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蓝色抒情——龙语工业诗印象

一、黎明,蓝色的抒情——龙郁工业诗印象（论文文献综述）

王丽莎^[1]（2019）在《李锴《睫巢集》笺注》文中研究说明李锴是清代学术研究中不可绕过的一位重要人物,《睫巢集》是研究李锴诗歌的重要文籍。李锴与戴亨、陈景元并称为“辽东三老”,因为李锴的祖籍在东北,所以他属於广泛意义上的东北诗人。同时,还是清朝八旗诗人的重要成员。作为一代通儒,李锴博览群书,研习经典,勤於着述,为清代学术留下了宝贵的理论着作。李锴一生可谓是四处漂泊,广交朋友,游历於山水之间,笔耕不辍。直至晚年隐居盘山,诗歌创作也从未间断。李锴之诗,主要收集在《睫巢集》、《睫巢後集》、《含中集余稿》、《集杜》等作品集中。《睫巢集》为李锴亲手修订的一部较为全面的诗集,应该是收录了清乾隆六年之前,即在56岁之前的主要诗作。《睫巢集》分为六卷,共532首诗。李锴之诗贵在没有功利色彩,诗歌倾向於内心自然感情的流露。这与其一生的交游轨迹可以相互印证。在诗歌的艺术表达方面,李锴广泛摄取汉魏、唐宋诗歌创作精华,并结合自己的过往经历和人生感悟,逐渐形成独特的个人艺术风格。李锴之诗,广泛的运用典故、化用前人诗句,诗歌作品中更多地弥漫着佛道气息,即便是杂糅於其中的景物描写,字里行间无不展现出峻峭锋利又不失和谐自然的风貌。然学界对於李锴其人及其学术成果的关注寥寥无几,缺乏系统与深入的研究。本文利用文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李锴《睫巢集》进行校注与评析。

张洁^[2]（2017）在《介入与建构：1980年代的《星星》诗刊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79年10月,曾因“反右”斗争停刊的《星星》复刊,此时,正值当代诗歌重要的转型阶段,《星星》在这一阶段的诸多作为,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留下了颇为丰富的记录和痕迹。本论文试图在对《星星》诗刊的活动的梳理中,再现《星星》在1980年代的诗学立场和诗学态度,挖掘刊物与1980年代诗歌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绪论部分:梳理1980年代的文学背景和期刊研究状况,从刊物发展与诗歌潮流、国家政策、时代背景之间的联系等方面对《星星》的办刊历史提出追问,并结合《星星》诗刊研究的现状,打开研究空间,为下文深入细致研究做铺垫。正文总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考察《星星》与1980年代的新诗浪潮之间的关系。诗歌复兴的号角在1970年代末便已吹响,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律令逐渐减弱之时,《星星》首先关注的即是老一辈诗人的创作,为“归来”的诗人们提供了发声的平台。同时,风靡198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也在刊物的发展道路上留下了不一而足的痕迹,朦胧诗人运动,先锋诗探索,都在《星星》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本章通过《星星》对“归来者”、朦胧诗潮和后朦胧诗潮的迎拒态度,发掘《星星》的办刊倾向——以支持现实主义诗歌为主导,兼顾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第二章梳理1980年代《星星》的诗歌活动,探讨作为媒介,《星星》对诗歌生产与消费所作出的贡献。《星星》在1980年代通过诗歌讲座、诗歌函授班以及诗歌习作修改等方式与读者和民间诗人对话,对其进行诗歌知识的普及和诗歌写作的引导,从而实现了对于诗歌生产的介入。同时,《星星》也通过各类诗歌评奖、流派专栏的开设,促进诗歌传播,在消费过程中建构经典。第三章主要研究《星星》在1980年代对海外和台湾诗学资源的引介。对于欧美诗歌的译介转载数量,《星星》在不同年份呈现的高低不同的态势,这隐形地揭示了《星星》办刊过程中曾受到过多方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但纷繁多元的海外诗歌也为国人打开了了解异域诗歌一扇窗户。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对台湾现代诗歌的关注中,《星星》成为对台湾诗歌系统介绍的重要一极,它最先发现台湾现代诗歌既古典又现代的写作理念,并引入到内地,这个理念深深地影响了内地诗人的创作。论文的第四章,即是对前三章内容的归纳与提炼。《星星》正是在上述三章的诗歌活动中,完成了对于1980年代诗歌理论的建构。在整个1980年代,《星星》对于现实主义一如既往的关注和重视、对古典诗歌的呼唤,映射了刊物对于传统诗歌的坚守和引领。另一方面,《星星》对于现代诗歌的刊载,诗歌评论的同步推进,也体现了刊物对于诗歌现代化的倡导。结语部分,总结《星星》在诗歌创作、诗歌传播消费,异域资源的引入、理论的建构等方面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1980年代的诗歌刊物众多,诗歌事业也十分蓬勃,《星星》诗刊地处诗歌发展的繁荣地带——巴蜀大地。从《星星》诗刊入手,探索地方性诗歌刊物在前进的诗歌浪潮中,如何介入到其中,并参与诗歌观念的建构。从另一个角度窥视1980年代的诗歌现场和文学面貌,从期刊这个视角,展开对1980年代诗坛及其相关文学现象的追踪。

