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蒙古农业科技大事记(三十五)（论文文献综述）
高世伟[1]（2021）在《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层治,则天下安。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保障。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独特的政治传统,延续性很强,留下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体味历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国家与豫北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首先注重的是治理体系的构建。治理体系具有普遍性,豫北社会具有特殊性,所以,国家治理在豫北社会的实践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重特征。国家治理的指导方针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有序。就清代民国时期的国家治理而言,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大统,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认同问题。清王朝继承儒家传统,构建起了“家国一体”的政治认同,建立了以《圣谕广训》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以“礼法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清王朝还通过军事和赋役制度来加强皇权,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渠道提升治理效能。就豫北地区而言,清王朝还关注民生,治理黄河,引导宗教信仰,治理邪教,以此来巩固以“忠孝”为核心的国家价值观。近代以来,在外力的作用下,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加之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豫北地区开始了向近代国家的艰难转型。国家治理的“滞后性”使清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意识形态混乱的北洋军阀,豫北社会动荡不安。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涉及到土地改革等民众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实践密不可分。国家非常重视地方官员的铨选,地方政府治理必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内,但又要因地制宜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清代豫北县官主要来源于科举制度,民国以后,县官群体中受新式教育及留学归国人员者逐渐增多。豫北县官员负责的事务包括水利工程的修建、仓储与灾荒防治、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还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贯彻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县官还负责征收赋税,清初有田赋、丁徭之征,“摊丁入亩”之后,田赋和丁徭合一。豫北县政府存留款主要用于县级各项行政支出。尽管里甲、保甲并不属于正规的官僚体系,但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里甲负责徭役,保甲负责社会治安、教化。豫北官员通过保甲建立了严密的社会治安体系。地方政府不但贯彻国家意志,还承载着来自基层社会的监督反馈。豫北县官不仅教化百姓,而且通过宗族、乡里组织、士绅阶层治理基层社会。神的信仰只是一个载体,这种载体承担着国家意志,豫北汤阴为岳飞故里,崇祀岳飞是为了构建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的心理认同,倡导家国一体的忠孝价值观,这种观念在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下延伸到基层社会,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传教士在豫北的发展经历了由排斥到融合的过程。晚清以来,豫北州县官员的频繁更换预示着原有治理体系的崩溃,豫北地区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民间社会的地方自治,必须融合国家与地方政府。所以,皇权并不止于州县,而是延伸到州县以下。宗族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豫北地区人口主要是明清山西移民的结果,宗族组织并不发达。士绅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包括社会救助、修桥补路等公共事务。乡里组织在基层发挥着完粮纳税、维持治安、清查户口的重要作用。保甲作为地方基层组织,负责乡民的教化、户籍、赋税、力役、缉盗、平讼等事宜。豫北地区河流众多,民间多崇祀水神和金龙四大王信仰,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豫北地区民间戏曲、小说等具有娱乐身心,调节情绪,繁荣民族民间艺术,促进商贸,繁荣市场,文化传承,精神依托等作用。晚清以来,豫北社会的自治化倾向越来越强,联庄会、自卫团、会道门林立。民国时期,豫北地区帮派林立,民不聊生,爱国仁人志士深刻揭露旧道德的弊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豫北的传播。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是维持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千千万万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和重心。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不仅仅依赖国家层面的设计,民间社会是国家进行审视、改造、批判的对象,清王朝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帝国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说,清代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主导下的官民合治。豫北地区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需要精英阶层的思想转变,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观念转型。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认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党群[3]（2020）在《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原因与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然灾害是人地负向关系的集中体现。全球气候变暖时期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更高、强度更大、损失更严重,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均构成威胁。对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掌握灾害规律,以防灾、减灾,维系生态环境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陕北地区对气候变化反应敏感,且在生态、社会、能源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明清时期“小冰期”气候条件恶劣,整体趋冷干。本文对明代这一典型气候恶化时期,发生在生态脆弱的陕北地区的自然灾害特点、原因及影响展开研究,可丰富过去气候变化时期自然灾害研究案例,获得对灾害发生下自然-生态-社会反馈机制的认识,对从过去自然灾害中进行“灾害学习”,及现今全球变化背景下灾害防治、环境治理、人地关系调整具有实际意义。本文通过对明代发生在陕北地区的自然灾害史料收集、整理,综合运用内容分析、数理统计、小波分析、M-K检验、ArcGIS空间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各类自然灾害的时空特征及灾害总体特点、灾害间关联及多灾种耦合、灾害原因及社会影响开展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在明代的277年中,陕北地区自然灾害共发生404次。旱灾为最主要的灾害类型,共发生98年次,涉及1885县次。等级上“中度”占优势,大旱、特大旱对社会影响巨大。时间分布规律明显:1)10a频次和县次均呈显着波动上升趋势,呈4阶段:少发-广发且增加-减少-快速增加,多发和广发的峰值出现在1630-1644年期间。2)季节性明显,夏季高发、广发,秋季和春季多发,冬季最少,多发连季节旱。3)具有6a、12a、25a和66a的周期性。4)1400-1409年呈现频次急剧增加的突变特征,并在1430-1439年增态更加明显。空间分异表现为:南部高、北部较低,且旱灾高频区域呈连片分布特征,分布在洛川-黄陵-黄龙,和米脂-绥德-子洲-清涧2个区域。连年持续干旱在明中后期多有发生,对区域干旱气候事件具有指示作用。（2）洪涝灾害共发生54年次,涉及313县次,等级以“中度”为主,多发于明中后期,“重度”灾害集中于明中期。在时间上的分布规律表现为:1)10a频次和县次均呈明显波动上升趋势,呈4个阶段:无灾-较频发广发-频发但范围减少-快速增加。2)季节性特征明显,夏季、秋季多发,秋季最广发,月份上七、八月（农历）最多发、广发。3)具有6a、32a的周期性。4)1380-1389年呈现频次由少变多的突变态势,并在1430-1439年增态更加明显。灾害空间分异表现为:高频中心呈点状分布,位于榆林、富县、绥德、清涧。（3）因旱、寒冻低温、洪涝、虫、风、雹、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导致的饥荒,共发生90年次。因旱灾导致的最多（69年次）、涉及范围最广（976县次）。时间分布规律表现在:1)10a频次和县次均呈显着波动上升趋势,呈4个阶段:少发-多发广发-多发较广发-频发广发,明中、后期频发、广发,峰值出现在1630-1644年期间。2)具有4a,9a,22a,40a的周期性。3)1410-1419年呈现频次急剧增加的突变特征。空间分异表现为:存在洛川-黄陵-黄龙-富县,米脂-绥德-子洲-清涧2个高频区域。（4）地质灾害共发生31年次,以“轻度”、“中度”为主,但“重度”灾害影响更大。时间上的分布规律明显:10a频次呈显着上升趋势,综合考虑灾害发生县次划分出:无灾-增多-频发广发3个阶段。