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推进先进文化积极稳妥做好河南省新地方志更新工作

一、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积极稳妥地搞好河南省新方志续修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高宏^[1]（2020）在《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志广泛编纂,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理论和经验,本文以省级旅游志为研究对象,从编纂的角度考察了旅游志编修源流、背景和体例,对旅游志的内容、特点、价值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旅游志内容梳理的基础上回顾了当代旅游的发展变迁。当代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经四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代旅游业白手起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挫折但徘徊前行,拨乱反正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初,旅游业开始崭露头角,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被国家确定为支柱产业。为适应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国家不断调整管理体制,扩大对外开放,扩大旅游的空间和地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居民收入增加,旅游出行人数和旅游消费大幅度增长,旅游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旅游业资料的收集和汇编,总结旅游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反映旅游发展的历史进程已经成为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部署下,各级政府开始编修旅游志。旅游类志书的编纂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地方志在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旅游元素就是志书记述的一个重要方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旅游类专志开始产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志书也愈来愈丰富,出现了包括山志、水志、寺庙志、湖泊志、名胜志等诸多的旅游类志书,民国时期,名胜、古迹被纳入志书定例,逐步奠定了当代旅游志的基础。当代志书编纂过程中,旅游起初是作为部分区域志的篇章之一,随着旅游发展,逐步单独成志,并成为省级志书中一个重要的分志。首轮省级旅游志各地启动时间不一,发展极不平衡,纂修部门多,既有旅游部门,也有外事部门,还有外事部门和旅游部门联动修志。20世纪90年代后期,第二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开始部署,省级旅游志的续修也开始启动,但由于首轮志书进展不一,故仅有7个省份完成第二轮省级旅游志的编纂。两轮省级旅游志编纂过程中呈现出工作体制的一致性、机构人员的趋同性、工作程序的相似性、志书编纂和旅游业发展不对称等特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根据各省旅游的实际情况和资料情况,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拟定的相关规定,对志书结构进行设计和规划。篇目主要采用篇（编）、章、节三级,涉及旅游资源、旅游者、旅游设施、旅游服务、经营与管理等篇章。两轮志书基本都采用了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设序言、凡例、概述、卷目等,为全书之纲。省级旅游志的文体,在遵循传统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根据旅游志记述内容的情况,尤其景区景点景色的记述,略微有些创新和变通。两轮志书相比较,体例结构既有继承,也有变革和发展。篇章数量有所损益;篇目分类由“静”到“动”,与时俱进,更加科学;体裁运用更加丰富和合理;文风更加精炼、简洁和实用。省级旅游志主要记述了旅游资源与开发、旅游线路与规划、旅游类型、旅游市场、旅游服务施设、旅游管理等事象。在这些记述的内容中,展现了当代旅游业的发展和变迁:旅游活动类型更加丰富、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后起勃发、消遣性旅游幅度增大、自费旅游和自助旅游增加;旅游的时空极大拓展,客源地和目的地全球化,旅游时间更加灵活;旅游业的属性从外事接待逐步向经营接待型转变,最终形成旅游产业;旅游管理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机构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旅游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都得到极大的改善;旅游功能也更加多元。省级旅游志在多方面都具有价值,不仅是记录区域旅游发展的载体,也是经济和文化史料的重要来源;在旅游开发中,是旅游宣传的重要工具和信息来源,旅游规划与开发的重要参考,旅游商品开发的重要借鉴。对于旅游文化研究、旅游史研究、区域经济史研究意义重大。省级旅游志编纂成果丰硕,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在编纂组织时,存在组织机构的临设与调整、修志人员的不稳定性、内容不断调整和变化、编纂工作持续周期长等问题;在体例编排方面,篇目分类不够科学、篇目设置存在太“全”和太“简”等现象;在内容记述方面,存在遗漏、失真、地图运用不足、关联性不够等问题;在理论运用方面,对方志学理论和旅游学理论有待进一步融汇贯通。针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存在的问题,有待从资料收集、篇目设置、内容建构和理论创新四个方面进行着手,提高志书的编纂质量。在资料收集方面,加强微观资料、口述史料、网络资料和旧方志资料收集;在篇目的设置时,注意行业分工实际和发展、篇目标题客观简洁、篇目设置注意整体性和逻辑性;在内容建构上,凸显地域特色、彰显时代变化、突出专业性;在理论方面加强创新,尤其是加强对省级旅游志的续修理论的研究、正确处理旅游志和其他志之间的关系,力争早日构建形成旅游方志学。

陆喜元^[2]（2017）在《中国西部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以H县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但由于治理环境及政府层级的不同,政府治理能力有结构性差异。因此,如何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能一概而论。县级政府的“接点性”特点,决定了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在准确梳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集中表达了科学的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思想,是政府治理的根本指导理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创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三大规律”的基础上对国家治理规律有了新认识,是政府治理的直接指导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是现阶段政府治理的重要思想依据。