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清问题 寻求办法(论文文献综述)
王瑶[1](2021)在《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认为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外交布局全方位展开。作为跨国交流的重要载体,中国赴海外留学生群体数量不断壮大,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关注对象。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是国家形象的代言人,在树立国家形象、增进国际交流、维护国家利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体上,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能够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但受个体成长经历、海内外复杂环境以及多元价值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部分赴海外留学生的价值观念变化不定,一些不端行为屡禁不止,甚至出现有辱国家形象的异常行为,这损害了国家形象与利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作为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内容,思想政治教育以政治教育为核心,关注个体的思想、道德和心理,是引导思想观念和规范言行举止的综合教育实践活动。关注中国赴海外留学生的思想状况,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和引导效用,是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时代课题。当前,针对中国赴海外留学生群体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存在诸多问题,或散落分布于留学前的培训讲座,或流于形式,既缺乏实质内容,又未形成系统化的教育体系。因此,强化中国赴海外留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弥补其“缺位”造成的各种问题,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紧迫任务。本文在对主题研究进行基本概述的前提下,梳理了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从时代特征、政策支持及教育管理等方面寻求经验借鉴。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为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根本的价值指引。同时,推拉理论、承认理论以及跨文化理论等西方相关理论为研究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参照视角。在对留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其他学科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以问题为导向,通过跟踪调查和访谈等途径,以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法治观和道德观为多元考察视角,充分了解并挖掘中国赴海外留学生群体的思想政治状况,探明该群体的现实需要和面临的现实困扰,寻求与该群体相契合的思想政治教育切入点。因留学生行前准备工作不充足、留学教育体系缺乏思想政治教育观照、留学应急管理机制尚未形成、国外负面舆情的不良诱导以及种族主义带来的多元文化冲突等因素,中国赴海外留学生在思想政治层面主要暴露出爱国言行备受争议、文化认同漂浮不定、政治态度相对漠然、心理状态孤独失序以及法治素养较为薄弱等问题。中国赴海外留学生面临的各种思想政治问题是多种因素交互的结果。分析影响因素,挖掘问题本质,并据此提出有效规范中国赴海外留学生言行的对策建议,有助于规范中国赴海外留学生言行,使其自觉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侵蚀与渗透,增强自身的国家认同感。针对出国前、留学中和回国前三个教育场域,本文从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制度体系四个层面提出相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方案。一是教育主体层面,加强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留学前以思政课教师协同专业课教师为主体,加强行前思想政治教育培训;留学中以使馆工作人员带动公派教师为主体,强化留学生思想动态关注;回国前以学历认证人员对接学联组织为主体,合力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对接工作。二是教育内容层面,实现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留学前以课程思政做好行前思想教育;留学中以问题为抓手把控留学生动向;回国前以职业规划促进留学生再社会化。三是教育方式层面,链接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功能:留学前以“反向内省”助力留学教育顺利开展,通过留学生乐于接受的实证教育方式,推动留学生行前思想政治教育落地有声;留学中以海外服务协同教育推进教育方式转化,建构互信基础上以服务功能向教育功能过渡的思想政治教育关系;回国前以共情引导教育方式有效激发留学生报国热情,通过发挥同辈群体效应、榜样示范作用以及优化回国软硬件设施,引导留学生学成归国。四是制度体系层面,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分阶段落实,重在构建全方位的机制保障,最终形成系统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这能够切实解决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系列难题,提高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贡献。
王力[2](2021)在《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是美国杰出的外交政策研究者,他融合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与现实议题,搭建起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框架,本论文旨在对米德的学术思想加以阐述。美国的外交传统是米德学术研究的核心论题,通过对美国外交历史的爬梳,米德分析了影响美国外交传统的因素,并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总结。他认为,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应当着眼于更为宏观的视角,注重其历史传承性。米德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单边主义/多边主义等二分法,创新性地提出了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四种美国外交传统,认为正是这四种主义通过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组合和动态发展,共同决定了美国外交行为。在此基础上,米德对美国外交传统的“权力根源”进行了理论发掘,在硬权力和软权力之外,提出了“粘性权力”的概念,从而实现了对美国外交传统认识的理论升华。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而言,这与米德作为学者与智库专家的双重身份是分不开的,依照“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米德构建了一个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体系,丰富了学界解析历史、认知现实的理论工具。米德的思想成熟于21世纪初期,根据他的分析框架,本文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总统即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四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分析,认为米德的理论能够对历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合理的解析,为我们理解美国外交传统和21世纪美国外交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合理的视角。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对米德的学术经历、着述、观点特别是“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米德认为,汉密尔顿主义的核心主张是“追求商业利益”,国家外交行为应该寻求有利于美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各种外部条件;威尔逊主义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认为美国有义务作为“文明的灯塔”为世界各国指引发展方向;杰斐逊主义反对过多地国际介入,主张把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视为首要任务,是小政府主义的支持者;杰克逊主义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和民粹主义倾向,注重提高美国的军事实力。本章在分别阐述四种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他们发挥作用的时间和手段,并结合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变化侧重分析他们如何共同作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章继而对米德权力形态理论进行介绍,米德将美国的权力形态分成锐性权力、粘性权力、甜性权力和支配权力:锐性权力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广义上指其显着的核优势、广泛的海外军事部署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所构成的综合实力;粘性权力是经济活动影响力的体现,是美国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粘性吸附的作用;甜性权力是美国的理想、文化和价值观吸引力,和软权力的概念类似,是一种无形的感召力;支配权力是权力的合集,是前三种权力协同发挥作用时体现出的综合优势。如果说“四种主义”理论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了隐藏在美国外交史洪流中的四种意识主张,那么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分析则从共时性的角度丰富了米德的理论,二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网络。这种坐标式的分析结构既充分尊重和考量了美国外交历史的延续和传承,又突出体现了美国历史上特别是二战以来的外交特征,在宏观上形成横纵相交的二维理论框架,有助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梳理。论文的以下章节运用米德的思想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美国外交传统进行总结,分析了不同时期政府的政治倾向、外交风格和在任时期的外交活动,清晰地展示了四种主义对国家领导人及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一战后至20世纪末的美国外交政策演变。一战后,美国进入福特主义经济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美国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同时在国际关系中,美国以世界大国的身份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四种主义开始面对国际关系中的复杂局面。