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1年主要物资品种走势（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提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蒋国民[2]（2020）在《S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值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市值管理自诞生至今可分为三个阶段:市值管理随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诞生并伴随2007年股市“牛市”迎来第一个发展高峰;2014年“新国九条”鼓励上市公司设立市值管理制度和2015年的股市“牛市”带来了市值管理的第二个高峰;2019年实行注册制的科创板正式开板,同年证监会发文宣布加快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上市公司数量势必随注册制迎来快速增加,各上市公司从竞争与忧患意识角度纷纷重视市值管理,由此正在形成市值管理的第三个发展高峰。S药业公司是一家主营中成药研发生产销售的医药制造企业,自2011年上市至2019年底营业收入增长近2倍,净利润增长近34%,但总市值却下降21%。这是否说明S药业公司市值管理能力较差,其市值管理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有效提升其市值管理能力。这些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希望解决的核心问题。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市值管理研究现状,并整理出本文研究的主要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从市值管理核心内涵的三个组成部分,即价值创造、价值经营、价值实现,对S药业公司当前市值管理举措与现状进行逐项分析。然后以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中心创设的市值管理绩效评价体系为基础,结合S药业公司实际情况构建其市值管理评价模型,从基础价值创造、成长价值创造、内在价值实现三个维度,以S药业公司和从核心产品相似性角度选取的数家可比上市公司作为比较评测对象,对S药业公司的市值管理工作进行详细、客观与全面测评分析。通过现状分析与模型评测总结出S药业公司市值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即战略上,缺乏市值管理的整体规划,相关工作缺少目的性与协同性,并且公司管理层尤其是核心决策层对市值管理认识较浅,难以形成系统有效的市值管理举措,同时重视程度不足;价值创造能力较差,公司核心产品的销售收入规模与增长能力相对可比公司偏弱,产品利润率偏低且利润增长能力相对较弱;由于缺乏对于市值管理的系统认知导致所采取的价值经营手段较少且效果欠佳,与公司业绩增长及市值改善之间缺乏协同性;同时由于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公司价值实现效率较差,公司4R管理基本处于初级阶段等等。对此,本文针对性的提出了16条优化改进措施,并配套保障措施以及监督、考核与奖惩机制以确保方案能够持续有效得以实施。通过研究,一方面希望能够切实提升S药业公司的市值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为其他中药行业上市公司,尤其是与S药业公司相对具有可比性的中药上市公司提升其市值管理能力起到一定的启发或借鉴作用。
应颖[3]（2020）在《PZ公司全面预算管理优化研究》文中指出煤炭开采业是我国传统基础支柱产业,“采、掘、机、运、通、防”的生产工序使其不同于其他行业,客观条件上受地质地形、煤炭热值等因素影响,政策上受降产能、去库存、保护环境等因素影响,行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动荡日益增强,作为执行战略的全面预算管理工具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不断审视、评估、重塑,以实现为企业创造价值的目的。本论文结合煤炭企业PZ公司的实际案例,基于战略管理理论、作业成本理论、激励理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如何让PZ公司全面预算管理更好地服务于战略?如何使PZ公司全面预算管理更好地实现资源配置功能?如何使PZ公司全面预算管理更好地发挥考核激励作用?经过研究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利用平衡记分卡对战略进行分解,确定战略主题及各战略主题的关键成功因素和关键业绩指标,制定战略性预算增强预算和战略的关联度。把战略目标、经营规划、关键成功因素、财务价值分析四个方面融入到全面预算管理,实现对公司战略规划的价值评估,发挥预算对战略的支持作用,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第二,明确日常经营所需资源的定额数据,定额管控资源配置的关键指标,分析公司盈利模式,立足价值创造,对不同分公司进行差异化布局,充分利用闲置资源和低效资源,通过逐月滚动预算保持预算灵活性,根据不同业务情景应对动态环境变化,对资源进行高效配置。第三,明确战略的基础作用、预算的核心作用、考核的保障作用,使三者融为一体,增强考核过程中的战略及预算导向,明确预算考核四阶段双向沟通的重点,通过双向沟通激发员工热情,让全面预算管理更好的发挥业绩激励作用。总之,本文通过对PZ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的优化研究,为煤炭开采行业研究以下问题增加案例样本贡献——如何通过全面预算管理提升企业价值,同时,以期为同行业其他企业解决类似问题贡献一份力量。
华清君[4]（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徐媛媛[5]（2020）在《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流动性的测量、传导及风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流动性是现代金融市场体系的生命力,是市场运作与资源配置的润滑剂。新世纪以来,我国期货合约交易种类、覆盖范围不断扩展,成交量加快增长,商品期货市场的流动池也不断加深。近年来,随着农产品金融投资属性增强,市场流动性波动剧烈,风险加深,已经成为我国农产品市场稳定与粮食安全的潜在威胁。在越来越开放的交易系统中,订单交叉、策略性投资组合有助于实现市场间流动性的良性互动,但也构建了流动性风险“跨市场”传染的桥梁。在此背景下,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流动性现状及效应如何?市场流动性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是否呈现“跨品种”及“跨板块”的关联效应?一个市场的流动性风险会在多大程度上贡献系统风险或传递至关联市场?论文围绕上述问题,开展对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流动性测量、传导及风险研究,为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流动性监测与风险防控提供政策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论文针对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流动性问题,从实时交易记录入手,在全面了解期货市场的价差、深度、即时性、弹性并探析流动性效应的基础上,以“价差”的视角,引入流动性代理对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流动性的历史演进和传导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同时,基于价差波动的VaR理论,构建起农产品期货流动性风险评估框架以实证探讨流动性风险源并绘制风险传递网络。论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一套基于“流动性测量、流动性传导和流动性风险”系统性研究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流动性问题的分析思路、模型方法和研究框架。论文的主要内容及发现如下:一、基于高频数据的农产品期货市场流动性测量及效应分析。论文依据2016-2018年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实时交易记录,从“价差”、“深度”、“即时性”和“弹性”4个维度,以大豆、豆粕、豆油、棕榈油、橡胶、玉米、棉花和白糖为样本,对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流动性进行全面的测度;同时,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与“流动性溢价”理论,分别应用带有“日内效应”及“周内效应”的量价回归模型、资产定价模型,分析知情交易与流动性溢价在期货定价机制的作用,进而对流动性分布的（倒）U-型日内效应及（倒）V-型周内效应进行深度解析。研究发现:①交易规模在市场流动性水平的综合评价中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大型交易通常会拉大价差、加深市场、降低即时性并减弱弹性。②基于流动性的高维测量与综合考量,交易规模较小的白糖、大豆等可被归为高流动性市场,而交易规模较大的玉米、橡胶等为低流动性市场。③农产品期货市场普遍存在知情交易且具有显着的开盘/收盘效应;在周一,农产品期货出现明显的“流动性溢价”现象及交易的“规模效应”。二、低频流动性代理的选择及农产品期货市场流动性历史演变的度量。论文引入国际通行的低频流动性代理（Roll、Gibbs、Effective Tick、Zeros、FHT、High-Low Spread、Amihud、Amivest等）检验其在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的适用性,以买卖价差为基准,通过相应的拟合度分析及稳健性检验找出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最佳流动性代理。