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将来合理人口规模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白光[1](2021)在《基于经济自组织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研究 ——以北京和东京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不佳是我国城市化中的普遍问题,由此造成的长时间、超长时间通勤,导致城市生产力下降和居民幸福感缺失。城市规划及相关政府部门在数十年的探索中不断尝试着以“他组织”的方式积极应对,所运用的职住平衡、绿带政策、多中心等规划设计方式虽然有助于通勤时间的缩短,但特大城市空间结构依旧不理想,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依旧突出。他组织部门因为对职住空间自组织机制认知不足、对自组织与他组织边界界定不够,导致干预方式不当、自组织权利受限,不利于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协同以做到化解职住空间问题。从历史上看,城市的形成远远早于城市规划的出现,说明城市是可以在没有目标导向的特定干预之下产生、发展的,具有自组织的性质。经济自组织是历史、地理环境、城市定位、技术进步等各方面影响空间结构的重要中间过程,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出发点。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哈肯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传统自组织理论和经济学思想构建了经济自组织理论,构建了“职住协同”概念框架,依据机制关系构建出包括要素和职住协同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层、演化机制协同层和他组织机制层的“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机制框架”,并结合了运输经济理论、交通区位论、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构建了理论解释框架,对职住空间结构自组织演化进行了研究,提出应以“职住协同”替代“职住平衡”的观念,并通过东京、北京及我国其他特大城市,通过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案例对比验证了基本理论的适用性和正确性,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特大城市职住空间自组织是市场机制引导流动性资源要素向时空禀赋较高地区产生空间集聚和功能组织的过程机制,需要以就业匹配、居住匹配、通勤协同三方面构建的职住协同,作为判断空间结构优劣的标准。干预和反馈在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关系上存在着错位性,容易对他组织部门产生误导。对此,他组织部门需有序弱化对要素和职住协同层的直接干预,适度扩大自组织的权力边界;大幅加强对演化机制协同层的干预,充分发挥他组织的组织协调性优势。2.自组织演化通过引导经济要素和时空资源的重新配置,优化重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并显着化解集聚效应与时空资源高度稀缺之间的矛盾性。从路径上看,需要路径破除机制(包括劳动细化分工和集聚与扩散)打破要素和时空间的低效协同,并通过功能引导机制(包括集聚与扩散和通勤交通建设)构建出高效、集约的时空关系。因时空利用效率不同,功能引导之间呈现出通勤轨道交通>一般地面公交>私人交通>集聚与扩散的优劣关系,对应着从优到劣的演化结果。3.通勤轨道交通与职住空间协同开发引导的强中心大都市区,是推动特大城市职住空间高效、有序化的重要途径,体现出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推动职住空间演化的特征,呈现出:协同建设——职住时空重构——要素自组织(需要路径破除机制和功能引导机制参与)——点、线、面的空间自组织(需要他组织部门协同)——职住空间高水平演化的路径过程。4.他组织部门需要将自组织机制中对通勤铁路时效、速度的要求,作为投资、运用服务的供给依据。需在物理协同层面构建直达直通就业中心的轨道交通网络,以及站点与用地空间协同纵向高密度开发模式,组织协同层面构建多样化运营组织以引导不同主体之间权责利对等,制度协同层面建设完善轨道交通投融资运营制度、协同开发供地制度、开发主体确权制度,权利协同层面充分发挥自组织的激励性并适度确权,将微观层面城市空间重构和塑造的权利适当交给市场经济主体,以形成自组织和他组织之间循环互动的权利迭代和权利协同关系。5.东京在职住空间自组织演化的过程中体现出路径破除机制和功能引导机制的协同关系。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后体现出他组织部门对自组织机制和市场主体的适当“让权”能够提升自组织机制的功能发挥,实现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有效协同并演化至强中心大都市区,对北京和我国特大城市具有借鉴价值。6.虽然发展、演化过程不尽相同,但北京和我国众多特大城市在历史和现状上高度相似。需要借鉴东京经验,以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推动职住空间自组织演化作为出发点,从物理协同、组织协同、制度协同、权利协同的层面上构建高效、有序的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协同建设,促进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谢佳玉[2](2020)在《住房限购政策和房价波动对家庭债务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后,房地产业迅速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作为居民生活的必需商品,住房价格持续过快上涨超出了一般居民的购买能力出现泡沫化倾向,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与住房市场“火爆”相伴的另一典型事实是我国金融市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一轮房价上涨都会伴随信贷资金以更快的速度向房地产市场集中,房价上涨的同时我国家庭债务规模也急剧上升,并且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这引发了对中国版“次贷危机”的担忧。因此,如何稳定住房价格并控制家庭债务在合理水平成为学术界和政界关注的重点。为此,中央政府进行了多次政策调控,尤其是2010年来,我国进入了史上最严厉的紧缩性房地产调控时期,住房限购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稳定房价的目标,同时对家庭债务规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调控的目标尚未完全达到,各地家庭债务和房价上涨的势头并没有完全得到遏制。那么,住房限购政策对房价和家庭债务变动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学术界做出深刻解答。基于此,本文采用2009年1月至2017年12月全国128个地级市的月度数据,通过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住房限购政策和房价波动对家庭债务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保持其他条件不变,住房限购政策显着抑制了家庭债务的增长,且越严厉的住房限购政策效果越明显,同时,住房限购政策在城市之间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相对来说影响更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弱。(2)住房限购政策对家庭债务和房价的影响只表现在相对值上,即有效抑制家庭债务和房价上升的速度,但是对于家庭债务和房价增加的绝对值没有显着影响。(3)未预期到的房价波动与家庭债务变动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且未预期到的房价上涨会抑制住房限购政策对家庭债务规模增长率的负向影响。本文的贡献在于:(1)从当前我国家庭债务规模暴涨和房价不断增加的现状出发,从金融市场的角度研究住房限购政策的效果以及其影响家庭债务的渠道,丰富了现有家庭债务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也为我国政府控制家庭债务在合理水平提供了政策见解,具有较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借助限购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DID方法研究住房限购政策对家庭债务的影响,在面临同种政策冲击的情况下,对比分析限购城市和非限购城市的家庭债务和房价等指标变化差异,能更好的识别出限购政策对家庭债务的影响程度,并且可以解决模型内生性问题,提高实证分析结果准确性。
孙兆辉[3](2020)在《长期护理保险居民参保意愿驱动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关于我国长期护理保险问题的研究多是从宏观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层面展开的,忽视了对居民参保长期护理保险微观实证的探讨。居民作为参保主体,长期护理保险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居民参与,而居民参保意愿是构成其参与保险建设的直接动力。在不了解居民参保意愿的情况下,政府设计的保险制度容易脱离现实,保险机构也难以开发针对性的产品来满足多样化需求,因此居民参保意愿是确保制度建设有效性和实现精准营销的关键。虽然已有研究对居民参保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但是多为验证性的列举,缺乏对影响因素的系统归纳和相应的机理分析。鉴于此,本研究依据“理论与文献铺底–质性研究–量化研究–政策建议”的技术路线,对居民参保意愿驱动机理进行分析,提出提升居民参保意愿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发展长期护理保险提供依据,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提供参考。主要创新性工作和研究结论具体如下:(1)长期护理保险居民参保意愿驱动机理质性研究。基于探索性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对深度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厘清居民参保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构建包含居民属性、心理认知和外部情境三类主范畴的长期护理保险居民参保意愿驱动机理综合理论模型,并提出基于“认知–情境–意愿”的分析框架。根据理论模型做出如下研究假设:居民属性的异质性对其参保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居民心理认知变量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其参保意愿;外部情境变量调节参保“态度–意愿”间的路径关系,能够弥补两者的差距。(2)长期护理保险居民参保意愿驱动机理量化研究。基于调研数据,综合运用多种数理统计方法开展实证分析和假设检验。研究发现:异质性居民的参保意愿存在显着的差异性;参保过程中存在“态度–意愿”差距,表现为态度高意愿低形成的意愿缺口;参保态度、知觉行为控制、感知有用性、个人规范、信任程度和文化观念对居民参保意愿具有显着直接影响,风险认知仅对商业保险参保意愿具有显着直接影响,感知有用性、个人规范、信任程度、风险认知和保险知识通过参保态度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参保意愿;政策支持对“态度–意愿”间的路径关系具有显着正向调节效应,弥补了两者的差距。作为政策启示,本研究建议:政府应该尽快出台长期护理保险法规,通过宣传强化居民参保责任感与义务感,转变其守旧护理观念,加强监管和政策层面支持与引导,扩大制度试点;保险机构应该加强商业保险理念和知识宣传,提升居民风险认知能力和参保意识,做好内部规范化管理和产品设计。
金辉[4](2020)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宏观税负的高低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强国富民和稳定发展,是政府、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高企,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升级,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税负畸高的主要原因:“分税制”以来,税权分配向中央集中并趋于规范,但事权划分改革止步不前,存在政府事权范围过大、政府间事权重叠严重、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事权划分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等问题,导致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断下沉,造成了严重的财政纵向失衡,使得地方财政产生巨大缺口,于是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通过土地财政、乱收费等方式增加收入,极大地推高了宏观税负。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将宏观税负约束至合理区间,并科学合理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是破解中国财政困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是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四个部分。首先,国际比较。在国家结构、经济水平差异的视角下,比较了美、英、俄、蒙四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并将4国拓展到81个国家,归纳不同类型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若干经验启示;其次,历史、现状与比较。