空间分布具有离散化特点,空间重心逐步由西向东移动。
范俊[9]（2020）在《地方政绩诉求、财政支出波动与企业投资水平》文中认为地方政府政绩诉求是财政支出波动的重要动因,而财政支出波动会影响企业投资水平。本文以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地方政绩诉求-财政支出波动-企业投资水平这样一条宏观因素作用于微观因素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政绩诉求压力的增加整体上会刺激地区财政支出波动幅度的增加,经济诉求、社会诉求与环境诉求压力均与政府财政支出波动幅度呈正相关。地区相对经济增长率越好,财政压力越小,地方财政支出波动幅度会越小;当地方面临的就业压力与环境压力越大,地方政府对地区财政调控力度越大,地区财政支出波动越明显。而且,四个解释变量中,地区相对经济增长率对财政支出波动的影响最小,失业率、财政压力与环境压力的影响程度则相对更明显;不同的政绩诉求压力下,财政支出结构波动性也存在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支出波动会显着提高企业的投资水平。但是,地方财政支出波动对国有企业投资水平的提升作用显着,对民营企业不显着;五类不同性质的财政支出中,金融监管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与教育支出对企业投资水平的正向影响更大;不同地区与市场化水平下,财政支出波动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也呈现差异。市场化水平越低的地区,企业投资水平受财政支出波动的正向影响更显着;而且,财政支出波动对东部企业投资水平无显着影响,对中西部企业投资水平影响较显着。本文为如何提升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降低政府财政支出波动对企业投资水平的调控不确定性风险提供了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决策依据,也为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多目标协调发展和调控力度等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1）地方政绩诉求不仅仅是官员个人晋升诉求的体现,作为区域制度的提供者,地方政府应立足于更广的着眼点,而不仅仅是政治晋升。应在肯定政绩考核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与体系;（2）市场机制自身存在的不足会增加企业投资风险,而且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市场化水平、不同地区的企业获取政府财政政策信号及利用该政策带来的积极效应的水平存在差异,不利于竞争中性原则实现。应当完善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科学决策机制,使得财政支出政策为市场中不同市场化水平下,各种产权性质和各类地区的企业创造平等市场主体的竞争地位;（3）财政行为总额和结构波动有利于提高产业技术复杂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促进地区企业投资。在发挥该作用的同时,应加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财政支出的协调与合作,欠发达地区则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力度,提高财政公共服务支出使用效率,更好地促进本地区及周边地区企业的投资活动。
王蕴[10]（2019）在《中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处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我国GDP已经从年均9%高增速换档为当前6%左右增速水平的新常态,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6%,经济总量突破90万亿元。在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面临三大新挑战,首先,人口老龄化加速,传统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竞争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其次,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我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了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一环,但是,也造成了我国制造业总体产能过剩、利润微薄,对出口贸易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最后,由于政治经济利益的重大冲突,美国相继拉开了以中国为目标的税制改革和贸易战,恶化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在微观经济层面上,我国消费市场已经完成了从“有胜于无”的短缺经济向“高品质消费”的现代化转型,在新的消费品市场条件下,原有以价格为核心竞争手段的工业经济模式已经失效,个性化、智能化、定制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消费品市场的新常态。在网络经济的作用下,“海淘”、“代购”等新消费模式已经将我国的终端消费品市场拉入了全球竞争。在这种经济竞争格局之下,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就成为了我国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重心。然而,如何实现“六稳”?短期刺激政策等措施一段时间会推动经济增长速度,但是长时期会孕育更大的金融经济风险,造成房地产库存继续增加、债务杠杆率持续提高以及产能过剩难以出清等问题。经济演变的周期规律显示,只有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进行效率、动力、质量变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经济增长质量发展第一,不简单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才能不断增强企业经营效益,提高企业的产品创新,提升企业的服务质量,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就更加需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换言之,要优化财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减少财税政策对经济的扭曲,激励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和创造活力,提升市场主体的投资经营决策自主权,加快实现经济发展由数量和规模扩张向质量和效益提升转变。具体而言,就是要减少财政的直接补贴,通过优化税制,实现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同时,距离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在2020年左右建立法治政府、落实税收法定的时间目标已经不远了。“营改增”税收制度改革,虽然从实际效果上来看优化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刺激了经济发展,但是“营改增”改革造成的繁杂税率结构却可能对法律的稳定性造成重大困难。复杂的税率结构,不仅增加了法律执行的成本,更加剧了对微观经济的扭曲作用。增值税立法在即,优化增值税税率结构,合理设置增值税税率水平成为了当前增值税改革的重点与焦点。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分为七大部分,全面论述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问题:第一部分,导论。首先,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其次,评述了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增值税税率结构相关问题的研究情况,发现增值税税率结构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存在着对最优商品课税理论和增值税税收中性的认知,同时,缓解增值税的累退性更优的做法是通过财政补贴或其它税种。