同时,利用日度交易信息并基于最优流动性代理捕捉农产品期货合约自上市以来流动性变化的历史趋势,绘制出农产品期货市场流动性长期演变的概略图,以直观展现市场流动性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及历史事件下的变化。研究发现:①在中国商品期货市场,FHT价差在拟合流动性基准方面表现最佳,被认为是度量流动性历史演变的最优代理。②不同农产品期货品种间流动性变动呈现“同涨共跌”的态势,其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进口导向型农产品（橡胶、棕榈油及豆类）的流动性冲击较大,而2016年中国金融危机对实施市场定价后的棉花、玉米的流动性冲击有所加强。③农产品板块的综合流动性与工业品、金属板块流动性具有高度一致的变动趋势,但相对后两者其波动程度略低。三、农产品期货市场流动性在板块内及板块间的传导效应研究。论文基于时变视角,利用滚动时间窗口技术通过协整、误差修正分析,探讨流动性在板块内及板块间传导效应及其时变特征,并运用Bai-Perron检验识别了传导效应中的多重结构性断点。同时,针对可能存在的非线性、重尾及非对称等特征,通过时变Normal Copula和SJC Copula模型对一般与极端情况下的“跨市场”流动性依赖展开研究,以突出农产品期货市场流动性在板块内及板块间的尾部依赖及其非对称性。研究发现:①豆油、棕榈油是影响系统及其它品种流动性水平的主导品种,其次为豆粕、大豆、橡胶。②农产品与工业品板块间流动性的传导效应大于农产品与金属板块间的传导效应,其中2008年“危机前”以农产品向工业品传导为主,流动性的尾部依赖程度较低;“危机后”以工业品向农产品传导为主,尾部依赖程度增强。③极端事件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市场间流动性依赖偏离常态,其中负冲击作用下市场间流动性的联合下跌是一种更为“常态化”事件。四、农产品期货市场流动性风险测量及流动性风险在板块内与板块间传递效应研究。论文根据商品期货市场流动性风险的定义,构建了强调“价差上尾波动”的VaR风险测度模型,实时检测了农产品期货组合内各品种及综合流动性风险水平的动态演化。同时,基于Copula-GARCH与GJR-GARCH-DCC的ΔCoVaR模型,识别农产品期货市场流动性的潜在“风险源”,并描绘出系统内流动性风险的传递网络,以及农产品与工业品、金属板块间流动性风险传递的阶段性特征。结果显示:①流动性水平较低的品种更容易遭遇流动性风险,并且品种间条件风险值CoVaR系统性高于品种本身风险水平。②农产品期货市场不存在单一的流动性“风险源”,呈现出一幅以油脂类期货（棕榈油、豆油、大豆、豆粕）为骨架的风险传递网络图。③农产品板块的流动性风险水平低于工业品、金属板块的风险水平,其中工业品板块因较强的风险传递效应成为农产品市场重要的“外源”性风险因子。论文主要创新:一是基于多指标、高维度测量实现了对农产品期货市场流动性水平的综合考量与评级,并形成了一套“从高频基准到低频代理”完整的流动性指标选取模式。二是在流动性特征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信息不对称与流动性溢价等理论深入探析并理清了流动性对其它经济变量如投资者行为、期货定价等的影响机制。三是根据价差的属性定义了商品期货市场中的流动性风险,识别出农产品期货市场多重流动性“风险源”并全景式展现了流动性风险的传递网络。四是构建了一套独特的、不同频率的活跃且连续时间序列,既为流动性的高维测量提供了充足的数据支持,又有效平滑了合约结点中变量的跳变。
蒋璟[6]（2020）在《新疆典型绿洲农业生态效率研究 ——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犁州）作为新疆重要的粮食基地,其农业发展事关全疆的粮食安全。多年来,伊犁州为确保农业增产,加大了化学性农业要素投入,最终导致土地生产力下降、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粮食安全等问题,伊犁州农业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农业生态效率是度量伊犁州农业资源利用、农业经济和环境之间是否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研究伊犁州农业生态效率,可以为伊犁州制定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策略提供科学依据与理论指导。为探究伊犁州狭义农业（种植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本研究以2001—2017年连续17年伊犁州24个县市的农业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构建符合伊犁州实际的农业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从州尺度、地区尺度、县市尺度,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变化特征和内部影响机制进行测度分析;利用Arc GIS10.2软件,对2001、2007、2012、2017年伊犁州24县市的农业生态效率空间演变特征进行分析;计算2017年效率值损失县市的投入产出冗余率,并分析效率损失原因;运用Malmquist指数通过分析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的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来探究促进和制约伊犁州农业生态效率的作用机制;采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伊犁州农业生态效率的因素和影响程度。研究具体结论如下:（1）伊犁州农业生态效率在2001—2017年整体呈波动平缓下降趋势,平均值为0.712。农业生态效率在2001—2008年主要受规模效率限制,2008年以后,主要受纯技术效率影响;各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在研究期内均未达到有效,效率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伊犁直属地区、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伊犁直属地区和阿勒泰地区农业生态效率主要受规模效率影响,而塔城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受纯技术效率影响更大;大部分县市农业生态效率水平偏低且差异明显。24个县市中仅伊宁市、伊宁县、新源县、昭苏县、沙湾县、吉木乃县农业生态效率平均水平达到有效。规模效率主要制约各县市农业生态效率提升。（2）伊犁州各县市的空间分布在时间上变化明显。2001—2017年农业生态效率有效区整体减少。2007年以后,效率低值区向伊犁州西南和东北方向扩张,逐渐演化为有效区零星分布,效率低值区集中于伊犁州中部和东北部。（3）从投入产出冗余率可知,农业生态效率损失与伊犁州农业产出不足无关。全州、各地区、各县市的农业投入都未得到有效利用,其中农药和化肥投入冗余率最高,农业非期望产出冗余率普遍较高。（4）从Malmquist指数动态分析看,伊犁州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TFP）2001—2017年整体处于提升状态,年均增长率为7.3%。技术进步指数年均增长率为12.2%,综合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年均增长率为0.4%,说明技术进步对TFP提升贡献较大;伊犁直属地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TF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9%、12.2%、7.1%,技术进步是提升TFP的主要原因;从各县市看,除奎屯市、阿勒泰市、吉木乃县以外,其余县市TFP总体都处于增长状态。综合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抑制TFP增长,主要原因是各县市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增长较低。（5）从影响因素分析,农业机械密度、农村电力消耗对伊犁州农业生态效率有显着正影响。农业发展水平、农田灌溉率、农业规模化水平对伊犁州农业生态效率呈显着负影响。种植结构和城市化水平对伊犁州农业生态效率有负向影响,但影响效果不明显。
苏梦颖[7]（2020）在《中国煤炭能源国际定价权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特点决定了煤炭将在一次性能源生产和消费中占主导地位。尽管中国的煤炭储量总量很大,但随着改革开放40年,经济快速增长所产生的能源消耗已经导致煤炭资源供给压力增大,资源枯竭趋势正在快速显现。目前中国煤炭的储产比仅为38年,远低于世界132年的平均水平。虽然近年来中国加强了能源结构调整的力度,提高清洁能源消费的比例,但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非化石能源还不能完全替代化石能源,煤炭能源的消耗仍将维持较高的比例,煤炭作为中国的长期主要能源的地位不会改变。能源的加速消耗以及资源与环境保护的迫切需要导致中国从2009年开始成为煤炭净进口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煤炭进口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下,中国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缺失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现象,无论作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国还是出口国,中国在大宗商品国际贸易中始终均缺乏国际定价影响力,常常是国际交易价格的被动接受者,长期被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体系边缘化,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煤炭进口国,在未来仍存在持续性的煤炭需求,我们应当以史为鉴,未雨绸缪,积极争取煤炭国际定价权,避免中国陷入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波动的影响当中。因此探讨如何取得中国煤炭能源的国际定价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取得中国煤炭国际定价权。