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林业基层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因素浅析(论文文献综述)
周金华[1](2021)在《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三变”改革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研究 ——以盘州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农村“三变”改革让乡村巨变。2014年,盘州市(贵州省六盘水市下辖的县级市)积极探索并创造性提出“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经过实践总结,从2015年至2020年的几年间,起源于盘州市农村的“三变”改革被多次写入中央文件。农村“三变”改革是广大农村推进精准扶贫、促进产业革命、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主要抓手和“助推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改革发展的生动样本,是推进乡村振兴的积极探索和实践创新,其生动实践和宝贵经验值得从理论上深入研究。本文从乡村振兴的视角,较为全面地对农村“三变”改革进行研究。首先在查阅各类书籍、资料、报刊、网络资料后,选取六盘水市盘州市作为研究区域,进而对辖区内的部分乡镇进行调研。通过田野调查、走访农户,应用公共管理相关理论及学科专业知识,以“三变”改革的内涵和意义为切入点,采用文献研究法、实地研究法和统计资料分析法,对“三变”改革的实践、成效及困境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不断丰富相关理论与实践,让人们深入了解“三变”改革的现状及政策,多角度分析改革所面临的困境及其成因,最后提出优化路径,以期能对其他地区实施“三变”改革提供借鉴参考,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文章最后提出:推进“三变”改革,要进一步梳理好国家、市场和社会在改革中的关系。国家完善健全农村“三变”改革的法律法规,全面加强政府整体性治理;市场遵循规律,在政府强化监管的同时被鼓励与激活;职业农民也在国家转变方式增加路径的培养中应运而生;社会广泛参与,多方统筹协调,形成强大合力;积极推进“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并对多条路径进行系统优化,从根本上突破“三变”改革的发展阻力,协同共治,稳步实现乡村振兴。
赵丹[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发展历程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不懈地探索中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改革之路,领导农村改革不断取得新成绩、新突破,形成了丰富系统的农村改革思想。当前,我国“三农”工作成绩斐然,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新时代深化农村改革和202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需要党的农村改革思想给予理论指导。研究党的农村改革思想,从党的农村改革历史中汲取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归纳总结、历史分析等方法,着重从理论基础、现实依据、基本脉络、主要内容、价值启示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发展历程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首先,概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相关研究,在对中国农村改革、党的农村改革思想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农村改革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实践依据进行深度剖析,历史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从宏观角度为深入研究奠定基础。其次,重点论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农村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着重于从农村改革的重要地位、改革措施、改革动力及改革目标等方面进行系统阐释与分析,突出整个研究的重点内容。最后,在深入分析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与实践基础上,总结党的农村改革思想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同时,从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方法,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满足农民幸福生活的需求,改革要遵循科学的发展理念、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保持农村政策的稳定性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等方面揭示农村改革思想发展的启示,为新时代深化农村改革提供经验遵循。
李治兵[3](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文中认为2020年,我国已完成了全国农村脱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实现全面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由全面小康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战略,也将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因此,乡村振兴已成为下一步农村从基层党建到经济产业发展,再到文化建设、生态保护、乡村治理等多项工作的时代背景和总体方略,对民族地区下一步旅游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统领指导意义。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生态保育、文化传承等方面地位突出,但也面临着自然灾害频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多重困境。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的发展已经不是单纯的产业发展问题,而是涉及经济、文化、生态、基层治理等多个方面的复合问题。在羌族地区发展村寨旅游业,对于在资源与环境硬约束背景下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和政府有关乡村振兴的决议、规划、政策为指导,运用民族学、经济学、旅游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按照“背景研究—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咨询交流—重点突破”的思路,采用“理论研究—样本分析—案例田野”的程序,对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背景及意义进行分析,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聚焦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的核心命题,明确研究的内容、思路,以此作为数据来源、案例选择及调研过程的依据;梳理相关指导思想及理论,对乡村振兴与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选取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特性以及乡村振兴实施情况,全面勾画出其村寨旅游业发展的历程与现状。综合运用既有研究成果、政府政策及田野调查资料,从产业、生态、文化、基层治理、收入五个方面构建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以老人村、桃坪村、坪头村等三个典型案例村寨,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式,剖析其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及存在的问题。系统总结村寨旅游发展在产业融合、村民增收、生态建设、文化传承与保护、基层党建等方面的成效,生成具有民族地区发展特色的村寨旅游发展经验。以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暴露的问题为逻辑起点,辨析其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管理机制、基础设施建设等现实挑战,洞悉其在人力、土地、资金、管理、基层组织、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制约因素,把产权制度、土地改革、村民组织化、基层治理等纳入村寨旅游发展分析框架,探索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民族村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乡村振兴战略是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以及所有民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的重大时代背景和统领方略。在此背景下,发展村寨旅游应当并也能契合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村治方面的要求。第二,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阶段,尽管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村寨旅游业的恢复、发展、升级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对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区域宏观贡献与案例村寨的微观贡献的研究表明,村寨旅游是推进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之一。第三,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发展应树立新的资源利用与产业获益理念。第四,产业融合是促进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良性发展以及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路径。第五,构建劳动、经营、资本的多元化参与格局,其中落实与活用中央有关土地确权与“三权分置”重要政策,探索多样化土地流转,确保村民资本化参与旅游业及收益权利是一项重要新课题,也是巩固全面小康和推进乡村产业融合振兴的政策保证。第六,加强村级基层党建,探索村寨旅游业新型集体经济形式并保证村民的主体地位,同时加快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社会主义村民自治,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振兴和发展旅游产业是构建良好村寨旅游秩序的重要途径。