梳理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困境,讨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为事权划分改革指明方向;再次,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是在理论分析中,界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利用Barro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熵值法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检验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使用Lind-Mehlum方法估算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最优值,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为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提供参考依据;最后,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域下,结合国际经验、现实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从四本预算分别展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部分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制定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可能的创新之处:1、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角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1)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以及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已有文献中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往往就划分而谈划分,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支出责任定量划分难以深入。只能停留在事权定性划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支出责任定量划分的层面,使得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处于割裂状态。二是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宏观税负畸高的问题。这是因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上划或下调,都无法改变总财政支出,进而无法降低宏观税负。因此,本文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先参考前人测度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再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部分政府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划分各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最终降低财政支出和宏观税负至合理区间。(2)较大拓展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其一,已有文献中的国际比较研究,往往利用国际数据库的二手数据或者样本国家的政策文件,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政策解读。本文则从美、英、俄、蒙四国的财政部、统计局等网站,收集详细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二,已有文献注重案例研究,缺乏分类比较。本文依国家结构、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目标国家分为四类,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样本数量扩大至81国并进行分类比较。2、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的关系财政分权的已有文献,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中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利用Barro模型,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代际效用总和最大化,并纳入央、地两级财政支出,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θl*=γ/(β+γ)。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过高不利于发挥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益,过低则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都将造成效率的损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中可能的创新之处。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其次,通过Lind-Mehlum方法进一步检验倒“U”型关系,并据此估算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最后,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过高,远高于其最优值,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时,注重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如在普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和事权划分的积弊,本文试图以此为背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界定事权范围。梳理已有文献、财政账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公共卫生事权的范围,明确相应支出内容。其次,现状分析。通过分析公共卫生领域的行政体系结构、详细数据,以及事权改革文件,探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改革。再次,开展理论分析,并找出改革方向。归纳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路径,并基于此找出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要素和事权划分的重要方向。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结合疫情防控和事权划分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责任分配、行政体系、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中央与地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
裴欣[5](2020)在《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的一百八十年间,西安城市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社会政治经济也实现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发展。近现代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革命不仅带来了技术变革,更是带来了政治变革和城市变革。城市规划是对城市未来发展的计划,是人类积极主动建设改造城市的活动,对城市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作为城市发展先导的城市规划,自近代以来,从思想理论和规划实践两个层面,逐步实现了从萌芽到形成完善并继续发展的历史过程,至现当代形成成熟完整的城市规划编制和实施的现代化转变,并由此引发了西安城市社会经济的现代转型。本文从历史地理学角度,以城市近代化为主线,从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演变切入,复原民国时期及建国后西安历次城市规划形成的过程,对城市规划各要素及其作用进行了综合分析,探究西安作为内陆城市其城市规划制定及实施的影响因素。本文以时间为经,以历次规划为纬,大体上分为民国时期与当代时期两个阶段来研究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演变的过程。综观民国时期西安的城市发展及规划建设情况,可以将民国时期西安的城市规划分为萌芽时期、形成与完善时期以及继续发展时期三个阶段。民国前期西安城市空间格局的初步变化和城市规划文件的形成主要从辛亥革命后至陪都西京确立之前,也可以称之为前陪都时期,出现了萌芽性质的两部城市规划文件,其一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陕西长安市市政建设计划》,其二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陕西省民国二十年建设事业计划大纲》。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开始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止的十余年间,是民国时期西安城市规划的形成与完善时期,主要是在筹备建设陪都西京时期。这一时期西安先后出现了多部城市规划方案,既有民间拟议,也有官方擘划。民间拟议包括季平的《西京市区分划问题刍议》和易俗社孙经天《西京市政建设计划之准则》。官方擘划则包括《西安市三年行政计划》、《陕西省建设厅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行政计划》、《西京市分区计划说明》、《西京规划》等。尤其是《西京规划》的出台,标志着近代西安形成了现代意义上完整的城市规划方案。民国时期西安城市规划的继续发展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随着抗战的结束和战后城市恢复建设的开展,《西安市分区及道路系统计划书》随之编制完成。这部规划借鉴了当时西方主流规划思想,颇具时代意义。当代西安城市规划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新特点。这一时期我国的现代城市规划体系开始逐步建立,从开始全盘引入苏联模式到逐步接受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至结合实际形成具有自身优势特点的规划方案,当代西安城市规划发展一波三折。西安的城市发展和建设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有了统一的安排和指导。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安总共编制了四轮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即《西安市1953-1972年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和《2008-2020年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在这几次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西安改变了近现代时期的城市面貌,从消费型城市发展成为工业城市,进入了现代化都市发展的新时期。通过历史时段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对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演变过程的分析,总结了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的特征,指出这一时期西安城市规划的历史继承和过渡时期的转型变革双重特点。同时总结了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思想的演变,分析了城市规划落实的影响因素。专门之人才、具体之计划、充裕之财力、科学理论之指导是西安城市规划建设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政治因素是西安城市规划制定和实施的最为突出的动力因素,西安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大多有赖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地方政令的推行。最后,把西安的城市规划置于全球史背景下进行探讨,更加凸显近代以来西安作为世界古都的城市规划特点,为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冯新春[6](2019)在《改善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住房供给研究 ——基于政企合作的视角》文中提出近年来上海市由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商品房价格持续上涨并呈现居高不下态势,房价已超越普通工薪阶层实际支付能力;另一方面上海市由于工商业资源高度集聚,吸引了大批外来人口生活与就业,人口持续流入进一步加剧住房供给和需求矛盾。人是城市发展第一要素。上海在全球卓越城市建设进程中,需要广聚天下英才。要想招揽人留住人,首先要落实住房。本文在梳理上海外来常住人口规模、特征及其住房政策基础上,通过官方及专业机构数据分析、问卷调研、单位访谈等方法,分别从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住房需求和供给两个方向,市场和保障两个供给渠道对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住房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研究发现,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住房供给侧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第一方面是表征为市场体系下商品房价格过高、社会租赁住房租金价格较高的可支付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第二方面是表征为政府保障体系下公共租赁住房匮乏的保障性住房相对供给不足。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住房供给不足是问题表象,在文献研究和数据分析基础上,根据市场供给和需求理论对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住房供给不足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发现深层次问题包括四大方面。具体而言,在住房供给侧的问题分别是外来常住人口的住房供给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外来常住人口住房供给主体相对单一,导致住房市场缺乏竞争;外来常住人口住房来源渠道相对单一,导致住房产品同质性严重。在住房需求侧的问题主要是外来常住人口的支付能力相对不足,面对高房价、高租金的住房有效需求不足。随后依据市场失灵理论、政府失灵理论,从住房供给侧探寻外来常住人口住房供给问题的成因。研究发现住房核心生产要素——土地供给问题是核心症结;中国社会问题解决的关键主体——政府资源及能力有限是重要原因。在问题成因分析基础上,强调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位、制度、目标,即“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是解决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住房供给不足问题的根本思路。根据十九大报告关于住房供给侧结构改革精神指引,基于国情和上海市地方情况,从政企合作视角构建政府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合作建设公共住房方案改善外来常住人口住房供给,依据公共物品理论、市场失灵理论、政府失灵理论阐述了政企合作建设公共住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依据PPP理论,对上海市、区政府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合作建设公共住房的内涵、目标、具体合作框架方案进行设计,明确了双方在建设公共住房项目中的合作方式、职责分工、产权设置、融资方案、风险分担方案等。本文希望通过上海市、区政府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合作建设公共住房的框架方案,为改善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住房供给提供方案借鉴。