随着二战中英国的衰落,美国在冷战后确立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国资本主义过渡到后福特主义时代。在这一历史阶段,四种主义在不同时期所追求的美国权力类型不断变化,带来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断发展。冷战结束后,粘性权力一度成为了美国主要追逐的权力类型,在克林顿政府期间,汉密尔顿主义成为了外交活动的主导思想。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小布什政府时期威尔逊主义的起落。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小布什具有威尔逊主义者的特征。“9·11事件”让小布什得到了杰克逊主义者的坚定支持,为威尔逊主义披上了强硬、现实的铠甲,然而随着反恐战争的升级,四种主义逐渐产生了分歧,小布什的大中东战略宣告失败。第四章解读了奥巴马政府期间杰斐逊主义的兴起。米德认为,奥巴马是典型的杰斐逊主义者,正如竞选演讲宣言一样,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进行战略收缩,运用巧实力对自身的外交主张进行调整,寻求各个派别之间的平衡,力图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然而杰斐逊主义者的政治主张经常被诟病过于温和或起效缓慢,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能从根本上满足美国民众的要求。第五章分析了特朗普政府期间杰克逊主义者的外交特点。美国国内经济产业结构失衡加剧、政治上的反精英情绪和社会文化价值中身份认同的缺失导致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趁机入主白宫,其支持者多为杰克逊主义者。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使得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着显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色,但杰克逊主义者本身并不具备系统的执政理念,也无法确立具有连续性的外交思想。第六章对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思想进行了评价。首先对21世纪四种主义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进行解读,并对它们可能进行的调整和融入策略进行分析,同时,根据米德的推断,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战略维度进行思考。面对自由资本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和美国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就业问题严重之间的矛盾,汉密尔顿主义者需要寻求一种资源合理配置的发展模式;威尔逊主义者在大中东战略之后逐渐式微,面对世界局势由美国独霸到一超多强的发展趋势,世界多极化日趋明显,国际组织的作用逐渐增强,威尔逊主义者需要对其价值观传播方式进行反思和改进。杰斐逊主义者能够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坚持“避免不必要的国际介入”的基本理念,以最低的成本融入国际社会,避免战争,优化配置有限资源等成为了杰斐逊主义者在新形势下的代表主张。杰克逊主义者虽然缺乏成熟的外交主张,但他们在美国普通选民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维系其他三个主义的感情纽带和实力基础,将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如何认识当代国际局势和对自身国际角色、如何充分认识并坚持利用海权体系、如何在四个学派中做出合理的取舍和组合,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思考的战略维度。
李冰[3](2021)在《整体性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文中指出以马克思主义文本作为依托,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根据马克思主义在不同阶段的批判理论阐释其批判的缘起、内容和整体性指向,是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视阈。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演进过程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确认,批判理论的各个环节是紧密衔接和环环相扣的整体,前一环节的批判是建构后一环节批判内容的基础和前提,后一环节的批判内容则是对前一环节批判的进一步深化和完成。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围绕人类解放的终极价值追求展开的各个环节的批判,在内容和逻辑上表征着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在整体性视阈下研究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在批判中不断展开其整体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是辩证否定的,马克思主义在其批判理论的辩证否定中思考和解决不同阶段人的自我实现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不仅形成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而且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各个批判环节的弥合,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内在逻辑的厘清。马克思主义植根于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并把批判本身转变为改变现实的物质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与过去思辨哲学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从宗教批判、政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各个环节之间过渡的内在逻辑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总问题。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在宗教批判中结束之前批判的误区,把批判的矛头由天国转向世俗世界奴役人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了消除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和观念上层建筑,马克思深度剖析了支配阶级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揭示了导致宗教、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异化的根源,批判理论最终落脚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彻底回答了关乎人类解放的物质利益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推进各个环节的批判中完成其改造世界的哲学任务,在对各个环节的批判中建立整体的理论体系。马克思首先着手于作为“一切批判的前提”(1)的宗教批判。宗教作为“世界的总理论”(2),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世界观,人对于自身以及与他人关系的认识受到宗教价值标准的衡量和限制。但宗教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1),是政治国家用来麻痹人们忍受苦难并甘心服从统治的精神“鸦片”(2)。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异化的自我意识”,是对社会现实歪曲的反映,马克思发现,世俗社会的现实苦难是人们诉诸宗教追求虚幻幸福的根源,进而把宗教批判的对象深入到世俗社会,推动近代哲学任务从批判“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转向批判“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3),从“天国的批判”转向“尘世的批判”(4)。实现对尘世批判首先就要进行政治批判,而异化人最现实、最直接的力量就是政治国家。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在宗教褪去政治职能后更加显露出其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剥削本质。只有消除政治国家,才能破除人在社会各个领域被强行施加的桎梏和枷锁。马克思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产生和性质,国家只是市民社会利益关系的代表。无论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民主”的政权组织形式,都无法掩盖其阶级剥削本质,而政治解放的途径不在于国家形式的转换,而是要对产生出国家的利益关系进行彻底变革。虽然政治解放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只是进一步把握现实物质利益的关键一环,但却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环节。马克思在揭露国家、法和所有制的关系中,明确了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不过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只有进一步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指导下才能完成意识形态批判。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马克思进入历史唯物主义领域,阐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重要一环。阶级社会剥削和奴役人的上层建筑包含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两个维度,阶级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使得人们的社会生活呈现一元化,在私有财产支配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将意识形态作为其生产和生活的“元价值”(5)根本无法实现向自身的返还,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进一步指向了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主义从天国降到人间,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性中完成其哲学的实践转向,通过对占据基础地位的物质利益关系的研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人类社会的历史内容。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现,构成了其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依据,并指导无产阶级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发现了现实的人;政治批判揭示了私有制主导的国家的阶级性,进而发现了处于社会边缘的无产阶级彻底颠覆中心的可能;为了进一步寻求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创立了唯物史观,发现只有立足社会现实才能真正实现人类解放的“回归”,并最终把批判矛头指向了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深入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资本统治逻辑造成的异化劳动的分析,进一步批判了与人的异化互为因果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指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现实武器打破人们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历史使命。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指明了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即以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作为前提,才能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完成人的本质的回归。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明宗教问题、政治统治、意识形态以及劳动异化产生的根源,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人从异化中获得救赎的根本道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成真正的实现了从天国的解放到尘世的解放,从而在真实意义上完成了宗教批判。从宗教批判开始,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实现“尘世批判”,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整体性的完成,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依托,马克思主义把人类解放的终极诉求转变为一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