分析核心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定价权的形成机理以及作用机制,因此核心问题分为三个子问题,子问题1,从影响因素视角分析定价权形成机理。子问题2,中国煤炭的国际地位和定价权现状。子问题3,从现货和期货市场视角研究影响定价权的传导机制。在解决以上问题之前,我们考虑到中国在未来是否仍存在持续性的煤炭需求和进口是争取定价权的逻辑前提,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煤炭需求和进口趋势进行讨论。遵循问题导向,本文的研究思路为:首先对煤炭定价权的产生、煤炭定价权与市场势力的关系、煤定价权与煤炭期货市场的关系,煤炭现货市场与煤炭期货市场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分析其影响机制;其次,对中国煤炭未来趋势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本文对于中国煤炭定价权研究的必要性;再次,采用面板数据,从市场势力视角研究中国煤炭在全球煤炭贸易市场的定价权现状;然后,对中国煤炭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价格的短期和长期动态关系进行研究,探究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关系;接着,从时间序列实证研究角度,分析中国煤炭在全球期货市场上的定价影响力,以综合考察中国是否同时具有期货市场上的定价权;最后,根据分析所得结论,为加强中国煤炭国际定价权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共有9章内容,首先进行理论基础的梳理,然后按照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思路撰写实证章节。第一,从供求定价理论开始,从理论上对定价权、市场势力、期货市场产生的脉络及研究必要进行了理论分析。第二,接下来是四章主体实证,中国争取煤炭定价权的必要性的实证分析、中国在全球煤炭现货市场上的定价权研究、中国煤炭市场和期货市场动态关系研究、中国在全球煤炭期货市场上的定价影响力研究。最后为结论总结和政策建议。按照这个思路,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第1章到第4章的内容。第1章是绪论,主要内容为背景、章节安排和创新点等,第2章是理论梳理和文献综述,对本文涉及的理论知识和前人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找出优点与不足,并针对不足之处,展开研究。第3章是对全球及中国煤炭市场现状的研究。第4章根据前述章节的研究论述了中国煤炭定价权的形成及构建,对中国煤炭定价权影响因素及传导路径做了分析,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思路及理论依据。第二部分为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主体部分。包含第5章至第8章内容。第5章,首先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并将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纳入进来,重新预测煤炭需求峰值,考察中国树立和争取煤炭能源定价权的现实需要。本章运用煤炭消费EKC曲线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煤炭需求拐点测算。同时,构建了ARMA模型,对中国煤炭进口总量进行回归分析,以此对未来中国煤炭进口量的走势做出合理预测。本章对中国未来煤炭需求趋势做出了两个判断:第一,2013年并非煤炭需求下降拐点,若按6.5%的年均GDP增长率,在2037年才会达到煤炭需求拐点。第二,未来几年,中国煤炭进口量会处于上升状态。既然中国未来一定时期内处于煤炭需求上升期、煤炭进口增长期,煤炭价格的巨幅波动将会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国家能源供给,因此,积极研究中国煤炭市场的国际定价权现状已刻不容缓。第6章,从市场势力的视角,分析全球主要煤炭进出口国贸易情况以及中国主要煤炭进出口国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关系。以煤炭价格为例采用面板数据,利用PTM模型估算了全球主要进出口大国的市场势力,并基于PTM的结果选择进一步对中国煤炭进出口的市场势力建立了基于剩余需求弹性模型的SMR模型。结果表明,在PTM模型框架下,澳大利亚、印尼、俄罗斯、中国均在煤炭出口市场中市场势力显着,具有煤炭出口定价权。煤炭进口市场中,仅中国拥有较弱的煤炭定价权,印度、韩国、日本均没有煤炭定价权。煤炭国际贸易在主要煤炭出口市场均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属于卖方市场。煤炭出口贸易中,优势出口国可以通过汇率的传导在目标市场进行差别化定价,进而表现为在目标出口国拥有市场势力。煤炭进口贸易中,日本和韩国不存在市场势力与其煤炭完全依赖进口有密切关系。印度不存在市场势力,印度国内煤炭价格的上涨会导致进口价格的上涨,进而使得印度进口商的收益减少。以上结论反映了进口国在煤炭贸易上的弱势地位,同时也反应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煤炭能源产业落后的事实。由于本文主要侧重研究中国的市场定价权,第6章在通过进口商的PTM模型测度得到中国具有国际煤炭影响力后,选择了进一步构建基于Lerner指数理论的修正后的剩余需求弹性模型SMR,通过纳入更多变量对中国的进口定价权进行补充实证。结合PTM模型及SMR模型的实证结果,对中国煤炭的国际定价权的整体评估如下:第一,中国对印尼煤炭进口有市场势力,对澳大利亚的煤炭进口没有绝对市场势力。第二,在市场势力PTM及SMR模型下,影响煤炭进出口价格的主要因素是美元汇率、煤炭替代品如天然气等能源的价格、双方国家的GDP增长率、运输距离和进口国的需求弹性因素等。第三,在整个煤炭国际贸易市场中,中国具有一定的卖方市场势力,但中国煤炭出口量很少,主要集中在亚洲国家。在中国煤炭出口的十一个主要目标市场上,除印尼外,均存在市场势力,由于目标出口国仅是亚洲国家,且出口量较小,可以认为,中国拥有亚洲范围内的煤炭出口定价权。可以成为全球煤炭能源定价的重要力量。第7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煤炭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影响机制,通过建立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煤炭期货市场价格与现货市场价格的动态关系,考察煤炭期货市场的价格是否能够引导现货市场价格。本章运用2013-2019年的1521组日度时间序列数据,将中国郑州动力煤市场价格对秦皇岛动力煤现货价格先后进行了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回归、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等,发现中国动力煤期货和中国动力煤现货的变动具有联动效应,他们在短期和长期内都存在稳定的动态联系。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价格有引导作用。说明中国动力煤现货价格和动力煤期货价格互为影响,中国煤炭期货市场已经具备价格发现功能。这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煤炭期货市场的国际定价影响力提供了重要基础。第8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期货市场与定价权之间的互动机制,然后通过理论分析构建了一个金融市场视角下的价格传递理论模型,并对期货价格的传递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对中国煤炭期货市场的定价影响力与欧洲ICE理查德湾煤炭期货市场及ICE鹿特丹煤炭期货市场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本章选取ICE南非理查德湾煤炭期货、ICE荷兰鹿特丹煤炭期货、中国郑州动力煤期货三个品种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广义谱分析方法对2013年-2019年间共1940组期货价格日度数据进行分析,实证显示中国郑州动力煤期货市场与ICE南非理查德湾煤炭期货市场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二者之间存在单向的价格引导关系,ICE南非理查德湾煤炭期货市场对中国郑州动力煤期货市场的影响更大。中国郑州动力煤期货市场与ICE荷兰鹿特丹煤炭期货市场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二者之间存在单向的价格引导关系,但中国郑州动力煤期货市场对ICE荷兰鹿特丹煤炭期货市场的影响非常微小。研究表明,中国缺乏与第一大进口国地位相匹配的定价权优势。最后一部分为第9章,为全文的总结部分。对前面每章的研究进行了总体总结,针对总结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针对本文研究的不足,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基于上述研究工作,本文针对性地提出四点政策建议。第一,整合与完善中国煤炭产业链,规范煤炭现货市场;第二,实施企业联盟,争取国际价格谈判优势;第三,提高煤炭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信息有效性;第四,健全中国煤炭期货市场,参与国际煤炭定价,形成权威的国际煤炭基准价,积极打造国际煤炭定价中心。经过深入思考和总结后,笔者认为本文存在如下三个创新点:1.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本文较合理地将包含三次项的EKC曲线纳入空间计量模型,并以此预测煤炭需求峰值（拐点）。使用逻辑及高斯曲线的研究中,大多忽略了空间因素。经济增长对煤炭需求的影响同样缺乏细致讨论,本文试图引入EKC这一经验假说并对其验证。结合EKC与空间计量的研究中,或不直接涉及煤炭消费需求,或将EKC中经济增长对因变量的倒N型关系以简单的倒U型关系取代,本文将三次项纳入模型可以得到更为稳健的估计与预测。2.研究视角上的创新。从现货及期货市场两个视角测度中国煤炭国际定价权。相关研究通常只关注现货市场或期货市场中单个市场的定价权,而忽略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基于市场势力相关理论与计量经济学方法,不仅对中国在煤炭现货市场是否具有市场势力进行了检验,还对中国煤炭期货市场对全球其它主要期货市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同时研究了煤炭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间的动态关系,从而能够更全面地测度中国煤炭能源国际定价权。3.研究内容上的创新。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替代品,或者拥有交易中心左右煤炭相关金融产品价格,对于煤炭定价权研究相对较少。中国学者则多侧重于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领域。本文展开对中国煤炭定价权的直接研究,是对能源定价权相关文献的有益补充,也能为解决中国能源结构现实问题提供参考。