空间分异明显:高频区域多成片出现,位于洛川-黄陵-黄龙、米脂-绥德-子洲-清涧、榆林、延安-延长。寒冻低温灾害共发生28年次,以“中度”、“重度”为主,明晚期最频发、强度最大。灾害发生10a频次呈较显着上升趋势,结合灾害发生县次划分出:少发-增多-无灾-快速增加4个阶段。季节性特征明显:秋季最多发,夏、冬季次之,春季较少。空间上差异较明显,北部、中部地区较多发。雹灾共发生32年次,集中于明中后期,10a频次呈波动上升趋势,有减少-增多-平稳3个阶段,年内集中于夏、秋、冬3季,夏季最多。空间上,北部、东部较多发。虫灾共发生32年次,以“轻度”、“中度”为主,重度、特大虫灾集中于明中、后期。灾害10a频次呈上升趋势,划分为少发-增多-无灾-波动增加4个阶段。季节性显着,多发于夏秋两季。空间上,黄陵、清涧最为多发。（5）自然灾害总体呈现越到明代后期,越频发、灾情越严重:明代前期灾害较轻,中期发生频度、广度偏高,后期最频发、广发。年内季节性显着,四季均有发生,夏秋两季更集中、频繁（占总数的75.50%）。空间差异较显着,榆林,洛川-黄陵-黄龙,米脂-绥德-子洲-清涧是相对高频区域。（6）自然灾害间具有关联,多灾种耦合特征明显。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间形成普遍联系的灾害网络,饥荒位于网络中心位置。气象灾害的旱、洪涝、雹、寒冻低温、风灾间存在关联,并有耦合发生的情况。气象灾害与饥荒、疫灾、虫灾存在关联。多灾种耦合还表现为时间的群发、空间的群聚。灾害群发频度显示了8个群发期,不同群发期灾害构成类型存在差异,明末的第8群发期最为严重,灾害构成指示了当时冷干的气候特征。灾害多度识别了灾害的群聚,环境相对较好的东中部绥德-米脂-子洲-清涧区域、南部洛川-黄龙-黄陵区域的灾害群聚,表明灾害群聚与孕灾环境、承灾体均存在关系。（7）陕北地区灾害发生的原因包括自然、社会、生态环境因素。气候的冷暖干湿与自然灾害总频次、县次间,呈负相关关系:气候偏冷干时段灾害相对多发、广发。旱灾频次、饥荒县次、寒冻低温灾害县次与温度关联度更高,洪涝灾害频次、虫灾频次、地质灾害县次、风灾县次与湿度关联度更高。地质地貌因素则对洪灾、地质灾害起重要作用。社会因素表现为人口数量、土地开发利用程度与社会脆弱程度。自然灾害发生频次与人口增加呈同方向变化:人口增加速度越快,灾害发生越频繁。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表现为:北部屯垦的发展与灾害分布重心的南-北移动相呼应。救灾措施失效等表现出的社会脆弱性程度增加,是明中后期特别是后期灾害更加频繁的重要原因。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森林草原植被减少和水土流失加剧。明中后期自然灾害的频发、群发,与此时期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恶化存在联系。陕北地区明代灾害与自然、生态、社会因素存在互动关系,反映出自然-生态-社会系统形成负反馈链条,是气候恶化背景下,生态环境脆弱区域人-地负向关系的集中体现。（8）各类灾害的频繁发生,对区域人口、经济发展、社会秩序、文化诸方面造成严重影响。导致人口死亡、流移,农业和城镇经济受损,冲击社会秩序,塑造信仰、民俗及城镇建设。
李攀[4]（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孟珈蒂[5]（2019）在《河南农事试验机构的发展（1908-1958）》文中研究指明农业产业一直以来都是河南省的一大经济支柱。清末至民国时期,由于政局不稳、农业生产技术落后、自然灾害影响和大规模病虫害出现,导致当时的河南面临严重的农业危机。河南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农业危机问题,从清末开始,借鉴保定农事实验机构建设经验,推行建立农事实验机构,以提升农业技术,加快优良作物品种的推广,以达到解决农业危机和推动农业发展的目的。研究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事实验机构是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河南地区农业改良概况以及农业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线索,可以丰富对河南农业发展的历史研究,同时也是清末、民国时期和建国初期农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908年至1958年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研究方面,河南省农事实验机构在清末时期开始设置,在设立之初则开展了蚕桑的养殖试验活动,同时也开始引进国外优良的作物品种进行培育;民国时期,农事实验机构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开展了多项作物选育与栽培试验;1949年至1959年,河南省农事试验活动迎来的大爆发,在育种、作物栽培试验方面成效显着。在农业推广方面,河南省从19世纪初开始大力推广棉花种植,至民国中期,棉花已经成为了河南省的农业支柱产业;在小麦推广种植方面,1924年河南省在实业厅在开封、商丘、信阳、汲县、洛阳等五处各设立省立农事实验机构后,便开展了优良小麦品种的推广种植和小麦的试验;另一方面,1934年河南省5大农林局开展农业推广,取得了较大成效;1949年至1959年河南省的农业推广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河南地区农事实验机构的发展也具有局限性。如缺乏稳定的行政架构,缺乏优秀的农业人才团队,缺乏长期稳定的专项资金支持,缺乏完整的农业推广链条,缺乏稳定的外部环境等。通过本研究,在对1908年至1958年河南农事实验机构设立和发展过程作详细梳理和深入分析外,探讨其发展经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参考意义。如,坚持以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现代农业,加大农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投入,加快农业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完整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立新型的农业推广体系,加强国际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等。
马伟[6]（2018）在《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文中研究指明日本对我国东北的“农业开发”,是通过涉农会社实现的。其中,“东亚劝业会社”“满拓公（会）社”及“大连农事会社”主要从事土地掠取及农业经营、农业移民、农业金融等业务,“东亚劝业会社”“满蒙畜产工业会社”“满洲畜产公（会）社”“满洲猪毛工业会社”等则从事畜产品买卖、加工、输出等业务。1922年设立的“东亚劝业会社”,致力于东北土地、农产品、大米、牛肉等资源的掠取。截至1935年,该会社在“南满洲和东部内蒙古”掠取土地超过13万町,吉东地区95.32万町。其中部分土地改造为水田,以朝鲜佃农为主要劳力,获取稻谷等实物地租,部分旱田租借给我国汉族农民,以货币地租获利。1936年“东亚劝业会社”解散后,水田业务由“鲜满（满鲜）拓殖会社”接收,旱地业务则由满拓公（会）社所承继。截至1941年,“满拓公（会）社”共掠取土地2002万町,相当于日本本土耕地面积的2.2倍。对于如此规模的土地,除一小部分配给日本移民外,剩余绝大部分一方面由该公社直接采用租佃制度进行经营,另一部分则采用“掠夺型经纪”模式,雇佣土地经理人进行管理,这很大程度造成农业收入体系及分配模式混乱。同时,该公社还试图在“满拓区”内推行改良农法,办法是通过改良农具取代东北传统农具,但因数量严重不足而进展缓慢,最终造成该改良农法流于形式。1929年设立的“大连农事会社”,主要在“关东州”进行土地及农产物的垄断业务,并为日本农民迁移东北积累经验,但大规模移民侵略实施后,该会社的作用降低,但依然以租佃的形式对所掠土地进行控制。畜产方面,“九·一八事变”前,“东亚劝业会社”对农业资源的垄断和掠取有所节制,伪满洲国建立后,借助政治优势,始实行行业垄断。1930～1935年,“东亚劝业会社”还一度向日本海军提供东北冷冻牛肉。该会社解散后,畜产业务整合为“满蒙畜产工业会社”,从事肉类屠宰、加工等业务,并专门供应日本海军及关东军。1937年,“满洲畜产会社”获取该工业会社的全部股份,并完全垄断了伪满肉类、皮革、毛皮、羊毛等畜产物的加工、运输、输出等业务。“满蒙毛织会社”主要从事东北羊毛及澳洲细羊毛的深加工业务,并垄断了东北羊毛业务的输入。1943年升格为“满洲畜产公社”后,着重以制定价格的方式控制东北畜产资源。针对日本对我国东北,乃至东亚的殖民,本文以“结构性殖民理论”三大要素三大维度进行解读及理论提升。三大要素包括重农主义、农业移民及“国策会社”,其中,“国策会社”是核心环节,是推行重农主义和农业移民的基础和载体。而涉农会社体现“国策会社”的意志,并助推其农业殖民政策。三大维度是重农主义而非重商主义,规模性的农业移民而非零星的工业、商业移民,“国策会社”而非商业公司。三大维度处于高位,对殖民地的占有、同化及转化为“地理边疆”的可能性将处于高位。否则即处于低位。相较于西班牙、葡萄牙及英国、法国对美洲殖民,日本对我国东北殖民的政策性无疑处于高位。
么红杰[7]（2012）在《内蒙古科技规划研究（1958-200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技发展规划,是政府对未来科技活动进行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体现了政府对科技发展前景及科技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战略预期。从1958年内蒙古自治区科学工作委员会成立以来,内蒙古一直不间断地分阶段进行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研究制定工作。与国家已经制订和实施了8个专门的科技发展规划基本保持一致,内蒙古至今制定和实施了4个科技发展五年计划,3个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对不同时期科技事业的健康稳步发展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回顾自治区成立以来内蒙古科技规划编制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历程,大体上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自治区成立到改革开放（1947—1978）,以“奠定基础,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为目标,迅速建立起了强大的科研基础和完善的科研体系,这期间自治区编制了《内蒙古自治区三年规划八年设想（1960-1967）纲要》；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1963-1972年科技发展规划》。改革开放后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呈现着不同的发展特征。第一阶段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思想和“面向、依靠”的战略方针,努力破除经济与科技脱节的旧体制,先后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七五（1986-1990）”科技发展纲要》；《内蒙古自治区“八五”（1991-1995）科技发展规划》。