王慧[4](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吴兴娟[5](2021)在《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的批判及其当代意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封建社会主义”是19世纪30-40年代盛行于欧洲的一股社会思潮。它作为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延续,其实质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封建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阶级基础、主要观点、反动实质以及与“僧侣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揭露与批判,一定程度上肃清了这股错误的社会思潮对人民群众思想的侵蚀。及时澄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封建社会主义”的差别,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明了方向。具体而言,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五个部分。导言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基于目前的国际国内环境,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维与方法同错误的社会思潮作斗争,从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二是对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封建社会主义”的相关研究予以归纳,总结学界对“封建社会主义”相关研究的思想材料及其研究的不足之处。三是说明了本研究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一章对“封建社会主义”是什么、其代表人物及其基本观点以及“封建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了概述。“封建社会主义”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延续,它的思想内核是封建主义,反映的是封建贵族和其他一切守旧阶级的价值诉求。“僧侣的社会主义”作为“封建社会主义”神圣化的表现,反映的是神圣化的贵族——僧侣阶级的利益。“封建社会主义”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此外,“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也对其产生与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二章主要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封建社会主义”的动因及过程。“封建社会主义”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进程,对共产主义事业具有哪些方面的干扰以至于让马克思恩格斯对其展开激烈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在哪些着作中对这一思潮进行了批判以及经历了怎样的批判过程进行了分析,本章重在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封建社会主义”的文本挖掘与分析,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这一思潮过程中的思想发展历程。第三章较为详细地探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批判的主要内容。本章是本文的核心内容,旨在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封建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理论渊源、主要观点、反动本质等内容的揭露与批判了解马克思恩格斯自身的思想建构以及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思想的深邃理论精华。“封建社会主义”的产生具有特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封建贵族阶级构成了“封建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僧侣阶级作为神圣化的贵族,是其帮凶。而从各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堕落分子,即流氓无产者构成了“封建社会主义”在下层社会中的代言人和群众基础。“封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完全继承了中世纪封建主义以及教会思想,抄袭了空想社会主义中的一些抨击资本主义的话语,以及吸收了德国的哲学和文学思想。因此,“封建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以及阶级基础决定了其必然坚持封建君主专制、唯心史观、泛神论思想以及封建主义特权观的思想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在观点上表现出的虚假性、反民主性、反科学性、反革命性、反社会性等特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揭露,使其反动本质暴露无遗。第四章主要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封建社会主义”的当代价值。本章主要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批判给当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实践价值以及对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等的方法和理论指导意义。总之,研究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封建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对其进行批判的动因、内容及价值;紧扣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批判力求进行整体性研究;从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各方面去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批判内容;将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的理论批判与实践斗争相结合,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封建社会主义”的当代价值。
高原[6](2021)在《罗伯特·瓦尔泽“密码卷帙”中的羞感书写 ——《强盗》小说残篇和《1926年〈日记〉逸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1878-1956)是一位曾被长期忽略和低估的瑞士现代主义作家。在瓦尔泽的作家生涯中,尤其是在伯尔尼时期(1921-1933),他遭遇了出版危机、生存危机、言说/叙述危机和手写危机等一系列的危机。这一时期他的创作题材、语言风格、叙述方式、手写习惯等较此前均有明显转变。在他留存的“密码卷帙”中,他的文学书写越来越指向自我,文本中的主人公常常以失败作家的形象出现,试图以隐晦的自我辩解重构作家身份。诸如此类的应对策略和他迂回的叙述方式均与以掩饰为主要特征的“羞”的诗学手段相关。本研究从“羞”这一文化人类学现象出发阐释瓦尔泽“密码卷帙”中的书写方式,并选取《强盗》小说残篇和《1926年〈日记〉逸稿》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瓦尔泽文学书写中的“羞”及作品主人公遮掩“羞”的诗学策略问题,讨论瓦尔泽如何以“羞”的叙述方式作为化解叙述困境的诗学手段,以及瓦尔泽为何采用“密码卷帙”这种以隐匿文字符号为目的的手写形式。本研究第一章介绍了论题缘起、瓦尔泽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对“羞”这一概念做出差异性理论梳理,分析“羞”在不同语境下生成的前提、诱因、反应机制和典型的处理方式。第三章讨论文化人类学及社会伦理语境下“羞”的作用机制,重点剖析了《强盗》小说主人公面对各种危机和羞辱时通过藏匿自我身份以消解“羞”的策略。此外,由失败作家而引发的“羞”还体现在“强盗”与叙述主体之间疏离/紧密的共生关系上。第四章诠释了掩饰“羞”的情感面具和诗学面具。《强盗》主人公通过夸张的情感和行为方式来转移“羞”,以故作顺从对权力关系进行颠覆和反讽,还以故作无耻的态度忽略并否认“羞”的在场。瓦尔泽用自己的一幅肖像画编织“强盗”的外形着装,将本人掩盖在这个失败作家的形象之中。而瓦尔泽的手稿本身也是一种遮掩,本研究结合瓦尔泽的书信和文本解读了“密码卷帙”的独特手写形式,这种掩饰性极强的手写方式也是瓦尔泽化解手写危机的诗学策略。第五章从《〈日记〉逸稿》出发阐明了小说中叙述主体“我”通过日记体文学书写,对既定的文学规约表示反讽和质疑的意图,小说呈现的元叙述、自我反思、悖论对话性等特征均为掩饰叙述危机的文学手段,而小说中主题的偏离与推延、意义的消解以及内容指涉义的变换也都是瓦尔泽用来掩饰并克服言说失败的诗学手段。第六章对掩饰“羞”的诗学策略和瓦尔泽的“羞感”诗学实践进行了总结。总而言之,瓦尔泽的“密码卷帙”从文本层面展示了“羞”的情感诱发机制和文学个体对“羞”的处理方式。瓦尔泽用独特的叙述方式建构文本是为了掩饰作为失败作家的“羞”,他的微型铅笔手稿可以被视为一种对抗手写危机的文化技术,也是一种遮掩和消解“羞”的诗学策略。从文本层面的回避到叙事层面的遮掩、再到书写行为中的隐藏,瓦尔泽在内容、叙述和语言符号的三重掩饰中,将“羞”作为一种创作理念融入他的文学书写。本研究发现,瓦尔泽作品中“羞”的美学价值就蕴含在掩饰性的本质之中,他对“羞”的表现和处理方式可以视为一种掩饰性的诗学手法。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是从“羞”现象出发对瓦尔泽“密码卷帙”中两部小说及其文学叙述和文学书写进行了多维度的阐释,发现瓦尔泽无论在叙述层面上的遮掩,还是独特的手写形态,其中所藏匿的都是“羞”的应对策略以及“羞感”诗学实践。对“羞”的文学应对策略既是瓦尔泽对作家身份认同的核心,也是他书写方式的诗学本质。本研究将“羞”这一文化人类学现象拓展为瓦尔泽的特殊诗学手段,他的这种极具掩饰倾向、又在掩饰中展露深层意图的独特书写可以被视为是一次对“羞感”诗学的书写实践。