西方治理理论是对西方民主理论的扬弃,是政府治理的重要理论借鉴。政府治理理论主要关注两对问题:第一对是政府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第二对是政府治理评估和政府治理现代化。其中,第一对是第二对的基础和前提,第二对是促进第一对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的手段和目标。政府治理的实质是行政权主导下的多元治理,追求政府在治理格局中的权威性、主导性、代表性、正当性和有效性。政府治理现代化是政府不断提高科学行政、民主行政和依法行政水平,并实现其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进程。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对政府职能转变和能力提升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作为行政主导性治理主体,在与社会、市场互动过程中的理念、角色、行为等的重构过程。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各级政府的新要求,结合政府层级和职能,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结构要素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五个方面。每方面能力不仅是县级政府整体治理能力不同侧面的表现,而且各有其内在要素。尽管这些方面或要素就县级政府整体治理能力而言不能等量齐观,但它们既是县级政府履行单一制国家内作为“准基层”政府职能的法理需要,也是对县域社会现代性诉求的回应。根据政府治理能力结构要素,结合西部地区县域实际,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构建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体系时,要考虑其客观性、可操作性、有效性。据此评估指标体系（5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本文对H县和周边邻县（区）（合称“一区七县”）政府治理能力进行横向测评,对H县政府治理能力进行纵向研究（2000-2015）,对公众满意度进行深入调查,力争全方位、深层次地认知H县政府治理能力现状。当然,测评H县政府治理能力仅仅是一个准备性工作。准确的归因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历史是过往的现实,现实有历史的因子。因此,结合H县历史,考察县制沿革、机构变迁、人员流动,有助于把握县治的历史规律,对现阶段机构改革、职能转变、能力重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结合纵向测评、横向测评、满意度测评,可以发现H县政府治理能力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综合西部地缘、县域经济、郡县制、“市管县”、社会机制、行政文化、精英及民众等因素,可以深入挖掘H县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成因。推进H县政府治理现代化,既要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又要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等针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框架;既要顺应“放、管、服”改革大势,又要综合考虑县情。因此,面向宏观,要把塑造服务型、法治型、信息化政府作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努力方向。面向微观,建议以H县教育精神重塑行政文化;围绕解决缺水和贫困两大基本问题,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通过做强“金色教育、绿色农业、红色旅游”三个县域品牌,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和文化治理能力;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基层自治、护持政府信用,提升政府政治治理能力;通过切实做好退耕还林、改善县域生态环境,提高政府生态治理能力。

刘卫宁^[3]（2016）在《民国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研究》文中指出近代以来,作为我国重要民族聚居地的西北地区,在政局激烈动荡与社会巨大变革的背景下,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利益斗争愈演愈烈,以马福祥为代表的西北回族军阀的逐渐崛起使当地民族关系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与鲜明的地域特征。随着民国时期西北回族军阀势力对甘、宁、青地方控制力的增强,当地回汉关系在经历陕甘回民起义的巨大冲击后呈现出倒退趋势,回族分布相对集中的宁夏在西北政局演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地回汉关系既有受日益紧张的甘肃回汉关系消极影响的一面,又有因马福祥所奠定的“回汉和谐”群众基础而逐渐向好的一面,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北民族关系格局的全新发展道路。本论文包括以下七个部分。一、介绍本论题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和学术研究现状。系统回顾民国时期民族思想研究的总体情况,涉及西北诸马军阀的形成原因、民族特点、历史地位、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概括了这一时期宁夏民族关系的研究现状,构建了探讨民国时期宁夏回汉关系的理论基础。二、从回族的形成、历史地位、民族特点和分布格局等内容入手系统阐述宁夏历史上的回汉民族关系,回顾左宗棠对西北回民起义的残酷镇压及其历史影响,生动反映了西北回族分布格局在这一历史巨变中的演变历程。在反思清代处理宁夏回汉民族关系问题上的相关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为探讨正确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三、论述孙中山、蒋介石的民族政策,反映“三民主义”、“五族共和”理念在民国时期的延续与嬗变,为系统阐释这一时期主流民族思想及其历史作用和民国以来民族政策演变历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揭示时代背景对民族政策的相关作用。四、系统论述马福祥“回汉和睦、民族和谐”的民族观及其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扶持政策,以易督风波背景下甘肃回汉关系的剑拔弩张反衬宁夏地区回汉之间的风平浪静,凸显马福祥民族政策的合理性与成果性。勾画宁夏民族关系在甘肃回汉关系紧张背景下相对缓和并逐渐趋好的发展轨迹,从一个侧面揭示回汉和睦、民族和谐的重要性,得出宁夏回汉关系在经历曲折和冲击后缓慢向前发展的历史结论。五、系统阐述国民军统治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发展演变,展现当地民族关系在河湟事变与凉州事变冲击下曲折发展并缓慢恢复的历程。马福祥家族在国民军进军西北之时的政治选择既反映了马氏家族对宁夏控制力的增强,又凸显了宁夏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地域格局中的历史地位。马鸿宾和吉鸿昌在恢复社会秩序与修复回汉关系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及其历史意义,勾勒民国时期宁夏回汉关系发展历程的曲折轨迹,探讨宁夏回汉关系恶化的原因与相关历史教训。