何林^[3]（2016）在《民族、世界与理想：叶芝戏剧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威廉·巴特勒·叶芝是爱尔兰文学的象征,爱尔兰文艺复兴的主将,20世纪重要的英语诗人,也是对世界剧坛有着重要影响的剧作家。叶芝的戏剧创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叶芝戏剧的自传性。叶芝是艺术和生活联系非常紧密的作家,戏剧中的情节、人物和环境基本上都能找到其生活的原型,这些戏剧就是作家一生生活和思想的实录。其次是叶芝戏剧的民族性。叶芝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坚,其戏剧是根植于凯尔特和爱尔兰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中的。通过他和同伴们的努力,古老的文化传统焕发出了勃勃的艺术生机。再次是叶芝戏剧的政治性。叶芝是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他的戏剧提高了爱尔兰民众的审美情趣和道德素养,促进了他们对爱尔兰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极大地推动了爱尔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进程。第四是其戏剧的创新性。叶芝是戏剧发展史上重要的实验者和创新者,他戏剧的东方表意色彩、原始仪式意味、强调戏剧的文学性等对20世纪西方戏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叶芝的戏剧对推动爱尔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看,叶芝的戏剧是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半叶爱尔兰政治生活的伦理表达。承继700多年来武装抗英的传统,叶芝戏剧最初表达的是民众通过暴力和革命来获得政权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想。但是这样的努力一次次失败之后,剧作家开始了痛苦的反思,普通民众的美学和道德素养及其对国家和民族的态度成了他思考的重点。叶芝戏剧试图通过文化的复兴来启蒙大众,激发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体现了作家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爱尔兰自由邦成立之后,英爱关系相对缓和,人们主要思考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问题。叶芝提出了存在的统一和文化的统一的思想,希望以爱尔兰文化为基础,杂取种种文化资源,创造出适应爱尔兰发展的新文化。与此相应,叶芝的戏剧塑造了政治民族主义者、文化民族主义者、英雄人物和世界主义者等,他们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下的伦理身份、伦理矛盾、伦理选择、伦理教诲、伦理表达等,是论文重点呈现的内容。论文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内容为国内外叶芝研究综述,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和主要观点,论文的写作目的、研究意义和创新之处等。叶芝戏剧是爱尔兰文艺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争取爱尔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重要手段,也是爱尔兰和世界戏剧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作为世界共同的文化遗产,中国和西方都对叶芝戏剧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留下了很多研究的成果,也还有一些研究的盲点。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研究叶芝的戏剧,探讨其中如何通过展示人物的伦理选择来达到引导、教诲和提升民众基本素质的目的。