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的教育政策——1990年代教育的反思

一、有必要从根本上检讨的教育政策——反思上世纪90年代的教育（论文文献综述）

凌琳^[1]（2020）在《中国中小学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下文简称特殊精英教育）是适合超智儿童身心特点的一种特殊的优质教育,它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认识中在大众教育里仅以学业成绩为标准的“精英教育”,其特点在于教育对象仅面向超智儿童,针对其特殊性进行有效教学,即因材施教,它同时也是当前教育体系的的完善和补充,还可以开发被教育者的潜在能力,发扬其优势才能,实施一种最适合超智儿童的教育模式。英才（天才）教育、资优教育、超常教育与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其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遵循着“因材施教”的教育规律,而不同之处在于,除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之外的其他几种教育的受众的定义都包括了多元化的能力,而本文提出的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只针对智力超群的学生。特殊精英教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是国家培养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方式,且有助于促进教育公平。本研究以公平视角审视特殊精英教育问题,综合运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教育公平理论和政策制定理论,认为新时期的教育公平应该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应该摆脱传统观念的桎梏并拓展出新的内涵来促进个人、社会以及国家的发展。当前社会普遍对教育公平存在误解,认为均等、公平就是绝对的平均,甚至认为教育上任何的区别都是不公平现象。然而,特殊精英教育是否真的站在教育公平的对立面呢?答案是否定的。人的性别、年龄、个性、能力生来就有差别,教育上的“均匀用力”是最低层次的、浮于表面的伪公平,根据受教育对象在各方面素质的不同提供适合每个人的相应的教育条件才是真正的、实质性的公平。换言之,教育公平应该建立在因材施教的基础上。该研究问题的提出是基于:其一,人们对教育公平存在误解,认为公平就是完全相同的教育;其二,我国特殊精英教育异化现象严重,主要体现在:大众教育被精英化;其三,当前我国的“超常教育”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无法满足人民个人、社会以及国家发展的需要;其四,世界多个国家及地区都在大力发展英才教育,一些国家甚至将英才教育提高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高度,加大经费投入,并且颁布法律法令予以法制和政策保障,而我国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却缺乏政策保障。本研究的目的是对各国特殊精英教育研究与政策进行分析、比较,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试图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方式,为我国特殊精英教育政策的颁布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文献法、比较法、调查法、统计法等研究方法。首先梳理各国对特殊精英教育的研究成果和政策,了解国内外特殊精英教育研究以及实施现状,为本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然后通过对国内外特殊精英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结合各国国情与我国实际情况,为本研究提供借鉴经验;接着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入访谈对特殊精英教育的社会认知情况进行调研,了解各相关人群对特殊精英教育的基本认识与态度、对特殊精英教育重点问题的看法及特殊精英教育国内实践经验三个方面的问题。问卷调查部分,发出问卷800份,收回有效问卷648份,深入访谈了33位专家（含教育家和高校其他专家）、教育实践家、教师、家长、学生,其中包括国内顶级教育专家顾明远先生和裴娣娜先生,以及多位国内一流中小学校领导,问卷数据通过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访谈质性数据使用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进行三级编码分析,数据分析和访谈分析为本研究提供量化和质性研究基础,最后根据以上的研究结果得出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当前,许多国家（地区）都对特殊精英教育有法律法规的保障。如美国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立法立规发展英才教育,德国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重视“天才教育”,其他如俄罗斯、韩国、日本等,甚至我国香港、台湾地区都有相关法律法规或条例为特殊精英教育保驾护航,如台湾1984年颁布的《特殊教育法》就包含了关于资优教育的内容。不少发达国家（地区）特殊精英教育已颇具规模,如英国受惠者比例为1%-5%,新加坡为1%,俄罗斯为1%,以色列为1%,韩国也已达到1%。我国特殊精英教育虽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取得了初步成果,但也存在主体异化、培养模式单一、系统性缺失、发展不平衡,甚至缺失政策和法律法规保障等问题。