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报纸编辑应具备的3种能力

一、网络时代的报纸编辑应有的3种能力（论文文献综述）

贾绍俊^[1]（2021）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执政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党团结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得以巩固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设主体、建设内容、对象主体、话语体系、实现目标等方面都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等一般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大区别。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集中体现在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全局性掌控和全面性领导上,体现为要从整个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上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从理论和价值维度来看,加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是保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实现其“生命线”作用的内在需求,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重要条件、重大任务和基本路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提升,从微观角度来讲意味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吸引力、阐释力等话语能力建设的增强,从中观来讲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加强,是党的领导能力特别是思想文化宣传教育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然而进一步从宏观来讲,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教育人的工作,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始终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为建构和建设的中心目标。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讲,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升党性修养,提升综合素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来讲,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教育,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的提升,也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进一步增强,对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乃是功在当今、利于千秋的大事情,必须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话语研究的以往理论经验来看,话语权具有流变性的典型特征,执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更是受到其自身执政能力、执政合法性的直接影响,与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和话语权建设的主体自觉等息息相关。从历史维度来看,结合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历程可以看出: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指导,合理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够保证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自我革命,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才能够获得政治保证和关键主体力量;只有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实现话语传播多样化和话语践行的示范化,才能够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找准着力点。遵循这些经验启示,针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中国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当前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呈现的问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上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能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指向的人民性、话语体系的科学性、话语传播的自觉性,通过整体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为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发展提供主体保障。本研究正是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分析相结合,坚持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相统一的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借鉴国内外话语研究的成果和智慧,遵循理论、历史、现实、问题和对策的研究理路,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能够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推进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持。