这样一种研究方式可以为叶芝戏剧研究提供中国的视角和观点,可以推动叶芝研究走向深入,可以给中国的戏剧创作、批评等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材料,也能够为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提供借鉴。第二部分主要探讨叶芝戏剧创作的伦理环境。叶芝是爱尔兰的代言人,他的戏剧之花是开放在爱尔兰这一独特的土壤之上的。凯尔特民族及其文化是爱尔兰重要的历史文化传统。但是在英国侵入爱尔兰之后,凯尔特文化被压制和摧残,民众失去了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自由。英国的殖民统治,激发了爱尔兰人的民族主义思想。爱尔兰人发动了一次次的武装起义,希望通过暴力的革命来获得自由与解放。在反思的过程中,出现了爱尔兰的文艺复兴,试图通过文化的启蒙和历史文化的认同,来提升他们的审美情趣和道德素养,以增强其反抗斗争的内驱力和意志力。叶芝的戏剧是文艺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部分主要将叶芝及其戏剧放置在爱尔兰宏大的伦理背景当中,来思考作家的戏剧与爱尔兰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分析叶芝的《凯瑟琳伯爵小姐》、《胡里汉的凯瑟琳》、《骸骨之梦》3部政治戏剧。戏剧中的人物凯瑟琳伯爵小姐、迈克尔和年轻人都是政治民族主义者。在生活中面对爱情、宗教、家庭、婚姻、历史、情感等问题时,他们产生了新的伦理身份,需要去履行相关的义务和责任。在一系列的伦理矛盾当中,这些人物都做出了符合集体理性意志的选择。戏剧中爱尔兰西部日常生活语言的运用,作品中大门、窗户、黎明等意象的安排和戏剧情境的设置,突出了人物所处的特殊的伦理环境,他们选择的艰难和内心的焦虑,增强了戏剧的教诲功能。第四部分对叶芝的教诲戏剧进行分析,尤其是通过对文化戏剧、爱情戏剧、宗教戏剧等的阐释,探讨文化民族主义者对爱尔兰民众的教诲和启蒙。从政治民族主义向文化民族主义过渡的标志是叶芝的戏剧《来自星星的独角兽》。在爱尔兰的政治发展中,马丁认为无论是马车建造式的经济斗争,还是摧毁一切的政治斗争,都无法让人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只有文化的启蒙才能最终改变人们的精神状态。叶芝的文化戏剧重视文艺对于民众的启蒙作用,认为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独立都依赖于民众文化素养的提高。叶芝的爱情戏剧强调爱情生活的超越和美好,主张双方的奉献和牺牲,追求灵与肉的结合。这些爱情观既带着叶芝个人生活的色彩,又被提升到哲理化的高度,对爱尔兰民众反思各自的爱情伦理有着积极的作用。叶芝的宗教戏剧主要涉及爱尔兰人的信仰和精神状况,凸显其独特的思考和认识事物的方式。在这些戏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物大多具有非常鲜明的爱尔兰价值取向,这对促进爱尔兰文化认同,思考自己所处的伦理语境,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第五部分分析叶芝的英雄戏剧。叶芝不少戏剧取材于爱尔兰的古老神话和英雄传说,塑造了库胡林、康格尔、呐谢等英雄形象。这些形象是体现作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典范性人物,为爱尔兰民众的思想和行为树立了道德榜样。特别是库胡林这一人物,叶芝通过5部作品描述了他一生的生活和功绩。他对行动、规则、诺言、亲情、死亡等的态度,可以看成是爱尔兰民众的生活教科书。康格尔的反抗精神、呐谢的贵族意识等,也对爱尔兰民众具有极高的教诲价值。叶芝对凯尔特英雄传说的重述,其目的就是为了在爱尔兰建立确定的伦理价值体系并形成相应的伦理秩序。第六部分主要分析叶芝如何通过自己的戏剧来培养观众的世界主义情怀。爱尔兰自由邦成立之后,由《炼狱》这一戏剧的遗嘱中可以看出,爱尔兰人的鄙陋和偏狭并没有变化。所以他通过《幻象》的宏大视野和多种文化来源,通过在作品中大量使用面具、歌舞和独特的舞台布景,通过戏剧的仪式化和爱尔兰性的消隐等方式来开拓爱尔兰民众的视野,激发众人的伦理情感,以博大的胸襟去关注具有普世价值的一些问题。作品中开放式的情节结构、诗歌化的语言运用等延缓了读者和观众的接受过程,对促进其思考和想象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是结论部分。叶芝对现代政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但是却一次次卷入政治。叶芝的政治伦理主导着他的戏剧创作,而文化、爱情、家庭、宗教等伦理思想都是为政治伦理服务的,都是为了推动爱尔兰的独立、解放和发展。叶芝将各个等级各守其责的贵族共和制度作为自己的政治伦理理想。