察应坤[4](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龚荣发[5](2019)在《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研究》文中提出鉴于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森林经营碳汇项目在完善、弥补退耕还林补贴到期后的生态补偿方面的优势和对退耕还林工程资源的高度依赖性,推动退耕还林工程和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有效衔接不仅是退耕还林工程成效巩固、提升的重要途径,也是履行国际减排承诺、实现森林碳汇有效供给的必然选择。农户作为退耕还林工程和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的重要主体,必然成为退耕还林工程和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的重要桥梁,其是否有效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是巩固、提升退耕还林工程成效,实现森林碳汇有效供给的关键。因而,深入剖析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具有显着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供给理论、机制设计理论为主线,在对以往学者研究进行梳理、借鉴的基础上,构建了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分析框架,辨析了森林经营碳汇项目与REDD+机制、造林再造林项目、退耕还林工程的差异性,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了不同组织模式下退耕农户、地方政府、项目业主之间的行为博弈以及退耕农户最优行为模式选择,基于感知价值理论剖析了行为意愿的形成机理和资源禀赋、村域情境、项目制度对行为意愿的影响路径,基于生产要素理论探讨了林地投入和劳动力投入能力及其制约因素,基于机制设计理论从组织机制、激励机制、保障机制构建了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机制。研究结论显示:(1)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具有鲜明的特征。基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与REDD+机制、造林再造林项目、退耕还林工程的差异性,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与造林再造林项目农户参与行为和后退耕时代退耕农户行为存在显着的差异。(2)利益诉求差异导致退耕农户与地方政府、项目业主之间形成(强制型推动、抗争型参与)的博弈困境。囿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诉求差异,项目业主、地方政府、退耕农户行为博弈面临困境,因地制宜,发挥中介组织引领作用,地方政府监督、调控作用,是退耕农户参与的最优行为模式。(3)退耕农户对情境风险感知最为敏感,是退耕农户是否履约决策的关键因素。感知利益的敏感程度依次为感知经济利益>感知社会利益>感知生态利益,感知风险的敏感程度依次为感知情境风险>感知经济风险>感知心理风险。强化对生态衍生负面效益的治理,是进一步激发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意愿的重要内容。(4)资源禀赋是导致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意愿差异化的最主要因素。三类制约因素对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意愿的影响程度为资源禀赋约束>村域情境约束>项目制度约束。通过延伸森林经营碳汇项目利益链、优先在社会资本丰富的区域开展、完善碳汇产权制度、落实项目契约、优化项目公示公告制度、强化森林碳汇知识宣传等是激励退耕农户有效参与的重要途径。(5)项目制度是影响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能力的最主要因素,三类因素对退耕农户林地投入的影响程度依次为项目制度约束>村域情境约束>资源禀赋约束。在满足碳交易市场要求的基础上适当放宽规范设置,放宽项目运行管理、增强技能培训、强化惠民产业等建设,针对不同类型的退耕农户建立差异化的参与方式,实现林地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分离等措施是保障退耕农户有效途径的重要举措。创新之处在于:(1)构建了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分析框架。基于供给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感知价值理论、生产要素理论,从行为模式、行为意愿、行为能力三个方面构建了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的分析框架,系统性分析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弥补了以往学者片面关注行为意愿的不足(创新点出处:第三章)。(2)以感知价值为基础剖析了退耕农户行为意愿的形成机理。以感知价值理论为基础,以“利大于弊”的主观价值评判替代传统的“收益大于成本”的客观标准作为行为意愿分析的基础,弥补了以往学者行为意愿研究对心理因素的相对忽略(创新点出处:第三章)。(3)以嵌入式社会结构理论为基础探讨了退耕农户行为的制约因素。以嵌入式社会结构理论为基础,深入剖析资源禀赋、村域情境、项目制度三类因素对行为意愿和行为能力的制约路径,丰富了农户行为研究的内容(创新点出处:第七章、第八章)。
张嘉凌[6](2019)在《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吸纳与塑造研究 ——基于西沟村精英群体的深度调查》文中认为乡村精英是乡村治理的关键要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农业农村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造成乡村精英大量外流,也瓦解了乡村内生精英的能力。精英的缺失破坏了内生乡村治理机制,使得乡村治理陷入困境。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了“治理有效”的要求。乡村的有效治理需要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而群众力量的激发关键在于培育新的乡村精英。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吸纳与塑造新的乡村精英,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是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重大问题,亟需从既有的实践中汲取经验,破解难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改造农村基层社会,成功吸纳并塑造了大批乡村精英替代传统乡绅,在组织和动员农民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本文在实地调查基础上,以西沟村为个案,以农村基层党建为演进脉络,以乡村精英吸纳与塑造为主线,从政党、精英与群众的互动关系着手,分析普通农民如何被动员加入基层党组织,进而培育成乡村精英的?荒凉闭塞的山村又为什么能够涌现出精英群体并带动整个村庄发展的?挖掘乡村精英吸纳与塑造的内在机理,揭示政党、国家、群众与精英塑造之间的关联性,为促进乡村治理有效提供有益借鉴。本文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导论提出本文的研究主题,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重点对已有研究进行评述、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交待研究思路与结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正文部分由五个章节的内容构成,以乡村精英吸纳与塑造为主线,分析政党下乡、建设、巩固与发展中如何实现乡村精英的吸纳、培育、示范与塑造。第一章主要以政党下乡重建乡村社会秩序为背景,从政党下乡前群众在恶劣村落环境中的生存性集体行动出发,分析了群众普遍产生的精英需求和权威依赖。在政党下乡后,基层党组织吸纳了群众中的权威人物,这些人通过党组织吸纳替代了传统乡绅成为新的乡村精英,并进入乡村治理体系,其价值取向和职能也发生了相应转变。第二章主要从外部力量和内生动力两个角度,分三个主体论述了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培育。国家通过政策推行过程实现乡村精英组织化,驻村干部通过先进性教育培育乡村精英,乡村精英通过自我形塑在群众中发挥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第三章主要从国家、村庄和群众三个层面分析了党组织巩固中的精英示范机制,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精英宣传、乡村层面自下而上的精英带动以及群众层面的精英依赖,三者共同增强了乡村精英的权威性和引领性。第四章主要从党组织、精英和群众互动的视角阐述了党组织发展中的精英塑造与群体效应。党组织、精英和群众的良性互动造就了令人惊叹的精英群体,促进了乡村治理的发展。第五章主要从近年来精英流失与权力化带来的乡村治理困境出发,剖析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为了适应新情况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增强整合能力的具体做法,提出了保护乡村精英的生长环境、夯实乡村精英的民意基础、促进乡村精英的自我提升的对策建议。在对西沟的个案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精英产生是乡村内生与党组织吸纳共同作用的结果,融先进性与群众性于一体是精英塑造的关键,党的价值准则和目标追求是发挥乡村精英示范引领功能的保证,精英塑造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促成了精英的群体式涌现。在本文研究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在利益和价值多元背景下,基层党组织如何创新吸纳方式,提升整合能力,使更多的精英在党的引领下参与乡村治理。同时,如何在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背景下,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共同作用,保护乡村社会土壤,有效培育和塑造乡村精英,进而更好地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实现乡村治理有效。
黄智君[7](2019)在《集体林权改革中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和调适》文中提出2006年到2017年(不包括2011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定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和重大举措。2008年中央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标志着中国集体林进入了新一轮的改革实践。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福建省的实践成效进行了充分肯定,批示通过深化集体林改,使生态环境和百姓收入达到有机的统一,体现对集体林改从中央和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新一轮集体林改过程中,全国有一千万多名基层干部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一方面集体林改促进了林业资源的有效增长,促进了农民就业增收,林区基层治理走向和谐。但林权流转亟待规范、融资难题亟待破解、组织化机制亟待突破、生态公益林管理亟待创新,单凭国家正式制度引导已经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和矛盾;另一方面,除了国家正式制度对集体林改的界定和规范以外,林业习惯法、人情逻辑等非正式制度也一直作用于正式制度的村域实践过程之中。集体林权制度这项发端于农民群众自下而上推动又自上而下推广的国家政策的“落地”,就是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调适的过程。本文通过国家林业局相关检测项目组针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所开展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调研资料为依据,选取国家林业局干部学习培训系列《林业改革知识读本》编写小组对基层县、乡、镇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的访谈,以及农村基层其他与林权改革相关的人员和农户的调查资料。论文重点考察集体林改正式制度在村域实践的过程,分析集体林改正式制度与村域非正式制度的在制度实践过程中的适应与匹配。基于个体认知和行动的基础上分析集体林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博弈。试图在理论上建构一个从基层个体视角解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冲突、调适的解释框架。首先分析集体林权改革中的正式制度的历史路径,解析村域非正式制度的具体构成。观察集体林改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不合拍、不匹配、不对接的地方,阐释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及原因,以及两种制度是如何实现相互调适。挖掘制度执行的主体即基层个体的角色和作用,即村林农对林改制度的认知和参与、对非正式制度的理性选择,以及基层干部对集体林改正式制度的“半正式化”治理和情理运用,解释基层主体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下的博弈。本文的基本观点和结论是:源自于基层实践并经过改革试验,得到国家认可并在全国推开的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村域的实践过程中,集体林改正式制度与村域非正式制度同时存在并存在冲突,也表现出各自优劣。二者高低搭配、此起彼伏,隐含了不同的治理模式。单靠集体林改正式制度和村域非正式制度都无法解决集体林改过程中的不对接和不匹配问题。正式与非正式通过“携手”实现共治。二者的结合不仅是“合情合理”,而且亟需调适并探索调适的路径。研究发现林农、林业大户和基层干部等基层个体,对集体林改的正式制度进行了重新理解和柔性操作,对村域非正式制度进行合情选择和资本利用,使得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经历了动态的对接和匹配。文章对于揭示集体林权改革实践中的问题和解决路径提出了个体认知行动的视角,为研究社会行动者实践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途径。并提出在不适用强制性方式的基础上,通过准正式运作方式,先确定标准,由公正的人通过合理的方式进行政策变通和“政策变现”(1)。探索了正式与非正式此起彼伏、高低搭配的携手共治的治理模式。
