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中国皮革行业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若干问题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李晓峰[2]（2021）在《信息服务业演变及其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文中认为在数字经济和信息消费的带动下,我国信息服务业规模稳步增长,步入稳中向好的发展阶段。在2019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269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7%,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3.3%;在2020年,其增加值达到38214亿元,同比增长16.9%,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达到3.76%。信息服务业是信息产业中的软产业部分,是连接信息设备制造业和信息用户之间的中间产业。随着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不断渗透,信息服务业呈现服务网络化、应用平台化、软件服务化,产业融合化发展态势。不断提升信息服务业的供给能力,持续深化信息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对实现传统产业结构优化,效率效益双提升,对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要实现信息服务业供给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信息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效用,需要回答以下问题:一是信息服务业自身发展演变有何规律,包括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演变特点以及信息服务业对其他产业供给和需求的演变特点;二是在我国现有技术条件下,作为信息服务业重要组成之一软件部分在总量以及细分行业生产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是否已然成为与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过程,实现价值增值;三是从产业关联角度,细分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供给推动和消耗拉动作用是否在不断增强;四是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信息服务业如何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兴起和发展的战略机遇,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是厘清信息服务业的内涵和外延,揭示其自身演化发展的特点。本文通过对信息技术进步与信息服务新业态涌现进行归纳总结,研究了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科技型、生产型和消费型信息服务业发展变化的趋势和特点,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化发展特点以及科技型、生产型和消费型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化发展特点。二是以投入产出视角,研究了 2007年至2018年期间信息服务业与三次产业以及国民经济细分部门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演变特征。在研究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供给与需求的变化趋势时,分别计算了2007年至2018年期间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分配与消耗的分布概率、偏斜系数,构建了分配与消耗的洛伦兹曲线以及帕累托曲线,从而揭示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分配和消耗的演化特点。通过构建完全消耗累积-完全供给曲线探析了细分部门之间间接分配存在差异的原因,通过构建完全分配累积-完全消耗曲线探析了细分部门之间间接消耗存在差异的原因。通过产业波及分析,揭示了信息服务业及其子行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和影响力演变规律。三是将软件资本存量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构建了劳动-传统资本-软件资本三要素两级嵌套标准化CES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了在我国当前技术水平下,软件要素、传统资本要素以及劳动要素在总量生产函数以及细分部门生产函数中的替代关系以及各自的贡献率。对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增长率与经济指标增长率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并以检验结果为目标函数,研究了软件资产在经济指标中的占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构建总量生产函数时,采用构建的1995年至2002年期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以及国家发布的2003年至2017年期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作为投资序列,分别对我国1995年至2017年共23年时间跨度的总量、三次产业以及细分部门的固定资本存量进行了系统估算并验证了估算方法的合理性和估算结果的准确性。在进行CES生产函数参数估计时,分别采用了非线性局部优化、全局优化以及局部-全局优化相结合的迭代算法,提高了估算的准确性。在研究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占比对其发展的影响时,对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完整披露软件资产情况且披露数据呈平稳序列的539家上市公司的软件资产增长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利润增长率、利润收入比增长率以及增加值增长率等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而后,以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为目标函数进行数据挖掘分析,探讨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在经济指标中占比的范围以及占比的增长率对细分部门发展的影响。四是以产业关联理论为指导,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探析了 2007年至2018年期间三次产业以及细分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前向推动和后向拉动作用的变化趋势,测算了细分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供给在细分部门中间需求中占比以及细分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在细分部门中间供给中占比的变化趋势,从而更加准确的揭示了细分部门与信息服务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发展特点。五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编制了 2017年宏观SAM和对应的39部门微观SAM。在对当前国内和国际形势进行细致分析后,以一般均衡理论为指导,以前四个部分研究成果为基础,引入价格激励机制以及不完全替代关系,构建了以劳动要素、传统资本要素和软件要素作为初始投入的开放型信息服务业CGE模型,分别模拟了人民币贬值2.59%,出口受挫（国际商品价格下降5%）,资本要素价格上涨5%,劳动要素价格上涨5%等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以及对信息服务业进行税收优惠,加大对信息服务业投资等政策冲击单独以及复合叠加冲击对国内生产总值、国内市场供需、进出口、生产要素需求、居民收入、居民福利、企业收入以及政府收入等指标的影响并从经济运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探讨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发展信息服务产业,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放型信息服务业CGE模型的建立,将价格激励机制以及不完全替代关系引入模型,量化了各部门在经济约束范围内最优化行为。通过对信息服务产业政策的模拟,探明信息服务业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为信息服务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数据支持和理论指导。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一是信息服务业是信息技术不断创新发展的结果,也是信息技术持续进步的重要推手。信息技术进步与信息服务新业态涌现呈现明显的互动关系,即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信息服务新业态的涌现,而信息服务新业态的广泛渗透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并催生出新的信息技术需求。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科技型、生产型以及消费型信息服务业总量均呈增长趋势,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在三种信息服务业态中均呈增长趋势。科技型信息服务业与生产型信息服务业在信息服务业中的占比呈增加趋势,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即信息传输服务业占比在逐渐降低,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在逐渐提高。与科技型信息服务业和生产型信息服务业相比,我国消费型信息服务业规模相对较小且消费类型主要以信息传输服务为主。消费型信息服务主要供给对象为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消费规模较低。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电信、广播和卫星传输等业务正在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相关增值服务迁移,依托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服务业态范围不断扩大。二是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第三产业在信息服务业总供给和总消耗中所占份额显着增加。信息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间接经济联系更紧密,而与第三产业主要以直接经济联系为主。信息服务业具有非常强的内生增长性,其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对自身的直接消耗增长约5.5倍,完全消耗增长了约5.8倍。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存在不均等分配和不均等消耗且不均等程度在逐渐加大。由于间接分配和间接消耗的存在,信息服务业直接分配和直接消耗的不均等程度均高于完全分配和完全消耗的不均等程度。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的间接分配差异来源于细分部门完全消耗累积的不同,而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的间接消耗差异来源于细分部门完全供给累积的不同。在信息服务业的子行业中,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较强而拉动作用不显着,属于强制约部门。三是采用本文构建的1995年至2002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和国家统计发布的2003年至2017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作为投资序列对我国1995年至2017年期间总量资本存量进行估算,估算结果更加合理准确。软件要素在总量和部分细分部门生产函数中提高了要素间的替代弹性,促进了要素资源高效合理流动,发挥了降本增效的作用。当软件资本存量作为独立要素进入总量生产函数时,劳动要素与传统资本要素的替代弹性,技术效率参数以及规模报酬参数均提高。当软件要素与劳动要素进行合成时,将提高劳动要素的贡献率。在细分部门生产过程中,随着软件资产占比的不断提高,软件要素、劳动要素以及传统资本要素之间由不显着替代关系逐渐演变为显着替代关系,由弱替代关系逐渐演变为强替代关系。在539家上市公司中,软件资产增长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等经济指标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比例高达82.2%,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比例达到40.1%。数据挖掘分析结果表明: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占比对经济的影响呈现“回归”特点。软件资产在营业收入等经济指标中占比过高,将存在软件资产占比上限,如果继续追加对软件要素的投资,将会出现“过度投资”问题;软件资产在营业收入等经济指标中占比过低,则存在软件资产占比下限,如果不能及时追加对软件要素的投资,将会出现“投资不足”问题。四是第三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和直接分配均显着高于第二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和直接分配。而由于第二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间接消耗效应较第三产业更强,从而缩小了第三产业对信息服务业完全消耗与第二产业对信息服务业完全消耗的差距。整体来看,细分部门与信息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呈现逐渐加深趋势。五是人民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总供给中的出口供给而抑制了国内总需求中的进口需求,提高就业,但会造成物价上涨,存在通胀的风险。国际商品价格下降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总供给中的出口供给而促进了国内总需求中的进口需求,导致失业率提高,经济发展趋缓。资本要素价格上涨或劳动要素价格上涨均使生产成本上升,进而使国内总需求下降。细分部门因分属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以及要素间替代关系不同而呈现差异性变化趋势。对信息服务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或加大对信息服务业的投资力度均对国民经济产生正向作用。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时,将通过“政府让利信息服务类企业”,进而惠及对信息服务高消耗类产业,最终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路径实现。在实施加大对信息服务业投资力度的政策时,则通过提高信息服务业需求,进而带动信息服务业高消耗类企业发展,最终促进整个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实现。在劳动要素价格上涨或资本要素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加大对信息服务业投资力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或者抵消因要素价格上涨而对经济产生的负向作用。
