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英雄？国家英雄？

一、爱国英雄?民族英雄?（论文文献综述）

李超^[1]（2021）在《抗日战争时期秦良玉“民族英雄”形象的构建》文中研究指明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存亡危急之际,塑造"民族英雄"以动员抗战是时代使命的号召。明末的秦良玉作为爱"国"者、巾帼英雄和土司等多重身份的价值逐渐得到突显,知识分子通过传记文学、诗歌、公祭活动、戏剧、展览、剧演等多样化形式的书写与诠释,融入抗战时代的隐喻,建构"秦良玉抗倭"的历史,重塑秦良玉"民族英雄"的形象,起到了动员抗战的作用,是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

高静思^[2]（2021）在《新时代英雄精神的价值与传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英雄精神作为—种先进的文化形态始终活跃在党和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激励社会主义建设者不断奋力前行,是新时代发展精神文明、筑牢意识根基的重要推动力。通过归纳英雄精神的时代内涵、发展进程,并结合当前国内外局势,探索出—系列有关英雄精神的论述。全文共分为四章,分别从新时代英雄精神的产生发展、时代价值、传承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传承的路径选择四个方面予以着手。第—章主要从新时代英雄精神的内涵、理论渊源及历史发展轨迹等入手,简要阐释了英雄精神及其相关概念,以及英雄精神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生动表现,鲜明反映了时代的发展进程。第二章是对新时代英雄精神价值表现的论述,其彰显着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是引领我国主流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有力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推了人民群众精神家园的筑构更是培育时代青年的最有力动力,主要表达了新时代英雄精神对于当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引领作用。第三章简要分析了新时代英雄精神在传承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主要受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抨击,网络新媒体对于英雄的娱乐性消费,消费主义至上观念对于传统精神的冲击,代际交流传承的薄弱及学校教育方面对于英雄讲解力度的不足等,都构成消解传承英雄精神的因素。第四章针对第三章新时代英雄精神传承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弘扬英雄精神的路径选择,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及个人层面发挥合力作用,大力传承和弘扬新时代英雄精神并能够让当代人自觉践行英雄品质。

栗景霞^[3]（2021）在《赵一曼精神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华民族自古人才潮涌,英雄辈出,他们为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建设与改革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值得后人学习和追随,而英雄精神代表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是民族精神的内核和精髓,更是我们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支柱。赵一曼是我国抗日女英雄的杰出代表,赵一曼精神是中国精神的优质成分,她的革命事迹感动世人,精神光辉激励后辈。面向未来,每个时代、每个阶段都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以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对“‘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全面擘画”,更加需要充分发掘赵一曼精神的价值意蕴,深化赵一曼精神的弘扬之路,促使赵一曼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中散发夺目光彩。但目前学术界现存的与赵一曼相关的研究甚少,对赵一曼及其精神展开深入研究是眼下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故将赵一曼精神的相关概念阐释及历史探源、时代内涵及价值意蕴、弘扬困境及原因分析、弘扬路径及意义升华四个部分作为研究对象,希望在研究过程中,为学术界关于赵一曼的相关研究挖掘、创新出一些有价值的资料。第一部分,在系统探讨赵一曼精神之前,应当对“英雄”“巾帼英雄”“英雄精神”与“中华民族英雄精神”等中心词进行概念阐释,且对赵一曼生平事迹进行全面梳理,以便于加深对赵一曼精神的理解。了解赵一曼的生命历程后,不难发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赵一曼所处的时代特质与家庭环境,及其自身性格、思想、学习经历与共产主义信念,铸造了赵一曼精神。第二部分,深刻理解赵一曼敢为人先的巾帼担当精神、舍子为国的国家至上精神、志高存远的奋勇拼搏精神与同舟共济的精诚团结精神中的时代内涵,力证这些精神内容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下,加强家庭教育、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深厚力量,加之国家已吹响“英雄回归”“英雄精神重塑”的号角,我们应当抓住机遇,大力弘扬赵一曼精神。第三部分,总结实践经验,说明当前由于改革开放攻坚期历史虚无主义有机可乘、自媒体时代商业化的信息传播手段突出以及保护英雄人格权益的法律规定不够明确,造成了赵一曼英雄形象可感性不强、精神价值引领性不足的现实困境,影响赵一曼精神的弘扬。第四部分,呼吁认清形势,直面困难与挑战,架构起牢固的赵一曼精神弘扬路径,具体是以网络媒体为主开关,切断历史虚无主义传播渠道;以法律制度为主动脉,引导好历史观和英雄观;以资源基地为主阵地,宣讲好赵一曼优秀事迹;以思政课堂为主渠道,传递好赵一曼时代精神;以文化艺术为主依托,礼赞好赵一曼高尚品格。以此,使得赵一曼精神在加强新时代理想信念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新时代伟大爱国主义教育、落实新时代党内主题教育及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等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发挥出最大作用。