袁名松[8](2020)在《苗族民俗对农民思想的影响及思想教育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民俗,民俗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事象。在新的历史时期,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最艰巨任务在农村。苗族农民主要居住在湖南、贵州、四川、重庆、云南、广西、海南等地的贫困边远山区,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生产技术、农民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极为落后,而苗族民俗对农民思想素质具有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但农民消极思想会引起农民不作为,甚至错误的行为,这是导致苗族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为了进一步提高苗族农民素质和苗族农村社会文明程度,使苗族社会紧紧融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时代潮流,必须消除苗族民俗对农民思想的消极影响,转变苗族农民思想观念,引导苗族农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此,我们在对民俗及苗族民俗进行基本的理论分析后,结合农民、思想的定义分析,并对农民思想进行了界定和特征分析,农民思想教育的内涵解读,指出加强苗族农民思想教育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介绍苗族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等四大类民俗,并全面系统介绍其发展情况、理论内涵和主要内容等方面。我们通过采取苗族民俗对农民思想影响的现状调查、结果分析及得出结论,苗族民俗对农民思想的影响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在积极影响方面,苗族的优良民俗有助于农民形成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积极进步的人生观、正确的价值观,而在消极影响方面,落后民俗使少数农民形成唯心主义世界观、消极的人生观、错误的价值观。进一步挖掘苗族民俗对农民思想产生消极影响的深层原因:一是历史遗留的落后民俗束缚农民思想;二是苗族农民思想教育的不足;三是苗族农民自身的因素。在此,我们提出了加强改进苗族民俗对农民思想影响的思想教育策略。第一,树立思想教育目标;第二,坚持思想教育原则;第三,积极丰富思想教育内容;第四,创新思想教育方法;第五,积极拓宽思想教育载体;第六,加强思想教育队伍建设;第七,优化思想教育环境。总之,本研究以苗族民俗为切入点,结合苗族民俗对农民思想影响现状,总结提炼出苗族民俗对农民思想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进一步挖掘造成农民思想消极影响的深层原因,最后提出了加强改进苗族民俗对农民思想影响的思想教育策略,希望能够借此提高当前苗族农民思想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帮助苗族农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苗族农民自由全面发展。
刘秋艳[9](2019)在《黑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能力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养老问题成为对经济社会有关键性影响的因素。老年人口作为我国具有特殊性的人口构成类型,基于其各项生理机能的退化和社会能力的衰减,患病率、死亡率、贫困率均高于其他年龄段人群。养老问题不但涉及社会保障领域,更涉及到医疗卫生领域和公共服务领域。而且基于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尚在完善中,养老保险的替代率还有待提升,各项养老支付中主体的定位依旧模糊。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庞大的农村人口规模和与之相对应的老年人口基数,使得农村养老呈现出多项缺口,在社会养老服务的供给与支付上更是凸显了问题的集中性。当前,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制度尚未实现,在城乡二元化格局尚未完全破除、二者差异依旧显着的环境下,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和与之相伴随的养老产业发展问题十分严峻。支付机制作为各项服务供给的基础保障机制,成为农村建构良性社会养老服务制度的博弈点,也是养老服务下沉,扩大受惠人群过程中应当面对与解决的首要问题。基于以上内容,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数据分析法以及归纳法与演绎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结合福利经济学理论、收入再分配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公共物品理论等理论范畴,运用经济学、社会保障学等多学科交互的研究范式和方法,研究黑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问题。以定性方式探究黑龙江省农村地区的总体社会养老服务覆盖状况,以量化研究方式评价黑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中生活照料、康复理疗、家政服务、医疗保健以及紧急救援等各方面的支付水平,结合黑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能力的发展现状,全方位衡量省内社会养老服务总体概况。总结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归纳农村社会农村养老服务途径,诠释农村社会养老服务运作机制。在细化方面,本文介绍了黑龙江省内社会养老服务总体概况,概括了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政策体系、服务途径,并归纳了该产业的运作机制。阐释了黑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主体、支付方式并衡量了其支付水平。此后,对于政府及政策因素、非营利机构因素、市场化企业因素、农村村集体因素以及农村老人及家庭因素等五大类因素进行了细致研究并依据主体层次划分了影响因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影响黑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能力的重要因素,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分析不同因子对于黑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能力的影响性质及影响程度。将宏观内容与微观内容相结合,提高对于黑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能力的量化分析水平,将此作为探究提高黑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能力路径选择的依据,从央地财政、个人及群体、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等不同方面入手,探究关涉多个主体、具有横向和纵向覆盖性的黑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能力提升机制。通过研究可知,家庭支付能力、社会养老产业发展水平、公有制企业投入社会养老服务业的程度、央地财政投入、新农保支付水平等因素对于黑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支付能力有显着影响。黑龙江省应当建立多主体合作、多支付机制协同、多途径补充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机制。提高央地财政扶持力度,提高社会组织的介入性,提高农村村集体投入性,激活村民筹资养老意愿,提高企业农村养老倾斜,建设农村集体养老设施,提高资本支付辅助水平并提升农民自主支付水平,以多方联动途径建立良性的支付策略体系。同时,应确保政策制定的合理性,确保群体间政策针对性并确保政策及时变化调整以建构政策保障;通过设定专门管理组织,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并选择适当监督机构以建构组织保障;通过提高管理人员素质,提高人员组织水平以建构人员保障;通过提高央地财政扶持水平并提高非营利组织参与性以建构资金保障,为黑龙江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体系提供基础性保障,加快省内社会养老服务惠及农村地区的水平,完善城乡共享的社会养老服务支付制度。
郑雪莹[10](2019)在《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让中国农村的始终处于一个封闭而又稳定的生存状态,随着现代化、工业化与法治化的不断发展,对于传统的农村社会有了很大的改变。因此农村基层的社会治理不能单纯的依靠传统的单一治理制度,必须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与中共中央的号召做出创新与突破,要将法治与农村治理进行紧密结合。中共中央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工作重点放在基层,并提出将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作为重中之重,将重心放在农村。本文在社会治理法治化推进的背景下,通过对农村社会治理的特征进行分析,对农村社会治理制度变革的历史进行梳理,结合当下政策与国内外先进经验,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出适合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的适宜路径。文章首先对对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的背景进行介绍,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阐释与简单分析,并对研究内容与方法进行阐述。其次,从法学与社会学的角度,对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并针对不同学者对社会治理法治化观点加以总结,进而引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内容,农村社会治理的特征,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本目标。之后,重点分析我国目前农村社会治理所存在的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存在于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方面包括结构失衡,权责不清以及运行不符合规范,其次问题存在于社会治理过程中,主要是缺乏民主具体体现为民主选举流于形式、决策过程商议不足,决策缺乏监督,问题还存在于农村在推进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手段缺乏规范化。并针对现状找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农村社会治理存在困境的原因,包括传统的乡土文化中的封建残余意识,宗族制度的限制,保守思维的存在对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阻碍,以及农村社会治理的工作限制缺乏立法、司法与执法上的法律保障,和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治理主体能力差异,政治地位不平等都是造成农村社会治理问题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最后根据现有问题,提出了对策:主要从农村法治思维培育,农村现存的管理制度规范,对行政部分工作的规范,对农村社会治理经济基础建设的加强,对法律体系的健全五个角度进行探究,改进农村基层法治工作,完善有关的基础制度与管理模式,最后实现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关系着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整体进程,所以要通过法治思维培育、法律制度构建、法律体系的完善等多方面入手,推动农村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从而推动国家的整体社会治理水平。