我国特殊精英教育政策构建可借鉴其他国家及地区的经验和有关政策,从成才渠道、师资队伍建设、培养方式、教育管理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具体政策建议为:构建完整的成才渠道,一方面科学地建立超智儿童鉴定选拔机制,具体可使用国际上较为成熟的智力测试量表结合学生、家长自荐和教师推荐的多元化鉴定选拔机制,另一方面打通超智儿童升学渠道,让超智儿童受到连贯、系统的培养,更好地成为国家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在师资上,从选培制度、教师专业发展、激励保障机制三方面加强师资力量建设,为特殊精英教育培养专门的优秀教师;在课程上,加强需求调查,提升课程和教学形式的多元化,在课程设置上更加重视多样性和可选择性,注重差异化教学和探究式教学;在管理上,需在政府职能部门设专人管理特殊精英教育,也可考虑设置专门的部门以调整课程模式,协调教育队伍,加强教学管理,且加强政策宣讲,以减少政策实施阻力;在政策法规上,为特殊精英教育立法立规,提供经费、政策和法制保障,填补我国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的政策法规空缺。本研究有两个创新之处:一是内容上,通过对国外特殊精英教育政策的分析,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上结合研究我国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的发展情况,探索本土化的培养政策;二是方法上,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由于受到研究条件与能力等各方面的限制,还存在一些不足,期待能邀请到更多的国内顶级专家和一流名校的校领导参与调研,也期待以后国家支持更多探索性的教学试验。

杨阳^[2]（2020）在《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变迁：性别平等的视角》文中指出教育公平作为衡量社会文明和进步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受到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重视。然而,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偏见一直是个国际性问题,在高等教育300多年发展的历史中,女子高等教育不过区区的100多年而已。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儒教圈国家,其女子高等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独特的发展历程。本论文运用文献法、历史法、图表法、案例法和因素分析法,通过大量的事实和数据等资料,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进行研究。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新兴的理论,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强烈的批判意识,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领域发起挑战。以女性主义的视角,观察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性别平等与女子高等教育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四个基本问题:第一,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基于什么样的性别平等观念发展起来的?第二,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如何落实性别平等的?第三,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都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第四,影响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促进性别平等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本论文以日本女子高等教育与性别平等之间的作用关系为横轴,以作者所支持的历史分期为纵轴建立分析框架,借助女性主义理论及女子高等教育的相关理论,系统地分析和论述了战后70余年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变迁和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论文重视女子高等教育发展与性别平等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清晰地从教育对社会整体及女性学生个体两方面明确各阶段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所发挥的功能,并结合结构、价值、话语三个维度反观社会现实对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功能的制约,分析了日本社会形式上的性别平等和现实中的性别平等之间的分裂、矛盾和冲突以及逐步解决这种表里不一问题的策略,对于儒教圈国家的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特别是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瓶颈问题具有参考价值。通过综合探究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战后日本高等教育体系内,长期存在一种基于生理性别的知识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一方面促使日本在短时间内快速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另一方面也加固了既有的性别价值秩序。纵观战后70余年的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变迁史,可以发现,在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高学历女性群体始终处于被动的处境。但随着日本社会环境的变化,日本女性尤其是高学历女性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分为研究缘起、研究问题及意义、研究方法及视角、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概念界定及历史分期五部分,在细致梳理问题意识、总结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本论文的问题意识、研究构想、分期结构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说明。