导论的基础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明确了方向。第二部分,理论分析。本文首先界定了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对象,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优化的对象是法定税率（也就是经济学意义的名义税率）;其次,从增值税的税收中性优势、最优商品税理论和增值税税制演化的路径依赖三个角度分析,构建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分析框架。从税收中性的角度而言,单一税率结构是有效发挥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的关键机制;但是,考虑到拉姆齐法则,采用差别税率结构的增值税更符合最优商品的课税需求;同时,我国的增值税税制演化存在着典型的路径依赖。在当前增值税完成消费型转型、增值税征收范围实现全覆盖的大背景下,对增值税税率结构进行系统性调整需要明确两大原则,一是明确增值税的生产效率取向;二是必须承认增值税税率结构演化的路径依赖。在这两个原则的约束下,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应当尽可能靠近单一税率,但是,由于路径依赖,更为现实的做法是两档税率结构。第三部分,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影响。该部分重点阐述了不同阶段增值税税率结构改革对经济的影响,虽然不同阶段增值税改革的共性目标都是提振经济、改善效率,但是,仍然存在政策关注点的差异。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均以实现,虽然,这造成了增值税税率结构的复杂化,但是,这是我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特征,也是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必然历程。同样,在增值税税率结构完成了转型改革以及货物与劳务的全覆盖之后,增值税税率结构改革的任务是在先前阶段修修补补的改革后,以发挥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为目标,完成增值税税率结构的科学化、系统化改革。第四部分,在明确了深化增值税改革的任务后,从增值税税率结构出发,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相关制度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增值税税率水平偏高,从全球供应链视角分析,现行增值税税率水平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制约作用。我国需要通过增值税税率水平的优化,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提升全球价值链收入分配的比重,对冲“人口红利”消失对制造业的税后利润,以“中国智造”维持我国“世界工厂”的关键地位;二是我国增值税税率档次过于复杂。我国增值税现行的三档税率、四档征收率以及不彻底的“零税率”政策,加剧了增值税的扭曲作用,抑制了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的有效发挥。从三档税率的税率结构而言,特别是9%和13%两档税率涉及的部分行业是在同一抵扣范围内生产抵扣链条之上的,差别税率造成了不同生产环节的税收资本利润水平差异,扭曲了资本配置;从小微企业向大中型企业的发展角度而言,税制不应当成为企业发展决策的障碍,但是,增值税简易计税办法客观上对企业生产经营与发展形成了制度性扭曲,阻碍了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的发挥;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而言,为了保持出口商品竞争力,发挥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增值税零税率政策是征收增值税国家普遍采用的做法,但是,我国增值税“零税率”政策与理论意义上的增值税零税率仍存在不小的差距。第五部分,分析了当前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产生的原因。本文认为,当前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产生的原因主要受两种路径依赖约束:一是增值税税率结构改革不同阶段的政策关注点差异,以及先前增值税税率结构改革所形成的改革成果与既得利益约束了未来改革的空间;二是先前增值税“以票管税”征管技术,在后期不同时期不断强化,“以票管税”客观上解决了早前增值税的征管漏洞,但是也限制了其他增值税征管技术的尝试。因此,后期增值税税率结构的历次改革必须考虑增值税征管技术的约束。第六部分,对增值税税率结构的相关制度进行了国际比较。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采用了消费型增值税,仅有南亚、非洲、拉丁美洲等部分发展中国家采用生产型增值税,而收入型增值税几乎没有国家采用,世界各国增值税实施的主要差别在于税率结构与抵扣范围的不同。本文主要分析了当今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的增值税实施情况、税率档次与税率水平。在对比采用增值税多档税率的国家时,重点分析了低税率（优惠税率）的政策,通过增值税税率结构相关制度的国际比较,得出了对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启示。这些启示也成为本文第七部分对策建议的主要依据。第七部分,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对策选择。本部分包括五个方面:一是通过增值税税率档次的国际比较与模式调整的国际经验,得出“1+1”税率档次是现阶段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模式选择;二是从国家财政安全稳定的角度,分析我国可接受的增值税减税规模,并将这一规模作为确定“1+1”税率档次的约束性条件;三是结合前述约束性条件,确认我国增值税标准税率应当控制在13%,低税率5.5%,并结合国际经验划定了低税率的征收范围;四是对增值税简易计税办法的退出提出了分阶段的优化改革建议,本文认为,首先应当先将征收率统一,实现简化税制的目的;在统一征收率后,应当将增值税起征点改革为增值税免征额,以实现增值税的税负公平;为了平衡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利益,在增值税免征额替代增值税起征点之后,应当将增值税免征额标准与一般纳税人标准统一,实现增值税简易计税办法的最终退出;五是增值税零税率的优化,实现出口退税率、离境退税率与适用税率相一致,跨境服务的出口退税由免税调整为零税率以及优化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出口退税制度。最后结合现有的研究,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并规划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论社会保障对微观资源配置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社会保障对微观资源配置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需求冲击下制造业资产配置与债务融资关系的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与评析 |
| 1.2.1 影响债务融资行为的宏观经济环境因素 |
| 1.2.2 影响债务融资行为的体制机制因素 |
| 1.2.3 影响债务融资行为的微观动机 |
| 1.2.4 现有文献简要评析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相关概念界定 |
| 1.5 研究创新 |
| 第2章 制造业资产和债务融资市场配置机制的理论分析 |
| 2.1 理论基础 |
| 2.2 影响制造业资产配置和债务融资行为的市场需求因素 |
| 2.3 市场机制下资产配置的微观机理 |
| 2.3.1 资产过度进入的市场配置机制 |
| 2.3.2 过剩资产形成的市场配置机制 |
| 2.4 资产和债务融资市场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 |
| 2.4.1 市场机制下资产过度进入对债务融资的诱导机理 |
| 2.4.2 市场机制下过剩资产对债务融资退出的抑制效应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需求冲击的测度及其对资产配置和债务融资影响的统计分析 |
| 3.1 需求冲击的测度及其统计特征 |
| 3.1.1 需求冲击的测度 |
