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谢灵韵、严妍案

一、陶渊明、谢灵运与颜延之例说（论文文献综述）

黄毓芸^[1]（2019）在《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旧志约8200种,占现存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以上。但学界现有的研究重新志而轻旧志,重地理、历史研究而轻文献学研究,早期方志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魏晋隋唐方志是方志发展的早期阶段,从文献学角度研究这一时期的方志,对方志文献学的理论建设,中国方志的起源、发展及演变,方志史和方志学史的建立,第三(6方志的编纂工作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方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方志仅指地方性的综合志,广义的方志还包括全国性总志及记述某方面特定内容的专志。论文主要研究狭义方志,着重研究了以下问题。第一,界定魏晋隋唐方志具体范围。历代学者对方志名实、方志起源、方志内涵与外延的看法差别很大。一代有一代之方志。魏晋隋唐方志既具备历代方志共性,也有其时代特徵。论文基於文献用例归纳“方志”的语义发展、“方志”的内涵、特点及其核心要素;从代表性方志学着作、方志整理着作、着录方志的目录着作所举方志归纳方志外延。并据此从广、狭两方面提出能够整合前人观点的方志定义,为魏晋隋唐方志文献的目录、版本、校勘、1佚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归纳魏晋隋唐方志总特点。从方志地名沿革、地域分布、体例分类、撰人分布等方面分阶段考察魏晋隋唐方志各自特徵。第三,考察方志着录轨迹的历史演变。梳理魏晋南北朝、隋唐方志在历代目录及其子目中的分布及沿革以求“考镜源流”;考证了官、私、史目录学着作着录魏晋隋唐方志的误录、同书异名、同名异书、卷数异、撰人异等情况。第四,整理魏晋隋唐方志文本和考证魏晋隋唐方志1本。分析总结魏晋隋唐方志1佚成果现状,补充已有1本漏1方志佚文、新1方志佚书,校勘佚志佚文及现存方志文本;从版本学角度对这一时期的现存和1本方志进行考察,梳理已有的方志版本研究成果并做了专题研究。第五,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的整理与考证。方言材料包括语音（音韵）、文字、词汇、训诂、语法等不同类别,论文主要研究其中的词汇材料,并从文献学角度考证了其中的异文、名物、风俗、地理及历时与共时的演变,旨在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1录及数字化工程”的研究提供资料;又是一次从中国古典文献学角度对语言文字学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有益尝试。

张嘉慧^[2]（2019）在《李审言《文选》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萧统所编《文选》作为集部经典,广为流传、历久弥新。唐代李善注《文选》,征引考订、精善博通,开启了《选》学繁荣发展的局面。宋明时期的《选》学虽有沉浮,亦传衍不息。及至清代朴学大兴,《文选》学亦随之复兴鼎盛。扬州作为《文选》研究重镇,《选》家辈出,文风昌盛。李审言是清末民初扬州的着名学者,亦将其学术志趣和生命寄托投注于《文选》研究之中,着有“《选》学五书”等《文选》学成果。李审言追慕扬州学派诸位先贤,学术研究上重视考据、训诂、校雠之学,文学创作上推崇文有根柢、骈俪有韵的汉魏古文,其《文选》学又能融汇兼通、守正出新,故而在《文选》的研究中,李审言将学术考释与文学探究并重,其研究功力深厚、成果丰硕。李审言的《文选》考释研究秉承扬州学派擅考据、重训诂的学脉,在内容上囊括考校原文、训诂阐释、考证语源、补正旧注等方面;在方法上灵活运用各种考证校勘的基本法则,善用征引的形式,借用前贤的观点,皆能实事求是、融通出新。相关研究完善了《文选》的注疏系统,充分诠释了扬州学派“创”与“通”的治学特色,虽偶有疏漏,却瑕不掩瑜,客观上推进了《文选》考释学的发展。李审言首次提出“证《选》”的概念,旨在探究《文选》作品的文学接受历程。其证《选》研究具有清晰的范畴划分与系统的取舍原则,虽然也存在着顾此失彼的不足与局限,但其中所蕴含的文学递相祖述理念,对于还原《文选》文学接受的真实面貌、探究后世诗文源流、研习诗文创作规范等皆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李审言还专研李善注例特点,将整理、阐释与运用相结合,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所精进;以《文选》考释他书,涉及释义、校勘、纠缪等方面,拓展了《文选》的文献考索功能;其对《文选》相关内容的评骘,言之有据,客观公允,可为后学取资。李审言《文选》研究卓然特出、成就斐然,具有内容丰富、体式得宜的总体特色。其研究中广泛运用“证体”,以《文选》为中心追溯经典作品的因袭与变革,文献考据中亦蕴含着对文学通变的深层探究,此皆为其《选》学的鲜明特色。清末民初学术变革之际,李审言的治学路径及《选》学成就具有旧学新知的典范意义。李审言《文选》学秉承了清代《选》学的主要内容与方法,具有引证尚实的显着特征,堪为清代《文选》学殿军;其研究成果对于传统《文选》研究而言,有着总结与开拓意义,且与近代转型派《文选》学者重视文学诠解的治《选》路径不谋而合。故而,李审言《文选》学研究能够守正出新,继往开来,意义非凡。