张立新[7](2018)在《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房地产开发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8年启动住房实物分配货币化改革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着近23%以上的年均增速,远远超过同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约19%的增长水平。在高速增长的背后,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呈现出显着的空间差异特征。至2016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6.86%、23.52%和19.62%。2002-2016年间,全国15个副省级规模城市和4个直辖市的房地产投资占35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开发总投资的年平均比重为79.2%,占全国总投资的年平均比重为43.4%。中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在空间分布上主要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聚集,在城市层面上主要集中在少数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且空间聚集程度相当高。在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出现非常规聚集的同时,不同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供求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状况:一种是大城市(主要是一线城市和少数核心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供不应求,政府不断出台严厉的调控措施控制需求,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另一种则是大多数三四线中小城市启动住房供给侧改革,出台宽松政策刺激需求,并通过棚改货币化安置的手段来化解房地产高额库存。这表明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供需错配问题。这种市场供需空间错配不仅影响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而且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立足于中国实际,研究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演变过程及现状特征,厘清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分析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变化的影响因素及机理,探讨优化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对策和房地产业长效发展机制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逻辑,采用归纳与演绎相结合、规范与实证相结合、比较研究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研究。除导论与结语外,本文主要内容如下:一是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在界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主要阐述房地产市场供求理论、城市化理论、城市规模决定与分布理论、经济区位理论。二是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演变历程及分布特征。在考察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变化过程的基础上,运用全局Moran’s Ⅰ指数和局部Moran’s Ⅰ指数对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空间分布进行测度,评估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聚集程度和聚集结构,揭示空间分布的特征。三是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主要从不同区域、不同物业类型、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以及房地产存量和流量上的供给与需求空间错配等四个方面,阐述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失衡带来房地产供需空间错配问题,并分析其原因以及对政府、企业和居民造成的不良影响。四是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变化的影响因素及演变机理。重点分析人口城市化水平、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城市空间扩张水平、城市产业发展水平、城市房地产价格水平等六大影响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因素,并从房地产业整体发展、城市规模等级变动、城市增量规划带来的虹吸效应、大城市空间外溢以及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调控政策差异等方面探讨驱动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演变的机理。五是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变动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变化的核心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全国不同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影响因素的差异。六是中国城市规模等级变化与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关联性的实证分析。主要检验城市规模等级与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是否存在关联性,以及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七是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优化的理念与基本思路。在阐明优化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意义的基础上,重点从中央政府顶层设计、城市协调发展和市场主体行为规范三个层面分别探讨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优化的基本思路及具体措施。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强烈的空间聚集特征,并且空间聚集的周期性变化和宏观经济波动、调控政策等变化有着较强的一致性。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沿着经济热点区域带状分布、从东往西阶梯式分布、核心区域聚集式分布三大特征。第二,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在不同区域、不同物业类型、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以及房地产存量和流量上存在供给与需求的错配。这些问题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房地产行业及其他产业、对普通购房者和投资者带来诸多影响。第三,驱动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演变的机理主要存在于五个方面:房地产业整体发展驱动、城市规模等级变动驱动、城市增量规划带来的虹吸效应驱动、大城市空间外溢驱动以及不同规模等级城市调控政策差异驱动。第四,从全国整体而言,在所有影响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变动的影响因素中,人口城市化水平、房地产价格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四个因素最显着,其中,人口城市化水平影响程度最大。城市空间扩张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变动的影响不显着。从不同区域上看,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变动的影响因素不完全一致,对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城市影响都显着的因素是人口城市化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对三个区域城市影响都不显着的因素是城市空间扩张水平。第五,城市规模等级与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存在关联性,城市规模等级对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产生正向影响,且随着城市规模等级的下降,城市规模等级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逐步衰减。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中央政府顶层设计、城市协调发展和市场主体行为规范三个层面探讨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优化的基本思路。在中央政府-顶层设计层面,要保持顶层设计的战略定力,弱化房地产投资的“政策工具属性”;逐步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为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优化提供需求动力;促进城市区域均衡发展,为空间分布优化创造良好条件;推进房地产“供给侧改革”,为空间分布优化排解现有难题。在城市协调发展层面,要根据城市规模等级管控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持续改善收入水平,提升城市居民对房地产的有效需求支撑;转变房地产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控制投资过度扩张;因地制宜推进城市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合理转变;加快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配置效率。在市场主体行为规范层面,要规范投资主体行为,弱化“羊群效应”;强化对购房群体的预期管理。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现有文献对房地产需求端的研究较多,而对房地产供给端(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缺少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问题的相关研究。本文的研究立足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从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视角探讨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问题,研究视角有一定的创新。二是研究方法的应用创新。在常规时序数据的基础上,引入空间信息数据,借助空间自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全局Moran’sⅠ指数和局部Moran’sⅠ指数,测度我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聚集的存在性和分布聚集结构,揭示我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空间分布特征。三是研究内容的创新。本文对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及其机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通过对中国城市规模等级进行划分,从理论和实证研究两方面对城市规模等级影响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问题进行探索。
郭磊贤[8](2018)在《基于“密度-设施”的上海-苏州人居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处在高质量空间发展门槛上的中国大城市地区面临“放任增长”或“限规模、疏人口”的路线争议,学术研究亟待从“质量”角度回答中国大城市地区的空间发展机制问题,但已有研究方法和成果的指引作用有限。本文将“质量”概念降维到城乡规划学科核心关注的空间层面,选取“密度”和“设施”作为调节聚落质量的核心变量,以“密度-设施”比例关系作为聚落质量的空间测度,构建了基于“空间过密化”假设的大城市空间发展过程模型。经由“密度-设施”的研究视角并通过长时间的历史-空间研究与多样本、多尺度的比较研究方法,本文概括了世界特大城市地区的“密度-设施”空间分布规律与聚类特征,并以上海-苏州地区为重点对象,全面解析了1946年至今该地区的聚落空间演化与治理过程。经过归纳、解释和初步验证,本文认为,上海-苏州地区的聚落空间发展表现为“密度-设施”空间波动与过密空间转换的过程逻辑,形成了在长期空间过密化进程中局部突破低水准聚落质量困境的空间演化与治理机制。该机制是中国特大城市地区在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下,根据体制特征和公共资源条件,策略性选择疏解人口、供给基础设施等不同成本“密度-设施”调节路径的结果。现阶段,外围地区成为上海-苏州应对空间过密化的重点地带,上海中心城周边地区和上海-苏州跨界地区等外围地区典型空间的“密度-设施”关系修复实践则表现出通过治理模式创新改善设施服务的新趋向。综合研究发现,本文也对上海-苏州地区提出了优化“密度-设施”关系、提升空间质量的初步建议。