二、林业基层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因素浅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林业基层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因素浅析(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三变”改革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研究 ——以盘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述评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创新 |
(二)研究不足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
一、改革 |
二、农村“三变”改革 |
三、乡村振兴战略 |
四、乡村社会治理 |
第二节 基础理论 |
一、贫困成因理论 |
二、协同治理理论 |
三、整体性治理理论 |
第二章 农村“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的关联分析 |
第一节 全面认识农村“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的意义 |
一、充分认识农村“三变”改革与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 |
二、深刻认识农村“三变”改革与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意义 |
三、系统认识农村“三变”改革与推进乡村振兴的理论意义 |
第二节 准确把握“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联 |
一、农村“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的方向目标一致 |
二、农村“三变”改革契合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要求 |
三、农村“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的主体依赖相同 |
第三节 农村“三变”改革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创新 |
一、农村“三变”改革是产业兴旺发展的实践创新 |
二、农村“三变”改革是乡风文明进步的实践创新 |
三、农村“三变”改革是生态宜居建设的实践创新 |
四、农村“三变”改革是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创新 |
第三章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实践 |
第一节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试点 |
一、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开路先锋 |
二、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先行试点 |
三、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政策保障 |
第二节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几个阶段 |
一、探索试点阶段(2014 年初——2015年2 月) |
二、整市推进阶段(2015 年 3 月——2015 年 11 月) |
三、全省推进阶段(2015 年 12 月——2017 年 8 月) |
四、国家试验阶段(2017年9 月至今) |
第三节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基本做法 |
一、强领导优格局 |
二、抓顶层重设计 |
三、广宣传强培训 |
四、推改革夯基础 |
五、推示范促带动 |
第四节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成效 |
一、变了方式优了结构 |
二、激活动力丰富业态 |
三、促进增收助推脱贫 |
四、党建引领拉动增长 |
五、提升素质优化治理 |
六、促进发展振兴乡村 |
第五节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模式创新 |
一、伙伴合作共赢发展模式 |
二、国有平台公司兜底发展模式 |
三、区位优势促进发展模式 |
四、资源催生带动发展模式 |
五、金融扶持发展模式 |
第六节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主要经验 |
一、“一村一社”搭建改革平台 |
二、“5+8”模式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
三、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 |
四、创新实施“三变+” |
第四章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新困境 |
第一节 “资源变资产”面临的新困境 |
一、农村分散的集体土地资源确权困难 |
二、交织的土地资源政策给确权带来困难 |
三、“资源变资产”的评估及法律界定模糊 |
四、“资源变资产”后的资产管理主体不明 |
第二节 “资金变股金”面临的新困境 |
一、财政资金使用效果不佳影响资金折股 |
二、农民贷款入股效果不佳影响资金折股 |
三、资金的股权和收益量化困难影响权益分配 |
四、“资金变股金”无盈利的苦恼 |
五、“资金变股金”盈利后的烦恼 |
第三节 “农民变股东”面临的新困境 |
一、“农民变股东”后股东履职及管理的忧愁 |
二、“农民变股东”股东稳定性的无奈 |
第四节 农村“三变”改革面临的其他新困境 |
一、“三变”改革进入阵痛期,产业分割取舍难 |
二、“三变”改革进入缓冲期,市场主体意识弱 |
三、“三变”改革进入风险期,市场占有率低 |
四、“三变”改革促进城乡进一步融合发展有困难 |
五、“三变”改革助推发展山地高效农业不容易 |
六、“三变”改革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不简单 |
第五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三变”改革的路径优化 |
第一节 进一步完善健全农村“三变”改革的法律法规 |
一、完善法定流转方式 |
二、进一步健全土地流转市场 |
三、严格依法明确农村土地权归属 |
四、依据法律法规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
五、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
第二节 全面加强政府整体性治理 |
第三节 遵循规律激活市场强化企业监管 |
一、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健全风险防范 |
二、提高企业经营能力以强化管理 |
三、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稳定市场 |
第四节 转变方式增加路径培养职业农民 |
一、组织培训提高当下农民整体素质 |
二、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 |
第五节 统筹协调鼓励社会广泛参与 |
一、提供多元渠道提高社会群众的参与度 |
二、积极动员社会资本参与“三变”改革 |
三、整合政府与社会资源推进“三变”改革 |
第六节 推进“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
一、坚定不移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三变”改革 |
二、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深化和完善农村“三变”改革 |
三、以“三变”改革为出突破口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
四、重点规范提升乡村振兴示范点“三变”改革,为乡村振兴体制机制创新提供实践经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本人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2)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发展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1.1 研究目的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的创新点 |
2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相关研究概述 |
2.1 中国共产党农村改革思想概念界定 |
2.1.1 中国农村改革 |
2.1.2 党的农村改革思想 |
2.2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 |
2.2.1 理论基础 |
2.2.2 实践依据 |
2.3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发展基本脉络 |
2.3.1 农村改革思想的兴起(1978-1992) |
2.3.2 农村改革思想的发展(1992-2002) |
2.3.3 农村改革思想的完善(2002-2012) |
2.3.4 农村改革思想的深化(2012年至今) |
2.4 本章小结 |
3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 |
3.1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农村改革思想 |
3.1.1 阐明农村改革的重要地位 |
3.1.2 提出变革农村经营体制,解放生产力 |
3.1.3 推动发展乡镇企业,激活农村改革动力 |
3.1.4 提出改善农民生活,实现小康目标 |
3.2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农村改革思想 |
3.2.1 聚焦农村改革中“三农”问题的解决 |
3.2.2 提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
3.2.3 制定实施科教兴农战略 |
3.2.4 提出扶贫开发带动农民增收 |
3.3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农村改革思想 |
3.3.1 明确“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
3.3.2 确立“多予、少取、放活”方针 |
3.3.3 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
3.3.4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3.4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农村改革思想 |
3.4.1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
3.4.2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
3.4.3 提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3.4.4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
3.5 本章小结 |
4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的价值与启示 |
