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广播影视科技创新大思路与大动作(论文文献综述)
陈晓[1](2019)在《跨文化语境下的国产商业电影研究(2002-2017)》文中提出本文将国产商业电影置于产业研究、文本研究、文化研究的交叉视野之中,在电影史、电影理论及电影批评的框架下,旨在厘清2002-2017年国产商业电影的纷繁面貌。首先,在时间上对其进行微观层面的断代划分,历时考察国产商业电影的生发环境及流变状况。第二,结合“本土性”表达及“国际化”表达两条共时线索,力图解释国产商业电影生成、变化、发展的主体因素,勾画出该领域范畴内丰富立体的文化图景。第三,综合实证研究方法,尝试以跨文化视角透视国产商业电影的输出问题,并给予相应的方法论延伸及讨论。基于此,本文将分作六个部分展开论述。“绪论”部分界定本文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对已有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述评,指出目前研究中缺乏对国产商业电影集中化、系统化、理论化的论述,并由此提出本文的主体研究架构。第一章“国产电影商业环境的生成”描述新世纪后的国产商业电影延续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娱乐属性,生发于政策-经济生态圈、媒介生态圈以及跨域合作生态圈所构成的复杂语境当中。政策-经济生态圈以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通过股份制、院线制的建立,促成中国电影产业的体系化发展。媒介生态圈以内容生产领域的“IP转化”及内容流通领域的“互联网+电影”战略性格局,建立国产商业电影的跨媒体运营模式。跨域合作生态圈广泛利用资金与人才优势,以“合拍片”生产为基本路径,使国产商业电影迈入全球化商品行列。第二章“国产商业电影的意识形态表述”指出国产商业电影受到内在文化势力的深刻影响,官方、资本方、大众三股力量的互动,根本性地决定了国产商业电影的差异性面貌与本土性表达。官方以向大众输出主流意识形态为根本目的,通过与资本方的联姻,促成“主旋律”电影转向“主流商业片”。从对“主旋律”的商业化重述,到对“样板戏”的娱乐化改写,主流话语从显性在场转变为隐性在场。资本方以商业营利为根本目的,在实践层面搭建不同文化相互沟通的桥梁,生产出兼顾多方文化需求的电影产品。其中,商业电影的历史空间呈现出想象性叙述的特征、动作类型片自觉践行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功能、贺岁片全面迎合流行文化与消费语境、文艺片流露出电影艺术的退守与反抗姿态。大众文化从“沉默者”转为一股显在力量,既处在官方与资本方的引导之下,又因其自反性而促使电影市场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电影“粉丝”通过协商性参与的方式,进入商业电影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以“青春片”为代表,大众群体自身的属性成为资本方的创作指南。“新主流”电影的出现,既表明“现象级”作品源自于大众文化“时代面向”的刺激和培育,也反映出多股文化力量共同促动了集体欲望的影像化宣泄。第三章“国产商业电影影像美学新质”指出国产商业电影受到外来文化引导,文本实践逐渐与世界商业电影范式达成共识,并自觉进行着影像美学现代性的重新建构。在影像符号层面,国产商业电影对异域景观实行“标签化”处理,在银幕上勾勒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认知地图”。一方面,大量涌现的西方符号明示着西方文化的强力渗入;另一方面,在外来文化的映照下,跨文化个体同时流露出对本地文化强烈的复归心态。在镜头修辞层面,制造影像“吸引力”成为国产商业电影重塑“电影性”的重要目的与途径。对“蒙太奇”的活用展现出国产商业电影的速度“变奏”;“数字长镜头”标示出国产商业电影的数字技术转向。在故事题材层面,国产商业电影在类型化叙事的流变过程中,不断分化、变异、繁殖出多样式的类型片。“奇幻片”糅合西方元素与本土文化,成为国产商业电影类型融合的先驱范例;“一本多拍”作为新样态的跨国改编形式,彰显出类型深度融合的可能性。在母题内涵层面,情感母题、寻找母题及英雄母题均与世界电影的创作潮流构成互文关系,指向人类共通的价值选择。第四章“国产商业电影的海外之旅——以北美市场为参照系”将北美地区中国商业电影的市场接受作为切入口,论述国产商业电影所遭遇的真实文化壁垒。古装大片的热潮与失落印证着北美市场的“选择性阅读”模式,而“华狮”及“华语片”的推广开拓了各类型商业电影的发行路径。国产商业电影“输出”的基本困境在于面临着结构性的文化霸权,中国电影作为“外语片”,难以获得“准”商业片待遇,始终未能进入北美主流市场。国产商业电影遭受“冷遇”的另一重因素在于中美观众的文化认知差异,基于对中美在线影评网站的实证考察,美国观众重“形式”、重技术以及自觉的跨文化立场与中国观众形成鲜明对比。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指向中美不同的文化语境,即普遍意义上的高/低文化语境差异,以及不同的观影模式,即审美机制上的类型/故事传统差异。《英雄》与《长城》作为两部具备典型“访美”特质的作品,值得重点关注。《英雄》之于中国电影商业化、国际化取向的历史功绩应当予以重新追认;《长城》标志着中美合作的深度开展,而“杂交”文本的缺陷阻碍了其背后深刻世界性主题的有效传播。第五章“国际坐标内国产商业电影的精进路径”尝试以更高的标准要求当前历史语境中的国产商业电影。国产商业电影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时刻遭遇着本土文化裂变与外来文化冲击所带来的种种难题。面对如此纷杂的跨文化语境,国产商业电影的发展方向应当坐落于世界电影的版图之中,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为基础,回归具有主体性特质的中国电影范畴,扮演好国家电影、文化商品、图像档案等多重角色。
陈伟琳[2](2019)在《新世纪以来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台湾流行音乐产业蓬勃发展,不仅主导着华人流行音乐市场的发展,更是华人流行音乐文化的中心。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由于MP3与网络的风行,导致唱片产业严重受创。紧接着数位时代数位内容、行动商务以及跨媒体整合的潮流趋势势不可挡,台湾流行音乐产业面临严峻的环境变迁与行业挑战,整体产业生产市场大幅度的萎靡。本文主要从台湾流行音乐产业价值链、产业优势、唱片应变的产业能力、产业的群聚效应以及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等多角度对新世纪以来台湾流行音乐产业的发展情况及问题、对策进行分析与探讨。首先,把握流行音乐产业的价值链,考虑到音乐生产过程中创意性与艺术性的特征,从产业生产结构、产业生产价值、产业生产管理过程等方面考察了新世纪以来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的生产情况,体认了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的产业价值、行动图本。其次,从目前状况来看,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的发展由于具备文化亲近大陆文化的先决条件,通过和大陆密切的合作关系,容易成功地掌握华语文化,发展出当代需要的流行音乐产品。而台湾流行音乐本身具有累计了许多丰富多元的的内容,使其成为国际华语市场的指标。因此,台湾具备了天时地利的流行音乐产业发展优势,更能轻易扩展流行音乐文化的市场。再次,好的音乐创作才有其后复杂的各式着作授权与消费市场,唱片公司因为网络上的非法下载而丧失了过去的市场利益。根据新兴产业销售模式、授权音乐下载服务、市场发展的方向转变,台湾传统的音乐文化产业遭遇沦陷,有必要分析唱片产业所面对的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思考如何采取应变之策以破局。又次,流行音乐是个有着高度市场导向的产业,产业群聚扮演着制作多元音乐文化的角色。数位科技的出现,冲击着音乐产业的生产系统,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与其它文创产业的群聚,影响着创意开发、生产过程以及音乐资源的利用。透过对音乐产业发展动力源与市场的个案,探讨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群聚效应,从而发挥极大的磁性效益。最后,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具有一套完整的产业链,拥有创意开发和产业经营的优势,但是产业的联络过于单薄,尤其是在大陆市场环境自由新形势之下,台湾的流行音乐文化产业遭遇了莫大威胁和挑战。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想要摆脱目前的危机,势必将优势面强化,将劣势面补强,发展出新兴的流行音乐文化产业品牌。
周子钧[3](2019)在《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研究(1978年-2018年)》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拟就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进行全面考察。主要从两个方面构建本论文的框架:一方面是划分和考察40年资本化进程经历的市场化、产业化、证券化三个阶段,把握期间演进的脉络和螺旋式上升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此形成了论文的第一、第二、第三章。另一方面是总结40年资本化进程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推动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此形成了论文的第四、第五章。第一章即1978年-1999年的市场化阶段。这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79年:“文革”后电影业的恢复;第二阶段1979年-1992年:电影业机制在转型时期的改良;第三阶段1993年-1999年:电影业体制改革全面启动。这个市场化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打破行业垄断,通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焕发电影业的活力,实现电影行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第二章即2000年-2008年的产业化阶段。这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年-2004年:电影业内改革向纵深发展;第二阶段2005年-2008年:电影业对非公资本和境外资本进一步开放。这个产业化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推动由分散各自为政的状态走向集团化和院线化,实现电影行业向产业化转轨。第三章即2009年-2018年的证券化阶段。这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9年-2012年是启动期;第二阶段2013年-2015年是高潮期;第三阶段2016年-2018年是提升期。2009年10月创业板设立华谊兄弟上市标志证券化阶段来临,民营电影公司率先陆续登陆A股市场;2016年8月中国电影、上海电影两大国有电影公司在A股上市,标志着证券化成为主流。电影公司通过IPO或借壳实现在A股上市融到大量资金,上市以后通过增发、并购等金融手段实现做优做强健康发展。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提升证券化的水平,实现中国电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第四章是资本化进程的成效和问题。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取得的成效,首先是对于资本化规律和特点的把握、运行原理和阶段、启动和发展的认知。这是思想上的觉醒,是对于发展电影产业必须走市场化、产业化、证券化的道路,必须接纳、借力资本、资本市场和A股市场取得了广泛共识。政策的制定和推动是一直往这个正确的大方向前进,实际运行当中也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把握、处理好产业与资本的关系;产业为主资本为附,不能主次不分更不能本末倒置。