陈勇^[3]（2017）在《王夫之诗学考论》文中研究指明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在诗学领域的成就甚为突出。其诗学传布、接受和研究的历史可分为四个时期:1692年至1911年,为其诗学着述的保存、刊印和渐次传布时期;1912年至1977年,为其现代学术研究初期;1978年至2000年,为其蓬勃发展期;本世纪以来,为综合深化期。基于前人研究基础,反思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文献与理论相结合、文本细读和整体观照相结合、三维立体的考察等综合方法,从而展开本课题的论述。论文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考”,主要探究王夫之诗学的文献及体例。王夫之诗学着述基本上贯通了整个文学史,该编对其主要的诗学着述《诗广传》、《诗译》、《楚辞通释》、“夕堂永日”系列、《南窗漫记》,以文献学和文体学的角度进行全面的考察。《诗广传》属于外传体,其对《诗》篇本义的理解参酌于汉、宋《诗》学之间,大部分篇章依据《诗序》、《毛传》、《孔疏》、《郑笺》的说法,少数篇章采纳了《诗集传》。《诗广传》读《诗》方法就是“兴观群怨”,其理论渊源可溯及《韩诗外传》,直至《论语》中孔子和弟子言诗的理念。《诗译》是连接《诗经》与后世诗歌的一座桥梁。或以后世诗歌与《诗经》相贯通,揭示诗歌艺术的渊源与本质;或以《诗经》为参照理解后世的诗歌,论述诗歌观念和技艺的发展变化;其论《诗》的方式与明代的《诗》学之间既有会通也有差异。《楚辞通释》篇目取舍与分节立释的标准,与以往经典的注本如《楚辞章句》、《楚辞集注》均有不同;其着述逻辑具有通贯性,并注重文学性阐发;在所有《楚辞》的注本中,《通释》最具“了解之同情”,当然也存在以今释古且忽视古今之别的问题。“夕堂永日”系列,主要包括王夫之对《诗经》以后诗歌的选、评、论三个部分,从成书过程和命名含义而言,三者应具有不同的批评功能但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选”意在取舍褒贬,“评,”意在品赏衡鉴,“论”意在理论概括,“选”与“评”对“论”具有支撑作用,“论”对“选”与“评”具有统摄性质。“夕堂”系列的成书,与宋明以来盛行的诗歌评选之风密切相关。《南窗漫记》一书,记述了其学诗、作诗及与师友相互赠答的情况,对了解其诗学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下编为“论”,主要探究王夫之诗学的思想与方法。王夫之治学又有很强的融贯性,其诗学融摄了《易》学、佛学的思想与方法。诗学与《易》学贯穿了王夫之学术生命的始终,其“兴观群怨”的诗学命题就蕴含着“由用以得体”、阴阳交相为益的《易》学思想。“情景”理论中“相为珀芥”、互藏其宅”、“唯意所适”等说法则直接源于《易》学的经典着作。“诗有生气如性之有仁”、“因流动生变而成绮丽”等批评观念皆能以《易》学理论加以解释,在最终的价值取向上,其诗学与“生生之仁”的《易》学思想具有一致性。王夫之将唯识学现量的概念引入诗学,其“现量”诗说包涵者“即景会心”、“身历目见”、“貌其固有”、“磕着即凑”、“独至之情”等多层丰富的批评意义。就“现量”诗说与佛学现量观之间的歧异,不仅要参照于玄奘、窥基所传的唯识学,更要注意宋代以来性相相融的佛学思潮。但二者之间的根本矛盾不可调和,唯识学的现量追求的是无生无灭的圆成实性,而王夫之诗学藉现量观念体悟的是天地大化的生生不息。王夫之诗学明确表现出“贵现贱比”的倾向,然而佛学“比量”的含义可以弥补其学诗层面论说的缺失。