石宇飞[3]（2020）在《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本质就是要使中国经济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结构,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装备制造业更是重中之重。本研究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世界经济后危机时代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表现、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产生的基础和条件、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经济效应进行了评价。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到2001年中国入世前;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至2013年;第四阶段是从2013年至今。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进口和出口占世界比重持续提高,但在2013年以后增幅开始放缓,甚至停滞。中国装备制造业不同程度地面临进口和出口压力。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在2003年之前表现为比较劣势,而后则表现为比较优势。中国装备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指数2003年前后先提升而后平稳。从影响力系数变动趋势看,中国装备制造业对三次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呈渐趋提高态势,中国装备制造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影响力的提高幅度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影响最大,其次为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生产诱发系数总体上呈现缓慢提高的趋势。出口和资本形成一直是中国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而消费和进口则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不仅对装备制造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制约,同时也对其它产业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装备制造业仅对出口项目的最终需求呈现出提高的趋势,对其它三个最终需求项目的依赖程度均呈现下降的趋势。从装备制造业产业角度看,装备制造业资产负债率渐趋下降,下降幅度超过中国工业总体下降水平。从装备制造业企业角度看,装备制造企业盈利能力逐步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企业资产运用效率、资金利用效果、盈利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近期有小幅回落,营业净利率显示中国装备制造产业企业改进经营管理、提高盈利水平的能力在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近些年的财务风险有所降低,企业资产主要源自负债的倾向逐步下降,但不同企业的资本结构仍然存在显着的结构性差异;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流动比率整体偏低,流动资产规模不足,但现金比率普遍较高;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总资产和固定资产周转利用效率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有所提升,但产业分工地位仍需提升。具体而言:一是中国装备制造业通过中间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有所增加,中国装备制造业基础研发、中间品与零部件生产能力有所增加,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所提升,但最终品出口比重仍然较大,需要进一步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中间品出口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出口增加值结构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呈现显着差异性,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出现下降态势。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装备制造业垂直专业化比重开始出现下降,出口之中本国中间品出口增加值重复计算部分,以及其重要组成来自国外账户重复计算部分均出现下降。三是中国装备制造业各产业部门全球价值链前向生产长度和后向生产长度表现并不相同,而且呈现阶段性特征。金融危机后全球价值链前、后向生产长度均出现增加,但产业分工地位出现下移。从装备制造业竞争力形成的社会基础角度看,中国人力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技术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从经济基础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品市场,国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内需支撑,国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外需支撑;从产业基础角度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投入仍然以传统服务业为主,新兴产业投入所占比重仍然较低,这导致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低,科技水平相对较弱,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业对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了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高新技术制造业对装备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在总量和比重上呈现出双重提高趋势,且提高幅度显着超过中低技术制造业的中间投入;从制度基础角度看,阶段差异化产业政策推动装备制造大国转向装备制造强国,环境规制渐趋加强倒逼装备制造业提升排污处理能力,稳定的金融支持是装备制造业积极扩大发展的基础。中国推动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应着重推动装备制造业产业融合、加大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提升创新驱动力,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助推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李燕辉[4]（2020）在《中国体育卫星账户的编制构想与应用研究》文中指出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推动体育产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随着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提升,社会各界对体育相关数据的需求日益增长。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体育统计从1985年萌芽至今,有关体育的内容主要来自于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的体育行业核算、以国家体育产业增加值为主要目标的体育产业核算以及投入产出核算中的体育产品部门核算。现有体育统计并不能完整反映体育经济活动的运行全貌,尤其难以从产品角度为国家的宏观管理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卫星账户系统针对经济中特定的主题、领域或部门,遵循SNA的基本核算规则,为某个特定主题、领域或部门形成自成一体的、相对独立的账户系列,是用于测量特定行业的经济重要性的强大统计框架。它可以从特定领域内的产品视角出发,在识别出特定领域内所有货物和服务的基础上,通过特定的程序和方式对该领域的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展现。正是基于以上现实,论文在SNA2008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框架指导下,采用卫星账户这一国际社会广为采用的方法进行体育经济核算,全面、系统地反映体育相关经济活动的运行过程,科学测度体育的规模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探讨了我国构建体育卫星账户体系并开展编制实践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论文系统地梳理了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方法,深入研究了卫星账户构建的一般原理与程序,界定了体育卫星账户的生产范围,全面识别了体育特有产品,设计了体育卫星账户的基本核算框架与核算表式,并基于2017年全国投入产出表,编制了我国体育卫星账户的系列表格;进而利用投入产出模型从体育的经济效应、经济效益和产业关联性等角度分析了体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论文得出了如下具体的结论。（1）构建我国体育卫星账户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论文从体育产业统计工作的发展现状出发,分析了目前国民经济核算中虽有体育行业统计、体育产业统计和体育产品部门统计,但由于存在SNA的生产范围未能包含所有与体育相关的经济生产、现有体育统计未能完整反映SNA范围内与体育相关的生产活动及难以从产品视角为国家的宏观管理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等不足,提出从学理上要求在我国构建体育卫星账户。再由于各级政府部门对体育的管理需要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作为支撑、体育产业统计工作水平的提升需要体育卫星账户助力、体育经济重要性的国际间比较有赖于体育卫星账户等因素,在我国构建体育卫星账户显得十分必要。而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体育产业统计分类渐趋完善、体育产业调查体系初具雏形、体育产业增加值核算的经验积累、其他国家卫星账户的成功编制等可为我国体育卫星账户的编制提供产品分类基础、基础数据来源、测算结果评估以及经验借鉴,使得构建我国体育卫星账户成为可能。（2）完整的体育特有产品目录展示了所有体育经济活动的成果。根据卫星账户构建的一般原理,起点是体育特有产品的识别。在对体育卫星账户的生产范围界定的基础上,依照特有产品的识别原则及步骤,论文识别出体育特有产品87种,比《体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中的小类对应的产品多16种;它们与276个《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中的行业小类相对应,比《体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对应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小类多98个。论文主张将体育志愿服务纳入体育特有产品目录,以便科学完整地展现与体育有关的货物和服务。（3）2017年我国体育总产出为1.910万亿元,体育增加值为7,894.267亿元,体育就业人数为472.947万人。通过编制体育卫星账户的核算表,计算得到了反映体育直接效应的总量指标:2017年我国体育总产出为1.910万亿元,体育增加值为7,894.267亿元,占2017年GDP的比重为0.954%;体育就业人数为472.947万人,占2017年全国就业人数的比重为0.609%。体育就业人数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低于体育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直接效应来看,体育经济活动尚未呈现出劳动密集型的特点。（4）2017年我国体育完全总产出为3.023万亿元,体育完全增加值为11,543.064亿元,体育完全就业人数为1,439.839万人。通过乘数分析,计算得到了反映体育完全效应的总量指标:2017年体育完全总产出为3.023万亿元,是体育总产出1.910万亿元的1.583倍;2017年体育完全就业人数达1,439.839万人,占2017年全国就业人数的1.854%;体育完全增加值为11,543.064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396%。体育完全就业人数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于体育完全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考虑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之后,体育经济活动呈现出劳动密集型的特点,体育经济的发展有利于间接解决就业问题。（5）批发-S部门的经济效益最好。体育的经济效益分析结果表明,不论是直接经济效益系数还是完全经济效益系数,批发-S部门都是最高的。软件服务-S、信息技术服务-S、保险-S以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S这4个新兴服务部门的直接经济效益名列前茅;合成材料-S、有色金属及其合金-S、信息技术服务-S和建筑安装-S这4个部门的完全经济效益排名靠前。（6）广播电视设备和雷达及配套设备-S部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最大,而房屋建筑-S部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强。通过产业关联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力系数大于1的部门基本上都来自制造业和建筑业,而服务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基本上都小于1。广播电视设备和雷达及配套设备-S、家用器具-S、纺织服装服饰-S、其他交通运输设备-S和纺织制成品-S这5个部门排在前五。有18个部门的感应度系数大于1,房屋建筑-S、土木工程建筑-S、商务服务-S、金属制品-S和纺织服装服饰-S名列前茅。计算结果同时表明,57个部门中有12个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同时大于1,可以列为优先发展部门,其中6个（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S,合成材料-S,塑料制品-S,房屋建筑-S,土木工程建筑-S,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服务-S）与体育场馆有关,4个与体育装备有关（纺织服装服饰-S、有色金属及其合金-S、金属制品-S、汽车零部件及配件-S）,充分说明了重视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体育装备的生产对发展体育大有益处。另外,各类体育商务服务如体育咨询、投资与资产管理、体育旅游服务、体育会展服务等也是重点关注的领域。