六、系统论述宁夏回汉民族关系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发展脉络,分析论述这一时期民族政策的具体内容及其对北洋政府时期民族政策的继承与创新。通过宁夏回汉群众合力抵御日本侵略和海固回民起义相关史实,探讨国内政治环境与民族关系格局对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影响。总结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发展轨迹与时代特征,与甘肃势同水火的回汉关系进行比较后,肯定了自马福祥以来所奠定了“回汉和睦、民族团结”的民族关系主旋律。七、从历史学和民族学角度对近代宁夏回汉民族关系进行总体定位与客观评价,探讨清政府血腥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对西北回汉关系所造成的巨大消极影响及其在民国时期的延续,分析论证民国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发展脉络及其相关原因。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所带来的全新气象,凸显了民族平等、回汉团结、和谐共荣、共生互补民族理念的正确性与成功性。基于历史与现实探讨“宁夏模式”在处理宁夏回汉民族关系时的经验,论证其对调整当前民族关系的启示。

邱新立^[4]（2015）在《《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解读》文中研究指明为明确地方志工作在发展改革大局中的目标任务,推进全国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9月3日,中国政府网公开发布《规划纲要》全文。这是国务院继2006年颁布施行《地方志工作条例》时隔9年后,再度专门就地方志工作出台政策性文件,也是第一次出台关于地方志事业发展的规划性文件,凸显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地方志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关怀,对确保地方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规划纲要》以贯彻落实"一纳入、八到位"为突出主线,对2015—2020年间的全国地方

蒋勇军^[5]（2015）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工赈研究（1927-1949）》文中研究表明工赈,即以工代赈,是“工”与“赈”的矛盾统一体,是以“工”为手段,以“赈”为指归,既是消极救济,亦是积极善后。它一般是指灾害发生后,政府或民间力量通过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灾民出工投劳,参加公共工程的兴建而获得赈济的一种自救方式。其内容囊括清除淤积、疏濬河流、开凿水渠、打造水井、修筑堤坝、兴修公路、修筑铁路、建造机场、修缮房屋、推广农事、植树造林、举办工厂、创办识字班诸项;其类型亦呈现出多样化的时代特征,覆盖水利工赈、交通工赈、房屋工赈、市政工赈、农林工赈、实业工赈等方面。它既可赈济灾民,亦可举办工程,奠定了灾区可持续发展的永久基础,实为一举两得,不失为“授人以渔”、祛灾除荒之至善良策。本文简要地回顾了国民政府以前工赈的历史,系统地阐述了国民政府时期工赈事业的发展历程,梳理了这一时期工赈运作的基本流程,论述了这一时期工赈管理的基本情况,并对这一时期举办的工赈事业进行了总体评价。本文由绪论、主体及结语三部分构成,主体部分共包括六章。绪论部分简明扼要地交代了选题的意义,系统地回顾了工赈的研究现状,对工赈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科学地界定,详细地介绍了本文相关史料的搜集情况。最后,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文章的创新之处。第一章系统地论述了国民政府以前的工赈历史,包括中国古代工赈的萌生与成长、晚清时期工赈的转型和进化、北洋政府时期工赈的演进与发展三个部分,基本上勾勒出国民政府以前工赈事业发展的大致轮廓,阐明了工赈作为传统的赈灾救荒举措,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第二章对国民政府时期工赈事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主要从政治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思想因素、国际因素四个层面对其进行了条分缕析、分门别类地考察。并详细地阐述了国民政府前期工赈事业全面勃兴的表现,包括施行科层制管理体制工赈救灾组织的建立、工赈筹资方式承续创新、工赈救灾事业全面推进。并对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所举办的工赈事业作了简要地评价。第三章详细地论述了抗战时期、复员时期这两个时期我国工赈事业的发展历程。首先,运用生态史观、现代化史观从宏观的视角深入分析了抗战时期我国工赈事业曲折发展的表现,一方面,继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遭受挫折,在曲折中前行。最后,运用唯物史观、现代化史观对抗战后我国工赈事业走向全面兴盛作了深入细致地考察,并对其历史作用作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介。第四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国民政府时期工赈运作的大致流程,其程序虽琐碎繁杂,但有规律可循、有迹可觅。其运作流程具体包括准备、施工、验收三个阶段。其中施工前的准备阶段囊括成立工赈管理机构、审批工赈项目、进行实地勘察、制订征地拆迁制度、拟定工赈计划和开展招标承包业务;工赈的施工阶段包括施工前准备和工赈计划的实施;工赈的验收阶段包括提交工程竣工报告书、进行工程验收及整理工赈档案资料三个方面。第五章从“人”的管理和“物”的管理两个层面详细地论述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管理的大致情况,并分门别类地对这两个层面的管理进行了较深入地探讨。首先,从“人”的管理层面对国民政府时期的工赈管理进行了探究,从工作管理、生活管理、卫生管理、教育管理四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说明。其次,从“物”的层面对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管理进行了全面地考察,从质量管理、资金管理和物料管理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系统论述。第六章综合运用各种史观对国民政府时期的工赈进行总体评价。首先,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的特点;其次,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国民政府时期工赈方面取得的成效、存在问题以及这一时期制约工赈事业发展的因素;最后,对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的历史影响进行了客观公正地评价。余论部分在综合考察国民政府时期工赈历史的基础上,从工程建设、人事管理、关系处理、依托条件四个方面对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的历史启示进行了归纳总结,以便为后人提供殷鉴。