王静涵^[4]（2016）在《2013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文中指出本索引收录的是2013年在中国大陆地区正式出版的期刊、杂志、报纸上所发表的有关古代诗歌研究的论文。整理过程中,主要参考了《全国报刊索引》（上海图书馆编辑出版）及相关的刊物。个别文章在发表时文字或标点不甚规范或有错误,但为了与发表时的原貌保持一致,故不做修改。总论在前,大致按年代顺序排列,名家及重要流派单独分类。诗歌理论,文献考订、书评及研究综述列在最后。

严明^[5]（2015）在《清诗话中的陶诗艺术论》文中研究说明历代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并非全部肯定,清代诗坛也是如此。清人对陶诗艺术的辨析主要集中于"枯""拙""不文"等方面,从不同角度对陶诗"自然"特色加以解读。清诗话对陶诗的论述呈现出重考据的倾向,既为系统研究陶诗提供了详实资料,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陶渊明及其诗作的真实面貌,有助于后代更加准确全面地认识陶诗的艺术成就。

冉启位^[6]（2015）在《陶渊明集文献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是围绕陶渊明集进行文献问题的探讨性研究,其研究思路是在对陶渊明集相关文献研究情况的了解考察及分析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新问题,并对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以试图解决新问题。陶渊明集文献问题涉及众多,版本问题,校勘整理,生卒年等考证问题都属于陶集文献研究考察的范畴,但目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呈现难以再突破的局面。本文在第一章中对各陶集文献问题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综合的分析。而把分析结果中发现的问题放到第二、三、四章中逐一进行有针对性的探讨研究。第二章是对陶集明清版本问题做探讨研究,对明清两代的陶集现象及其成因予以综合分析与归纳总结,并由此对陶集版本流传的共性做出总结。第三章是对陶集校勘异文部分的探讨。首先是对陶集异文的分类进行讨论,然后将陶集前四卷诗歌中存在的“多字异文”逐条列出,分析此类异文之间的差异,并解释出现此类异文差异的原因,以期对陶集异文研究做新的尝试。最后一章是对陶渊明享年问题的再讨论,首先分析享年问题各种说法,将争议最大的两种说法之间的焦点问题提炼出来,然后经过分析论证给出自己的意见。本论文旨在对陶集文献研究能有所补益,把研究切入到具体的问题中去探究问题。