李松林[9](2018)在《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格局及形成机制研究》文中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绩效取得耀眼成绩的同时,城镇化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的城镇化率已从1978年的17.90%增长到2017年的58.52%。在这一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中国涌现出大规模、高强度的人口流动,人口的空间集疏过程非常活跃,对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带来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那么,中国当前的城市规模分布格局究竟呈现出何种特征?其形成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它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福利影响又如何?现有文献对上述问题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和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然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与探讨非常的迫切和必要。因为,对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的判断和了解,可以为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路径的选择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城镇化建设一直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心之一,当前大量政策的空间指向单元也主要面向于城市。在新的历史时期,城市作为党和政府政策的主要空间试验场,必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发动机。然而,对于究竟应该以中小城市为主还是走大城市战略这样有关中国城市化发展方针的重大问题,目前依然存在较大的争论。这些争论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个合适的框架对中国当前及未来城市规模分布合理化的量化分析,也就无法对相应的政策进行科学分析与量化评估。例如,中国大城市的规模是否真的不够大吗?政府政策到底是扶持正在衰退的大城市,还是扶持新兴的小城市才更有效率?降低地区间的迁移摩擦能否带来城市规模分布的合理化,以及是否可以使得消费者福利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对这些问题,不管是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未形成一致的观点,还需要深入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价。鉴于此,本文首先运用校准后的DSMP/OLS全球夜间灯光数据,对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及其演变进行测度;然后,分别从宏观与微观的视角,考察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因素。具体而言,我们在第四章着重考察了产业空间发展与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之间的关系,第五章则考察了效率、舒适度、迁移摩擦以及房价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在第六章则将近年来发展迅速的高铁考虑进来,重点考察了高铁开通对当下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最后,本文的第六章和第七章,着重考察了城市规模分布的经济福利绩效,即分别考察了城市规模分布对地区经济绩效以及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通过以上的研究,本文取得的主要结论包括:(1)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在持续的扁平化。本文指出,运用统计资料上的数据来测度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时,至少要克服以下三个困难:一是公开的统计资料缺少城市层面上长时段的常住人口数据;二是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城市行政区划不断调整带来的统计数据前后不一致问题;三是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新城市的出现。运用校准后的DSMP/OLS全球夜间灯光数据,本文发现两个重要事实:第一、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不服从齐普夫定律;第二、自1992年以来,中国城市的规模分布呈现扁平化的特征。(2)迁移摩擦、效率、舒适度、产业结构以及高铁是影响城市规模分布的重要因素。本文发现,(1)效率、迁移摩擦和舒适度都是影响流动人口和城市总人口在城市之间规模分布的因素,其中迁移摩擦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最为明显,具体表现为,当消除迁移摩擦在各个城市之间的差异时,人口会出现较大的重新分配。但与迁移摩擦不同的是,同样代表城市拥挤效应的房价则几乎不影响中国城市人口的规模分布,此外消除迁移摩擦后,中等规模城市的人口得到了迅速的增加,而上海、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的人口增加较少;(2)产业结构是影响城市规模分布的重要因素,其中,第二产业依旧是影响就业和人口在不同城市之间分布的重要因素;(3)高铁开通更多的促进了西部区域人口的进一步集聚,而对于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区域而言,高铁开通则加剧了其内部人口的分散化分布。(3)城市规模分布对经济绩效以及地区间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发现,(1)城市规模分布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尺度上的差异,在城市内部和市域等较小的地理尺度上,单中心的空间结构能够提高城市经济效率,而在省域这一较大的地理尺度上,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更能促进本地经济效率的提升。(2)城市规模分布的多中心形态,可以有效的缓解地区间收入差距。这种多中心分布模式,主要通过优化区域内中小城市的产业结构和加快区域内的商品流通来实现,并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且城市间距离适中的地区,城市规模分布的多中心形态对地区差距的缩减效应更为明显。最后,本文将得出的基本结论与中国城镇化路径的选择结合起来,认为中国应该走以网络化、多中心城市体系为主导的城市群发展模式,而不应该选择以巨型城市为主导的单中心城市体系发展模式。与此同时,本文还进一步地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巩固核心城市的主导地位、发挥落后地区的主体职能以及加强区域连接性基础设施的建设等角度,针对我国未来城镇化路径的选择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牛燕军[10](2017)在《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884-1949年)》文中指出清末民国时期是新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城市作为该区域的中心,成为新疆社会经济的重要缩影。由于历史背景、自然地理、以及人文、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近代新疆城市演变与社会变迁进程,既经历了与沿海、内地城市相似的历史进程,也有着自身独特的演变轨迹。同治朝初年以来新疆的长期战乱和外敌入侵,对城市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使得乾嘉时期形成的良好发展势头出现停滞与衰退。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前后,经过左宗棠、刘锦棠等人一系列新的治理措施的实施,城市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复兴和发展,尤其是开埠通商和新疆新政的推行,进一步推动着边疆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启动。另一方面,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列强通过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政治控制和和经济侵略程度日益增强,以英俄为代表的外部殖民势力,为将新疆纳入各自势力范围展开激烈博弈,天山南北城镇的半殖民地化色彩不断加深。民国以降,中央政府在西北边疆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御力日趋式微,新疆地方政府长期处于半独立、半割据的状态,新疆历任军阀割据一方,实行独裁统治,使得边疆城市的发展与变迁轨迹印烙着鲜明的个人色彩。对地处西北内陆边疆地区的多民族城市的近代变迁展开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宽和深化城市史研究领域,而且也能为当前的新疆城市化、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经验教训。本文围绕新疆城市的近代变迁这一主题,以天山北路东麓的乌鲁木齐为区域对象,以1884年新疆建省至1949年的新疆和平解放共65年为时段,从空间、经济和社会三个角度入手,在较为客观、全面和系统勾勒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脉络和变迁状况的基础上,深入揭示新疆城市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点、动因、历史局限性以及现实启示等,为边疆城市史研究提供典型范例。具体而言,首先,勾勒乌鲁木齐城市空间结构从“双子城”的复式结构到“一城多区”的多中心结构,再到现代都市建设进程中社会空间显着重构的演变轨迹及特点。其次,以宏观历史事件为线索,将近代乌鲁木齐城市的经济发展史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和阶段,分别为晚清的起步阶段(1884-1911年)、民国前期的初步发展阶段(1912-1933年)、民国后期的曲折发展阶段(1934-1949年)。对不同历史阶段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主要围绕工业、商业贸易、金融等几个方面展开具体、系统的论述。最后,选取反映城市社会变迁的典型层面进行横向的专题研究。具体以城市人口、社会阶层、衣食住行、习俗礼仪、娱乐方式、思想观念、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等方面为例,全方位、多角度展示近代新疆城市社会变迁的丰富图景。结语部分主要是对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总体思考,通过总结归纳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特点及动因,分析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历史局限性,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探讨对当前新疆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启示。总而言之,在内忧外患交困的历史背景下,多重力量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新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城市的传统社会经济发生重要转型和变迁。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多民族共存的内陆边疆城市,社会经济的近代化程度依旧是初步的、局部的,不同民族社会的近代化模式和路径也不尽相同。表现在城市空间结构方面,满汉二城对立的传统城市空间结构被打破,旧的空间不断重组,以沙俄为主的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空间,和以维吾尔族、回族为主的穆斯林空间等新的空间逐渐生成,城市空间的异质性、复杂性特征表现显着,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从区隔走向交融经历了漫长、复杂的历史。
二、上海将来合理人口规模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海将来合理人口规模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经济自组织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研究 ——以北京和东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1.1 城市建设、规划、管理对自组织机制重视不足 |
1.1.2 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问题有待改善 |
1.1.3 经济自组织是各类因素影响城市空间结构中的重要机制过程 |
1.2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 |
1.2.1 问题的提出 |
1.2.2 选题意义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3.1 自组织和他组织 |
1.3.2 大都市区和都市圈 |
1.3.3 特大城市 |
1.3.4 职住空间结构 |
1.3.5 演化 |
1.4 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
1.4.1 研究对象 |
1.4.2 研究范围 |
1.5 逻辑主线和研究方法 |
1.5.1 逻辑主线 |
1.5.2 研究方法 |
2 相关研究综述 |
2.1 相关理论综述 |
2.1.1 经典的空间结构模型 |
2.1.2 相关的城市和区域经济理论 |
2.1.3 职住平衡理论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2.2.1 城市空间方面的文献综述 |
2.2.2 交通和城市空间的联系 |
2.2.3 相关自组织理论在城市空间方面的探索 |
2.3 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3 经济自组织的理论基础构建 |
3.1 基本概念的构建 |
3.2 协同是自组织中的核心机制 |
3.3 从协同效应看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 |
3.4 经济自组织的主要性质 |
3.4.1 自主逻辑性 |
3.4.2 路径依赖性 |
3.4.3 演化性 |
3.4.4 可持续性 |
3.4.5 不完美性和缺陷性 |
3.5 他组织与自组织的差异和关系 |
