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蔬菜购销体制改革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认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吴盛杰[2]（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李攀[3]（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研究指明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苏峰[4]（2018）在《北京市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的形成（1978-1988）》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所有制结构经历了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改革开放前的二十余年,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受苏联模式影响以及长期被“左”的思想所禁锢,中共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规律;认为公有制结构越大越公越纯越好,致使新中国成立初期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格局,不断“过渡”和“升级”,最终成为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按劳分配也被异化为平均主义。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解放、经济发展,通过鼓励多种经营方式、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调动多方积极性,多种经济成分经历了从默认、限制到引导、促进的过程,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外贸经济、集多种经济成分于一体的股份制经济,以及获得法定地位的私营经济,经过十多年的突破与发展,打破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经济格局。改革开放40年来,多种经济成分在促进经济增长、拉动社会投资、培育市场竞争环境、解决人民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促进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聚焦1978年至1988年多种经济成分的复苏和兴起,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背景下,对于总结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正反两方面经验,巩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理论、历史和现实意义。1978年至1988年,北京城乡多种经济形式的兴起和发展历程,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多种联产责任制和安置待业青年工作为集体经济的兴起、个体经济的复苏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动力;从实际出发、探索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的“京郊之路”和推动乡村工业化的乡镇企业,有力推动了京郊农村集体经济的崛起;引发全国关注的“牛奶难”问题及其解决过程,展现了国有经济的改革和探索;改革开放后十年间,商业流通体制、财政管理体制和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对个体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第一家合资汽车企业和合资饭店,标志着外资经济在北京的起步;中关村一条街早期的三个争论和三次风波,特别是股份制改革尝试、政府作用对民营科技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正是这些经济形式的兴起和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入,有力促进了购销政策、物价政策、商业流通、财政管理、街道管理等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改革,突破了原有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深刻改变了所有制经济结构,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总的来说,北京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呈现出国有和集体经济主体地位巩固、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特点,扭转了人们此前的思想观念,迎来了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从中可以得出几点启示:一是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是制定所有制政策的根本依据;二是生产力标准是构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客观标准;三是解放思想是推动所有制理论创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四是政府推动是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形成的有力支撑;五是不同历史时期有其不同时代使命,不能站在今天苛责昨天。改革开放后这十多年北京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基本做到了适应当时社会的内在需求和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特色鲜明,成绩突出,为此后的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
陈印静[5]（2018）在《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文中研究指明为重审与再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本论文以地方政府的商业管理为视角,阐释在国家有序计划与主动介入下,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轨道,以价值规律为调节手段的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地位被国家计划所取代的进程。从而揭示1949年至1966年国家如何推进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此时段国家权力、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市场经济?在研究思路上,本论文以各时期商业所有制的演进作为逻辑主线展开,并选取具有特殊性的小商业作为专题研究,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进行系统论述。中共建政早期,国家引导武汉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首先,新旧政权更替与商业秩序重建。中共建政以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已形成,建政后中共实践了新民主主义商业,并通过改组“大公”与“小公”商业、整顿合作社商业的“商人路线”、对私营商业实行分利政策等举措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武汉在新旧政权过渡时期采取了鼓励商业转业、开展物资交流、建立新商事制度等办法恢复与发展商业。其次,“五反”运动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武汉在中央的号召下开展了商业从严的“五反”运动,政府加强了对私营商业的计划干预,由于限制与排挤私商过头导致商业结构失衡,政府不得不进行商业计划结构的再次调整,其结果是新民主主义商业提前走向终结,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条件。再次,资本主义商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计划市场与自由市场的矛盾推动“一五”时期商业体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转型过程中借助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手段,形成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对批发商业、零售商业、小商业等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商业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式。最后,巩固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一五计划”后计划体制得以建立,国家开始致力于稳固社会主义商业。由于国家局势不断变化,社会主义商业亦随之多次调适。国家对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主要从计划性和非计划性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进行政府商业管理体制改革,从国家制度与行政管理层面设计与安排计划性商业;另一方面,对自由市场进行管控,打击自发商业行为,限制非计划因素。