黄丽娟^[2]（2020）在《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新媒体是新的科学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不同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旧媒体”的新型媒体形态,如电子杂志、电子报纸、移动电视、互联网络、智能手机、触摸媒体等,也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时下,学界普遍认为新媒体已成为促发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之一,对广大受众的思想意识、社会认知、行为举止等等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社会思潮作为意识形态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反映社会矛盾显隐、社会主题转换、社会发展趋向、社会动态进程、时代精神变迁的“感应器”和“晴雨表”。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仍然存在着诸如利益多元依旧明显、贫富差距依旧存在、生态环境仍有破坏、贪污腐败仍有滋生等问题。这些问题为各种社会思潮兴风作浪提供口实,并为其利用新媒体肆意传播提供了先决条件。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三观”尚未完全定型,且正处于人生“拔节孕穗”的重要时节,正处于从青涩懵懂走向成熟稳重的重要阶段,极易被新媒体包裹的各种社会思潮所影响而不察觉。传播媒介一直以来就承担着意识形态功能,“大众媒介给人的初始印象是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载体,但实质上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却发挥着思想引领、政治控制等功能。”①社会思潮与新媒体“携手同行”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新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信息的传播更加亲民、平等、渗透、无障碍等。这些特点为各种社会思潮在网络空间的大肆传播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同时,各种社会思潮又充分利用新媒体的诸多特点进行广泛传播并对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产生深远影响。因此,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及其运用的普及,大学生受到社会思潮影响的程度在不断加深,反过来又为社会思潮的传播和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形成某种恶性循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思想意识,进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产生影响。“思想催生行为、激发行为,也限定行为。”①思想意识是行为的先导,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是在思想意识的指导之下进行的。思想意识,尤其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政治观,将直接决定着人的行为取向、行为方式和行为力度。因此,本研究从新媒体和社会思潮基本概念入手,研究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政治观）的影响。通过开展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影响的问卷调查研究,系统梳理和研究影响的表象和本质,总结不同国家在不同时代应对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影响的经验教训。最后,思考新媒体时代消除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不良影响的对策,尝试破解和应对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理论和实际难题,拓展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领域,丰富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内容,掌握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话语权和领导权。文章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其中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从四个部分进行总体概述,包括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思潮与大学生。本章主要从国内及国外众多学者的研究出发,阐释什么是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到来的深远影响,同时也对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思潮传播的特点和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重点阐述了借助新媒体广泛传播的12种社会思潮和新媒体时代易受社会思潮影响的大学生。第二章,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调查。本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调查说明。第二部分主要通过对1724份问卷调查情况的统计分析,整理出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相关数据。第三部分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双重影响,即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第四部分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特征,主要是受众的广泛化与路径的裂变性、信息的碎片化与观点的完整性、语言的大众化与内容的政治性、形式的多变化与目标的一致性。第三章,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内容、方式及原因。本章主要从三个部分入手展开论述。一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四个方面;二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的四种主要方式: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并行;显性方式与隐性方式重叠;单一方式与综合方式交叉;平面方式与立体方式同步;三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原因分析。即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现实问题为重点,着重分析了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不同原因,主要包括国际原因、社会原因、教育原因、新媒体原因、大学生自身原因等五个方面。第四章,应对社会思潮利用媒体传播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经验教训借鉴。首先,中国共产党利用媒体加强青年社会主义教育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这一部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利用媒体教育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经验与教训、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利用媒体教育引导青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改革开放时期利用媒体教育引导大学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其次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错误应对社会思潮利用媒体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教训反思。