卢灿生[5]（2020）在《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文中指出纺织服装业是民生产业,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型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开放六个方面,论述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纺织服装行业是整个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高质量发展对于推动整个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本文第一章论述了选题的背景、选题的意义,研究的难点、方法和技术等,第二章回顾了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这是制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政策依据之一。第三章分析了纺织服装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接下来的各章是对已有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效果、市场状况的评价,以及国外发达国家经验的借鉴,并提出了下一步的政策建议。除了第一、第二章和第三章外,其余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四章基于碳排放与水耗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对全国层面纺织服装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分析,并基于以上两点进一步对粤港澳大湾区层面服装业生态环境作了分析。从行业能耗及碳排放比较与行业能耗及碳排放对经济影响比较对行业生态环境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纺织服装行业碳排放量对经济增长作用相比其他行业更为明显;经济增长对纺织服装行业碳排放量影响相比其他行业而言不甚明显。通过以上三组分析比较,可以发现纺织服装行业生态环境效率总体提升,但也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和产业特征。第五章从纺织服装行业政策历史脉络分析及纺织服装行业政策评价对纺织服装行业产业政策演化及评价进行了概述。采用邹至庄检验方法（Chow test）判断加入WTO是否显着利于我国出口和行业发展。分析表明行业内部受益于国际贸易配额制政策也存在差异。总体上粤港澳大湾区9市纺织服装行业发展较为受益于贸易配置政策。第六章通过数据模型对比分析了供给侧因子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与服装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得出纺织服装行业全行业供给侧改革效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不甚明显。借用DEA及MALMQUIST指数分解法,参照Joshi（2010）对印度纺织服装行业企业研究,对广深莞纺织服装行业效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得出,广深莞纺织服装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内部分异较为明显。2000-2016年,广深莞纺织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趋同走势;纺织服装服饰业呈现趋异走势;皮革毛皮羽毛制鞋业呈现趋异走势。本章的最后部分比较了深圳、广州和东莞的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广东省中深圳和广州在纺织服装方面的发展最为典型。第七章从纺织服装行业消费者效用分析和纺织服装消费影响因素尤其价格因素看待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状况,以此评价消费者对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认可程度。利用2007-2016年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元统计分析、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城镇居民服装消费及时尚滞后原因,得出城镇居民服装消费及时尚度普遍偏低且受到诸多宏观层面因素稳健性影响这一基本结论,对中国服装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和国家以服装为载体布局“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启示意义。并针对全文分析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改进中国城镇居民服装消费时尚的措施:第一,提高社会保障措施优化居民消费结构。第二,研判时尚发展规律布局纺织服装消费城市和网络空间。第三,强优势补短板提高纺织服装行业有效供给能力。第四,重点改进影响要素保证纺织服装消费可持续性。第八章通过对日本、美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进行分析并借鉴。得出政府规划战略和政策引导、时尚教育和培训、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和高端技术的启示。在借鉴国外和我国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有关的经济理论和前面的分析结果,未来我国要实现的服装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应该建立和完善以下各方面的政策:一、提高企业满意度;二、提高政府满意度;三、提高社会公众满意度;四、提高消费者满意度。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应该遵循的原则:一、生态文明优先;二、区域协调发展;三、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四、“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五、创意设计人才战略。
侯睿婕[6]（2020）在《中国研发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正处于向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阶段,政策制定需要统计支撑,另一方面,我国R&D投入产出率和经济转化率过低,创新引领发展路径不明,这两大问题对科学测算以R&D为代表的知识存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出了迫切的现实需求。随着R&D资产属性日益凸显,SNA-2008建议对R&D进行资本化处理,多个发达国家据此改革本国的R&D核算方法,为我国开展R&D资本化核算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在此背景下,在SNA-2008框架下探讨适合我国的R&D资本化核算方法、估算R&D资本存量并分析其经济效应成为必然之举,亦具有深远意义。为刻画中国R&D全貌,须对不同地区、不同技术水平、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并分析其经济效应。首先,利用辅助指标和统计检验补全R&D支出及其构成并调整行业分类和统计口径;其次,采用总成本法和完全资本化模式进行“R&D支出→R&D产出→R&D投资”调整;再次,详细讨论R&D投资价格指数、R&D资产折旧率、初始R&D资本存量等参数的设定方法并采用BEA方法估算R&D资本存量;然后,按照不同核算规则将企业、非企业部门的R&D计入GDP;最后,在增长核算框架下测算R&D资本产出弹性并对规模报酬不变性质进行检验。R&D资本化核算引起GDP上调,但各省份上调的幅度不一,可能导致排名变化。此外,R&D资本化核算对各生产要素产出弹性的测算结果产生影响,如果不进行R&D资本化,R&D的产出弹性会被低估,其他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也会出现较大误差,反之则可以提高生产函数的拟合优度,相对准确地测算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地区层面结果显示:首先,就资本存量而言,全国R&D资本存量呈快速增长趋势但增速放缓;各省份R&D资本存量基本呈增长趋势但地区差距显着,地区间差距是主要来源且有扩大趋势;空间分布从以北京为主导的单极格局转变为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三足鼎立的多极格局;全国科学研究资本存量约占试验发展资本存量的1/4,各省份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资本存量呈增长趋势但地区间差异明显。其次,就产出弹性而言,1998-2017年期间,我国经济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09,呈逐年递增趋势,近年来在0.15-0.16之间;除中部外的其他地区均呈规模报酬递增,东部、中部R&D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西部、东北R&D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开始显现;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2009-2017年期间,R&D资本产出弹性为0.27,其中,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04、0.23。总体而言,我国R&D资本具有相当可观的规模且空间关联日益显着,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但是,地区间R&D资本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由于东部地区和试验发展的R&D产出弹性相对较高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因此,R&D资源不断流向经济水平高的东部地区和获益速度快的试验发展,导致地区创新能力、R&D内部结构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目标的实现。行业层面结果显示:首先,就资本存量而言,制造业R&D资本存量总体上呈快速增长趋势;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但在基础研究领域没有明显优势且对传统制造业的引领作用尚显不足;传统制造业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相对减少但地位仍然重要,部分传统制造业已经成为R&D资本存量新的增长点。其次,就产出弹性而言,1990-2017年期间,我国制造业主要依靠物质资本驱动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减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08-0.09,呈倒U型变化;高技术制造业主要依靠R&D资本驱动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38-0.40,呈陡峭的倒U型变化;低技术制造业主要依靠物质资本驱动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减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03-0.10,但未能产生持续显着的驱动作用。总体而言,制造业R&D资本存量不断累积,对行业发展产生显着促进作用,但产出弹性不高,且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递减性质;高技术制造业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其发展依靠R&D资本驱动,同时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但其对低技术制造业的带动作用非常有限,且由于缺乏基础研究导致发展动力不足;低技术制造业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相对减少但地位仍然重要,虽然不断加大R&D投入以促进其转型升级,但目前来看这种促进作用只是短期的、并不持续,说明R&D成果在转化环节还存在问题。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补充R&D资本化核算理论与方法,多层面核算R&D资本并测算效应,有效解决基础数据缺失不可比问题,同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相关政策建议:完善我国R&D统计分类指标、统一我国R&D统计核算口径、优化R&D结构及地区间配置、促进R&D成果的转移和吸收、鼓励高技术制造业进入基础研究领域、促进新技术与低技术制造业有效融合。
