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部关于追究国家离退休公务员犯错行政纪律责任的规定

一、监察部对犯错误的已退休国家公务员追究行政纪律责任的规定（论文文献综述）

刘辉^[1]（2020）在《论重大行政决策的法治化规制》文中研究说明对重大行政决策的法治化规制,需要以权利与权力的平衡互动为前提,不应过度依赖权力的自我规制。合理限定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范围才能避免对既有立法体系的融洽性形成冲击。政府、专家与公众在社会治理中形成共在关系。灵活多样的公众参与机制是克服听证制度虚置的重要条件。合法性审查与风险评估都是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基础环节。划分责任类型与完善究责机制,是实现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规制目标的重要保障。

陈辉^[2]（2020）在《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处置权是监察委员会依据法定程序作出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处置性决定权,兼具纪律检查权与国家监察权、实体权力与程序权力、判断力与执行力的双重属性,可分为建议型处置、处分型处置和移送型处置等三种类型。处置权的运行原则,包括职权法定、程序正当、监察独立、处置协同等。在现行人大至上的宪法体制之下,协调好监察委员会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行政惩戒权、检察监督权和审判权之间的关系,是监察委员会处置权运行的正当性基础。监委行使处置权应受人大监督,处置权与罢免权存在职能分工且互不替代。从制度运行层面看,监委会对人大机关领导人员、人大选举任命官员及人大代表履行撤职或开除等处置职权时,与人大罢免权存在不同程度的张力。在协调机制上,对涉及人大机关领导人员的监督,应通过提级管辖的方式来消解监察全覆盖与人大至上权力体制的逻辑悖论;对人大选举任命官员的处置应坚持与人大人事监督进行协同;对人大代表的处置应遵循政治责任优先原则。监委会与检察院存在监督与制约关系,前者有权对后者公职人员进行监督,但不宜对后者是否履行法定职责进行监督;后者通过对前者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合法性监督、决定是否批准逮捕及提起公诉等方式对其进行制约。立足于审判中心主义的理念,应当对监委会监督审判机关公职人员的范围进行限缩,并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审判机关对监察机关的制约包括对移送审查起诉刑事案件和对从宽处罚建议的司法审查,以及对处分型处置措施的有限监督等。宪法创设“执法部门”概念在于迎合监察体制改革法治化的需要,强化执法部门与监察机关的配合与制约。处置权和行政机惩戒权分属于异体监督和同体监督,前者可以对后者进行再监督,而后者则可以通过先行处分的方式制约监察机关的处置措施。适用边界遵循法律保留,处理程序遵循监察优先,运行方式遵循权力协同共同构成了内外两种监督机制的协调路径。建议型处置权是一种附条件的强制性执行权力,是监察机关处置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监察建议这一法律概念,应进行限缩解释,并对被派驻监察主体“根据授权”提出监察建议的条款进行合理规制。此外,在设定适用事由时,应从监察建议制度的目标能否实现和监察建议是否会侵犯其他权力的核心领域等两点加以考量。监察问责制度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有待进行法制化完善。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法为实现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衔接的制度安排,具有法法衔接与资源优化,利益平衡与人权保障的双重价值取向。从宽处罚建议具有独立价值和一定的证据属性,应被赋予独立的法律地位;其法治化路径,应围绕法法衔接背景下的制度整合,配合与制约原则下的司法回应,以及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司法审查等三个予以展开。处分型处置权是监察机关处置权的核心内容,兼具实体性与程序性、独立处置与协同处置等特点。政务处分在类型上属于典型的处分型处置措施。在现行双轨处分体制下,监察机关的配置模式难以满足政务处分制度的任务需求,且任免机关、单位的处分权难以有效行使。对此,有必要从“异体监督”与“同体监督”监督模式视角下厘定政务处分和处分的关系,明确监委会对任免机关、单位惩戒权的监督与制约、以及二者的分工、配合与制约关系。基于对法律规范结构的分析,应当将违法作为政务处分的适用事由。对监察对象道德审查的法治安排、重典治吏传统监察文化的传承以及公职人员模范遵守法律的义务要求,是确立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法理基础。监察法治原则导控下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规范路径,在形式上要求违法事由应当法定,在实质上要在合理划定违法行为事由类型的基础上,实现违法行为与政务处分的轻重程度相匹配。政务处分程序具有独立性、封闭性、二元结构性和多样性的特征。整体上看,政务处分程序在内容上可分为一般程序、特别程序和救济程序三大板块。如何在法律程序框架内对政务处分程序进行体系化构建,是今后理论研究和立法完善的努力方向。移送型处置权主要是指监委会将其案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的权力,主要是指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权力。移送审查起诉是职务犯罪案件从监察程序切入诉讼程序的端口。监察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应当以检察机关通过受理程序接受监察案件材料为节点。退回补充调查的程序在属性上应当界定为司法程序。监察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的同质性、刑事诉讼法在监察程序中的可适用性是在职务犯罪领域构建具有可操作性、层次化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前提要件。基于移送审查起诉是监察机关作出的最为严厉的处置措施,有必要强化移送审查起诉处置措施的内部规制机制。检察机关对移送案件的审查包括案件受理时的审查和案件受理后的审查。前者侧重于形式审查,由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负责,而后者侧重于实质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对职务犯罪行为的调查活动,检察机关应有权介入,但应将审查范围框定在非法取证领域,对监察机关的内部审批程序,因其并不遵循刑事诉讼的程序逻辑,不宜直接审查。