汤振^[4]（2020）在《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朴殷植（1859-1925）,韩国近代着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爱国启蒙思想家、独立运动家以及政治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朴殷植于韩国国内开展爱国启蒙运动,积极进行散文创作和文学翻译活动,以揭露批判日本的殖民侵略和宣扬爱国启蒙意识。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韩国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为继续开展抗日独立运动、挽救民族危亡,1911年,朴殷植流亡中国。流亡中国期间,他先后辗转东北、北京、香港和上海等地区,积极进行散文创作和历史传记小说创作,与此同时,他还与中国维新派人士及革命派人士围绕韩国独立运动及中韩联合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交流,促进了近代中韩两国的人文交流。朴殷植的文学翻译、散文创作及历史传记小说创作体现了强烈民族意识、近代意识和抗日意识,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朴殷植文学作为一种反帝反殖民的后殖民书写,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思考和近代自觉,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此外,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相关影响、借鉴和促进,因此,朴殷植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本文旨以文本分析为基础,综合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后殖民主义、社会历史批评、文学社会学及政治美学批评等理论和研究方法,具体考察朴殷植的文坛活动,并对其文学创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阐述朴殷植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及其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韩国国内爱国启蒙运动时期,朴殷植通过《皇城新闻》、《大韩每日申报》、《西北学会月报》及《西友》等报刊杂志积极开展独立言论和文本翻译活动,并撰写着作。流亡中国时期,朴殷植进行了积极的报刊舆论和文学着述活动,他先后担任《香江杂志》、《新韩青年》、《四民报》、《道路月刊》及《五九》等中韩报刊杂志的撰述人或主编,并在以上报刊杂志发表散文文章,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言论活动。不仅如此,在中国东北地区时,创作《梦拜金太祖》、《渤海太祖建国志》、《泉盖苏文传》等历史传记小说。在北京、上海等地创作出版了《安重根传》、《李舜臣传》、《韩国痛史》、《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等着作,宣扬韩国志士的抗日壮举,揭露和批判日本殖民者的残暴统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朴殷植积极寻求中国人士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与援助。他审时度势,以中韩联合为导向,跨越党派差异,不仅与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展开交流,更与景梅九、汪精卫、黄介民等革命派人士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联络。朴殷植与中国人士围绕抗日救国的时代课题所进行的交流活动,促进了中韩知识分子共同的身份认同,推动了中韩联合,并为中韩两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朴殷植也因此实现了作为流亡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朴殷植的文学翻译包括对汉文版《瑞士建国志》的翻译和对清末散文作品的翻译。因作者政治思想的差异,中韩两国的政治形势以及两国读者期待视野的不同,同一时期,在翻译内容上区别甚微的两版《瑞士建国志》在中韩两国被作出了不同的解读,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朴殷植版本的《瑞士建国志》更为符合本国国情,以瑞士建国的历史给予韩民众以鼓舞和激励,以此宣扬民族意识,增强民众的爱国心。此外,朴殷植还对梁启超散文及清末来华美国传教士所作散文进行了译述和刊登。通过将译述作品和原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朴殷植文本翻译的特点,包括语言、句式的改变及对原内容的删减和改写等。朴殷植对清末散文译述的背后是当时中韩两国所共同面临的民众爱国心缺失问题和教育问题。通过翻译清末散文作品,吸收借鉴和宣传了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和教育改革思想以及西方教育思想,促进了韩国爱国思想的传播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朴殷植对汉文版《瑞士建国志》的翻译及对清末爱国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借鉴与吸收,体现了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韩两国在知识和思想上的交流与共享。朴殷植的散文创作体现了他独特的时代认识,包含中国认识、日本认识、中韩关系认识、东亚认识及世界认识等。韩国国内时期,朴殷植的时代认识聚焦于清政府制度改革、韩国自强以及东亚三国联合等层面。此阶段,对于中国及东亚的认识面较为狭窄,且某些认识存在偏颇。朴殷植的中国流亡体验,包括在华革命实践和人文交流活动等,大大地丰富和拓宽了朴殷植的时代认识,促进了其时代认识的发展。朴殷植的中国认识变得更为多角度、辩证和全面客观,如对革命派的肯定和批判以及对袁世凯的双重认知等。对中韩关系及世界形势也有了更为准确、客观的认识。其散文文本呈现着强烈的抗日意识、中韩联合意识和东亚和平意识,体现了其从周边走向中心的政治和文化的自觉。朴殷植的历史传记小说积极建构本国的历史英雄人物叙事,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以此宣扬历史人物的爱国精神和抗敌精神,鼓舞和激励国民学习英雄的爱国精神和反抗精神;同时,期待国民中涌现新的英雄,拯救民众和国家于危难之中,恢复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在进行英雄想象的同时,着力于国民话语和抗日话语的建构,揭露小中华意识或慕华事大思想所导致的国民奴隶根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爱国精神丧失以及民族团结意识缺失等问题,批判愚昧、冷漠、旁观、涣散等根深蒂固的旧国民性;并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提出教育改革方案,尤其强调精神教育的重要性,着力于改造旧国民性和培养新国民。与此同时,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扬了抗日意识和中韩联合意识,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弘扬了民族精神,体现了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爱国热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本价值和社会价值。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朴殷植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汲取营养,丰富了自身的文学世界,并完善了自身的文学体系。与此同时,它也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安重根叙事和抗日戏剧的丰富和发展。在影响与接受的背后,隐藏着当时中韩两国的社会形势和国际局势以及读者的阅读需求。这展现了中韩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体现了中韩近现代文学密切交流的一面。表明了朴殷植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朴殷植的文学创作是一种颠覆强权的被殖民者的知识生产活动,再加上其个人具有深刻的殖民地体验和跨文化体验。因此,朴殷植文学具有后殖民性与离散性。从文化意义上看,他的文学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思考和近代自觉,鲜明地展现了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面貌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体现了其作为来华韩国流亡文人的文化自觉,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朴殷植文学在当时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下,具有相当的建设性和前瞻性。研究朴殷植文学有利于透过作品了解日帝殖民统治的时代背景下,中韩两国的社会状况及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当今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探讨朴殷植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及其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所做的贡献,有助于深入发掘以“互为主体”、“和谐共存”为核心的20世纪东亚精神和文化自觉,为促进当今中韩关系的发展乃至构建东亚和谐共存体系提供借鉴。