胡中升^[6]（2014）在《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于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而言,治水活动十分重要。而作为中国重要水道的黄河,则夙以难治闻名于世,治黄遂成为中国历代治水的重要任务。近代以来,西方水利科技的传入,为黄河治理带来新的契机,使治黄思想、方略与手段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扮演了主要角色,其作为与作用值得检讨。鉴于黄河灾害频发,为有效开展治黄工作,南京国民政府于1933年成立了黄委会,结束了清末以来黄河下游河防的分省治理体制。随着时局的发展及治黄任务的改变,黄委会大致经历了“初创”与“扩张与调整”两个阶段。作为一个近代水利机构,黄委会组织结构科层化的特点较为明显,委员会下依次设处、科等层级,各级部门职责清晰,分工明确。而委员会决策制和委员长执行制的相互结合,则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又能杜决而不行之弊,有利于工作绩效提升。委员长在黄委会中据有重要地位,不论是对该会的日常管理,还是对治黄事业的发展规划,都有重要权责。历任委员长均为治黄事业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此外,黄委会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作流程以及人事与财务管理制度,为该会的日常运行与业务开展提供了条件。黄委会在权限、人事与财务方面均受中央节制,又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其委员构成及会址确定都曾受到地方的影响,双方的行政博弈迹象明显。黄委会与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简称黄灾会）、华北水利委员会及导淮委员会亦有密切联系。虽然黄灾会曾与黄委会发生工作冲突,但“华北水利”及“导淮”两委员会则与黄委会合作顺利,成效显着。黄委会不再仅凭经验治黄,而是以科学技术为手段;不再局限于整治黄河下游,而是着眼于整个黄河流域,坚持上中下游并重、干支流兼顾的方针。该会不仅在黄河堵口、修防等治标方面取得重要成就,而且不断探索黄河治本之策,诸如建立测量队、水文站、水位站,开展河道地形及水文测量,开展科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拟订各种专门及综合治本计划。该会还促成在德国举行治导黄河试验,并在中游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以期多管齐下,实现黄河的长治久安。在治理河患的同时,黄委会还致力于开发黄河水利事业。该会不仅关注与支持黄河下游的虹吸放淤工程,而且积极发展西北灌溉事业。为适应抗战及开发西北的需要,黄委会对黄河上游及其主要支流进行测勘,并对局部河道实施重点整治,以改善其通航条件。该会还勘查了黄河及其支流的水力资源,并拟订了一些发展黄河水利的计划,虽然未能付诸实施,却为此后的相关工作奠定了基础。黄委会对黄河标本兼治的各项探索,开辟了近代治黄的新趋向,将中国治黄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黄委会虽然不同于普通衙署,但毕竟也是国民政府的行政性机构之一,后者的相关决策与政令无疑都会影响黄委会的工作。经费不足制约着治黄事业的开展,政府不当人事任免也给黄委会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抗战时期,黄委会被纳入战时体制,成为配合政府对敌斗争的工具;战后,在花园口堵口活动中,黄委会成为国民党方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工程博弈的主要角色之一。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式微及终结,黄委会的历史使命也很快结束。

王成^[7]（2014）在《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发展研究 ——以年鉴、方志等史料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安徽淮河流域（以下简称“本区”）工业发展与变迁的历史是我国相对落后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工业化的缩影,反映了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下的当代安徽淮河流域人民群众奋发图强建设家乡的光辉历程。研究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本区工业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并总结出经验,将之发扬光大。通过发现其中的问题与不足,我们又可以从中汲取教训,从而更好地加快本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本区具备发展工业的资源基础,然而由于起步晚,发展缓慢,其历史起点较低。新中国成立以前,本区工业始终处于“开而未发”的状态,主要以传统手工业为主,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工业严重滞后并发展速度缓慢。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央及安徽地方政府在本区创建了一批现代工矿企业,为本区工业建设奠定了基础。通过三年经济恢复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本区基本建立。50年代初,沿海工业企业内迁以及苏联对华工业援建使本区工业发展获益匪浅。1965年开始的“小三线”建设使本区六安、金寨、霍山等地落后的工业面貌有所改变。“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徽淮域工业在曲折中艰难前行甚至遭受重创。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成为国有工业企业发展的主要内容。与全国一样,本区的国有企业改革大致经历了放权让利、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等几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后,本区非公有制工业企业有所发展,个私经济及乡镇企业的发展使本区工业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本区工业发展具备一定的自身优势,比如自然资源丰富、交通条件便利,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上本区工业基础薄弱,自然灾害频仍,社会长期动乱。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本区工业得到了一定发展。然而由于很长一段时期内,本区都不是国家和安徽省工业发展的重点区域,所得到的政策支持非常有限,因而即使与本省非淮地区相比也处于落后状态,遑论与江浙沿海等发达地区。从纵向来看,60多年来本区在煤炭、电力、建材、食品加工、酿酒等工业较之新中国成立以前有大幅度的提升。然而从横向来看,由于缺少工业发展极和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撑等多重历史和现实因素,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本区总体工业水平远远落后于沿海及本省非淮地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工业化水平参差不齐,总体偏低。本区整体处于工业化实现阶段的前期。其中淮南高于整体标准,部分地区如亳州、阜阳等甚至处于前工业化阶段。从安徽省整体来看,安徽省和皖中工业水平已处于工业化前期的后半阶段,皖南则整体处于整体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本区与全省其他地区相比,工业化进程滞后。2.工业发展资金投入不足。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和安徽地方政府在本区工业建设投资十分有限。本区实行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的进程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及本省非淮地区。