黄凤霞^[3]（2020）在《国家监察体制视角下政务处分的政治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务处分是国家管理公职人员的一种手段,是国家监察机关惩罚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的一种措施,是违法公职人员承担法律责任的一种方式。在国家监察体制演进过程中,政务处分作为国家监察机关的行使处置权的一部分,在中国反腐廉政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国家监察体制的视角下,政务处分的作用表现为通过国家监察机关对违法公职人员的惩罚作用,也表现为在政务处分的调查过程中对公职人员的监督作用,亦表现为纠正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的纠错作用,同时表现为对公职人员的警示教育作用。鉴于此,政务处分作为一种国家法定惩罚措施,具备惩罚、监督、纠错和教育等功能。国家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要始终站在政治的高度看待其工作职能。政务处分作为国家监察行使职权的一部分,具有政治性,政务处分的功能表现为政治功能。政务处分的政治性通过处分主体的权威性、处分依据的法律性、处分对象的公务性、处分结果的强制性表现出来。政务处分的政治性决定了政务处分的政治功能。政务处分作为一种对违法公职人员的惩罚措施,是历史的产物。对于政务处分的功能研究应当从政务处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国家监察体制的视角下,政务处分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初创期、停滞期、恢复期与逐步发展期、深化发展期和全面发展期。在政务处分的演进的各个阶段,政务处分的名称、实施主体、适用对象和适用依据等因素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政务处分的政治功能,即政务处分的惩罚功能、监督功能、纠错功能和教育功能基本保持不变。在国家监察体制视角下,政务处分的政治功能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加强政务处分的监督和惩罚功能,国家监察机关在开展政务处分工作时,坚持有贪必查、有腐必肃,对国家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对违法公职人员的进行惩罚,构筑惩戒职务违法的严密法网,实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建设一支清正廉洁的公职人员队伍。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加强政务处分的纠错与教育功能,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确保国家公职人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公职人员队伍绝大多数不犯错或少犯错,确保有错的人及时知错改错,促使公职人员廉洁自律、依法履职、秉公用权、积极作为。当前政务处分的政治功能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政治监督功能方面政治监督功能薄弱,政治监督范围不足;政治惩罚功能方面惩罚机制、惩罚依据和惩罚界限等内容存在问题;政治纠错功能虚弱;政治教育功能乏力。为推动政务处分的政治功能进一步完善,本文建议在政治监督功能方面,应提高政务处分适用的贯通性,重视政务处分的调查过程,增加政务处分的监察范围。在政治惩罚方面,应建立健全政务处分的惩罚机制、完善其法律法规、明晰政务处分方式的界限。在政治纠错功能方面,应重视预防性纠错功能,构建完善的政治纠错程序。在政治教育功能方面,应增加政务处分的学习渠道和学习方式,提升被处分者的思想政治水平。