杨赫[7](2021)在《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与评价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爆发式增长的用户基数、游戏理念的不断进步和商业资本的推波助澜,逐渐剥去包裹在电子竞技外部饱含隐秘和禁忌色彩的坚硬外壳,使之成为富有时代特征的数字竞技项目。而作为风靡世界的文化符号,电子竞技同样引发媒介的高度关注,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网络媒体传播中的“新势力”。现阶段,“电竞热”仍然在持续升温,但表面的浮华却难掩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的现实困境,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各利益相关主体需求的日益增长,初期依靠资本植入的粗犷式发展已经开始后继乏力,客观上出现了传媒实践先于理论指导、平台发展与价值定位模糊不清、评价模式不够完善等问题,而其症结则在于学界和业界对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理论建构、影响因素和评价体系的认知与实践不足。现阶段,电子竞技和网络媒体传播分别回应了当前中国社会不断突显的竞争意识、时间性和效率思想,以及人们普遍对于身份流动、自由连通和共享叙事的渴望,两者不断融合、相互补充,形成了一种极具张力的统摄性娱乐装置。具体而言:一方面,随着盈余时代的到来和技术赋能的不断提升,用户的主体性不断增强,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的游戏表象进一步突显,趣味性、个性释放、自我选择与控制的外显表征也更加具体;另一方面,随着平台资本主义下隐性剥削机制的逐步建立,数字产消者逐渐取代“受众商品”,主导着网络传播中的商业化思维和价值攫取。换言之,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正在演变成为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的新秩序。本文以传播游戏理论、游戏批评理论体系和框架理论为指导,以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理论建构、影响因素与评价体系为研究主线,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扎根理论分析法、德尔菲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实地调查法和案例分析法等,阐释网络媒体传播效果的发生机制与内涵结构,分析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梳理中国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的现实问题,构建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评价体系,并且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实证评估,最终提出具有指导性、层次性的优化策略。力求能够在传播学视域下,完善电竞传播研究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实践提供参考和依据,从而强化其服务大众的功能,实现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研究认为:(1)在传统框架理论视角下,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源自于媒介框架和受众框架之间的相互博弈。首先,在框架的背后存在网络媒体商业化趋势、电子竞技的青年亚文化特征两大“隐形推手”;其次,博弈的维度是以具身体验为基础的“认同”和因数字劳动所引发的“消费”;最后,博弈的结果则表现为经由具身体验产生情感认同、行为认同和身份认同,以及在数字劳动中形成符号消费、权力消费和空间消费,并且它们分别具有形塑网络商业思维、建构网络文化关系的功能。由此可见,在网络媒体商业化、平台化,受众数字化、用户化的环境中,“体验”与“劳动”之间的相互置换成为用户的身体感知与价值生产的源动力,结合现实语境分析,两者又分别指向了游戏的经验性和资本化,并且推动了以文本变革为核心的网络电子竞技传播游戏化进程。(2)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本质上是因信息流动引起受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综合影响。通过考察电子竞技网络媒体传播的游戏范式,并且询唤出用户作为玩家的主体性,从而赋予了其传播效果更为明确的指向性,即文本呈现、主观体验和价值生产3个维度:首先,从游戏表象的视角分析,作为具备生产复数化故事的超叙事系统,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兼具控制与规则等核心游戏元素,并且整合了游戏文本设计理念,故参照游戏批评的第一向度,将文本呈现效果(用户对于文本的感知与理解)解构为叙事叙述效果、机制创设效果、审美匹配效果和技术应用效果;其次,“双环境化”造成用户角色与行为双重性,此时符号的功能只存在于游戏之内,但是符号的感知与识别却来源于现实经验,所以用户通常在功利性或抵抗性的活动中不断寻求自我价值,故主观体验效果具体表现为情感沉浸、交互体验和自我实现;最后,用户作为游戏玩工所进行的劳动,兼具非物质劳动和数字劳动的双重属性,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依靠数字秩序,赋予并改造了用户新的身份政治和身体关系,客观上形成了以“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为核心的价值链,并且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而在上述价值链中,前两个部分可以被概括为是劳动成果,后两个部分则分别对应价值转化效果与经验塑造效果。(3)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法,经由三级编码,得出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包括用户差异、环境条件、平台建设、盈利能力、责任意识和创新实践6个主范畴与其下属的24个子范畴。将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作为一个整体,其盈利能力属于目标导向性因素,责任意识属于环境制约性因素,创新实践属于竞争动力性因素,能够直接影响其传播效果;而用户差异、环境条件和平台建设则是形成上述三个主范畴的前提条件,故能够通过对于三者的作用,进而影响网络媒体电子竞技的传播效果。通过理论对话发现,本文的影响因素模型在内涵与关系层面,能够展现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发生机制的要素与特征,并且具备了解释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游戏范式的能力,客观上同第三章的理论基础形成呼应。与此同时,该模型也符合“O-S-O-R”研究模式中两次对于受众差异(两个“O”)的认知,并且与游戏化设计模型中,以“感知-意图-行为”为主线的用户体验路径关联度较高。本文以该影响因素模型为问题分析框架,从商业创收、责任履行和创新扩散三个层面,分别对现阶段网络媒体电子竞技的传媒实践进行分析,发现其存在资本植入过度、内容良莠不齐、专业性仍需强化、文化定位尚需明确、用户媒介素养和电竞形象构建有待提升等问题,进而围绕刺激用户生产、塑造文化氛围、注重文本互动三个维度,总结得出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的趋势特征。(4)基于文本呈现、主观体验和价值生产的传播效果内涵结构,经由理论推导、文献分析和走访调查初拟评价体系,进而采用德尔菲法和加权平均法,通过两轮专家咨询完成评价指标的筛选,并且对每一项指标进行赋权,最终构建起由3项一级指标、11项二级指标、29项三级指标组成的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以游戏化传播为基础,从网络媒体的视角出发,深入考察用户参与电竞传播过程中的感知、体验与行为趋势,从而实现对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衡量与评判。本文利用该评价体系,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T体育媒体英雄联盟S10传播效果和H直播平台2020CF全明星赛传播效果进行评价,得出的结果分别为3.5295(较好水平)和3.0238(一般水平)。进而通过对于评价结果纵向的相互比较,以及横向的综合比较,认为其基本符合现实情况,说明该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但在机制、审美、价值生产和负面效果等评价维度仍然需要改进。进一步分析,将该评价体系同业界的工作总结与观赛报告进行比较,发现其与现阶段网络媒体的电竞传播实践具有较高的契合性,并且其所包含的用户主观评价,能够有效弥补业界算法程序评价的不足,但在过程评价、趋势预判和市场衡量等方面的精确度与适配性也有待进一步提升。(5)总体而言,网络媒体应以中国“政府+产业”的电竞产业模式转型为契机,促进本土电竞文化由资本催化向文化自生转变,并且参考游戏化传播的研究成果,重点关注电竞传播过程中的游戏化叙事、游戏化体验和游戏化规制;具体而言,网络媒体应不断提升文本的完整度和新颖性,进一步强化复合现实的情景体验,加快平台化转型发展的速度,保证用户认知的正向性、情感输出的积极性和生产的时间与效率;从长期发展的视角分析,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优化并非仅仅需要媒体平台自身的努力,而是要依靠政策的支持与政府的调控,紧密结合中国电竞产业链中的各个主体,引导优质人才的培养方向,以规范化管理促进用户媒介素养的提升。
李灵仪[8](2021)在《小学校园欺凌现象及学校德育对策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校园本该是生机勃勃、书香满溢、高度文明的教学场所,然而近几年频频爆出的校园欺凌事件使校园这一净土染上了污点。随着我国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青少年成熟时间愈加提前,低龄化态势显着已成为当前我国校园欺凌的特点之一,即欺凌涉事者的年龄越来越小,甚至在小学校园内也出现了欺凌现象,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此进行深入探究,力图为缓解校园欺凌这一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教育与社会难题献言献策。基于此,本文以学校德育为切入点,试图探究校园欺凌与学生个体道德之间的关系,发现学校德育在防治校园欺凌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这对于丰富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构建一个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分析整理了国内外关于校园欺凌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成都市S小学四年级六班两个受欺凌者——小林和童童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采用访谈法、观察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对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在全面分析其受欺凌的现实状况后发现,小学校园欺凌行为暴露出学生道德观存在偏差,其产生反映了小学生道德认知的不完善、道德情感较为冷漠、道德意志的不坚定、道德责任意识较为淡薄以及道德行为与道德认知相矛盾,可见校园欺凌行为实质上属于学生个体的道德偏差行为,而学校作为学生道德教育的主阵地,理应为学生道德素质的低下承担一定的责任。通过对S小学的德育工作进行实地调研后发现,S小学的德育工作的确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即重智轻德的问题依旧存在、学校德育管理生硬、学校德育内容单薄、家校沟通不畅、部分教师道德素质不高、师生沟通交流欠缺等,即学校德育工作处处透露出其人文关怀性的缺失,这些因素虽然看似微不足道,但却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正确道德观的塑造,为校园欺凌的发生埋下隐患。最后,基于对问题及原因的分析以及结合关怀道德教育理论,笔者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即构建以关怀德育为核心的小学校园欺凌防治路径,通过健全学校德育工作,改善学校德育人文关怀性欠缺的问题,以期培养学生的关怀意识与能力,不断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水平,营造一个温馨和睦的校园环境,从而达到从源头上缓解校园欺凌现状的目的。