张嫚^[7]（2013）在《补魏晋南北朝史《艺文志》着录小说集解》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姚振宗《三国艺文志》、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聂崇岐《补宋书艺文志》、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和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着录小说为收录对象,并按照上列五书的排列顺序,以曹丕《列异传》,曹髦《谜语》,邯郸淳《笑林》,佚名《汲冢穆天子传》,张华《博物志》、《张公杂记》、《杂记》、《东方朔神异经注》、《异物评》、《列异传》,陆氏《异林》、郭璞《穆天子传注》、《山海经注》、《山海图经》、《山海经图赞》、《山海经音》,干宝《搜神记》,曹毗《志怪》,葛洪《西京杂记》,郭颁《群英论》,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祖台之《志怪书》,祖冲之《述异记》,王嘉《拾遗记》、《王子年拾遗录》、《名山记》,陶潜《搜神后记》、王韶之《神境记》,孔慎言《孔氏志怪》,戴祚《甄异记》,王浮《神异记》,张骏《山海经图画赞》,刘义庆《世说》、《小说》,贾渊《郭子注》,元延明《器准》,信都芳《器准图》、《器准九篇注》,魏澹《笑苑》,临孝恭《欹器图》共41部小说为单位,分别对各部作品的作家生平事迹、作品成书过程、历代官私书目以及历代文献中相关的着录、序跋、版本考订、作品评论等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务求完整、准确、恰当,为读者提供真实可靠的文献信息。同时,以按语的形式对作家生平事迹、作品成书年代、主要内容、历代流传、现存版本、以及研究现状等作概要性的综合评述,以表达整理者对每部作品的初步认识,为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邓晶,亓晴^[8]（2012）在《2009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文中研究指明前言本索引收录的是2009年在中国大陆地区正式出版的期刊、报纸上发表的有关古代诗歌研究的论文。整理过程中,主要参考了《全国报刊索引》（上海图书馆编辑出版）、《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中心编辑出版）及相关的刊物。每个条目所列内容

周悦^[9]（2012）在《晋隋之际南北文学融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晋隋之际是指东晋建立到隋灭陈（316年——589年）这一时段,是处于两汉、隋唐大一统局面之间的南北政权对峙时期,南北文学急剧分化导致各方面差异彰显。与此同时,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南北融合进程。本文主要是立足晋隋时段,辅以上溯下延,以通观南北的视角论述南北文学的融合进程,揭示南北文学融合的规律。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立足于晋隋南北差异的历史积淀,论述先秦至六朝南北差异的诸种表现。南北虽为地理概念,但实际上蕴含非常复杂的意义。南北差异是南北融合的前提,而先秦至六朝的南北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本章主要论述最具有标志性的几个方面：南北个性、风习差异；南北学术、宗教差异；南北语言、艺术、文学差异。论述南北差异,意在说明南北融合的复杂性。第二章立足于晋隋南北融合的文学起点,论述先秦至西晋南北文学融合之大势。先秦至西晋已经形成的南北文学融合成果,是晋隋之际南北文学融合的基础。本章的论述,意在为研究晋隋之际南北文学的融合作出宏观铺垫。首先辨析融合的一般含义,然后分时段具体论述先秦时代南北文学的融合,两汉时代南北文学的融合,建安至西晋时期南北文学的融合。指出南北文学的转关其实是在西晋时期。第三章立足于晋隋南北文学融合的文化基础,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华夏法统的争相承继,南北双方都对华夏血统和文化传统保持深厚的认同感。二是文学传统的共同承续,南北双方创作者以汉族士人为主,认同和接受的都是先秦汉魏西晋的文学传统。三为审美心理的彼此趋同,文学艺术中所隐含的审美心理的彼此趋同是文学能达成深度融合的基础。本章的论述,意在说明南北政权对峙时期,南北文学何以在急剧分化的同时,旋即呈现不断融合的进程和结果。第四章立足晋隋南北文学融合的表现形式,论述东晋以后南北文学之交流、互动与融合。南北文学交流和互动是融合的表现形态,在南北文学交流的不少途径中,本章具体论述聘使往来中的文学交流,士人迁徙所导致的南北文学交流。尤其是士人的迁徙极大的促进南北文学的融合,故本章选取了王肃与萧综,王褒与庾信,徐陵与颜之推三组在南北文学交流互动融合过程中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人物加以详论。第五章立足江左南北文学融合的推进特征,论述东晋南朝内部南北文学融合之进程。首先说明东晋南朝内部南北融合的含义,然后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两个方面阐述：就创作而言,一方面是南朝对汉、魏、西晋文学传统的承续,另一方面则是作家极尽追求辞采、对偶和音律,显示日益南化的趋向。就理论而言,主要是齐梁文质论中隐含南北文学融合的理念,文质兼备成为南北文学融合的取法标准。第六章立足北朝南北文学融合的演变历程,论述北朝内部南北文学融合之进程。首先说明北朝内部南北文学融合的含义,在北朝,文学的南北融合与胡汉民族融合相伴相随,在不同的时期,文学融合呈现不同的态势。本章分三个时段论述融合的进程：先是北方地区文学的衰落与北中有南、局部南北融合,然后是北魏汉化与北方内部南北文化、文学融合的提速,最后是北齐、北周时期,南方文学对北方文学影响的加大,南北文学融合进一步加强,南北文学融合的成果初现。第七章立足晋隋南北文学融合的归宿成果,论述隋至盛唐南北文学之大融合进程。首先论述隋代大一统局面下的南北融合,然后论述隋代南北文学的冲突与融合,最后说明初唐至盛唐南北文学的进一步融合。本章的论述意在显示晋隋之际南北文学融合的延续和结果。