在阐释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般性政策的基础上,选取小商小贩分析其特殊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小商小贩与批发商、零售商相比,具有特殊性所在,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属于国家计划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徘徊者”,国家一方面努力把其纳入计划轨道,另一方面又迫于流通需求保持其市场属性。因此,国家对引导小商小贩走社会道路过程中采取了相对特殊的吸纳方式,小商小贩处于市场与计划之间的边缘身份体现了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问题的因人制宜政策与取向。通过对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949年至1966年,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经历了建政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形成、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商业的建制与改组、“五反”运动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由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向社会主义商业的过渡、巩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对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的历史演进。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途径为扩大计划市场、缩小自由市场,商业管理权力陷入“上收——下放——上收”的反复循环。作为兼具“双重身份”的特殊存在,国家在引导小商贩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出现了“安排政策倾斜”与“安排过宽限制”之间的徘徊、“吸收进来”与“调整出去”的矛盾,小商贩从而成为纳入国家计划与保持市场性的“徘徊者”。在这一时期,市场与政府双方展开了长时段的博弈拉锯。面对政府在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高压管控,市场并非“坐以待毙”,其“自发力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与政策变化中寻求可行的生存策略而难以消灭,国家面对市场的主动性一次又一次地采取了妥协姿态,乃至不惜采用阶级斗争与阶级对立的方式对其发展进行限制。武汉商业社会主义道路与湖北省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特殊性,从消费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转型中,呈现具有更多自主性、更注重强化商业管理权力、更加注重对小商业的改造和安排、更注重处理商业转业所引发的利益重组、更加强调内外物资交流等特征;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直辖市城市相比较,武汉具有行政层级的一般性,因此武汉商业政策的制定与运作的自主权相较于以上城市难免受到更多限制,尤其是受到来自于省级党政等多方的影响。
高群[6]（2016）在《蔬菜产业发展政策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迅速发展的蔬菜产业已成为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从国际经验来看,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根据国情对蔬菜产业实行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调控或监管。面对国内外的现实压力与大众舆论,我国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蔬菜产业宏观调控政策。那么,针对蔬菜产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国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主要内容、演变历程及影响因素都有哪些?面对市场价格的波动,政府的产业调控政策真的对稳定菜价有影响吗?若存在影响,其影响的正负导向作用与持续时间又是怎么样的?未来,为确保蔬菜产业良性运营,政府调控是否有必要由行政手段向市场化手段转变?新形势下,修缮国内蔬菜产业政策调控机制的相关建议有哪些?这些,均是现有的文献研究未能深入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展开国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发展及评价研究,主要的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一、梳理总结了国内外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发展概况（1）系统梳理与评价了国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主要内容。按照产业调控政策执行主体—中央与地方政府、产业链所处环节—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及其他环节两个视角,从调控政策实施背景、演变历程、相关内容、具体措施等方面对蔬菜产业调控政策进行系统归纳与梳理,同时,对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展开定性评价。（2）系统回顾与总结了国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历史演进过程与影响因素。系统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演变历程,并将其总结为八大阶段,依次为:菜品自由购销阶段、国家统一制定菜品价格、调整不合理菜价体系、放开菜价管制权限、蔬菜类产品连续增进、新一轮“菜篮子”工程、提升蔬菜类产品质量新阶段及统筹新一轮“菜篮子”工程阶段。与此同时,从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两个维度解析了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影响因素。（3）展开国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评述与借鉴。从蔬菜产业基本情况、调控政策背景与发展历程、政策概览、效果评价四个维度对美国、欧盟及日本等农产品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国家蔬菜产业先进调控政策进行系统梳理、总结,评价这些国家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运行效果;并与中国进行对比,从而探寻、归纳出对国内蔬菜产业良性运营具有借鉴性意义的重要启示。二、基于事件分析法和案例研究科学评估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效果（1）基于事件分析法展开国内月度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对市场价格影响的实证分析。借鉴金融学与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经典的事件分析法,通过与目标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按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及其他环节分门别类的展开产业历次调控政策对市场价格作用效果的评估,用并不直接受到蔬菜产业政策影响的肉类及其制品价格作对比研究,重点考察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对价格影响机制的正负导向作用及持续时间,并按类别的不同对历次调控政策干预措施的外生性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蔬菜产业调控政策按照其针对产业链环节的不同,对蔬菜市场价格的影响效果也不尽相同。其中,与生产环节相关的调控政策对菜价具有四个月左右的正向提价作用;与流通环节相关的调控政策对菜价具有三个月左右较低程度的正向提价作用;与其他环节相关的调控政策作用程度太低尚不足以将菜价拉至正常水平。（2）基于差分模型展开年度产业调控政策对蔬菜市场价格影响的案例分析。利用差分模型,测算蔬菜市场价格真实走势与假设未启动调控政策条件下的菜价模拟值之间的差额,将差额绝对值较大的年份纳入案例库。从政策背景、政策效果、政策解读等维度展开分析,综合评估蔬菜产业调控机制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在样本考察区间内,国内蔬菜产业价格调控政策对菜价的正负导向不尽相同,且绝大多数年份的产业调控政策并没有对稳定蔬菜类产品价格起到明显的改善效果;与此同时,2000年以来国家对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干预较之以往也明显增多,干扰了市场机制在蔬菜类产品价格形成中的作用。综合而言,无论是事件分析法的研究,还是基于差分模型的案例分析,均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着21世纪以来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并未很好的实现政策初衷,虽然,政府在引导蔬菜市场改革、维护生产者福利及促进消费等方面的确承担着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然而,直接的政策干预手段对蔬菜类产品价格的维稳能力有限。