4.1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的理论价值 |
4.1.1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农村的思想 |
4.1.2 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
4.1.3 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党的农村改革思想 |
4.2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的实践价值 |
4.2.1 加强党的领导,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
4.2.2 实现人民幸福,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 |
4.2.3 不断破解难题,推进了全面深化改革 |
4.3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发展的启示 |
4.3.1 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方法 |
4.3.2 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 |
4.3.3 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满足农民幸福生活的需求 |
4.3.4 改革要遵循科学的发展理念,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
4.3.5 保持农村政策的稳定性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
4.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东北林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3)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相关学术研究综述 |
(一)关于中国乡村的研究 |
(二)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 |
(三)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 |
(四)关于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研究 |
(五)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旅游业关系的研究 |
(六)对已有相关研究的简要评价 |
三、研究视角与方法 |
(一)研究视角 |
(二)研究方法 |
(三)田野调查点的选择 |
四、研究内容和重点难点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五、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一)创新点 |
(二)不足之处 |
第1章 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 |
1.1 指导思想 |
1.1.1 乡村振兴战略 |
1.1.2 乡村振兴战略与民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的内在联系 |
1.2 理论基础 |
1.2.1 当代中国民族理论 |
1.2.2 乡村旅游理论 |
1.2.3 产业融合理论 |
1.2.4 乡村文化变迁与文化保护理论 |
1.2.5 中国当代产权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2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基本情况与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 |
2.1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概况 |
2.1.1 羌族与岷江上游羌族地区 |
2.1.2 自然地理概况 |
2.1.3 历史文化概况 |
2.1.4 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2.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基本情况 |
2.2.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数量和所属行政区划 |
2.2.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风貌、地理分布 |
2.2.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经济概况 |
2.2.4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社会概况 |
2.3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及其重要性分析 |
2.3.1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及其发展 |
2.3.2 灾后旅游业振兴及其问题 |
2.3.3 单一区域性扶贫、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及其问题 |
2.3.4 部分羌族村寨面临的现实问题 |
2.3.5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分析 |
2.4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初步实施 |
2.4.1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全面小康基本实现 |
2.4.2 乡村振兴规划制定及相关政策体系的建立 |
2.4.3 农村产权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
2.4.4 合村并乡与乡村基层组织建设 |
2.4.5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
2.4.6 全域旅游推进与村寨旅游发展 |
2.4.7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的成绩与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3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3.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资源与条件 |
3.1.1 岷江上游羌族旅游村寨分类 |
3.1.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资源 |
3.1.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条件 |
3.2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历程 |
3.2.1 起步阶段(90年代初至中后期) |
3.2.2 初步发展阶段(1998 年—2008 年) |
3.2.3 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 |
3.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现状 |
3.3.1 岷江上游羌族旅游村寨数量 |
3.3.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供给能力及旅游收入 |
3.3.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成效 |
本章小结 |
第4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 |
4.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
4.1.1 科学性原则 |
4.1.2 系统性原则 |
4.1.3 可比性原则 |
4.1.4 可行性原则 |
4.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4.2.1 评价指标选取依据 |
4.2.2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4.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的权重赋值 |
4.3.1 确定权重的方法 |
4.3.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立 |
本章小结 |
第5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个案研究 |
5.1 老人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5.1.1 老人村概况 |
5.1.2 老人村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5.1.3 老人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5.1.4 老人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5.2 桃坪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5.2.1 桃坪村概况 |
5.2.2 桃坪村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5.2.3 桃坪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5.2.4 桃坪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5.3 坪头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5.3.1 坪头村概况 |
5.3.2 坪头村旅游发展历程与现状 |
5.3.3 坪头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5.3.4 坪头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5.4 三村旅游业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的整体评价与对比分析 |
5.4.1 整体评价 |
5.4.2 对比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6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优化发展思考 |
6.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经验 |
6.1.1 同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村寨旅游发展 |
6.1.2 差异化的村寨旅游发展策略 |
6.1.3 村寨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具有综合贡献效应 |
6.1.4 不同类型的村寨旅游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存在差异 |
6.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问题探析 |
6.2.1 旅游业发展后劲乏力 |
6.2.2 新型经营主体发育迟缓 |
6.2.3 旅游管理机制不完善 |
6.2.4 村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不足 |
6.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 |
6.3.1 人力资本欠缺 |
6.3.2 土地资源制约 |
6.3.3 资金制约 |
6.3.4 自然灾害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
6.3.5 产权制度不完善 |
6.3.6 村寨原子化 |
6.4 乡村振兴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优化发展思考 |
6.4.1 村寨旅游发展思维转向 |
6.4.2 探讨村寨旅游赋权及村民受益方案 |
6.4.3 激发村寨旅游内生发展活力——多元化参与 |
6.4.4 村民再组织与村寨旅游秩序的重塑 |
6.4.5 加强旅游村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 |
6.4.6 争取国家有关乡村振兴的扶持政策 |
本章小结 |
研究结论及展望 |