梁志华[8]（2019）在《中国政府资产研究》文中指出对于政府资产的研究有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政府资产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在为政府机关相关经费的支出提供保障的同时,政府资产又通过社会总需求这一指标调节社会经济运行,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而通过对国内外国家（政府）资产负债表研究发现,大多数研究主体是国家,对以政府为主体的相关研究较少,但实际上中国政府拥有和支配着大量的资产,探索研究中国政府资产的准确货币价值和合适估算方法是必要的。同时,在核算过程中可发现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改进管理方法,对维护政府资产权益,促进政府资产规范运作,增强政府资产的利用效率等有较强现实意义。本文对政府资产的研究从政府资产核算和政府资产管理两个方面展开。通过对国际和国内国家资产负债表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比较分析,在遵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8等国际准则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政府会计制度》等相关制度,参考国内已有对国家资产负债表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制定出中国政府资产负债的类别和主体框架。以理论框架为指导,文章分别估算了中国2016年和2017年的政府资产和政府负债。其中,对非生产资产和金融机构国有净资产的核算是重点内容。在非生产性资产的核算中,主要测算了土地资产、煤炭资产、石油和天然气资产和水资源资产。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政府土地资产应包含的面积进行了重新确定,对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核算用净现值法对中国现有已探明的储量进行估算。同时尝试在中国政府煤炭资产和水资源资产的核算中采用净现值法对现有储量应缴资源税折现得到估算值。金融企业国有净资产的计算从重点银行企业扩展到了银行业中的城市商业银行、证券期货业、保险业,具体分析选取的各个企业,并对核算出的数据与《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专项报告》中的官方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评估计算数据的准确性。另外,还估算了生产资产和政府负债。通过估算中国政府资产,发现了在政府资产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分别从生产资产管理,非生产资产管理,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三个方面阐述了相对应的政策建议,而政府资产管理的改进将为政府资产的准确核算和计量打下坚实的统计基础。本文对于中国政府资产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第一,非金融类企业国有净资产的估算方法和数据较为合理。文章通过计算分析2010年至2017年非金融机构的国有净资产,结合《2017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对估算数据和官方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非金融机构的国有净资产估算数据与官方差别不大,估算方法是较为合适的。第二,非生产资产的自然资源资产的核算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搜集计算中国土地资源、煤炭资源、石油资源、天然气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和无线电频谱资源的资产数据过程中发现,自然资源的管理存在较大的问题,只有加大力度针对性的加强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非培育性生物资源和无线电频谱资源的管理和统计工作,才有可能为中国自然资源资产的核算打下基础。目前可借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做法,尝试编制卫星账户,对自然资源的损耗、新发现资源详细记录,并将各资源账户与中国的经济和环境保护政策相联系,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第三,金融机构的国有净资产核算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本文分别从银行业、证券期货业、保险业三个行业对金融机构的国有净资产进行了核算。在测算出具体政府资产数据后,根据《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专项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对核算数据和官方数据进行了分行业对比分析,发现金融机构国有净资产与官方数据差别较大,其中保险业国有资产的估算数据与官方差距不大,而银行业和证券业的估算数据与官方差距较大,并对可能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只有加强金融企业的管理工作,注重部分金融企业的信息记录和公开,完善金融企业的国有权益数据,分行业、分类别进行汇总,才能实现金融企业国有权益部分的准确计量和真实反映,加强金融资产的管理和监管。第四,中国政府资产总量较大,可被利用的资产较多。本文核算的中国政府资产与实际价值相比是低的。一方面,中国的自然资源丰富,不仅包括文中核算的土地、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等资源,还包括其他各种自然资源,未来对它们的计量将是重要的一环。另一方面,金融企业的国有净资产因数据的可得性等原因未包括全部的金融企业。即便如此,计算得出的中国政府资产的总量仍较大,而且通过对资产负债结构的分析发现,中国政府所掌握的可被利用的资产较多。
李晓宇[9]（2019）在《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评价指标体系与管理制度研究》文中认为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是1986年《矿产资源法》规定的一类特殊矿种。30多年来,国际、市场和资源等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的战略定位、矿种确定原则和实施的管理政策进行与时俱进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资源、战略、安全、竞争、可持续发展等角度分析了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的内涵,界定了“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与“优势矿产”、“战略性矿产”、“关键矿产”等概念的差异。从资源代际安全和竞争优势出发,提出了当前设立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的目的及战略定位。强调资源的普遍稀缺性与我国的相对优势性,将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定义为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在全球范围内稀缺,我国具有相对资源优势,对国际市场具有重要影响,在军事和国防装备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终端应用中具有难以替代的重要战略价值,需对其实施保护性开发管理的矿种。从我国主要优势矿产资源入手,筛选了稀土、钨、锡、锑、钼、金、石墨、锂、萤石和磷10个矿种,分析了其资源形势和供求趋势。基于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战略定位,结合指标体系所具有的特征和原则,综合考虑各类要素,系统构建了三级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评价指标体系模型。首次运用AHP层次分析法结合熵权法对矿种评价指标进行了优化赋权,增加了指标评价的客观性。利用筛选出的10个我国优势矿种的基础数据,对参与评价矿种相对重要性进行计算并给出排序。同时结合专家问卷调查法和相关影响因素评价分析法,综合提出新时期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名录的调整建议,为我国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下一步调整提供参考依据。结合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开发管理实践,对以调控存量为目标的开采总量控制政策和以调控增量为目标的矿业权管理政策执行效果进行了评估。分析了当前实施保护性开采的稀土矿和钨矿在资源勘查开采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开发管理机制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在此基础上,探索了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开发管理机制要点,其关键是平衡“保障资源安全”和“促进市场竞争”两个方面,把握好安全和效率的尺度,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而提出与当前形势相适应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原则,总结为安全优先、市场竞争、规模经营、调控宏观、放活微观。