三、提出完善国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建议（1）建议变革调控方式,建立以市场机制为主的蔬菜产业政策体系。贯彻“市场机制对价格形成的决定性功效”、“政府宏观调控不能退出”、“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的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原则—稳定性和连续性、长期性和针对性、整体性和协调性、立足国内和学习国外相结合,建议重点强化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强化政府在蔬菜产业公益性、基础性和服务性环节的功能;二是毫不放松国内蔬菜类产品生产,缓解价格持续上涨的压力;三是综合供需双重因素,科学构建蔬菜类产品市场价格波动预警体系;四是要增强居民蔬菜消费意识及维稳蔬菜类产品价格,加强政策创新。（2）建议进一步规范并完善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实现行政手段逐步向市场化手段转变,重点推行蔬菜市场化调控制度。并从内涵界定、国内外实践经验及启示三个维度解读了当前主流的两大市场化调控举措一调控目录制度和蔬菜价格保险制度,以期为国内蔬菜产业调控机制由行政手段向市场化手段转变提供借鉴。论文可能的创新点有:（1）给出了一种新的评估鲜活农产品调控政策效果的方法与思路,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新意。为科学解析21世纪以来国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对市场价格的影响效应,引入了金融学、社会学领域中运用较广的事件分析法和基于差分模型的典型案例研究,以期为未来蔬菜产业良性运营与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持。（2）构建了涵盖蔬菜全产业链的政策发展与效果评价体系,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本研究打破了以往学者侧重于对产业链的某一环节或某一品种进行效果评估的逻辑,试图构建涵盖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及其他环节的全产业链的蔬菜产业调控发展过程与政策效果的完整逻辑体系。
肖小勇[7]（2015）在《蔬菜价格形成及传递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民以食为天,蔬菜占半边。蔬菜在人们的饮食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近30年来,我国蔬菜产业得到长足的发展。蔬菜总面积由1978年的3371千公顷增长到2013年的20899千公顷,增长了 5倍。蔬菜产业在“保供、增收、创汇”等方面创造了巨大的效益。中国蔬菜产业在创造巨大效益、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牵涉面最广、关注度最高的是蔬菜的价格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蔬菜价格暴涨暴跌现象频发;二是蔬菜生产者难以分享价格上涨收益;三是蔬菜产销价差扩大。蔬菜价格问题关系着民生和三农,也是政府政策关注的重点,因而,研究蔬菜价格形成和传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一、本文总结了中国蔬菜价格特征,厘清了中国蔬菜价格面临的问题及原因我国蔬菜价格的季节性波动特征明显,蔬菜价格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且蔬菜生产价、批发价和零售价波动较为同步。我国蔬菜价格存在暴涨暴跌、蔬菜生产者获利较少以及蔬菜产销价差拉大等三个问题。异常气候、近郊菜地减少和信息不对称是蔬菜价格暴涨暴跌的主要原因。蔬菜生产成本上升、蔬菜生产者缺少定价权和蔬菜产能过剩三个因素导致蔬菜生产者难以分享价格上涨收益。蔬菜产销分离、传统模式下中间流通环节过多等原因导致蔬菜流通成本上升,使得蔬菜产销价差拉大。二、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1.提出了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在该理论分析框架中,本文界定了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的概念、厘清了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的内涵、阐述了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的组成部分及其运行机理。本文将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界定为:蔬菜价格形成机制是指蔬菜交易过程中确定蔬菜价格的各种关系的总和。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的内涵为:短期内,蔬菜价格取决于蔬菜供求关系,长期内,蔬菜价格取决于行业平均成本,而且,短期均衡价格围绕行业长期平均成本波动。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包括动力系统、传导系统、工作系统和调控系统四部分,其运行机理为:在蔬菜供求关系的作用下,蔬菜市场充分竞争而形成蔬菜价格,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共同调节,以保障蔬菜价格的合理性。2.构建了蔬菜价格形成的一般均衡系统。该系统中有蔬菜产量、中间投入量、蔬菜生产者价格、中间投入品价格、蔬菜消费量、蔬菜消费者价格6个内生变量,并纳入蔬菜生产中的劳动力价格和资本价格、中间投入品的劳动力价格和资本价格、消费市场上替代品价格、居民消费支出等外生变量。该系统刻画了蔬菜生产者价格和蔬菜消费者价格的形成机制,并刻画出外生冲击对蔬菜生产者价格和蔬菜消费者价格的作用机制。3.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和总结了蔬菜流通的三种模式,并分析了三种流通模式的价格形成机制。寿光本地菜外销的流通模式归纳为三种:一是大型批发市场流通模式;二是地头市场流通模式;三是“农超对接”模式。三种流通模式及其蔬菜价格形成机制具有共性和个性。金乡大蒜价格形成有5月中旬新蒜上市、7月初新蒜入库、8月底封库三个时间节点,三个时间节点将大蒜价格形成分为三个阶段。三、本文对我国蔬菜价格的传递机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1.厘清了蔬菜价格传递机制的概念及模式。蔬菜价格传递是指某类蔬菜价格变化引起其他类蔬菜价格变化,其变动关系及变动过程称为蔬菜价格传递机制。按研究对象分类,将我国蔬菜价格传递机制分为蔬菜品种间价格传递机制、蔬菜产业链各环节间价格传递机制和蔬菜价格空间传递机制三类。2.从品种视角分析了我国蔬菜价格传递机制,发现蔬菜各品种间存在价格传递关系。①蔬菜市场是一个内生系统。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大白菜、黄瓜、菜椒和西红柿四类蔬菜所构成的蔬菜市场是一个内生系统。②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表明系统内各蔬菜存在替代关系。除西红柿外,来自蔬菜价格的冲击对其他三类蔬菜价格的冲击绝大多数为正向影响,而且,其他三类蔬菜价格受到冲击后依靠自身消化外生冲击的贡献度均较大。来自菜椒价格的冲击对蔬菜市场内其他各类蔬菜价格的影响最大。西红柿对大白菜、菜椒和黄瓜等其他蔬菜的替代作用相对较弱。③VAR-BEKK-GARCH（1,1）模型表明各品种蔬菜价格间存在溢出效应。具体地,菜椒和黄瓜价格对大白菜和西红柿价格存在单向均值溢出效应,而大白菜和西红柿价格之间存在双向均值溢出效应;蔬菜价格间存在显着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3.从产业链视角分析了我国蔬菜价格传递机制,发现蔬菜产业链各环节间价格传递存在非对称性。①无论蔬菜生产者价格还是零售价格,对正向冲击的调整速度大于负向冲击。②无论正向冲击还是负向冲击,蔬菜零售价格的调整幅度大于生产者价格。价格传递非对称性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市场力量、调整成本和菜单成本、政府干预、信息不对称等。4.从空间视角分析了我国蔬菜价格传递机制,发现我国蔬菜价格存在空间传递效应。①蔬菜价格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大白菜、茄子、西红柿和尖椒四种蔬菜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集中连片区域。总体来说,东部地区的蔬菜价格低于中西部地区。除西红柿价格外,大白菜、茄子、尖椒价格均有明显的“西高东低”特征。②我国蔬菜价格存在空间相关性。大白菜、黄瓜、西红柿和尖椒价格的Moran值分别为0.31、0.40、-0.11和0.27,这说明我国各地的蔬菜价格不是独立的,大白菜、黄瓜、尖椒价格存在空间正相关,而我国各地西红柿价格存在空间负相关。③我国蔬菜价格存在空间异质性。空间异质性突出表现在蔬菜价格存在高-高集聚、高-低集聚、低-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四种集聚类型。④空间杜宾模型表明我国蔬菜价格在各省之间存在显着的空间效应,而且,增加本地区蔬菜产量能够降低邻近地区蔬菜价格。⑤通过对“南菜北运”背景下国内蔬菜市场整合度的研究发现:“南菜北运”背景下北京与广西蔬菜市场整合度越来越高;南北蔬菜市场间的整合度低于北方蔬菜市场和南方蔬菜市场内部,而且北方蔬菜市场整合度高于南方。论文可能的创新点有:①提出了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在该理论分析框架中,界定了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的概念、厘清了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的内涵、阐述了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的组成部分及其运行机理。②构建了我国蔬菜价格形成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刻画了蔬菜生产者价格和蔬菜消费者价格的内在形成机理,并刻画出外生冲击对蔬菜生产者价格和蔬菜消费者价格的作用机制。③从品种、产业链和空间三种视角研究我国蔬菜价格传递机制,研究视角较为新颖。以往研究侧重于从产业链视角研究价格传递机制,对从品种和空间视角研究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缺少关注。