韩子亦^[4]（2020）在《重大经济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提出对建立重大经济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具有重要意义。如何让重大经济决策制度能够落到实处,发挥其应有的功能,需要对重大经济决策的定义、法律依据、范围、认定标准、以及责任形式等相关内容进行厘清。

杜俊奇^[5]（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提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秦前红,刘怡达^[6]（2018）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人民法院监察制度述要》文中研究指明人民法院监察制度是行政监察制度变迁的产物,内部执纪者是其部门属性,维持审判自律是其制度功能。受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影响,人民法院监察部门虽未转隶至监察委员会,但法官的多源监督格局却由此发生改变,继而致使人民法院监察制度的功能空间变得模糊,尤其体现为内部违纪责任追究的外部化,以及内部纪律规则制定的外部化。鉴于人民法院监察制度的功能乃是国家监察体制无法替代的,因此在继续保留人民法院监察部门的同时,尚需理顺人民法院监察制度与国家监察体制的关系,并实现二者在运作过程中的协调衔接,以此完善人民法院监察制度。

汤希^[7]（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纪检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纪检制度的良性运转是严肃党的纪律和维护党内政治生态的有效保证,加强党的纪检制度建设是党提高自身治理能力和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纪检制度变迁是对原有制度的传承与创新,既体现了改革开放背景下制度本身的更替演进,也反映着不同时期中央对执纪监督的要求和从严治党理念的渐次推进。在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纪检制度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作出了适时调整,从自身制度逻辑出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革,不断丰富起纪检制度的功能内涵并保持着多样化的制度延展。近年来,从严执纪理念深入付诸实践并取得诸多成果,纪检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和科学化。作为唯一的党内专责监督制度,纪检制度的创新发展对实现全面从严治党起着至关重要作用。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纪检制度变迁为研究对象,试图对这一变迁历程的基本脉络进行梳理,并以此为基础总结历史经验与历史启示。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文革”爆发前夕,在借鉴苏共监察体制模式基础上,党的纪检制度从无到有并逐步发展,这一先期实践为纪检制度的重启提供了重要参考。“文革”爆发后,党的各级监察机关受到严重冲击,法纪缺失使得党内政治生活混乱,党内弥漫着消极风气。“文革”结束后,整顿党风,恢复党规党法,纠正错误路线以实现全面拨乱反正是纪检制度恢复建立的现实背景。1978年至1987年是新时期党的纪检制度重建和发展的初步探索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纪委,成立了专门的纪检办事机构,承担起重塑党的纪律的重要任务,负责起草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章的修订和其他党规党法的制定为纪检工作的全方位推进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完成拨乱反正任务中逐步树立了纪委权威,在初步探索中开启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纪检制度体系之路。1987年至1993年是治理整顿前后党的纪检制度的变迁发展阶段。治理整顿前,中央纪委根据“党政分开”原则进行了纪检机构改革,先后建立健全了报告制度,完善了归口审理制度。“六四”政治风波的发生使党中央提高了对党内腐败现象的警惕,开始以反腐为导向构建起实现拒腐防变的纪检制度。为更好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进程,治理整顿后中央作出纪检监察合署办公的决定,各级纪委开始合署办公模式。1993年至2002年是改革大潮再起下党的纪检制度建设的持续推进阶段。在合署办公的条件下,纪检制度逐渐成为反腐败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工作机制方面的法规制度,执纪监督的惩处制度,案件查处的规章制度等,都呈现出从碎片化向体系化发展的趋势,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纪体系正在形成。这一时期纪检制度建设也存在一定局限,集中表现为执纪监督机制不健全和制度供给不均衡。2002年至2012年是党的纪检制度的深入发展阶段。新世纪初,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党中央对健全纪检工作提出了新理念新构想,在构建惩防体系中突出纪委的组织协调功能。随着纪委影响力的提升,“谁来监督党委和纪委”的问题也正式进入纪检制度的设计范畴,一些地区进行了不少开拓性尝试。另外,巡视制度和派驻制度也在积极稳妥中推进。2012年以来是新时代党的纪检制度的创新发展阶段。纪检机关作为实现党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深化纪检制度改革继而实现创新发展是提升党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为此,党中央作出了新判断,提出了新理念,确立了新目标。纪检制度在机构设置、职责定位、领导体制、执纪形态、派驻巡视和自我监督方面进行了全面创新。与此同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纪检制度变迁历程,它直接体现了党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的变化,纪检制度在未来发展中一方面应当注重三个维度:领导体制的推陈与鼎新,制度功能的强化与博弈和执纪反腐的张力与协调。另一方面可借鉴以下几点启示:以职能定位清晰为根本,坚持执纪标准从严的正确方向,发挥领导体制创新的先导作用,释放巡视派驻异体监督效能,以党规党法作为纪检工作的重要依据。