对资本化的负面影响和破坏力,必须采取电影行业整顿、A股市场监管、财税严格检查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而又严格的治理。第五章是完善推动资本化进程的对策与建议。梳理中国电影产业40年资本化进程,勾画资本化的市场化、产业化、证券化三大阶段脉络与走向,分析资本化进程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都是为了提出更好的对策,以指导电影产业资本化历程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走的更加扎实更加长远。其中,坚持保证资本化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遵循借力资本市场融资做优做强产业、提高通过并购等金融手段实现健康发展、构建积极拥抱互联网资本实现影企自身发展、推动与资本化进程相适应的规范运行体制、把握“内容为王渠道致胜”推动全产业链发展、促进与资本化进程相一致控制好金融风险等七大原则至关重要。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资本化进程”观察中国电影产业1978年-2018年40年的发展,在学术研究上填补了一定的空白;从市场化、产业化、证券化三阶段把握40年资本化进程,揭示了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由浅入深、不断递进、螺旋式上升的逻辑进程;从产业与资本的博弈入手进行分析,指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效统一”是观察中国电影“资本化进程”的一个本质性把握;研究方法上融合历史学、金融学、电影产业理论于一体。本文认为,中国电影产业40年资本化进程有力推动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站在新起点上,充分吸取资本化进程呈现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必将更加充分,在把握和运用金融杠杆的“度”上必将更加精确,这必然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的空间和质量,推动中国实现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转变。
姜宇秋[4](2019)在《城市形象的媒介建构与演化 ——基于丽江古城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在媒介化社会进程推进的背景下,从城市形象的媒介建构角度出发,通过梳理丽江从无人知晓到闻名国内外这一过程中其城市形象在各种媒介文本上的呈现,运用个案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在媒介文本呈现的基础上,以媒介的建构为主,同时纳入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分析丽江城市形象的媒介建构方式,探讨媒介在丽江城市形象建构中的互动关系与文化意义。丽江的城市形象在其城市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变化。旅游开发以前,虽然位置偏僻但由于承载了丰厚的纳西文化、独特的摩梭风情,形成了“神秘古国”的城市形象;1996年大地震后,丽江旅游业发展迈上正轨,“家家垂柳、户户饶水”的如画风景使丽江被认为作“高原姑苏”;旅游发展驱动下,丽江古城逐渐被各种商业经营填满,小资情调的慵懒生活方式招呼人们陷入丽江的“柔软时光”当中;同时,“殉情”、酒吧等文化土壤滋养出一个“艳遇之都”;2014年起,旅游发展形成了“丽江模式”的丽江接连爆发了一系列被广泛讨论的社会舆论事件,人们在失望与不满中感叹着“丽江已死”。在这一系列城市形象的建构与演化中,媒介作为连接社会关系网络的中介、作为意义化“再现”的载体,成为日益重要的因素之一参与到大众对城市形象想象的建构当中。研究发现媒介化社会中,城市形象建构在媒介场景变化下的总体趋势是参与建构的媒介形态不断丰富、媒介文本的生产群体多元化、作为实体空间的丽江古城的符号化增强、城市形象的想象群体角色定位日渐模糊,城市形象建构逻辑中的媒介逻辑影响日益增强。媒介化社会深化过程中,媒介的使用日益成为生活组成的一部分,渗入到生活日常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媒介交往中形成了场景分区,人们游移在不同的媒介场景分区过程中建构了对世界的更加立体的认识,促使现实城市与媒介建构的“第二城市”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
董婷婷[5](2019)在《纪录片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构建研究》文中提出影视与旅游的结合是近年来旅游业发展的趋势,也是影视业与旅游业跨界融合的有效探索。纪录片通过影像语言,以其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塑造出独树一帜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声画并茂地传递旅游地资讯、生活、文化和价值观念,从感官上刺激了旅游者,并影响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和旅游决策,将旅游意愿付诸行动。由此可见,纪录片对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构建起到积极作用,影视旅游是旅游地参与竞争并突围的一条重要路径。如今对两者关系的探讨出现白热化趋势。西方学者早于国内学者,从不同领域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方向,研究了影视与旅游的正相关关系。而纪录片在市场化进程中还存在着与旅游地形象贴合度不高,可看性不强,市场接受度低等问题,这严重影响了其对旅游地形象的表达效果。鉴于此,本文从实践创作角度入手,采用跨学科研究视角,对旅游纪录片进行多维度思考和论证。首先,本文解读纪录片和旅游地作为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产物的这一共同点,阐释纪录片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构建的形式和影响,探讨纪录片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构建发展及在全媒体时代的变化,总结出旅游纪录片目前呈现多样化、普及化、戏剧化、数字化、国际化特征以及个性化、精致化、丰富化、分众化、艺术化的趋势。其次,本文从影像角度进行思考,解析了视觉画面、听觉感受等视听元素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构建的重要作用。纪录片以旅游地独特的原生表情、浓重的地域特色及深厚的文化意蕴打造具有鲜明标识符号的旅游地系统。再次,本文分析了纪录片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构建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从题材选择、媒介使用和拍摄技巧等层面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与建议。最后,本文以自己的毕业作品纪录片《皖南川藏线》为样本,总结构建形象过程中初识、了解、调研、再现和表现的五个阶段,以期日后能为其他旅游目的地在形象构建和传播方面提供借鉴与积累经验。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国内纪录片与旅游目的地深度结合样本为研究对象,以实践创作为切口,研究纪录片对旅游地形象的构建模式。本文从影视学角度,探索视听语言如何构建旅游地形象,明确提出重视旅游地“视听形象”的作用。本文也从旅游学、传播学、艺术学、社会学等跨学科视角,对其形象构建的现状和方法进行研究,并试图探索出利用多种媒介创新旅游纪录片创作,丰富影视旅游的精神内涵,引领我们今后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行业共谋发展的思维和行动。本文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和文化价值。
陈若萱[6](2018)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台湾地区的无线电视事业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在“戒严”时期形成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足鼎立的无线电视格局。“解严”之后,随着政策的改变,第四家无线电视公司民视成立,公共电视独立建台并开播。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对台湾无线电视的格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党政军”退出三台、媒体改革等成为无线电视媒介在“绿色执政”之后的关键词。本文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主体和中心,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史”的维度,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采用案例比较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结合的方法,将历史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把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台湾历史现实的产物,并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宏观历史脉络,分析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是“论”的维度,力求与史结合,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作批判性考察,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历史发展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等因素,研究这三个变量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综合影响;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其变迁轨迹及变迁类型。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借助深度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法等方法,访谈多名台湾电视媒体业界人士、学界人士和政界人士,并对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和公视五家无线电视台及部分有线电视台进行观察,使研究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台湾无线电视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制度变迁。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首先,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本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分析,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创新尝试,丰富和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其次,本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对未来两岸电视媒介发展乃至政策制定有所帮助。本研究力求能为促进“一国两制”的中国新闻事业提供参考,在促进未来两岸电视媒体的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上,增进两岸电视媒体的理解与互信,促进华文电视媒体共同发展。