孙艳庆^[10]（2010）在《中古琅邪颜氏家族学术文化与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中古时期典型的“小族”,琅邪颜氏家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相对而言,显得无足轻重。不过,这一家族在学术、文化领域的成就和贡献却非常突出,即使与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当时一流门第相比也毫无逊色。琅邪颜氏家族的学术、文化成就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有哪些特色?带着这样一些问题,本文对中古时期的琅邪颜氏家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综合考察。论文由导言、正文和附录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导言》部分,对该选题的提出依据、相关研究综述和本文研究旨趣进行了具体阐述。论文正文共分七章。第一章对颜氏的起源、中古琅邪颜氏家族与其原始家族之间的关系和世系,及其政治、社会地位变迁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考析。在中古时期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迫于外在形势而在政治方面的活动相对较为活跃,分别以两晋之际的颜含、晋宋之际的颜延之以及刘宋中期的颜竣、颜师伯等为代表。颜含于两晋之际先入司马越府,后依附于司马睿集团,其相关政治活动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同时政治和社会地位得以进一步提升;颜延之于晋末、宋初于政治方面的积极争取,代表了在东晋以来纯粹的门阀政治终结,皇权政治重新恢复的情况之下,士族人士的强烈政治诉求;至颜竣、颜师伯从兄弟则已不得不面对南朝皇权专治日甚一日的局面,他们的荣辱存亡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帝王的个人意愿。从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政治活动和处境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在颜竣、颜师伯先后因过度参预政治而遇祸之后,活跃于南朝中后期及北朝、隋和唐初的其它房支琅邪颜氏家族子弟虽也“子孙咸着宦族”,但他们更多的注意力倾向于文化方面,最终形成了唐初所谓“少时学业,颜氏为优”的局面。此外,通过对琅邪颜氏家族人物相关政治活动的全面考察,可以看到,他们在出仕为宦方面表现出了忠义、实务、素退等一致性,形成了家族特色。第二章是关于中古琅邪颜氏家族的儒家礼法家风及表现的具体论述。从中可以看到其家族内部礼法极为严整、父子兄弟之间极重慈孝友悌,这种内在的文化凝聚力,是他们得以维护家族内部的和睦稳定,从而延续其家族地位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也正是中古时代士族门第尤其是那些不以权势地位显赫的中小家族传承不替的根本原因。魏晋以来,玄学风尚盛行,琅邪颜氏家族由于儒学文化传统深厚,其家族人物于玄学风尚有染习者甚少,直到晋宋之际才有颜延之这样的个别玄学名士出现,但这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家族的整体文化风貌。直到南北朝末期,琅邪颜氏代表人物对玄学风尚仍持批判态度。因此,就总体而言,琅邪颜氏家族虽经受了玄风的影响,但依然保持着比较典型、纯粹的经学世家本质。第三章是对中古琅邪颜氏家族的经学和史学传统与成就的分别考述。其中在经学方面,琅邪颜氏“家籍儒风”,儒家经学传统渊源有自。在魏晋以来学术思想多元,儒学相对衰落的时代文化背景之下,他们仍然顽强地坚持了儒家经学的家学传承。一方面以其家世相传之《周官》之学,积极参预国家的礼乐制度文化建设;另一方面无论是颜延之在晋宋之际的儒玄双修,积极推进以王弼《周易注》为代表的魏晋新经学,还是颜之推对当时社会礼俗进行的全方位折中取舍、以及颜师古为南北经学统一所作的贡献,他们都积极把握了那一时代的学术发展潮流,为中国传统经学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汉末魏晋以来,随着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各种学术文化门类渐次得以独立,史学也从之前依附于经学的地位发展为与经学相并列,同时也成为文人学士的必备修养。以颜之推及其子弟为代表的琅邪颜氏子弟对史学多所着力,为传统史学文化的建设做出了卓着贡献。其尤着者当推颜师古,其不但于唐初参预了《隋书》的修撰,同时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之上,以“儒宗”训解的方式注解《汉书》,铸就了中国传统史注中的经典之作。琅邪颜氏家学之史学与经学,在根本是相通的,是在其家族深厚儒学基础上的新的开拓发展。第四章是对中古琅邪颜氏家族在传统小学领域的成就与贡献的考述。古代小学着作附经学而立,是习读经典的必备基础。琅邪颜氏家族“家世儒学”,因此对子弟在小学方面的修习也格外重视。早在晋宋之际的颜延之就曾有多种小学着作,而颜之推在训诂文字、纠说音读、审正字体之际,处处不忘申说文字与避讳、称谓、名字等士族礼法诸多方面的关系,可知此种家学有益于子弟士大夫风操之养成,有助于家风之维系。