武晓媛[7]（2019）在《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技术与社会转型语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传统工艺的传承和保护随一国工业演进发生、发展,是国家工业化的一种必然结果。手工艺作为一门古老的“营生”,是传统社会中人类生产生活的一项基本活动,并依赖“师徒相授、口耳相传”的知识模式世代传承。可以说,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核心生产力的手工艺,它不仅满足了人类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物质需求,而且满足人类文化审美情趣的精神需要。它既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基础,又是丰富人类精神生活的“良方”,满足着社会大众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不同诉求,任何时候都需要保有适度的存续和发展空间。尽管如此,受传统文化观念控制的古代中国一直没有给予手工艺及手工艺人应有的尊重和认同。近代以降,伴随西方的殖民侵略,近代机器技术与设备随即而来,这对传统工艺的存续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先进的机器技术刺激并促进手工技艺的改良革新,但同时又与手工艺争夺资源、抢占市场,展开激烈地竞争。就近代中国传统工艺整体发展情形言,后者成为主要趋势,机器的冲击甚至造成手工艺的全面崩溃。时至今日,中国已由传统农业国跻身现代工业国前列,并可同世界工业强国开展技术角逐,但仍无法扭转和改变手工艺的生存困境,在现代激烈地商业市场竞争中许多手工艺正急剧衰退甚至消亡。如何使传统工艺与工业化和谐共生,如何使传统工艺理性传承以更好地适应工业现代化要求,成为一个从历史延续至今的重要议题。可见,“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应如何对待传统工艺”,或者说“传统工艺应如何应对工业现代化”是一个值得反复思考和深入探究的问题。不过,这里需要说明一点,传统工艺在不同时代表现出来的功能不尽相同。在传统社会里手工艺是作为国计民生的支柱而存在的,但在现代社会中它更多地承担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所以对它的保护和利用因时代功能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本文重点关注关系民生日用的工艺品在近代中国技术社会转型时期的命运。基于此,本文既是一项关于传统工艺的历史研究,也是对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工艺出路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文章围绕“传统工艺如何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心议题,即如何克服和改进传统工艺的弊端,又如何保持和宏扬传统工艺的价值,立足晚清民国的时代背景,以“中国工业化早期的传统工艺发展策略”这一鲜有关注却极具时代意义的内容作为第一研究主题,以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为支撑,探讨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之际,手工艺的工业现代化问题。通过对中国传统工艺的源头发展策略进行考察,发现在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国人就手工艺的出路问题曾提出过一系列的思想和行动方案,使“日用而不知”的传统工艺呈现在社会大众的视野下。在此基础上,厘清晚清民国工艺策略在整个手工艺工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为当前传统工艺发展提供有效的历史借鉴。本文主体内容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释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难点及创新之处,提出晚清民国中国技术社会转型期应该如何思考和对待传统工艺的问题,并从源头策略上为手工艺寻找出路,以期获得一些新认识和新主张。第一章主要对工艺观念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起步时期的演变情况进行研究。指出“工艺”是一个现代意义下的传统词汇,是经过近代多层内涵沉淀后的一种结果。立足于“工艺”的语言学考察,重点对“工艺”一词在近代包含的工业、工艺美术、手工艺等多重意义进行解读,揭示出技术转型期工艺概念演变的内在思想逻辑。同时界定了全文讨论的“传统工艺”范畴,列举了文中涉及的主要工艺门类,并以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作为全文的理论支撑。第二章阐释了晚清民国时期传统工艺问题的产生。自晚明起,资本主义萌芽在以手工为技术基础的工商业中萌生,致使封建统治者与工商业之间产生了巨大矛盾。封建政府开始全面抑制工商业发展,扩大对手工业的破坏。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却采取了与钳制手工艺完全不同的态度,提倡并鼓励西方机器工艺发展,手工艺在封建政府的打压和近代机器技术冲击的双重阻滞下艰难生存。但它却并未被机器技术取代而失去社会技术主体的地位。所以,传统工艺作为中国传统技术资源究竟应该如何发展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对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早期的工艺思想和行动策略进行研究,发现它们的工艺发展策略大致沿着相同路径进行。首先由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商政界代表、经济学者以及工艺美术家等从思想层面探讨传统工艺的近代多元价值及其出路问题,对手工艺的认识和理解超出了传统社会的固有意义。而后在学者论证的前提下,再由中央政府主导制定且部分推行某些工艺策略,并且不同时期的工艺策略还体现出了自身的独特性。晚清时期在毫无经验可循的前提下,一切始于初探。社会中一批极具前瞻性认识的有识之士从经济、技术、知识、社会角色以及文化的不同视角阐释了手工艺的新价值,开启了国人从思想层面探索传统工艺如何进入现代社会。清政府积极配合,一改过去“薄手艺、贱百工”的态度和对手工艺的严格管控,从推行工艺教育、创办工艺局和征集手工艺品出洋参展三方面进行了初步尝试,把零散、衰颓的传统工艺用新的理念和方式进行重组,适应并推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北洋政府时期工艺思想和行动策略的最大特点则是继承延续。在“循序渐进”、“以工代赈”和“全面改良”工艺思想的指导下,北洋政府沿着清末“工艺新政”的路线,对晚清工艺策略进行局部调整和修正。它主张的手工艺政策在整个近代中国工艺发展策略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早期,经过工商政学界和工艺美术界热烈讨论,官员和学者对手工艺的价值及其工业现代化的认识已非常深刻,进行了针对手工艺与工业化关系、手工艺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等具体问题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尝试构建了复兴传统工艺的政策体系,探索行之有效的工艺发展新模式,并次第开展复兴手工艺的行动计划,对中国手工艺事业作出统一规划和安排。经过三个时期演进,中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渐趋成熟。第六章重点研究了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倡导的工艺策略。这一时期手工艺的工业现代化问题由政府主导转向由社会团体承担。“国济”作为政府支持下的社会服务团体,开始独立领导起全国的手工艺事业,提出了“建设性救济”的独特工艺思路。从思想认识上看,“国济”对手工艺的认识已接近了传统工艺问题的本质,强调了传统工艺的改进是一个牵涉多方面的问题,不只依赖于技术改良和革新,还需要组织、资金、人才、市场等不同社会要素的配合;从具体行动上看,“国济”建立了分工兼合作的工艺组织体系,创办了《手工艺》杂志,提供给国人工艺思想交流的平台。在它的组织下手工艺事业发展成为了一场社会运动,增强了传统工艺的社会认同感。第七章结论主要是在总结晚清民国工艺发展策略的演变路径和手工艺实际变化情形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分析了造成这一时期手工艺策略没有取得实效的原因。结合当前国家传统产业和乡村建设发展主题,思考工艺振兴对传统产业改造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意义,以期对当前传统工艺传承与保护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于晨[8]（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提出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邢战雷[9]（2019）在《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驱动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轻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传统优势产业、重要的民生产业和具有较高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是覆盖最广的消费品行业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力军,其价值更多体现在满足市场消费需求、稳定出口规模、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更好地服务“三农”等方面。自中国改革开发以来,轻工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经过了高速发展、告别短缺、数量为本的发展阶段后,正进入以质量和效益的双提升为目标的中高速发展新阶段。不论在轻工产品的生产、出口或消费,中国已成为世界轻工业大国。然而,轻工业面临的国际国内发展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目前轻工业经济运行整体处于“消费平稳、投资放缓、出口乏力、调整加速、分化明显”的“缓中趋稳”发展态势。中国轻工业由“大国”变为“强国”之任务仍然艰巨,发展中的矛盾、“痛点”和“栓塞”依然存在且日趋明显,转型升级变得愈发迫切。要实现轻工业转型升级就必须重视创新。而创新过程中遭遇的知识产权问题更加普遍,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故此,基于知识产权创造、保护与运用的创新驱动成为助推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知识产权也成为轻工业转型升级、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之一和“新引擎”,是轻工业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绕不过的坎”,更是打开轻工业转型升级之门的“金钥匙”和“核心驱动”。论文以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创新驱动为主题,以“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知识产权创新驱动”为研究主线,综合管理学、产业经济学、系统工程、知识产权管理等学科理论知识,依据产业集聚理论、产业结构理论等既有成果,运用文献研究、系统分析、定量与定向相结合、数据挖掘等科学方法,针对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驱动力体系构建及路径选择开展专门研究。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结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为轻工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新视野和一套“策略组合”,有助于进一步明确中国轻工业宏观发展态势、显化轻工业知识产权发展水平、提高轻工业转型升级中的知识产权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知识产权驱动支撑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创新如下所述:（1）首次把知识产权引入中国轻工业发展与转型升级问题的研究。虽然目前不少轻工企业已经建立了知识产权战略和管理体系,并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创新活动,但轻工类企业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产品仍然较少、较弱。加之目前从学者到政府到社会服务机构,并没有专门开展轻工业领域的专利技术盘点、诊断与布局,这也成为轻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被忽略的关键之一。为此,文章率先通过利用专业的IncoPat数据库的数据来源,设计规范的检索公式,运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引入“专利地图”技术处理方法,从专利申请与授权趋势、运营情况、申请人类别、地区、排名情况、专利法律状态、子行业专利分布等维度,从轻工产业角度具体对中国轻工业领域的专利资产进行检索、数据挖掘和比较等计量分析,以期揭示轻工业领域的专利竞争格局、结构与发展动态。研究认为,知识产权仍然是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痛点”和“栓塞”。（2）构建了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5Fs”体系和“G-CPU”驱动范式。结合系统管理理论的核心思想,探讨和构建了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五驱力”（5Fs）体系,分别对战略管理能力、创造开发能力、协同运营能力、金融服务能力和法律保护能力五个方面,详细分了其各自内涵、运作机制和注意事项;在“三螺旋”（Three-Helix）理论的基础上,将科技平台因素（例如:产业集群、特色区域、行业协会、专利联盟等）引入到传统的“产学研”创新体系,设计了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四螺旋”（Four-Helix）驱动范式;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以及政府、科技平台、企业、高校四个主体视角出发,围绕知识产权战略能力、知识产权创造能力、知识产权运营能力、知识产权金融服务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等五个维度,引入“专利地图”“专利导航”“高价值专利培育”等先进理念,提出了中国轻工产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驱动路径“策略组合”研究认为,G-CPU驱动范式是轻工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和关键环节所在。。（3）探索创建了轻工业知识产权贡献度及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了进一步阐释知识产权与轻工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贡献度,以及基于知识产权的轻工业创新能力评价,文章探索构建了轻工业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轻工类高校为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中,运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中国轻工产业发展建立模型并进行分析,测算出中国轻工业固定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知识产权投入的产出系数,并进一步采用索洛余值法计算知识产权投入对中国轻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经济理论为基础,将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通过对专利数据的规范化处理,构建了轻工业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并以江南大学、陕西科技大学等八所轻工类高校为样本,从知识产权的数量、质量、强度、潜力4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选取了 2006-2018年间的专利信息数据,开展了轻工业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进而掌握了轻工类高校知识产权创新能力及其影响。研究表明,知识产权投入对轻工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作用,必须通过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投入,促进我国轻工产业转型升级。综上所述,论文通过对知识产权创新驱动背景下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驱动力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不仅对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发展、工作成效等进行了系统分析,更是首次引入“专利地图”理论与方法,对中国轻工业知识产权发展状态及其结构进行了专业的检索分析,通过采用索洛余值法计算知识产权投入对中国轻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构建了轻工业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促进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五驱力”,构建了“四螺旋”模型,为中国轻工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和决策参考。