何美丽[8]（2014）在《蔬菜供应链中的话语权问题研究 ——以北京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蔬菜价格波动和质量安全问题成为社会热点。本文对北京蔬菜供应链进行实证研究,基于实地调研,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探讨蔬菜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形成与嬗变及其影响效果,揭示蔬菜价格波动与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蔬菜供应链本质上是“权力”传播链,相关主体的话语经“权力”传播链传递并对受体产生特定的影响效果,产生了话语权,形成对受体的影响、控制、支配的权力,受体的“反抗”或转变推动话语权的转移与嬗变,同时政府和新闻媒介也推动了供应链中话语权的历史变迁。从北京以批发市场为核心、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到“农超对接”的蔬菜供应链,话语权布局不断调整,在缩短供应环节、减少成本、平抑菜价、稳定蔬菜供应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从本质上来讲,蔬菜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布局整体上并未变革,话语权始终由批发市场及批发商、龙头企业或超市等主体掌握,因此获得更多议价权与合作利益,但蔬菜安全上的话语权被利益“绑架”而“虚化”,陷入无效或低效状态,造成蔬菜安全隐患。菜农与消费者一直缺失话语权与议价权,还可能被转嫁市场经营风险及其损失,“种菜的不挣钱,吃菜的不便宜”,呈“两头哭中间笑”的利益分配格局,唯以“弱者的武器”来反抗,导致蔬菜“劣币驱逐良币”而加剧蔬菜滞销与安全问题。在“农消对接”中菜农及农业合作社与消费者基本实现了话语权对等,却难以成为大众化蔬菜供应的主要形式。因此,单纯的蔬菜供应链结构优化与创新无法根本破解蔬菜价格频繁波动、蔬菜质量安全问题频发的迷局。此外,政府的话语权行使不到位,所实施的一轮又一轮的平抑物价措施反倒使菜农成为最终“受伤者”。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当前我国蔬菜供应中的几个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蔬菜市场竞争格局已形成,但市场机制对于菜农与消费者的话语权形成失灵；现行蔬菜供应政策培育的是蔬菜市场经营的垄断力量和话语权控制主体；蔬菜质量安全问题单一地归咎于农民是进一步对农民话语权的剥夺；政府并非蔬菜质量安全监管与保障的唯一主体。
廖惠霞[9]（2013）在《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广州农副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述论》文中提出1977年至1978年,广州在揭批"四人帮"的基础上开始了对农副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推行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理顺价格机制;二是开放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搞活城乡流通。追根溯源,广州能率先对农副产品流通体制进行改革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既有商业发达的历史基础与文化传统,也有供应港澳任务重、承办广交会等现实的压力。就政策依据而论,可以说是邓小平在广州点燃的改革开放"第一把火"。广州此次改革的探索,由于尚处于历史大转折的前夕,还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性。
韩连贵,李振宇,韩丹,吴庆岚,杨微,易继平,王恒,张照利,鲁川[10]（2013）在《关于探讨农业产业化经营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方略规程的思路》文中认为从1990年至今已20多年,我们一直注意调研、探讨全国各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方略规程。1990年,山东省诸城县从建立农业产品生产、加工、供销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种养加、产供销、产加销一条龙产业链实体,到2011年,全国各地区形成了农业产品种养加、产供销、产加销一条龙产业链,结成了农工商、贸工农、内外商、农科教一体化产业经营体系,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工业、商业、服务业转移,推进了城乡一体化、农工商企业共同发展,开辟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永续
二、关于蔬菜购销体制改革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蔬菜购销体制改革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3）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北京市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的形成（1978-198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
| 二、研究界定与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四、创新点与研究难点 |
| 第二章 城乡多种经济形式兴起的动力 |
| 一、多种联产责任制的联动效应 |
| (一)改革开放前夕的京郊农村 |
| (二)多种联产责任制调动多方积极性 |
| (三)多种联产责任制效应分析 |
| 二、城市待业青年问题推动多种经济形式兴起 |
| (一)北京就业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二)各项改革开始突破现有政策 |
| (三)安置就业使多种经济形式迎来发展契机 |
| (四)北京产业结构的优化 |
| 第三章 农村集体经济的探索创新与所有制调整 |
| 一、京郊之路：集体经济的搞活放开与适度规模经营 |
| (一)窦店开展多种经营 |
| (二)四季青实行专业化生产和横向联合 |
| (三)适度规模经营的试点与波折 |
| 二、乡镇企业的转型与高速发展 |
| (一)社队企业实现历史转折 |
| (二)政社分开与高速发展 |
| (三)乡镇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分析 |
| (四)北京乡镇企业的主要特点 |
| 第四章 个体、私营经济的回归与发展 |
| 一、北京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轨迹分析 |
| 二、商业流通体制改革推动国家、集体、个人“三足鼎立” |
| (一)“放开”“搞活”阶段 |
| (二)深入到体制改革阶段 |
| 三、街道管理体制改革与个体经济 |
| (一)向街道放权,推进街道管理体制改革 |
| (二)部门利益博弈下的街道个体经济 |
| 四、北京市个体、私营经济基本分析 |
| (一)城镇个体私营经济基本情况 |
| (二)个体工商户收入基本情况与来源分析 |
| (三)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环境简析 |
| 第五章 农村国有经济的所有制结构调整 |
| 一、京郊国营农场发展概述 |
| 二、所有制结构改革促使“喝奶难”问题根本解决 |
| (一)问题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引发全国关注与基本解决 |
| (三)所有制结构改革促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
| 三、农场系统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的初步形成 |
| (一)农场系统乡镇企业的兴起 |
| (二)京郊农垦系统三资企业的起步 |
| (三)形成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畜牧业结构 |
| 第六章 外资经济在北京城乡的起步 |
| 一、外贸体制开始实行承包制改革 |
| 二、三资经济的兴起 |
| (一)中国第一家汽车合资企业的艰难起步 |
| (二)第一家中外合资饭店北京建国饭店的兴建 |
| 三、北京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
| 四、外资经济对北京经济结构的影响 |
| 第七章 民营科技经济的迅速崛起 |
| 一、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形成 |
| 二、早期的三个争论与三次风波 |
| (一)三个争论与股份改制尝试 |
| (二)三次风波 |
| 三、民营科技经济初步形成中的政府作用分析 |
| (一)优化高新技术发展环境 |
| (二)新技术产业试验区的酝酿与初创 |
| (三)试验区初创时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探索 |
| 第八章 结语 |
| 一、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形成的理论根源、历史逻辑和现实意义 |
| 二、北京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的主要特点 |
| 三、几点启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经典着作及文献资料 |
| 二、着作 |
| 三、论文 |
| 四、报刊及档案 |
| 后记 |