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自颜之推后更是为琅邪颜氏家族子孙历代宝传、不断发扬,他们在训诂、音韵及古籍的校雠、文字规范等传统小学的诸多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至唐代这一方面已成为琅邪颜氏家族的显学。第五章是对中古琅邪颜氏家族与当时盛行的佛教和道教关系的考述。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真正被广泛关注,在社会各阶层得到普遍的崇信,是在魏晋南北朝以后,这是该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就琅邪颜氏家族而言,颜延之于晋宋之际修习玄学,长于辩难,着意于佛教义理的辩析阐发;处于南北朝末年的颜之推则不好清谈,为学以“济世益物”为宗旨,于佛教也多倾向于戒律修习之具体指导和因果报应的重征求验。前后比观,颜延之可谓偏于“体”,颜之推则倾向于“用”,二者殊途同归,各自适应所处时代的佛教文化发展潮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琅邪颜氏家族虽然“家世归心”,子弟也多有崇佛之积极表现,但在本质上,佛教对于他们来说终是“人生一旁趋”,而其家族文化仍然是汉末以来之儒学本色。此外,虽然难以在文献中找到有关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世传五斗米道”、“事天师道”等明确记载,但通过对琅邪颜氏家族一些相关信息诸如郡望、着述、婚姻、取名、养生及后世子孙信道等多个方面的考察,可以推测颜氏家族不免对道教也有所习染,而颜之推的崇佛排道,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一些道教仪轨与士族门第奉行之儒家礼法多有冲突。当日士族门第无论信道还是崇佛,多是以门第本位为出发点的。第六章是对中古琅邪颜氏家族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特色与贡献的分别考述。汉末魏晋以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得以自觉。琅邪颜氏家族子弟也曾积极致力于各种文学活动,并形成了家族文学的鲜明特色:“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晋宋之际,随着司马氏政权的覆灭,典型的门阀政治形态已不存在,出身次等士族的刘裕及其勋贵集团登上了社会政治的前台。相伴而至的是南朝寒人的兴起。与此相应,在文学方面,寒门文士及其代表的“俗”文学由于易与统治者气味相投之故,其地位也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得以风靡一世。对此,士族文士群体中的典雅派进行了持续的抗争。其间琅邪颜氏人物因家世儒学、风教整密等原因,表现得最为积极。颜延之以群望所归,成为士族典雅文学派的领袖与旗帜;其子颜测也“最荷家声”,成为士族典雅派文学的中坚;此后颜协、颜之推父子也都基于儒家文化的“典正”立场,对当时盛行的绮靡文学表示了不满。整体而言,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对有违儒家文化立场的绮靡文风的抵制是一以贯之的、坚定的,由此可见其家族代表人物所崇尚的根置于儒家文化基础之上的典雅文学在当时的独特意义。就元嘉三大家而言,颜延之与鲍照的对立,是当时士庶阶层不同文化风尚在文学方面的表现,而颜延之与谢灵运文学风貌的差异则主要由于士族门第之间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倾向所致。就美学上之意义而言,谢灵运诗歌近优美,鲍照近于宏壮,而颜延之诗则大略可以古雅称之,其所以古雅之原因就在于其诗歌较谢、鲍二者更加偏重于典故这种“第二形式”。对颜延之诗歌的评价,更应重视其对当时社会文学创作普及所具有的示范意义。毕竟文学创作由于有典故可搬,有章法可依,易于学习和效仿,从而更利于在社会中的普及,也是社会文学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表征。中古士族多重艺术技艺方面的修养与表现。对于琅邪颜氏家族人物而言,他们在艺术方面的成绩主要表现于书法领域。琅邪颜氏人物自颜延之起多有以书法擅名之士,而中国书法史上之卓然大家颜真卿的艺术成就也与其家族书法传统有着重要关系。其中,颜之推对包括书法在内的诸种艺术技艺,其态度有所保留,不主张专精。这样一种态度,实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价值观的表现,实质上仍是其家族以儒家经学为本的旧族门风的表现。后论部分主要对以家族为视角的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以士族门第为中心的中古社会的家族文学研究的独特价值进行了阐述,并对中古琅邪颜氏家族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多方面关系进行了综合论述。附录部分是两篇考证之文。前者经考证认为沈约在《宋书·颜延之传》末尾对颜竣“不孝”的肆意笔伐,有出于一己私意,为此后在《自序》中杜撰乃父“因孝获罪”而张本的因素。后者对有关颜师古注解《汉书》涉嫌“抄袭”他人注解,这一颇有争议的学术问题进行了重新考察。事实上,之前批评颜师古“抄袭”的学者多忽视了颜注《汉书》在经历唐代长期手抄流传,及宋代以来屡经校订、刊刻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在通行的中华本《汉书》校勘记中收集到了不少误改、误衍、误增“师古曰”的注文,并据此推测被后人指责为“抄袭”的《汉书》颜师古注文,很可能多是后人不断增补、改写的结果,颜师古似不当为此种“抄袭”负责。