第二个阶段通过实施“科教兴区”战略,确立“创新、产业化”指导方针,调整科技基础结构,建设区域创新体系。1996年,颁布了《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条例》；在国内较早地提出了建设创新型省区的战略目标,出台了《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内蒙古的决定》、《内蒙古自治区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若干政策》。第三个阶段通过探索具有自治区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努力建设创新型内蒙古,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转变。2006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关于进一步加快科技发展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内蒙古,把向建设创新型内蒙古努力作为面向未来的总体策略。按照“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这一方针,自治区编制了《内蒙古自治区中长期（2006-2020）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五十年来,在国家宏观科技政策的大背景下,内蒙古自治区科技事业顺应经济发展背景、科技发展面对的主要矛盾、科技发展目标任务以及科技工作指导方针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的变化,不断深入认识和正确把握区情,始终以制订、完善、实施科技规划作为科技战略发展的载体,引领科技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努力实现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由“促进”到“支撑”,由“推动”到“引领”的历史性转变。但在科技规划实施过程中,内蒙古仍然存在重设计决策、轻执行评估；重行政指令、轻市场指导；重省市级层面的科技战略、轻旗县级层面等问题。特别是在科技规划实施绩效评估过程中,由于涉及面广、评价原则、方法较难把握、没有专项资金支持等原因,虽然内蒙古在科技发展规划的编制方面投入了大量人、财、物力,但对于科技发展规划后续的执行、执行过程中的评估、评估之后的改进和动态更新与修正,以及何时以何种方式来终结则关注不够,尤其是缺少对科技规划整体实施效果的评估,使得花费了很大精力制订的规划在指导科技实践和进步方面发挥的效力有限。本文在查阅大量资料、内部辑刊等史料的基础上,开创性地综合回顾与总结了内蒙古科技规划五十年的发展历程,这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政策史也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对研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政策史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同时,本文通过借鉴其他区域科技政策绩效评估的理论与方法,基于DEA方法对内蒙古科技规划进行绩效评价,建立内蒙古科技规划绩效评估的可行性路径选择与方法模型,为决策层今后树立开展科技规划绩效评价的理念提供了科学论证和方法选择。根据绩效评价结果,进而提出通过加强科技评估制度建设,明确评估在管理中的作用；建立健全科技评估规章制度和系列评估专业规范,加强评估方法的研究；加强科技评估环境建设,系统地研究科技评估的组织管理等措施加快内蒙古科技规划评价体系构建步伐的建议。
刘鑫渝[8]（2011）在《土地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以新疆新源县为例》文中认为本研究以建国后土地制度变迁为着眼点,探讨哈萨克牧区社会在土地变革中的土地实践。由于自然条件、生产资料的差异与技术手段选择的不同,中国游牧地区的土地实践与内地农村存在着较大差异。民主改革以前,牧区牧地公有,即为部落、氏族共有,但实质上草场所有权归部落贵族、头人所有。而牧业民主改革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公营,牲畜私有私营。新疆草原的民族公有制延续了大约6年（1952～1958）。这6年中,牧民对自己的草牧场可以全面地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牧业互助组和初级合作化阶段未触动草原集体所有和牲畜家庭经营的根基,符合哈萨克族游牧社会互帮互助抵御自然灾害和外族侵略的传统,受到了牧民的普遍欢迎,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尽管牧业初级合作社是对互助组的替代,但在初期牧场集体所有,牲畜私有,牧民拥有比较充分的退出权,且退出的自由度与合作社的经营风险呈正相关。牧民不仅可以实施对合作社的监督,使管理者改善制度绩效,还可以参与对合作社的监督,对于社员来说,拥有较完整的退出权意味着有完整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初级社既成功地分割了部分私有产权,又通过给予社员较完善的退出权,有效化解初级社解散的风险。人民公社化实行草原全民所有,牲畜集体所有。变牲畜家庭个体经营为集体统一经营,加上国家控制商业和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牧民没有退社自由,降低了劳动的机会成本以维持牲畜及畜产品生产的低成本,也迫使牧民放弃了可能的边际生产和可能取得的边际收益。牲畜及畜产品国家征购及诸如关闭集市、限制区域交换等一系列规则,剥夺了牧民对其产品——牧业剩余价值的支配权。草原集体所有和集体经营,牲畜集体所有,牧民不再是独立的经济单元。人民公社时期,国家权力全面侵入农村。对单个牧民来讲,草原和牲畜都是一种公共物品,他不拥有相对于其它成员的对土地和牲畜的排他性使用、转让、收益和处置权,牧民土地和牲畜产权都出现“残缺”。人民公社、大跃进、公共食堂、牧业学大寨、牧民定居是与土地制度相伴生的国家自上而下理性设计的社会改造工程。这些体现了控制与改善逻辑的社会工程通过重新设计力图使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与清晰,以便更加有效地对公共和私人领域进行治理。这些项目始于官僚知识分子、革命精英作为“立法者”的远大抱负和无限雄心,他们不仅主张“人为自然立法”,而且主张通过行动来对自然界或整个社会秩序进行彻底和理性的改造;而在这种雄心的背后,则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知识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以及对自然甚至人类本性的控制能力的超强自信。“致命的自负”注定要走向失败。即使失败了的项目也并非没有任何积极的成效。我们是各种现代化项目的受益者,改善的目的本意是良善的,关键在于如何改善。是把自然和社会改造为容易被国家识别和控制的清晰而又简单的对象,还是站在人民的角度关心和改善人民的福祉。国家将建基于农耕社会的土地制度实施于牧区是国家强力推行下的简单化实践。在这一实践中牧民成了没有性别、传统和价值、特定个性的异常抽象的可以互换的个体。这种简单化设计因为忽视了牧民的生存传统、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而遭遇失败。草原生态恶化与牧民生计两难困境成为新项目实施的挚肘。为了避免仍然存活着的“国家乌托邦”,需要在牧区现代化现实路径选择的实施中,关注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文化、注重项目谨慎推进、规划要有弹性,利用互助传统建设“新公共性”,建立完善的牧民参与机制。
易新涛[9]（2009）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是指由政府、社会公共组组织和广大农民集体供给,农民都能公平、普遍享用,以保证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之基本需要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人民公社时期,以农村集体经济为基础和依托,国家必要投入和农民参与为补充,国家、集体、农民共同为广大农村提供了农业生产基本建设、文化教育、合作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它马克思主义农村公社思想的实践和丰富,是党和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益探索,特色鲜明,又存有不足。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尽管这些制度设计早已成为不复存在,但是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本文首先从中外思想宝库中搜寻和分析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并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追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沿革；然后,横向展开,具体研究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农村文化教育、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会保障等主要基本公共服务；最后,从宏观上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进行总结性思考,分析它的主要特点,评价它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它的局限性,以及对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并使之均等化的启示。本文分三大部分八个章。第一部分即第一到三章,主要是绪论、理论渊源和历史溯源；第二部分即第四到七章,分章论述主要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第三部分即第八章和结束语,总体分析其主要特点、地位和作用、局限性和对当今的启示。第一章是绪论。主要提出了选题的缘由,分析了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阐释了相关概念,提出了本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框架,并对本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作了一些说明。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即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有关未来社会的设想、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计（共产主义社会理论和农村公社理论）、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主要是列宁的农业公社理论和合作社理论、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大同、均平思想。