第二章,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分为女性主义理论、女子高等教育相关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三节,系统梳理了女性主义发展的历史、理论流派、哲学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女性主义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以表明女性主义作为本论文的研究视角、理论基础的合理性与可能性。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则针对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分期式的论述分析。其中,第三章,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确立期,集中分析论述战后初期到196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第四章,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扩大期,集中分析论述196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的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第五章,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变革期,集中分析论述1990年代中期至今的日本女子高等教育。为方便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阶段性对比,依照本研究所建立的分析框架,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分别对时代背景和对女性的价值期待、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实施及变化、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功能及影响、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分析四个主要内容进行了剖析,并阐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内涵的性别平等观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内在机制。第六章,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变迁过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分析。根据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得出的关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阶段性发展的结论,对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脉络进行梳理,并对本研究提出的研究问题进行了回应。

黄蓝紫^[3]（2020）在《二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二战后至今是英国职前教师教育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经过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此前建立起来支撑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开始瓦解,英国职前教师教育也在各种社会压力下开始转型。通过相关政策的推动,英国职前教师教育历经强调规模扩张、突出质量与能力、注重标准与专业、追求卓越四个发展阶段,在培养目标、模式、标准和监督管理等方面成效显着。同时,战后英国独特的两党交替执政模式,以及政党、政府、职前教师教育机构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导致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变迁彰显着政治和利益属性。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切入视角,研究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推动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变迁,一方面可以丰富对英国教师教育史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拓宽了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研究视野,这对我国职前教师教育的改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鉴于此,本研究力求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理论视角,以政党交替为纵向划分依据,结合公共政策学的横向分析框架,对不同历史时期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文本进行剖析,以探究政策的阶段性议题和影响政策形成的内外动因。同时,通过梳理政策变迁的轨迹与总结其特征,分析导致政策变迁的利益博弈,进而归纳出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提出对我国的启示。具体而言,本研究基本观点如下。第一,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经历了强调数量扩张、突出质量与能力、注重标准与专业、追求卓越四个阶段。二战后至1979年的“共识政治”时期,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主题是强调数量扩张。