在这其中贵族阶级（共和的而不是独裁的）是领导阶级,他们传承的是整个社会的有字传统,其良好的修养和优雅的气质是整个社会秩序稳定的基本保障。普通民众拥有丰富的想象力,代表无字的文化传统,淳朴自然、谦恭自守,在日常的劳作和口头的创造中体现他们的人生价值。而艺术家则通过自己的艺术创造,将前者的理性和后者的情感结合起来,让国民能够从中得到教益。叶芝这样的政治伦理理想是对爱尔兰长久以来分崩离析的政治发展状况的思考,但是其中也包含着保守主义、精英主义等一些不足。叶芝的戏剧是欧洲戏剧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在继承古希腊传统的基础上,叶芝戏剧融汇了梅特林克静剧的一些特征,借鉴了东方的能剧技巧,用诗歌、面具、歌舞、仪式、服饰、布景等弱化了戏剧的再现功能,强化了其表现的价值和意义,具有着抒情性的象征主义色彩。通过在政治和艺术、商业和美学等对立需求中的反复博弈,叶芝创造了一种远离商业和大众的实验性戏剧,对其后的表现主义戏剧、荒诞派戏剧和贫困戏剧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叶芝戏剧反映了广阔的爱尔兰社会生活,深入到爱尔兰精神文化生活的层面,最终通过戏剧参与到了民族解放的进程当中。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戏剧家们必须在戏剧切入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下功夫,才能够参与到中国的精神文化构成中去。通过东方的日本能剧,叶芝终于成功地将文学性和舞台性融合在了一起。不重视文学性,戏剧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过于重视文学性,舞台性可能会大打折扣,根本无法得到观众的理解和接受。其经验和教训说明,中国戏剧的发展必须文学性和舞台性并重。叶芝的戏剧继承了爱尔兰及欧洲的戏剧文化传统,同时又杂取来自更广阔的时空中的思想和材料,最终达到了文学和文化创新的目的。这说明文化的复兴一方面要挖掘传统的文化宝藏,另一方面又要以开放的心态,吸纳各种优秀文化资源,才能在复兴中重生,走向更高远的境界。

姜肖^[4]（2014）在《新世纪女性作家乡土小说伦理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拟以“伦理叙事”为角度,对新世纪女性作家乡土小说创作进行整体性考察,以期梳理其乡土叙事错综复杂的脉络关系,反思其创作现状,对其前景进行预测。同时,通过对其伦理叙事基本主题、思想内涵、美学特征等方面的剖析总结,提炼出女性作家叙事文本丰富且异质性的内涵,把握女性写作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论文主体部分以由浅入深的逻辑顺序分为三章。首先,论文对其伦理叙事基本主题进行归纳概览。一是婚姻伦理叙事,展现出乡土婚姻伦理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过渡之难。包括其对婚姻中女性从属地位及其悲剧命运的揭示；对婚姻与爱情关系的探讨；及对婚姻“第三者”现象合理性的叙事倾向。二是生存伦理叙事,呈现出世纪之交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中较为真实的生存图景。包括其对乡村土地流失的忧思；对农民因贫穷或对“现代”渴望而出离故土,并造成乡村主体虚空现实的深思；对乡土文化逐渐远逝的悲思；及对乡村政治流弊的反思。进而,论文对其伦理叙事思想内涵进行深入探究。一是其创作对女性意识的表达。其通过对乡土女性生命体验及心灵情感细致入微的体察,思考乡土女性性别意识觉醒所面临的传统及现实精神困境,并以“性”之觉醒的含蓄书写,突破程式化的欲望言说,建构自然唯美的女性话语。二是其创作对农民文化人格的透析。包括对农民在前现代性心理结构与现代性心理结构冲突中,所体现出的现代性迷思和主体性迷失的揭示；对其在商业文化刺激下,拜金观念泛滥导致乡土道德失落的揭露；以及对其传统政治文化心理痼疾的讽刺。三是其创作对乡土“乌托邦”的建构。其在面向当下的同时回溯传统,在返璞归真中,表现出对人性、人情之美善,对乡土传统美德的向往,祭奠着现代性追逐下破碎的精神家园,思考着人性出路,追寻着文化救赎。同时,在女性作家艺术思维的渗透下,其伦理叙事文本又体现出较为鲜明的美学特征。一是其文本对女性写作“小叙事”美学传统的承续,包括其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形式模拟,及对人物心理细腻的感知。二是其文本呈现出含蓄节制的感伤美学风格,并体现出“化境”,“主情”,“有感而发,伤情而止”等审美特点。而其个体感伤格调差异性又构成了其感伤之“美”的多维艺术空间。三是其文本蕴涵着平实朴素、简约内敛的牧歌式诗性韵致,主要体现于其文本语言择取的大地诗性内涵,语言运用的含蓄与灵动,如其对字词的锤炼,对句式节奏感的把握与画面感的营造等,及其“以象结意”的叙事技巧之中。最后,论文在女性写作视域下观照新世纪乡土小说伦理叙事,发掘并总结其性别文化内涵与创作的关系,包括其婉约中庸的价值立场,柔韧微弱的理想情怀,感性形象的思维特质等,并指出其性别文化先天的理性与思辨不足所造成的创作瓶颈,分析其突破的方向与可能性。