一、研究结论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附录 |
附录一: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调查问卷 |
附录二: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村民访谈提纲 |
附录三: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管理者访谈提纲 |
附录四:“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赋值专家打分表 |
附录五:访谈纪要 |
附录六:田野工作相关照片 |
致谢 |
(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一、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二、山西村政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结语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理论背景 |
1.1.2 现实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现实意义 |
1.2.2 理论意义 |
1.3 研究目的 |
1.4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 |
1.5.1 文献研究法 |
1.5.2 调查研究法 |
1.5.3 计量分析法 |
1.6 研究思路 |
1.7 研究创新 |
2 相关概念及文献综述 |
2.1 概念界定 |
2.1.1 森林碳汇 |
2.1.2 森林经营碳汇项目 |
2.1.3 退耕还林 |
2.2 文献综述 |
2.2.1 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的研究 |
2.2.2 退耕农户行为决策的研究 |
2.2.3 森林碳汇农户参与行为的研究 |
2.2.4 森林经营碳汇项目与退耕还林有效衔接的研究 |
2.2.5 文献述评 |
3 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研究的分析框架 |
3.1 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的内涵 |
3.1.1 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的特征 |
3.1.2 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的定义 |
3.2 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研究的理论分析 |
3.2.1 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研究的理论基础 |
3.2.2 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模式的理论分析 |
3.2.3 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意愿的理论分析 |
3.2.4 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能力的理论分析 |
3.3 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研究的逻辑框架 |
3.4 本章小结 |
4 森林经营碳汇项目发展现状分析 |
4.1 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的特征 |
4.1.1 森林经营碳汇项目与REDD+机制的差异性 |
4.1.2 森林经营碳汇项目与造林再造林项目的差异性 |
4.2 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的发展实践 |
4.2.1 区域分布特征 |
4.2.2 规模分布特征 |
4.2.3 时间分布特征 |
4.3 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的障碍 |
4.3.1 组织开发难度大 |
4.3.2 履约激励不足 |
4.3.3 保障机制不完善 |
4.4 本章小结 |
5 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的调查分析 |
5.1 调研设计 |
5.1.1 调研问卷的设计 |
5.1.2 样本区域的选择 |
5.1.3 调研方案的设计 |
5.2 数据收集及整理 |
5.2.1 样本的总体分布 |
5.2.2 样本特征的描述 |
5.3 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的描述 |
5.3.1 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的具体内容 |
5.3.2 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的现状描述 |
5.4 本章小结 |
6 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模式分析 |
6.1 不同组织模式下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分析 |
6.1.1 典型组织模式 |
6.1.2 博弈模型构建 |
6.1.3 项目供给方的最优策略 |
6.1.4 退耕农户的最优策略 |
6.1.5 博弈困境 |
6.2 创新组织模式下的博弈分析 |
6.2.1 引入中介组织的博弈模型 |
6.2.2 中介组织博弈模型的对比分析 |
6.2.3 不同中介组织的差异分析 |
6.3 实证分析 |
6.3.1 模型构建 |
6.3.2 描述性分析 |
6.3.3 计量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7 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意愿分析 |
7.1 研究假说 |
7.1.1 影响因素识别 |
7.1.2 资源禀赋约束的影响路径 |
7.1.3 村域社会资本的影响路径 |
7.1.4 项目制度的影响路径 |
7.2 指标量化及描述性分析 |
7.2.1 行为意愿的量表设计 |
7.2.2 行为意愿的描述性分析 |
7.2.3 资源禀赋特征的描述性分析 |
7.2.4 村域情境特征的描述性分析 |
7.2.5 项目制度特征的描述性分析 |
7.3 计量分析 |
7.3.1 模型构建 |
7.3.2 计量分析过程 |
7.3.3 计量分析结果与讨论 |
7.4 探讨:退耕还林感知价值对行为意愿的影响 |
7.4.1 理论基础 |
7.4.2 指标量化与描述性分析 |
7.4.3 计量分析 |
7.4.4 计量结果分析与探讨 |
7.5 本章小结 |
8 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能力分析 |
8.1 研究假说与模型构建 |
8.1.1 资源禀赋约束 |
8.1.2 村域情境约束 |
8.1.3 项目制度约束 |
8.2 指标量化及描述性分析 |
8.2.1 行为能力分析的量表设计 |
8.2.2 行为能力的描述性分析 |
8.3 计量分析 |
8.3.1 信度效度检验 |
8.3.2 模型拟合 |
8.3.3 计量分析结果与讨论 |
8.4 本章小结 |
9 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机制构建 |
9.1 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的组织机制 |
9.1.1 强化示范引领,引入中介组织降低组织开发的交易成本 |
9.1.2 增强监督调控,依托地方政府助推利益主体的利益均衡 |
9.1.3 注重因地制宜,依据区域特征选择不同类型的组织模式 |
9.2 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的激励机制 |
9.2.1 创新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的区域识别机制 |
9.2.2 完善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的运行管理机制 |
9.2.3 构建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的示范引领机制 |
9.3 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的保障机制 |
9.3.1 建立差异化的退耕农户参与方式 |
9.3.2 健全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相关制度保障 |
9.3.3 适度放宽森林经营碳汇项目制度规范 |
10 结论与展望 |
10.1 研究结论 |
10.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I 退耕农户调查问卷 |
附录 II 村级调查问卷 |
致谢 |
作者简历 |
(6)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吸纳与塑造研究 ——基于西沟村精英群体的深度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述评 |
(一)精英理论研究综述 |
(二)乡村精英治理研究综述 |
(三)对已有研究的述评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一)精英与乡村精英 |
(二)精英吸纳与精英塑造 |
(三)基层党建与政党整合 |
四、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一)研究思路 |
(二)论文结构 |
(三)创新及不足 |
五、研究方法与个案概况 |
(一)研究方法 |
(二)个案概况 |
第一章 秩序重建:政党下乡中的精英吸纳 |
1.1 权威依赖:生存性集体行动中的精英需求 |
1.1.1 贫瘠底色下的生存抗争 |
1.1.2 剥削压迫中的权威期盼 |
1.1.3 政党下乡后的精英显现 |
1.2 党组织吸纳:乡村精英评价与遴选标准的更迭 |
1.2.1 乡村精英的整体性更替 |
1.2.2 乡村精英的价值取向转变 |
1.2.3 乡村精英进入治理体系 |
1.3 组织与动员:乡村精英的职能转化 |
1.3.1 组织互助与建设山区 |
1.3.2 密切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联系 |
1.3.3 统一思想培植集体观念 |
1.4 小结 |
第二章 内外联动:党组织建设中的精英培育 |
2.1 外力引导:政策执行中的组织建设 |
2.1.1 党群献计与规划先行 |
2.1.2 同工同酬与妇女参与 |
2.1.3 制度理性与机制创新 |
2.2 “嵌入式”治理:驻村干部引导下的思想建设 |
2.2.1 以思想引领规范支部建设 |
2.2.2 以干部培训坚定理想信念 |
2.2.3 以民校党课普及科学文化 |
2.3 内生形塑:乡村精英的自我完善和作风建设 |
2.3.1 吃苦在前,实干在先 |
2.3.2 以身作则,行为示范 |
2.3.3 联结纽带,服务奉献 |
2.4 小结 |
第三章 上下同构:党组织巩固中的精英示范 |
3.1 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表彰宣传 |
3.1.1 层层贯彻的事迹扩散 |
3.1.2 荣誉触发的正向激励 |
3.1.3 向上向善的氛围营造 |
3.2 乡村层面:自下而上的典型带动 |
3.2.1 思想先进性的引领 |
3.2.2 作风纪律性的规制 |
3.3 群众层面:致富逻辑中的精英支持 |
3.3.1 对党和国家政策的拥护 |
3.3.2 对经济效益的追求 |
3.3.3 对精英才能的信任 |
3.4 小结 |
第四章 群体效应:党组织发展中的精英塑造 |
4.1 群众路线与精英群体的扩大 |
4.1.1 精英与群众的同质性 |
4.1.2 共同行为中的权威认同 |
4.1.3 从个体到群体的榜样效应 |
4.2 党组织与精英群体的互嵌互构 |
4.2.1 精英群体优化党员队伍 |
4.2.2 基层党组织提升精英素质 |
4.3 党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延续 |
4.3.1 领导核心: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定位 |
4.3.2 党群合力:党组织、精英和群众的良性互动 |
4.3.3 共建共享:乡村治理形态的重构 |
4.4 小结 |
第五章 乡村振兴:党建引领下的精英再造 |
5.1 精英消解与治理式微 |
5.1.1 弱化虚化的党组织 |
5.1.2 精英流失与权力化 |
5.1.3 干群矛盾凸显 |
5.2 政党调适与精英整合 |
5.2.1 变革中的自我调适 |
5.2.2 多元化的精英吸纳方式 |
5.2.3 新乡贤与精英延续 |
5.3 党建引领与精英重塑 |
5.3.1 保护精英成长的社会土壤 |
5.3.2 乡村精英的自我提升 |
5.3.3 夯实乡村精英的民意基础 |
5.4 小结 |
结论与讨论 |
一、结论 |
(一)精英的产生是乡村内生与党组织吸纳共同作用的结果 |
(二)融先进性与群众性于一体是精英塑造的关键 |
(三)党的价值准则和目标追求保证了乡村精英的示范引领功能 |