英国政府通过颁布《麦克奈尔报告》、《罗宾斯报告》和《詹姆斯报告》扩大了职前教师教育规模,提高了职前教师教育学术地位,确立了职前、入职和在职教育一体化的培养路径。20世纪70年代保守党上台执政,受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和教师专业化运动的影响,英国政府通过颁布多个政策,拓宽注重实践的师资培训途径,制定能力本位的职前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设立多个职前教师教育督查机构,进而确立了质量与能力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主题。同时,中央政府逐渐加强对职前教师教育的控制,鼓励职前教师教育机构之间的市场化竞争。1997年新工党执政后,处于世纪之交的英国在“第三条道路”的指导下致力于提高基础教育标准与质量。为此,新工党政府通过不断完善合格教师标准、拓展合格教师准入途径等政策确立了注重标准与专业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主题。2010年后,联合政府确立了培养“卓越教师”的发展方向,通过《培养下一代卓越教师》白皮书、《2012教师标准》和《卓越教师标准》的颁布实现了培养目标和培养标准的卓越化。第二,1944至2015年,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内容从注重理论和数量转向注重实践和能力;从教师教育自治转向中央问责制;从注重能力转向基于标准;从基于标准转向追求卓越。导致政策发生上述变化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职前教师教育的掌控者:政府;职前教师培训权的争夺者:高等教育机构、中小学;自身利益的维护者:教师。此外,不同执政党、教师与中央政府,以及高等教育机构与中小学之间的利益博弈直接导致了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变迁。第三,通过探讨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与博弈,不难发现,实现职前教师教育整体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即构建职前教师教育领域多元平衡的发展格局。首先,应当倡导职前教师教育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中介机构、职前教师教育机构和中小学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配合。其次,追求职前教师教育培养模式的多元化,持续开发针对不同生源、多机构共同参与的教师培养模式。最后,实行职前教师教育生源选拔的多元化。

宋波^[4]（2020）在《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末壬寅学制的建立和癸卯学制的颁布施行,以及民国初期建立的壬子癸丑和壬戌四部学制,标志着我国近代学校教育开始进入制度化和系统化时期。学制的频繁变革是清末民初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既反映出其在整个国家教育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又反映出国家政体的变动对学制的深刻影响。我国近代学制作为西化的产物,先后经历了壬寅和癸卯学制效仿日本,壬子癸丑学制延续清末仿日并逐步转向欧美,最后至壬戌学制全面转向美国的演变历程。近代学制的变革,因政治体制、社会环境、效仿对象和制定主体的不同,导致不同学制的教育宗旨、修业年限和课程设置等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每一部学制的颁布,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群体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批评主体依据自己的教育思想、利益立场、价值取向和对西方学制的了解,站在不同的立场,通过各类报刊、教育杂志、教育会议等不同途径,对学制发表各种意见、评论和建议。这些意见、评论和建议,既是对学制问题的一种关注和反思,也是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一种抗争行为,由此造成学制批评者与制定者之间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作为学制制定部门,根据学制批评者们的意见、评论和建议,不断修正学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促进学制的不断完善,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和整体发展。因此,学制批评是促进近代学制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是人们对教育改革主导权、教育利益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关注、评价和争夺的反映。学制批评的产生源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政治体制的变化是学制变革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学制批评得以发生的极为重要的环境基础。批评主体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和工作经历,特别是接受西方民主与教育思想的经历,是学制批评得以产生的认知基础。报刊杂志、教育社团等现代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和快速发展,是学制批评得以实现传播的重要渠道和途径。清末民初的学制批评,是中国在寻求教育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保持中国的特殊性和学习西方现代性的冲突与交融的一种反映。批评的实质是东西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之争,结果是中国教育思想传统性中心地位逐步丧失。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揭示了我国近现代学制从诞生到逐步成熟、从传统走向现代转型的曲折、艰辛历程。