再次是以埃及和突尼斯为例,反思中东北非部分国家应对社会思潮利用媒体影响大学生不力而导致社会动荡的原因以吸取教训。最后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四个发达国家借助媒体应对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经验借鉴。第五章,新媒体时代消除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不良影响的对策。这一章主要针对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五个方面原因,从高度重视新媒体时代和正确对待社会思潮的影响、凝聚价值目标共识、回应社会热点问题、遵循思政工作“三大规律”并抓好思政课改革创新、用好新媒体以切实提高舆论引导和网络治理水平、提升大学生媒体素养等方面采取相应对策消除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不良影响。结语部分对文章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提出了文章中的不足之处和今后可能拓展的研究及未来的展望。

牛娜^[3]（2020）在《新时代公民网络素养培育研究》文中指出公民、公民素养、新时代公民网络素养是研究新时代公民网络素养培育问题的逻辑起点。网络素养是公民在网络时代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要求,是公民更好适应网络空间环境、更深入进行网络交往活动的前提条件,对公民自由全面发展和新时代我国网络强国建设起着基础性作用。培育公民网络素养是基于网络化的时代要求,基于建设网络强国和培育时代新人的目标,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内对公民个体网络交往行为进行的教育,有助于提高公民网络素养,实现个体在网络时代自由全面发展,对于公民在网络空间保持独立人格、提高理性判断能力具有推动作用。网络素养通过公民的网络交往行为显现出来。研究公民网络交往行为可以发现,公民在网络交往中具有语言暴力、道德失范、价值观缺失、权利侵犯、主体异化的素养问题。深入剖析这些问题可以发现,现实社会环境的负面因素、网络空间的规范缺失和价值观引导不力、网络话语权主体分散化是其素养问题的客观原因;对网络交往虚拟性、规范性和安全性的不科学认知,从众心理、宣泄心理和娱乐心理的非理性网络交往心理是其素养问题的主观因素。随着网络交往方式在整体层面的扩大和个体层面的深入,公民网络素养问题有可能对公民正常的网络生活和网络空间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培育公民网络素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培育公民网络素养的路径具有客观和主观相结合的特征。在客观上,以建立网络行为道德规范、健全网络空间法律体系、培养网络空间管理人才、正确处理公民网下矛盾的方法来营造清朗的网络生态空间;以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加强网络热点话题的正确引导、创建规范的网络社区、构建和谐的网络秩序来加强系统的网络内容建设。在主观上,以塑造公民的网络道德意识、增强公民的网络法律意识、增进公民的网络认同意识、引导公民的网络价值意识、提升公民的网络自主意识来培育公民正确的网络交往意识;以明确网络空间主权、感知网络安全态势、把握网络安全风险、遵守网络安全标准来培养公民正确的网络安全观。

孙晓楠^[4]（2019）在《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研究》文中指出习主席强调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将我们党的精神、意志和主张灌注于官兵的头脑和灵魂之中,从而牢牢掌握官兵思想,确保我军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当前,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迭代更新速度不断加快,各种类型的社交媒体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它们一方面因为能够为广大官兵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提供极大便利而日益成为广大官兵须臾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其传播的信息内容和其有别于传统媒体的独特的信息传播特性而对广大官兵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既有积极性的一面也有消极性的一面,因而会给我们党牢牢掌握官兵思想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显然,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大趋势面前,我军绝不能再视社交媒体如洪水猛兽而简单粗暴地对其一禁了之,相反,必须因势而为、随势而制,通过分析社交媒体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点并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使得在社交媒体环境下我军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够一如既往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效果,还能在彰显时代性和感召力上有着更为卓越的表现。第一章,绪论。主要对本论文的选题依据、研究意义进行了阐释,并对已有的且对与本论文紧密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概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思路和框架,最后再总结归纳了本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二章,为本论文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在对社交媒体、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和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优化这一组概念进行充分界定的基础上,重点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分析讨论了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构成要素。此外,还明确了本论文开展研究的直接指导理论和相关理论借鉴。第三章,探讨社交媒体给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双重影响。在强调了将社交媒体引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性的基础上,既着重从丰富教育素材、改善教育方法、强化官兵的接受意愿以及提升了教育主体的主导能力这四个方面对社交媒体给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积极影响给予充分认可,又从增加了教育阻力、导致官兵价值判断异化、降低官兵的学习能力以及造成官兵的身心状态失调这四个方面分析了社交媒体给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客观上带来的消极影响。