侯佳宁[10]（2019）在《深度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文中指出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从一个生产力落后、物质极度匮乏的国家快速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广泛学习世界领先科学技术和商品生产制造技术,满足了大多数国民的物质文化消费需求,取得了蜚声世界的经济发展成就。新时期,如何改变原有的加工、代工驱动发展模式,以技术创新推动本国制造业升级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保证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问题。全方位对外开放与持续深化改革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制造业升级的有效国策之一。2013年9月,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以更深度的对外开放推动行业发展,通过更为深度的国际产业融合与技术交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制造业升级。检验新时期全面开放政策暨“一带一路”建设是否有助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促进中国制造业升级、培育内生型经济增长动能,证实国际产业融合助力本国产业高质量发展背后机理,对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极具现实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本文针对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升级问题展开研究,讨论深度开放政策、国际产业融合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检验“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国际间技术溢出效应和对中国制造行业技术升级的推动作用。首先,通过分析生产的本质和供需匹配规律,奠定行业生产率提升和行业发展理论框架;从消费者需求变化、行业用地成本上升倒逼行业技术升级现象,解析内生型行业技术进步动因,得到消费偏好变化和消费升级、土地成本上涨倒逼行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结论。提出市场竞争使各行业、各企业长期生产率趋同,需求偏好和要素成本倒逼低技术制造行业向中、高技术行业升级假说。进一步,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下,阐明开放政策、国际产业融合加速技术溢出效应。由于,封闭经济体主要依赖人均技术进步率和人均智力资本增长率两大要素实现内生经济增长,而开放经济更有利于资本流通、技术传播,其技术进步速度显然快于封闭经济体。参与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意味着本国企业必须不断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和产品开发力,以谋得国际市场一席之地。国际市场竞争与行业合作在令行业角逐白炽化的同时,也加速了新技术传播速度,引致本国行业技术不断升级、工业实力不断增强,最终实现突破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瓶颈的宏伟目标。在以上理论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整理制造行业财务数据并与行业出口贸易数据匹配。以制造业各行业对外依存度和进出口总值占比行业总产出测度行业对外开放、国际产业融合程度。测度主要研究变量,并通过政策有效性内生性问题检验后,面板回归模型精确估计深度开放对制造行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具体分析产业融合、经济一体化对不同行业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实证研究证实,更为深度的经济开放,为国际技术溢出提供了渠道,为企业发展赢得市场与时间,有效提高行业技术复杂度7-8.32个单位,国际产业融合是推动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引擎之一。研究结论佐证了中国中、高技术制造行业,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契机,进行深度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互联互通、智能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开启新业态、新技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创新之处在于:（1）将消费升级、土地成本因素从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显现出来,理论结合实际,分析企业和行业为迎合消费者偏好、维持利润空间,长期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趋同,挖掘制造业升级动因,充实产业发展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2）证明内生行业技术升级动力,夯实产业发展理论基础,向开放经济拓展,验证国际产业融合有利于技术溢出,进而快速获得行业技术进步;（3）利用商品技术含量测度法,从行业角度考量,估算制造业行业国际出口竞争力和技术复杂度,较为客观地反应和描述中国企业自主制造能力及技术水平;（4）在既有文献研究基础上,采用反事实检验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厘清研究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合成2013年深度开放之前,即无“一带一路”倡议时的中国制造业行业技术复杂度,解决主要研究对象即,深度经济开放和制造业技术水平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证实新时期扩大开放政策有效性,更为科学、精准地估计深度经济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助益;（5）在自由贸易、FDI和ODI三大技术溢出路径理论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检验证实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创新型生产率,存在促进制造业技术升级和生产模式优化作用。
二、2001年主要物资品种走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年主要物资品种走势（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S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值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内容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内容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 |
| 1.2.2 国内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市值管理的核心内涵 |
| 1.3.2 市值管理的影响因素 |
| 1.3.3 市值管理的主要举措 |
| 1.3.4 市值管理的绩效评价 |
| 1.4 研究框架与意义 |
| 1.4.1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意义 |
| 2 理论基础 |
| 2.1 有效市场假说理论 |
| 2.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 信号传递理论 |
| 3 S药业公司市值管理现状分析 |
| 3.1 公司经营概况 |
| 3.1.1 公司简介 |
| 3.1.2 业务现状 |
| 3.1.3 财务概览 |
| 3.2 公司市值表现 |
| 3.3 公司市值管理现状分析 |
| 3.3.1 价值创造现状 |
| 3.3.2 价值经营现状 |
| 3.3.3 价值实现现状 |
| 3.4 公司市值管理现状总结 |
| 4 S药业公司市值管理评价分析 |
| 4.1 市值管理评价模型 |
| 4.1.1 基础模型介绍 |
| 4.1.2 评价模型的构建 |
| 4.2 公司市值管理评价分析 |
| 4.2.1 市值管理总体评价 |
| 4.2.2 基础价值创造评价 |
| 4.2.3 成长价值创造评价 |
| 4.2.4 内在价值实现评价 |
| 4.3 公司市值管理评价总结 |
| 5 S药业公司市值管理问题与优化方案 |
| 5.1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5.1.1 价值创造方面 |
| 5.1.2 价值经营方面 |
| 5.1.3 价值实现方面 |
| 5.2 优化方案的设计基础 |
| 5.2.1 优化方案设计的出发点 |
| 5.2.2 优化方案的设计原则 |
| 5.2.3 优化方案的实施主体 |
| 5.3 优化方案的主要内容 |
| 5.3.1 市值管理整体规划 |
| 5.3.2 价值创造方面 |
| 5.3.3 价值经营方面 |
| 5.3.4 价值实现方面 |
| 5.4 优化方案的实施保障 |
| 5.4.1 综合保障促使决策层坚定推行 |