近现代学制的诞生,特别是壬戌学制形成,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内容架构,标志着中国教育从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揭示了我国近代学制发展的曲折历程,对当代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于晨^[5]（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郝世文^[6]（2019）在《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取向、方式、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十年来美国教育评价改革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将教师评价与学生学业成就结合起来,学生测试结果被纳入教师评价中,学生考试成绩作为奖励及支持“有效”教师或惩罚“无效”教师的多种手段的一部分,进而影响与教师薪酬,任期,雇用和解雇相关的决策。高风险教师评价特别着重于以学生在高风险测试（high-stakes testing）中的成绩来对教师成就进行评价。它强调问责,以竞争取代合作,涉及到较高的赌注,对教师有着重大利害关系,如聘任、终身教职、工资和奖金等的评价。高风险教师评价的本质是强调教师对学生成绩负责,加强对于教师问责,使得人们对教育质量的关切点由学校转移到教师,教师成为学生成绩的直接负责者。高风险教师评价基于外在激励﹙失业,任期或冻结薪酬)是教师行为改善的主要动力。本研究总体思路是对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进行多层级的分析。引言和第一章主要是说明现象及提出问题,同时对研究所涉及到的主要概念进行深入地探讨。第二章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产生与发展重点揭示了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产生的背景与动因以及政策的演进。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从思想上主要受新自由主义和新公共管理思潮影响,也与两党在教育理念上日趋一致有关,而在现实的社会动因方面,则与国际大规模考试项目、市场和商业力量的推动等外部因素有关,也与教师职业自身专业建设不足等内部因素有关。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产生源于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中关注教育产出,标准化改革以及加强问责,强调学生成绩和学校竞争等一系列思想和措施的影响。《国家在危险中》,《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等一系列法案对高风险教师评价政策都产生影响。小布什总统《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标志高风险教育政策正式形成,而后尤以奥巴马的“力争上游”计划对高风险教师评价影响最大。第三章主要着重于对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政策实施现状与特征的总体分析,这涉及到教师评价政策的驱动与定位、教师评价的管治体系、教师评价方式变革和教师评价结果运用等多个方面。总体看来,联邦政策变革直接驱动教师评价的发展,州成为教师评价政策实施的管制主体,结合学生学习成果成为教师评价的主要方式,教师评价结果运用上则突出体现出高风险特征。第四章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的典型的实践模式则侧重于分析具体高风险教师评价在实施过程中如何操作。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最早的实践典型是田纳西增值模式,其评价思想与原理对美国教师评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高风险评价方法的拓展,学生学习目标比增值评价有其进步之处。但是也应该看到,承认学生学习目标法优点以及将其应用于教师评价中的前提恰恰是不能将其用于高风险的目的。高风险教师评价新的典型是华府公立学区IMPACT系统,这一高风险教师评价系统强调了使评价与奖惩体系挂钩以及与不合格教师的解聘挂钩,将教师评价的高风险特征发展到新的高度。作为与典型的高风险教师评价模式的特例和对比,PAR模式得到了人们的关注,虽有优点但实施也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此外,也与近些年美国教育总体改革的主基调不同,所以基于测试结果和学生成长的方式仍是许多追求高风险教师评价的州的首选模式。第五章主要分析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的产生的影响,重点分析了高风险教师评价所引发的问题与争论。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在伦理学、法律方面引发诸多争论与问题,也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对教育本身也具有伤害性。第六章分析了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的价值取向。高风险教师评价是以控制为主要目的,强调结果取向,强调外部问责为主要手段,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进程。它将属于学校和教师的责任变成政府的责任,强调客观责任,忽视主观责任,通过权力上移的形式,强调组织权力,限制专业权力。高风险教师评价强调对外回应,这一外在主导的评价总体上是使教师专业去技能化的过程,并不指向于教师个体成长。第七章详细阐述高风险教师评价的比较与反思。通过对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与我国教师评价进行对比,针对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的价值取向及实践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反思与建议。应对高风险教师评价,需要从大处着眼,包括改善教师生存的环境,重建对于教师的信任,确立反竞争的教育观以及降低教师评价的利害关系。同时还需提高教师自身素养来回应社会,包括增强教师自身的责任意识和道德感;加强教师专业伦理建设以及提升教师自身的权力和能力。最终,要努力建立一个基于信任和教师个体解放的教师评价体系。这个体系要以内部动力为基础,以专业问责的行使为核心,以共同领导的制度建立为保障。总之,改变现状需要所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共享知识、共同信念和集体承诺的达成,从而在观念、情感和行动上有着一致的方向。