殷冬冬^[8]（2018）在《我国党政干部处分制度规范化问题研究 ——基于十八大以来101个受降职降级处分干部样本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全面从严治党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主要目的是预防腐败、惩治腐败,严抓干部纪律、惩处违纪干部,逐步走向以制度治党的现代性政党。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突出干部纪律管理和腐败治理方面的制度建设,出台了一系列预防腐败、纪律管理的法规和文件,有效地治理了腐败、整治了作风。其中,党政干部处分制度规定是约束党政干部行为的重要准则。党政干部处分制度体系的构建、完善以及高效运行对新时代党政干部的行为约束具有重大意义,是制度治党的重要内容。现行制度体系下,我国党政干部处分制度由两部分构成,分别是党政处分和行政处分。党纪处分,指各级党委和纪检机关,依照规定的权限、程序,对违纪党员作出的党纪处分决定;行政处分,指国家行政机关依照行政隶属关系对相关违法或失职的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一种惩罚措施。基于党政干部具备党员和行政机关公务员身份的双重属性,对其违纪违规行为可依据相关的党章党规和法律法规同时给予对应的党纪处分和行政处分,但两者不能互相替代。在我国,干部管理中的违法行为是依据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罚,处罚过程体现出制度较强的规范性。制度的规范,主要体现在规范的法律法规、规范的侦办过程、规范的公诉与审理程序和规范的法律文告。但在党政干部处分制度方面,规范性一直是处于相对较少的状态,尤其是针对干部违纪行为方面处分的规范性,远不如违法处罚的规范性。处分制度的不规范性凸显出我国在干部管理上存在不规范性,这些现象都不符合现代政党的制度性要求,完善党政干部处分制度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选取了十八大以来101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及新华网公开的受到降职降级处分事例为样本材料,通过对样本材料的官方文告的整理,发现我国党政干部处分制度存在较为普遍的不规范,主要表现在处分主体不明确、处分程序不规范、违纪行为的定性与处分缺乏制度依据、文告格式与用语不规范等方面。本文认为,在今后完善干部管理制度方面,应将完善、规范处分制度和处分程序列为重要内容,要严格遵循立法的基本精神与原则,具体包括,规范处分主体、处分应以规范的行为准则为依据、申诉与救济的规范、文告格式与用语的规范。