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思路,梳理理论及综述文献,讨论本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等。第二章为“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介绍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建立概况,本章梳理了在国民党严格的威权统治之下,以商业运营制度建立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先后成立的过程,分析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三章为“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本章梳理了“戒严”令解除之后,媒体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时,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情况;分析“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四章为“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本章梳理了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民众对所谓民主的需求愈加强烈,台湾无线电视媒介随之发生的变化;分析了“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五章为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媒介批判,笔者对每一阶段的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进行总结,得出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类型、各因素的影响模式和变迁全程的路径依赖作用等四条结论,并对政治力量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负面作用进行批判反思。经过研究,笔者发现,台湾无线电视的诞生源于政治制度的推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的制度变迁模式表现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并行。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发挥交互作用,政治、经济与技术因素是外生性因素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因素;行动者之间成本和收益的不均衡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非正式约束对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产生强大作用,政治、经济等因素常以非正式约束的形式对实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在选题、研究内容和视角及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首先,本文填补了台湾电视相关研究的空白,采用最新的数据和资料,记录了台湾无线电视转型的重要时期;其次,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使研究具有较强逻辑性,运用制度制度变迁理论,对史料进行创新性的逻辑思考,是台湾电视史研究的一次创新;最后,本文通过深度访谈、观察法等质化研究方法,获得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克服了大陆的台湾研究往往缺乏第一手资料的缺陷。
王娟[7](2017)在《媒体人类学视野下迪庆藏区新闻事业的发展与影响研究》文中指出2015年1月,习近平到云南做了为期三天的考察,在考察中他强调,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各级工作人员要致力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维护我国边疆稳定。迪庆藏族自治州是云南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从地图上看,迪庆就像一只飞舞的蝴蝶落在云南省的西北部,即滇、藏、川三省区交界处,而澜沧江和金沙江自北向南贯穿全境,蕴含了多种自然资源,同时境内有1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迪庆藏区多样的民族、重要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其注定成为我国民族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区域。基于此,本文以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为切入点,采用文献法、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对迪庆报纸、广播、电视等主要媒体的发展历史展开调查,并将之置于迪庆州成立至今的社会发展背景中,从媒体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探讨迪庆州新闻事业发展与其社会发展的关系。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首先,笔者提出研究问题:迪庆媒体与迪庆藏区发展的关系,并将研究问题置于媒体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探讨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与媒体事业发展的互动关系。接着,笔者梳理了媒体人类学的国内外研究情况,挖掘出媒体人类学在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实践活动的研究中,聚焦的主要问题和学术概念:民族政策、政治参与、文化资本、文化认同,从而在此基础上建构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一章,笔者将“迪庆媒体相关社会实践”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采用文献法和口述史的研究方法,从档案资料和媒体从业者的新闻实践活动中,描述了迪庆州报纸、广播、电视的发展历程,并总结三个主要媒体的阶段性历史发展特征,从而为本文的研究建构分析基础。第二章,笔者从国家政策区域实践的视角,考察迪庆媒体与藏区政治发展的关系。藏区政策作为国家行政力量的延伸,直接影响民众的国家认知和国家认同。迪庆藏区媒体一方面动员并保障了民众参与到国家发展进程中;另一方面,迪庆藏区媒体在社会动员过程中,扩宽了政治认同的文化历史空间,拉近了国家与迪庆藏区的心理距离,从而推动着藏区民众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从而建构起藏区与国家和谐的政治关系。第三章,笔者从藏区经济发展的视角,以“香格里拉文化品牌”的塑造为个案,考察迪庆媒体与藏区经济发展的关系。迪庆媒体在打造香格里拉品牌的过程中,培养和创造了新的文化资本——“香格里拉文化”,同时扩宽了文化资本范围,加快了文化资本的流动性、长远性。第四章,笔者从媒体从业者的文化认同视角,考察迪庆媒体与藏区文化认同的关系。一方面,本土的藏族媒体从业者的藏族文化认同,通过藏族传统价值观、藏族民族文化心理等方面,强化他们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迪庆州以外的藏族媒体从业者,带来的其它藏区的文化视野,推动、强化和提升迪庆本土藏族文化的反思,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激发迪庆州的藏族文化认同。结语,媒体与地区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多维的视角,就迪庆藏区而言,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团结稳定示范藏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维度是相对重要的维度,也是笔者在田野调查和理论梳理中发现的相关性较大的维度。通过研究,笔者发现迪庆政治和迪庆媒体有着密切的桥梁关系,国家政策需要迪庆媒体进行传播,迪庆媒体通过促进迪庆民众对国家政治的认识、理解和参与,强化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从而拉近了迪庆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迪庆经济和迪庆媒体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迪庆媒体的发展是建立在迪庆经济之上的,而迪庆媒体能够帮助迪庆地区形成新的经济力量。迪庆文化和迪庆媒体是共生的关系,通过迪庆媒体能够描绘出迪庆文化的景观,并且推动迪庆文化的现代转型,而迪庆文化中的文化认同是推动迪庆媒体发展的内生力。
严波[8](2015)在《现场直播节目版权保护研究》文中认为作品性质的判断是版权保护的基本前提。如何判断一部视听节目在着作权法下的性质一直困扰着法律界,至今仍颇具争议。现场直播是不同于电影的视听节目摄制方法的一种。随着现场直播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现场直播节目的创作水平已有了质的飞跃,其独创性已经可以达到一个较高的程度。然则,由于我国现行《着作权法》下影视作品独创性标准的模糊不明以及“摄制方法”要件的制约等原因,现场直播节目在着作权法下性质的认定在法律界存在不同观点,甚至导致同一节目在不同法院形成不同判定结果的混乱局面出现。值得重视的是,法律上对现场直播节目版权保护严重不足的现状已经越来越成为挫伤节目投资者和创作者积极性,制约相关产业发展的焦点问题。现场直播节目的版权保护之所以在法律上引发广泛争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该问题涉及视听作品的概念定义、独创性标准的界定、权利归属及利益平衡机制等诸多在法律理论上尚存争议的问题,相对比较复杂。同时,法律界对特属于媒体工作领域的现场直播节目制作流程、节目创作及表达的特征分析、制作节目所需要的智力劳动和资金投入状况以及版权保护对相关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等事实存在认知上的困难和误区也是导致相关问题始终无法得到突破和解决的原因之一。为此,本文结合版权理论和媒体知识,对现场直播节目版权保护问题从理论到实际进行了相对系统深入地研究,以期达到完善我国版权法律制度,切实保护现场直播节目创作者和投资者的积极性和版权权益,促进相关产业发展的目的。基于以上分析和考虑,针对现场直播节目的版权保护这一主题,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需要研究的五个主要问题,分别是:(1)视听作品的定义;(2)视听作品的独创性标准;(3)现场直播节目的可版权性分析;(4)现场直播节目的权利归属;(5)如何完善现场直播节目的版权保护制度。在这五个问题中,前两个问题是在我国现行着作权法下颇具争议性质的版权基础理论问题,暴露出我国着作权法在制度上存在的缺陷以及理论上的不成熟。第三、第四个问题则是当前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且亟待解决的两个焦点问题。前两个问题需要理论上的系统研究和突破,而后两个问题则需要在理论基础上对实际中所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案例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和解答。第五个问题则是本文研究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无论是理论上的研究成果还是对实践问题的解答,最终都需要落实到法律制度的完善上。对这五个问题的分析、研究和解答不仅是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也是本文创造性将作品独创性理论成果与影视创作知识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实现。