第三章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历史溯源及其概述。本文简要考察封建王朝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民国时期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乡村建设运动、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互助合作运动中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结合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分析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时代背景,概述性地介绍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第四章主要论述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围绕“农业八字宪法”,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集体和农民共同努力,为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即治理江、河、湖、海,大兴水利工程；改良土壤,治理水土流失；推进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化学化和电力化；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建立推广服务体系,提供农业气象服务,以及建设农村公路,发展邮电事业等。本文最后对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进行了总体评价。第五章着重论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本文分别从基础教育、扫盲和业余教育、职业教育三个方面,逐一阐述了各自的体系、内容、形式,以及民办教师问题,并对农村文化教育进行了总体评价。第六章围绕“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医疗卫生方针,着重论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主要包括：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沿革、组织体系和队伍建设、主要服务内容等。最后,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进行了一些分析。第七章着重阐述了人民公社时期以集体保障为主、国家保障为辅的农村社会保障。在回顾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历史沿革的基础上,思考了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包括农村社会优抚、灾荒赈济、贫困救助、“五保户”供养、麻风病人医治、回乡精简职工救济、下乡知识青年安置等,并对此进行了总体评价。第八章从宏观上阐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作用和意义、局限性及其原因,以及对当今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启示。最后是结束语,在回顾本文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本文研究的不足和尚未研究的问题,并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后续研究提出了一些设想。
詹志华[10]（2009）在《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科学史学史以科学史学为研究对象,其主要任务是探寻中国科学史学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揭示它的未来发展方向。其涉及的范围和内容甚广,包括中国科学史学自身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包括它与其他学科及社会的关系等。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不仅可以促进科学史学科以及与之相关学科的发展,而且可以唤醒人们对科学史学事业的关注、促进科学与人文的沟通和融合,甚至还有利于科学的创新。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即史学性与对应性相统一的原则、连续性与间断性相统一的原则、整体性与层次性相统一的原则、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原则。在方法上,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既要运用到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如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归纳法和演绎法、分析法和综合法、历史比较法等,还要运用到许多其他的方法,如统计方法、计量方法、移植法、历时分析与移时分析方法,以及具体研究上的分期、分类及其分层研究的方法,等等。中国科学史学,既包括中国大陆地区的科学史学,亦包括中国其他地区的科学史学。论文从史学的角度,对中国大陆地区科学史学的萌芽、开创、初步发展、调整与繁荣以及深入发展等不同的时期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论文还从机构、团体、会议、刊物、论着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大陆科学史学的发展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其中在对会议和论着的梳理,又分为综合史、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天文学史、地理学史、生物学史、医学史、农学史、技术史等方面予以分类研究。在此基础上,论文对中国大陆地区科学史学事业的各个领域存在的发展难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并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台湾地区的科学史学经历了开创、低谷、转机、兴起与繁荣发展等阶段。论文对这几个阶段台湾地区科学史学发展的状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并对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机构、团体、刊物、论着亦进行较为详细梳理与介绍。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论文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科学史学史与包括中国科学史、中国史学史在内的历史学科,中国哲学与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关系,突出其研究的学术价值。论文还阐述了科学史学与科学创新的关系,主要论述了科学史学与科学发现、科技发明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其研究的社会影响。最后,论文把中国科学史学的发展置身于世界背景下,进行重新审视。在对国外科史学发展历程与国外中国科学史学状况进行必要梳理的前提下,探讨它们对中国科学史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并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科学史学的发展问题。
二、内蒙古农业科技大事记(三十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内蒙古农业科技大事记(三十五)（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材料 |
| 五、理论方法 |
| 六、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豫北地理与治理关系格局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 |
| 第二节 历史地理 |
| 第三节 经济地理 |
| 第四节 人文地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协同共治—国家治理视域下的豫北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认同培育—现实需求与文化建造 |
| 一、王朝统治正统性的构建 |
| 二、《圣谕广训》与清代社会治理思想的构建 |
| 三、祭祀与国家认同的构建 |
| 四、祭祀、表彰与伦理道德思想的构建 |
| 五、国家认同的瓦解与重塑 |
| 第二节 礼法并重—礼法与社会秩序体系的构建 |
| 一、“礼法”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 |
| 二、教育教化引导体系的构建 |
| 第三节 剿抚兼施—军事功能与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威慑镇压的治理策略 |
| 二、军事信息渠道的构建 |
| 第四节 保障民生—公共事务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税收保障体系的完善与构建 |
| 二、黄河的治理与民生 |
| 三、社会救助及民生 |
| 第五节 信仰引导—宗教信仰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一、宗教信仰的治理功能 |
| 二、邪教信仰的社会治理 |
| 三、传教士问题治理思想的演变 |
| 小结 |
| 第三章 实践落实—县级政府领导下的豫北基层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牢筑根基—县级组织机构的基本构成 |
| 一、县官的铨选及职能 |
| 二、县级机构的组成及职能 |
| 第二节 建设格局—社会公共事务治理 |
| 一、水利治理实践 |
| 二、仓储制度与灾荒防治 |
| 三、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 |
| 第三节 基层组织—社会治安与赋税征收 |
| 一、保甲制度与权力渗透 |
| 二、赋税征收与民间社会 |
| 第四节 崇德重礼—教化体系与治理实践 |
| 一、学校教化机制 |
| 二、社会教化机制 |
| 第五节 敬天为民—官员祭祀与官民关系 |
| 一、地方官员祭祀 |
| 二、调解纠纷维护社会治安 |
| 三、传教士与豫北社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自治—豫北民间社会中的自治机制 |