张学良^[7]（2019）在《中国高校国学专业教育的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文中提出20世纪20年代至今,国学专业教育在中国大学两度繁荣。90年代以后,高校不断出现国学研究院（所）等新型国学专业教育-研究机构,这与上世纪国学在大学的兴衰形成了鲜明而有趣的对照。如何理解上世纪大学国学专业教育的特点、兴衰及其制度变迁机理?90年代以来,大学国学专业教育兴起的原因何在?有何特点?其制度变迁机理又是什么?当前大学国学专业教育能否从上世纪20年代的国学专业教育制度变迁中获得启示?本研究采用文献、案例与比较三种研究方法,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本研究表明,自近代“国学”概念诞生以来,国学专业教育制度在大学中开始萌发,在经学制度渐趋瓦解、教育法规逐渐西化、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觉醒以及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化的阶段,学者以西方学科制度为蓝本,将国学依西法进行分类,成立专门的国学研究与培养组织,在研究范式上向西方靠拢,在学生培养上体现出传统书院制度和西方课程管理体系“中西结合”的色彩,国学专业教育制度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其中,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可谓20世纪20年代国学专业教育制度发展的代表。北大国学门采取集体协作式的项目管理模式,清华国学研究院采取个人技能训练和自主研究式的人才管理模式,两者都推动了国学专业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进步,为后来者提供了人才储备和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但到20年代中后期,由于战乱、经费短缺、权力斗争等原因,导致两大国学专业教育机构人才流失、机构改组,进而导致国学专业教育发展陷入停滞。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学专业教育制度走出两种不同道路:以武大、人大、山大为代表的“武大方案”,更加注重培养国学基础人才,注重培养本科生,强调“本硕一体”的培养方式,并按照“’原典’+专题”的方式进行教学改革,体现出早期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制度延续。而以清华为代表的“清华方案”,更加注重对中西学术交流的培养和对学术平台的搭建,则体现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制度延续特点。综上所述,国学专业教育制度变迁以三种组织为变迁主体,政府、大学和社会团体是影响高等教育最具代表性的组织。改革开放前以欧陆模式为主的政府主导型的大学权力模式导致了大学学术权力让位于行政权力,从而挤压了国学专业教育的生存空间。改革开放后的高校自主权运动为大学制度变迁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制度环境,对拓宽研究空间、聚集学术资源的国学学科的追求成为大学内国学专业教育组织所追求的组织利益。社会团体及个人对大学培养人才以及发现新知的期待成为国学专业教育制度变迁的深层动因,且建设“双一流”的文化-认知为国学专业教育制度变迁提供了合法性。

区少铨（Au Siu chuan）^[8]（2019）在《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文中提出创建于1870年的东华医院,是香港历史最久远及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设立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及社会服务。至2017年,东华三院在全香港设有超过300个服务单位,雇员人数逾一万名。自1880年开始在香港提供教育服务,在香港共设有52所学校,包括专上院校、中学、小学、幼儿园,以及特殊学校的完整教育体系,为香港最具规模的办学团体之一。东华医院成立初期至二十世纪初一段长时间内,曾一度是华人社会的权力中心。东华医院的董事集中了香港社会上举足轻重,及具有名望的华人绅商,属于士绅阶层的东院董事,经常负起排解纷争、维持地方秩序的责任。英政府亦乐意透过东华医院来维持华人的社会秩序。东华医院故此一直有特殊的社会地位,直至二次大战之后,方才日渐减退。本文以东华三院（The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兴办教育的过程及其教育服务的变迁为例子,探讨民间非牟利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在香港社会经营教育服务的态度及实况。本文通过研究香港政府对东华教育服务的扶助及干涉的情况下,东华如何扩大其服务范围,改变课程和教学,由塾馆演变为现代化的多元教育机构。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简介东华三院的历史发展,概括说明从广福义祠至建立东华医院,以及三所医院联合组织成“东华三院”的历史背景。东华三院除赠医施药外,更同时兼及社会福利服务,东华总理在不同的阶段,开展的社会服务皆有不同特色,救济范围广及国内外同胞,也反映了东华三院和港英政府、中国政府、海外华人的互动情况;第二章是说明东华兴办教育的第一阶段,东华自1880年利用文武庙捐款收益从事教育服务,创办第一所义学,从私塾形式扩展至现代化的小学,为贫苦学生提供免费教育的发展过程,其间义学在课程及管理上皆改了重大的改革,进而与另一历史悠久机构香港乐善堂义学作横向比较,以分析东华教育在当时发展的水平;第三章是叙述东华教育发展的第二阶段,战后东华三院全面恢复教育服务,及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东华三院配合政府的发展步伐,着手开办中、小学、幼儿教育及特殊学校,发展正规和系统化的教育服务。到了 1997年,东华三院的教育进入了第三阶段,在配合政府的教育政策的前提下,学校课程及活动上皆有不同的调适,而且发展了东华三院的德育课程,以建立“东华人”对国家及办学机构的归属感。