| 3.1.2 需求冲击的统计特征 |
| 3.2 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债务融资行为的统计特征 |
| 3.3 需求冲击下制造业资产配置与债务融资行为的统计特征 |
| 3.3.1 需求冲击下制造业投资与债务融资行为的统计分析 |
| 3.3.2 需求冲击下制造业产能利用与债务融资行为的统计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债务融资行为的市场配置机制 |
| 4.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 需求冲击下债务融资行为的市场配置机制研究 |
| 4.3.1 整体与净新增负债水平模型的构建 |
| 4.3.2 微观大样本企业数据说明和变量设计 |
| 4.3.3 整体与净新增债务水平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3.5 异质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不同持续期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债务融资行为研究 |
| 5.1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计 |
| 5.2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
| 5.3.1 不同持续期需求冲击对整体负债水平作用的实证结果 |
| 5.3.2 不同持续期需求冲击对经营性和融资性负债作用的实证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需求冲击下资产配置与债务融资非对称性机制研究 |
| 6.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 需求冲击下新增投资和产能调整与债务融资行为关系分析 |
| 6.3.1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计 |
| 6.3.2 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6.3.3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需求冲击下异常投资与过度负债行为关系分析 |
| 6.4.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6.4.2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计 |
| 6.4.3 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6.4.4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需求冲击下不同财政支出政策对制造业债务融资的影响机制 |
| 7.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7.2 需求冲击下投资建设与保障性支出政策对制造业负债率的影响 |
| 7.2.1 宏观与微观杠杆率的经验事实分析 |
| 7.2.2 宏观杠杆率的微观分解 |
| 7.2.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2.4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7.2.5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
| 7.3.1 需求冲击下不同财政政策对有息负债率影响的实证结果 |
| 7.3.2 需求冲击下不同财政政策对资产周转率影响的实证结果 |
| 7.3.3 不同财政政策下资产周转率对有息负债率影响的实证结果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河北省燕山—太行山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基本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财政支出 |
| 2.1.2 财政扶贫支出 |
| 2.1.3 财政扶贫支出效率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效率理论 |
| 2.2.2 多层次理论 |
| 2.2.3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 |
| 2.2.4 决策科学理论 |
| 2.3 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方法 |
| 2.3.1 多层线性模型 |
| 2.3.2 倾向得分匹配 |
| 2.3.3 数据包络分析 |
| 2.3.4 随机前沿分析 |
| 2.3.5 因子分析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河北省燕太片区贫困特征及扶贫进展 |
| 3.1 河北省燕太片区的界定 |
| 3.2 河北省燕太片区的贫困特征 |
| 3.2.1 河北省燕太片区基本贫困特征 |
| 3.2.2 河北省燕太片区贫困的特殊性 |
| 3.3 燕太片区扶贫历程及扶贫政策梳理 |
| 3.3.1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确立前的扶贫 |
| 3.3.2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确立——新时期精准扶贫阶段 |
| 3.4 财政扶贫支出评价政策演进 |
| 3.4.1 我国财政扶贫支出评价政策梳理 |
| 3.4.2 河北省财政扶贫支出评价政策梳理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多层线性模型 |
| 4.1 多层线性模型 |
| 4.1.1 多层线性模型的一般形式 |
| 4.1.2 多层线性模型的基本步骤 |
| 4.1.3 多层线性模型的优点 |
| 4.2 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的多层次性特征 |
| 4.3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1 变量选取 |
| 4.3.2 研究假设 |
| 4.3.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 实证检验 |
| 4.4.1 零模型的实证分析 |
| 4.4.2 微观变量的随机系数模型估计 |
| 4.4.3 全变量的完整模型估计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检验: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 |
| 5.1 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设定与匹配种类 |
| 5.1.1 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设定 |
| 5.1.2 倾向得分匹配种类 |
| 5.2 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检验模型设定 |
| 5.2.1 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检验的倾向得分匹配模型 |
| 5.2.2 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检验的匹配方式 |
| 5.2.3 稳定性检验 |
| 5.3 实证检验 |
| 5.3.1 变量选取 |
| 5.3.2 数据分析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测度:基于三阶段SBM-DEA模型 |
| 6.1 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测度模型设定 |
| 6.1.1 三阶段DEA模型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测度的适用性 |
| 6.1.2 三阶段SBM-DEA模型设定 |
| 6.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1 变量选取 |
| 6.2.2 数据来源 |
| 6.2.3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及处理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三阶段技术效率结果分析 |
| 6.3.2 三阶段技术效率分解分析 |