邱方元^[5]（2020）在《抗战时期民族英雄精神品质的诠释与传播研究（1931-1945）》文中研究表明抗战时期民族英雄记忆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其精神内涵受到各方关注、挖掘和诠释,并用以凝聚民族精神,进行抗战动员。民族英雄记忆是国共两党与社会各界可资利用的资源,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蕴含的精神内涵,成为该时期人们服务于政治宣传与抗战建国的精神动力。该时期民族英雄记忆的精神内涵包括忠勇爱国精神、团结奋斗精神与牺牲奉献精神,这些精神内涵经政党与社会不断诠释,逐步形成合乎抗战时势的精神理念。民族英雄记忆所蕴含的精神品质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并由执政党自上而下进行灌输,甚至用以塑造政党领袖的民族英雄形象,规训国民意识。官方与社会充分发掘民族英雄的精神资源,经反复排杂理陈、增添删改民族英雄史迹,最终形成新的民族英雄记忆,以服务于抗日战争。当然,忠勇爱国精神、团结奋斗精神与牺牲奉献精神皆在不同程度上源于民族英雄记忆塑造。该时期军政界、知识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普通民众等通过诠释民族英雄精神品质实现国家与社会对话,从而形成政治宣传与社会回应的良性互动,呼吁涌现大量现实抗战英雄的同时,也动员社会各界积极投入支持抗战。就民族英雄精神传播形式而言,国共两党与社会各界借助文本、话语、图像、仪式、空间等诠释精神品质,培育民众民族意识。但沦陷区故意曲解精神内涵,建构反战思想,一定程度阻碍抗战潮流。逐步完善的全国抗战思想压倒反战主义,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精神铺垫。该时期民族英雄记忆精神内涵的诠释与传播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功效。民族英雄不限于某些古代帝王与将领,而是从更广义的范畴理解这个概念,此不仅包括中外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还包括现实抗战英雄,不仅包括历史大人物,也包括那些不起眼的被誉为民族英雄的小人物,由此从较宏观的视角观察民族记忆书写中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内涵。