| 5.4.2 考核监督促使执行层有效执行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论文结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索引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PZ公司全面预算管理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 |
| 二、国内研究 |
| 三、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全面预算管理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全面预算管理的概念 |
| 第二节 全面预算管理的功能 |
| 一、战略支持功能 |
| 二、资源配置功能 |
| 三、业绩激励功能 |
| 第三节 全面预算管理的理论基础 |
| 一、战略管理理论 |
| 二、 作业成本理论 |
| 三、 激励理论 |
| 第三章 PZ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PZ公司基本情况概述 |
| 一、 PZ公司简介 |
| 二、 分公司及采矿权 |
| 三、 PZ公司预算体系 |
| 第二节 PZ公司全面预算管理流程 |
| 一、 全面预算的编制 |
| 二、 全面预算的执行与分析 |
| 三、 全面预算的调整 |
| 四、 全面预算的考核 |
| 第四章 PZ公司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全面预算管理难以服务战略目标 |
| 一、 预算管理对战略支撑薄弱 |
| 二、 预算缺乏评估战略价值的能力 |
| 第二节 全面预算管理未能高效配置资源 |
| 一、 配置资源的假设条件不明确 |
| 二、 关键指标模糊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
| 三、 环境变化降低预算执行效率 |
| 第三节 全面预算管理未能有效激励员工 |
| 一、 考核未体现战略和预算导向 |
| 二、 考核过程的信息沟通难以激励员工 |
| 第五章 PZ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的优化建议 |
| 第一节 增强全面预算管理的战略性功能 |
| 第二节 构建评价战略价值的预算体系 |
| 第三节 差异化布局应对假设条件模糊 |
| 第四节 定额管控资源配置的关键指标 |
| 第五节 嵌入滚动预算应对环境变化 |
| 第六节 战略、预算、考核一体化 |
| 第七节 加强考核过程的双向沟通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及不足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5）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流动性的测量、传导及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市场流动性测量研究 |
| 1.4.2 市场流动性溢价研究 |
| 1.4.3 市场流动性传递研究 |
| 1.4.4 市场流动性风险研究 |
| 1.4.5 文献评述 |
| 1.5 研究创新和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主要计量模型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流动性 |
| 2.1.2 流动性风险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有效市场理论 |
| 2.2.2 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
| 2.2.3 流动性溢价理论 |
| 2.2.4 风险测度理论 |
| 2.3 主要计量模型 |
| 2.3.1 流动性测量模型 |
| 2.3.2 流动性传导模型 |
| 2.3.3 流动性风险模型 |
| 第3章 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概况与市场深度演化 |
| 3.1 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及主要特征 |
| 3.1.1 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 |
| 3.1.2 农产品期货市场的主要特征 |
| 3.2 农产品期货品系的多元结构及样本选择 |
| 3.2.1 农产品期货品系的多元结构 |
| 3.2.2 农产品期货品系的样本选择 |
| 3.3 农产品期货交易状况的历史演化 |
| 3.3.1 交易量的历史演化 |
| 3.3.2 持仓量的历史演化 |
| 3.4 农产品期货市场深度的历史演化 |
| 3.4.1 “交易量/收益”的历史演化 |
| 3.4.2 “收益/交易量”的历史演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高频数据的农产品期货市场流动性度量及效应分析 |
| 4.1 期货市场流动性与价格形成机制 |
| 4.1.1 市场流动性形成机制 |
| 4.1.2 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
| 4.2 农产品期货市场流动性的高维测量 |
| 4.2.1 农产品期货市场的价差与深度 |
| 4.2.2 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即时性与弹性 |
| 4.3 农产品期货交易的价格效应研究 |
| 4.3.1 回归模型的构建及样本说明 |
| 4.3.2 农产品期货市场知情交易的日内效应 |
| 4.4 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流动性定价研究 |
| 4.4.1 期货定价模型构建及指标说明 |
| 4.4.2 农产品期货市场流动性溢价的周内效应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低频数据的农产品期货市场流动性的长期演化 |
| 5.1 低频流动性代理的介绍与应用 |
| 5.1.1 低频流动性代理介绍 |
| 5.1.2 低频流动性代理的应用 |
| 5.2 基于低频数据的流动性代理的选择与稳健性检验 |
| 5.2.1 最优周度频率的流动性代理 |
| 5.2.2 最优月度频率的流动性代理 |
| 5.3 农产品期货市场流动性测量及特征研究 |
| 5.3.1 农产品期货主要品种流动性测量和特征研究 |
| 5.3.2 农产品期货市场综合流动性测度和特征研究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产品期货板块内及板块间的流动性传导研究 |
| 6.1 农产品期货市场在板块内的流动性溢出效应 |
| 6.1.1 基于全样本静态的均值溢出效应分析 |
| 6.1.2 基于子样本滚动的均值溢出效应分析 |
| 6.2 农产品期货市场在板块内的流动性尾部依赖 |
| 6.2.1 农产品期货板块内流动性的尾部依赖分析 |
| 6.2.2 农产品期货品种间流动性的尾部依赖分析 |
| 6.3 农产品期货市场在板块间的流动性传导效应 |
| 6.3.1 基于全样本静态的均值溢出效应分析 |
| 6.3.2 基于子样本滚动的均值溢出效应分析 |
| 6.3.3 基于时变Copula模型的流动性依赖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农产品期货市场流动性风险的监测及传递研究 |
| 7.1 农产品期货市场流动性风险测度 |
| 7.1.1 农产品期货主要品种流动性风险测度 |
| 7.1.2 农产品期货市场综合流动性风险测度 |
| 7.2 农产品期货市场板块内的流动性风险传递效应 |
| 7.2.1 农产品期货品种与系统间流动性风险传递效应分析 |
| 7.2.2 农产品期货主要品种间流动性风险传递效应分析 |
| 7.3 农产品期货市场在板块间的流动性风险传递效应 |
| 7.3.1 农产品与工业品板块的流动性风险传递效应分析 |
| 7.3.2 农产品与金属板块的流动性风险传递效应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主要Copulas模型的设定 |
| 附录2: 不同规模的大豆交易量对价格的影响 |
| 附录3: 不同规模的豆油交易量对价格的影响 |
| 附录4: 不同规模的豆粕交易量对价格的影响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相关课题及科研论文 |
| 致谢 |
（6）新疆典型绿洲农业生态效率研究 ——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研究进展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农业生态效率 |
| 2.1.2 绿色经济理论 |
| 2.1.3 生态农业理论 |
| 2.1.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 研究进展综述 |
| 2.2.1 农业生态效率评价及方法研究 |
| 2.2.2 农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
| 2.2.3 农业生态效率改善路径研究 |
| 2.2.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研究区概况 |
| 3.1 农业生产环境与资源概况 |
| 3.2 农业发展概况 |
| 3.3 农业资源投入概况 |
| 3.4 农业经济产出概况 |
| 3.5 农业污染物排放概况 |
| 3.6 小结 |
| 第4章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农业生态效率评价 |
| 4.1 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指标选取及说明 |
| 4.1.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 农业生态效率测算模型 |
| 4.3 农业生态效率测算结果分析 |
| 4.3.1 伊犁州农业生态效率分析 |
| 4.3.2 伊犁州各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分析 |
| 4.3.3 伊犁州各县市农业生态效率分析 |
| 4.3.4 农业生态效率空间演变分析 |
| 4.3.5 投入产出冗余分析 |
| 4.4 Malmquist指数动态分析 |
| 4.4.1 Malmquist指数 |