第四章,在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当前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现状进行分析。首先从社交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得到重视、主流涉军社交媒体的矩阵规模初步显现、教育主体借助社交媒体施教更为主动、教育内容的呈现形式更加生动活动以及官兵参与的热情高涨这五个方面对当前基于社交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所取得的成效进行总结;其次指出了当前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四大问题,即:教育主体对社交媒体的理解和运用仍浮于表面、官兵面对社交媒体中大量冗余信息时常陷入茫然、主流涉军社交媒体的传播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以及不同单位各自为战缺乏整体层面的有效统筹规划。最后,分析了导致上述四大问题的原因所在,即:教育主体的能力素质未能跟上媒体环境的变迁、具体教育内容的设置与社交媒体环境相适度低、教育方法的选用上囿于思维固化而创新力不足、相关平台建设运营上的思路理念不够清晰明确和缺乏一整套成体系的科学规范的教育运行机制。第五章,提出优化教育主体能力素质的相关建议举措。在明确了社交媒体环境下教育主体应具备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的能力素质、理解媒体技术变革教育理念的能力素质、掌握操作技能推动教育实施的能力素质以及“表里如一”彰显人格魅力的能力素质这四大能力素质的基础上,提出了院校培养培训奠定基础、社会力量参与辅助支援以及岗位实践锻炼彰显成效三条优化途径,并进一步论述了优化教育主体能力素质的配套保障措施,即:以岗位任职资格的形式明确教育主体的能力素质要求、将审视教育主体能力素质作为党组织议教的规定内容以及建立针对教育主体能力素质进行考核评价的实施细则。第六章,提出优化教育内容设置的相关建议举措。首先提出了对教育内容进行优化设置的三项基本原则,即:方向性原则、传承性原则和适应性原则。接着,明确了优化教育内容设置的具体指向,即:着重强调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着重强调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补充媒体素养教育内容以及优化教育内容呈现形式。最后,论述了优化教育内容设置的实施途径,即:军队专家团队主导、军地媒体机构合作和鼓励普通用户参与。第七章,提出优化教育方式方法的相关建议举措。首先从宏观层面明确了优化教育方式方法的三项要求,即:科学精准滴灌、多方力量参与和官兵喜闻乐见。接着,提出了优化教育方式的三条建议,即:共享式教育、互动式教育和内隐式教育。最后,针对优化教育方法提出四条建议,即:翻转传统课堂教育、改造升级在线教育、发挥意见领袖作用和深化教育双方的交流互动。第八章,基于强军网和互联网两个空间提出优化教育载体平台的相关建议举措。一是要打造依托强军网固定设备的军用社交媒体,二是要强化互联网主流涉军社交媒体传播影响力,三是要净化基于互联网的各类社交媒体空间环境。第九章,提出优化教育运行机制的相关建议举措。一是要完善教育筹划,二是要开展教育协作,三是要健全教育评估总结。最后,全文总结和展望。第十章对全文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既提出了我军应当深入了解社交媒体、牢牢掌握社交媒体并将其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有机融合,真正使社交媒体为我军所用、为我军服务这一结论,又明确指出了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需要把握的趋势和方向。

潘庆华^[5]（2018）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文中认为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意识形态的主战场也悄然转移到网络空间。网络不仅作为各种意识形态的载体而存在,而且网络空间本身也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如何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维护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时代课题。本文通过对网络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结合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复杂形势,以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威胁的新特点,本文提出:作为状态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感召力竞争力在网络空间中不被削弱、消解和丧失的存在形态;作为能力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指国家所具备的使其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不受威胁的能力。通过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逻辑结构、解释框架和表达形式的分析,揭示了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感性化、碎片化、日常生活化和通俗化等特征,并从从众心理、选择性注意和群体极化三方面探究了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认知机理。从媒体格局、舆论主体和舆论环境等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舆论生态。从网络意识形态舆论生成机制、舆论操控机制和舆论引导机制等三个方面,探讨了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运行机制和内在规律,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管理、引导、操控网络意识形态舆论的策略和方法。本文对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进行了深度思考。从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完善领导管理体制、加强网军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力度;从做强主流媒体、管控新兴媒体和促进媒体融合等方面提出重构舆论生态;从加强正面引导、提高网民素质和提升媒介素养等方面提出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从优化传播话语、完善政治话语和创新网络话语等方面提出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从更新思维理念、管控特殊人群、靶向调控媒体等方面提出智能宣传新策略新战法;从构建云服务应用体系、研发部署网络舆情研判指挥平台、发展信息传播技术等方面提出创新先进技术方法手段的对策建议。