最近几年来,本区加强引进外资力度,加强与中央企业的合作,但效果均不如人意。3.民营工业经济薄弱。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鼓励发展个私经济以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本区个私经济基本消失。改革开放以后,本区个私经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阜阳模式曾一度与温州模式、苏州模式并称为全国乡镇企业发展的三大模式,但由于主客观原因最终走向衰落。4.以初级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结构。1949年以来,国家在本区投资主要集中于水利建设和农田改造,具体到工业建设仅有两淮煤矿的开发,因而本区工业方面除煤炭、电力、食品加工等工业相对发展较好以外,其余如钢铁、机械等工业均比较落后。5.与长三角经济区联系紧密。近代以来,上海经济圈对本区工业的发展带动作用尤为明显。新中国成立初期,沿海工业企业内迁使本区工业经济发展获益匪浅。此后,在省委省政府的推动下,安徽省积极融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圈。同时,安徽及本区地方政府也积极参与长三角经济区建设,提出“远学闽粤,近学江浙”、“开发皖江,呼应浦东”等口号,拉近安徽及其淮域地区与江浙沪等地的距离。21世纪以来,本区和全省其他地区一样积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工业发展分工。工业的发展绝不是孤立的,必然与社会其他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区工业建设总体上取得了一定成就,本区落后的经济与社会面貌初步得以改变。随着工业的发展,本区各市的工业经济结构各具自身特色。淮南和淮北已发展成煤、电、化类型的工业基地,蚌埠是以建材、机械、轻纺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和交通枢纽,阜阳和宿州的工业则以农产品加工为主,亳州的药材加工和酿酒等工业初具规模,其余如滁州、宿州、六安等地工业发展也颇具自身特色。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本区农业经济、城镇化以及教育等方面的进步与发展,但是工业发展也使经济与社会付出了较为沉重的代价,其中最为突出的即是工业发展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当代安徽淮域工业经济存在停滞、爱慢的发展现象,但总趋势仍然是上升的、向上发展的。

鲍梦隐^[8]（2013）在《黄河决、堵口问题研究 ——1938年6月～1947年9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黄河花园口事件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件大事。黄河决口实现了一定的军事目的,以水代兵、阻止日军西进,掩护国民政府军主力西撤：达成了相应的战术意图,隔黄泛与敌对峙,滞后日据经济、破坏以战养战,屏障西北、持久抗战。然而黄河泛滥造成的后果比战争破坏还要惨重,既有村庄淹没、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巨大的即时性损害,又有难民逃亡、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经济衰退等继发性社会灾难。国民政府针对黄河水灾施行了一系列措施,既包含中国传统救灾模式,又具有现代救灾理念,更兼具战争特性。战时黄河决口的政府应对,一定程度地缓解了黄河水灾的危害,然缘于战争的长期性,其军事作用较为显着,于民生方面其功效还为有限。国民政府的黄灾善救措施,除中央政府主导的救灾事务外,最直接、具体的执行机构是省、县级政府,地方政府实施善救措施的好坏,直接关系中央政府制定政策的执行力度,影响政府救灾的功效。战时黄河决口所造成的灾难与政府作为形成两难景象,抗战与救灾使国民政府更趋于军事考量,但厄于时局,黄河决口堵塞未能实现。然而国民政府却为堵口做了诸多准备,为日后黄河工程的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持；缘于水灾惨重,各阶层呼吁堵口,水利界针对堵口进行了技术性研讨并达成共识,将堵口视为战后治理黄河的首要工作。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大战的主要及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二战的胜利,中国的复员建设成为世界复兴运动的重要部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下文简称“联总”）作为世界性善救组织,对战后中国复兴问题,做出了一定贡献。事关粮食供应的战后黄河恢复工程即为典型一例,“联总”既主导参与黄河工程,又协调水利政治化歧议,国际社会亦以水利工程管窥中国政治形势的微妙。美国工程师塔德堪为战后黄河工程的灵魂人物,是“联总”与国民政府开展黄河堵复工程的纽带。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黄河决口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视为战后急需解决的复员建设问题。战后黄河堵复工程既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也是复兴豫皖苏泛区经济、稳定江淮秩序的前提,为此国民政府不仅做各项堵口准备,还为争取国际援助拟定完整的善后救济计划,更是在黄河堵口中全力以赴。政府成立专门堵复机构负工程职责,最高水利机构直接督导黄河工程,政府最大的善救组织调配物资工粮,同时其他相关机构奉命配合工程建设,并且在资金、设备器材等方面倾斜黄河工程。国民政府在战后黄河工程中,起到工程指挥调度、水利技术管理、资金支持、材料分配等重要作用。为抗战做出牺牲的黄泛区人民,对于黄河堵口的期盼是极为迫切的,地处黄泛中心的河南泛区,以地方政府为指导,广泛参与黄河工程,不仅提供庞大的工程建设队伍,还供应水利工程材料,既救济了难民,又完成了黄河工程,地方社会起到了提供劳动力及工程材料的基础性重要作用。国际社会、国家、地方等三方力量呈鼎足之势,融合于战后黄河工程之中,为黄河问题的成功解决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战后中国政治局势微妙,黄河问题关联中共政权利益,故而水利问题逐渐政治化,国共双方及联合国善救组织呈三方谈判态势,多次磨合协商获致协议,最终合作完成了战后黄河工程,从而为复兴豫皖苏泛区经济奠定基础。战时黄河决口肇始,至战后黄河工程结束,无论是黄河决口泛滥的洪流滔天,还是黄河堵口工程的惊险有余,甚或多方谈判的无形硝烟,都可谓惊涛骇浪,让人深思。研究黄河堵决口这个完整历史事件,可从战时黄河决口政府应对问题,得以管窥战争状态下政府救灾体制,即如何融合民生与国防的两面问题；从“联总”、政府、地方社会共同参与黄河工程,三方良性互动解决黄河决口这个战争遗留问题：战后中国政治局势变化亦折射于黄河工程之中,使得水利问题政治化,但最终国共、“联总”三方合作完成黄河工程。