侯佳宁^[6]（2020）在《抗战时期史学家的民族英雄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史学研究范式往往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相适应,随着社会发展,史学研究对象、方法、目的等皆不断变化,并呈现出不同主旨意涵。“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既深且巨的民族危机,史学家结合时代背景纷纷转变治史旨趣,注重提倡史学的“致用”功能,书写了独具特色的抗战史学。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史学家书写中华文化的先进性和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性,体现出史学家的家国情怀。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众多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民族英雄。民族英雄的崇高精神受到后世纪念与颂扬。不同时期各阶层对民族英雄抱有不同建构取向,近代中国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亦是极倚重英雄的时代,民族英雄不仅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也是史学家基于现实需求进行历史记忆建构的重要对象,这一概念具有内涵的复合性与外延的开放性。抗战时期民族英雄被赋予新的内涵,社会各界在政府的提倡下积极宣扬民族英雄的崇高精神,塑造其正面形象。在此背景下国内史学诸贤更是有感时局之艰,围绕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展开了大量论述。各学派史学家在历史着作、史学文章、历史剧本中书写民族英雄的历史事迹和精神事业,为抗战胜利提供精神动力。抗战史学产生于特定的现实环境和历史条件,民族英雄既是培育民族精神,激发爱国之情的历史资源,又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史学家书写民族英雄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史学发展的结果。因此,史学家对民族英雄的书写兼具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有利于培育民族精神、普及历史知识、促进民族团结。此既是一种政治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展现出作为记忆的民族英雄与抗战史事的双向互动,也体现出作为概念的民族英雄在抗战文化思潮中的多重面相。