楚小庆^[6]（2018）在《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自20世纪以来,技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艺术形态的变化,艺术形态的变化也及时回应着技术的变化。论文以技术作为艺术形态发展脉络的参照系,以技术的变化历程为时间坐标,对艺术创作与传播的历史轨迹做了梳理,着力思考在这个轨迹中,技术对于艺术的深刻影响以及艺术对技术发展的回应。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及其规律问题的探讨和展开,是以技术与艺术两者之间的辩证发展和相互影响关系为理论基础,从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形态变化与门类拓展、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创作领域的新变化、技术进步推动新艺术形式的衍生与跨界整合三个维度予以分析概括,以技术与艺术的共同未来和展望归纳研究结论。论文从绪论到结论,是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绪论包括概念与范畴、目的与创新、思路与方法、研究现状分析四个部分,并由此作为铺垫,引出关于本研究选题的理论思考部分。第二章理论思考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分别为:内在本质特征:关联、多元、辩证、统一,西方理论比较:三个主要流派,社会现实意义:重要性、复杂性、艺术学宏观视角,理论基点与关键问题:普遍性、特殊性与中国实践。整篇论文以此四个方面的理论思考为立足点,展开了关于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的论述、分析,其分析的脉络主干和主要依托为技术与艺术的历史发展进程,对这一延续上下五千年的宏大进程,论文又一分为二的从两个方面展开客观分析,也即技术对艺术的作用以及艺术对技术的影响。从章节上,关于两者的关系和影响,分别从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形态变化与门类拓展、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创作领域的新变化、技术进步推动新艺术形式的衍生与跨界整合这三个维度做了分析概括,而从具体的现象和形态领域梳理,则可分成以下八个方面,也即:艺术空间:文化生态与传统审美内涵变化,艺术语言:动态综合、主观体验与传播维度变化,艺术门类:新形态涌现、艺术扩容与门类拓展,艺术程式:作品呈现与欣赏场域、方式变化,艺术观念:作品创作工具、方法、观念变化,主客体关系:实践中作品创作与欣赏关系的变化,新艺术形式:与新技术环境融合共生,跨界整合:创作表现实践活动的新探索。以上述这八个方面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述为基础,以前述四方面的理论思考为着眼点,以技术与艺术的历史发展进程为依托,以技术对艺术的作用与艺术对技术的影响的客观分析为关照和平衡尺度,论文经过上述系统的梳理、分析,得出了技术与艺术的共同未来与发展走向。对于技术与艺术共同未来具体内容的阐述,论文又从分析和展望两个方面具体入手,从发展规律与文化表现、辩证关系与社会影响、交互多元的文化景观三个方面做了深入地分析,从文化逻辑与美学观念、技术控制与文化自觉、审美理想与精神追求三个方面做了理论层面的宏观展望。在具体三点分析和三方面的展望之基础上,从上述六个方面的问题分析和阐述中得出核心观点,也即艺术审美活动的方向与精神文化坐标:以人为原点,携手传承与弘扬,创作生产技术与艺术相互协调统一的优秀作品。所以,全文结论为:技术与艺术共同携手面向美好未来。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技术与艺术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技术进步虽然与艺术形态的发展变化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等同对应关系,但艺术自身又确实存在着对技术的依存关系。艺术作品既是技术之物,是技术支撑的具体呈现,与技术的进步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内在观念的显现和表达。在当代社会,技术进步对艺术的影响已拓展到艺术作品形式表现之外的广阔领域。技术从制作手段、材料载体、场景氛围和信息表达等方面对艺术作品形态的变化产生着影响。艺术则主要通过交流的方式、审美的途径、教化的功能、创意的驱动四个维度,展现着艺术本质属性对技术生态变革所产生的促进作用。艺术折射了社会文化中人与社会之间不断调整着的相互关系;同样,技术在自身发展中也以人为原点,关注并解决上述问题。技术决定了不同时代的艺术创作必然采用与之相应的方法手段。技术不断延长和拓展着艺术创作的方式和手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艺术的思想、观念、方法,带来了艺术作品外在感受方式和欣赏者心理感知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艺术作品内在意蕴、精神品格和思想内涵的变化。技术进步逐步改变着整个艺术生态,在艺术形式表现中促使产生了新的形式特征,生成了新的艺术形态,形成了新的艺术门类。技术进步推动着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关系随之变化,不仅产生了新的社会文化形态,而且形成了对传统经典艺术创作和表现形式认识的提升,由此生成的艺术精神则进一步形成了对现实社会的文化引领。技术的不断进步赋予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不同的时代信息和技术特征。技术决定不同时代的艺术创作必然采用与之相应的方法与手段,并呈现出不同面貌;同时,技术变革更使隐含在艺术表象内部的艺术观念同步发生重要的变化。这在外部显现为创作工具、材料应用、表现载体以及创作手法的改变,在内部则折射出审美追求、认识方式与评价模式的变化。艺术创作的数字化和艺术作品的虚拟化,反映了技术进步影响下艺术创作对于新材料、新介质以及新的存在、传播方式的广泛运用,以及个人审美精神领域中一种新的生命体验的艺术表达。艺术的发展变化始终伴随着技术进步的步伐。技术不断以各种方式介入艺术创作并影响着艺术的形态,而在艺术创作和作品表现形式中,也无不凸显出技术在视觉体验、界面形态变化和不同维度改变等方面的作用。艺术作品形态的蜕变,受制于艺术观念的更新,更深层是技术在创作中推动作品外在形式表现变化与内在观念创新的体现。由于介质的改变以及艺术题材、外在形式等表现空间范畴的拓展,技术在实际上不断丰富着艺术的感知效果和体验维度;同时,人对技术的依赖程度有了明显提升,艺术场域依托于技术进步得到了极大扩展,作品创作和艺术精神都实现了对于原有地理空间、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主、客观隔阂的有效跨越。技术进步加速了不同艺术形态之间的跨界融合,顺应了高技术应用及其与有关艺术领域交叉融合的新趋向,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也由此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拓展了新的存在空间,并日渐成为实现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历史上,艺术创作主体与技术进步之间始终是相互适应的。技术在客观物质层面超越和支撑着艺术特别是具体的创作实践活动,艺术则在主观精神层面努力突破着技术模式对艺术创意自由舒展的客观制约和技术理性思维的惯性束缚,同时,艺术还在用自身的创新和先锋思想在审美欣赏和价值判断等精神层面,实现着对社会的引领。在网络信息时代中,技术的进步与普及促使艺术创作中实际操作的入门条件降低,社会大众普遍成为艺术创作者和艺术欣赏者,并可在二者之间轻易实现转换。技术进步自然突破和消解了艺术作品的原有边界,艺术继而从精神层面扞卫和重构出作品自身新的审美形式边界,出现了艺术创作与欣赏、接受过程之间相互渗透、角色互换等互动发展的文化新景观。