二、陶渊明、谢灵运与颜延之例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陶渊明、谢灵运与颜延之例说（论文提纲范文）

（1）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李审言《文选》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王夫之诗学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5）清诗话中的陶诗艺术论（论文提纲范文）

（6）陶渊明集文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补魏晋南北朝史《艺文志》着录小说集解（论文提纲范文）

（9）晋隋之际南北文学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古琅邪颜氏家族学术文化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陶渊明、谢灵运与颜延之例说（论文参考文献）

• [1]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D]. 黄毓芸.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6)
• [2]李审言《文选》学研究[D]. 张嘉慧. 扬州大学, 2019(02)
• [3]王夫之诗学考论[D]. 陈勇. 广西师范大学, 2017(06)
• [4]2013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J]. 王静涵.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16(02)
• [5]清诗话中的陶诗艺术论[J]. 严明.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5(04)
• [6]陶渊明集文献问题研究[D]. 冉启位. 西南民族大学, 2015(01)
• [7]补魏晋南北朝史《艺文志》着录小说集解[D]. 张嫚. 华中师范大学, 2013(01)
• [8]2009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J]. 邓晶,亓晴.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12(02)
• [9]晋隋之际南北文学融合研究[D]. 周悦. 湖南师范大学, 2012(11)
• [10]中古琅邪颜氏家族学术文化与文学研究[D]. 孙艳庆. 扬州大学, 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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