| 第一节 自治主体—基层社会的自治效能 |
| 一、士绅权威与基层社会 |
| 二、宗族制度的功能 |
| 三、会首的社会治理作用 |
| 四、乡村乡约自治 |
| 第二节 以农为本—乡村经济的发展 |
| 一、粮食生产与社会稳定 |
| 二、乡村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
| 第三节 文化惯习—民间教化信仰的社会治理功能 |
| 一、社会教化机制 |
| 二、民间信仰活动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原因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灾害的研究 |
| 1.2.2 陕北地区自然灾害的研究 |
| 1.3 研究目标、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收集、处理 |
| 1.4.1 研究区概况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收集:数据来源与数据整理 |
| 1.4.4 数据处理 |
| 第二章 陕北地区明代不同种类自然灾害时空特征 |
| 2.1 旱灾 |
| 2.1.1 年份分布 |
| 2.1.2 年份分布的连续性特点 |
| 2.1.3 季节和月份分布 |
| 2.1.4 周期特征 |
| 2.1.5 M-K检验与突变分析 |
| 2.1.6 空间分布 |
| 2.2 洪涝灾害 |
| 2.2.1 年份分布 |
| 2.2.2 季节和月份分布 |
| 2.2.3 周期特征 |
| 2.2.4 M-K检验与突变分析 |
| 2.2.5 空间分析 |
| 2.3 地质灾害 |
| 2.3.1 年份、季节分布 |
| 2.3.2 空间分布 |
| 2.4 寒冻低温灾害 |
| 2.4.1 年份、季节分布 |
| 2.4.2 空间分布 |
| 2.5 雹灾 |
| 2.5.1 年份、季节分布 |
| 2.5.2 空间分布 |
| 2.6 虫灾 |
| 2.6.1 年份、季节分布 |
| 2.6.2 空间分布 |
| 2.7 风灾、疫灾及其他灾异 |
| 2.7.1 风灾 |
| 2.7.2 疫灾 |
| 2.7.3 其他灾异 |
| 2.8 饥荒 |
| 2.8.1 导致饥荒的自然灾害种类分析 |
| 2.8.2 饥荒的年际分布 |
| 2.8.3 周期特征 |
| 2.8.4 M-K检验与突变分析 |
| 2.8.5 空间分布 |
| 2.9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总体时空特征及特点 |
| 3.1 自然灾害总体时空特征 |
| 3.1.1 自然灾害的时间分布 |
| 3.1.2 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 |
| 3.2 自然灾害特点 |
| 3.2.1 自然灾害种类多,旱灾为首要灾害类型 |
| 3.2.2 发生频率高,受灾面积广 |
| 3.2.3 灾害发生时间不均衡 |
| 3.2.4 灾害发生空间不均衡 |
| 3.2.5 多灾并发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关联及多灾种耦合特征 |
| 4.1 自然灾害关联特征 |
| 4.1.1 自然灾害关联特征分析 |
| 4.1.2 气象灾害关联性及多灾种耦合时间特征 |
| 4.1.3 气象灾害与饥荒、疫灾与虫灾的关联性 |
| 4.2 自然灾害多灾种耦合的时空特征 |
| 4.2.1 自然灾害多灾种耦合的时间特征——灾害群发 |
| 4.2.2 自然灾害多灾种耦合的空间特征——灾害群聚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原因分析 |
| 5.1 自然要素 |
| 5.1.1 气候因素 |
| 5.1.2 地貌因素 |
| 5.2 人类社会 |
| 5.2.1 人口数量变化 |
| 5.2.2 土地开发利用 |
| 5.2.3 社会脆弱程度 |
| 5.3 生态环境 |
| 5.3.1 历史时期陕北地区生态环境概况 |
| 5.3.2 陕北地区明代生态环境恶化 |
| 5.4 对自然灾害与自然要素、人类社会、生态环境关系的梳理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的社会影响 |
| 6.1 对人口的影响 |
| 6.1.1 人口数量减少 |
| 6.1.2 人口迁移与流民 |
| 6.1.3 灾民生活质量、健康状况低下 |
| 6.2 对经济的影响 |
| 6.2.1 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
| 6.2.2 对商业经济的影响 |
| 6.3 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
| 6.3.1 冲击社会伦理 |
| 6.3.2 破坏社会秩序,造成社会动荡 |
| 6.4 对文化的影响 |
| 6.4.1 灾害相关的信仰 |
| 6.4.2 灾害相关的民俗行为 |
| 6.4.3 灾害对建筑、城市建设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可能的启示 |
| 7.3 创新之处 |
| 7.4 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4）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河南农事试验机构的发展（1908-195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农业改良研究文献综述 |
| 1.3.2 农事试验机构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方法 |
| 2 清末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设置 |
| 2.1 河南农事实验机构设置的背景 |
| 2.1.1 农业发展滞后 |
| 2.1.2 外国经济入侵 |
| 2.1.3 西学东渐浓厚氛围 |
| 2.1.4 政府基于改变困境的改良运动 |
| 2.1.5 地方官员对于农业改良运动的重视与支持 |
| 2.2 清末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组织架构 |
| 2.2.1 清末河南农业行政机关的设置 |
| 2.2.2 清末河南农业事业机构的设置 |
| 2.3 清末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业务活动情况 |
| 3 民国时期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发展 |
| 3.1 民国时期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组织架构 |
| 3.1.1 民国时期河南农业行政机关的设置 |
| 3.1.2 民国时期河南农业事业机构的设置 |
| 3.2 民国时期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规模发展概况 |
| 3.2.1 场地数量及规模扩大 |
| 3.2.2 经费投入增加 |
| 3.2.3 业务人员增多 |
| 3.3 民国时期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业务活动情况 |
| 3.3.1 农事试验与作物品种改良试验业务 |
| 3.3.2 农业推广业务 |
| 3.3.3 农业调查活动 |
| 3.4 民国时期河南农事实验场的发展成效 |
| 3.5 民国战乱时期河南农事实验场的停滞发展 |
| 4 建国初期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发展与改制 |
| 4.1 建国初期农事实验机构的组织架构 |
| 4.1.1 建国初期河南农业行政机关的设置 |
| 4.1.2 建国初期河南农业事业机构的设置 |
| 4.2 农事实验场的场地接收、整合和改建活动 |
| 4.3 建国初期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业务活动情况 |
| 4.3.1 农事试验与作物品种改良试验业务 |
| 4.3.2 农业推广业务 |
| 4.3.3 农业调查活动 |
| 4.4 建国初期农事实验场的发展成效 |
| 5 河南农事实验机构发展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
| 5.1 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发展成效 |
| 5.2 河南农事实验机构的发展局限性 |
| 5.2.1 缺乏稳定的行政架构 |
| 5.2.2 缺乏优秀的农业人才团队 |
| 5.2.3 缺乏长期稳定的专项资金支持 |
| 5.2.4 缺乏完整的农业推广链条 |
| 5.2.5 缺乏稳定的外部环境 |
| 5.3 河南农事实验机构对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参考意义 |
| 5.3.1 坚持以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现代农业 |
| 5.3.2 构建完整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
| 5.3.3 加强国际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 |
| 6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图 |
（6）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局限 |
| 三、研究方法、所用概念及史料解析 |
| 四、创新之处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设立的历史及资源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口政策及农业移民 |
| 第二节 “日本之满蒙特殊地位”产生的思想根源 |
| 第三节 我国东北的农业资源禀赋及其特点 |
| 第四节 日本涉农会社及其主要功能 |
| 第二章 “东亚劝业会社”及其对“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农业资源“开发” |
| 第一节 “东亚劝业会社”的设立及股权变动 |
| 第二节 1906～1922年日人的土地盗买 |
| 第三节 “东亚劝业会社”的土地掠取活动 |
| 第四节 “东亚劝业会社”的农业经营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满拓公社”所控土地管理及农耕技术 |
| 第一节 土地经理人制度与“满拓区掠夺型经纪”模式 |
| 第二节 农具与东北垄作耕法 |
| 第三节 “北满改良农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连农事会社”对“关东州”农业资源掠取 |
| 第一节 “大连农事会社”的设立及农业移民 |
| 第二节 “大连农事会社”的土地掠取 |
| 第三节 日本移民的农业经营及“大连农事会社”的地租收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满洲畜产会社”对东北畜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
| 第一节 东北畜产资源数量考析 |
| 第二节 “东亚劝业会社”“满蒙畜产工业会社”对畜牛资源的掠取 |