王媛媛[10]（2019）在《智能制造发展的国际比较与中国抉择》文中指出当前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并加速向制造业渗透,制造业领域将迎来一场智能化革命,进而引发新一轮的工业革命。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出台应对新工业革命和智能制造的发展战略。我国也迎来新工业革命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交汇期,由此提出以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进而建设制造强国的发展目标。因此,研究智能制造这一主导新工业革命发展的新型制造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智能制造作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技术进步及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熊彼特和新熊彼特学派技术创新及演化经济学等理论为研究基础,运用系统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以及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智能制造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一是,探索智能制造发展演化的机理及其技术-经济范式。对智能制造的内涵、产生动力、生产组织模式创新以及技术-经济范式进行分析;二是,对智能制造发展的关键基础性产业——集成电路、智能传感器、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以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全球发展态势进行比较分析;三是,对G20国家智能制造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基础上,建立“制造业智能化指数”衡量智能制造发展水平,并进行国别和分行业的比较分析;四是,对美国、德国、日本智能制造发展的典型模式进行分析、比较,并得出有益的经验借鉴。首先对其智能制造赖以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演变进行分析,其次对其推动智能制造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进行深入研究,再次对这三个国家智能制造的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异同点,并得出可供我国借鉴的有益经验;五是,分析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现状。从顶层设计、标准体系建设、基础产业发展、企业以及地方政府推动等方面分析我国智能制造发展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同时剖析了中国智能制造在发展基础、创新能力、推进机制、企业主体引领、政策规划以及人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明确努力的方向;六是,提出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创新路径和对策。即要以建设制造强国为目标的智能制造发展导向;建设政府引领、产业界主导、研究机构和大学紧密合作的智能制造创新网络;要涵盖重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智能制造发展领域;以及实施面向不同发展优势和水平的差异化发展战略。总之,发展智能制造是我国实现技术跃升及经济实力赶超的重要契机,应密切关注和研究新工业革命发展趋势以及智能制造技术-经济范式发展演化特征,把握各国智能制造发展的态势、能力水平以及具体的推进战略,同时深入了解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优劣势,构建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智能制造发展路径和政策体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早日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和国家实力的历史性跨越。
二、对中国皮革行业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若干问题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中国皮革行业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若干问题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信息服务业演变及其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和关键概念说明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关键概念说明 |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资本要素估计 |
| 1.5.2 替代弹性估计 |
| 1.6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基础理论研究 |
| 2.1.1 信息化社会理论 |
| 2.1.2 产业关联理论 |
| 2.1.3 生产要素理论 |
| 2.1.4 一般均衡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信息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
| 2.2.2 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业互动发展 |
| 2.2.3 信息服务业产业关联的相关研究 |
| 2.2.4 信息服务业CGE的相关研究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信息服务业态发展演变规律研究 |
| 3.1 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 3.1.1 科技型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 3.1.2 消费型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 3.1.3 生产型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 3.2 信息服务业产业结构的演变发展 |
| 3.2.1 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变的经济指标表征 |
| 3.2.2 信息服务业态内部结构演变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信息服务业产业关联特征分析 |
| 4.1 信息服务业前向关联特征分析 |
| 4.1.1 信息服务业前向直接关联特征分析 |
| 4.1.2 信息服务业前向完全关联特征分析 |
| 4.1.3 信息服务业前向间接关联特征分析 |
| 4.2 信息服务业后向关联特征分析 |
| 4.2.1 信息服务业后向直接关联特征 |
| 4.2.2 信息服务业后向完全关联特征 |
| 4.2.3 信息服务业后向间接关联特征 |
| 4.3 信息服务业产业波及分析 |
| 4.3.1 推动力系数 |
| 4.3.2 影响力系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信息的生产要素性质 |
| 5.1 资本存量估算研究 |
| 5.2 软件资产在总量生产中的作用机制 |
| 5.2.1 总量CES生产函数构建 |
| 5.2.2 总量CES生产函数数据 |
| 5.2.3 总量CES生产函数估算结果 |
| 5.3 软件资产在细分部门生产中的作用机制 |
| 5.3.1 细分部门CES生产函数构建 |
| 5.3.2 细分部门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3.3 细分部门决策树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信息服务业产业融合研究 |
| 6.1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需求 |
| 6.1.1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需求 |
| 6.1.2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完全需求 |
| 6.2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供给 |
| 6.2.1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供给 |
| 6.2.2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完全供给研究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信息服务业CGE模型构建和政策模拟 |
| 7.1 国民经济科目划分与SAM编制 |
| 7.1.1 国民经济科目划分 |
| 7.1.2 SAM编制 |
| 7.2 CGE系统搭建 |
| 7.2.1 生产模块 |
| 7.2.2 收入和需求模块 |
| 7.2.3 价格模块 |
| 7.2.4 国际贸易模块 |
| 7.2.5 均衡闭合模块 |
| 7.3 模拟方案设计和软件执行 |
| 7.3.1 国内外环境因素 |
| 7.3.2 模拟说明 |
| 7.3.3 经济形势模拟 |
| 7.3.4 产业政策模拟 |
| 7.3.5 复合模拟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存在的不足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附录D |
| 附录E |
| 附录F |
| 附录G |
| 附录H |
| 附录I |
| 附录J |
| 附录K |
| 附录L |
| 附录M |
| 附录O |
| 参考文献 |
（3）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与目的 |
| 1.1.1 选题意义 |
| 1.1.2 选题目的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中国装备制造业及其发展问题 |
| 1.2.2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界定 |
| 1.2.3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测度与评价 |
| 1.2.4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效应研究 |
| 1.3 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产业发展及产业国际竞争力相关理论 |
| 2.1 产业及其国际竞争力定义与内涵 |
| 2.1.1 产业 |
| 2.1.2 竞争力 |
| 2.1.3 国际竞争力 |
| 2.1.4 产业国际竞争力 |
| 2.2 产业竞争力及产业发展相关理论 |
| 2.2.1 绝对优势理论 |
| 2.2.2 比较优势理论 |
| 2.2.3 要素禀赋理论 |
| 2.2.4 竞争优势理论 |
| 2.2.5 产业结构理论 |
| 第3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历程与发展特征 |
| 3.1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历程 |
| 3.1.1 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萌芽期 |
| 3.1.2 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期 |
| 3.1.3 装备制造业稳定发展期 |
| 3.1.4 装备制造业发展转型期 |
| 3.2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特征 |
| 3.2.1 品牌经营意识持续增强,可持续发展后劲足 |
| 3.2.2 整体技术含量持续改善,上下游产业链衔接愈加紧密 |
| 3.2.3 国际化合作趋势凸显,服务进一步扩展和深化 |
| 3.2.4 多角度入手,侧重节能环保 |
| 3.2.5 区域分布多样化和区位集中化 |
| 第4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成效与国际竞争力表现 |
| 4.1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成效 |
| 4.1.1 产业关联效应和波及效应总体稳定 |
| 4.1.2 装备制造业企业经营成效改善明显 |
| 4.2 国际竞争力波动中提升 |
| 4.2.1 国际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
| 4.2.2 出口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波动中提高 |
| 4.2.3 贸易竞争力总体提升,但结构差异显着 |
| 第5章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测度与分析 |
| 5.1 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贸易增加值分解框架与数据来源说明 |
| 5.2 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分解分析 |
| 5.2.1 中国装备制造业总体出口情况分析 |
| 5.2.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增加值构成分析 |
| 5.3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析 |
| 5.3.1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测度方法 |
| 5.3.2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分析 |
| 5.3.3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分析 |
| 5.4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析 |
| 5.4.1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长度分析 |
| 5.4.2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分析 |
| 5.5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测度 |
| 5.5.1 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构建 |
| 5.5.2 中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测度 |
| 第6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形成基础分析 |
| 6.1 生产要素 |
| 6.1.1 人力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 |
| 6.1.2 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