邓群刚^[9]（2010）在《集体化时代的山区建设与环境演变 ——以河北省邢台县西部山区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行互助组至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体制终结的特殊历史时期——集体化时代,是中国山区变动最为剧烈和深刻的时期。在此期间,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新山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一直是夺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孜孜追求的目标。以国家话语为中心的一系列山区建设工程,前后相继,一路走来,促使中国山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加强对集体化时代山区建设的研究,不仅可以为当前学界方兴未l艾的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添砖加瓦,而且能够为当前山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本文以邢台县西部山区为中心,以山区建设为研究对象,利用新近发现的《乔钦起工作笔记》,结合基层档案材料和田野调查所得的口述资料,着重考察集体化时代邢台县西部山区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山区、建设山区的总体历程,探讨集体化时代的山区建设活动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及这种关系是如何影响山区的命运的,进而对集体化时代山区建设的历史地位和当前山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反思。邢台县西部山区人多地少,长期存在一个粮食问题。由于耕地不足和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传统社会时期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农民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贫苦生活。集体化时代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建设,一方面向山要地、大修梯田,向河要粮、大造滩地,使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另一方面采取大力兴修农田水利、修整土地、增施肥料、合理密植、推广新的耕作技术和优良品种、推广农业机械等措施,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两者相结合,为邢西山区粮食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通过规模宏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促使邢台县西部山区实现了从“糠菜半年粮”到“粮食自给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山区建设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邢台县西部山区资源丰富,有着发展多种经营的良好基础,其中尤以经济林特产资源品种居多,具有较高的开发价值。但是受开发条件的限制,在传统时期山区资源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集体化时代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建设,还比较重视多种经营的发展。其间虽也曾受到“以粮为纲”等政策的影响,但是“文革”后期,山区群众的温饱问题解决后,山区建设没有了后顾之忧,山区建设方针实现了从“以粮为纲”到“以林为主”的转变,以林果业为主的多种经营获得了发展空间,邢台县西部山区从此踏上了富裕之路。水土保持工作是山区生产的生命线。由于乱伐滥砍、毁林毁草、开荒种粮、放牧过度等历史原因,传统时期的邢台县西部山区,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山区群众深受其害。集体化时代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建设,对水土保持工作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先后经历了合作化时期以工程措施为主的沟谷治理、大跃进时期以生物措施为主的大造林、调整时期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生态经济沟建设等阶段,最终实现了从“光山秃岭”到“山青水秀”的转变,最终走出了一条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俱佳的蓄水保土之路,影响全国。靠山吃山,靠山用山,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关键是会吃和会用。集体化时代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建设,既经历了各种自然灾害袭击的考验,又遭受过多年“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但出于国家不断的调整政策,广大基层干部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探索,山区群众的艰苦努力和坚持不懈的奋斗,实现了从“糠菜半年粮”到“粮食自给有余”、从“以粮为纲”到“以林为主”、从“光山秃岭”到“山青水秀”三大历史性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邢西山区传统时期“穷山恶水”的面貌,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影响全国的“太行山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集体化时代邢台县西部山区三大历史性转变的实现,与集体化时代实行的集体化体制、基层干部的素质、乡村政治结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时代精神具有密切的关系。当前的山区建设应该在山区建设的规划、多种经营的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基层干部的培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时代精神的发扬等方面给予充分的重视。

陈恩虎^[10]（2009）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区域农业经济研究是目前经济史研究的热门课题,至今已有许多成果问世。相对而言,巢湖流域农业经济的研究较为滞后,并且研究领域和成果比较分散,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研究体系,其主要原因应当是学术界常常会以明清时代的巢湖流域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不具备“典型性”为由,漠视了对巢湖流域的经济研究。因此,努力填补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经济研究的空白,正是选题的学术价值所在。论文以明清时期（1368-1911年）巢湖流域农业发展变迁为研究对象,探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人口和农作物种植结构、亩产水平的变化,农田水利兴修和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土地占有形态、租佃关系的发展演变和农村社会分层的变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区域特点等问题,进而对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进行总体评价。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历史学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和归纳之实证研究法,成为课题解释历史和行文的基本工具。同时,还借助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由于研究对象囿于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业经济,因此特别注重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来考察农业变迁,从时间序列与空间差异方面对于研究所需资料进行详细的清理与考辨。把定量统计分析方法和定性分析方法结合起来。