| 6.3.3 区域效率差异分析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优化策略研究 |
| 7.1 适度扩大片区财政扶贫支出规模 |
| 7.1.1 强化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支撑 |
| 7.1.2 推动财政扶贫资金筹集渠道多元化 |
| 7.1.3 创新财政扶贫投资方式 |
| 7.2 调整片区财政扶贫支出结构 |
| 7.2.1 优化财政产业扶贫支出结构 |
| 7.2.2 强化人力资本的财政投资 |
| 7.2.3 推进片区城镇化进程 |
| 7.2.4 实施差别化的区域财政扶贫支出策略 |
| 7.3 优化片区财政扶贫支出决策管理 |
| 7.3.1 提高基层财政分权度 |
| 7.3.2 严格财政扶贫绩效审计 |
| 7.4 创新片区财政扶贫支出长效机制 |
| 7.4.1 构建过渡期财政扶贫退出长效机制 |
| 7.4.2 完善财政涉农资金整合使用的长效机制 |
| 7.4.3 构建财政扶贫动态监测与预警机制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2.1 研究不足 |
| 8.2.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新基建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 |
| 三、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充分就业也要就业质量 |
| 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使用与就业质量紧密相关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一、研究贡献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就业质量的概念与测量 |
| 第二节 就业质量研究的基础理论 |
| 一、就业质量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二、就业质量研究的实证基础 |
| 第三节 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使用影响就业质量的理论机制 |
| 一、数字基础设施的内涵 |
| 二、技术变革理论 |
| 三、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数字化进程与就业质量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数字化进程 |
| 一、数字经济的起源 |
| 二、数字经济的内涵 |
| 三、数字经济的特征 |
| 四、我国与主要国家的数字化发展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就业质量现状 |
| 一、就业质量的纵向比较 |
| 二、重点群体的就业质量特征 |
| 三、就业质量的区域差异 |
| 四、就业质量的国际比较 |
| 第四章 数字基础设施影响就业质量的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与数据指标说明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数据来源 |
| 三、数据说明 |
| 四、变量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回归分析 |
| 第四节 异质性分析 |
| 一、教育组别 |
| 二、性别组别 |
| 三、年龄组别 |
| 四、户口组别 |
| 五、婚姻组别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
| 第一节 互联网使用影响就业质量的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一、模型构建 |
| 二、数据来源 |
| 三、变量说明 |
| 四、变量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回归分析 |
| 一、互联网使用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二、互联网使用对工作时间的影响 |
| 三、互联网使用对工作稳定性的影响 |
| 四、互联网使用对社会保障的影响 |
| 第四节 人口学变量分组回归分析 |
| 一、教育组别 |
| 二、年龄组别 |
| 三、性别组别 |
| 四、户口组别 |
| 五、婚姻组别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一、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普及互联网使用 |
| 二、探索灵活用工规范,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
| 三、提升人力资本水平,驱动就业质量改善 |
| 四、提高就业公共服务水平,建设数字公共服务平台 |
| 五、转变就业工作思路,提升就业质量的政策地位 |
| 六、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
| 七、制度保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后记 |
| 第一节 研究展望 |
| 第二节 致谢 |
| 在学期间部分学术成果 |
（4）资本深化、资源错配与制造业产出效率（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主要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资本深化与产出效率 |
| 2.1.1 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的研究 |
| 2.1.2 有偏技术进步的研究 |
| 2.1.3 产能利用率的研究 |
| 2.2 资源错配与产出效率 |
| 2.2.1 资源错配理论概念和测算的研究 |
| 2.2.2 资本和劳动资源错配的研究 |
| 2.2.3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分解的研究 |
| 2.3 政府补贴与产出效率 |
| 2.3.1 中观行业层面的研究 |
| 2.3.2 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 |
| 2.3.3 资源配置角度的研究 |
| 2.3.4 僵尸企业的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理论基础 |
| 3.1 引言 |
| 3.2 资本深化与有偏技术进步 |
| 3.2.1 模型设定 |
| 3.2.2 模型均衡解 |
| 3.2.3 模型拓展分析 |
| 3.3 要素价格扭曲与资源错配 |
| 3.3.1 模型设定 |
| 3.3.2 资源最优配置解析 |
| 3.3.3 资源错配解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制造业产出效率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增长核算理论分析 |
| 4.3 参数估计方法和数据说明 |
| 4.3.1 参数估计方法 |
| 4.3.2 数据说明 |
| 4.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4.1 参数估计结果及分析 |
| 4.4.2 全要素生产率分解结果及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资本深化、产能过剩与制造业产出效率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 |
| 5.3 特征事实分析、实证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
| 5.3.1 特征事实分析 |
| 5.3.2 实证模型设定 |
| 5.3.3 数据说明 |
| 5.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1 回归估计结果及分析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资源错配与制造业产出效率——引入中间投入品要素的研究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资源配置解析 |
| 6.2.3 全要素生产率效率解析 |
| 6.3 估计方法和数据说明 |
| 6.3.1 全要素生产率估计方法 |
| 6.3.2 数据说明 |
| 6.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4.1 全要素生产率估计结果及分析 |