| 6.1.3 技术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
| 6.2 需求条件 |
| 6.2.1 国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内需支撑 |
| 6.2.2 国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外需支撑 |
| 6.3 产业基础 |
| 6.3.1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升装备制造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 |
| 6.3.2 高新技术制造业作为中间投入总量和比重双重提升 |
| 6.4 制度基础 |
| 6.4.1 阶段差异化产业政策推动装备制造大国转向装备制造强国 |
| 6.4.2 环境规制渐趋加强倒逼装备制造业排污处理能力 |
| 6.4.3 稳定的金融支持是装备制造业积极扩大发展的基础 |
| 第7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略 |
| 7.1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在的问题 |
| 7.1.1 国际贸易竞争力有提升但趋势减速,且结构分化明显 |
| 7.1.2 产业科技创新中间投入仍显不足 |
| 7.1.3 国内消费和进口制约装备制造业发展 |
| 7.1.4 样本企业资本结构中负债比重渐趋下降,同时资源利用效率下降 |
| 7.1.5 垂直专业化比重出现逆转下降,产业国际分工地位需要进一步提升 |
| 7.1.6 “逆全球化”潮流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自主创新能力还需提升 |
| 7.2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问题解决方略 |
| 7.2.1 推动装备制造业产业融合以提升国际竞争力 |
| 7.2.2 加大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提升创新驱动力 |
| 7.2.3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助推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
| 7.2.4 提升全球价值链引领能力,促进产业升级。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国体育卫星账户的编制构想与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卫星账户有关研究现状 |
| 1.2.2 体育卫星账户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1.5 论文的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体育卫星账户的研究范畴与相关理论 |
| 2.1 体育卫星账户的相关概念 |
| 2.1.1 体育卫星账户的涵义 |
| 2.1.2 体育卫星账户之“体育”的概念辨析 |
| 2.2 体育卫星账户的相关理论 |
| 2.2.1 国民账户基本理论 |
| 2.2.2 卫星账户理论 |
| 2.2.3 体育卫星账户编制的方法论 |
| 2.2.4 基于体育卫星账户的体育经济影响测评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体育卫星账户的生产范围和分类问题 |
| 3.1 体育卫星账户生产范围的界定 |
| 3.1.1 SNA2008 的生产范围 |
| 3.1.2 体育卫星账户的生产范围 |
| 3.2 体育产业统计分类 |
| 3.2.1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中的体育行业 |
| 3.2.2 《体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中的体育产业 |
| 3.3 体育卫星账户所需的产品分类 |
| 3.3.1 产品分类的基本原则 |
| 3.3.2 体育特有产品的识别步骤 |
| 3.3.3 体育特有产品的识别结果 |
| 3.3.4 体育特征产品 |
| 3.4 体育卫星账户所需的产业分类 |
| 3.4.1 体育特征产业 |
| 3.4.2 体育关联产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体育卫星账户的核算框架 |
| 4.1 基本核算 |
| 4.1.1 体育增加值核算 |
| 4.1.2 体育投入产出核算 |
| 4.1.3 体育固定资本形成核算 |
| 4.1.4 体育进出口核算 |
| 4.2 扩展核算 |
| 4.2.1 体育劳动投入核算 |
| 4.2.2 体育志愿服务核算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体育卫星账户的主要总量及基本表式 |
| 5.1 宏观经济指标 |
| 5.1.1 体育最终支出 |
| 5.1.2 体育增加值 |
| 5.1.3 体育劳动力 |
| 5.1.4 体育进口额和出口额 |
| 5.1.5 体育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
| 5.2 基本表式 |
| 5.2.1 核算表中的体育相关产品部门 |
| 5.2.2 体育增加值表 |
| 5.2.3 体育投入产出表 |
| 5.2.4 体育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 |
| 5.2.5 体育货物和服务进出口交易表 |
| 5.2.6 体育国际收支平衡表 |
| 5.2.7 体育劳动投入核算表 |
| 5.2.8 体育志愿服务核算表 |
| 5.2.9 体育非货币指标表 |
| 5.3 体育比例的确定 |
| 5.3.1 体育特征产品的体育比例的确定 |
| 5.3.2 其他产品类别的体育比例的确定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体育卫星账户在我国的应用实践 |
| 6.1 体育卫星账户的核算表及结果 |
| 6.1.1 体育投入产出表及结果 |
| 6.1.2 体育增加值表及结果 |
| 6.1.3 体育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及结果 |
| 6.1.4 体育货物和服务进出口交易表及结果 |
| 6.1.5 体育劳动投入核算表及结果 |
| 6.1.6 体育增加值与体育就业人数对比分析 |
| 6.2 体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测评结果分析 |
| 6.2.1 体育的经济效应结果分析 |
| 6.2.2 体育的经济效益结果分析 |
| 6.2.3 体育的产业关联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启示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5）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含义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一、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技术路线 |
| 第三节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与研究方法 |
| 一、关键问题 |
| 二、研究方法与关键技术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三、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理论在中国的研究 |
| 一、对经典经济发展理论的解读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 |
| 三、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 |
| 第二节 纺织服装行业问题研究进展 |
| 一、纺织服装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
| 二、纺织服装行业出口竞争力研究 |
| 三、服装品牌、企业管理和网络因素研究 |
| 四、能源、碳排放、水足迹研究 |
| 五、纺织服装行业改革的研究 |
| 六、贸易战略和政策研究 |
| 七、产业竞争力提升研究 |
| 八、纺织服装行业价值链的研究 |
| 九、科技进步与纺织服装 |
| 十、纺织服装与回收利用 |
| 十一、纺织服装行业其他方面研究 |
| 第三章 当前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基本态势 |
| 第一节 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发展的特点 |
| 一、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 |
| 二、从加工制造转变为自主制造和智能制造 |
| 三、从依靠传统市场转变为传统市场与新型市场并举 |
| 四、产量与质量持续增长 |
| 第二节 纺织服装行业的经济社会贡献 |
| 一、市场绩效 |
| 二、经济贡献 |
| 三、社会贡献 |
| 四、环境贡献 |
| 第三节 纺织服装行业面临的风险 |
| 一、纺织服装企业规模 |
| 二、纺织服装企业盈利能力 |
| 三、纺织服装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
| 四、纺织服装企业投资回报能力分析 |
| 第四章 我国纺织服装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社会相关 |
| 第一节 全国层面纺织服装的生态环境分析 |
| 一、基于碳排放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 |
| 二、基于水耗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 |
| 第二节 粤港澳大湾区层面纺织服装业生态环境分析 |
| 一、基于碳排放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 |
| 二、基于水耗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 |
| 第三节 行业生态环境效率比较分析 |
| 一、行业能耗及碳排放比较 |
| 二、行业能耗及碳排放对经济影响比较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开放政策评价:政府相关 |
| 第一节 纺织服装行业政策演化及评价 |
| 一、纺织服装行业政策历史脉络分析 |
| 二、纺织服装行业政策评价 |
| 第二节 加入WTO对纺织服装业影响评价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 三、数据来源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国外政策对纺织服装业影响评价 |
| 一、理论基础与模型设定 |
| 二、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及处理 |
| 第六章 纺织服装行业供给侧改革效果评价:企业相关 |
| 第一节 引言及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 |
| 一、理论假设 |
| 二、模型构建 |
| 第三节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第四节 纺织服装行业供给侧改革效果评价 |
| 一、行业供给侧改革现状分析 |
| 二、行业效率测度及分解分析 |
| 三、供给侧因子对行业效率的影响分析 |
| 第五节 纺织服装供给侧改革结论与建议 |
| 第七章 纺织服装行业消费影响的定量分析:消费者相关 |
| 第一节 纺织服装行业产品消费者效用评价分析 |
| 第二节 纺织服装行业消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理论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二、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及处理 |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八章 境外的经验启示及我国的战略与原则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借鉴 |
| 一、发达国家纺织服装行业发展的经验 |
| 二、发达国家纺织服装行业发展的启示 |
| 第二节 我国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
| 一、提高企业满意度 |
| 二、提高政府满意度 |
| 三、提高社会公众满意度 |
| 四、提高消费者满意度 |
| 第三节 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应该遵循的原则 |
| 一、生态文明优先 |
| 二、区域协调发展 |
| 三、产业融合创新发展 |
| 四、“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 |
| 五、创意设计人才战略 |
| 参考文献 |
| 指导教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
| 答辩委员会决议书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件 |
（6）中国研发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三节 研究难点、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难点 |
| 二、创新之处 |
| 三、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R&D资本化核算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R&D的定义及其资产属性 |
| 一、R&D的定义及分类 |
| 二、R&D的资产属性及相关概念 |
| 三、R&D易混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R&D资本化进程及核算内容 |
| 一、R&D资本化进程 |
| 二、R&D资本化核算研究现状 |
| 三、R&D资本化核算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估算R&D资本存量的方法与现状 |
| 一、R&D资本存量估算方法比较分析 |
| 二、R&D资本化核算之前的存量估算 |
| 三、R&D资本化核算之后的存量估算 |
| 第四节 R&D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
| 一、R&D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
| 二、R&D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宏观分析视角 |
| 三、R&D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统计核算视角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SNA框架下中国R&D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 |
| 第一节 SNA中的资本核算理论 |
| 一、资本核算相关概念 |
| 二、资本存量核算框架 |
| 三、R&D资本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R&D资本存量估算思路 |
| 一、R&D支出及其构成 |
| 二、“R&D支出→R&D产出→R&D投资”调整 |
| 三、R&D资本存量估算模型 |
| 第三节 相关参数的估算方法 |
| 一、R&D投资价格指数 |
| 二、R&D资产折旧率 |
| 三、初始R&D资本存量 |
| 第四节 我国科技统计现状及数据处理思路 |
| 一、我国科技统计发展历程 |
| 二、我国现有科技统计数据 |