贾后明,李新龙[9](2021)在《从理论学习到理论自信——“延安道路”形成的历史启示》文中认为延安时期全党开展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教育活动,系统总结了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建立起思想、态度与方法上的理论自觉,提升了全党的理论水平,展现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建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延安道路"。理论大学习运动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教条主义束缚,以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作为标准,独立自主地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与建设道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自信基础上实现的道路自信。新时代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需要借鉴延安时期党在理论学习中形成的理论自信与创新发展之路。
韵怡爽[10](2021)在《X市税务稽查跨部门协作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税务稽查是规范国家税收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担负着防止税款流失和打击税收违法犯罪行为等责任。税务稽查由于自身权限不足,其履行职责和发挥职能离不开其他部门的协作和配合。近年来,随着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税务稽查部门的设置进行了合并和调整。之前传统的税务稽查跨部门协作模式被打破,新的协作模式还在探索中,导致跨部门协作不畅的问题凸显出来。当前税收违法行为呈现团伙化、信息化、专业化、隐蔽化等态势,面临这种复杂形势,稽查部门对其他部门的协作和配合需求度增高。2018年,在国家税务总局层面也开始了跨部门打击涉税违法行为的实践,与公安部、海关总署、人民银行联合打击虚开骗税。因此,作为基层税务稽查部门,为了提升工作质效、防范执法风险、保障国家税收和形成打击涉税违法犯罪的合力,亟需研究优化税务稽查跨部门协作的路径。X市税务稽查部门承担着X市税收违法行为治理的职能,它与其他部门间的协作对其充分发挥职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X市税务稽查部门在当前的协作中能够明确参与主体,与X市税务系统内部主管税务局的税源、征管、风险部门和税务系统外部的公安、人行、海关等部门建立了协作关系。X市税务稽查部门通过成立领导小组、召开联席会议、联合查办案件、设立联络员和签署合作备忘录等形式推动部门间的协作。其在税警协作和部门联合专项行动中也取得一定的工作实效。但X市税务稽查部门在联合多部门打击涉税违法犯罪的实践中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如协作缺乏配合依据、行刑衔接不顺畅、协作部门推诿扯皮、协作程序不规范、协作依靠人情、信息共享困难等。X市税务稽查跨部门协作目前处于初期的探索阶段,需要不断进行完善和提升才能更好的发挥其职能作用。在宏观层面上,需要国家出台关于跨部门协作的法律制度和完善税务稽查领域的立法来保障协作,还要在改进管理体制和形成协作共识方面助力X市税务稽查的跨部门协作。在微观层面上,既要构建X市税务稽查跨部门协作机制,还要加快打造X市“智慧城市”的步伐和加快推进X市税务系统内部信息技术平台的建设。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能够让X市税务稽查跨部门协作更加高效、顺畅,也为税务稽查领域的跨部门协作管理和建设提供一些参考。
二、认清问题 寻求办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认清问题 寻求办法(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4.1 研究创新 |
1.4.2 研究不足 |
第2章 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概述 |
2.1 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解读 |
2.1.1 中国赴海外留学生 |
2.1.2 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
2.2 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构成 |
2.2.1 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 |
2.2.2 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 |
2.2.3 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 |
2.3 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价值 |
2.3.1 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现实需要 |
2.3.2 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
2.3.3 贯彻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应有之义 |
第3章 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理论依据 |
3.1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
3.1.1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
3.1.2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
3.2 以西方社会相关理论为参照 |
3.2.1 推拉理论 |
3.2.2 跨文化适应理论 |
3.2.3 承认理论 |
3.3 以其他学科相关理论为借鉴 |
3.3.1 社会学为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理论借鉴 |
3.3.2 教育学为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知识借鉴 |
3.3.3 法学为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方法借鉴 |
第4章 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演变 |
4.1 新中国成立前留学生思想教育的早期萌芽(1872—1948) |
4.1.1 晚清时期专制化的留学生思想教育 |
4.1.2 民国时期多元复杂的留学生思想教育 |
4.2 新中国成立初期留学生思想教育的初步探索(1949—1977) |
4.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留学教育发展历程 |
4.2.2 新中国成立初期留学生思想教育的发展 |
4.3 改革开放时期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调整(1978—2011) |
4.3.1 改革开放时期留学教育的规范调整 |
4.3.2 改革开放时期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规范发展 |
4.4 社会主义新时代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完善创新(2012 至今) |
4.4.1 新时代留学生教育发展状况概述 |
4.4.2 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走向 |
第5章 中国赴海外留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分析 |
5.1 留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的多元视角 |
5.1.1 世界观考察 |
5.1.2 政治观考察 |
5.1.3 人生观考察 |
5.1.4 法治观考察 |
5.1.5 道德观考察 |
5.2 留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问题表征 |
5.2.1 备受争议的爱国言行 |
5.2.2 漂浮不定的文化认同 |
5.2.3 相对漠然的政治态度 |
5.2.4 孤独失序的心理状态 |
5.2.5 较为薄弱的法治素养 |
5.3 留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问题成因 |
5.3.1 留学生行前准备工作不充足 |
5.3.2 留学教育体系缺乏思政观照 |
5.3.3 留学应急管理机制尚未形成 |
5.3.4 国外负面舆情产生不良诱导 |
5.3.5 种族主义带来多元文化冲突 |
第6章 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推进路径 |
6.1 确定教育主体:加强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
6.1.1 留学前——以思政课教师协同专业课教师为主体 |
6.1.2 留学中——以使馆工作人员带动公派教师为主体 |
6.1.3 回国前——以学历认证人员对接学联组织为主体 |
6.2 完善教育内容:实现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 |
6.2.1 留学前——以课程思政做好行前思想教育 |
6.2.2 留学中——以问题为抓手把控留学生动向 |
6.2.3 回国前——以职业规划促进留学生再社会化 |
6.3 创新教育方式:链接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功能 |
6.3.1 留学前——以“反向内省”助力留学教育顺利开展 |
6.3.2 留学中——以海外服务协同教育方式建构互信关系 |
6.3.3 回国前——以共情引导教育方式有效激发报国热情 |
6.4 健全制度体系:构建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保障机制 |
6.4.1 优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政策布局 |
6.4.2 加强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法治建设 |
6.4.3 构建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长效机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访谈提纲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四、创新和不足 |
第一章 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主义与权力 |
第一节 沃尔特·米德主要着述和思想 |
第二节 米德指出的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四种主义” |
第三节 米德的权力理论 |
第四节 米德的逻辑和方法 |
第二章 20世纪美国外交传统的呈现 |
第一节 美国经济社会形态变革与外交传统的演进 |
第二节 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变奏 |
第三章 威尔逊主义的冒进(小布什政府时期) |
第一节 新保守主义与威尔逊主义的复兴 |
第二节 威尔逊主义与“反恐战争” |
第三节 威尔逊主义的异变与失败的大中东战略 |
第四章 杰斐逊主义的变革(奥巴马政府时期) |
第一节 国际新形势下的杰斐逊主义者 |
第二节 杰斐逊主义者的新特征 |
第三节 主义间的调和与亚太再平衡 |
第五章 杰克逊主义的冲击(特朗普政府时期) |
第一节 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的兴起 |
第二节 民粹主义与杰克逊主义 |
第三节 杰克逊主义的特朗普实践 |
第六章 对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的评价 |
第一节 四种主义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