3.5.1 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差异 |
3.5.2 他组织对自组织的干涉结果 |
3.5.3 应建立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协同关系 |
3.6 本章小结 |
4 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自组织演化的理论构建 |
4.1 本文的核心理论框架 |
4.2 职住协同是职住空间结构优劣的判断标准 |
4.3 从机制层面看职住空间自组织演化 |
4.3.1 劳动细化分工——路径破除机制 |
4.3.2 集聚与扩散——路径破除和低效的功能引导机制 |
4.3.3 通勤建设——高效的功能引导机制 |
4.3.4 他组织与自组织的协同机制框架 |
4.4 地面通勤交通对职住空间的功能引导作用 |
4.4.1 从时空资源约束性看通勤交通建设的功能引导作用 |
4.4.2 通勤工具对空间结构的主导性 |
4.4.3 从通勤看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的演化路径差异 |
4.5 通勤轨道交通对职住空间的功能引导作用 |
4.5.1 通勤轨道交通改善空间结构、引导职住协同的路径机制 |
4.5.2 从时空要素层面看轨道交通的功能引导优势 |
4.5.3 他组织需要从物理、组织、制度、权利协同层面加强轨道交通自组织 |
4.5.4 通过点-线-面引导职住空间自组织的过程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5 东京的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5.1 相关空间概念介绍 |
5.2 职住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化过程 |
5.2.1 江户时期的职住空间结构(1868明治维新以前) |
5.2.2 近代化时期的职住空间演变(1868明治维新至1923年关东大地震) |
5.2.3 职住空间的郊区化时期(1923关东大地震至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
5.2.4 职住空间粗放式重建时期(1945二战结束至1964东京奥运会) |
5.2.5 强中心大都市区形成期(1964东京奥运会至1985广场协议) |
5.2.6 职住空间结构缓慢演变期(1985广场协议之后) |
5.3 基于一都三县的职住协同计量分析 |
5.4 从自组织机制看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5.4.1 职住空间郊区化时期的自组织演化理论分析 |
5.4.2 职住空间粗放式重建时期的自组织演化理论分析 |
5.4.3 强中心大都市区化中的自组织演化理论分析 |
5.5 轨道交通引导的职住空间结构演化路径 |
5.5.1 站点的职住空间自组织 |
5.5.2 线路的职住空间自组织 |
5.5.3 网络的职住空间自组织 |
5.6 政策启示 |
5.7 本章小结 |
6 北京职住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化过程 |
6.1 古代和近代时期(1949北平和平解放前) |
6.2 计划经济时期(1949北平和平解放至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 |
6.3 市场经济时期(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
6.3.1 不良空间结构形成阶段(1978-2004) |
6.3.2 交通建设转型阶段(2004-2014) |
6.3.3 近期现状及展望(2014以后) |
6.4 本章小结 |
7 从自组织看以北京为代表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7.1 从自组织机制看北京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7.1.1 计划经济时期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7.1.2 特大城市扩张期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7.1.3 强中心郊区化时期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7.1.4 大都市区化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7.1.5 北京和东京职住空间结构的对比 |
7.1.6 自组织与他组织机制层面的政策建议 |
7.2 应从物理、组织、制度、权利协同提升通勤轨道交通的功能引导机制 |
7.2.1 北京通勤轨道交通的现状及问题 |
7.2.2 北京和东京在轨道交通要素协同方面的对比 |
7.2.3 通勤轨道建设方面的政策建议 |
7.3 针对我国特大城市的拓展研究 |
7.3.1 我国一般特大城市与北京在发展过程和现状上的相似性 |
7.3.2 基于我国特大城市的职住协同计量分析 |
7.3.3 我国特大城市现状中的共性问题 |
7.3.4 共性问题的相关政策建议 |
7.4 本章小结 |
8 结论 |
8.1 基本结论 |
8.2 主要创新与贡献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图索引 |
表索引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住房限购政策和房价波动对家庭债务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家庭债务变动的影响因素研究 |
1.2.2 房价波动的影响因素研究 |
1.2.3 房价波动与家庭债务变动的关系研究 |
1.2.4 住房市场调控政策有效性的相关研究 |
1.2.5 文献评价 |
1.3 研究思路、基本框架及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归纳法 |
1.4.2 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1.4.3 比较分析法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第2章 住房限购政策和房价波动影响家庭债务的理论分析 |
2.1 家庭债务的概念及相关理论 |
2.1.1 家庭债务的概念和动机 |
2.1.2 家庭借贷的相关理论 |
2.2 住房市场调控政策理论 |
2.2.1 政府干预理论 |
2.2.2 供求理论 |
2.2.3 住房限购政策的提出与效果 |
2.3 房价波动影响家庭债务的作用机理 |
2.4 住房市场调控政策、房价波动对家庭债务的影响机制理论 |
第3章 典型事实与备检假设 |
3.1 家庭债务变动的典型事实 |
3.1.1 家庭债务的总体变动 |
3.1.2 家庭债务的结构变动 |
3.2 我国住房市场的典型事实 |
3.2.1 我国房价的变动 |
3.2.2 住房市场调控政策的发展历程 |
3.3 住房市场调控政策、房价和家庭债务变动的趋势分析 |
3.4 备检假设 |
第4章 住房限购政策和房价波动对家庭债务的影响实证分析 |
4.1 住房限购政策对家庭债务的影响实证分析 |
4.1.1 DID模型设定 |
4.1.2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测度 |
4.1.3 实证过程 |
4.1.4 稳健性检验 |
4.1.5 结果分析 |
4.2 住房限购政策对房价的影响实证分析 |
4.2.1 DID模型设定 |
4.2.2 实证过程 |
4.2.3 稳健性检验 |
4.2.4 结果分析 |
4.3 房价波动对家庭债务的影响实证分析 |
4.3.1 基本模型设定 |
4.3.2 实证过程 |
4.3.3 房价波动对住房限购政策与家庭债务关系的中介效应分析 |
4.3.4 结果分析 |
第5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5.1 主要结论 |
5.2 政策建议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个人简历、硕士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3)长期护理保险居民参保意愿驱动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长期护理保险是破解老年护理难题的关键 |
1.1.2 未来长期护理保险需求呈现高速增长趋势 |
1.1.3 我国正在积极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
1.1.4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离不开居民参与 |
1.2 概念界定与问题提出 |
1.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1.2.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3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内容与论文结构 |
1.4.2 研究方法 |
1.4.3 研究技术路线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1.6 本章小结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相关理论及理论模型 |
2.1.1 行为理论与模型 |
2.1.2 相关风险理论 |
2.1.3 信任理论与模型 |
2.2 文献综述 |
2.2.1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研究 |
2.2.2 居民参保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
2.3 研究述评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居民参保意愿驱动机理理论模型构建 |
3.1 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 |
3.1.1 扎根理论 |
3.1.2 资料收集 |
3.2 居民参保意愿的驱动因素提取 |
3.2.1 从原始资料到概念范畴化的过程 |
3.2.2 从概念范畴化上升到主范畴化的过程 |
3.2.3 从主范畴抽象为核心范畴的过程 |
3.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3.3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3.3.1 综合理论模型构建 |
3.3.2 基于“认知–情境–意愿”框架的驱动机理阐释 |
3.3.3 研究假设提出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居民参保意愿驱动机理实证研究设计 |
4.1 研究方法的选取 |
4.1.1 统计调查研究方法 |
4.1.2 数理统计分析方法 |
4.2 研究量表的设计与开发 |
4.2.1 量表开发的步骤与原则 |
4.2.2 初始题项的生成与修正 |
4.2.3 试调研与初始量表检验 |
4.2.4 初始量表修订与正式量表形成 |
4.3 正式调研与数据收集 |
4.3.1 数据收集过程 |
4.3.2 样本特征分析 |
4.4 正式量表的检验 |
4.4.1 数据的正态分布检验 |
4.4.2 正式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居民参保意愿驱动机理分析 |
5.1 异质性居民参保意愿的差异性分析 |
5.1.1 基于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异质性的分析 |
5.1.2 基于居民健康状况维度异质性的分析 |
5.2 居民参保意愿及其驱动因素描述性统计分析 |
5.2.1 参保意愿变量的描述分析 |
5.2.2 居民心理认知变量的描述分析 |
5.2.3 外部情境变量的描述分析 |
5.3 居民参保意愿驱动因素的路径分析及假设检验 |
5.3.1 模型路径系数与假设检验结果 |
5.3.2 居民心理认知对参保意愿的直接驱动效应分析 |
5.3.3 居民心理认知对参保意愿的间接驱动效应分析 |
5.4 情境因素的调节效应分析及假设检验 |
5.4.1 变量处理与相关性检验 |
5.4.2 政策支持的调节效应假设检验分析 |
5.4.3 调节效应图的绘制 |
5.5 居民参保意愿驱动机理理论模型修正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1.1 居民参保意愿驱动机理质性研究结论 |
6.1.2 居民参保意愿驱动机理量化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2.1 政府层面建议 |
6.2.2 保险机构层面建议 |
6.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6.3.1 研究局限 |
6.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A 我国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与比例测算情况 |
附录 B 基于静态失能率测算的我国失能老年人口规模与比例情况 |
附录 C 基于动态失能率测算的我国失能老年人口规模与比例情况 |
附录 D 长期护理保险居民参保意愿初始调查问卷 |
附录 E 长期护理保险居民参保意愿正式调查问卷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4)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
1.2.1 论文的研究目标 |
1.2.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1.4.1 难点 |
1.4.2 论文可能的创新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2.1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全口径宏观税负 |
2.1.1 全口径宏观税负的概念界定与测度 |
2.1.2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
2.1.3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研究 |
2.2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
2.2.1 经济增长视角下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历程 |
2.2.2 财政分权理论的新发展与现实困境——部分财政分权 |
2.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2.3 财政分权、政府间竞争与政府支出结构 |
2.3.1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要素流动与政府间竞争 |
2.3.2 政府间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 |
2.3.3 政府间竞争与政府规模 |
2.4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2.4.1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
2.4.2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国际案例 |
2.4.3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中国案例 |
2.5 简要评述 |
第三章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国际比较 |