| 6.4.2 全要素生产率效率结果及分析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进一步成因实证检验 |
| 6.5.1 实证模型设定 |
| 6.5.2 回归估计结果及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政府补贴、资源错配与制造业产出效率 |
| 7.1 引言 |
| 7.2 理论分析 |
| 7.2.1 直接资源配置效应 |
| 7.2.2 间接资源配置效应 |
| 7.3 实证模型设定、估计方法和数据说明 |
| 7.3.1 实证模型设定 |
| 7.3.2 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分解方法 |
| 7.3.3 僵尸企业的识别方法 |
| 7.3.4 数据说明 |
| 7.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4.1 直接资源配置效应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4.2 间接资源配置效应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司会计财务行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一、户籍一元化与公司并购 |
| 二、户籍制度改革与员工激励 |
| 三、户籍制度改革与劳动力成本粘性 |
| 四、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司创新活动 |
| 第三节 研究结论和主要贡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贡献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安排 |
| 一、章节安排 |
| 二、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劳动力流动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 |
| 第三节 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后果研究 |
| 第四节 劳动力资源与公司会计财务决策 |
| 一、劳动力资源与公司并购 |
| 二、劳动力资源与公司员工激励 |
| 三、劳动力资源与公司成本粘性 |
| 四、劳动力资源与公司创新 |
| 五、相关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制度背景 |
| 第一节 户籍制度及其改革 |
| 第二节 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及其经济后果 |
| 第四章 户籍一元化与公司并购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第二节 样本选择、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
| 三、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一、一元化改革与公司并购概率 |
| 二、一元化改革与公司并购业绩 |
| 第四节 进一步检验 |
| 一、公司员工结构和员工薪酬的变化 |
| 二、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劳动力空间流动性增强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研究发现 |
| 二、研究贡献 |
| 第五章 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司员工激励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第二节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二、描述性统计结果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结果 |
| 一、户籍制度改革对员工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的影响 |
| 二、进一步检验:横截面差异 |
| 第四节 经济检验结果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研究发现 |
| 二、研究贡献 |
| 第六章 户籍制度改革与劳动力成本粘性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第二节 样本选择、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
| 三、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结果 |
| 一、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司劳动力资源粘性 |
| 二、横截面差异检验 |
| 第四节 经济后果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研究发现 |
| 二、研究贡献 |
| 第七章 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司创新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第二节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三、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户籍管制放松与公司创新活动 |
| 二、横截面差异检验 |
| 第四节 技术人员配置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研究发现 |
| 二、研究贡献 |
| 第八章 全文总结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发现 |
| 第二节 研究贡献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读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6）劳动力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与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劳动力工资扭曲相关研究 |
| 2.1.1 劳动力工资扭曲的内涵 |
| 2.1.2 劳动力工资扭曲的测度 |
| 2.1.3 劳动力工资扭曲的形成原因 |
| 2.1.4 劳动力工资扭曲的经济效应 |
| 2.2 企业创新相关研究 |
| 2.2.1 企业创新的内涵 |
| 2.2.2 企业创新的测度 |
| 2.2.3 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 |
| 2.3 劳动力工资扭曲与企业创新相关研究 |
| 2.3.1 劳动力成本与企业创新 |
| 2.3.2 要素市场扭曲与企业创新 |
| 2.3.3 劳动力工资扭曲与企业创新的直接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3 劳动力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 |
| 3.1 劳动力工资扭曲、扭曲收益机制与企业创新 |
| 3.1.1 扭曲收益机制的理论基础 |
| 3.1.2 劳动力工资扭曲对扭曲收益的影响 |
| 3.1.3 扭曲收益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 3.2 劳动力工资扭曲、人力资本机制与企业创新 |
| 3.2.1 人力资本机制的理论基础 |
| 3.2.2 劳动力工资扭曲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
| 3.2.3 人力资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 3.3 劳动力工资扭曲、消费需求机制与企业创新 |
| 3.3.1 消费需求机制的理论基础 |
| 3.3.2 劳动力工资扭曲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
| 3.3.3 消费需求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 3.4 劳动力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作用机制的综合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劳动力市场与企业创新的现实考察 |