第二节 美国外交政策走向 |
第三节 米德对美国世界霸权体系的认识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沃尔特·R·米德大事年表(1952- ) |
致谢 |
(3)整体性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生成 |
2.1 前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 |
2.1.1 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批判 |
2.1.2 青年黑格尔派的形而上学批判 |
2.1.3 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式批判 |
2.2 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转向 |
2.2.1 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 |
2.2.2 从“副本”批判到“原本”批判 |
2.2.3 从理性的支配到人性的实现 |
2.3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特质 |
2.3.1 革命性 |
2.3.2 彻底性 |
2.3.3 现实性 |
小结 |
第3章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 |
3.1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的缘起 |
3.1.1 宗教是“世界的总理论” |
3.1.2 宗教改革运动 |
3.1.3 宗教批判运动 |
3.2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的基本内容 |
3.2.1 宗教的功能:“人民的鸦片” |
3.2.2 宗教的外化:“颠倒的世界观” |
3.2.3 宗教的实质:“异化的自我意识” |
3.3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的整体性指向:政治批判 |
3.3.1 从“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到“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 |
3.3.2 从“天国批判”到“尘世批判” |
3.3.3 从神学批判到政治批判 |
小结 |
第4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 |
4.1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缘起 |
4.1.1 政治关系的演变 |
4.1.2 政治国家的形成 |
4.1.3 现代国家的实质 |
4.2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基本内容 |
4.2.1 政治批判的前提:市民社会与国家的颠倒 |
4.2.2 政治批判的对象: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
4.2.3 政治批判的效应: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 |
4.3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整体性指向:意识形态批判 |
4.3.1 政治解放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革命” |
4.3.2 政治解放的终极目标:“人类社会” |
4.3.3 政治解放的思维方式:历史唯物主义 |
小结 |
第5章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
5.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缘起 |
5.1.1 马克思对鲍威尔“自我意识”的批判 |
5.1.2 马克思对施蒂纳“唯一者”的批判 |
5.1.3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批判 |
5.2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内容 |
5.2.1 对“虚假的意识”的批判 |
5.2.2 对“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批判 |
5.2.3 对“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理想”的批判 |
5.3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整体性指向:政治经济学批判 |
5.3.1 从“旧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 |
5.3.2 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
5.3.3 从“市民社会”到“社会化的人类” |
小结 |
第6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
6.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缘起 |
6.1.1 “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 |
6.1.2 国民经济学的“私有财产事实” |
6.1.3 资本与劳动的对立 |
6.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内容 |
6.2.1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异化劳动的揭露 |
6.2.2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资本主义私有制 |
6.2.3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途: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 |
6.3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体性指向:人与社会的自我否定 |
6.3.1 消灭私有制 |
6.3.2 “自由人联合体” |
6.3.3 人类解放的“回归” |
小结 |
第7章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整体性向度 |
7.1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整体性表达 |
7.1.1 面向现实世界的实践性 |
7.1.2 改造世界的批判性 |
7.1.3 剔除异化的否定性 |
7.2 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的整体性实现 |
7.2.1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起点:宗教批判 |
7.2.2 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的必要性:社会现实 |
7.2.3 政治批判转向意识形态批判的必要性:颠覆“元价值” |
7.2.4 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的落脚点:政治经济学批判 |
7.3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整体性价值 |
7.3.1 整体性与各环节的统一 |
7.3.2 实现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 |
7.3.3 整体性的现实意义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4)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价值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三)国内外研究的评析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一)论文结构 |
(二)研究方法 |
四、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
(一)可能的贡献 |
(二)研究不足 |
第一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认识前提 |
一、观念概念的界定 |
(一)观念概念的语义分析 |
(二)观念概念的多学科视角分析 |
(三)观念概念的相似术语辨析 |
二、观念分析的维度 |
(一)观念的结构要素与承载者 |
(二)观念的呈现机制 |
(三)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 |
第二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历史脉络 |
一、政治学中的观念研究传统 |
(一)传统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总体概况 |
(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
二、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衰落 |
(一)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局限 |
(二)新理论范式的兴起与发展 |
(三)观念研究在衰落时期的进展 |
三、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复兴 |
(一)观念研究复兴的驱动因素 |
(二)观念研究复兴的多重表现 |
第三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的观念转向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二)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一)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第四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取向:建构制度主义 |
一、建构制度主义的生成逻辑 |
(一)建构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渊源 |
(二)建构制度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渊源 |
二、建构制度主义的分析基础 |
(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双重性 |
(二)不确定性 |
(三)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 |
(四)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 |
三、建构制度主义的多重取向 |
(一)观念制度主义 |
(二)话语制度主义 |
(三)修辞制度主义 |
(四)沟通制度主义 |
第五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发展反思 |
一、观念转向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
(一)各流派理论张力的缓和 |
(二)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二、观念转向对现实政治世界的反思 |
(一)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审视 |
(二)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建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5)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的批判及其当代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述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封建社会主义”概述 |