艺术是人类社会智慧的结晶,艺术作品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艺术欣赏者发现自然山川的美、体会社会生活的美、感受精神心灵的美。在艺术作品中追求和体现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并以美感人、以文化人,最终提升社会大众的精神品格和审美境界,引领社会风尚是艺术的实践追求和文化价值的核心问题所在。在当前这个高新技术普遍应用的时代,大众文化的流行与普遍存在已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的必然。在技术给予我们更多帮助和机会的同时,我们着眼更多的应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以及对经典作品创作理念和艺术审美标准的坚守。以艺术创作实践活动为中心,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不仅会创造出精美的作品,而且会在现代化传媒和多元文化的融合交汇中,催生出以人为原点的理论价值体系。创作实践与理论评论的磨合、驱动,会共同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我们应以此培育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社会文明水准,涵养国民艺术精神。我们在艺术实践活动中不断实现对于技术的规范、引导、超越、提升,就一定能够促使艺术最终成为引领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行的持续动力,以及不断超越现实、启蒙思想、开创未来、实现美好社会生活的智慧源泉。

徐华伟^[7]（2019）在《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能力研究》文中认为纵观人类演进的历史长河,可以发现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的能力发挥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这既表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前提,也说明人获得解放的过程同时是人能力得到发展,实现自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作为“天生的政治动物”,人类所构造的政治生活是保障其生存所必须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条件,公民政治参与能力就是人参与政治生活发展出来的能力,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命题的体现,是确立人在世界中主体地位的主要表征。在相当有限的时间内,互联网席卷全球,新技术的开放性与互动性为公民在政治生活方面增添了崭新的元素,信息的共享与快速流转无疑极大的降低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门槛,虚拟社区、网络社团、网络政治动员、网络民意征集、人肉搜索等展现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新面貌,再一次充分验证了“科学技术从来都是历史的有力杠杆”这一论断。基于网络,公民对于政治参与的态度、政治表达的热情以及采取集体行动的质量有了崭新的提升。在我国引入全功能互联网的20余年时间里,经过国家自上而下的全力推动和公民自下而上的积极应用的相互助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能力发展迅速,从纵向上看,公民关注政治生活的范围、理解政治生活的深度和处理政治生活问题的方式都有着巨大的突破,从横向上看,公民对于自身权利的维护和整体协作推动事件发展的能力显着增强。然而,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能力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如数字鸿沟、信息泛滥以及网络政治参与失序化与无效化的问题,究其原因,我国当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根本上决定了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能力发展所要显现的问题,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应然”与现阶段的“实然”状态的对立统一关系;两千年传统政治文化的积淀,塑造了我国公民特有的心理习惯和行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与代表开放透明互动共享精神的互联网文化有着矛盾冲突,这是深层次原因;当前政治参与制度对于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保障的不足则构成了直接原因。有鉴于此,通过加强经济建设、推进民主建设、开展文化建设、完善制度建设以及推动技术建设的路径,奠定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能力发展的物质基础,搭建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能力发展的平台,开拓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能力发展的空间,构建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能力发展的保障体系和增强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能力发展的动力,从而提升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能力,有效维护公民政治权利,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邱雨^[8]（2017）在《网络时代公共领域的双重境遇及其现代转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共领域是处于以公共权力领域和包括家庭和市场在内的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以话语交往为核心作用机制的意见领域,它力图建构起现实政治的道义基础,构成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和平台。哈贝马斯认为,真正的公共领域起源于17和18世纪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以咖啡馆、沙龙、茶室等空间为载体。在传统媒体时代,公共领域在政治和商业因素的裹挟下走向式微。网络时代的到来以及网络对于传统媒体的质的超越使学者开始探讨“网络是否能够重塑公共领域”的主题。网络时代公共领域面临双重境遇。一方面,网络空间满足了公共领域所需要的三个基本构成要件,即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对分离基础上的私人公众、作为自由交往平台的网络空间以及政治和商业因素侵蚀减弱下形成的网络舆论,在此意义上,网络空间确实成为公共领域复兴的契机。另一方面,网民基于这一虚拟平台所进行的对话交往具体实践中呈现出诸多可能解构公共领域的特征,集中表现为:对常常作为“乌合之众”的大众的“复魅”、即逝公众与碎片化议题、“沉没的螺旋”与群体极化、标签化舆论与理性的沉没、政治和商业因素的裹挟依然存在等,在此意义上,网络时代公共领域依然面临被解构的危机。此外,在不同的网络舆论议题中,网民的话语交往表现显着不同,不同层级的政府基于行动逻辑的差异性对于不同的网络舆论作出的反应也不同。