| 4.1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历程 |
| 4.1.1 计划就业时期(1949-1977 年) |
| 4.1.2 双轨制就业时期(1978-1991 年) |
| 4.1.3 市场化配置全面展开时期(1992-2001 年) |
| 4.1.4 市场快速壮大和规范化时期(2002-2012 年) |
| 4.1.5 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新时期(2013 年至今) |
| 4.2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分析 |
| 4.2.1 劳动力资源状况 |
| 4.2.2 城乡收入差距 |
| 4.2.3 行业工资差距 |
| 4.2.4 所有制工资差距 |
| 4.3 中国企业创新的现状分析 |
| 4.3.1 企业创新意识 |
| 4.3.2 企业创新投入 |
| 4.3.3 企业创新产出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劳动力工资扭曲的测度与结果分析 |
| 5.1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劳动力工资扭曲测度与结果分析 |
| 5.1.1 生产函数模型 |
| 5.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1.3 企业劳动力工资扭曲测度结果分析 |
| 5.2 基于微观个体数据的劳动力工资扭曲测度与结果分析 |
| 5.2.1 理论模型 |
| 5.2.2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5.2.3 个体劳动力工资扭曲测度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劳动力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劳动力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影响的计量模型设定 |
| 6.1.1 基准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6.1.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6.2 劳动力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影响的主要实证结果分析 |
| 6.2.1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2.2 内生性问题处理 |
| 6.3 劳动力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
| 6.3.1 设定不同类型生产函数 |
| 6.3.2 替换劳动力工资扭曲指标 |
| 6.3.3 考虑零值偏误 |
| 6.3.4 考察工资向上扭曲的情况 |
| 6.4 本章小结 |
| 7 劳动力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 7.1 计量模型设定 |
| 7.1.1 中介效应逐步回归模型 |
| 7.1.2 中介效应系数乘积检验方法 |
| 7.2 劳动力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扭曲收益机制检验 |
| 7.2.1 中介变量指标选取 |
| 7.2.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2.3 稳健性检验 |
| 7.3 劳动力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影响的人力资本机制检验 |
| 7.3.1 中介变量指标选取 |
| 7.3.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3.3 稳健性检验 |
| 7.4 劳动力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消费需求机制检验 |
| 7.4.1 中介变量指标选取 |
| 7.4.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5 劳动力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作用机制的贡献分解 |
| 7.5.1 总体中介效应分析 |
| 7.5.2 作用机制的贡献分解 |
| 7.6 本章小结 |
| 8 劳动力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异质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8.1 劳动力工资扭曲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创新的影响 |
| 8.1.1 子样本回归结果 |
| 8.1.2 差异化影响的成因分析 |
| 8.2 劳动力工资扭曲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企业创新的影响 |
| 8.2.1 子样本回归结果 |
| 8.2.2 差异化影响的成因分析 |
| 8.3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对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对策建议 |
| 9.2.1 深化劳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消除劳动力工资扭曲 |
| 9.2.2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
| 9.2.3 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
| 9.2.4 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企业创新需求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B.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 C.附表 |
| D.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7）互联网使用、金融资产配置与家庭消费升级 ——基于资产流动性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思路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互联网使用 |
| 2.1.2 金融资产配置 |
| 2.1.3 家庭消费升级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金融资产与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比较 |
| 2.2.2 互联网使用与金融资产配置的关系 |
| 2.2.3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消费的关系 |
| 2.2.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互联网使用、金融资产配置与家庭消费的理论分析 |
| 3.1 相关理论基础 |
| 3.1.1 不确定性消费理论 |
| 3.1.2 资产组合理论 |
| 3.1.3 互联网经济理论 |
| 3.1.4 金融中介理论 |
| 3.2 资产流动性、配置结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机理 |
| 3.2.1 资产性质与家庭消费的关系 |
| 3.2.2 金融资产配置与家庭消费: 基于资产流动性的理论模型 |
| 3.3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消费升级: 金融资产配置的中介影响 |
| 3.3.1 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应 |
| 3.3.2 互联网使用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 |
| 3.3.3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消费升级:基于金融资产配置的理论模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资产流动性、配置结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特征 |