第一节 “封建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 |
一、封建主义是“封建社会主义”的内核 |
二、“封建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 |
三、 “僧侣社会主义”是其神圣化的表现 |
第二节 “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基本观点 |
一、“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
二、坚持贵族制原则 |
三、反对资本主义 |
第三节 “封建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基础 |
一、“封建社会主义”产生的经济条件 |
二、 “封建社会主义”产生的政治条件 |
三、 “封建社会主义”产生的文化基础 |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封建社会主义”的批判动因和过程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封建社会主义”的批判动因 |
一、肃清封建遗毒对人民群众产生的恶劣影响 |
二、革除“封建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影响 |
三、建立具有科学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封建社会主义”的批判过程 |
一、《莱茵报》时期开始批判“封建社会主义” |
二、《共产党宣言》中对“封建社会主义”进行了完整的批判 |
三、在《资本论》中深化了对“封建社会主义”的批判 |
第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封建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理论渊源的追溯 |
一、中世纪封建主义以及教会思想是其理论根源 |
二、抄袭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
三、吸收了德国哲学以及文学理论的糟粕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阶级基础的揭露 |
一、土地贵族是核心力量 |
二、僧侣阶级是帮凶 |
三、流氓无产阶级是群众基础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思潮主要观点的批判 |
一、对“封建社会主义”政治观的批判 |
二、对“封建社会主义”历史观的批判 |
三、对“封建社会主义”的宗教观批判 |
四、对“封建社会主义”特权观的批判 |
第四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反动本质的揭露 |
一、揭示了“封建社会主义”利益诉求的欺骗性 |
二、批判了“封建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性和反民主性 |
三、揭露了封建贵族剥削的隐秘性 |
第四章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封建社会主义”的当代价值 |
第一节 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科学指南 |
一、澄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封建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
二、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
三、提升了我们对真假社会主义的鉴别力 |
第二节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熟 |
一、在这一批判过程中丰富了对历史规律的认识 |
二、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 |
三、削弱了错误的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消解 |
第三节 为我们同错误的社会思潮进行斗争树立了榜样 |
一、为我们同错误思潮的斗争提供了策略典范 |
二、为我们同错误的社会思潮斗争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
三、有助于我国肃清封建遗毒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着作类 |
二、论文类 |
致谢 |
(6)罗伯特·瓦尔泽“密码卷帙”中的羞感书写 ——《强盗》小说残篇和《1926年〈日记〉逸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语表 |
1 引言 |
1.1 论题缘起 |
1.2 研究综述 |
1.3 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 |
2 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羞”的探究 |
2.1 羞的前提:自我意识 |
2.2 羞的诱因:他者目光 |
2.3 羞的反应机制:隐藏回避 |
2.4 羞的处理方式:面具 |
2.5 小结 |
3 “羞”与身份的遮掩——《强盗》小说中的生存危机 |
3.1 “强盗”的身份藏匿 |
3.1.1 作家?强盗?——社会身份与美学身份的反叛 |
3.1.2 孤立与孤例——社会隔离与主体救赎 |
3.1.3 无名与命名——隐而不表的模糊化身份 |
3.2 “强盗”的身份伪装 |
3.2.1 教化与规训——对规约的应对 |
3.2.2 性别演绎——女性化倾向的掩饰与文学 |
3.2.3 孩童的天性和任性——身份逃避与文学活力 |
3.3 “我”和“强盗”——理想身份与现实身份的分裂与弥合 |
3.4 小结 |
4 “羞”的隐匿面具——“强盗”的藏与“密码卷帙”的隐 |
4.1 以情感掩饰“羞”感 |
4.1.1 目光的审视——闪躲或对峙 |
4.1.2 伪装的顺从——权力关系的颠覆 |
4.1.3 对嘲讽者的嘲讽——对“羞”的忽略与否认 |
4.2 文学形态面具 |
4.2.1 衣饰与掩饰——现实与虚构身份的文学编织 |
4.2.2 在手稿中逃遁——“密码卷帙”中的手写危机 |
4.3 小结 |
5 “羞”与叙述的掩饰——《1926 年〈日记〉逸稿》中的言说危机 |
5.1 叙述主体的自我审视 |
5.1.1 日记的写作练习——对“展示的危机”的展示 |
5.1.2 元叙述与自白——对书写过程的观照和自省 |
5.1.3 想象的对话者——面对审视和评判的自辩 |
5.2 叙述内容的消解 |
5.2.1 主题的推延——欲盖弥彰的遮掩 |
5.2.2 “谈”情“说”爱——语义的偏移 |
5.3 小结 |
6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7)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与评价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电子竞技风靡世界:认可与质疑并存 |
1.1.2 电子竞技媒介传播成为新的研究议题 |
1.1.3 影响因素与评价体系是指导电竞传播实践的重要抓手 |
1.2 研究目的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对象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思路 |
1.5 研究创新点 |
2 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厘定 |
2.1.1 电子竞技 |
2.1.2 网络媒体 |
2.1.3 传播效果 |
2.1.4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 |
2.2 核心理论 |
2.2.1 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 |
2.2.2 游戏批评理论体系 |
2.2.3 框架理论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2.3.1 国外关于电子竞技与游戏化传播的研究 |
2.3.2 国内关于电子竞技媒介传播的研究 |
2.3.3 国内外关于网络媒体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与评价体系研究 |
2.3.4 文献述评 |
3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形成与结构 |
3.1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发生机制 |
3.1.1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发生机制的构成要素 |
3.1.2 具身体验视域下的网络商业思维形塑 |
3.1.3 数字劳动视域下的网络文化关系建构 |
3.1.4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发生机制的反思与启示 |
3.2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同游戏的范式勾连 |
3.2.1 盈余时代与电子竞技娱乐本质之间的关系建构 |
3.2.2 互联网“下半场”的受众变革与媒体转型 |
3.2.3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的社会性与时代思维 |
3.3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内涵结构 |
3.3.1 文本层面:游戏表象中的文本呈现 |
3.3.2 体验层面:“双环境化”的主观体验 |
3.3.3 劳动层面:主体询唤下的价值生产 |
3.3.4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结构与性质 |
本章小结 |
4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 |
4.1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过程 |
4.1.1 研究方法的选择——扎根理论分析法 |
4.1.2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背景 |
4.1.3 访谈提纲的拟定与专家选择 |
4.1.4 访谈过程与资料整理 |
4.2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的三级编码结果 |
4.2.1 开放式编码 |
4.2.2 主轴编码 |
4.2.3 选择性编码 |
4.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4.3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影响因素模型阐释 |
4.3.1 用户差异 |
4.3.2 环境条件 |
4.3.3 平台建设 |
4.3.4 盈利能力 |
4.3.5 责任意识 |
4.3.6 创新实践 |
本章小结 |
5 基于影响因素的理论对话与问题分析 |
5.1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影响因素模型的理论检验 |
5.1.1 同“发生机制”与“O-S-O-R”模式的理论对话 |
5.1.2 同“游戏范式”与游戏化传播模型的理论对话 |
5.1.3 同电子竞技与体育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的理论对话 |
5.2 基于影响因素的中国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问题分析 |
5.2.1 商业创收层面 |
5.2.2 责任履行层面 |
5.2.3 文化创新层面 |
5.2.4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实践的趋势特点 |
本章小结 |
6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评价体系 |
6.1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构建的基础 |
6.1.1 建构方法的选择——德尔菲法 |
6.1.2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中的操作性定义 |
6.1.3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构建的背景 |
6.1.4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构建的原则 |
6.2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构建的过程与结果 |