大体而言,网络舆论议题主要分为事实性议题和价值性议题两大类,在前者中,网民的话语交往呈现出良好风貌,在后者中表现则往往相反。在政府一方,那些主要针对地方政府或者某些具体领导人的议题,无论是价值性议题还是事实性议题,往往因其具体性能够得到较大的讨论空间,而那些触及中央政府的言论,无论是价值性议题还是事实性议题都会被予以强力管制,中央政府的反应和地方政府的反应具有鲜明的层级差异性。通过分析网络话语交往所具有的解构公共领域的表现特征,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公共领域的现代转型:首先,就网络话语交往的特征来讲,分析和理解网络空间中话语交往的属性是认识论前提;其次,就网民自身来讲,培育其自律、理性、宽容的公民精神是实现交往者素质转型的重要路径;最后,就网络话语交往的外部规制来讲,实现“线上”言论规范的法治转型是保障公共领域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史献芝^[9]（2017）在《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是以网络信息技术、数字化交往互动与生存为突出特征的时代。可以断言的是,快速勃兴与全面铺展的网络信息技术不仅大大拓宽与改变了人们交往互动的空间与生存模式,也给人们价值观念的生成、固化与改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互联网本身的隐蔽性、匿名性、即时性、交互性和大容量等特质决定了多元行为主体话语表达的任意性和行为选择的多元性。在广袤无垠的网络空间中,现实空间中的身份差异、地域界限被完全遮蔽与消解,尤其是随着社交软件的快速更迭,多元行为主体表达的渠道也更加宽广与顺畅,不问出处的多元行为主体在相当程度上拥有了自由、任性表达自我价值诉求的权利。“互联网+”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问题不仅开始浮现,而且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扞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一个关键变量。同时,随着网络信息技术与社会的深度耦合,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也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并且愈加困难的时代课题。本文在深入分析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实践成效、时代要求和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等问题的基础上,系统地探究了切实推进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可行性路径与对策,这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本文主要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紧紧扣住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这个核心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政治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宏观视域中系统地探究了如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阐释了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等核心概念的内涵,搭建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二是通过对网络意识形态的生成主体和基本场域的分析,勾勒网络意识形态生成的内在机理;三是通过对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历史沿革、实践成效和时代要求,剖析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必要性;四是深入检视了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和成因,明晰进一步探究相关问题的向度;五是从规范性的视角,综合探究了切实推进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路径与对策。通过研究表明:在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中,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仅仅依赖于网民的道德自律或传统自上而下的线性治理模式,不仅无法有效应对各种相互绞缠的潜在挑战,更不要去奢谈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维护国家安全和扞卫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质言之,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必须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精髓的基础上,秉承现代治理理念和法治精神,建构一种动态的现代多元共治模式。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层面看,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原则,把准治理的价值导向;大力培育公民参与治理的主体意识,创新培育公民主体意识的路径方法;充分汲取和借鉴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夯实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文化基础;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技术与制度网络,加强顶层设计,提升网络信息技术的创新研发能力;建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实践中,切实推进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要求我们进一步创新中国治理话语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国治理逻辑,不断推进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模式的传承、创新与超越。本文的主要创新如下:一是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综合性。本文并没有局限于单一学科的研究视角,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分析研究的理论框架,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来多维度视角地探究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恰切之道。二是研究主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是近些年来才开始逐渐浮现的一个新颖研究议题,进入学界研究视野的时间算不上长,现在也尚未发现将其作为研究主题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的前瞻性,意味着在理论与实践领域都存在着可以进一步拓展或挖掘的研究空间。三是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本文对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实践成效、潜在挑战、存在的问题、成因和路径建构等问题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即本文将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研究对象,突破了既有文献研究以单一或几个层面内容为研究议题的弊端。