东华三院亦与时并进,配合社会的转变和市民的需求不断改善及扩展包括大专等各项教育服务;影响东华三院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政治的影响及“东华人”精神尤其是突出的方面,东华三院与港英政府、特区政府、香港社会的互动上,皆有超越其他办学团体的优势;东华学校重视价值教育,品德培养,因此栽培了众多出色的毕业生,这些“东华人”反映了“东华精神”,在香港各行各业均发光发亮。研究显示,东华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民办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从办理学校的经过观之,东华在经费取得、学校的管理、发展策略与政府的交涉,均有其成功之处,总结东华成功从传统民间慈善机构转型为现代化的多元办学机构的成功经验,能为中港未来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模式。

林敏萍^[9]（2019）在《体制外生存：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研究》文中指出马来西亚华文中学因拒绝接受《1961年马来亚教育法令》改制建议,而成为国家教育体制外的华文独立中学,已公认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生命得以延续与存在的文化堡垒,不仅是马来西亚特有的教育体制,也是世界绝无仅有的办学经验,此独特性与了解其在体制外生存的何以可能是本研究的价值所在。本研究主要通过文献研究法与访谈法,即采用跨越三十多年的三次全马独中调查报告（1983年、1992年、2016年）统计数据之比较分析,以及对14位现任资深独中校长的访谈分析,辅以社会学为分析视角,揭示独中在国家体制外生存的历程与状态,最后作为行动者的研究者以即将服务的独中为例,量身定制其教育蓝图,并供其他独中作为未来发展的参考。本研究完成对独中五十多来于体制外生存状态的研究与揭示,获得的研究发现可归纳为以下五项:一、本研究发现从独中1961年拒绝改制及其后十余年垂死挣扎的经历中,作为社会运动的独中教育为求生存,与教育渐行渐远,失去方向,而濒临死亡。直到1973年独中复兴运动提出“走自己的路”,遵循《独中建议书》所提出的独中办学四大使命和六大方针,以及独中工委会的扶持,让独中从濒死边缘重生。二、独中办学者在独中办学路线、课程设置、教学媒介语之争议,是一场原则与权宜的长期拉锯战。由于在国家教育体制外办学,造就了独中课程设置的自由多元性,但依然摆脱不了政府课程的牵绊。本研究认同《独中教育蓝图》所强调的课程领导策略,改革现有课程结构、优化课程标准及推动校本课程,将有助于独中往正确的教育方向发展。本研究建议董总应借鉴社会学介入的方法,积极寻找有意愿的独中成为教育改革的试点学校,作为教育改革实践的突破口。三、本研究从调查报告分析发现独中管理决策权失衡,董事会的决策权牵涉广泛,而作为学校主体的学生与教师,则几乎没有参与决策权。本研究建议独中行政管理应分散权力和加强制度化管理,减少诉诸于人情与关系的“人治”的不稳定与不确定性。本研究同时也揭示资深独中校长处理与董事关系的策略主要有三:同盟共进、依附配合、自谋出路;而董事与校长的决策关系是一场权力的博弈。四、本研究发现独中学生来源地趋向城市化及其家庭年收入偏高的现象,独中渐成为再生产理论中“教育机构是社会再生产的中介”的一分子。本研究吁请独中办学者需省思独中教育的社会责任与教育公平促进功能的维持,同时提醒独中教育工作者对于家庭背景处于劣势者应给予更多关注与协助,并对有关弱势学生在原有课程内容与教学法等作出相应调整。五、从调查报告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独中教师教育资格呈增长趋势,但尚需对教师教育进行长期且有系统的规划,并积极推动校本师资培训。此外,统计结果也显示独中教师工作负荷量超重,因此本研究提出解放教师的时间,并真正赋权予教师,让他们成为独中接下来十年教育改革工程的中坚力量。有鉴于每一所独中的精彩与不死韧性,就是来自它的独特性,本研究最后提出各独中应为自己量身定制教育蓝图的建议,才是独中未来生存之道。本研究最后综合前四章研究发现与揭示,在参考《独中教育蓝图》框架与内容的基础上,以研究者博士毕业后即将服务的丹中为例,为其量身定制一份教育蓝图,主要提出以课程改革与可持续发展的经费筹措方式双管齐下,即“选课走班”与“丹中教育基地”,让丹中走出自己的路,并提供予其他独中作为参考。

陈兰枝^[10]（2018）在《传播学视野下的战时《教育杂志》研究（1937-1941）》文中研究表明《教育杂志》是由我国近代最大的民营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于1909年创办的教育专业期刊。它几乎与我国新教育制度轫始相伴,出版发行近40年,刊期长,影响大,是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变革与教育话语变迁的重要窗口。上世纪30年代初到全面抗战以前,《教育杂志》的发展步入历史辉煌时期,单期发行量最高时达到4.5万册,成为民国时期传播范围最广,受欢迎度最高的专门教育期刊。卢沟桥的炮火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全国教育期刊的发展从战前的波峰阶段跌入全面陡降的波谷时期。由中华书局创办的《中华教育界》,在全面抗战前与《教育杂志》并称教育期刊界的“双子星座”,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二个月便宣告停刊了。《教育杂志》却于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坚守期刊出版岗位,勇于担当战时教育媒介的历史责任,并显示出强烈的问题意识。战时《教育杂志》一边致力于构建战时教育论坛,力求贡献意见,供当局采择,一边强化杂志信息功能,呈现战时教育生态,凝聚教育界同人的“教育救国”共识,鼓舞教育界同人的抗战信心。本文将《教育杂志》置于全面抗战和战时文教中心内迁的宏阔历史背景下,以传播学的“5W”传播模式构建研究框架,对战时《教育杂志》的出版与传播活动和其作为教育专业媒介的文化传播价值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考察。具体而言,本文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对全面抗战爆发后《教育杂志》在编辑出版方面的应对情况进行了总体考察。考察内容具体包括战时《教育杂志》辗转多地短暂停刊并迅速复刊的过程,战时办刊宗旨、编辑方针和栏目的调整,以及杂志主编黄觉民及其办刊风格,战时作者群的演化特征和战时专题、专号的策划与出版。