(四)精英塑造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促成了精英群体式涌现 |
二、讨论 |
(一)利益和价值多元背景下基层党组织的精英吸纳与整合问题 |
(二)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背景下的精英培育与农民主体性问题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集体林权改革中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和调适(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文献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1.3.3 简要评述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本研究创新之处 |
第二章 研究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研究概念 |
2.1.1 正式制度 |
2.1.2 非正式制度 |
2.1.3 集体林权改革 |
2.1.4 村级场域 |
2.1.5 基层个体 |
2.2 理论阐释 |
2.2.1 结构中的制度:嵌入性制度理论 |
2.2.2 制度的行为演绎:社会资本理论 |
第三章 集体林权改革中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 |
3.1 集体林权改革中的正式制度 |
3.1.1 林改的历史路径 |
3.1.2 林改涉及到的法律法规 |
3.1.3 新集体林权改革政策 |
3.2 集体林权改革中的非正式制度 |
3.2.1 林改中非正式制度的表现形式 |
3.2.2 林改非正式制度的生成机制 |
3.3 集体林改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盲点 |
3.3.1 林改正式制度的盲点 |
3.3.2 林改非正式制度的劣势 |
第四章 集体林权改革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与冲突 |
4.1 林改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 |
4.1.1 正式制度的合理嵌入 |
4.1.2 林改政策的积极作用 |
4.1.3 林改政策的社会认同 |
4.2 林改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冲突的表现 |
4.2.1 国家政策安排与地方传统的冲突 |
4.2.2 政策理念与村域乡规民约的冲突 |
4.2.3 政策目标与基层个体利益需求的冲突 |
4.3 林改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冲突的原因 |
4.3.1 嵌入方式:强制性变迁为主 |
4.3.2 客观条件:场域的差异 |
4.3.3 主观导向:主体的偏好 |
第五章 集体林权改革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作用 |
5.1 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 |
5.2 集体林改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 |
5.3 集体林改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
5.3.1 基层个体:农民原子化 |
5.3.2 社会关系:社会排斥 |
5.3.3 社会结构:集体弱化 |
5.4 非正式制度对集体林改的影响 |
5.4.1 非正式制度在林改中的优势 |
5.4.2 价值偏好影响路径选择 |
5.4.3 政策认知影响执行效果 |
第六章 基层个体对集体林权改革的认知和运用 |
6.1 制度中的个体 |
6.2 集体林改中的基层个体 |
6.2.1 集体林改中基层个体的构成 |
6.2.2 不同基层个体的利益需求 |
6.3 基层个体对集体林改正式制度的认知 |
6.3.1 林农对林改正式制度的认知 |
6.3.2 精英及林业大户对林改正式制度的认知 |
6.3.3 基层干部对林改正式制度的认知 |
6.4 基层个体对集体林改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双重运用 |
6.4.1 林农:生存理性 |
6.4.2 精英及林业大户:资本利用 |
6.4.3 基层干部:合法合情 |
第七章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调适 |
7.1 调适的动力 |
7.1.1 改革绩效的需要 |
7.1.2 制度冲突的推进 |
7.2 调适的途径 |
7.2.1 “合礼”变通正式制度 |
7.2.2 “合理”约束非正式制度 |
7.3 调适的形态 |
7.3.1 单一的经济政治绩效到民生生态的回归 |
7.3.2 适合非正式制度的集体林改正式制度的创新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介 |
(8)苗族民俗对农民思想的影响及思想教育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述评 |
1.3 主要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 |
1.3.1 研究思路 |
1.3.2 主要方法 |
1.3.3 主要创新点 |
2 本研究相关概念及理论阐述 |
2.1 民俗及苗族民俗 |
2.1.1 民俗的含义、分类与特征 |
2.1.2 苗族的历史发展 |
2.1.3 苗族民俗的含义与功能 |
2.2 农民思想及农民思想教育 |
2.2.1 农民思想及其特征 |
2.2.2 农民思想教育的涵义及特点 |
2.2.3 加强农民思想教育的重要意义 |
2.3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2.3.1 关于民俗民族的理论 |
2.3.2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
2.3.3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思想与民俗教育的理论 |
3 苗族的主要民俗 |
3.1 物质民俗 |
3.1.1 居住民俗 |
3.1.2 饮食民俗 |
3.1.3 服饰民俗 |
3.1.4 生产民俗 |
3.2 社会民俗 |
3.2.1 婚姻民俗 |
3.2.2 丧葬民俗 |
3.2.3 岁时节日民俗 |
3.3 精神民俗 |
3.3.1 信仰民俗 |
3.3.2 禁忌民俗 |
3.3.3 乐舞民俗 |
3.4 语言民俗 |
3.4.1 苗族语言 |
3.4.2 苗族民间文学 |
4 苗族民俗对农民思想的影响 |
4.1 苗族民俗对农民思想影响的现状调查 |
4.1.1 现状调查概况 |
4.1.2 调查结果分析 |
4.1.3 调查结论 |
4.2 苗族优良民俗对农民思想的积极影响 |
4.2.1 优良民俗有助于农民形成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
4.2.2 优良民俗有助于农民形成积极进步的人生观 |
4.2.3 优良民俗有助于农民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
4.3 苗族落后民俗对农民思想的消极影响 |
4.3.1 落后民俗使少数农民形成唯心主义世界观 |
4.3.2 落后民俗使少部分农民形成消极的人生观 |
4.3.3 落后民俗使极少数农民形成错误的价值观 |
5 苗族民俗对农民思想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分析 |
5.1 历史上遗留的落后民俗侵蚀农民思想 |
5.1.1 历史上遗留的主要落后民俗 |
5.1.2 历史上遗留的落后民俗对农民思想的侵蚀 |
5.2 苗族农民思想教育的不足 |
5.2.1 对农民思想教育不够重视 |
5.2.2 对历史上遗留民俗未加以正确引导 |
5.2.3 对农民思想的实践教育开展不够 |
5.3 苗族农民自身的因素 |
5.3.1 少数农民文化水平较低 |
5.3.2 少部分农民判断能力较差 |
5.3.3 少数农民认识水平不高 |
6 加强改进苗族民俗对农民思想影响的思想教育策略 |
6.1 树立思想教育目标 |
6.1.1 促进苗族民俗的批判传承与利用 |
6.1.2 促进苗族农民的全面发展 |
6.1.3 促进苗族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
6.2 坚持思想教育原则 |
6.2.1 以农民为本原则 |
6.2.2 符合苗族农村社会进步原则 |
6.2.3 价值导向与利益导向相结合的原则 |
6.2.4 差异化原则 |
6.2.5 激励原则 |
6.3 丰富思想教育内容 |
6.3.1 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培育苗族农民 |
6.3.2 用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熏陶苗族农民 |
6.3.3 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培育苗族农民 |
6.3.4 用马克思主义民俗观培育苗族农民 |
6.3.5 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培育苗族农民 |
6.4 创新思想教育方法 |
6.4.1 说理教育法 |
6.4.2 民俗活动教育法 |
6.4.3 田野调查与民俗论坛相结合的方法 |
6.4.4 典型示范法 |
6.4.5 自我教育法 |
6.4.6 新媒体交流法 |
6.5 拓宽思想教育载体 |
6.5.1 突出苗族特色民俗活动载体 |
6.5.2 加强苗族农村管理载体 |
6.5.3 挖掘苗族农村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 |
6.6 加强思想教育队伍建设 |
6.6.1 严格选拔农民思想教育队伍成员 |
6.6.2 加强对农民思想教育队伍成员的培养 |
6.6.3 重视农民思想教育队伍成员的任用 |
6.6.4 建立农民思想教育队伍成员的科学合理考核制度 |
6.7 优化思想教育环境 |
6.7.1 优化苗族农民家庭环境 |
6.7.2 优化苗族农村舆论环境 |
6.7.3 优化苗族农村民俗生态环境 |
6.7.4 优化苗族农村人文环境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个人简历 |
(9)黑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能力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3.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4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1.5.3 创新之处 |
2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
2.1.2 支付能力及养老服务支付能力 |
2.2 理论基础 |
2.2.1 福利经济学理论 |
2.2.2 收入分配理论 |
2.2.3 制度变迁理论 |
2.2.4 公共物品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3 国内外经验借鉴与启示 |
3.1 英国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模式经验借鉴与启示 |
3.1.1 经验借鉴 |
3.1.2 启示 |
3.2 美国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模式经验借鉴与启示 |
3.2.1 经验借鉴 |
3.2.2 启示 |
3.3 德国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模式经验借鉴与启示 |
3.3.1 经验借鉴 |
3.3.2 启示 |
3.4 日本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模式经验借鉴与启示 |
3.4.1 经验借鉴 |
3.4.2 启示 |
3.5 国内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典例探索 |
3.5.1 江苏省社会养老服务政策体系 |
3.5.2 多元化社会养老服务模式 |
3.5.3 “江苏模式”的有效建构 |
3.5.4 江苏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模式的启示 |
3.6 本章小结 |
4 黑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4.1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产业兴起 |
4.1.1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业发展概况 |
4.1.2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业发展内驱因素 |
4.2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政策体系 |