满树军^[9]（2018）在《法理视域中的行贿罪治理》文中认为本文首先界定了法理、视域及治理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我国法学界尚未对法理的概念和内涵形成共识,本文认为法理涵盖法学理论、部门法哲学、法治实践、政治和公共生活各个领域,具备解释分析、推理思维和辨证评判功能,具有广泛的实践基础和实践需要。视域是特定人在特定历史阶段特定文化传统中,对特定领域特定问题的理解构架或视野,表现为具体的看法和观点。治理的概念和范畴非常广泛,概括而言,治理是公私领域管理经营相同事务的行为和方式的总和,调整利益冲突并协调互动的持续过程。包括具有强制效力的法定授权机构的统治管理及相关规章制度。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本文以行贿犯罪治理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国际两个纵横维度进行梳理研究,以刑法、刑事诉讼法、监察法等部门法和程序法在法治实践中的有效性、理性为验证,借助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视角,在公平正义和具体社会科学的规则下,对行贿罪治理进行分析、反思、提炼和研究,推演我国行贿犯罪及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本文契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坚决反对腐败和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背景。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反腐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有效遏制腐败蔓延,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优势的策略方针。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视域与世界各国政治法律运行实践横向观察,当前腐败治理是全球性的社会政治难题,贿赂犯罪是腐败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贿赂治理成效关乎腐败治理成败,是考核评价腐败治理的重要标准。本文对现实生活中多发的“受贿官员坐牢,行贿老板逍遥”的法律现象和盛行的破财免灾、花钱办事、利益交换的社会潜规则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是法律效力空间被压缩扭曲,法律规则彰显不足,法律传统文化异化,法律失效性日益紧迫,法律价值难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得不到保障,从而影响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本文基于验证刑法的有效性和理性,以法理视域和法理思维,并借助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深入考量行贿行为本质,行贿是法律责任风险评估后的经济寻租行为,是漠视法律责任的社会潜规则泛滥,是罔顾法律风险软性对抗政治统治的特殊社会手段,形成系统独立的法律形态。本文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案例分析、定量分析与比较分析的方法,吸收法经济学、法社会学、法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反思我国行贿罪治理现行模式的困境及其成因,提出我国行贿罪治理防控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并从立法实务改革、行贿罪预防等多层面探索建立适应我国腐败治理实践的行贿罪治理制度。本文论述围绕核心观点分三个维度展开:第一维度是为当代中国行贿罪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与问题提供制度方面的建议;第二维度是为当代中国行贿罪治理提供刑法规范之外新的理论视角;最后一个维度是为当代中国腐败治理探索新的思路,提供符合国情的治理模式。考察行贿、行贿罪及其治理的历史发展脉络,明确行贿行为作为一种利益交换行为,其载体是财物,是随着商品的出现和流通,伴随私有财产产生,行贿行为纳入法律规制为犯罪行为是伴随着私有制国家的建立而产生的。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的行贿罪治理可借鉴的经验。本文重点分析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条约和欧美、亚洲一些代表性国家和地区在行贿治理方面的制度和经验,总结出域外行贿罪治理的行贿受贿同罪同罚、轻自由刑、重罚金刑等六大趋势及规律性启示。从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通过规范分析方法及案例分析方法,运用大量实证数据分析了我国行贿罪治理的现状、困境及成因,论证了我国行贿罪治理滞后,立法司法方面存在的不足,难以满足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基于分析提出了相应实务改革意见,即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世界各国反腐经验为参考,立足国情以务求实效为原则,完善法律制度使之更科学、严谨、有效,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和法治中国建设。在此原则下提出重构行贿罪的犯罪构成与处罚标准、规范相关联犯罪、制定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建立高效的监察调查体系制度等。大力开展社会综合预防,全面推动国家廉政体系建设。在具体制度上完善财产申报、治理商业贿赂、建立行贿犯罪数据库和市场行贿禁入制度、完善信用与新闻媒体监督、完善举报人和污点证人保护制度,建立完善行贿罪惩治预防综合治理模式。本文以法理学方法研究传统意义上刑法领域的行贿罪治理,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创新尝试。第一是扩大了研究的视野和领域;第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以深入纵向历史考察和横向国际实践比较的方法,总结历史上和域外行贿罪治理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大量行业行贿案例进行行贿利润率测算,总结归纳并进行理论分析,推演出现代行贿犯罪主导的腐败社会行为类型模式;第三是观点和内容创新,也是最主要的创新。行贿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战争中的纳贡,是奴隶制国家初期的军事、政治斗争的手段,后演变为权钱交易犯罪;建议我国行贿罪治理应针对其贪利性,刑罚轻重分明,在实务中轻自由刑、重罚金刑,广泛适用资格刑;实行认罪认罚从轻处罚制度;受贿犯罪主体多元化,其犯罪本质扩展为侵犯公私职务授权行为的诚信性、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立法统一规制,完善贿赂犯罪治理;建立以行贿罪治理为中心的腐败综合治理模式,调整我国目前以受贿罪为重心的腐败治理模式。