第二章主要探讨《教育杂志》战时教育论坛的构建方针、议题设置与论坛构建技巧。战时《教育杂志》所构建的战时教育论坛具有服务抗战的内容定位,兼容并包的公共立场,并显现出专业理性的价值追求。按照战时《教育杂志》主要栏目的功能进行划分,《教育杂志》所构建的战时教育论坛可分为由主体主导的“主论坛”和由“他者”组织构建的“辅论坛”两个部分,通过“战时教育方针”“战时函授自修”“师范教育”等具体战时教育议题的延展分析,更凸显了《教育杂志》编者使主辅论坛时而遥相呼应,时而弥合互文的论坛构建策略与技巧。第三章聚焦《教育杂志》对战时各级各类教育生态的勾勒和描摹。战时《教育杂志》采用了通讯、调验报告、小说等多种文体对战时教育生态加以呈现。全面抗战时期的教育界同人“冒危险,耐苦劳,淬砺奋发,维持全国教育文化于不坠,发扬民族意识,推进内地文化”,谱写了“足以动国际之观听,供盟邦之借镜”的辉煌教育篇章。《教育杂志》对于教育生态的呈现基于此,但却不满足于此。在这一总体视角之外,战时《教育杂志》对国统区内迁高校师生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学校学生这两大教育群体的精神风貌与爱国情怀又特别予以展现。此外,战时《教育杂志》对战时沦陷区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的“异化”现象也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分析。第四章以《教育杂志》上刊登的商务印书馆各类书刊和相关业务广告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战前战后在广告种类和广告策略上的变化,展现其作为专业教育媒介在文化抗战与商业追求之间游走的本质。第五章主要考察全面抗战时期《教育杂志》的传播环境与发行传播方式。战时文教中心向大后方迁移,教育期刊陡降以及身处战时出版文化名城——香港是战时《教育杂志》所处的主要传播环境。商务印书馆的战时发行网络成为《教育杂志》主要依托的发行渠道,此外,战时《教育杂志》还充分借助馆内的书刊和馆外的报刊媒介进行宣传推广,得以在后方、香港和新加坡、澳门等地广为传播。第六章分析了战时《教育杂志》在推动战时教育政策制定与修正、助力商务印书馆“文化抗战”大业以及为战时教育研究提供宝贵一手史料等几个方面的传播效果与意义。全面抗战时期的《教育杂志》勇于承担文化抗战责任,引领教育界开展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助力商务印书馆的“文化抗战”大业,而不失权威教育期刊的专业水平。战时《教育杂志》的内容生产与出版传播是专业期刊媒介主动适应战争传播环境的成功尝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传播价值,也为当代教育期刊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有必要从根本上检讨的教育政策——反思上世纪90年代的教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有必要从根本上检讨的教育政策——反思上世纪90年代的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中小学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变迁：性别平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3）二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取向、方式、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高校国学专业教育的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8）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体制外生存：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传播学视野下的战时《教育杂志》研究（1937-1941）（论文提纲范文）

四、有必要从根本上检讨的教育政策——反思上世纪90年代的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中小学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研究[D]. 凌琳. 西南大学, 2020(05)
• [2]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变迁：性别平等的视角[D]. 杨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二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D]. 黄蓝紫.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D]. 宋波.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5]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6]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取向、方式、影响[D]. 郝世文.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7]中国高校国学专业教育的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D]. 张学良. 浙江大学, 2019(05)
• [8]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D]. 区少铨（Au Siu chuan）.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9]体制外生存：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研究[D]. 林敏萍.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10]传播学视野下的战时《教育杂志》研究（1937-1941）[D]. 陈兰枝.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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