通过定量分析,对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作物产量、劳动生产率作定量的分析。通过定性分析,全面考察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程度与水平。利用历史学中的比较法,分析巢湖流域与安徽省其它区域、本地区前后期的关系、异同和兴衰。选题研究的主干性材料为地方志、家谱一类的地方文献,并充分发掘现存的文书资料,对《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第1卷和第2卷收录的300份文书进行了学术辨正。从某种程度上讲,鸦片战争以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乃至辛亥革命以后,巢湖流域农村社会依然基本沿袭着固有的道路前行,基于这种原因,论文运用了民国前期的一些调查和统计资料。文中大量图表的运用,进一步增加了研究的说服力。论文前有导言后有结语,正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明清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第二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占有形态与租佃关系；第三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第四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建设；第五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作物种植与亩产水平；第六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村商品经济；第七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评价。其主要内容如下：巢湖流域在地理条件、地方行政和文化类型上,具有较多的一致性,是一个比较完整、边界清晰、较为独立的地貌单元,可以划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综合区域,为我国东部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研究提供一个相对理想的案例。在优越的自然条件,发达的水陆交通条件,重视水利的兴修,移民对巢湖流域农业的开发以及成熟的农业耕作技术、耕作制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生产力的运动总体上呈发展状态,传统农业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超过前代的成就,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农业发展的最高峰,对近代乃至现代巢湖流域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生产力的因素之一劳动对象来看,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得到了深度的垦种,经历了抛荒-垦复-开拓的过程,嘉庆、道光时期,农业垦殖和耕地总数达到高峰。在巢湖流域水旱耕地结构中,圩田面积在本区耕地总面积中占有重要比例。土地开发与利用的特点体现在屯田以军屯为主；出现了沙田、塘涂田、湖田围田等多种新的垦殖方式；巢湖流域人民在开发和利用丘陵山区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与本地区相适宜的兴修小型塘坝水利形式。从生产力另一个因素劳动者的情况看,巢湖流域农业人口在明清之际增加得很快。至19世纪初,巢湖流域人口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绝对人口数字增加之多、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已出现若干人口超百万的县。巢湖流域的人口构成中,外来移民一直占有较大比重。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有较大的提高。巢湖流域在长期的传承和积淀中,逐渐形成了以水稻种植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链和农事活动。水稻生产的进步,表现在品种的繁多和优良品种的推广上。亩产量基本在二石左右,大约三百市斤／市亩,丰腴圩田亩产可达三四石,大约五六百市斤／市亩。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耕作方式、土地利用率,都已超过国内的平均水平,基本形成了一整套的稻田耕作技术,并有与生产各环节相匹配的生产工具。水稻耕作制度有明显进步,除双季稻是一个重大突破外,复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间作制和套种制也在不断发展,一年多熟的耕作制度已十分普遍,开始形成水、旱两种土壤耕作体系,实行水耕、旱耕结合,水旱轮作。土地的合理利用技术也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利用山岗、湖溪、旱地、房屋田隙间等荒闲土地种植杂粮和经济作物上。巢湖流域经济作物品种齐全,种植范围不断扩大,但种植面积零星分散,单产低,产量少,在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劳动人民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水利设施,圩田是能够集中体现本区水利特点、反映本区水利问题、成为影响本地区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要的农田水利形式,圩田的兴筑、维护、经营和管理,在防洪、排涝、灌溉、降渍等方面均起了积极作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是安徽重要产粮地区之一,粮食是经济收入的主要部分,稻米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输出物品,粮食商品率有着显着提高,巢湖流域对保证江南粮食安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巢湖流域农村墟镇增长和发展过程中,众多的墟镇分处于不同层级的市场,在各种商业活动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通过商品的上下流通,这些墟镇互为一体,基本形成了以集市与庙会相结合的、且具有多样性为特色的农村市场网络。农村市镇的发展和粮食作物的商品化,是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市场网络体系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商业活动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值得重视,即异常活跃的是以徽州商人为代表的客商而非土着商人,巢湖流域市场几乎为其所垄断,徽商对巢湖流域的农业发展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土地制度、土地租佃关系和借贷关系等农业生产关系发生了些微变化。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主要特点,是大规模的土地占有与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同时并存,土地较本省其他地区占有相对集中,土地大量集中于乡绅之手。在晚清土地兼并中,以淮系军阀为主的军功地主的兴起,对巢湖流域土地制度所造成的影响深远,它构成了巢湖流域晚清土地关系变化的另一显着特征。明清时期巢湖流域自耕农经济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之一,佃农也是巢湖流域从事传统农业的主力之一。