| 第三节 “满蒙毛织会社”的设立及对东北羊毛资源的垄断 |
| 第四节 东北猪的养殖及日人对猪毛资源的控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对日本涉农会社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结构性殖民理论”的构建及日本式殖民的特点 |
| 第二节 “国策会社”满铁关系会社及其涉农机构 |
| 第三节 日本涉农会社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 |
| 结语 |
| 附录一 东北古今县名对照表 |
| 附录二 日本在中国东北“农业开发”大事记 |
| 附录三 东三省各县及“关东州”农作物种植面积及产量 |
| 附录四 东三省各县家畜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7）内蒙古科技规划研究（1958-200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理论层面 |
| 1.1.2 现实层面 |
| 1.2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我国宏观科技政策的研究综述 |
| 1.3.2 科技政策理论研究综述 |
| 1.3.3 区域科技政策研究综述 |
| 1.3.4 科技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研究综述 |
| 1.3.5 少数民族科技政策研究综述 |
| 1.3.6 内蒙古科技规划、政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的创新与特色 |
| 第二章 建国初期,内蒙古开始全面规划科技事业 |
| 2.1 国家确定集中科技资源解决经济建设关键问题的政策 |
| 2.1.1 “十二年”科技规划 |
| 2.1.2 《科研工作十四条》和《十年规划》 |
| 2.2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科学发展规划《三年规划八年设想(1960——1967)纲要》 |
| 2.3 内蒙古自治区《1961——1962年科技发展纲要》和《1963---1972年科技发展规划》 |
| 第三章 内蒙古科技事业迎来“科学的春天”,科技规划更加注重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
| 3.1 国家以经济为导向的科技战略确立 |
| 3.1.1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 |
| 3.1.2 以经济为导向的科技战略的确立——迎接新的世界产业革命的挑战 |
| 3.1.3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
| 3.2 内蒙古科技事业从瘫痪到恢复 |
| 3.2.1 建国以来自治区召开的第一次科学大会 |
| 3.2.2 自治区科技工作进入全面快速恢复发展时期 |
| 第四章 科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内蒙古面向经济建设纵深部署三个层次科技计划 |
| 4.1 国家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加速科技进步 |
| 4.1.1 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 |
| 4.1.2 “科教兴国”战略确立 |
| 4.2 内蒙古开始实施“八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科技三项改革稳步推进 |
| 4.2.1 内蒙古科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 |
| 4.2.2 科研机构事业费管理和科技三项费用的拨款制度改革政策 |
| 4.2.3 技术市场管理体系基本形成,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成果丰硕 |
| 4.2.4 农村牧区科技综合服务体系初步建立 |
| 4.2.5 民办科技机构崭露头角,成为科技改革新的“生力军” |
| 4.3 内蒙古面向经济建设纵深部署3个层次科技计划 |
| 4.3.1 星火计划与振兴农村经济 |
| 4.3.2 火炬计划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
| 4.3.3 攻关计划 |
| 4.3.4 其它相关配套科技计划与政策 |
| 第五章 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内蒙古 |
| 5.1 国家确立以创新为主线的科技政策 |
| 5.1.1 自主创新战略的提出 |
| 5.1.2 科技人才体系不断完善 |
| 5.2 科技计划集中集成,六大领域重点突破,自治区全面推进“科教兴区”战略 |
| 5.3 建立新型科研结构和区域创新体系 |
| 5.3.1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总体框架及科研结构调整实施方案的出台 |
| 5.3.2 科研机构转制攻坚战 |
| 5.3.3 全区技术创新大会 |
| 5.3.4 构建区域技术创新体系 |
| 5.4 新世纪之初科技基础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
| 5.4.1 科技生产力布局136程 |
| 5.4.2 科技计划5226体系 |
| 5.4.3 建设创新型内蒙古,从“科教兴区”到“科技强区”转变 |
| 5.4.4 科技政策规划体系 |
| 5.4.5 科技投资结构 |
| 第六章 内蒙古科技发展的经验与反思 |
| 6.1 内蒙古科技事业五十年(1958-2008)的发展 |
| 6.2 值得借鉴的几条经验 |
| 6.2.1 以科技规划引领科技战略发展,不断优化科技发展环境 |
| 6.2.2 加快原始创新步伐,充分发挥传统特色产业先发优势 |
| 6.2.3 通过技术进步重大项目推进,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 |
| 6.2.4 全力打造特色创新平台,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取得显着成效 |
| 6.2.5 强化高层次引进和培养,实现科技资源的跨区域配置 |
| 6.3 有待反思的几个问题 |
| 6.3.1 科技政策与宏观政策关联度大,宏观政策的偏差易致科技政策的盲动 |
| 6.3.2 科技投入水平低,科技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受到制约 |
| 6.3.3 研究开发能力仍然不高,关键技术自给率低 |
| 6.3.4 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不强,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受制约 |
| 6.3.5 人才队伍整体水平不高,严重制约创新能力的发挥 |
| 6.3.6 科技创新制度与环境不健全影响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 |
| 6.4 今后的发展思路及对策建议 |
| 6.4.1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科技投入宏观体系 |
| 6.4.2 在加大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全面开展研发平台和产业化载体的升级工作 |
| 6.4.3 推动激励自主创新各项政策的落实,加快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 |
| 6.4.4 强化人才引进与培养,提高科技人才队伍整体水平 |
| 6.4.5 加强国际国内科技合作 |
| 6.4.6 以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大科技观，整体推动科技资源向农村牧区延伸 |
| 第七章 内蒙古科技规划绩效评价 |
| 7.1 科技评价综述 |
| 7.1.1 科技评价的范畴和主要方法 |
| 7.1.2 我国科技评价的发展 |
| 7.2 内蒙古科技评价现状 |
| 7.3 以“十一五”为例,基于DEA方法对内蒙古科技规划进行绩效评价 |
| 7.3.1 决策单元的界定与评价指标的选择 |
| 7.3.2 样本归集 |
| 7.3.3 样本运算及分析 |
| 7.4 内蒙古科技规划评价体系构建的建议 |
| 7.4.1 加强科技评估制度建设,明确评估在管理中的作用 |
| 7.4.2 加强对评估方法的研究,建立健全科技评估专业规范 |
| 7.4.3 系统研究科技评估的组织管理,统筹科技评估环境建设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土地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以新疆新源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缘起 |
| 1.2 牧区社会研究的知识谱系 |
| 1.2.1 关于游牧社会的研究 |
| 1.2.2 土地制度变迁与乡村社会的研究 |
| 1.2.3 研究的贡献与缺憾 |
| 1.3 典型个案、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3.1 个案简介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资料来源 |
| 第2章 本研究的理论资源、概念和分析框架 |
| 2.1 牧区社会：边缘社会研究的切入点 |
| 2.1.1 土地改革与牧区社会 |
| 2.1.2 土地制度变迁：牧区社会研究的新视角 |
| 2.2 相关理论资源 |
| 2.2.1 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与“失败的逻辑” |
| 2.2.2 F·A·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与“限制国家权力” |
| 2.2.3 何·彼特的“空制度”理论 |
| 2.2.4 诺思的“制度及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 |
| 2.3 核心概念界定 |
| 2.3.1 土地制度 |
| 2.3.2 土地制度变迁 |
| 2.3.3 牧区社会 |
| 2.4 基本观点与基本思路 |
| 2.4.1 本研究的基本观点 |
| 2.4.2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 |
| 2.5 论文结构 |
| 第3章 哈萨克族群背景与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演进 |
| 3.1 哈萨克族群的历史演进 |
| 3.1.1 清代以降哈萨克族群的历史演进 |
| 3.1.2 牧区民主改革时期的哈萨克族群 |
| 3.1.3 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的哈萨克族群 |
| 3.1.4 草原承包时期的哈萨克族群 |
| 3.2 哈萨克牧区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演进 |