3.1 联邦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3.1.1 联邦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美国为例 |
3.1.2 联邦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俄罗斯为例 |
3.2 单一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3.2.1 单一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英国为例 |
3.2.2 单一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蒙古为例 |
3.3 各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3.3.1 美、俄、英、蒙四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3.3.2 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比较的拓展——基于81个国家的数据 |
3.4 启示与借鉴 |
3.4.1 划清政府、市场边界的启示与借鉴 |
3.4.2 优化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启示与借鉴 |
3.4.3 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启示与借鉴 |
3.4.4 健全央、地两级财政法制体系的启示与借鉴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现状和比较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变迁 |
4.1.1 计划经济体制下集权与分权的动荡变化时期(1950-1980年) |
4.1.2 改革开放背景下财政分权体系探索和建设时期(1980-2013 年) |
4.1.3 财政体制现代化改革时期(2014年至今) |
4.2 分税制改革后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总体现状——财政困境和思考 |
4.2.1 财政现状之央、地间财政失衡的困境及其思考 |
4.2.2 财政现状之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与地方财政缺口的困境及其思考 |
4.2.3 财政现状之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困境及其思考 |
4.2.4 财政现状之宏观税负畸高的困境及其思考 |
4.3 各领域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比较 |
4.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4.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4.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4.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4.3.5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比较的总结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研究 |
5.1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5.1.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 |
5.1.2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Barro模型的理论分析 |
5.1.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5.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
5.2.1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 |
5.2.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指标权重计算——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 |
5.2.3 世界81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测度及排序 |
5.2.4 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比较 |
5.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5.3.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5.3.2 基准回归结果 |
5.3.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5.3.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分权与人类发展指数 |
5.3.5 进一步讨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三维讨论 |
5.3.6 基于Lind-Mehlum方法的最优央、地财政支出比例估计 |
5.4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5.4.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5.4.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5.4.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结构与人类发展指数 |
5.4.5 实证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6.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原则和思路 |
6.1.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 |
6.1.2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 |
6.1.3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思路 |
6.2 借鉴国际经验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6.2.1 一般公共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6.2.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6.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6.2.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6.2.5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6.3 重构之后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6.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6.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6.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6.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6.3.5 重构之后的央、地两级财政支出总规模测算及重构方案的优势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1.1 国际比较的研究结论 |
7.1.2 历史、现状和比较的研究结论 |
7.1.3 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 |
7.2 对策建议 |
7.2.1 政策启示 |
7.2.2 具体的对策建议和方案 |
第八章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8.1 本文的不足之处 |
8.2 今后的努力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件:Lind-Mehlum方法的Stata编程代码 |
致谢 |
作者简介 |
1 作者简历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一、城市规划的相关研究 |
二、近现代城市史相关研究 |
三、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相关研究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资料介绍及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二、资料介绍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第一章 西安城市近代化的地理基础与历史背景 |
第一节 西安的地理环境特征 |
一、地理位置 |
二、地貌特征 |
三、气候特征 |
四、河流与水文 |
第二节 西安城市近代化的历史背景 |
一、古代西安的城市建设和规划 |
二、西安城市近代化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民国前期西安城市规划的萌芽(1912-1932年) |
第一节 民国前期西安城市空间格局的初步变革 |
一、晚清时期西安城市格局概况(1840-1911年) |
二、民国前期西安城市的初步发展(1912-1926年) |
三、国民政府初期西安城市格局发展演变(1927-1931年) |
第二节 民国前期西安城市规划的萌芽 |
一、《陕西长安市市政建设计划》 |
二、《陕西省民国二十年建设事业计划大纲》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民国中期西安城市规划的形成与完善(1932-1945年) |
第一节 民国中期西安城市规划的发展概况 |
一、民间之拟议 |
二、官方之擘划 |
第二节 民国时期西安第一部现代都市规划——《西京规划》 |
一、《西京规划》出台的背景 |
二、《西京规划》的出台过程 |
三、《西京规划》的主要内容 |
四、《西京规划》的规划者群体 |
五、《西京规划》的实施情况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民国后期西安城市规划的继续发展(1945-1949年) |
第一节 民国后期西安城市规划的提出 |
一、民国后期西安城市发展的现状 |
二、战后西安城市规划出台的背景 |
第二节 战后西安城市规划——《西安市分区及道路系统计划书》 |
一、《西安市分区及道路系统计划书》的主要内容 |
二、规划的实施情况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当代西安第一轮城市总体规划(1953-1972年) |
第一节 建国初期西安城市规划发展概况 |
一、建国初期西安城市建设的逐步恢复 |
二、建国初期三部都市计划的制定 |
第二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53-1972年)的制定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53-1972年)编制的背景 |
二、规划的内容 |
三、规划实施情况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当代西安第二轮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 |
第一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的出台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出台的背景 |
二、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出台的过程 |
第二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分析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的主要内容 |
二、规划的实施情况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当代西安第三轮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 |
第一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的出台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出台的背景 |
二、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出台的过程 |
第二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分析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的主要内容 |
二、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的实施情况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当代西安第四轮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 |
第一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的出台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出台的背景 |
二、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出台的过程 |
第二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分析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的主要内容 |
二、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的实施情况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比较视野下的西安城市规划研究(1912-2020年) |
第一节 民国时期西安历次城市规划比较研究 |
第二节 当代西安历次城市规划比较研究 |
第三节 西安与国内其他城市之比较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结论 |
一、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的特征 |
二、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思想演变 |
三、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落实的影响因素 |
四、关于西安城市规划的一些思考 |
参考文献 |