孙秀华^[5]（2012）在《《诗经》采集文化研究》文中认为《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的元典之一,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和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典籍,其广博而丰富的内容,也承载着丰厚的文化传统。先哲时俊对于《诗经》文化有着精彩的解读,因而,深入挖掘《诗经》中隐涵的采集文化,以采集文化的视角阐释《诗经》中的相关诗歌,并再现《诗经》时代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探索与尝试。这可以完善对于《诗经》采集、渔猎、农业等三个从生产方式方面着眼的文化解读,以更好的理解先民们的日常生产生活,达到文化理解与认同的高度。《诗经》的文化品性是对于《诗经》进行文化解读的前提,而《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诗经与中国文化》、《诗经的文化精神》等则提供了理论性的指导,具有示范性的作用。“《诗经》与采集文化”、“《诗经》与植物文化”、“《诗经》与植物名物”、“《诗经》与考古”等各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正是进行“《诗经》采集文化研究”的坚实基础。认识到《诗经》中所蕴涵的文化的信息不会局限于诗歌所产生的时期,而是包含此前的人类文化积淀,也即《诗经》时代是立足于西周春秋时期,以之作为基点的,而在对某些具体内容进行辨析时,又会有一些对于夏代、商代文化的追溯。而正是因为认识到《诗经》里隐含着如此古老而又丰富的文化遗留,才使得深入探讨《诗经》时代的采集生产与采集文化成为可能。采集生产是原始先民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生产方式之一,有其漫长而又独立的发展历程。与渔猎经济对比,采集经济有着明显的优越性,曾长期作为社会的支柱经济而存在。原始农业起源后,采集生产一度作为重要的社会经济补充。在《诗经》的时代,种植农业渐趋昌明发达,然而真正精耕细作的时期并没有马上到来,因此在灾荒、战乱、饥馑等侵袭的年代里,采集生产的救急功能愈加彰显。在《诗经》中,关乎采集的诗歌丰富多彩,引人入胜。解读这些诗歌,基于它们对于采集生产活动的反映,可以将它们分为三种情况,实写采集的,以采集起兴的和直接描摹植物意象以表情达意的。《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涉及的内容,与先民们的衣、食、住、行紧密相关,这主要反映了采集文化的物质层面。就衣而言,是由动物皮毛、葛、麻、丝等不同材料制成,都与采集生产、采集文化直接相关。食则最重要的是菜蔬,主要是指采集而得的野菜,这既为先民日常所食用,也是饥民赖以活命度过荒年的依靠。其次也有各种果实,以及几种昆虫。先民们的住与行也多用到采集生产得来的材料,这在《诗经》中仍有着一些生动的歌咏。《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涉及的内容,还进一步涵盖到了先民们的社会生活,这主要反映了采集文化的精神层面。而深入探寻,这些采集文化相关诗歌或隐或显的含有巫术、宗教方面的意义,反映的是人们的精神生活。这基于先民们的原始思维,即万物有灵的思维,表现为物我的互渗,以及在一些诗歌中所流露出的以植物比附自我的“生命的律动”。从原始思维的角度而言,《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所体现出的主要是交感巫术的影响,还有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的庄严与神圣。深入探讨这些诗歌所含有的深层的文化因素,能使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些绚烂的诗歌,走进先民们花草芬芳、林木含情的生活,领略他们相对神秘而又美丽的精神世界。从中可见,《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深深植根于先民们的精神家园,其文化意蕴绚丽多姿,美不胜收。对于《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从名物的、民俗的、文学艺术的以及比较文学的等四个角度进行解读,是一种多重阐释的尝试。《诗经》名物解说的历史积淀深厚,其专书则始于值得细致考究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作为个案,基于名物的解说,考察了《诗经》中的“葛藟”,从文字训诂、考古发现、植物分类等多方面考辨,得出“葛藟”应为葡萄科葡萄属的葛藟葡萄（V. flexuosa Thunb.）