程小玲^[10]（2016）在《公共外交视野下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研究 ——以新华通讯社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共外交从根本上体现了一国政府对于增进不同国家之间文化相互理解的自觉努力,是进行国家营销的系统性规划。公共外交的核心载体是国际传播,传播能力决定了国家影响力,现代媒体的介入促成了内政外交一体化。公共外交与媒体国家影响力塑造,正发生强烈互动与融合。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以和平崛起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际地位逐步提高。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却明显存在短板,对外传播明显“大而不强”的问题较为明显,国际舆论环境中“西强我弱”的被动局面依然存在。作为国家的耳目喉舌、身兼官方和民间背景的天然优势,以新华社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媒体,正在通过外宣、外交、外销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国际传播,不断在公共外交领域中取得重要成果。本论文在公共外交的视野下,对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进行考察,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并结合西方媒体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发展策略和建议。首先,论文对公共外交、主流媒体及国际传播力的内涵、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作了阐述。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渠道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公共外交是主流媒体开展国际传播的重要手段。事实证明,在公共外交的背景下主动设置议题,通过文化交流、信息项目等形式,可以灵活、深入地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有效影响外国受众,提高本国国际影响力,加强国际话语权。其次,论文对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现状进行了梳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前对外报道稀少、国际新闻报道基本无存在感的封闭期；努力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开拓期；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9年以来,以国家为主导的全面布局、促进主流媒体结构优化的战略转型升级期。其中,笔者重点以新华社为例,系统介绍了这个世界性的国家通讯社,在我国国际传播中的地位、作用、渠道,以及议程设置的框架、组织机制、受众定位。并对其特有的国际传播历史沿革、外宣报道平台流变、媒体外交活动开展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新华社是中国最重要的官方主流媒体,也是我国对外宣传的缩影。通过对这个典型案例的深入剖析,论文分析了我国际传播力建设中的主要优势、突出问题、影响因素和未来走向。此外,论文还对西方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建设进行梳理和横向比较,总结对我国有积极借鉴的内容。最后,在综合上述各方面研究的基础上,论文从公共外交的角度,针对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建设,提出包括制定总体战略、提高议题设置能力、增强国际化叙事能力、加强传播渠道建设、创新传播手段等方面的建议。

二、网络时代的报纸编辑应有的3种能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网络时代的报纸编辑应有的3种能力（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公民网络素养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网络时代公共领域的双重境遇及其现代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9）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公共外交视野下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研究 ——以新华通讯社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网络时代的报纸编辑应有的3种能力（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D]. 贾绍俊.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研究[D]. 黄丽娟.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7)
• [3]新时代公民网络素养培育研究[D]. 牛娜. 兰州大学, 2020(01)
• [4]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研究[D]. 孙晓楠. 国防科技大学, 2019(01)
• [5]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D]. 潘庆华.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1)
• [6]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D]. 楚小庆. 东南大学, 2018(05)
• [7]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能力研究[D]. 徐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9(01)
• [8]网络时代公共领域的双重境遇及其现代转型[D]. 邱雨. 武汉大学, 2017(06)
• [9]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D]. 史献芝.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10]公共外交视野下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研究 ——以新华通讯社为例[D]. 程小玲. 武汉大学, 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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