附录: 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资料选辑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改善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住房供给研究 ——基于政企合作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本文研究视角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以往研究述评与本文研究视角 |
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一、研究方法 |
二、可能的创新 |
三、论文框架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理论分析体系 |
第一节 相关理论与本研究的联系 |
一、公共物品理论与本研究的联系 |
二、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与本研究的联系 |
三、供给需求理论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与本研究的联系 |
四、PPP理论与本研究的联系 |
第二节 本文理论分析体系及框架模型 |
一、本文理论分析体系 |
二、本文理论分析框架模型 |
第三章 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住房状况 |
第一节 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规模及结构特征 |
一、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规模 |
二、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结构特征 |
第二节 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住房结构及住房保障 |
一、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住房结构情况 |
二、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住房保障政策 |
第三节 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住房供给和需求状况 |
一、商品房价格高昂,外来常住人口普遍难以承受 |
二、商品房执行限购政策,减少外来常住人口商品房供给 |
三、租房解决居住问题是现实路径,买房居住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
四、租赁市场乱象丛生,社会租赁住房有效供给不足 |
五、社会租赁住房租金价格较高,外来常住人口承受压力 |
六、外来常住人口职住不平衡矛盾突出 |
七、公共租赁住房供给总量有限,外来常住人口住房保障任重道远 |
第四章 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住房供给问题和成因 |
第一节 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住房供给问题 |
一、外来常住人口住房供给体系尚未建立 |
二、外来常住人口住房供给主体相对单一 |
三、外来常住人口住房来源渠道相对单一 |
四、外来常住人口支付能力相对不足 |
第二节 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住房供给问题成因分析 |
一、问题症结在土地供给 |
二、政府资源及政府能力有限 |
第五章 政企合作建设公共住房改善住房供给 |
第一节 政企合作建设公共住房的必要性 |
一、政企合作避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 |
二、政企合作是完善外来常住人口住房供给体系的需要 |
三、政企合作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内在要求 |
第二节 政企合作建设公共住房的可行性 |
一、国有企事业单位具有三大优势 |
二、政企合作建设公共住房有法可依 |
三、政企合作是共同使命基础上的优势互补 |
第六章 上海市政企合作建设公共住房的方案设计 |
第一节 政企合作建设公共住房的内涵及基本目标 |
一、政企合作建设公共住房的内涵 |
二、政企合作建设公共住房的基本目标 |
第三节 政企合作建设公共住房框架方案 |
一、运营方案 |
二、产权设置 |
三、主体职责 |
第三节 政企合作建设公共住房融资方案 |
一、融资机制 |
二、融资方案 |
第四节 政企合作建设公共住房风险分担方案 |
一、政府与国有企事业单位风险共担 |
二、第三方风险分担 |
三、政府风险分担 |
第七章 结论 |
一、研究发现 |
二、政策建议 |
三、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 国外研究综述 |
(二) 国内研究综述 |
(三) 文献评价 |
三、论文框架 |
(一) 基本思路 |
(二) 主要内容 |
四、研究方法 |
五、研究创新及不足 |
第一章 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 |
二、城市规模等级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一、房地产市场供求理论 |
二、城市化理论 |
三、城市规模决定与分布理论 |
四、经济区位理论 |
第二章 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演变及特征 |
第一节 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及演变的基本情况 |
一、重要时点上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空间分布 |
二、不同周期上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空间分布 |
第二节 基于MORAN指数的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度量 |
一、全局Moran's Ⅰ指数检验方法 |
二、局部Moran's Ⅰ指数检验方法 |
三、度量结果及解读 |
第三节 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特征 |
一、沿着经济热点带状分布的特征 |
二、从东往西阶梯式分布的特征 |
三、典型区域聚集式分布的特征 |
第三章 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 |
第一节 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存在的供需错配问题 |
一、不同区域间的房地产供需空间错配问题 |
二、不同物业类型间的供需空间错配问题 |
三、不同城市规模等级上的供需空间错配问题 |
四、房地产存量和流量配置上的供需空间错配问题 |
第二节 导致房地产供需空间错配的原因分析 |
一、基于房地产供给视角的原因分析 |
二、基于房地产需求视角的原因分析 |
第三节 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问题带来的影响 |
一、给政府层面带来的影响 |
二、给企业层面带来的影响 |
三、给居民层面带来的影响 |
第四章 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变化的影响因素及演变机理 |
第一节 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变化的影响因素 |
一、人口城市化水平 |
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
三、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 |
四、城市空间扩张水平 |
五、城市产业发展水平 |
六、城市房地产价格水平 |
第二节 驱动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演变的机理 |
一、房地产业整体发展诉求驱动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变化 |
二、城市规模等级变化驱动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变化 |
三、城市增量规划带来的虹吸效应驱动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变化 |
四、大城市空间外溢驱动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变化 |
五、不同规模等级城市调控政策差异驱动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变化 |
第五章 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变动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变量选取及数据描述 |
一、变量选取 |
二、数据描述 |
第二节 模型构建及数据检验 |
一、面板数据模型构建 |
二、面板数据检验 |
第三节 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一、模型估计 |
二、估计结果分析 |
第六章 中国城市规模等级与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关联性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中国城市规模等级的划分及不同等级城市的空间分布 |
一、新标准下我国城市规模等级状况 |
二、不同省份城市规模等级变化情况 |
三、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在全国空间上的分布情况 |
第二节 城市规模等级影响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路径 |
一、城市规模等级变化带来房地产供需在城市空间上的变化 |
二、房地产供需空间变化引发投资量在城市空间上的变化 |
第三节 城市规模等级变化与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关系 |
一、基于聚类分析的城市规模等级划分 |
二、研究假设、样本选取及模型构建 |
三、模型估计及结果解读 |
第七章 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优化的理念与基本思路 |
第一节 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优化的重要意义 |
一、空间分布优化是区域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需要 |
二、空间分布优化是构建房地产长效发展机制的需要 |
三、空间分布优化是房地产调控“因城施策”的需要 |
第二节 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优化的理念 |
一、空间分布优化要规避投资在城市空间层面的“均等化” |
二、空间分布优化必须与城市综合承载力相协调 |
三、空间分布优化要与城市规模等级相协调 |
四、空间分布优化要与房地产“供给侧改革”相结合 |
五、空间分布优化要充分考虑新型城镇化的要求 |
第三节 基于多维视角下的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优化思路 |
一、基于中央政府顶层设计视角的优化思路 |
二、基于城市协调发展视角的优化思路 |
三、基于市场主体行为规范视角的优化思路 |
结论与展望 |
一、研究结论 |
二、未来展望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获得的科研成果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基于“密度-设施”的上海-苏州人居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本文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 研究背景 |
1.2.1 中国城镇化锁定高质量发展目标 |
1.2.2 对大城市高质量空间发展路径争议激烈 |
1.2.3 需要从“质量”视角思辨大城市人居空间发展 |
1.3 研究面临的若干理论瓶颈 |
1.3.1 本体层面:定义困境 |
1.3.2 认识层面:感知与测定争议 |
1.3.3 理念层面:无限更迭陷阱 |
1.3.4 方法层面:内涵还原悖论 |
1.3.5 实践层面:量-质关系问题 |
1.3.6 批判地认识当前研究状况 |
1.4 研究纲领要点 |
1.4.1 突破“质量”认识论 |
1.4.2 聚焦特大城市地区尺度 |
1.4.3 拓展研究的时、空两向维度 |
1.4.4 引入“治理”因素 |
1.5 研究对象 |
1.5.1 研究群像:世界特大城市地区 |
1.5.2 重点对象:上海-苏州地区 |
1.5.3 重点对象选取意义及典型性 |
1.6 研究问题、方法与难点 |
1.6.1 科学问题 |
1.6.2 研究方法 |
1.6.3 研究难点 |
1.7 篇章结构 |
第2章 理论框架 |
2.1 核心变量 |
2.1.1 将“质量”降维到空间层面所得变量 |
2.1.2 由“质量”概念源头推导所得变量 |
2.1.3 密度与设施 |
2.2 “质量”认识论与空间测度 |
2.2.1 密度、设施的类哲学意义关联 |
2.2.2 以密度、设施描述空间发展现象 |
2.2.3 对密度、设施构成测度方式的讨论 |
2.2.4 “密度-设施”比例关系 |
2.3 基于“密度-设施”的大城市空间发展过程模型 |
2.3.1 模型前提假设 |
2.3.2 起始:空间过密化与“密度-设施”失衡 |
2.3.3 过程:治理主体多路径调节“密度-设施”关系 |
2.3.4 结果:形成阶段性形态结构 |
2.4 小结:经由“密度-设施”关系透视研究对象 |
第3章 世界特大城市地区“密度-设施”分布规律及特征分异 |
3.1 “密度-设施”总体治理状况 |
3.1.1 后发地区受困于“密度-设施”失衡问题 |
3.1.2 根据自身资源条件选择改善调节路径 |
3.1.3 治理模式和能力是重要支撑因素 |
3.2 “密度-设施”空间分布规律 |
3.2.1 对象与空间构造 |
3.2.2 人口密度分布特征 |
3.2.3 基础设施分布特征 |
3.2.4 “密度-设施”分布特征 |
3.3 特征分异与模式聚类 |
3.3.1 分布曲线聚类与发展阶段的关系 |
3.3.2 分布曲线形态与路径策略的关系 |
3.3.3 初步解释 |
3.4 小结:寻找塑造“密度-设施”分布状况的历史线索 |
第4章 上海-苏州地区聚落空间“密度-设施”演化与治理进程 |
4.1 研究语境 |
4.1.1 作为“话语”的“‘骨’‘肉’关系” |
4.1.2 理性逻辑下的空间干预进程 |
4.2 时空范围与素材 |
4.2.1 历史时期划分 |
4.2.2 空间层次界定 |
4.2.3 主要文献材料 |
4.3 基于“密度-设施”关系的空间演进过程(1946-) |
4.3.1 起始状态:城、乡空间双重过密 |
4.3.2 疏散理想受阻于建国初时势(1946-1957) |
4.3.3 多管齐下向外疏解市区人口(1958-1977) |
4.3.4 在空间过密失衡中寻找出路(1978-1989) |
4.3.5 大规模增长与扩散的二十年(1990-2010) |
4.3.6 改善区域人居环境的新时期(2011-) |
4.4 过程特征 |
4.4.1 两轮“密度-设施”关系内外消长 |
4.4.2 市区两轮空间过密与一次失衡 |
4.4.3 较显着的三十年周期波动特征 |
4.4.4 与政经体制和治理模式的潜在关联 |
4.5 小结:待验证的“密度-设施”空间波动特征 |
第5章 上海-苏州地区“密度-设施”空间波动与过密空间转换 |
5.1 技术思路 |
5.1.1 基本原理 |
5.1.2 测度分析方法 |
5.1.3 数据来源 |