（5）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近代中国商业史研究 |
| (二) 计划经济时期商业史研究 |
| (三) 改革开放初期商业体制改革的研究热潮 |
| 三、问题意识与创新空间 |
| (一) 关键词释义 |
| (二) 问题意识 |
| (三)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重点与局限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局限 |
| 五、主要研究资料 |
| (一) 档案类资料 |
| (二) 报刊类资料 |
| (三) 汇编类资料 |
| (四) 其他类资料 |
| 第一章 政权更替与商业秩序重建 |
| 一、中共建政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形成 |
| (一) 建政前的中共与商业 |
| (二) 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特征及对中共建政的影响 |
| 二、中共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商业的建制 |
| (一) “大公”、“小公”商业的改组 |
| (二) 合作社“商人路线”的整顿 |
| (三) 私营商业的分利政策 |
| 三、武汉商业秩序的新旧过渡 |
| (一) 商业转业 |
| (二) 物资交流与商业联营 |
| (三) 新商事制度的建立 |
| 小结 |
| 第二章 “五反”运动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 |
| 一、“五反”运动的起因 |
| (一) 从增产节约运动到“三反”运动 |
| (二) 从“三反”运动到“五反”运动 |
| 二、武汉“五反”运动始末 |
| (一) 由工商界“四反”走向“五反” |
| (二) “五反”运动的四个阶段 |
| 三、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 |
| (一) “五反”运动的特征 |
| (二) “五反”运动对商人的过度打击 |
| (三) 商业、市场与商人思想的变化 |
| (四) “五反”运动后的经济变局 |
| 小结 |
| 第三章 资本主义商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局势变动 |
| (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 武汉商业的新形势与商人的新矛盾 |
| 二、武汉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 |
| (一) 动员与起始阶段 |
| (二) 经销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阶段 |
| (三) 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阶段 |
| (四) 经济改组与安排阶段 |
| 三、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建构与运用 |
| (一) 借助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进行社会主义过渡的缘由 |
| (二)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管理 |
| (三)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运用——以零售商改造为例 |
| 四、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 |
| (一)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向社会主义商业的过渡 |
| (二) 商业过渡的困境与曲折——以武汉绸布座商为例 |
| (三) 社会主义商业的确立 |
| 小结 |
| 第四章 巩固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 |
| 一、保障计划性: 商业行政管理体制的三次改革 |
| (一) 商业机构市区分工改革 |
| (二) “大跃进”与“大商业”管理体制的形成 |
| (三) 国民经济调整与改进零售商业管理体制 |
| 二、限制“非计划”因素: 自发商业的市场管理 |
| (一) 自发商业的生存策略 |
| (二) 自发商业的限制与管理——基于1957年的分析 |
| (三) 取缔计划商品流入自由市场 |
| 小结 |
| 第五章 计划与市场间的“徘徊者”:小商贩的特殊社会主义之路 |
| 一、小商贩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
| (一) 小商贩的改造办法 |
| (二) 小商贩改造的定税政策 |
| 二、小商贩的安排及其调整 |
| (一) 安排小商贩的政策倾斜 |
| (二) 安排偏宽及其限制 |
| 三、残存小商贩的整顿改造 |
| (一) 残存小商贩的分类整改 |
| (二) 残存小商贩整顿改造的矛盾 |
| (三) 残存小商贩整顿改造的争议及处理 |
| 四、商业整改与调整退出小商小贩 |
| (一) 恢复合作商店与合作小组 |
| (二) 退出国合商业小商贩的安排政策 |
| 五、自发个体商贩的清理整顿 |
| (一) 自发个体商贩的井喷 |
| (二) 清理整顿自发小商贩的政策界限 |
| 小结 |
| 结语 |
| 一、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的社会主义道路 |
| 二、市场与政府间的“应然”与“实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蔬菜产业发展政策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 概念的界定与研究对象 |
| 1.2.1 概念的界定 |
| 1.2.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与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4.1 研究的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框架 |
| 1.4.4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主要的不足与展望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均衡价格理论 |
| 2.1.2 市场失灵与公共财政职能理论 |
| 2.1.3 准公共物品与福利经济学理论 |
| 2.1.4 农业的弱质性与城乡反差协调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有关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研究进展 |
| 2.2.2 国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相关研究 |
| 2.2.3 文献简评 |
| 2.3 理论分析框架 |
| 3 中国蔬菜产业调控政策概况 |
| 3.1 国内蔬菜产业运行基本概况 |
| 3.2 中央财政支持蔬菜产业良性运营的主要措施 |
| 3.2.1 与蔬菜产业生产环节相关的调控政策 |
| 3.2.2 与蔬菜产业流通环节相关的调控政策 |
| 3.2.3 与蔬菜产业其他环节相关的调控政策 |
| 3.3 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持蔬菜产销经营活动的政策措施 |
| 3.3.1 对菜品生产环节的扶持政策 |
| 3.3.2 对菜品流通环节的支持政策 |
| 3.4 各级财政支持体系的成效与不足 |
| 3.4.1 各级财政支持体系的成效 |
| 3.4.2 各级财政支持体系的不足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国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发展与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国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演变历程 |
| 4.2 国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影响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制定的因素 |
| 4.2.2 影响蔬菜产业调控政策执行的因素 |
| 4.3 本章小结 |
| 5 基于事件分析法的国内蔬菜价格调控政策效应分析 |
| 5.1 实证模型介绍 |
| 5.1.1 事件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
| 5.1.2 Hodrick-Prescott Filter分析的基本原理 |
| 5.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3 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对相关价格影响的模型估计 |
| 5.3.1 2000年以后蔬菜生产环节政策效应的模型估计 |
| 5.3.2 2000年以后蔬菜流通环节政策效应的模型估计 |
| 5.3.3 2000年以后其他环节政策效应的模型估计 |
| 5.4 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外生性检验——“目标定位分析法” |
| 5.5 研究小结 |
| 6 基于差分模型的案例分析—产业调控政策对蔬菜价格走势影响 |
| 6.1 理论框架与模型介绍 |
| 6.2 基于差分模型的典型案例选取 |
| 6.2.1 实施调控政策条件下的蔬菜市场价格真实走势 |
| 6.2.2 假设未实施调控政策条件下的蔬菜市场价格走势预测 |
| 6.2.3 典型调控政策的选取 |
| 6.3 政策发生对菜价影响的政策案例分析 |
| 6.3.1 2006年调控政策缺位、助推菜价上昂 |
| 6.3.2 2008年为确保蔬菜消费、政府平抑菜价 |
| 6.3.3 2010年为促进蔬菜生产、政策助推菜价 |
| 6.4 本章小结 |