6.2.1 初拟指标体系 |
6.2.2 咨询专家基本情况 |
6.2.3 第一轮专家咨询结果与指标修正 |
6.2.4 第二轮专家咨询结果与确定指标权重 |
6.3 评价体系的使用方法、指标内涵与关系阐释 |
6.3.1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的使用方法 |
6.3.2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的指标内涵 |
6.3.3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的关系阐释 |
本章小结 |
7 基于评价体系的实证评估与比较研究 |
7.1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评价过程 |
7.1.1 评价方法的选择——模糊综合评价法 |
7.1.2 评价对象的介绍 |
7.1.3 相关材料的收集与整理 |
7.1.4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的操作步骤 |
7.2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评价结果 |
7.2.1 T体育媒体英雄联盟S10 传播效果评价结果 |
7.2.2 H直播平台2020CF全明星赛传播效果评价结果 |
7.2.3 评价结果的现实审视 |
7.3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的比较研究 |
7.3.1 硬性量化指标已是兵家必争之地 |
7.3.2 “玩法”的效果呈现愈发受到重视 |
7.3.3 品牌构建的能力认定关注度升级 |
7.3.4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的优势与不足 |
本章小结 |
8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优化策略 |
8.1 观念层面:网络媒体应构建符合现实情境的电竞传播理念 |
8.1.1 摆正心态,认清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的现实处境 |
8.1.2 打牢基础,理解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的文化内涵 |
8.2 路径层面:网络媒体应参考游戏理论设计电竞传播思路 |
8.2.1 提升文本呈现的完整度和新颖性,保证用户认知的正向性 |
8.2.2 强化复合现实的情景体验,保证用户情感输出的积极性 |
8.2.3 坚持平台化的媒介转型,保证用户生产的时间与效率 |
8.3 要素层面:培育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的优质环境 |
8.3.1 塑造媒介文化,加强自我完善 |
8.3.2 依托政策支持,配合政府管理 |
8.3.3 加强行为监督,提升用户素养 |
8.3.4 拓展外部渠道,强化产业融合 |
8.3.5 针对现实需求,培养优质人才 |
本章小结 |
9 结论与建议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9.2 研究不足 |
9.3 研究建议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实践调查走访提纲 |
附录2:扎根理论分析专家访谈提纲 |
附录3:相关调查文本材料(节选) |
附录4: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专家咨询表(R1) |
附录5: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专家咨询表(R2) |
附录6: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调查问卷(样张) |
致谢 |
博士在读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学习经历 |
(8)小学校园欺凌现象及学校德育对策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3.3 研究评述 |
1.4 研究设计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对象的选择 |
1.4.3 研究伦理问题 |
1.4.4 研究思路 |
2 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校园欺凌 |
2.1.2 德育 |
2.2 理论基础 |
2.2.1 关怀道德教育理论 |
2.2.2 关怀德育理论的主要方法 |
2.2.3 关怀德育理论对校园欺凌现象分析和应对的启示 |
3 成都市 S 小学校园欺凌现象的个案呈现 |
3.1 S小学概况 |
3.2 两个欺凌个案 |
3.2.1 个案一:小林的受欺凌经历 |
3.2.2 个案二:童童的受欺凌经历 |
3.3 研究结果分析:小学校园欺凌行为暴露出学生道德观存在偏差 |
3.3.1 校园欺凌暴露出小学生道德认知的不完善 |
3.3.2 校园欺凌暴露出小学生道德情感较为冷漠 |
3.3.3 校园欺凌暴露出小学生道德意志的不坚定 |
3.3.4 校园欺凌暴露出小学生道德责任意识较为淡薄 |
3.3.5 校园欺凌暴露出小学生道德行为与道德认知相矛盾 |
4 导致小学生道德偏差的学校德育原因探析 |
4.1 学校层面 |
4.1.1 重智轻德的问题依旧存在,德育智育不均衡 |
4.1.2 学校德育管理生硬,缺乏人文关怀 |
4.1.3 学校德育内容单薄,生命关怀教育缺失 |
4.1.4 家校沟通不畅,学校德育与家庭教育合力不足 |
4.2 教师层面 |
4.2.1 部分教师道德素质有待提升,难以发挥关怀榜样作用 |
4.2.2 师生沟通交流欠缺,难以建立关怀型师生道德关系 |
4.3 学生层面 |
4.3.1 关怀自我能力低下 |
4.3.2 关怀他人意识薄弱 |
5 启示与建议:构建以关怀德育为核心的小学校园欺凌防治路径 |
5.1 营造良好的关怀德育校园氛围 |
5.1.1 调整德育观念,落实德育的首要地位 |
5.1.2 将德育融入学校管理中,提升其关怀教育性 |
5.1.3 充实德育内容,融入生命关怀教育 |
5.1.4 家庭教育与学校德育相结合,共建家校关怀德育网 |
5.2 构建良好的师生道德关系 |
5.2.1 提升教师德育素养,树立关怀榜样 |
5.2.2 加强师生对话交流,构建师生关怀关系 |
5.3 建立亲密友爱的同伴关系 |
5.3.1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升关怀自我能力 |
5.3.2 培养移情能力,提升关怀技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小学校园欺凌事件观察记录表 |
附录二 |
致谢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9)从理论学习到理论自信——“延安道路”形成的历史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一、在理论学习中建立理论自觉 |
(一)系统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理论自觉 |
(二)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自觉 |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自觉 |
二、在理论学习中展现理论自信 |
(一)增强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 |
(二)建立在实践标准上的理论自信 |
(三)基于历史文化传统形成的理论自信 |
三、在理论自信中建构“延安道路” |
(一)全面阐发“延安道路”的理论内涵 |
(二)独立自主构建“延安道路” |
(三)向社会主义过渡成为“延安道路”的未来指向 |
(四)“延安道路”成为中国道路的历史典范 |
(10)X市税务稽查跨部门协作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研究背景 |
2.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1.国内研究现状 |
2.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1.研究内容 |
2.研究方法 |
(四)研究的创新及不足 |
1.创新之处 |
2.不足之处 |
一、税务稽查跨部门协作的概念界定及理论依据 |
(一)税务稽查跨部门协作核心概念 |
1.税务稽查 |
2.跨部门协作 |
(二)税务稽查跨部门协作的理论依据 |
1.整体性治理理论 |
2.资源依赖理论 |
3.界面管理理论 |
二、X市税务稽查跨部门协作现状分析 |
(一)X市税务稽查机构设置情况 |
1.机构设置和人员组成情况 |
2.机构职能概述 |
(二)X市税务稽查跨部门协作开展情况 |
1.跨部门协作的参与主体 |
2.跨部门协作的目标 |
3.跨部门协作的实现方式 |
4.跨部门协作的探索和成果 |
(三)X市税务稽查跨部门协作的实例分析 |
1.税务系统外部协作实例分析 |
2.税务系统内部协作实例分析 |
三、X市税务稽查跨部门协作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一)X市税务稽查跨部门协作存在的问题 |
1.协作配合依据少且效力层级低,行刑衔接不顺畅 |
2.协作主体以行政部门为主,部门间推诿扯皮、效率低下 |
3.协作运行程序不规范,保障措施不到位 |
4.协作意愿低,依靠人情关系和领导权威 |
5.涉税关联信息获取困难,信息利用率低、浪费严重 |
(二)X市税务稽查跨部门协作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1.跨部门协作和税务稽查方面法律法规缺失 |
2.跨部门协作受传统行政体制约束,协调机构缺位 |
3.跨部门协作机制和配套制度建设不成熟 |
4.协作部门间信任文化缺失、没有达成协作共识 |
5.跨部门协作信息化程度低 |
四、优化X市税务稽查跨部门协作的对策建议 |
(一)国家加快跨部门协作立法进程,完善税务稽查法律体系 |
1.国家层面出台支持跨部门协作的法律法规 |
2.国家层面更新修订税务稽查方面的法律法规 |
3.国家层面加强税务稽查执法与刑事司法方面的法律衔接 |
(二)改进行政组织体制,设立协作协调机构 |
1.明确X市税务系统内外部的权力边界和职责分工 |
2.设立X市税务系统内外部的协作牵头部门和领导小组 |
(三)构建X市税务稽查跨部门协作机制框架 |
1.确定X市税务稽查跨部门协作的组织形式 |
2.明确X市税务稽查跨部门协作的工作流程 |
3.加强X市税务稽查跨部门协作的配合机制保障 |
(四)培养跨部门协作信任文化,实现部门互利共赢 |
1.加强信任文化建设,打造X市税务稽查协作部门间的共识 |
2.强化X市税务稽查协作部门的双向互动协作 |
(五)加强跨部门协作信息共享,打造信息技术平台 |
1.加快X市税务稽查协作部门的信息共享制度建设 |
2.加强X市税务系统内外部的信息技术平台建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认清问题 寻求办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王瑶. 吉林大学, 2021(01)
- [2]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D]. 王力. 吉林大学, 2021(01)
- [3]整体性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D]. 李冰. 吉林大学, 2021(01)
- [4]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5]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的批判及其当代意义[D]. 吴兴娟.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6]罗伯特·瓦尔泽“密码卷帙”中的羞感书写 ——《强盗》小说残篇和《1926年〈日记〉逸稿》研究[D]. 高原. 浙江大学, 2021(08)
- [7]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与评价体系研究[D]. 杨赫.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8]小学校园欺凌现象及学校德育对策的个案研究[D]. 李灵仪.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9]从理论学习到理论自信——“延安道路”形成的历史启示[J]. 贾后明,李新龙.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3)
- [10]X市税务稽查跨部门协作问题研究[D]. 韵怡爽. 内蒙古大学, 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