4.2.1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
4.2.2 养老产业扶持制度 |
4.2.3 养老服务业行政审批制度 |
4.3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类型 |
4.3.1 生活照料服务 |
4.3.2 康复理疗服务 |
4.3.3 家政服务 |
4.3.4 医疗保健服务 |
4.3.5 紧急救援服务 |
4.4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运行机制 |
4.4.1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发起 |
4.4.2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提供 |
4.4.3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结算 |
4.5 黑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 |
4.5.1 县域农村服务供给不足 |
4.5.2 服务对象的精准程度不高 |
4.5.3 服务供给的内驱动力不足 |
4.5.4 有效支付能力和意愿不高 |
4.6 本章小节 |
5 黑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能力现状 |
5.1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主体 |
5.1.1 政府、家庭及个人 |
5.1.2 个人、家庭及农村自治组织 |
5.2.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方式 |
5.2.1 基于主体的支付方式 |
5.2.2 基于结算顺序的支付方式 |
5.3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水平 |
5.3.1 支付水平衡量方式 |
5.3.2 全国支付水平预测 |
5.4 黑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能力评价 |
5.4.1 生活照料支付能力评价 |
5.4.2 康复理疗支付能力评价 |
5.4.3 家政服务支付能力评价 |
5.4.4 医疗保健支付能力评价 |
5.4.5 紧急救援支付能力评价 |
5.5 本章小结 |
6 黑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能力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6.1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维度及影响机制 |
6.1.1 政府及政策因素 |
6.1.2 非营利机构因素 |
6.1.3 市场化企业因素 |
6.1.4 农村村集体因素 |
6.1.5 农村老人及家庭因素 |
6.2 研究样本和影响因子筛选 |
6.2.1 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
6.2.2 影响因子筛选 |
6.2.3 主成分分析 |
6.3 信度及效度检验 |
6.3.1 KMO检测 |
6.3.2 Cronbach's alpha检测 |
6.4 相关性分析及回归分析 |
6.4.1 模型建构 |
6.4.2 相关性分析 |
6.4.3 回归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7 提高黑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能力的策略 |
7.1 提高政府财政及政策扶持力度 |
7.1.1 提升新农保财政扶持水平 |
7.1.2 探寻多种路径谋求新农保与财政之间的平衡 |
7.1.3 切实发挥财政及税收机制的调控作用 |
7.1.4 提高资本支付辅助水平 |
7.1.5 建设农村集体养老设施 |
7.2 提高非营利机构的参与性 |
7.2.1 黑龙江省非营利组织发展迅速 |
7.2.2 丰富非营利组织的参与形式 |
7.2.3 政府加强引导非营利组织参与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
7.3 提高企业在农村养老服务领域的作用 |
7.3.1 发挥寿险企业的资本运作作用 |
7.3.2 发挥企业对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辅助作用 |
7.3.3 鼓励农村龙头企业多参与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
7.4 提高农村村集体投入性 |
7.4.1 村集体在社会养老支付中承担部分额度 |
7.4.2 村委会牵头丰富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主体 |
7.4.3 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对关联主体的沟通性与协同性 |
7.5 激活农民筹资养老及自主支付意愿 |
7.5.1 激活农民筹资养老意愿 |
7.5.2 针对农村老年人开展社会养老服务宣传普及教育 |
7.5.3 以多种方式推广社会养老服务 |
7.5.4 进行多策略定价,提高养老机构的产品研发水平 |
7.6 本章小结 |
8 提高黑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能力的保障措施 |
8.1 政策保障 |
8.1.1 确保政策制定的合理性 |
8.1.2 确保群体间政策针对性 |
8.1.3 确保政策及时变化调整 |
8.2 组织保障 |
8.2.1 设定专门管理组织 |
8.2.2 引导社会组织参与 |
8.3 人员保障 |
8.3.1 提高管理人员素质 |
8.3.2 提高人员组织水平 |
8.4 资金保障 |
8.4.1 央地财政补贴保障 |
8.4.2 非营利组织参与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提供 |
8.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课题参与情况 |
致谢 |
个人简历 |
(10)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1.3.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2 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相关理论 |
2.1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内涵 |
2.1.1 社会治理的基本概念 |
2.1.2 法治化的基本概念 |
2.1.3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本概念 |
2.2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内容 |
2.3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意义 |
2.3.1 社会治理法治化为建设法治国家奠定基础 |
2.3.2 社会治理法治化为人民利益实现提供保障 |
2.3.3 社会治理法治化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动力 |
2.4 农村社会治理的特征 |
2.5 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目标 |
2.5.1 基层政府农村治理行为应符合形式法治 |
2.5.2 基层政府农村治理行为应符合实质法治 |
2.6 本章小结 |
3 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困境 |
3.1 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存在问题 |
3.1.1 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结构构成失衡 |
3.1.2 农村社会治理主体之间权责不清 |
3.1.3 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权力运行失范 |
3.2 社会治理过程缺乏民主 |
3.2.1 农村民主选举流于形式 |
3.2.2 农村民主决策落实困难 |
3.2.3 村民民主管理权力异化 |
3.2.4 农村民主监督近乎空白 |
3.3 农村社会治理手段欠缺规范化 |
3.3.1 治理手段单一化 |
3.3.2 治理手段粗暴化 |
3.4 本章小结 |
4 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困境原因分析 |
4.1 乡土传统文化阻碍法治化进程 |
4.1.1 传统滞后观念的影响 |
4.1.2 传统宗族制度的影响 |
4.1.3 法律思维欠缺的影响 |
4.2 农村社会治理缺乏法律保障 |
4.2.1 立法上缺乏专门化 |
4.2.2 司法工作存在不公 |
4.2.3 行政执法权力滥用 |
4.3 城乡二元结构阻碍农村社会治理的发展 |
4.3.1 农村人口流动影响治理主体的素质与能力 |
4.3.2 农民在人大代表构成占比小 |
4.3.3 经济上发展落后限制民主参与程度 |
4.4 本章小结 |
5 解决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困境的对策 |
5.1 加强农村法治思维培育工作 |
5.1.1 加强法律宣传教育工作 |
5.1.2 树立农民公众参与理念 |
5.1.3 培育农民的法治观念与法律信仰 |
5.1.4 构建法治化背景下的农村政治文化 |
5.2 规范农村的现存管理制度 |
5.2.1 规范农村民主选举制度 |
5.2.2 规范农村民主决策制度 |
5.2.3 规范农村民主管理制度 |
5.2.4 健全村民民主监督制度 |
5.2.5 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管理制度 |
5.3 规范政法部门的工作 |
5.3.1 促进司法工作公平 |
5.3.2 严格规范执法工作 |
5.4 夯实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经济基础 |
5.4.1 完善农村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建设 |
5.4.2 建立促进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制度 |
5.5 建立健全法律体系 |
5.5.1 完善农村社会治理的法律规定 |
5.5.2 明确村规民约法律地位与内容 |
5.5.3 完善与落实村民民主自治机制 |
5.5.4 建立多元多样的法律服务方式 |
5.6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四、林业基层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因素浅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三变”改革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研究 ——以盘州市为例[D]. 周金华.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2]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发展历程研究[D]. 赵丹.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3]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D]. 李治兵.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5]退耕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行为研究[D]. 龚荣发. 四川农业大学, 2019(12)
- [6]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吸纳与塑造研究 ——基于西沟村精英群体的深度调查[D]. 张嘉凌. 山西大学, 2019(01)
- [7]集体林权改革中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和调适[D]. 黄智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9(08)
- [8]苗族民俗对农民思想的影响及思想教育策略研究[D]. 袁名松.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9)
- [9]黑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能力影响因素研究[D]. 刘秋艳. 东北林业大学, 2019(01)
- [10]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问题研究[D]. 郑雪莹. 东北林业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