| 4.4.2 伊犁州Malmquist指数动态分析 |
| 4.4.3 伊犁州各地区Malmquist指数动态分析 |
| 4.4.4 伊犁州各县市Malmquist指数动态分析 |
| 4.5 小结 |
| 第5章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农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5.1 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
| 5.2 数据描述性统计 |
| 5.3 回归模型构建 |
| 5.4 回归结果分析 |
| 5.5 小结 |
| 第6章 伊犁州农业生态效率提升建议 |
| 6.1 革新农业技术,因地制宜建立绿色农业全产业链 |
| 6.2 重视水源涵养,大力发展节水工程 |
| 6.3 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 6.4 增强绿色意识,推进农民职业化发展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中国煤炭能源国际定价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5 相关概念界定 |
| 1.5.1 国际定价权与国际定价影响力 |
| 1.5.2 国际定价中心与期货交易所 |
| 1.5.3 价格发现 |
| 1.6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6.1 主要创新点 |
| 1.6.2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供求规律与价格理论 |
| 2.1.2 市场势力相关理论 |
| 2.1.3 期货市场相关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定价权的形成 |
| 2.2.2 能源需求相关研究 |
| 2.2.3 关于国际市场势力与国际定价权的相关研究 |
| 2.2.4 关于期货市场与国际定价权的相关研究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本章小结 |
| 3 全球及中国煤炭能源市场发展现状研究 |
| 3.1 煤炭能源市场供需形势分析 |
| 3.1.1 全球煤炭能源市场总体供需形势分析 |
| 3.1.2 中国煤炭能源市场总体供需形势分析 |
| 3.2 煤炭能源市场贸易现状研究 |
| 3.2.1 全球煤炭贸易形势 |
| 3.2.2 中国煤炭贸易形势 |
| 3.3 煤炭定价方式分析 |
| 3.3.1 全球煤炭能源主要定价方式 |
| 3.3.2 中国煤炭能源定价历史变迁 |
| 3.4 中外煤炭期货市场发展状况 |
| 3.4.1 国际煤炭期货市场发展状况 |
| 3.4.2 中国煤炭期货市场发展状况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国煤炭定价权的形成及构建 |
| 4.1 煤炭定价权的形成 |
| 4.1.1 煤炭能源定价权的形成 |
| 4.1.2 煤炭期货市场在定价中的作用 |
| 4.2 影响煤炭定价权的主要因素 |
| 4.2.1 现货市场因素 |
| 4.2.2 期货市场因素 |
| 4.3 中国煤炭定价权缺失的影响因素及传导路径 |
| 4.3.1 中国煤炭定价权缺失的影响因素 |
| 4.3.2 煤炭定价权缺失对中国现货及期货市场的传导路径 |
| 4.4 中国构建煤炭定价中心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
| 4.4.1 中国构建国际定价中心的意义 |
| 4.4.2 中国构建煤炭定价中心可行性分析 |
| 4.5 实现煤炭定价权的路径规划 |
| 4.6 本章小结 |
| 5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中国煤炭需求拐点预测及进口量研究 |
| 5.1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中国煤炭需求拐点预测 |
| 5.1.1 煤炭需求拐点理论假设 |
| 5.1.2 煤炭需求拐点模型 |
| 5.1.3 煤炭消费EKC曲线空间计量实证研究 |
| 5.2 基于ARMA模型的中国煤炭进口量预测 |
| 5.2.1 变量与数据 |
| 5.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3 实证过程 |
| 5.2.4 实证结果 |
| 5.3 本章小结 |
| 6 基于市场势力视角的中国煤炭能源定价权研究 |
| 6.1 市场势力与定价权的互动机理 |
| 6.1.1 定价权的经济学机理 |
| 6.1.2 市场势力的测度方法 |
| 6.1.3 市场势力与定价权的关系 |
| 6.2 基于PTM模型的全球主要煤炭贸易国市场势力研究 |
| 6.2.1 模型的选择与推导 |
| 6.2.2 变量与数据来源 |
| 6.2.3 全球主要煤炭出口国市场势力实证检验 |
| 6.2.4 全球主要煤炭进口国市场势力实证检验 |
| 6.3 中国煤炭能源进出口市场势力研究 |
| 6.3.1 基于PTM模型的中国煤炭进出口市场势力研究 |
| 6.3.2 基于SMR模型的中国煤炭进口市场势力研究 |
| 6.3.3 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中国煤炭能源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动态关系研究 |
| 7.1 煤炭期货市场对取得煤炭定价权的意义 |
| 7.1.1 大宗商品期货定价机制的产生 |
| 7.1.2 煤炭期货市场对取得煤炭定价权的意义 |
| 7.2 中国煤炭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相互作用机理 |
| 7.2.1 煤炭现货市场对期货市场价格的作用机理 |
| 7.2.2 煤炭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价格的作用机理 |
| 7.3 煤炭期现货市场的动态关系分析方法与理论模型 |
| 7.3.1 分析方法 |
| 7.3.2 理论模型 |
| 7.3.3 变量与数据来源 |
| 7.4 煤炭期货与煤炭现货长期与短期关系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基于期货市场的中国煤炭能源定价权研究 |
| 8.1 国际煤炭价格对中国煤炭价格的期货传导路径 |
| 8.1.1 国际煤炭价格对中国煤炭价格的期货传导路径 |
| 8.1.2 中国与ICE期货市场联动现实基础 |
| 8.2 期货定价机制下国际定价权的测度方法 |
| 8.2.1 期货定价机制下国际定价权的测度方法 |
| 8.2.2 不同期货市场联动过程中的表现 |
| 8.3 研究方法与数据选取 |
| 8.3.1 研究方法 |
| 8.3.2 数据选取 |
| 8.4 中国煤炭期货价格与ICE 理查德湾煤炭期货价格关系的实证研究 |
| 8.5 中国煤炭期货价格与ICE鹿特丹港煤炭期货价格关系的实证研究 |
| 8.6 本章小结 |
| 9 主要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一览 |
（8）中国政府资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
| 1.2 有关政府资产的研究综述 |
| 1.2.1 政府资产 |
| 1.2.2 政府资产核算研究 |
| 1.2.3 政府资产管理研究 |
| 1.3 研究框架和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本文创新点 |
| 1.5.2 本文局限性 |
| 第2章 政府资产的概念与范畴 |
| 2.1 政府资产的概念 |
| 2.1.1 政府资产定义 |
| 2.1.2 与政府资产相关概念解析 |
| 2.2 政府资产的范畴 |
| 2.2.1 政府资产中的自然资源资产 |
| 2.2.2 政府资产中的其他资产 |
| 第3章 中国政府资产负债理论框架 |
| 3.1 国际上国家资产负债核算方法 |
| 3.1.1 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的国际做法 |
| 3.1.2 不同国际机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 |
| 3.1.3 不同国家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 |
| 3.1.4 国际国家资产负债核算方法对中国政府资产核算的启示 |
| 3.2 中国国家(政府)资产负债的核算方法 |
| 3.2.1 中国现有的政府会计制度 |
| 3.2.2 中国国家(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进程 |
| 3.3 中国政府资产负债类别与框架 |
| 第4章 中国政府资产负债核算 |
| 4.1 非生产资产 |
| 4.1.1 核算资源性资产的重要性 |
| 4.1.2 土地资产 |
| 4.1.3 矿产资源 |
| 4.1.4 水资源 |
| 4.1.5 森林资源 |
| 4.2 金融机构国有净资产 |
| 4.2.1 银行业国有净资产 |
| 4.2.2 证券期货业国有净资产 |
| 4.2.3 保险业国有净资产 |
| 4.2.4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净资产 |
| 4.2.5 金融机构国有净资产汇总 |
| 4.3 生产资产 |
| 4.3.1 政府存款 |
| 4.3.2 全国社保基金 |
| 4.3.3 固定资产及其他 |
| 4.3.4 非金融类企业国有净资产 |
| 4.4 政府负债 |
| 4.4.1 直接负债 |
| 4.4.2 或有负债 |
| 4.5 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 |
| 4.6 中国政府资产负债数据分析 |
| 4.6.1 政府资产结构分析 |
| 4.6.2 政府负债结构分析 |
| 4.6.3 政府资产负债分析 |
| 第5章 政府资产管理存在问题及政策建议 |
| 5.1 生产资产管理 |
| 5.1.1 生产资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1.2 生产资产管理的政策建议 |
| 5.2 非生产资产管理 |
| 5.2.1 非生产资产资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2.2 非生产资产资产管理政策建议 |