5.2 验证“密度-设施”空间波动律(1990-2010) |
5.2.1 上海市域部分 |
5.2.2 苏州市域部分 |
5.2.3 沪苏走廊地区 |
5.3 波动进程中各类空间的“密度-设施”变化及比较 |
5.3.1 各级居民点 |
5.3.2 特大城市中心区与外围地区 |
5.3.3 空间过密化区域随波动进程转换 |
5.4 小结:外围地区是现阶段上海-苏州地区的过密空间 |
第6章 外围地区空间过密化成因与“密度-设施”关系修复应对 |
6.1 边界外侧成为政府主导空间开发的优先区位 |
6.1.1 现象:外围地区大规模空间“贴边”开发 |
6.1.2 原因:设施供给成本角度的情景模拟解释 |
6.1.3 结果:空间拓展首选“密度-设施”配比洼地 |
6.2 外围圈层成为外来人口落脚定居的集中地带 |
6.2.1 现象:外来人口分布集聚地圈层外移 |
6.2.2 原因:落脚定居综合成本角度的解释 |
6.2.3 结果:公共设施与外来人口高度错配 |
6.3 外围地区修复“密度-设施”关系的自主实践 |
6.3.1 地方设施服务治理难点 |
6.3.2 上海中心城周边地区设施服务改善实践 |
6.3.3 上海-苏州跨界地区设施服务合作探索 |
6.4 评价与启示 |
6.4.1 以柔性治理摆脱“权”、“利”困境 |
6.4.2 以多元投入代替单一主体供给公共资源 |
6.5 小结:以治理模式创新引导“密度-设施”优化 |
第7章 试论上海-苏州地区空间发展机制及质量提升对策 |
7.1 长期空间过密化与过密空间周期转换 |
7.1.1 空间演化与治理的过程逻辑 |
7.1.2 成绩和经验 |
7.1.3 牺牲和代价 |
7.2 对长期空间过密化机制的初步解释 |
7.2.1 城市化规律的客观作用 |
7.2.2 城市发展理念的长期影响 |
7.2.3 区域治理结构的扰动变化 |
7.2.4 空间开发模式的深刻塑造 |
7.3 优化“密度-设施”关系,提升空间质量的初步建议 |
7.3.1 基本判断 |
7.3.2 对策建议 |
7.3.3 空间框架 |
第8章 结论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研究启示 |
8.3 创新点 |
8.4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 样本特大城市地区人口、交通设施与医疗设施资料来源 |
附录B 样本特大城市地区圈层空间人口密度与交通设施测度数据 |
附录C 样本特大城市地区圈层空间人口密度与医疗设施测度数据 |
附录D 上海-苏州地区空间测度单元及与乡、镇、街道行政边界的比较 |
附录E 上海-苏州地区空间测度单元人口与医疗设施测度数据 |
附录F 调研访谈受访者名单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格局及形成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1.3.1 研究方法 |
1.3.2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城市规模分布的测度方法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 |
2.2 城市规模分布驱动因素的研究现状与动态分析 |
2.2.1 城市规模分布的理论研究 |
2.2.2 城市规模分布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2.3 城市规模分布的经济绩效研究 |
第三章 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特征及其动态演进 |
3.1 引言 |
3.2 数据与方法 |
3.2.1 夜间灯光数据 |
3.2.2 城市规模分布的研究方法 |
3.3 经验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3.3.1 经验分析 |
3.3.2 三种不同区域层面上的稳健性检验 |
3.4 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扁平化特征的统计和经济解释 |
3.4.1 统计解释 |
3.4.2 经济解释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产业空间发展与城市规模分布 |
4.1 引言 |
4.2 数据与研究方法 |
4.2.1 数据 |
4.2.2 研究方法 |
4.3 经验分析 |
4.3.1 基准分析 |
4.3.2 稳健性检验 |
4.4 简单的成因分析与经济解释 |
4.4.1 成因分析:条件遍历分布 |
4.4.2 经济解释 |
4.5 讨论:产业空间发展与城市体系扁平化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房价、迁移摩擦与城市规模分布 |
5.1 引言 |
5.2 模型 |
5.3 参数设定与影响因素识别 |
5.4 反事实分析 |
5.4.1 基于流动人口的反事实分析 |
5.4.2 基于总人口的反事实分析 |
5.5 考虑内生性的进一步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5.5.1 效率、迁移摩擦以及房价都内生时的影响 |
5.5.2 稳健性检验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高铁建设与城市规模分布 |
6.1 引言 |
6.2 夜间灯光数据的饱和校准 |
6.3 相关变量测度与经验模型设定 |
6.4 经验分析 |
6.4.1 基准分析 |
6.4.2 稳健性检验 |
6.4.3 工具变量法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城市规模分布与地区经济绩效 |
7.1 引言 |
7.2 文献述评及研究假说 |
7.3 空间结构测度与经验模型 |
7.3.1 空间结构的测度 |
7.3.2 经验模型的设定 |
7.4 实证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
7.4.1 城市(市辖区)内部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
7.4.2 市域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
7.4.3 省域内部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城市规模分布与地区间收入差距 |
8.1 引言 |
8.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8.3 概念界定、指标构建与数据说明 |
8.4 经验分析 |
8.4.1 基准回归 |
8.4.2 稳健性检验 |
8.4.3 考虑内生性的影响:工具变量法 |
8.5 机制检验 |
8.6 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
8.7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9.1 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致谢 |
(10)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884-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附图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一) 研究缘起 |
(二) 选题意义 |
二、基本史料 |
(一) 汉文文献 |
(二) 外文文献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五、研究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一) 研究的重、难点 |
(二) 创新之处 |
上篇 空间演变篇 |
第一章 生态环境 |
第一节 自然条件 |
第二节 人文背景 |
第二章 从“双子城”到“一城多区”——传统城市空间结构的初步转型(1759-1933年) |
第一节 复式城市空间的建构(1759-1884年) |
一、迪化城的初建与扩建 |
二、巩宁城的修建 |
三、破坏与重建:战乱对城市的影响 |
四、城市各民族的形成与分布 |
第二节 “一城多区”:多重力量驱动下城市空间的区隔(1885-1933年) |
一、满汉二城的合并与城市空间的初步整合 |
二、贸易圈与领事馆:沙俄势力的渗透与与城市空间的异化 |
三、会馆与庙宇:城内汉族社会空间的塑造 |
四、清真寺与巴扎:城外少数民族商业空间的生成 |
五、城市民族结构与居住格局的演变 |
六、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城市面貌概况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市政建设与城市社会空间的重构(1934-1949年) |
第一节 市政规划的出炉与城市空间的延展 |
一、市政机构的完善与城市功能分区 |
二、城市空间的延伸和扩展 |
第二节 市政建设的展开与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 |
一、城墙的拆建 |
二、街道的改扩建 |
三、城市房屋的拆迁 |
四、城市新式公共空间的辟建 |
五、城市公用事业的开发与市民生活空间的演变 |
第三节 区隔下的混融:市政建设对城市民族居住格局的影响 |
一、城内汉族聚居区的散居化 |
二、南关穆斯林商业社区居住格局的重构 |
三、贸易圈的杂居化 |
本章小结 |
中篇 经济发展篇 |
第四章 晚清乌鲁木齐城市近代经济的萌芽(1884-1911年) |
第一节 新疆建省前乌鲁木齐经济的发展概况 |
一、传统农业的开发 |
二、传统手工业的兴起 |
三、传统商贸活动的活跃 |
第二节 城市近代经济萌芽的具体表现 |
一、清末新政与近代工业的发轫 |
二、“八大商帮”的形成与城市商业的复苏 |
三、开埠通商与对外贸易的畸形繁荣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杨增新、金树仁统治时期乌鲁木齐城市经济发展的滞缓 |
第一节 杨增新、金树仁时期新疆的内、外部形势概述 |
一、杨增新时期的政治危机及其应对 |
二、金树仁时期矛盾与危机的激化以及哈密事变的爆发 |
三、从“认庙不认神”到南京国民政府统合新疆努力的失败 |
四、新苏关系的确立与苏联对新疆的政治经济渗透 |
第二节 城市经济的缓慢发展期(1912-1928年) |
一、官办、商办工业的初步发展 |
二、各族商人群体的崛起与商业发展的新趋势 |
三、对外贸易的萎缩及重启 |
四、近代银行的初设与旧式票号、典当业的并存 |
第二节 城市经济的全面衰退期(1928-1933年) |
一、近代工业化进程的中断 |
二、商业贸易由盛及衰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盛世才及国民党统治时期乌鲁木齐城市经济的曲折发展 |
第一节 盛世才、国民党时期新疆内、外部形势概述 |
一、从亲苏容共到反苏反共盛世才的政治投机之路 |
二、国民党势力入新与苏联支持下三区革命的爆发 |
三、新疆省联合政府从成立走向破裂 |
第二节 城市经济发展的“黄金期”(1934-1942年) |
一、两期“三年计划”中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 |
二、商业贸易的空前繁荣 |
三、城市金融业的大力整顿 |
第二节 波折与动荡中前行的城市经济(1942-1949年) |
一、工业建设的失调 |
二、商业贸易一蹶不振 |
三、财政金融濒于崩溃 |
本章小结 |
下篇 社会变迁篇 |
第七章 城市人口和社会阶层的演变 |
第一节 人口的变迁 |
一、人口数量的变动 |
二、人口结构的变化 |
三、人口迁移及影响因素 |
第二节 社会阶层的变动 |
一、新式政府职员的形成 |
二、新兴产业工人的出现 |
三、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 |
四、新型知识分子的涌现 |
五、边缘阶层的膨胀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城市日常生活的近代转型 |
第一节 碰撞与交汇:物质生活的变迁 |
一、服饰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交织 |
二、饮食的多元荟萃 |
三、建筑风格的中西杂糅 |
四、交通工具的新旧并行 |
第二节 良莠混杂:精神生活的近代转型 |
一、习俗与礼仪的变革 |
二、娱乐方式的多样化 |
三、思想观念的变化 |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城市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
第一节 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 |
一、清末近代教育的起步 |
二、民国时期教育事业的曲折发展 |
第二节 近代图书报刊事业的转型 |
一、图书报刊业的初创阶段 |
二、图书报刊业发展的新阶段 |
第三节 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命运 |
本章小结 |
结语 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思考及启示 |
一、乌鲁木齐在新疆城市近代化进程中的典型性 |
二、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动因 |
三、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历史局限性 |
四、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现实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上海将来合理人口规模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经济自组织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研究 ——以北京和东京为例[D]. 白光.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住房限购政策和房价波动对家庭债务的影响研究[D]. 谢佳玉. 湘潭大学, 2020(02)
- [3]长期护理保险居民参保意愿驱动机理研究[D]. 孙兆辉. 天津大学, 2020(12)
- [4]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D]. 金辉.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7)
- [5]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研究[D]. 裴欣.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6]改善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住房供给研究 ——基于政企合作的视角[D]. 冯新春.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7]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研究[D]. 张立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8]基于“密度-设施”的上海-苏州人居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D]. 郭磊贤. 清华大学, 2018(01)
- [9]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格局及形成机制研究[D]. 李松林. 东南大学, 2018(03)
- [10]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884-1949年)[D]. 牛燕军.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