的结论。在民俗方面,采集本身就可称之为“采集风俗”,而《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深刻反映了祭祀民俗、婚恋爱情等方面。祭祀所用的祭品,多与采集相关,《诗经》中直接反映这一生产生活实际内容的诗歌比较多,有的就写到了芳香植物的采集和用以祭祀,而有些诗歌也同时与爱情婚恋相关。《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其艺术上的特质,在于其突出而又集中的运用比兴的艺术手法,在于其婉转含蓄而又韵味深长的抒情特色,也在于其典型的复沓叠唱的吟咏,从被采摘植物的变换里体现出来的音乐的制约、套语的模式和意象的复合。《诗经》与外国文学与文化的比较,选取了“槲寄生与寄生草”、《雅歌》与《国风》、《万叶集》与《诗经》等视角来多侧面揭示《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的自身特质,相比较而言《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是十分典雅含蓄的,呈现出鲜明的中和之美。《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上承自远古歌谣,与逸诗、《尚书》、《周易》、《山海经》以及神话中关于采集的描写、记载相比较,体现出了形象生动而又质朴尚实的特点。《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绝大多数是以采摘起兴的,这种用以起兴的采集意象虽然来自于真实具体的采集生产活动,但往往只是在诗歌里流露出或隐或显的意愿和情韵。尽管如此,《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在题材与主题上的开创上还是十分丰富的,举其要者言之,大致有“香草美人”、采草怀远、采桑诗歌、采莲歌曲、树喻的母题等等,而在后世的演变中,桃花吟咏、折柳诗歌的发展较为突出,而采草作为民俗流传,渐渐兴起了“斗草”风俗。作为个案研究,《古诗十九首》的植物意象很突出,有四类,即：时序之草：与白露、秋蝉、东风、回风等相关联的草意象；生命之树：与陵、墓、古墓等相联系的松柏、白杨；遗远芳华：采摘以遗远方所思的芙蓉、芳草、奇树之花；情爱依附：孤生竹、惠兰花和表达夫妻情深的兔丝、女罗等。《古诗十九首》的植物意象表达显然是对《诗经》、《楚辞》植物意象的继承与发展,但较之于《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植物意象具有唯美化、组合化和更为情景交融的特点,体现了“婉转附物,怊怅切情”的审美特质。

叶琳^[6]（2012）在《布宁创作的生态诗学特征》文中指出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是二十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继承者与发扬者,俄罗斯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宁一生热爱自然,并立足于自然对人类的生存进行密切关注和持续思索,对生死、爱情、回忆、家园等普世性问题展开哲理性探寻,最终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诗学特征。但非常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对布宁的研究一直未能充分展开。苏联自文学“解冻”时期开始有关布宁的研究迅速增多；我国对布宁的研究则主要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到目前为止,国内外有关布宁研究的文献非常丰富,关于布宁自然主题的研究也已成为其中的前沿领域。不过,从生态美学理论视角切入布宁创作的研究,除了我们的一篇初步分析外,尚未发现其它的研究。因此,以生态美学理论为基础,结合俄罗斯宗教文化传统分析布宁创作生态诗学特征的形成、发展与演变,不仅有利于布宁研究的丰富,有利于当代生态美学理论的完善,而且还有利于解决人类社会目前所面临的严峻生态危机,有利于人类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和谐发展。俄罗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及早期的多神教信仰,孕育出早期俄罗斯民族对自然浓厚的依恋与敬畏心理；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发展而成的宇宙思潮则从世界观层面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民族的“自然情结”,这些均构成了布宁创作生态诗学特征形成的俄罗斯文化基础。布宁带着对自然与生俱来的热爱走进了艺术世界,并将俄罗斯乡村自然作为作品讴歌的对象。