| 三、R&D基础数据处理思路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省际R&D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省际R&D资本存量的估算 |
| 一、省际R&D支出构成的估算 |
| 二、估算方法及关键参数 |
| 三、估算结果分析及比较 |
| 四、R&D资本存量的地区差距及分解 |
| 第二节 我国R&D资本存量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R&D资本化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 |
| 二、我国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三、分地区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第三节 不同活动类型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省际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存量的估算 |
| 二、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三、分地区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分行业R&D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制造业分行业R&D资本存量的估算 |
| 一、制造业分行业R&D支出的估算与调整 |
| 二、估算方法及关键参数 |
| 三、估算结果及典型行业分析 |
| 第二节 制造业R&D资本存量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基础数据的准备与调整 |
| 二、制造业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三、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的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第三节 典型行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技术领先型制造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二、技术兴起型制造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三、装备制造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技术与社会转型语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 |
| 0.2 研究现状 |
| 0.2.1 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研究视角 |
| 0.2.2 传统工艺技术史研究视角 |
| 0.2.3 传统工艺艺术学研究视角 |
| 0.2.4 传统工艺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视角 |
| 0.3 研究思路与难点 |
| 0.4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工艺内涵界定和理论支撑 |
| 1.1 工艺内涵的演变 |
| 1.1.1 “工艺”词源考察 |
| 1.1.2 “工艺”的新内涵 |
| 1.1.3 本文讨论的工艺范畴 |
| 1.2 工艺的分类 |
| 1.2.1 分类依据 |
| 1.2.2 主要门类 |
| 1.3 理论支撑:农业国工业化理论 |
| 1.3.1 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引入 |
| 1.3.2 催生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根基 |
| 1.3.3 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与传统工艺的关系 |
| 第二章 晚清民国时期传统工艺问题的产生 |
| 2.1 自晚明始封建政府对手工业的打压和盘剥 |
| 2.1.1 封建政府对手工业扩大生产的钳制和打压 |
| 2.1.2 封建政府对手工业者加重摊派和勒索 |
| 2.1.3 手工业者反抗压榨与开明官吏求新求变 |
| 2.2 清中叶后封建政府对机器技术的重视和提倡 |
| 2.2.1 清政府鼓励创办近代机器工业的动机 |
| 2.2.2 全面推进机器工业发展:从军工到民用 |
| 2.3 传统工艺在双重压力下艰难生存 |
| 第三章 晚清传统工艺发展策略酝酿形成 |
| 3.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初探 |
| 3.1.1 经济价值:用传统工艺增进通商贸易 |
| 3.1.2 技术价值:用传统工艺补充机器技术促进生产与效率利用 |
| 3.1.3 知识价值:用传统工艺沟通实学与实业 |
| 3.1.4 社会角色价值:用传统工艺强化女性身份认同 |
| 3.1.5 文化价值:用传统工艺传承民族文化 |
| 3.2 清末“工艺新政”初步尝试 |
| 3.2.1 推行工艺教育,革新传统工艺传承方式 |
| 3.2.2 创办工艺局,改变传统工艺生产组织形式 |
| 3.2.3 征集工艺品出洋参展,拓宽传播渠道 |
| 第四章 北洋政府: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继承延续 |
| 4.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调整 |
| 4.1.1 “循序渐进”的工艺思想 |
| 4.1.2 “以工代赈”的工艺主张 |
| 4.1.3 “全面改良”的工艺思路 |
| 4.2 相关工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
| 4.2.1 开展工艺调查研究 |
| 4.2.2 普设工艺传习机构 |
| 4.2.3 鼓励购用手工国货 |
| 4.2.4 多元化的传播方式 |
| 4.2.5 确立保护奖禁制度 |
| 4.2.6 普及推广工艺教育 |
| 4.2.7 北洋工艺政策的不足 |
|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现代探索 |
| 5.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深化 |
| 5.1.1 工商政学界关于手工业多重价值的讨论 |
| 5.1.2 手工艺价值探讨:工艺美术界的参与 |
| 5.2 国民政府复兴传统工艺的路径选择 |
| 5.2.1 构建传统工艺复兴的政策体系 |
| 5.2.2 探索行之有效的工艺发展新模式 |
| 5.2.3 次第开展复兴手工艺的行动计划 |
| 第六章 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导的“手工艺运动” |
| 6.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主导力量转变 |
| 6.1.1 先前的国内手工业团体 |
| 6.1.2 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政府支持下的社会服务团体 |
| 6.1.3 “建设性救济”工艺思想的形成 |
| 6.2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升华 |
| 6.2.1 召开成都手工艺集谈会 |
| 6.2.2 “建设性救济”工艺思路的集中展现 |
| 6.3 “国济”振兴传统工艺行动方案 |
| 6.3.1 建立分工兼合作的工艺组织体系 |
| 6.3.2 提供社会工艺思想交流平台—《手工艺》 |
| 6.4 形成了一个社会运动—手工艺运动 |
| 第七章 结论: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反思与借鉴 |
| 7.1 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演变 |
| 7.2 传统工艺的实际变化情形 |
| 7.3 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反思 |
| 7.4 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借鉴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
| 二、政策变迁 |
| 三、政策场域 |
| 四、政策学习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 |
| 二、政策变迁过程理论及应用研究 |
| 三、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关系研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层面 |
| 二、分析技术层面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变迁轨迹 |
| 第一节 “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78—1998 年) |
| 一、实施行业企业自办或与教育部门联办方针 |
| 二、引导与支持职业教育校办产(企)业发展 |
| 三、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双元制”改革试点 |
| 第二节 “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1998—2010 年) |
| 一、探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
| 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 三、启动实训基地及师资建设项目 |
| 四、开展半工半读等国家政策试验 |
| 第三节 “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2010 年至今) |
| 一、加快健全央地校企合作专属法规制度体系 |
| 二、充分挖掘国家行业系统的指导与协调功能 |
| 三、依托央财项目持续搭建校企合作政策平台 |
| 四、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 |
| 五、支持基层创新探索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
| 第四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由行动纲领和散点式条文向国家政策体系发展 |
| 二、由少数政策工具主导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 |
| 三、由旧范式变革后的渐进调整向政策新范式演进 |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解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制度—场域—行动者:构建解释分析框架的基本视角 |
| 一、“结构”与“行动者”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启示 |
| 二、制度与场域:“结构”维度的主体构成要素 |
| 三、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行动者”的能动机制 |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核心解析变量 |
| 一、政策场域 |
| 二、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 |
| 第三节 解释分析框架的结构设计及理论预设 |
| 一、框架设计原则与整体结构 |
| 二、理论预设 |
| 第四章 政策制定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政”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由中央职能部门构成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同级协商到上级协调: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行”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与政企分开改革相伴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分级决策到合作治理: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策执行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央—地”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行政科层体制影响下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市县为主到省域统筹: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企—校”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行政共生到互利共赢: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策学习:中央职能部门主动引导政策变迁的有效策略 |
| 一、国家“适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
| 二、政策学习的主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成功历史经验的内化迁移 |
| 二、政策调整过程中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有效方法 |
| 三、有限理性约束下规避政策改革风险的合理选择 |
| 四、保障央地政策参与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必要策略 |
| 第七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 |
| 一、推动全国人大主导校企合作立法进程 |
| 二、发挥政协协商决策职能助力政策创新 |
| 第二节 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 |
| 一、设立常设型的议事协调机构 |
| 二、建立健全国家行政协助制度 |
| 第三节 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 |
| 一、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强化政策设计参与权 |
| 二、扩大利益代表范畴,提升协同决策合法性 |
| 三、推行购买服务机制,增强政策变迁影响力 |
| 第四节 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 |
| 一、加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力度 |
| 二、保留适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项目 |
| 第五节 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 |
| 一、推行协调性的劳动就业制度 |
| 二、完善国家培训质量标准制度 |
| 第六节 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
| 一、加强依法行政,推动政策试验法治化 |
| 二、畅通信息渠道,提升政策试验透明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9）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驱动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技术路线 |