| 3.2.1 清代以降哈萨克族群的土地制度 |
| 3.2.2 民主改革时期的草原民族公有制 |
| 3.2.3 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哈萨克牧区的土地制度 |
| 3.2.4 草原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共存时期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民主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 4.1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民主改革 |
| 4.1.1 新疆哈萨克牧区的民主改革 |
| 4.1.2 新源县哈萨克牧区民主改革 |
| 4.1.3 草原民族公有：关照地方性的土地实践 |
| 4.2 牧业合作化时期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 4.2.1 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渊源 |
| 4.2.2 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性设计 |
| 4.2.3 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路 |
| 4.3 牧业人民公社时期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 4.3.1 大跃进和牧业人民公社：激进现代主义的牧区实践 |
| 4.3.2 公共食堂：牧民生活方式的乌托邦实践 |
| 4.3.3 阶级斗争：历史与传统的决裂 |
| 4.3.4 牧业学大寨：激进现代化意识的表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土地承包责任制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 5.1 牧业生产责任制下草原改革的时间序列 |
| 5.1.1 家庭承包牧区实践的开端（1978-1984 年） |
| 5.1.2 家庭承包牧区实践的深化（1985-1991 年） |
| 5.1.3 从国家战略出发的产业调整（1992-2001 年） |
| 5.1.4 草原制度改革的战略转型期（2002 年以后） |
| 5.2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草原产权制度及其变迁 |
| 5.2.1 《草原法》符号化背景下的草原产权 |
| 5.2.2 牧区草原产权制度 |
| 5.2.3 新疆哈萨克牧区草原产权制度的变迁及启示 |
| 5.2.4 草原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与法律期望 |
| 5.3 牧民定居：强制村庄化运动 |
| 5.3.1 哈萨克游牧社会的终结 |
| 5.3.2 哈萨克牧民定居的运作逻辑 |
| 5.3.3 牧民定居模式的考量：以新源县为个案 |
| 5.3.4 游牧定居的生态后果 |
| 5.4 草原承包：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生计的两难 |
| 5.4.1 草原生态状况：忽略牧民生存逻辑的土地实践结果 |
| 5.4.2 草原承包：草原生态退化根本原因 |
| 5.4.3 草原管理制度对牧民生计的影响 |
| 5.4.4 兼顾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生计的相关措施 |
| 5.5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 |
| 5.5.1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结构分化 |
| 5.5.2 哈萨克牧区的社会整合 |
| 5.5.3 草原承包制后哈萨克牧区社会的变迁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现牧区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
| 6.1 牧区现代化的现实路径 |
| 6.1.1 哈萨克牧区现代化现状 |
| 6.1.2 社会主义新牧村建设的现实路径 |
| 6.1.3 社会主义新牧村建设状况 |
| 6.1.4 社会主义新牧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
| 6.2 牧区现代化与哈萨克牧民的现代化 |
| 6.2.1 新牧村建设与人的现代化 |
| 6.2.2 哈萨克牧民的综合素质状况 |
| 6.2.3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牧民 |
| 6.2.4 新牧村建设与农牧民权益保障 |
| 6.3 新牧村建设与草原生态保护 |
| 6.3.1 明晰草原产权与草原生态保护 |
| 6.3.2 新牧区建设中草原生态保护的措施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相关学术成果 |
（9）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缘起 |
| 1.2 选题的意义 |
| 1.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1.3.1 人民公社问题的相关研究 |
| 1.3.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问题的相关研究 |
| 1.3.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研究 |
| 1.4 相关概念阐释 |
| 1.4.1 公社、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时期 |
| 1.4.2 服务、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1.5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主要框架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主要框架 |
| 1.6 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6.1 重点 |
| 1.6.2 难点 |
| 1.6.3 创新点 |
| 第二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 |
| 2.1 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
| 2.2 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计 |
| 2.2.1 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 |
| 2.2.2 农村公社理论 |
| 2.3 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
| 2.3.1 列宁的农业公社理论、合作社理论 |
| 2.3.2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 |
| 2.4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大同、均平思想 |
| 2.4.1 民本思想 |
| 2.4.2 大同思想 |
| 2.4.3 均平思想 |
| 第三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历史溯源及其主要内容 |
| 3.1 封建王权时代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1.1 建设农田水利 |
| 3.1.2 修筑道路、桥梁和渡口 |
| 3.1.3 救灾备荒,扶贫济困,养老抚幼 |
| 3.2 民国时期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2.1 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2.2 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中的基本公共服务 |
| 3.2.3 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的基本公共服务 |
| 3.3 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3.1 农田水利建设的逐步展开 |
| 3.3.2 农村文化教育体系的逐步形成 |
| 3.3.3 农村合作医疗的萌芽 |
| 3.3.4 由自我保障向集体保障的转变 |
| 3.4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时代背景 |
| 3.4.1 社会主义国家赶超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浪潮 |
| 3.4.2 农业的"大跃进"运动 |
| 3.5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 |
| 第四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 |
| 4.1 治理江河湖海,大兴水利工程 |
| 4.1.1 治理江河,开沟挖渠 |
| 4.1.2 开挖机井,发展机电排灌 |
| 4.1.3 加固堤防,发展小型水利 |
| 4.2 改良土壤,治理水土流失 |
| 4.2.1 治理盐碱地 |
| 4.2.2 排涝减渍 |
| 4.2.3 治理水土流失 |
| 4.3 推进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化学化和电力化 |
| 4.3.1 开展农业机械化运动 |
| 4.3.2 兴办农村工业 |
| 4.3.3 扩大化肥、农药生产,发展农村小水电站 |
| 4.4 发展农业科学技术,提供农业科技和气象服务 |
| 4.4.1 发展农业技术研究 |
| 4.4.2 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
| 4.4.3 开展农业气象服务 |
| 4.5 修筑农村公路,发展邮电事业 |
| 4.5.1 修筑农村公路 |
| 4.5.2 发展邮电事业 |
| 4.6 对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总体评价 |
| 4.6.1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积极作用 |
| 4.6.2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局限 |
| 第五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 |
| 5.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历程 |
| 5.1.1 农村文化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
| 5.1.2 农村文化教育的停滞与破坏 |