布宁将自然与人类视为同源平等的生命,主张人与自然的融合互动；布宁还将自然视为神圣力量,自然的神性内涵对人的生命具有启示意义；布宁的自然还具有广阔的俄罗斯历史时空感,自然景色充满对民族历史的回忆,对现实生活的感伤以及俄罗斯灵魂内涵。将自然人性化、神圣化、俄罗斯化成为布宁早期创作的生态诗学特征。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布宁以“天地神人”四方和谐的乌托邦理想为潜在标准,在对往昔农业社会留恋与追忆的同时,对俄国现实社会的贫穷落后展开了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深入探究了俄国乡村（也是俄国社会的浓缩）愚昧落后、乡村贵族阶层没落消失的缘由,并超前性地开始反思人类新的文明形态——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最终倡导“人——自然——社会”的整体和谐构成布宁中期创作的生态诗学特征。移居法国之后,布宁聚焦于回忆、爱情、归家和死亡等生存普世性问题,通过人与自然的共生同行中形成健康的人格,在俄罗斯大自然中实现精神还乡,倡导人间真爱等,布宁努力探寻着人生存过程中精神生态的和谐与超越,实现对自然人性价值的固守与回归,对现代社会人性异化与分裂的拯救。从早期作品中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互动,将自然人性化、神圣化、俄罗斯化；到中期作品中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生态理想的建构；再到晚期深入人类普世性的生存,探寻人类诗意的精神生态家园,实现人精神生态的和谐与超越。布宁创作生态诗学特征的变化不仅体现了布宁对人类可能生存方式的持续探寻,还反映出其生态诗学特征的不断递进与深化,最终建构起布宁丰富而完整的生态诗学体系,即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及精神生态的和谐统一

黄邦君^[7]（1988）在《黎明,蓝色的抒情——龙郁工业诗印象》文中研究指明 毫无疑问,青年诗人龙郁同志是近几年来工业诗创作中较有成绩者之一。执着地在工业生活中追求缪斯,这在整个当今诗坛上也不是很多的。而龙郁同志长期以来,就以工业主人翁的姿态生活在工厂。他不是生活的旁观者,他既是诗的抒情主体,也是诗的表现对象。因此,读龙郁的诗,没有“隔”的感觉。几年来,他以《工区的黎明》、《我的缪斯在工区》等同题组诗,叩开了多少带点神秘的工业诗殿堂的大门,以其钢铁的韵响和蓝色的情调唱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歌。真想不到,就在那块金属质的土地上,龙郁竟播下并收割了几百首诗,有的还被鉴定为良种获得评奖,在此,我仅以诗友的名义,谈谈我读后的某些印象。

二、黎明,蓝色的抒情——龙郁工业诗印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黎明,蓝色的抒情——龙郁工业诗印象（论文提纲范文）

（1）李锴《睫巢集》笺注（论文提纲范文）

（2）介入与建构：1980年代的《星星》诗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民族、世界与理想：叶芝戏剧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世纪女性作家乡土小说伦理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诗经》采集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布宁创作的生态诗学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四、黎明,蓝色的抒情——龙郁工业诗印象（论文参考文献）

• [1]李锴《睫巢集》笺注[D]. 王丽莎. 辽宁师范大学, 2019(12)
• [2]介入与建构：1980年代的《星星》诗刊研究[D]. 张洁. 西华师范大学, 2017(02)
• [3]民族、世界与理想：叶芝戏剧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 何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4]新世纪女性作家乡土小说伦理叙事研究[D]. 姜肖. 山东大学, 2014(12)
• [5]《诗经》采集文化研究[D]. 孙秀华. 山东大学, 2012(12)
• [6]布宁创作的生态诗学特征[D]. 叶琳. 陕西师范大学, 2012(10)
• [7]黎明,蓝色的抒情——龙郁工业诗印象[J]. 黄邦君. 当代文坛, 19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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