| 5.3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
| 5.3.1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3.2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政策建议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A 4.1：2016年31个国家的资产负债情况 |
| 附录A 4.2：2006年至2017年中国主要矿产查明资源储量 |
| 附录A 4.3：大型商业银行及股份制银行股东持股情况 |
| 附录A 4.4：截止2016年底部分城市商业银行情况表 |
| 附录A 4.5：2016年证券、期货公司经营业绩排名靠前的公司情况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评价指标体系与管理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存在主要问题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3.4 完成工作量 |
| 1.4 主要认识与创新点 |
| 2 研究理论基础 |
| 2.1 价值理论 |
| 2.2 比较优势理论 |
| 2.3 信息熵理论 |
| 2.4 需求理论 |
| 2.5 规模经济理论 |
| 3 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战略定位 |
| 3.1 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的法定含义 |
| 3.1.1 法律层面 |
| 3.1.2 文件层面 |
| 3.1.3 内涵分析 |
| 3.2 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新时期战略定位 |
| 3.2.1 优势矿种 |
| 3.2.2 相关概念界定 |
| 3.2.3 设立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的目的 |
| 3.2.4 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的战略定位 |
| 4 我国主要优势矿产资源形势及供求趋势 |
| 4.1 我国主要优势矿产资源选择 |
| 4.1.1 全球资源概况 |
| 4.1.2 我国资源状况 |
| 4.1.3 优势矿产选择 |
| 4.2 我国主要优势矿产资源形势分析 |
| 4.2.1 稀土资源 |
| 4.2.2 钨资源 |
| 4.2.3 锡资源 |
| 4.2.4 锑资源 |
| 4.2.5 钼资源 |
| 4.2.6 金资源 |
| 4.2.7 石墨资源 |
| 4.2.8 锂资源 |
| 4.2.9 萤石资源 |
| 4.2.10 磷资源 |
| 4.3 我国主要优势矿产资源供求分析 |
| 4.3.1 主要需求预测方法 |
| 4.3.2 数据基础 |
| 4.3.3 供需分析结论 |
| 5 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 5.1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原则 |
| 5.2 评价指标体系 |
| 5.2.1 评价指标简介 |
| 5.2.2 各三级指标含义 |
| 5.3 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评价 |
| 5.3.1 基于AHP和熵权的数学评价法 |
| 5.3.2 专家问卷调查法 |
| 5.3.3 相关影响因素分析评价法 |
| 5.3.4 矿种调整建议名录 |
| 6 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开发管理机制探索 |
| 6.1 已有政策执行效果 |
| 6.1.1 已有政策梳理 |
| 6.1.2 开采总量控制政策 |
| 6.1.3 矿业权政策 |
| 6.2 稀土矿开发管理机制 |
| 6.2.1 我国稀土资源特点 |
| 6.2.2 我国稀土产业特点 |
| 6.2.3 问题与分析 |
| 6.2.4 我国稀土矿开发管理机制 |
| 6.3 钨矿开发管理机制 |
| 6.3.1 我国钨资源特点 |
| 6.3.2 我国钨产业特点 |
| 6.3.3 问题与分析 |
| 6.3.4 我国钨矿开发管理机制 |
| 6.4 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开发管理机制要点 |
| 7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10）深度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界定研究对象 |
| 一、制造业技术升级的界定 |
| 二、行业深度对外开放的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研究 |
| 第二节 关于深度开放、要素配置优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
| 第三节 关于深度开放对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及路径 |
| 第四节 关于企业和行业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行业发展驱动力与生产技术升级 |
|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
| 二、消费升级、制成品需求结构与产出效率提升 |
| 三、土地成本倒逼产业结构优化与技术升级 |
| 第二节 深度开放、国际产业融合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
| 一、深度开放与产业融合有利于缩小技术差距 |
| 二、出口篮子技术复杂度与制造行业结构升级 |
| 三、国际产业融合对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
| 四、自由贸易引致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
| 第三节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影响 |
| 一、扩大投资和减低生产成本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
| 二、外资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意义 |
| 三、资本边际产出率的提升效应 |
| 四、促进基础设施完善与提高资本共享率 |
| 五、跨国人力资本溢出效应 |
| 第四节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影响 |
| 一、境外市场回报对生产行为的激励作用 |
| 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
| 三、FDI与ODI之间的双向促进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制造业升级的衡量、深度开放的测度及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第一节 变量测度 |
| 一、行业深度开放的度量 |
| 二、制造业行业技术复杂度的度量 |
| 三、其他控制变量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出口情况与技术复杂度 |
| 第三节 中国制造业财务数据统计 |
| 第四节 世界各国制造业技术复杂度比较 |
| 主要统计量表 |
| 第五章 实证模型构建与估计方法 |
| 第一节 HCW反事实检验法控制内生性问题 |
| 一、合成虚拟控制组 |
| 二、弹性网Elastic-Net自动筛控制组对象 |
| 第二节 实证模型构建 |
| 第六章 深度开放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估计 |
| 第一节 深度开放政策的内生性检验 |
| 一、中国制造业技术复杂度的反事实检验 |
| 二、弹性网Elastic-Net筛选法 |
| 第二节 国际产业融合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估计 |
|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与学术成果 |
四、2001年主要物资品种走势（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S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值管理研究[D]. 蒋国民.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3]PZ公司全面预算管理优化研究[D]. 应颖.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5)
- [4]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5]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流动性的测量、传导及风险研究[D]. 徐媛媛. 华中农业大学, 2020(02)
- [6]新疆典型绿洲农业生态效率研究 ——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为例[D]. 蒋璟. 新疆大学, 2020(07)
- [7]中国煤炭能源国际定价权研究[D]. 苏梦颖.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8]中国政府资产研究[D]. 梁志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9]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评价指标体系与管理制度研究[D]. 李晓宇.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9(02)
- [10]深度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D]. 侯佳宁. 湖北大学,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