| 4.1 家庭消费结构的聚类分析 |
| 4.1.1 消费结构测度指标与方法 |
| 4.1.2 基础数据准备 |
| 4.1.3 聚类结果及分析 |
| 4.2 不同流动性资产配置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 |
| 4.2.1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2 实证模型构建 |
| 4.2.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 住房资产多重属性下金融资产配置效应的比较 |
| 4.3.1 住房资产多重属性的样本选取 |
| 4.3.2 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 |
| 4.3.3 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消费升级: 金融资产配置的中介效应 |
| 5.1 研究方法的选择 |
| 5.1.1 多重中介效应分析方法 |
| 5.1.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 |
| 5.2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5.2.1 主要研究假设 |
| 5.2.2 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
| 5.2.3 实证模型构建 |
| 5.3 实证结果与异质性分析 |
| 5.3.1 回归估计结果 |
| 5.3.2 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
| 5.3.3 城乡家庭异质性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互联网使用对高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1 直接影响渠道: 信息搜寻 |
| 6.1.2 间接影响渠道: 社会互动与金融可及性 |
| 6.2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6.2.1 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
| 6.2.2 实证模型构建 |
| 6.2.3 变量关系估计 |
| 6.3 实证结果与异质性分析 |
| 6.3.1 结果分析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3.3 城乡家庭异质性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提高互联网使用与金融市场结合度 |
| 7.2.2 降低城镇家庭住房资产流动性约束 |
| 7.2.3 建立并完善农村家庭社会保障体系 |
| 7.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中国可持续福祉的多尺度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框架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人类世——人类永续发展是否可能 |
| 1.1.2 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新型人地关系 |
| 1.1.3 可持续发展关乎人类福祉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意义及创新点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实践意义 |
| 1.4.3 创新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内容 |
| 1.7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进展及述评 |
| 2.1.1 国外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进展 |
| 2.1.2 国外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述评 |
| 2.1.3 国内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进展 |
| 2.1.4 国内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地关系理论 |
| 2.2.2 可持续生活方式 |
| 2.2.3 空间和地方 |
| 2.2.4 复杂系统理论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可持续福祉概念框架 |
| 3.1 可持续发展与福祉的内涵及关系 |
| 3.1.1 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与内涵 |
| 3.1.2 福祉与福利关系辨析 |
| 3.1.3 可持续发展与福祉的关系 |
| 3.2 可持续福祉概念框架 |
| 3.2.1 基本概念及原理 |
| 3.2.2 可持续福祉的构成要素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微观可持续福祉的评价 |
| 4.1 评估框架 |
| 4.1.1 目标和范围界定 |
| 4.1.2 评价指标 |
| 4.1.3 评价模型 |
| 4.1.4 数据说明 |
| 4.2 主观可持续福祉的截面分析 |
| 4.2.1 指标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2 结果分析 |
| 4.3 主观可持续福祉的纵向分析 |
| 4.3.1 主观可持续福祉的纵向变化 |
| 4.3.2 资本变化对纵向变化的影响分析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宏观可持续福祉的时空变化与效率分析 |
| 5.1 主观可持续福祉的时空变化 |
| 5.1.1 微观向宏观集成方法 |
| 5.1.2 主观可持续福祉状态的时空变化 |
| 5.2 客观可持续福祉的时空变化 |
| 5.2.1 客观可持续福祉衡量方法 |
| 5.2.2 客观可持续福祉(GHDI)的时空变化 |
| 5.2.3 主观与客观可持续福祉的对比分析 |
| 5.3 可持续福祉效率及其时空变化 |
| 5.3.1 可持续福祉效率评价模型 |
| 5.3.2 可持续福祉效率时空变化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地方政绩诉求、财政支出波动与企业投资水平（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1.5 重要概念界定 |
| 1.5.1 政绩诉求 |
| 1.5.2 财政支出 |
| 1.5.3 企业投资水平 |
| 2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2.1 企业投资 |
| 2.2 政府干预与企业投资 |
| 2.3 政绩诉求与经济增长 |
| 2.4 文献述评 |
|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相关理论基础 |
| 3.1.1 政治锦标赛理论 |
| 3.1.2 政府干预理论 |
| 3.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1.4 信贷配给理论 |
| 3.2 制度演进 |
| 3.2.1 政企关系之制度演进 |
| 3.2.2 财政分权之制度演进 |
| 3.3 研究假设与论证逻辑 |
| 3.3.1 地方政绩诉求与财政支出波动 |
| 3.3.2 财政支出波动与企业投资水平 |
| 3.4 研究分析框架 |
| 4 地方政绩诉求、财政支出波动与企业投资水平 |
| 4.1 构建计量模型 |
| 4.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1.2 核心变量选取与说明 |
| 4.1.3 模型设定 |
| 4.1.4 基础性分析 |
| 4.2 实证检验与回归分析 |
| 4.2.1 地方政绩诉求、财政支出总额波动的实证分析 |
| 4.2.2 财政支出总额波动、企业投资水平的实证分析 |
| 4.3 财政支出结构的进一步检验 |
| 4.3.1 地方政绩诉求、财政支出结构波动的实证分析 |
| 4.3.2 财政支出结构波动、企业投资水平的实证分析 |
| 4.4 稳健性检验 |
| 5 结论与启示 |
| 5.1 结论 |
| 5.2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10）中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内容结构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技术路线 |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的不足 |