对于视听作品的定义问题,本文认为,我国现行《着作权法》下“电影及类电影作品”的定义以“类似电影的摄制方法”为要件,使得概念和保护范围过于狭窄。比较各国立法,国际立法趋势是以保护范围相对较宽的“视听作品”概念取代“电影或类电影作品”的概念。而且,大多数国家在立法中都摒弃了“摄制方法”,以视听作品的表现形式作为视听作品定义中最基本的构成要件,使得那些在摄制方法上虽不同于电影但表现形式相同且独创性较高的视听节目均能纳入“视听作品”的范畴加以保护。同时,本文认为,此次《着作权法》第三次修法的《送审稿》中以“视听作品”取代“影视作品”并同时取消“录像制品”的立法方案存在明显缺陷,这是因为《送审稿》虽提出了“视听作品”取代“影视作品”并同时取消“录像制品”的方案,却未能就“视听作品”的独创性标准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势必仍然造成“视听作品”的保护范围模糊不清和司法判定上的混乱,可能造成“视听作品”保护范围过于宽泛或者过于狭窄的风险。针对视听作品独创性标准的问题,本文认为,首先,作品的独创性问题虽然十分复杂,但也不可陷入“不可知论”。根据各国版权法的比较和本文更深层次问题思考,作品独创性的界定有三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分别是独立的创作、智力的创造和最低限度的创新性,而其中最低限度的创新性是界定作品的最关键条件,如何界定视听作品最低限度的创新性也是本文所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时,在作品独创性界定的三个基本条件不明或难以断定的情况下,从司法实践出发,还应该从作者创作意图、作品个性化的体现以及有无劳动和投资来作为作品独创性界定的可参考条件。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的独创性界定应遵循“区别对待原则”。由于不同类别作品的表现形式和创作特征不同,在独创性标准的界定上也应针对不同类别的作品采取不同的规则来评判其独创性。为此,我们需要在版权基本理论和文艺作品创作两个不同学科领域寻找到一条结合的方法之路,基于版权法的基本原理,为不同类别作品分别建立各自的独创性标准体系。第三,本文中,笔者以学者王坤关于作品独创性的最新理论成果“增量要素分析法”与影视创作知识结合起来进行,将视听作品独创性的最本质体现归纳为“镜头”、“衔接”两个维度上,并据此建立起视听作品的表层、中层和深层独创性标准体系。其中,视听作品的中层独创性是判断视听作品可版权性的根本标准和关键步骤。关于现场直播节目的可版权性问题,本文认为,首先,该问题的复杂性源于对现场直播多维度概念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造成对现场直播节目版权保护客体上的理解误区。本文指出,文中所分析的版权客体是指现场直播节目而不是现场直播活动。更具体而言,版权保护的客体事实上是现场直播节目影像化的表现形式,其保护实质是对现场直播节目影像化创作的创造性劳动及其成果的保护,而保护的最终目的则是通过对节目表现形式的实然保护达到对其“表达实质”的应然保护。其次,本文以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为例对其独创性结合实际案例进行了具体而深入地分析和阐述。本文认为,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是节目编导个性化、创造性的劳动,在其影像化的创作中融合了创作者高超的戏剧化创作手法,是节目娱乐化的艺术表达以及体育精神与情感表达的最终体现。而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独创性特征可以从机位设计、景别选择等“镜头”要素以及镜头的切换频率与节奏、“蒙太奇”手法的运用、时间型变与空间型变以及故事性叙事的表达等“衔接”要素所体现的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和判定。为此,本文以梅西任意球前后镜头衔接和齐达内“惊天一头”片段镜头拍摄及组接的两个视频片段作为案例具体分析了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在镜头与衔接上的创作技巧与特征以及在故事性叙事和情感表达上的独创性体现。结合节目画面的具体案例进行独创性分析与界定也是目前大多数法律学者和法官所缺乏的专业知识和分析方法。第三,本文对以央视“春晚”为代表的综艺直播节目的独创性问题进行了同样深入地分析和论证。本文认为,与体育赛事直播节目虽然在机位设计、景别选择以及镜头切换手法与技巧的运用等方面十分类似,但不同的是,综艺直播节目的独创性更多地还体现在了对综艺节目舞台的美术设计、场面调度等方面。具体而言,本文以2009春晚小品《不差钱》和2015年春晚杂技节目《青花瓷》中的两个视频片段的连续画面在“镜头”和“衔接”两个维度的创作及其叙事与情感表达上的独创性进行了分析和界定,提出了以央视“春晚”为代表的电视综艺直播节目具有较高独创性,应被定性为着作权法下“电影及类电影作品”的观点和主张。对于现场直播节目的权利归属问题,首先,根据各国关于视听作品权利归属制度的比较可以看到,作者权法国家与版权法国家虽然在视听作品权利归属制度的理解上存在着较大不同,但已表现出显着的趋同效应,其核心是基于视听产业对于各国文化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输出上的战略意义和价值,无不通过法定或者推定转让等不同路径将视听作品权利集中到制片者手中,以便于视听作品使用的效率和产业的整体发展。其次,我国虽师从着作权法国家,但在现行《着作权法》中“电影及类电影作品”的权利归属却更多倾向于英美等版权法国家的规定。对此,有的学者(如曲三强)认为我国现行着作权法将影视作品的经济权利统一由制片者所有的制度原则符合世界各国立法现状,但也有学者(如王迁)认为我国着作权法存在“小说、戏剧等原作品与根据其拍摄而成的电影作品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明确”、“没有规定电影作品中音乐作品的着作权人有权从电影作品的播放中获得合理报酬”等一系列问题。除了原作品以外,在我国着作权法下对影视作品产生之前就在先发表的作品与影视作品的法律关系也同样存有疑问和争议。这样的争议也引发了对于何为“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及其如何单独行使“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版权的争议。第三,本文鲜明指出,虽然视听作品的权利归属以及利益分配问题在国内学术界以及此次修法过程中都存在较大争议,但这些争议问题不应该成为现场直播节目可版权性的障碍。对于现场直播节目版权保护这一主题而言,本文认为,具有较高独创性的现场直播节目被定性为“电影及类电影作品”的情况下,其版权主体与权利归属与影视作品并无实质区别,可以适用法律类推规则。为此,本文就现场直播节目作品的版权主体进行详细分析和界定,并就其权利归属制度适用于我国《着作权法》的现行法及第三次修订送审稿的法律类推规则分别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论证。最后,作为本文研究的目标,针对现场直播节目版权保护的法制完善这一分量沉重但也最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首先从现场直播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对版权保护制度完善的必然诉求及迫切需求出发阐述了通过完善法制实现对现场直播节目版权保护的必要性。其次,本文认为,在现行《着作权法》的基本框架下,完全可以通过法律解释方法对现行法予以完善。综合本文理论结合实际的研究成果,本文首次提出了通过法律解释完善现行《着作权法》对现场直播节目版权保护的详细的方案与建议,包括完善现行《着作权法》中相关规定的法律解释方案以及《关于现场直播节目着作权纠纷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建议案。最后,为了抓住正在进行中的我国《着作权法》自立法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法律修订的重大契机,本文特别提出了针对此次《着作权法》第三次修订的《送审稿》的完善方案与建议,以期供立法者参考和决策。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基于着作权法的立法宗旨,一方面在于切实保护现场直播节目作品作者的着作权及有关权益,鼓励我国本土化现场直播节目的创作和传播;另一方面也在于对我国现场直播节目及相关文化产业发展与繁荣的有效促进,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从研究成果及其创新性角度,本文一方面就视听作品的定义及独创性标准等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对现场直播节目的可版权性及权利归属等困扰当前司法判断的法律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和解答,并提出了在现行《着作权法》制度下以及针对《着作权法》第三次修订案的具体的建议性方案;另一方面,从方法论角度,本文创造性地将作品独创性理论与影视创作领域的相关专业知识结合起来,通过对影视创作方法的法律抽象去探寻视听作品的创作规律,总结出视听作品独创性的界定方法和标准,寻找到一条分析、界定视听作品的独创性及其标准体系建立的方法之路,并将之用于解决现场直播节目版权保护的具体问题当中。笔者希望该方法能为作品独创性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借鉴和参考,将之作为作品独创性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以期通过学者专家的进一步研究逐步完善着作权法下各类作品的独创性标准,弥补相关研究的空白。
华正伟[9](2012)在《我国创意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创意产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形态,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起,创意产业开始席卷全球,并全面影响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创意产业集群作为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逐渐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本文从创意产业兴起的背景着手,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创意产业的基本理论和西方几大代表性的产业集群理论为理论依据,以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为逻辑起点,深入剖析创意产业集群的基本功能、主要模式及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并通过我国六大创意产业区域板块和主要城市的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状况,对比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创意产业发展差异性,阐述创意产业集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在借鉴西方发达的国家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创意产业集群区域发展的基本思路。从本文的结构上看,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分为四个部分,共七章: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三章,主要是对创意产业的内涵与外延、产业属性与特征进行界定,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基点,以产业集群理论为支撑,剖析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与主要模式、空间功能与经济效应。第二部分为第四章,这部分主要是通过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情况进行比较,以期得到有益的经验借鉴。第三部分包括第五、六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主要以环渤海地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西部黄金三角区、中部三角区和滇海地区六大创意产业区域板块为创意产业集群的重点区域,以六大区域板块中的中心城市为典型,详细分析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创意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及不平衡发展的趋势,集中阐述了我国创意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特别是对城市功能转换、产业升级及城市形象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第四部分为第七章,面临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市场扩展的大趋势,我国已把发展创意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为此,本文分析了各地区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并规划出创意产业集群区域性发展路线图,提出八大发展战略。