梁永成^[10]（2018）在《法纪与秩序：县域纠风监察工作研究 ——基于华南某省糖区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一个华南县级区为研究单位,以该区党政机关和行业的纠风工作实践为研究对象,力图展现和理解基层纪律检查工作和行政监察工作的逻辑,并探讨基层执纪执法活动中的党政关系互动及其对法治建设的影响。纠风作为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工作,曾是反腐败的三项工作之一。其独特的组织架构是“一元双塔”党政体制互动并不断回应实践需求的产物。纠风是革命政党“党治”手段和现代行政监察手段的糅合,具有鲜明的政党意识形态特征。它借助纠风办独特的组织架构对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不正之风”问题进行全面的回应和治理。这种实践为转型时期国家和社会良性秩序的维持奠定了必要的权威、资源和秩序基础,由此而形塑了基层法治运行（特别是执法活动）的“法纪整合”的特点。纠风工作近三十年的变迁,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如何从传统的“党治”向推行“法治”转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原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人民监督的机制不断被消解,市场经济在自由主义催发下蓬勃发展,而新兴的法治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无法完成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介入和应对,由此而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各种不正之风四处蔓延。在这种环境下,法治建设面临着失序失控的危险。换而言之,在这种不正之风气中建设法治,面临着权威、组织和资源的困境,需要一种主导力量进行全面的整合。这项工作主要由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动用自身两个“科层体系”（党的科层体系和政府的科层体系）的组织、权威等资源完成整合。纠风就是这种整合实践中的一项,具有鲜明“法纪”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通过动用纠风的工作机制,将这种法纪手段在党的科层体系和政府科层体系中传导,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进而完成对基层权力腐化分裂、合法性弱化、秩序混乱的治理;同时,将党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文明建设、职业伦理教育、基层干部教育管理、法律意识的培养等内容紧密结合起来,完成对行业秩序、乡村权力秩序的整合,确保行业秩序、乡村权力秩序的总体可控。2014年纪检监察机构改革之后,纠风工作从反腐败重点工作演变为一般性工作,纠风也由先前对治理全面介入转变为逐渐退出,纠风的“萎缩”意味着国家监察权力的上收,监察工作朝着更加技术化的方向发展。纠风工作的扩张和收缩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治理方式的转型,是党政关系日益融合的框架下更加强调技术治理的结果,纠风的困境也源于此。本文最终得出三个基本的结论:第一,糖区的党政机关和行业部门呈现出来的既不是“全能主义”治理模式下的革命共同体的秩序,也不是严格法律维持的现代法治秩序,而是在法纪整合框架下融合乡土性、现代性的治理秩序。第二,在纠风的实践中,纠风实际是一种新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权力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方式克服了行政监察“悬浮化”和党的纪律全面控制所面临的法治张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独特的社会基础秩序整合作用。第三,当前纠风工作所陷入的困境必须放置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法治的兴起意味着规则治理、技术治理越来越成为主导,在治理话语上,纠风背后的党的意识形态话语逐步被法治的话语所掩盖,由此形成了一个纪律不断弱化、强制权力不断强化的法治秩序。

二、监察部对犯错误的已退休国家公务员追究行政纪律责任的规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监察部对犯错误的已退休国家公务员追究行政纪律责任的规定（论文提纲范文）

（2）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国家监察体制视角下政务处分的政治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重大经济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人民法院监察制度述要（论文提纲范文）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纪检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党政干部处分制度规范化问题研究 ——基于十八大以来101个受降职降级处分干部样本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法理视域中的行贿罪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10）法纪与秩序：县域纠风监察工作研究 ——基于华南某省糖区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四、监察部对犯错误的已退休国家公务员追究行政纪律责任的规定（论文参考文献）

• [1]论重大行政决策的法治化规制[J]. 刘辉. 浙大法律评论, 2020(00)
• [2]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D]. 陈辉. 东南大学, 2020
• [3]国家监察体制视角下政务处分的政治功能研究[D]. 黄凤霞. 吉林大学, 2020(08)
• [4]重大经济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研究[J]. 韩子亦.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1)
• [5]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6]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人民法院监察制度述要[J]. 秦前红,刘怡达. 现代法学, 2018(04)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纪检制度变迁研究[D]. 汤希.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8]我国党政干部处分制度规范化问题研究 ——基于十八大以来101个受降职降级处分干部样本的分析[D]. 殷冬冬. 深圳大学, 2018(07)
• [9]法理视域中的行贿罪治理[D]. 满树军. 吉林大学, 2018(12)
• [10]法纪与秩序：县域纠风监察工作研究 ——基于华南某省糖区的考察[D]. 梁永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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