| 7 国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评述与借鉴 |
| 7.1 美国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及评价 |
| 7.1.1 蔬菜产业基本情况 |
| 7.1.2 蔬菜产业调控政策背景与发展历程 |
| 7.1.3 政策概览 |
| 7.1.4 政策效果及评价 |
| 7.2 欧盟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及评价 |
| 7.2.1 蔬菜产业发展现状 |
| 7.2.2 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出台背景与发展历程 |
| 7.2.3 具体的调控政策 |
| 7.2.4 政策效果 |
| 7.3 日本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及评价 |
| 7.3.1 蔬菜产业基本现状 |
| 7.3.2 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发展历程 |
| 7.3.3 具体的调控政策 |
| 7.3.4 政策效果 |
| 7.4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转变调控方式:建立以市场机制为主的蔬菜产业政策体系 |
| 8.2.2 革新调控手段:重点推行蔬菜市场化调控制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蔬菜产业相关的调控政策概览 |
| 附录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相关课题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7）蔬菜价格形成及传递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中国蔬菜产业:创造巨大效益的产业 |
| 1.1.2 中国蔬菜价格:问题与挑战 |
| 1.1.3 研究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对象、思路、目的及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对象界定及使用范围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研究目的及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与展望 |
| 2 相关理论及研究综述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价格形成理论 |
| 2.1.2 价格传递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价格形成的文献回顾 |
| 2.2.2 价格传递的文献回顾 |
| 2.2.3 简评 |
| 2.3 蔬菜价格形成及传递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 中国蔬菜价格特征及问题 |
| 3.1 中国蔬菜价格总体特征 |
| 3.1.1 中国蔬菜价格在波动中上升 |
| 3.1.2 中国蔬菜价格波动剧烈 |
| 3.1.3 中国蔬菜价格波动频繁 |
| 3.1.4 中国蔬菜价格季节性波动特征 |
| 3.1.5 中国蔬菜价格周期性波动特征 |
| 3.2 中国蔬菜价格具体特征 |
| 3.2.1 分环节蔬菜价格特征 |
| 3.2.2 分品种蔬菜价格特征 |
| 3.2.3 分地区蔬菜价格特征 |
| 3.3 中国蔬菜价格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3.3.1 中国蔬菜价格存在的问题 |
| 3.3.2 中国蔬菜价格存在问题的原因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 |
| 4.1 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理论框架 |
| 4.1.1 蔬菜价格形成机制概念界定 |
| 4.1.2 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的构成及其运行机理 |
| 4.1.3 现阶段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内涵及影响因素 |
| 4.1.4 现阶段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的问题 |
| 4.2 完全竞争市场下蔬菜价格形成的理论模型 |
| 4.2.1 蔬菜生产者市场均衡 |
| 4.2.2 蔬菜消费市场均衡 |
| 4.2.3 蔬菜中间商市场均衡 |
| 4.2.4 蔬菜生产者市场、中间商市场和消费者市场的均衡 |
| 4.3 非完全竞争市场下蔬菜价格形成的理论模型 |
| 4.4 中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参数拟合 |
| 4.4.1 理论模型的参数拟合 |
| 4.4.2 外生冲击对蔬菜价格、产量和消费量的影响 |
| 4.4.3 外生冲击对蔬菜生产者价格与消费者价格传递的影响 |
| 4.4.4 关于蔬菜价格放大效应的验证 |
| 4.5 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案例研究:以山东寿光和金乡为例 |
| 4.5.1 山东寿光蔬菜价格形成:基于蔬菜产业链跟踪调查 |
| 4.5.2 山东金乡大蒜价格形成机制案例 |
| 4.6 本章小结 |
| 5 我国蔬菜价格传递机制 |
| 5.1 蔬菜价格传递机制内涵及模式 |
| 5.2 品种视角下蔬菜价格传递 |
| 5.2.1 品种间蔬菜价格传递的内涵及特征 |
| 5.2.2 品种间蔬菜价格传递效应研究方法:BEKK模型 |
| 5.2.3 品种间蔬菜价格传递效应的实证研究 |
| 5.3 产业链视角下蔬菜价格传递 |
| 5.3.1 蔬菜产业链各环节价格传递的内涵及特征 |
| 5.3.2 蔬菜产业链各环节价格传递的研究方法 |
| 5.3.3 蔬菜产业链各环节价格传递的实证研究 |
| 5.4 空间视角下蔬菜价格传递 |
| 5.4.1 蔬菜价格空间传递的运行机理及价格空间分布特征 |
| 5.4.2 蔬菜价格空间传递的研究方法:空间计量模型 |
| 5.4.3 蔬菜价格空间传递的实证研究 |
| 5.4.4 “南菜北运”背景下我国蔬菜市场空间整合 |
| 5.5 本章小结 |
| 6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关于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研究结论 |
| 6.1.2 关于蔬菜价格传递机制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完善蔬菜价格形成机制 |
| 6.2.2 整合蔬菜价格传递机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寿光产业链跟踪调研问卷 |
| 附录2 2003-2015年有关蔬菜调控政策一览表 |
| 附录3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科研情况 |
| 致谢 |
（8）蔬菜供应链中的话语权问题研究 ——以北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研究旨趣及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话语与话语权 |
| 1.4 蔬菜供应链中的话语与话语权 |
| 1.5 研究设计 |
| 1.6 小结 |
| 注释 |
| 第二章 蔬菜供应链的发展变迁与北京蔬菜供应链 |
| 2.1 蔬菜供应链的界定 |
| 2.2 蔬菜供应链的发展变迁 |
| 2.3 北京蔬菜供应链的典型模式 |
| 2.4 小结 |
| 注释 |
| 第三章 蔬菜供应链中话语权的产生与嬗变 |
| 3.1 政府对蔬菜生产与供应的话语权产生与嬗变 |
| 3.2 蔬菜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形成与嬗变 |
| 3.3 新闻媒介对蔬菜供应链的话语权的嬗变 |
| 3.4 小结 |
| 注释 |
| 第四章 北京传统蔬菜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布局与合作 |
| 4.1 以批发市场为核心的蔬菜供应链中的合作关系 |
| 4.2 产地批发市场的话语权布局与合作关系 |
| 4.3 销地批发市场与零售市场的话语权布局与合作关系 |
| 4.4 菜农的话语权布局与合作行为和蔬菜质量安全合作 |
| 4.5 小结 |
| 注释 |
| 第五章 北京现代蔬菜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布局与合作 |
| 5.1 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蔬菜供应链中话语权布局与合作关系 |
| 5.2 “农超对接”中的话语权布局与合作关系 |
| 5.3 消费者在蔬菜供应链中的话语权 |
| 5.4 “农消对接”中的话语权布局与合作关系 |
| 5.5 其它相关主体对蔬菜供应链的话语权分析 |
| 5.6 小结 |
| 注释 |
| 第六章 北京蔬菜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布局与利益分配 |
| 6.1 以批发市场为核心的蔬菜供应链中话语权布局与利益分配 |
| 6.2 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蔬菜供应链中话语权布局与利益分配 |
| 6.3 “农超对接”中的话语权布局与利益分配 |
| 6.4 “农消对接”中的话语权布局与利益分配 |
| 6.5 小结 |
| 注释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基于话语权对蔬菜生产与供应相关问题的讨论 |
| 7.3 小结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1：蔬菜物流企业访谈提纲 |
| 附录2：蔬菜生产农户调查问卷 |
| 附录3：北京蔬菜消费行为与质量安全评价调查问卷 |