蒋为民[10](2012)在《“颠覆电视”:媒介融合背景下SMG全媒体战略及实践的研究(2001-2011)》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在媒介融合理论的研究背景下,选择上海东方传媒有限公司(Shanghai Media Group,缩写SMG)为案例研究样本。本次研究以定性研究的方法将SMG从成立集团后的2001年——2011年间为时间轴,对该集团在产业愿景下的“全媒体战略”进行完整的历史发展梳理:以媒介产业融合、传媒企业管理和媒介产业创新三个维度,从产业融合发生的几个层面到融合导致企业内部的流程再造,由此归纳出这一场产业创新的若干特征,加以对“过程”的“深描”。笔者通过深度访谈、在场以及参与式观察结合文献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总结出SMG在传媒产业转型期勇于否定旧我、积极发展新媒体的战略创新和管理创新之处;另一方面,从以往比较忽略的中层管理者角度对SMG这十年来在“全媒体”战略实践过程中进行了问题解剖——在同一个企业组织内选择全媒体战略的两种发展模式的利弊;在扩张过程中,从单纯的内容制播管理走向内容产业管理遇到的版权管理问题和流程再造问题;在快速发展阶段,快速重组、快速决策、快速盈利带来的矛盾与问题;传媒产业的发展要求和现行传媒规制之间的各种不协调问题。本文认为:在中国,SMG的全媒体战略是在媒介融合、三网融合的背景下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发展战略模式,它表明:基于新的传播技术为主导的全媒体时代为传统的传媒集团的产业扩张提供了新机遇;全媒体战略的多元化和差异化定位是传媒集团创新成长的理性边界;而在企业、事业、机关混合属性的媒体集团中,强调公司治理,以管理创新克服旧体制的效率低下——是践行全媒体战略的首要选择;强调以用户为中心,克服以生产为中心的传统观念——是践行全媒体战略的唯一路径;而依靠融资手段,获得资本市场的支持是全媒体战略得以持续实施的重要财务基础。本次个案研究还试图指出:现阶段传统媒体进行跨产业、跨领域的媒介融合式发展普遍面临的结构性冲突、管理冲突和体制冲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全球化的媒介融合趋势下,中国传媒产业创新可以借鉴的东西方经验和规避创新风险的可能性、必要性。需要说明的是:标题中的“颠覆电视”一词出自SMG总裁黎瑞刚的演讲,在本文的结论中,“颠覆电视”既不是以新媒体代替旧媒体的涵义,也不是以一种产业代替另一种产业的涵义,而是作为一种“自我否定”的思维方式的符号,体现了国有体制下“传媒精英”推动产业变革正是源于这样一种强烈危机感。在广电行业性的体制弊端尚未克服之前,真正的全媒体战略很难从任何单个的企业内部获得完全成功,正如SMG在其十余年不懈的改革获得阶段性成果之后仍将面临诸多瓶颈,未来还是要通过自上而下的规制变革结合自身的技术创新和产业融合实践,才能建设成下一代融内容、互动、社交、服务于一体的、以人为本的全媒体。
二、2002年广播影视科技创新大思路与大动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广播影视科技创新大思路与大动作(论文提纲范文)
(1)跨文化语境下的国产商业电影研究(2002-201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产业浪潮:“国产商业电影”作为研究对象 |
二、间性思维:“跨文化语境”作为研究视角 |
三、他山之石:西方理论视野与中国商业电影 |
四、激荡新世纪的国产商业电影 |
第一章 国产电影商业环境的生成 |
第一节 政治-经济生态圈:电影产业的体系化发展 |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开放形势 |
二、股份制:电影企业作为主体 |
三、院线制:全国放映网络的建立 |
第二节 媒介生态圈:国产商业电影的跨媒体运营 |
一、内容生产:从叙事文本到IP转化 |
二、内容流通:“互联网+电影”格局初显 |
第三节 跨域合作生态圈:商业电影作为全球化商品 |
一、资金与人才:“合拍片”的双翼 |
二、“铁三角”:地缘文化想象中的内地/香港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国产商业电影的意识形态表述 |
第一节 国家形象:主流意识形态的宏观构建 |
一、从“主旋律”到“主流商业片” |
二、重大历史题材的商业化重述 |
三、“样板戏”的娱乐化改写 |
第二节 商业资本:体制与市场的博弈空间 |
一、历史空间的想象性叙述 |
二、动作类型片的“询唤”功能 |
三、贺岁片:消费时代的文化“共谋” |
四、文艺片:“艺术”的退守与抗争 |
第三节 大众选择:“沉默者”的广泛参与 |
一、超越“盗猎”:“粉丝”文化的协商性 |
二、青春片:定制“怀旧”与城市想象 |
三、“新主流电影”:集体欲望的影像化转喻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国产商业电影影像美学新质 |
第一节 异域景观:符号与“文化认知地图” |
一、“标签式”的区域符号 |
二、普遍“在场”的西方符号 |
三、跨文化个体符号的复归 |
第二节 语言形式:镜头与“吸引力”修辞 |
一、分流与面向:重塑“电影性” |
二、蒙太奇:电影速度的“变奏” |
三、长镜头:数字“渐近线”的生成 |
第三节 故事题材:情节与类型化叙事 |
一、分化与异变:多元化的类型电影 |
二、类型融合:奇幻片的“皮”与“骨” |
三、“一本多拍”:新样态的跨国改编 |
第四节 母题内涵:普遍化的价值共鸣 |
一、“真情至上”:人际关系与情感母题 |
二、“在路上”:“漂泊/归乡”与寻找母题 |
三、“中心视点”:个体呈现与英雄母题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国产商业电影的海外之旅——以北美市场为参照系 |
第一节 “访美”之选:国产商业电影的北美发行现状 |
一、选择性阅读:古装大片在北美的热潮与失落 |
二、发行新势力:“华狮”与“华语片”的推广 |
三、期待错位:文化霸权下的“外语片” |
第二节 “他者”之镜:比较视野下的中美在线网站影评 |
一、非对称性:国产商业电影的正/负向传播 |
二、高/低语境之辩:“故事”传统与“类型”传统 |
第三节 《英雄》的全球视野与“东方主义”再考察 |
一、电影偏向力:基于商业与市场的试验 |
二、毁誉参半:差异性的文化分野 |
三、策略性本质主义:对“东方主义”的回应 |
第四节 “杂交”的《长城》:本地、国际与“墙” |
一、混搭的类型:奇幻、怪兽与西部片 |
二、黏合“分裂”:英雄与禁军的形象塑造 |
三、环球议题:“饕餮”危机与有“缝隙”的墙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国际坐标内国产商业电影的精进路径 |
第一节 中国电影:主体性的再确认 |
第二节 资本并流:多样化的再生产 |
第三节 图像档案:人文价值的再书写 |
本章小结 |
结语:商业电影尚在进行时 |
参考文献 |
附录A: 2002-2017年年度国产电影票房前十数据统计 |
附录B: 2002-2017年北美上映国产院线电影名录 |
博士期间发表成果 |
致谢 |
(2)新世纪以来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研究的历史进程 |
1.2.2 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研究的维面展开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第2章 新世纪以来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生产分析 |
2.1 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生产结构分析 |
2.1.1 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规模效益分析 |
2.1.2 产业中心—唱片公司 |
2.2 台湾流行音乐生产值分析 |
2.2.1 产值结构 |
2.2.2 新世纪以来台湾流行音乐生产值的变动情况 |
2.2.3 两岸流行音乐生产交流 |
2.3 SWOT分析 |
2.3.1 优势与机遇 |
2.3.2 劣势与挑战 |
2.3.3 综合分析结果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新世纪以来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管理和保护 |
3.1 政府扶植流行音乐产业机制 |
3.1.1 建构集约化生产经营机制 |
3.1.2 相关管理机制的出台与改善 |
3.1.3 完善智慧财产权等相关法律 |
3.2 行业协会保护流行音乐产业着作类型 |
3.2.1 词曲创作的保护 |
3.2.2 授权类型与授权范围管理 |
3.2.3 通过着作权管理团体授权 |
3.2.4 向政府提出合理的产业建议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新世纪以来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教育与人才培养 |
4.1 流行音乐文化产业教育内涵及其特征 |
4.1.1 流行音乐文化产业蕴含的教育价值 |
4.1.2 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教育特征 |
4.1.3 流行音乐文化产业人才教育渠道 |
4.2 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人才培育实践方法 |
4.2.1 设定流行音乐基础课程 |
4.2.2 完善流行音乐师资力量 |
4.2.3 重视核心价值人才培育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新世纪以来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消费与受众分析 |
5.1 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消费分析 |
5.1.1 流行音乐消费结构 |
5.1.2 流行音乐消费动机 |
5.1.3 流行音乐消费形式 |
5.2 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受众分析 |
5.2.1 流行音乐受众教育程度分析 |
5.2.2 流行音乐受众年龄层次划分 |
5.2.3 流行音乐受众使用行为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新世纪以来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分行业考察 |
6.1 流行音乐与影视产业群聚潜力考察 |
6.1.1 音乐资源利用 |
6.1.2 艺人资源共享 |
6.2 数位音乐(数字音乐)与流行音乐产业作用考察 |
6.2.1 数位科技的影响 |
6.2.2 串流服务钱景 |
6.2.3 数位下载音乐必要性 |
6.3 KTV产业与流行音乐现况考察 |
6.3.1 产业经营结构 |
6.3.2 产业运营现况 |
6.3.3 产业指导意见 |
6.4 Live House与流行音乐产业互动考察 |
6.4.1 人群聚集与产业媒合 |
6.4.2 稳定产业供需 |
6.4.3 现场演出与成长 |