| 1.3 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转型升级 |
| 2.1.2 知识产权 |
| 2.1.3 知识产权能力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新竞争优势理论 |
| 2.2.2 产业结构理论 |
| 2.2.3 三螺旋理论 |
| 2.2.4 专利地图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国内研究动态 |
| 2.3.2 国外研究动态 |
| 2.3.3 研究综评 |
| 3 知识产权与产业转型升级的逻辑辨析 |
| 3.1 机理分析 |
| 3.2 知识产权与创新驱动 |
| 3.3 知识产权对产业转型升级 |
| 3.3.1 知识产权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
| 3.3.2 知识产权对轻工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 |
| 3.4 基于四螺旋的轻工业转型升级知识产权“G-CPU”驱动范式 |
| 3.4.1 范式构建 |
| 3.4.2 特征描述 |
| 3.4.3 机理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轻工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实践与成效 |
| 4.1 中国轻工行业发展轨迹与政策梳理 |
| 4.1.1 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 |
| 4.1.2 轻工业联合会的政策与实践 |
| 4.1.3 部委间的协同与支撑 |
| 4.2 基于中轻景气指数的轻工行业经济运行态势 |
| 4.2.1 总体景气指数 |
| 4.2.2 工业增加值增速 |
| 4.2.3 主营业务收入 |
| 4.2.4 商品出口 |
| 4.2.5 效益水平 |
| 4.3 轻工行业转型升级实践成效 |
| 4.3.1 轻工业在全国工业中的地位不断巩固 |
| 4.3.2 行业技术创新体系不断优化和提升 |
| 4.3.3 轻工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
| 4.3.4 轻工业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支撑功能日益明显 |
| 4.3.5 轻工业知识产权呈现明显阶梯式进步 |
| 4.3.6 结构调整初见成效,重点子行业转型效果明显 |
| 4.4 轻工业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4.4.1 轻工业增长缓慢,下行压力较大 |
| 4.4.2 国际贸易摩擦严重,出口形势严峻 |
| 4.4.3 原料价格不断上涨,利润空间被双向挤压 |
| 4.4.4 行业运行分化较大,企业效益不佳 |
| 4.5 本章小结 |
| 5 知识产权驱动轻工业转型升级效应的度量与困境剖析 |
| 5.1 基于“Patent-Map”的中国轻工业专利状态分析 |
| 5.1.1 轻工业专利的申请与授权态势分析 |
| 5.1.2 轻工业专利运营情况 |
| 5.1.3 轻工业专利申请人结构分析 |
| 5.1.4 轻工业专利技术领域分布 |
| 5.1.5 轻工业专利除本土外技术原创国家/地区分布 |
| 5.1.6 轻工业专利法律状态分析 |
| 5.1.7 轻工业子行业专利分布比例 |
| 5.2 知识产权对轻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析 |
| 5.2.1 模型与方法 |
| 5.2.2 指标与数据 |
| 5.2.3 贡献度测算结果分析 |
| 5.3 专利视角下的轻工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 |
| 5.3.1 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
| 5.3.2 数据分析 |
| 5.3.3 科技创新能力评价 |
| 5.3.4 结论及特征分析 |
| 5.4 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驱动困境 |
| 5.4.1 战略意识普遍缺乏,自主创新内生动力不足 |
| 5.4.2 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
| 5.4.3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健全,权利失效流失严重 |
| 5.4.4 产品创新能力不足,无法满足转型升级 |
| 5.4.5 子行业与地区知识产权创造不平衡 |
| 5.5 本章小结 |
| 6 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5Fs”驱动力构建 |
| 6.1 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5Fs” |
| 6.2 知识产权战略管理能力 |
| 6.2.1 基于价值链的知识产权战略管理工作机制 |
| 6.2.2 轻工业知识产权战略管理与提升过程机理分析 |
| 6.2.3 轻工业知识产权战略管理能力提升的支撑体系 |
| 6.3 知识产权创造能力 |
| 6.3.1 “五环”模型构建 |
| 6.3.2 “动力火车”模型及工作机制 |
| 6.3.3 支撑要素 |
| 6.4 知识产权运营能力 |
| 6.4.1 基本模式 |
| 6.4.2 影响因素 |
| 6.4.3 系统模型及工作机制 |
| 6.5 知识产权金融服务能力 |
| 6.5.1 服务体系 |
| 6.5.2 工作机制 |
| 6.6 知识产权保护能力 |
| 6.7 本章小结 |
| 7 基于“G-CPU”的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驱动路径 |
| 7.1 政府驱动路径 |
| 7.1.1 充分发挥创新政策的引领作用 |
| 7.1.2 鼓励企业知识产权贯标认证 |
| 7.1.3 构建轻工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体系 |
| 7.1.4 加强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
| 7.1.5 建立全方位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体系 |
| 7.2 企业驱动路径 |
| 7.2.1 实施轻工业专利导航和战略布局 |
| 7.2.2 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 |
| 7.2.3 创新轻工企业知识产权运营模式 |
| 7.2.4 提升轻工企业质押融资信用水平 |
| 7.3 科技平台驱动路径 |
| 7.3.1 组建轻工业知识产权联盟 |
| 7.3.2 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模式 |
| 7.3.3 充分发挥科技平台的综合效应 |
| 7.3.4 抓好重点服务平台建设 |
| 7.3.5 提升产业集群协同能力 |
| 7.4 高校驱动路径 |
| 7.4.1 强化政策激励与导引功效 |
| 7.4.2 制订专利战略规划和布局 |
| 7.4.3 打造高价值专利培育体系 |
| 7.4.4 探索多元化的运营新模式 |
| 7.4.5 创新综合服务体系和机制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满意指数、预期指数 |
| 附录2 中国轻工业经济指数统计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参与导师课题、主持课题与获奖 |
（10）智能制造发展的国际比较与中国抉择（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问题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智能制造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研究智能制造发展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技术进步理论及资本有机构成理论 |
| 一、技术进步和机器大工业生产理论 |
| 二、资本有机构成理论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 |
| 一、熊彼特创新及经济周期理论 |
| 二、弗里曼工业创新及演化经济学理论 |
| 三、佩雷斯技术-经济范式及技术革命周期演化理论 |
| 四、其他新熊彼特学派学者的创新和演化经济学理论 |
| 第二章 智能制造发展演化的机理及其技术-经济范式 |
| 第一节 智能制造的定义及内涵界定 |
| 一、有关智能制造的定义概述 |
| 二、本文对于智能制造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智能制造产生的动力分析 |
| 一、技术进步是智能制造产生的根本动力 |
| 二、经济危机是智能制造产生的催化剂 |
| 第三节 智能制造的生产组织模式 |
| 一、制造业生产组织模式变迁 |
| 二、智能制造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 |
| 第四节 智能制造的技术-经济范式体系 |
| 一、范式及技术-经济范式概念界定 |
| 二、技术革命的划分及其技术-经济范式变迁分析 |
|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下的智能制造技术-经济范式 |
| 第三章 智能制造关键基础性产业全球发展态势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集成电路和传感器产业 |
| 第二节 高档数控机床产业 |
| 第三节 工业机器人产业 |
| 第四节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第四章 G20国家智能制造发展水平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智能制造发展水平的分析思路及方法 |
| 一、智能制造发展水平的分析思路 |
| 二、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及直接消耗系数 |
| 三、制造业智能化指数的概念及其对智能制造发展水平的表征 |
| 第二节 相关产业的界定 |
| 一、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界定 |
| 二、机械自动化产业的界定 |
| 三、制造业的行业界定 |
| 第三节 制造业智能化指数的计算及数据来源 |
| 一、制造业智能化指数的计算方法 |
| 二、研究的国别及数据来源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各国智能制造总体发展水平比较分析 |
| 二、分行业智能制造发展水平比较分析 |
| 三、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水平分析 |
| 第五章 典型国家智能制造发展模式比较与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及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 |
| 一、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演变分析 |
| 二、美国先进制造业及工业互联网发展战略 |
| 第二节 德国国家创新体系及工业4.0战略 |
| 一、德国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演变分析 |
| 二、德国高技术创新战略及工业4.0发展战略 |
| 第三节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及新机器人战略 |
| 一、日本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演变分析 |
| 二、日本新机器人战略及互联工业倡议 |
| 第四节 美、德、日智能制造发展模式比较与启示 |
| 一、美、德、日智能制造发展模式的相同点 |
| 二、美、德、日智能制造发展模式的不同点 |
| 三、几点启示 |
| 第六章 中国智能制造发展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情况概述 |
| 一、智能制造发展的顶层设计逐步完善 |
| 二、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全面展开 |
| 三、智能制造关键基础性产业持续发展 |
| 四、企业积极参与推动智能制造发展 |
| 五、各地方政府主动对接智能制造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智能制造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
| 一、智能制造发展基础薄弱,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不强 |
| 二、官产学研的协同创新机制尚未建立起来 |
| 三、智能制造推进平台缺失 |
| 四、企业的主体引领作用不突出 |
| 五、政策规划相对宽泛,没有突出自身特点和优势 |
| 六、相关教育和人才缺失 |
| 第七章 推进中国智能制造发展的创新路径 |
| 第一节 推进中国智能制造发展的基本原则 |
| 第二节 推进中国智能制造发展的路径分析 |
| 一、发展目标:以建设制造强国为目标的智能制造发展导向 |
| 二、创新主导力量:政府引领、产业界主导、研究机构和大学紧密合作的智能制造创新网络 |
| 三、涵盖领域:涵盖重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智能制造发展领域 |
| 四、重点环节和思路:面向不同发展优势和水平的差异化发展战略 |
| 第三节 推进中国智能制造发展的对策建议 |
| 一、深化智能制造相关基础理论体系的研究 |
| 二、加强智能制造关键技术和装备的攻关 |
| 三、健全智能制造发展的体制机制 |
| 四、完善智能制造发展的政策保障 |
| 五、强化智能制造相关人才的教育和培训 |
| 第八章 结论 |
| 第一节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对中国皮革行业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若干问题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信息服务业演变及其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D]. 李晓峰. 北京邮电大学, 2021(01)
- [3]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研究[D]. 石宇飞. 吉林大学, 2020(03)
- [4]中国体育卫星账户的编制构想与应用研究[D]. 李燕辉.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2)
- [5]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D]. 卢灿生. 深圳大学, 2020(11)
- [6]中国研发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 侯睿婕.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2)
- [7]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技术与社会转型语境的考察[D]. 武晓媛. 山西大学, 2019(02)
- [8]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9]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驱动力研究[D]. 邢战雷. 陕西科技大学, 2019(01)
- [10]智能制造发展的国际比较与中国抉择[D]. 王媛媛.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