| 附录4：《人民日报》中蔬菜生产与供应问题的相关新闻梳理 |
| 附件5：论文研究过程摘要 |
| 个人简历 |
（9）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广州农副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一) 改革蔬菜产销体制 |
| 1.1977年搞好蔬菜产销工作的八项措施 |
| 2.1978年以“幅度议价”为主要内容的蔬菜购销体制改革 |
| (二) 开放农副产品市场 |
| 1. 开放近郊区农贸市场 |
| 2. 开放市区行栏货栈市场 |
| 三 |
| (一) 历史作用 |
| (二) 历史特点 |
| 1. 改革起步的阶段性特征。 |
| 2. 改革起步的历史性局限。 |
| 3. 城市改革难度相对较大。 |
| (三) 历史条件 |
| 1. 政策依据与思想基础 |
| 2. 历史传统与现实压力 |
（10）关于探讨农业产业化经营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方略规程的思路（论文提纲范文）
| 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起源 |
|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标准 |
| (一) 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体系建设的原因。 |
| (二) 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体系建设的任务。 |
| 1. 坚持以农业现代化为目标, 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 |
| 2. 坚持以农业综合效益为中心,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
| 3. 坚持以农业科技进步为动力, 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
| 4. 坚持以农业产品市场需求为导向, 开辟农业产业化经营。 |
| 5. 坚持兴办农业龙头企业, 带动农业产业化经营。 |
| 6. 坚持发展农民流通队伍, 搞活农业产业化经营。 |
| (三) 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体系建设的要求。 |
| 1. 要科学规范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化的内容。 |
| 2. 要建立健全农业产品生产标准体系。 |
| 3. 要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化示范区建设。 |
| 4. 要组织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化宣传教育。 |
| 5. 要不断加大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化投资力度。 |
| 6. 要切实加强对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化建设的组织领导。 |
| (四) 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体系建设的方略。 |
| 1. 因地制宜确定需求范围。 |
| 2. 科学合理开辟途径创新。 |
| 3. 全面推进标准体系完善。 |
| 4. 切实加强政府引导协调。 |
| 5. 组织发动农民自觉遵守。 |
| 6. 建立健全完备保障体系。 |
| 三、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性质 |
| 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特点 |
| 五、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范围 |
| (一)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产业范围。 |
| 1. 农林种植业产业、牧渔养殖业产业。 |
| 2. 农林牧渔各业产品加工产业。 |
| 3. 农林牧渔各业生产经营前、中、后全过程服务产业。 |
| 4. 农林牧渔各业产品销售产业。 |
| (二)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产品范围。 |
| 1. 农林种植业生产、加工的产品范围包括: |
| 2. 牧渔养殖业生产、加工的产品范围包括: |
| (三)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途径范围。 |
| 1. 农业产业化经营产品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生态化途径。 |
| 2. 农业产业化经营方式科技化、合作化、市场化、国际化。 |
| 六、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类型 |
| 七、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目标 |
| (一) 科学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农业主导产品、支柱产业。 |
| 1. 培育和发展农业主导产品生产, 奠定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坚实基础。 |
| 2. 培育和发展农业支柱产业, 形成区域传统和特色产业经济优势。 |
| 3. 培育和发展农业新兴产业, 促进地方发展壮大农业产业化经济实力。 |
| 4. 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链条, 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
| (二) 科学安排农业产业发展规划, 全方位培育和发展农业优势、特色、短缺产业。 |
| (三) 科学组织农业产品基地建设, 逐步形成农业产品基地生产集约化、规模化和区域化布局。 |
| 1. 组织加强农业产品生产基地建设。 |
| 2. 组织推进农业产品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基地建设。 |
| 3. 组织落实农业产品基地建设的区域化布局。 |
| (四) 科学开拓农业产品市场建设, 不断培育农业产品统一开放市场体系。 |
| 1. 科学掌握农业产品市场导向。 |
| 2. 科学培育农业产品市场主体, 这是指通过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多元化联合组织形式, 不断提高农户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生产经营水平, 科学培育农户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在市场上的主体地位, 享受与其他工商业者同样的经营自主权, 参与市场的平等竞争。 |
| 3. 科学开拓农业产品市场空间。 |
| 4. 科学构筑农业产品市场载体。 |
| (五) 科学推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 促使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
| 1. 增强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环节。 |
| 2. 增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功能。 |
| 3. 推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高起点发展。 |
| 4. 推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联合组建和创办企业集团公司。 |
| (六) 科学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资金投入多元化渠道, 坚持建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利益与风险紧密联结关系。 |
| 1. 科学开辟农业产业化经营资金投入不断增强的多元化渠道。 |
| 2. 坚持建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的利益与风险紧密联结关系。 |
| (七) 科学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体系, 增强农业产业化经营科技创新能量。 |
| 1. 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体系, 强化全方位服务功能。 |
| 2. 增强农业产业化经营科技创新能量。 |
| 八、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任务 |
| 九、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要求 |
| (一) 坚定树立农业产业化经营全新观念。 |
| 1. 农业产业化经营系列、一体化的全面发展观念。 |
| 2. 农业产业化经营集约、专业化规模发展观念。 |
| 3. 农业产业化经营生态、社会化的综合发展观念。 |
| 4. 农业产业化经营科技、现代化的永续发展观念。 |
| (二) 严格遵循农业产业化经营基本原则。 |
| 1. 严格遵循市场导向的准则。 |
| 2. 严格遵循自愿互利的准则。 |
| 3. 严格遵循协调指导的准则。 |
| 4. 严格遵循“龙头”带动的准则。 |
| 5. 严格遵循全产业链的准则。 |
| 6. 严格遵循企业兼并重组的准则。 |
| (三) 要引导带动广大农民建设农业产品生产基地。 |
| 1. 组织建成确保农业产品有效供应的生产基地。 |
| 2. 组织建成农业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生产基地。 |
| (四) 要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经营资源综合利用优势。 |