6.4.4 观众回馈效益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新世纪以来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品牌建设 |
7.1 品牌理论梳理及可参照模式发掘 |
7.1.1 韩国流行音乐文化产业品牌创建模式 |
7.1.2 美国流行音乐文化产业品牌创建模式 |
7.2 台湾流行音乐产业品牌建设原则 |
7.2.1 差异化定位原则 |
7.2.2 系统性构建原则 |
7.2.3 两效性并重原则 |
7.3 台湾流行音乐产业品牌建设力量 |
7.3.1 政府导向 |
7.3.2 企业推动 |
7.3.3 公众参与 |
7.4 台湾流行音乐产业品牌建设过程 |
7.4.1 品牌创建 |
7.4.2 品牌传播 |
7.4.3 品牌管理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3)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研究(1978年-2018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文缘起与概念界定 |
(一) 论文缘起 |
(二) 概念界定 |
二、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三、研究现状与文献述评 |
(一) 研究现状 |
(二) 文献述评 |
四、主要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 主要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五、框架、创新点与不足 |
(一) 框架 |
(二) 创新点 |
(三) 本文的不足 |
第一章 资本化的市场化阶段(1978年-1999年) |
一、第一阶段:“文革”以后电影业的恢复(1978年-1979年) |
(一) 电影业在新中国的发展与曲折进程 |
(二) “文革”后恢复老电影放映时出现的盛况 |
二、第二阶段:电影业体制在转型时期的改良(1979年-1992年) |
(一) 政策上重点是先后调动“制发放”行业的积极性 |
(二) 电影单位由事业转为企业走市场化道路 |
(三) 调整机构设置形成“影视合流”的局面 |
三、第三阶段:电影业体制启动全面改革(1993年-1999年) |
(一) 打破中影集团一家独大统购统销的垄断 |
(二) 打破中影集团和省级发行公司的垄断 |
(三) 打破16家制片厂的垄断调动各界拍片积极性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资本化的产业化阶段(2000年-2008年) |
一、第一阶段:电影行业内改革向纵深发展(2000年-2004年) |
(一) 政策上大力推进集团化和院线制改革,推动向产业化转向 |
(二) 投融资上国企加快转企改制,民企扩大融资渠道 |
(三) 资本多元化大力促进了电影产业发展 |
二、第二阶段:电影行业对外开放打开大门(2005年-2008年) |
(一) 政策上对于境外资本和非公资本进一步开放 |
(二) 投融资上中影发债民企谋求上市,行业积极应对金融危机 |
(三) 电影产业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加快资本化进程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资本化的证券化阶段(2009年-2018年) |
一、第一阶段:证券化的启动期(2009年-2012年) |
(一) 政策上加大金融政策推动企业上市成为着力点 |
(二) 投融资上电影公司上市标志着证券化时代来临 |
(三) 华谊兄弟首家在A股上市起到了示范效应 |
二、第二阶段:证券化的高潮期(2013年-2015年) |
(一) 政策上继续鼓励公司上市,同时改进和完善电影审查 |
(二) 投融资上互联网资本强势进入,电影产业基金十分活跃 |
(三) 二级市场并购火爆与出现问题的表现与原因 |
三、第三阶段:证券化的提升期(2016年-2018年) |
(一) 政策上对明星证券化的遏制和再融资疏堵结合 |
(二) 投融资上资本有进有退步入去伪存真的提升期 |
(三) 中影上影两大国企实现A股上市的标志性意义 |
(四) “内容为王”获得支持,资本流向发生结构性变化 |
(五) 互联网影业与国企和民企三分天下重塑行业格局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资本化进程的成效与问题解析 |
一、电影产业资本化的成效解析 |
(一) 对资本化的运行规律和特点的认识更加清晰 |
(二) 对资本化的运行原理和阶段的把握更加准确 |
(三) 对资本化进程的启动和发展形成的共识更加坚定 |
(四) 对借力A股市场做优做强的意义和路径更加明确 |
(五) 对保持市场活力与严控风险之间的把控能力更加强大 |
(六) 对建构产业与资本辩证关系的良好生态系统更加自觉 |
二、电影产业资本化的问题解析 |
(一) 电影公司存在诸多问题影响通过IPO进行融资 |
(二) 跨界定增存在虚火与企业并购存在严重障碍 |
(三) 证券化负面影响凸显影企上市后的风险边界 |
(四) 资本的霸权导致电影产业的异化和扭曲行为 |
(五) “保底发行”与“天价片酬”对于电影产业的侵蚀 |
(六) 电影板块在A股市场回报率偏低、规模偏小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完善推动资本化进程的对策与建议 |
一、坚持保证资本化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原则 |
(一) 把握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发生的方向性调整 |
(二) 努力创作出资本与内容结合的佳作 |
二、遵循借力资本市场融资做优做强产业的原则 |
(一) 影企要积极创造条件实现在A股市场上市融资 |
(二) 借力A股市场资源配置优势培育大型企业集团 |
(三) 重视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推动与A股市场对接 |
(四) 打造影视企业融资渠道助力小微影企融资 |
三、通过并购等金融手段实现影企健康发展 |
(一) 发挥股市先发优势的公司在外延并购上的优势 |
(二) 通过不断外延并购做优做强是必然选择 |
四、积极拥抱互联网资本实现影企自身发展 |
(一) 把握互联网资本在电影产业链地位主流化的趋势 |
(二) 上市电影企业要积极拥抱互联网资本的进入 |
五、构建与资本化进程相适应的规范运行体制 |
(一) 应制定和出台规范资本运行的相关制度 |
(二) 尽快组建电影经纪人群体的行业协会 |
六、把握“内容为王渠道致胜”的原则,推动全产业链发展 |
(一) 上市影企要打造全产业链模式防控业绩下滑的风险 |
(二) 上市影企要瞄准“内容+渠道”模式以提高经营业绩 |
七、完善与资本化进程相一致的产业规则和市场规则 |
(一) 要遵从产业和市场规律推动资本化进程 |
(二) 用大工业运行的方式分散和控制好金融风险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与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城市形象的媒介建构与演化 ——基于丽江古城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 研究缘起 |
(二) 文献综述 |
1. 城市作为媒体的研究 |
2. 城市文化的媒介传播研究 |
3. 城市形象研究 |
4. 城市形象的媒介建构研究 |
(三) 本文研究思路与方法 |
1. 研究对象 |
2. 研究内容 |
3. 研究方法 |
4. 研究目的及意义 |
二、丽江城市形象建构的演化 |
(一) 西方视角下的“神秘古国”(1924-1984) |
(二) 旅游推介中的“高原姑苏”(1985-2002) |
(三) 小资情调弥漫的“柔软时光之城”(2002-2013) |
(四) 刀尖上狂欢的“艳遇之都”(2004-2014) |
(五) 拉响警笛的“死去之城”(2008-2018) |
三、媒介化社会进程中城市形象的媒介建构 |
(一) 参与建构的媒介 |
(二) 媒介文本的生产者 |
(三) 作为主体的丽江实体空间 |
(四) 城市形象的想象者 |
(五) 城市形象的建构逻辑 |
四、城市形象建构中的意义分析 |
(一) 媒介建构在城市发展中的意义 |
1. 旅游业发展的局部放大镜 |
2. 整体观照城市的发展 |
(二) 媒介建构活动中的意义生产 |
1. 媒介交往中形成场景分区 |
2. “虚”“实”之间的城市 |
五、结语与反思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纪录片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现状 |
(二)纪录片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构建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的意义 |
(一)纪录片传播促进形象构建 |
(二)形象构建推动纪录片发展 |
第一章 纪录片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构建的形式研究 |
第一节 纪录片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构建相关概述 |
一、纪录片的概念界定 |
二、旅游目的地形象概念 |
三、旅游目的地形象分类 |
第二节 旅游纪录片的类型 |
一、知识普及型 |
二、人文关怀型 |
三、现场参与型 |
四、深度展示型 |
第三节 纪录片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构建的影响 |
一、纪录片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构建过程 |
二、纪录片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构建作用 |
第二章 纪录片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构建的趋势研究 |
第一节 旅游纪录片兴起的时代背景 |
一、探索阶段(1958 年-1979 年):趋于模式化 |
二、开拓阶段(1980 年-1989 年):走向栏目化 |
三、发展阶段(1990 年-1999 年):实现专业化 |
四、成熟阶段(2000 年-至今):日渐社会化 |
第二节 旅游纪录片在全媒时代演变 |
一、多样化:百花齐放,丰富多彩 |
二、普及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
三、戏剧化:纪实影像,故事表达 |
四、数字化:读图时代,立体传播 |
五、国际化:中国故事,国际视野 |
第三节 旅游纪录片发展趋势多级化 |
一、拍摄主体多样,创作风格个性化 |
二、设备技术提高,画面造型精致化 |
三、市场需求多元,景观选择丰富化 |
四、受众心理差异,审美趣味分众化 |
五、注重意境表达,呈现方式艺术化 |
六、宣传媒介多态,传播平台融合化 |
第三章 纪录片对旅游目的地构建的影像研究 |
第一节 本色形象的多维再现 |
一、聚焦表情:朴素的原生性 |
二、人文精神:独特的地域性 |
三、集体记忆:印象的同一性 |
四、意象符号:高度的识别性 |
五、文化底蕴:传承的必要性 |
六、历史使命:鲜明的时代性 |
第二节 艺术形象的立体表现 |
一、仪式感的画面造型 |
二、视觉化的解说文本 |
三、诗意化的声音效果 |
四、故事化的叙事表达 |
五、风格化的剪辑重组 |
第四章 纪录片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构建过程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第一节 存在问题 |
一、旅游景观刻画非典型 |
二、内涵细节展示的缺失 |
三、技术手段使用较单调 |
四、纪实与艺术性的失衡 |
五、专业和新颖性难兼备 |
六、文化内涵品格待提升 |
第二节 解决对策 |
一、推陈出新,挖掘地域特色 |
二、精雕细琢,注重微观视角 |
三、善用技巧,多维叙事策略 |
四、深耕影像,培养镜头思维 |
五、拓宽视域,鼓励联合创作 |
六、彰显品格,提升文化内涵 |
第五章 纪录片《皖南川藏线》创作阐述 |
第一节 创作思路 |
一、初识阶段:构想与想象 |
二、了解阶段:持续性扫描 |
三、调研阶段:印象初体验 |
第二节 创作过程 |
一、再现阶段:个性化塑造 |
二、表现阶段:沉浸性感受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皖南行》旅游目的地调研问卷 |
附录二:《皖南川藏线》采访拍摄计划 |