| 2 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理论分析 |
| 2.1 税率结构及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内涵 |
| 2.1.1 税率结构 |
| 2.1.2 税率结构优化 |
| 2.1.3 增值税税率结构 |
| 2.1.4 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 |
| 2.2 税收中性与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 |
| 2.2.1 增值税中立性之理解 |
| 2.2.2 法定增值额与税收中性 |
| 2.3 最优商品税与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 |
| 2.3.1 拉姆齐法则 |
| 2.3.2 基于税收公平的最优商品税理论 |
| 2.3.3 公共选择视角下的最优税收理论 |
| 2.4 增值税税率结构形成的路径依赖 |
| 2.4.1 路径依赖的一般机理 |
| 2.4.2 我国增值税试行期间的税率结构 |
| 2.4.3 增值税多档税率结构与政治成本 |
| 2.4.4 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趋势 |
| 2.5 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理论依据评述 |
| 2.5.1 增值税税率结构演化与理论选择 |
| 2.5.2 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理论选择 |
| 3 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影响 |
| 3.1 增值税转型税率结构与经济影响 |
| 3.1.1 生产型增值税税率结构 |
| 3.1.2 消费型增值税税率结构 |
| 3.1.3 增值税转型税率结构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3.2 “营改增”改革税率结构与经济影响 |
| 3.2.1 “营改增”改革税率结构 |
| 3.2.2 “营改增”改革税率结构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3.3 增值税税率结构调整期与经济影响 |
| 3.3.1 2017年增值税税率结构调整 |
| 3.3.2 2018年增值税税率结构调整 |
| 3.3.3 2019年增值税税率结构调整 |
| 3.3.4 增值税税率结构调整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 我国现行增值税税率结构存在的问题 |
| 4.1 增值税税率水平偏高不利于全球价值链“升级” |
| 4.1.1 全球供应链网络形成原因 |
| 4.1.2 我国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的地位 |
| 4.1.3 我国增值税税率水平对制造业的“锁定效应” |
| 4.2 增值税税率档次复杂抑制税收中性优势的发挥 |
| 4.2.1 增值税三档税率产生的扭曲 |
| 4.2.2 增值税四档征收率产生的扭曲 |
| 4.2.3 增值税现行零税率的扭曲作用 |
| 5 我国现行增值税税率结构的主要原因 |
| 5.1 增值税税率结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
| 5.1.1 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前流转税税负水平较高 |
| 5.1.2 “营改增”改革所经历的特定过渡阶段 |
| 5.1.3 以增值税为基础而征收的各项附加税费水平 |
| 5.2 征管制度缺陷对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影响 |
| 5.2.1 增值税信息不对称与征收管理能力缺陷 |
| 5.2.2 增值税专用发票制度及其弊端 |
| 6 增值税税率结构国际比较 |
| 6.1 世界各地增值税税率档次比较 |
| 6.1.1 增值税税率档次国际比较 |
| 6.1.2 欧盟增值税税率档次比较 |
| 6.1.3 OECD成员国增值税税率档次比较 |
| 6.1.4 我国周边国家(地区)增值税税率档次比较 |
| 6.1.5 主要国家增值税税率档次比较 |
| 6.2 世界各国增值税税率水平比较 |
| 6.2.1 增值税的累退性与差别税率 |
| 6.2.2 世界各国增值税优惠税率比较 |
| 6.2.3 增值税抵扣制度与增值税有效税率 |
| 6.2.4 金融服务业增值税税率比较 |
| 6.3 增值税税率结构国际比较启示 |
| 6.3.1 税收中性是现代型增值税主要追求目标 |
| 6.3.2 优化抵扣制度降低增值税的有效税率 |
| 7 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对策选择 |
| 7.1 我国增值税税率档次优化路径选择 |
| 7.1.1 增值税税率档次 |
| 7.1.2 “1+1”模式是我国增值税税率档次优化选择 |
| 7.2 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财政约束 |
| 7.2.1 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滑 |
| 7.2.2 财政支出面临刚性需求 |
| 7.2.3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严峻 |
| 7.2.4 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合理减税规模测算 |
| 7.3 基于“1+1”模式的增值税税率水平优化 |
| 7.3.1 增值税标准税率水平的确定 |
| 7.3.2 增值税低税率水平的确定 |
| 7.3.3 我国增值税低税率适用范围优化 |
| 7.4 增值税征收率的优化 |
| 7.4.1 统一增值税征收率 |
| 7.4.2 起征点调整为免征额 |
| 7.4.3 增值税免征额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统一 |
| 7.5 增值税零税率的优化 |
| 7.5.1 出口退税率、离境退税率与适用税率相一致 |
| 7.5.2 跨境服务的出口退税由免税调整为零税率 |
| 7.5.3 设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出口退税率 |
| 7.6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6.1 基本结论 |
| 7.6.2 研究展望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论社会保障对微观资源配置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需求冲击下制造业资产配置与债务融资关系的计量研究[D]. 耿丹青. 吉林大学, 2021(01)
- [2]河北省燕山—太行山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研究[D]. 孙颖鹿. 河北大学, 2021(09)
- [3]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D]. 林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4]资本深化、资源错配与制造业产出效率[D]. 陈汝影. 山东大学, 2020(01)
- [5]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司会计财务行为[D]. 马慧.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6]劳动力工资扭曲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D]. 顾冉. 重庆大学, 2020(02)
- [7]互联网使用、金融资产配置与家庭消费升级 ——基于资产流动性视角的分析[D]. 王智茂.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8]中国可持续福祉的多尺度评价研究[D]. 王月菊. 兰州大学, 2020(12)
- [9]地方政绩诉求、财政支出波动与企业投资水平[D]. 范俊. 湖南科技大学, 2020(06)
- [10]中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研究[D]. 王蕴.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