| 1. 科学认识农业产业化经营资源的特点、优势和问题。 |
| 2. 科学开发利用农业产业化经营资源的优势与劣势互补问题。 |
| (五) 要鼓励农民及其组织参加农业产业化经营一条龙产业链、一体化现代农业产业集团经营体系。 |
| 1. 因地制宜地布局农业区域化产业。 |
| 2. 科学合理地建立农业主导产品规模化生产基地产业。 |
| 3. 实事求是地扶持农业集约、专业化支柱产业。 |
| 4. 坚持不断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健全化基础产业。 |
| 5. 坚定不移地培育农业产业化经营一条龙产业链产业。 |
| 6. 遵纪守法地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服务社会化产业。 |
| 7. 广泛深入地开展农业科技开发、创新、推广应用产业。 |
| 8. 全面系统地建立农业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产业。 |
| 9. 全方位地建立农工商、贸工农、农科教一体化集团产业。 |
| 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政策措施 |
| (一) 树立农业产业化经营全新观念、自觉意识。 |
| 1. 正确认识、理解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概念和内涵。 |
| 2. 正确划分、确定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范围和内容。 |
| 3. 正确树立农业产业化经营全新观念、自觉意识。 |
| (二) 转变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领导、调节控制职能。 |
| 1. 改革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管理机构和经营体制。 |
| 2. 转变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领导的方式、方法。 |
| 3. 加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领导、调节控制的职能、责任。 |
| (三) 组织推动广大农民参加农业产品生产基地工程建设。 |
| 1. 组织落实农业产品生产基地。 |
| 2. 组织落实农业产品标准化生产。 |
| (四) 组织推动各地区创造调整优化农业产业化经营结构的条件。 |
| 1. 组织推动各地区划分、界定农业产业化经营结构的类型。 |
| 2. 组织推动各地区合理确定农业产业化经营结构的体制。 |
| (五) 组织推动各地区鼓励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壮大。 |
| 1. 要组织采取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多元形式。 |
| 2. 要组织落实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多种政策措施。 |
| 3. 要组织推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挥骨干带动功能。 |
| (六) 组织推动各地区开拓农业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的途径。 |
| 1. 组织把握农业产品市场的导向。 |
| 2. 组织增强农业产品市场竞争力。 |
| (七) 组织促进各地区增强农业科学技术创新、进步的动力。 |
| (八) 组织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收益分配组织体制。 |
| 1. 组织引导农民自主建立各种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股份合作组织及其他形式的联合体。 |
| 2. 组织推动农民与农业龙头企业等单位建立产销合同、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分担机制。 |
| (九) 组织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调控约束机制的纽带。 |
| 1. 建立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宏观调控机制。 |
| 2. 建立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具体约束机制。 |
| 3. 建立健全农业劳动力合理流动的转移机制。 |
| 4. 建立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资金多元化投入机制。 |
| 5. 建立健全国家财政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资金投入机制。 |
| 6. 建立健全国家银行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信贷资金投入机制。 |
| 7. 建立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资金管理机制。 |
| 8. 建立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利益分配机制。 |
| (十) 组织开辟农业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的渠道。 |
| 1. 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法制化。 |
| 2. 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环保化。 |
| 3. 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资源化。 |
| 4. 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社区化。 |
| (十一) 组织提供农业产业化经营保护、保险的保障。 |
| 1.农业产业化经营保护、保险的保障必要性。 |
| 2.农业产业化经营保护、保险的保障现状及制约因素。 |
| 3.农业产业化经营保护、保险的保障范围。 |
| 4.农业产业化经营保护、保险的保障内容。 |
| 5. 农业产业化经营保护、保险的保障职责。 |
| 6. 农业产业化经营保护、保险的保障原则。 |
| 7. 农业产业化经营保护、保险的保障要求。 |
| 8. 农业产业化经营保护、保险的保障措施。 |
| (十二) 组织推进现代农业标准化、城乡一体化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
| 1.现代农业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 |
| 2.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化体系。 |
| 3.现代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
| 4.现代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 |
| 5.现代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
| 十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成效 |
| (一) 推进了农业各种产业化经营发展。 |
| (二) 形成了现代农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
| (三) 增强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持续发展的能力。 |
| (四) 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科技进步。 |
| (五) 促进了农业生产经营要素科学组合。 |
| (六) 完善了农业产业化经营体制。 |
| (七) 健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 |
| (八) 建成了农业产品市场体系。 |
| (九) 加快了传统农业转变现代农业的进程。 |
| (十) 加强了城乡一体化、现代化和谐经济社会建设。 |
四、关于蔬菜购销体制改革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3]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北京市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的形成（1978-1988）[D]. 苏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5]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D]. 陈印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6]蔬菜产业发展政策效应研究[D]. 高群. 华中农业大学, 2016(04)
- [7]蔬菜价格形成及传递机制研究[D]. 肖小勇. 华中农业大学, 2015(04)
- [8]蔬菜供应链中的话语权问题研究 ——以北京为例[D]. 何美丽. 中国农业大学, 2014(08)
- [9]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广州农副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述论[J]. 廖惠霞. 中共党史研究, 2013(09)
- [10]关于探讨农业产业化经营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方略规程的思路[J]. 韩连贵,李振宇,韩丹,吴庆岚,杨微,易继平,王恒,张照利,鲁川. 经济研究参考, 2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