附录三:《皖南川藏线》采访问题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6)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1.1.3 基本概念界定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1.2.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 |
1.2.2 搜集资料的方法 |
1.2.3 研究意义 |
1.2.4 研究框架 |
1.3 理论梳理与文献综述 |
1.3.1 理论梳理 |
1.3.2 文献综述——台湾电视研究 |
1.3.3 文献述评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 |
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2.1.1 试水电视业:教育电视台的成立 |
2.1.2 第一家商业电视台:台视 |
2.1.3 中视:率先播出彩色节目 |
2.1.4 华视:突出教育节目特色 |
2.1.5 公共电视节目的草创 |
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2.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2.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2.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2.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2.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2.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3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 |
3.1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3.1.1 台视、中视和华视:进入激烈竞争时期 |
3.1.2 民视的成立:反对党“发声”,打破无线三台“三足鼎立”格局 |
3.1.3 公视:漫长的筹建之路 |
3.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3.2.1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3.2.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3.2.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3.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3.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3.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3.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4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 |
4.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4.1.1 商业无线电视台的重组 |
4.1.2 公广集团版图的扩充 |
4.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4.2.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4.2.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4.2.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4.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4.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4.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4.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5. 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批判 |
5.1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5.2 “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5.3 2000年“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5.4 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反思与批判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附录二 访谈人物列表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及其他作品发表情况 |
后记 |
(7)媒体人类学视野下迪庆藏区新闻事业的发展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问题 |
三、研究价值 |
四、研究思路 |
第二节 媒体人类学的研究述评 |
一、何谓媒体人类学 |
二、媒体人类学的历史脉络 |
三、国外媒体人类学研究 |
四、国内媒体人类学研究 |
第三节 课题研究方法 |
一、文献法 |
二、口述史 |
三、深度访谈 |
第四节 课题研究经过 |
第一章 迪庆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 |
第一节 迪庆新闻事业发展的社会背景 |
一、20世纪30年代至建州前 |
二、建州后到改革开放前 |
三、改革开放至今 |
第二节 从档案文献看迪庆新闻事业的发展 |
一、迪庆报纸的发展 |
二、迪庆广播的发展 |
三、迪庆电视的发展 |
第三节 从口述史看迪庆新闻事业的发展 |
一、迪庆报纸:《迪庆日报》、《藏文报》到全媒体 |
二、迪庆广播:FM104.7汉语频率、藏语频率到数字化广播 |
三、迪庆电视:转播为主、汉语栏目到藏语栏目 |
第二章 迪庆新闻事业与藏区政治 |
第一节 迪庆藏区新闻事业与藏区政策 |
一、迪庆藏区政策下的媒体发展 |
二、迪庆媒体对藏区政策的实践 |
第二节 迪庆新闻事业与藏区政治发展 |
一、迪庆藏区媒体推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 |
二、媒体报道推动藏区民众的国家认知 |
第三节 迪庆新闻事业与藏区政治参与 |
一、迪庆的新闻媒体:社会动员的实现途径 |
二、社会动员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调整 |
第三章 迪庆新闻事业与藏区经济 |
第一节 迪庆藏区新闻事业发展中的经济基础 |
一、迪庆藏区经济发展模式与媒体发展 |
二、媒体报道推动经济转型 |
第二节 迪庆藏区新闻事业与香格里拉品牌的建构 |
一、香格里拉品牌的媒介建构 |
二、香格里拉品牌的媒介强化 |
三、香格里拉品牌的媒介守护 |
第三节 迪庆新闻事业与藏区经济发展 |
一、迪庆媒体推动藏区旅游经济和媒体经济的发展 |
二、迪庆媒体推动藏区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 |
第四章 迪庆新闻事业与藏区文化 |
第一节 迪庆新闻报道中的藏区文化 |
一、媒体呈现丰富的藏文化资源 |
二、多媒体平台推动藏文化的现代转型 |
第二节 迪庆新闻事业与藏区文化发展 |
一、媒体报道描绘藏区文化景观 |
二、媒体报道推动藏区文化的现代转型 |
第三节 迪庆新闻事业与藏文化认同 |
一、迪庆媒体报道中的藏文化认同 |
二、文化认同促进媒体发展 |
三、迪庆新闻事业整合不同藏区的文化认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8)现场直播节目版权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缘起和意义 |
二、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
三、思路与脉络 |
四、研究方法 |
五、文献综述 |
第一章 现场直播的历史演进与版权保护现状 |
第一节 现场直播技术的历史沿革 |
一、技术推动下影视创作发展的基本规律 |
二、现场直播技术的历史演变 |
三、现场直播节目制作的技术特征与流程 |
第二节 现场直播节目的产业发展现状 |
一、综艺直播节目产业的发展现状 |
二、赛事直播节目产业的发展现状 |
第三节 现场直播节目被严重盗版侵权的现状 |
第四节 现场直播节目版权保护的司法困境及焦点问题 |
一、赛事直播节目版权保护的困惑及主要问题 |
二、综艺直播节目的版权保护难题及焦点争议 |
第二章 现场直播节目可版权性的理论研究 |
第一节 作品定义与构成的完善与不足 |
一、从“智力成果”到“智力表达”的完善 |
二、从“可复制性”到“可固定性”的完善 |
三、“独创性”作为作品核心要件的重要性及其标准的缺失 |
第二节 作品独创性标准的比较及其深层次分析 |
一、关于独创性标准的争议 |
二、各国独创性标准的比较 |
三、独创性标准问题的深层次思考 |
四、作品独创性标准的观点阐述 |
五、作品独创性的界定方法:“增量要素分析法” |
第三节 视听作品定义的比较法研究与我国的立法完善 |
一、各国将现场直播节目归于视听作品范围的主流立法趋势分析 |
二、各国版权法关于视听作品法律定义的比较与抽象 |
三、我国现行着作权法下影视作品定义的不足 |
四、完善我国着作权法下视听作品定义的分析与阐述 |
第四节 视听作品独创性标准体系的阐述 |
一、独创性标准的“区别对待原则” |
二、视听作品独创性标准的界定 |
第三章 现场直播节目的版权客体及其独创性分析 |
第一节 现场直播节目的版权客体分析 |
一、现场直播的多维度概念及相互关系 |
二、现场直播节目作为版权客体的性质分析 |
第二节 赛事直播节目的独创性分析 |
一、体育赛事节目的创造性劳动与艺术表达 |
二、赛事直播节目的独创性特征分析 |
三、赛事直播节目独创性的案例分析 |
第三节 综艺直播节目的独创性分析 |
一、综艺直播节目的创造性劳动 |
二、综艺直播节目独创性的案例分析:“春晚”节目的独创性 |
第四章 现场直播节目作品的版权主体与权利归属 |
第一节 各国关于视听作品权利归属制度的比较与争议 |
一、不同法系国家关于视听作品权利归属的比较 |
二、我国视听作品权利归属制度的争议与立法模式选择 |
第二节 现场直播节目作品的版权主体与权利归属分析 |
一、现场直播节目作品利益相关方及版权主体的分析 |
二、我国《着作权法》现行法与送审稿下现场直播节目作品版权主体的界定与权利归属的类推 |
第五章 现场直播节目版权保护法制完善 |
第一节 现场直播节目版权保护制度立法完善的必要性 |
一、现场直播技术进步对版权制度变革与完善的必然诉求 |
二、现场直播节目产业发展对版权保护制度完善的迫切需求 |
第二节 现场直播节目版权保护制度的完善 |
一、以法律解释完善《着作权法》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
二、以法律解释完善现场直播节目版权保护的方案建议 |
第三节 《着作权法》修正案现场直播节目版权保护建议 |
一、现场直播节目版权保护符合《着作权法》修法精神 |
二、完善《着作权法》第三次修订《送审稿》的方案与建议 |
结论 |
附件 |
附件一 体奥动力(北京)诉上海全土豆网络公司案判决书 |
附件二 现场直播特种制作设备 |
附件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综艺节目着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
附件四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关于加强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法律保护,发展体育赛事转播业的提案》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9)我国创意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引言 |
第一节 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第三节 基本内容与主要方法 |