租佃制是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农业租佃关系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从租佃期限看,出现了永佃制；二是从地租剥削率来看,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三是从地租形态看,有力租、物租、钱租等三种主要形态,钱租的比重有微弱的增加；四是农业经营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巢湖流域土地利用出现了以垦殖公司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在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中,缓慢地孕育出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由封建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过渡的变异性。清代巢湖流域的喜礼俗例不仅存在于土地买卖过程中,而且存在于住宅交易过程中,对巢湖流域田宅交易俗例的探讨,有助于了解巢湖流域田宅交易中各种习俗的现象和本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轨迹具有着鲜明的区域特征。其内涵为：发展形式以渐进积累,数量缓慢增长为主,发展方向以内敛形式为主。从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着眼,巢湖流域应属于封建经济发展比较充分、地域上属传统农业区的已发展地区,农业是最主要的门类,水稻生产在农业中占有最重要的份额。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有明显的提高,农村市场发生了变化,区域市场网络基本建立起来,并且和省内外市场有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但农民的市场行为是被动的选择,是一种“饥饿的商品生产”,整个市场容量的扩大主要以农民“藉资生计”的温饱需求为界限,巢湖流域的农民生活是“节俭”型的糊口型消费,巢湖流域粮食商品化的程度存有一定虚假性。生产技术惯性渐进是以日积月累的经验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换取些许的技术变革。这一特点的出现,既反映了巢湖流域农业生产力基础的薄弱性；同时也反映了巢湖流域社会不同阶段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对其运动变化的制约性。在巢湖流域安土重迁、农耕为本习俗的背后,人们容易产生重农抑商,安贫乐道,不思进取开拓的小农意识,不利于先进农业技术的采用和推广。数百年来发生在巢湖流域的多次战争造成政局不稳,江河不治,水利失修,大量人口亡徙,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巢湖流域频繁而严重的水旱灾害对灾地的农业生产力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加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由于巢湖流域农业开发模式的单一性、掠夺性,一味地追求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产量的增加,导致和放纵了人们对土地的滥垦,致使河湖面积日益缩小,水道堵塞,水流因无处宣泄而导致河堤决口的现象经常发生,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增加了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破坏程度。土地兼并的加剧和租佃关系的扩大,高额的地租和繁重的捐税,加重了农民的贫困破产,农民生活日趋恶化。足以表示农村经济特质的农具、水利及肥料等农业生产技术,在明清时期的巢湖流域停滞明显。总之,巢湖流域在发展速度、规模和方式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区域特征。农业经济是我国绝大多数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对具体区域农业经济历史特点的研究和揭示,有助于理解不同区域现代化发展的差异,也有助于研究巢湖流域在这经济形态转型过程中的与其他区域的差异。巢湖流域明清时期的农业发展轨迹,对巢湖流域现代和未来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的历史启示。

二、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积极稳妥地搞好河南省新方志续修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积极稳妥地搞好河南省新方志续修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西部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以H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民国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国民政府时期的工赈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6）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发展研究 ——以年鉴、方志等史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黄河决、堵口问题研究 ——1938年6月～1947年9月（论文提纲范文）

（9）集体化时代的山区建设与环境演变 ——以河北省邢台县西部山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积极稳妥地搞好河南省新方志续修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D]. 高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9)
• [2]中国西部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以H县为例[D]. 陆喜元. 兰州大学, 2017(07)
• [3]民国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研究[D]. 刘卫宁. 中南民族大学, 2016(05)
• [4]《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解读[J]. 邱新立. 中国地方志, 2015(11)
• [5]国民政府时期的工赈研究（1927-1949）[D]. 蒋勇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15(04)
• [6]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D]. 胡中升. 南京大学, 2014(05)
• [7]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发展研究 ——以年鉴、方志等史料为中心[D]. 王成. 安徽大学, 2014(08)
• [8]黄河决、堵口问题研究 ——1938年6月～1947年9月[D]. 鲍梦隐. 山东大学, 2013(10)
• [9]集体化时代的山区建设与环境演变 ——以河北省邢台县西部山区为中心[D]. 邓群刚. 南开大学, 2010(10)
• [10]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D]. 陈恩虎. 南京农业大学, 2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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