费显斯^[7]（2020）在《桂林抗战文化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文中研究说明对抗战文化史来说,桂林文化城始终被认为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而在抗战这个特殊历史时期里,这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桂林文化城是一个多方力量共同合力的结果,除了我们一贯谈到的地理优势以及较开明的政治氛围之外,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桂林文化城这个独特历史现象诞生的内在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并确立于近代,是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为起点和基础诞生的。在整个抗战时期,以抗战救国为主题的民族主义思想始终高涨,逐步实现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升华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诞生。在抗战背景之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离不开两个核心观念:一是抗战救国的民族国家观,二是崇尚英雄的民族英雄观。桂林抗战文化活动的空前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近代民族主义的传播及“中华民族”观念的成熟及普及。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宣扬之下,桂林文化界对民族精神的渴求越发迫切。要振奋民众的民族精神,激发其民族革命的斗争情绪,唤醒其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意识,就此抗战文化运动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了起来。抗战文化运动从多方面多领域回答了民族主义的社会需求,从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新闻传媒等诸多文化活动实践中多方面的激发了民众的民族精神,可以说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提供了内在助力,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也多方面的展现了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果。本文主要以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桂林被誉为“抗战文化城”这段历史时期各领域的文化运动成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化城内部文学、戏剧、音乐等多方面原始资料的收集和梳理,选择具有鲜明民族意识代表的文化个案。深入考察在这段时间内,桂林出版的新闻期刊、小说诗歌和在桂林上演的戏剧剧目,开办的抗战画展等与民族国家观与民族英雄观相联系文化活动。揭示了不论是桂林的多种话剧、戏曲的演出,还是各种歌咏会、文化座谈会或是美术展览的开展,其主体都是围绕着“团结一致,抗战救国”这个思想基础。这些与民族国家观和民族英雄观密不可分的文化成果,揭示了众多文化人在桂林文化城内所表达的政治诉求和文化诉求就是以文化活动为刀刃,割开中华民族沉睡的民族精神的面纱。以充满着大众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的文化活动唤醒中华儿女抗战报国的民族意识,使抗战文化能够高举民族国家的大旗,将群众组织号召于民族共同体大旗之下,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得以维系,从而造就了桂林文化城这个历史传奇。总而言之,作为抗战中国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空间,以民族国家观和民族英雄观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了桂林文化城文化活动繁荣发展的内在助力。这些文化活动一方面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支撑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繁荣昌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今天,在桂林文化城中发现民族精神,领略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信,是桂林文化城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孙悦^[8]（2020）在《论孤岛话剧创作》文中研究指明抗日战争时期,话剧这一文学样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话剧创作和话剧演出在质和量上都达到了顶峰。孤岛话剧作为抗战时期话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殊的租界环境下,呈现出了独特的创作风格,形成了繁荣发展的态势。孤岛话剧一方面立足于孤岛的社会现实,表现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借鉴民族传统,高扬民族精神,对话剧民族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试图从宏观上把握孤岛话剧创作的整体特点,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创作主体四个方面分析孤岛话剧独特的生存环境,进一步分析在政治和市场的双重影响下孤岛话剧如何取得平衡,并讨论孤岛话剧在民族化道路上的探索与实践。除引言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为三章:引言对研究对象的概念作了界定,同时对孤岛话剧的研究历史进行梳理。第一章梳理孤岛话剧独特的生存环境。分为四节,第一节分析波诡云谲的政治环境对孤岛话剧创作和发展的影响,第二节论述孤岛经济的繁荣发展,不仅影响了市民的消费娱乐方式,也为话剧发展提供了所需的物质基础和观众基础,第三节分析在传统价值观念和都市消费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孤岛话剧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第四节论述生存环境的变化对剧作家创作的影响。第二章详细分析在政治和市场双重影响下,孤岛话剧呈现出来的特点,以及孤岛话剧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分为三节:第一节论述政治对话剧的影响,孤岛话剧普遍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政治意识,但也造成了人物形象的扁平化。第二节论述在市场影响下,孤岛话剧努力迎合观众审美趣味,充分利用商业策略,呈现出回归市民社会的特点。第三节论述孤岛话剧在政治和市场的双重影响下寻求平衡,作品能够同时体现民族观念和市民意识,剧作家更加关注话剧的艺术性,在政治、经济和话剧艺术三者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第三章详细论述孤岛话剧民族化的探索与实践,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和解读,把握孤岛话剧的独特魅力。分为两节,第一节论述孤岛话剧在创作中如何实现话剧内容的民族化,主要表现在改编剧的繁荣发展、历史剧的大量涌现和塑造了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三个方面。第二节论述孤岛话剧如何借鉴传统艺术形式,探索话剧民族化,主要表现在歌、舞、诗交融的抒情性和对意象的运用两个方面。结语部分概括了孤岛话剧的整体特色和取得的成就,客观地承认其存在的缺.陷,肯定孤岛话剧在特殊年代的成就和贡献。以史为鉴,反思当前话剧发展存在的问题,为当前的话剧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张颂豪^[9]（2019）在《梁启超英雄形象书写研究》文中提出梁启超英雄形象书写在清末民初时期军事政治受挫中成为振兴国族,扭转时势的国魂化身,也成为新民启蒙的具体表征。这一转折孕育出梁启超崭新的英雄史观,书写小说、诗歌和人物传记中的英雄形象。其“英雄”形象书写内在理路所涉及到国族想象、新民启蒙和政治文艺观的问题,理应成为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由微见着的重要景观。论文以梁启超的英雄形象书写为研究中心,以他的世界意识为起点,进而延伸到他撰写英雄传记、诗歌和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以及他清末民初时期关于铸国新民的关键论述,就以上内容进行阐述。全文拟定为三章:一、梁启超现代国家观念创建中的民族英雄;二、梁启超“启蒙话语”中的新民英雄;三、梁启超文艺教化观与“诗人拜伦”英雄化。文中首先分析梁启超在世界意识萌发下,制造出“国民英雄”与“汉族英雄”既指向未来又指向过去的英雄形象,彼此间因国族边界的不明朗而发生藕断丝连的交织,揭示出梁启超“英雄形象”与“国族想象”互为表里的关系,并研究梁启超对本土英雄形象的改写和重构。接着追踪和研判梁启超受到日本武士精神救国论述的影响,突出英雄形象的“尚武贵力”,并将之汇入新民论述中培养“民力”,响应军国民教育思潮,书写出异国的革命英雄形象。然而,这一新民英雄书写暴露出两个问题:一是革命暴力的激化妨碍英雄形象的建构,新民效果异化为民力大于民智和民德;二是新民英雄自我绽放的主体性——“英雄造时势”的一面受到压抑,更遑论对国民进行西方去除蒙蔽,对自我进行理性批判的启蒙方式。最后一章研究梁启超的拜伦英雄化。诗人拜伦被梁启超重建和误读为民族英雄,被压抑作为诗人的第一身份。与苏曼殊的拜伦形象比对,会发现这涉及到梁启超的文艺教化观,没有处理好审美情感与政治情感相协调的问题。综上可知,梁启超的英雄形象多凭他出于救国兴邦的实用目的与当时政治意识的价值取向进行不断刻画、调整和重写。梁启超的英雄形象书写揭示出他内在相互激荡又相互拮抗的中西政治文化理念。