第一章 创意产业集群理论概述 |
第一节 创意产业概述 |
一、 创意产业的发展轨迹 |
二、 创意产业的定义与产业范畴 |
三、 创意产业的特征与产业属性 |
四、 创意产业与相关概念辨析 |
第二节 创意产业集群的概述 |
一、 产业集群的概念与特征 |
二、 创意产业集群的概念与特征 |
三、 创意产业集群与传统产业集群的区别 |
第三节 创意产业集群形成的理论基础 |
一、 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与劳动分工理论 |
二、 国外经典产业集群理论 |
第二章 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与主体模式 |
第一节 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条件与构成主体 |
一、 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条件 |
二、 创意产业集群的构成主体 |
第二节 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 |
一、 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动力 |
二、 创意产业集群的时空演变规律 |
第三节 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
一、 根据推动主体与机制划分创意产业集群 |
二、 根据形成要素和功能特征划分创意产业集群 |
三、 根据区域空间结构划分创意产业集群 |
四、 根据依托区域空间功能划分创意产业集群 |
第三章 创意产业集群的区域空间效应 |
第一节 创意产业集群区域空间效应的一般分析 |
一、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马赛克”现象 |
二、 创意产业集群的空间结构模式与经济特征 |
三、 创意产业集群的区域空间效应表现 |
第二节 创意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
一、 创意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 |
二、 创意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 |
三、 创意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
四、 创意产业集群对城市功能转化的影响 |
五、 创意产业集群对就业能力的影响 |
第四章 创意产业集群模式的国际比较 |
第一节 欧美发达国家创意产业集群模式与经验借鉴 |
一、 美国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
二、 英国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
三、 澳大利亚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
第二节 亚洲国家创意产业集群模式与经验借鉴 |
一、 日本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
二、 韩国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
第三节 港台地区创意产业集群模式与经验借鉴 |
一、 香港地区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
二、 台湾地区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
第五章 我国创意产业集群的基本格局与区域发展比较 |
第一节 我国创意产业的总体发展状况 |
一、 我国创意产业的发展基础 |
二、 我国创意产业集群的基本格局 |
三、 我国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特征与基本态势 |
第二节 我国创意产业集群的区域比较 |
一、 我国创意产业集群的区域性发展 |
二、 创意产业发展综合实力的区域比较 |
三、 创意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与发展格局的区域比较 |
四、 创意产业集群非均衡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 |
第三节 我国主要城市创意产业集群的区域差异性 |
一、 我国主要城市创意产业集群的总体状况 |
二、 东部主要城市的创意产业集群发展 |
三、 中西部主要城市的创意产业集群发展 |
四、 我国主要城市创意产业集群区域发展总述 |
第六章 我国创意产业集群的区域经济空间 |
第一节 环渤海创意产业集群的区域性分析 |
一、 环渤海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优势 |
二、 环渤海创意产业集群的特点与布局 |
第二节 长三角创意产业集群的区域性分析 |
一、 长三角创意产业的区域发展状况 |
二、 长三角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优势和布局特征 |
第三节 珠江三角洲创意产业集群的区域性分析 |
一、 珠江三角洲地区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状况 |
二、 珠三角创意产业集群的布局特点和发展优势 |
第四节 中三角地区创意产业群的区域性分析 |
一、 中三角创意产业集群发展格局 |
二、 中三角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特点与态势 |
第五节 西三角创意产业集群的区域性分析 |
一、 西三角创意产业集群的基本情况 |
二、 西三角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特点和发展态势 |
第六节 滇海创意产业集群的区域性分析 |
一、 滇海创意产业集群的基本情况 |
二、 滇海创意产业集群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态势 |
第七章 我国创意产业集群的区域发展战略 |
第一节 我国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形势 |
一、 国内外创意产业集群的总体趋势 |
二、 我国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机遇 |
第二节 我国创意产业集群区域发展的实施战略 |
一、 实施创意人才开发战略,激发创意产业区域活力 |
二、 实施科技创新战略,抢占创意产业发展高地 |
三、 实施多元化投资战略,发挥民间资本市场作用 |
四、 实施集团化战略,实现创意产业规模化经营 |
五、 实施品牌化战略,形成区域经济差异化发展 |
六、 实施国际化战略,提升创意产品的国际化水平 |
七、 实施法制化战略,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
八、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高创意产业集群的贡献度 |
结语 |
一、主要结论 |
二、存在问题和未来期望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主持项目情况 |
后记 |
(10)“颠覆电视”:媒介融合背景下SMG全媒体战略及实践的研究(2001-2011)(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TRCT |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关于本次研究的方法和框架设计 |
一、本次研究的具体方法 |
二、论文框架设计:章节的逻辑与说明 |
注释 |
第一章 相关理论和背景综述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一:媒介融合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媒介融合”的定义和解释具有多样性 |
二、“媒介融合”逐步成为实务应用范畴的学术课题 |
三、从受众文化角度的研究方向及其他 |
四、从媒介产业角度的“媒介融合”研究路径和核心 |
第二节 研究背景二:关于“全媒体”的研究综述 |
一、“全媒体”的定义理解 |
二、“全媒体”的价值特点 |
三、关于“全媒体”的研究和应用概述 |
四、“全媒体”研究与“三网融合”的关联 |
注释 |
第二章 SMG全媒体战略实施的历史流变 |
第一节 元问题:SMG全媒体战略何以可能及可为 |
第二节 SMG的全媒体战略及其实践简史 |
一、2001-2002:“秣马厉兵”的筹备阶段 |
二、2003-2007:“跑马圈地”的拓展阶 |
三、2008-2009:“分分合合”的调整阶 |
四、2010-2011:“五大板块”的成型阶段 |
本章总结 |
注释 |
第三章 基于三个维度的全媒体实践之深描 |
第一节 从垂直发展到横向发展:媒介产业融合维度之深描 |
一、以技术与网络的融合突破产业界限 |
二、以市场与服务的融合拓宽收入结构 |
三、以资本与产权的融合超越规制局限 |
第二节 组织流程再造:传媒管理维度之深描 |
一、全面采用“公司化运营”体制 |
二、建立集团“矩阵式结构”管理 |
三、推行人力资源“企业化管理”系统 |
四、全面实施“品牌化经营”方式 |
五、注重业务流程的“科学化管理” |
第三节 技术引领变革:媒介产业创新维度之深描 |
一、全方位把握创新机遇:偶然的和必然的 |
二、以技术进步引领变革:塑造传媒新价值 |
三、多元化的目标市场选择:机遇和风险并存 |
四、以合作创新为主要形式:斜向整合与资本推动 |
本章总结 |
注释 |
第四章 SMG全媒体战略实践过程中的问题梳 |
第一节 全媒体战略与组织机制之间的问题梳理 |
一、“版权管理”的难题:关于内部的制播分离和版权归属 |
二、“内容优势”的困惑:关于内容的价值和创新 |
三、“快比慢好”的质疑:关于速度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
第二节 全媒体战略的两种融合模式的问题梳理 |
一、“第一财经”的“榕树”模式 |
二、新媒体板块的“竹笋”模式 |
三、“榕树”模式与“竹笋”模式的异同对比 |
四、“榕树”模式与“竹笋”模式的利弊分析 |
第三节 规制和体制局限的问题梳理 |
一、内容管控存在网、台双重执行标准 |
二、事企合一的传媒管理体制弊端重重 |
三、国资监管制度对产业创新的制约 |
四、广电、电信交叉进入的难度问题 |
本章总结 |
注释 |
第五章 讨论与建议 |
第一节 “全媒体”的实施基础:业务流程和组织流程再造 |
第二节 “全媒体”的内部运营保障:高效的组织协同 |
第三节 “全媒体”的发展突破点:规制改革与资本撬动 |
结语:未来趋势的演化 |
注释 |
深度访谈名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2002年广播影视科技创新大思路与大动作(论文参考文献)
- [1]跨文化语境下的国产商业电影研究(2002-2017)[D]. 陈晓. 南京大学, 2019(06)
- [2]新世纪以来台湾流行音乐文化产业发展研究[D]. 陈伟琳. 南昌大学, 2019(02)
- [3]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研究(1978年-2018年)[D]. 周子钧. 山东大学, 2019(09)
- [4]城市形象的媒介建构与演化 ——基于丽江古城的历史考察[D]. 姜宇秋. 云南大学, 2019(03)
- [5]纪录片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构建研究[D]. 董婷婷. 安徽师范大学, 2019(01)
- [6]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陈若萱. 厦门大学, 2018(06)
- [7]媒体人类学视野下迪庆藏区新闻事业的发展与影响研究[D]. 王娟. 云南师范大学, 2017(12)
- [8]现场直播节目版权保护研究[D]. 严波. 华东政法大学, 2015(07)
- [9]我国创意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 华正伟.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 [10]“颠覆电视”:媒介融合背景下SMG全媒体战略及实践的研究(2001-2011)[D]. 蒋为民. 复旦大学, 2012(08)
标签:媒介策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