| 5.1.3 农村文化教育新局面的开始 |
| 5.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础教育 |
| 5.2.1 农村基础教育的统一体系 |
| 5.2.2 农村基础教育的实施 |
| 5.2.3 农村基础教育中的民办教师 |
| 5.3 农村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 |
| 5.3.1 农村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体系 |
| 5.3.2 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 |
| 5.3.3 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 |
| 5.4 农村职业教育 |
| 5.4.1 农业中学的创办与发展 |
| 5.4.2 半工(农)半读职业学校的创办 |
| 5.4.3 职业中学的恢复和发展 |
| 5.5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总体评价 |
| 5.5.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积极作用 |
| 5.5.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局限 |
| 第六章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 |
| 6.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沿革 |
| 6.1.1 农村合作医疗的探索 |
| 6.1.2 合作医疗制度的普及 |
| 6.1.3 合作医疗制度的式微 |
| 6.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组织体系和队伍建设 |
| 6.2.1 农村合作医疗的三级组织体系 |
| 6.2.2 医疗队伍的建设与形成 |
| 6.2.3 赤脚医生的出现与成长 |
| 6.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主要服务内容 |
| 6.3.1 开展卫生宣传和爱国卫生运动 |
| 6.3.2 实施医疗救治和预防接种 |
| 6.3.3 坚持"三土"、"四自",发展中医中药事业 |
| 6.3.4 开展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工作 |
| 6.4 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评价 |
| 6.4.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作用 |
| 6.4.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局限 |
| 第七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 |
| 7.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沿革 |
| 7.1.1 以集体保障为主、国家保障为辅的农村社会保障 |
| 7.1.2 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村社会保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7.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方式 |
| 7.2.1 农村社会优抚 |
| 7.2.2 灾荒赈济 |
| 7.2.3 农村社会贫困救助 |
| 7.2.4 "五保户"供养 |
| 7.2.5 麻风病人救治 |
| 7.2.6 回乡的精简退职职工救济 |
| 7.2.7 下乡知识青年安置 |
| 7.3 对人民公社时期社会保障的总体评价 |
| 7.3.1 人民公社时期社会保障的积极作用 |
| 7.3.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局限 |
| 第八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意义与作用、局限性及其对当代启示 |
| 8.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 |
| 8.1.1 供给主体的多元性 |
| 8.1.2 供给决策的单向性 |
| 8.1.3 服务内容的广泛性 |
| 8.1.4 筹资渠道的多重性 |
| 8.1.5 供给方式的计划性和强制性 |
| 8.1.6 价值理念的均等性 |
| 8.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意义与作用 |
| 8.2.1 马克思主义农村公社思想的实践、丰富和发展 |
| 8.2.2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次有益尝试 |
| 8.2.3 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支持"工业优先"战略的实施 |
| 8.2.4 满足了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
| 8.2.5 化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 |
| 8.2.6 提高农民思想文化素质,营造了良好社会风气 |
| 8.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缺陷和不足及其原因 |
| 8.3.1 城乡失调严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低 |
| 8.3.2 各地之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 |
| 8.3.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缺乏长期稳定的发展过程,具有浓厚的运动色彩 |
| 8.3.4 缺乏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供给脱离了农民的实际需要 |
| 8.3.5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 |
| 8.4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
| 8.4.1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着眼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
| 8.4.2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
| 8.4.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确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化供给主体 |
| 8.4.4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形成便捷高效的运行机制 |
| 8.4.5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完善需要一个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Abstract 绪论 一、科学史学史及其研究概况 二、中国科学史学史的研究对象 三、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的价值 四、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的方法 五、本文的思路与创新之处 第一章 |
| 中国大陆地区科学史学史概述 第一节 |
| 大陆地区科学史学的发展历程 第二节 |
| 大陆地区科学史学机构和团体选介 第三节 |
| 大陆地区科学史学会议、刊物选介 第四节 |
| 大陆地区科学史学论着选介 第五节 |
| 大陆地区科学史学之展望 第二章 |
| 中国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
| 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开创及早期研究 第二节 |
| 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低谷、转机与兴起 第三节 |
| 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建制与繁荣 第三章 |
| 中国科学史学史与相关学科 第一节 |
| 中国科学史学史与历史学科 第二节 |
| 中国科学史学史与传统哲学 第三节 |
| 中国科学史学史与科学哲学 第四节 |
| 中国科学史学史与科学社会学 第四章 |
| 科学史学与科学创新 第一节 |
| 科学史学的创新意蕴 第二节 |
| 科学史学与科学发现 第三节 |
| 科学史学与科技发明 第五章 |
| 境外科学史学发展概况 第一节 |
| 国外科学史学的发展历程 第二节 |
| 境外科学史学的组织与会议 第三节 |
| 国外科学史学的文献与刊物 第六章 |
| 走向世界的中国科学史学 第一节 |
| 境外的中国科学史学 第二节 |
| 国外科学史学之借鉴意义 第三节 |
| 中外科学史学交流之途径 第四节 |
| "全球化"与中国科学史学 结束语 参考文献 后记 |
四、内蒙古农业科技大事记(三十五)（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 高世伟. 河北大学, 2021(09)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原因与影响研究[D]. 党群. 陕西师范大学, 2020(02)
- [4]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河南农事试验机构的发展（1908-1958）[D]. 孟珈蒂. 华南农业大学, 2019(02)
- [6]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D]. 马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5)
- [7]内蒙古科技规划研究（1958-2008）[D]. 么红杰.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2(07)
- [8]土地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以新疆新源县为例[D]. 刘鑫渝. 吉林大学, 2011(08)
- [9]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D]. 易新涛. 武汉大学, 2009(05)
- [10]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D]. 詹志华. 厦门大学, 2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