邓燕^[10]（2019）在《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文中认为本文从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变迁的视角,纵向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不同历史时期时代主题对历史知识资源的利用及其相互关系,时代主题影响到各时期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实践。爱国与启蒙、救亡图存和争取民族独立是贯穿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在时代主题影响下,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观念经过了转型、变革、多元化和趋向整合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认识取决于对“历史”和“教育”两者功能和相互关系的现实定位。晚清时期,在改革与革命、爱国与启蒙的时代主题下,“国族主义”成为影响历史教育观念变革的核心因素。史学传统垂训和资治功能在新时期表现出转型特征,清政府、改革派和革命派从不同的角度建构“国族”和促进“群觉”,政事教育、爱国观念传播、启蒙与进步、国族意识培养等成为历史教育观的内涵。民初,塑造共和国民成为历史教育目标的重要内容,历史教育目标呈现出社会本位和学生本位取向,历史教育从“历史”和受教育者本身获得其主体性,更为客观化。民主、共和、平等、科学、民治、实用主义、世界主义等成为影响历史教材内容、历史教学组织形式的思想资源。形塑国民革命记忆是国民革命背景下历史教育观念的主题。革命建国下,随着国家意识的强化,革命的主体及国家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使得社会各政治派别和民众历史意识勃发。对“革命”内涵的界定及其历史演变主题的关注反映出各党派和民众最为集中的历史知识诉求。国民党国民政府以革命的历史宣示自身正统地位,塑造历史与三民主义的内在联系。抗战救亡背景下强化民族国家认同和推进抗战动员,是国人对于历史教育使命的认识和实践。民族主义成为支配当时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观念,历史教育观念趋向整合,它或重新具备道德训诫色彩、或鼓励忠勇武德、或提倡伟人教育,其虽多元化但统一于民族国家认同的旗帜下。各时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层面的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念呈现互动图景,探讨两者相互影响的机制,尤有必要。从人类历史经验中挖掘、重塑、融汇创新得来的特定价值或实践经验,与社会政治主题相互生发。新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动员方式得以形塑。某些普适性的价值也通过历史教育进一步传播。古往今来,时代主题对于再现历史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深刻影响到历史话语和历史实践。历史教育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受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主题的影响,某些观念成为支配某一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因素。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历史变迁呈现出特定阶段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不同认识。

二、爱国英雄?民族英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爱国英雄?民族英雄?（论文提纲范文）

（1）抗日战争时期秦良玉“民族英雄”形象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英雄精神的价值与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赵一曼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抗战时期民族英雄精神品质的诠释与传播研究（1931-1945）（论文提纲范文）

（6）抗战时期史学家的民族英雄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桂林抗战文化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8）论孤岛话剧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9）梁启超英雄形象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论文提纲范文）

四、爱国英雄?民族英雄?（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日战争时期秦良玉“民族英雄”形象的构建[J]. 李超. 民族文学研究, 2021(06)
• [2]新时代英雄精神的价值与传承研究[D]. 高静思. 北方民族大学, 2021(09)
• [3]赵一曼精神研究[D]. 栗景霞. 西南科技大学, 2021(09)
• [4]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D]. 汤振. 山东大学, 2020(12)
• [5]抗战时期民族英雄精神品质的诠释与传播研究（1931-1945）[D]. 邱方元.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抗战时期史学家的民族英雄书写研究[D]. 侯佳宁.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桂林抗战文化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D]. 费显斯.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7)
• [8]论孤岛话剧创作[D]. 孙悦. 山东大学, 2020(09)
• [9]梁启超英雄形象书写研究[D]. 张颂豪. 暨南大学, 2019(02)
• [10]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D]. 邓燕.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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