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大同市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条例》的决定（论文文献综述）
韦柏[1]（2020）在《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其中最大的亮点便是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立法法》的修订一方面迎合了地方治理法治化的需要,对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调动地方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设区的市在行使立法权进行地方立法时也遇到诸多难题,尤其是在立法权事项范围的界定方面,对设区的市来说是一项挑战。如何破解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不清及其导致的一系列立法难题,解决立法权事项范围的规范问题和实施困境,使设区的市在立法权事项范围内进行立法时有序、稳定的进行,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文章将立足于《立法法》第72条的例示规定,总结过往的地方立法经验,针对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不清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规范问题和实施困境进行综合分析,并针对问题给出具体的完善路径。通过研讨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的界定模式以及理论基础,为分析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的现实困境奠定基础。首先在理论层面,新《立法法》第72条将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设定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等”方面,这种原则性的模糊表达,导致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不清。另一方面,省级立法权与设区的市级立法权纵向立法权限不清;其次在实际行使立法权方面,由于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不清,立法经验不足,导致出现地方立法权滥用以及地方立法单一化的困境,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立法以及立法重复等问题。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给设区的市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由于语言文字的模糊性,导致立法权事项范围不清,从而出现一系列的现实困境。针对设区的市在立法权事项范围界定时遇到的困境,设区的市应遵循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有地方特色的指导原则进行立法权事项范围内的立法。另一方面上级立法机关以及设区的市应尽快明确界定立法权事项范围,完善设区的市立法权的行使机制,发挥设区的市人大对立法的主导作用,保障公众参与渠道的畅通,加强立法监督,最终突出地方立法特色,提升设区的市立法的质量。从而化压力为动力,充分发挥设区的市立法权,将地方治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刘杨[2]（2020）在《基于文化旅游视角的大同古城保护规划研究》文中认为大同古城曾为两汉名郡、北魏京华、隋唐军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当代煤炭能源重工业城市。大同古城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是1982年国家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大同古城见证了以北魏为主的历朝历代的一系列重大历事件,是北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自建国以来,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化城市发展和建设,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大同古城曾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城墙被拆、主要交通道路拓宽、重点历史建筑被毁等等,但在2008-2013年期间,大同开展了长达五年的大规模古城“整体复建”活动,重建之后怎样与文化旅游相结合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大同古城重建后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将通过相关理论及实践研究,分析近年来大同古城城市保护规划发展的曲折之路,以历史文化价值为基础,对目前大同古城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重点是古城整体复建,对大同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总结经验,提出适合大同古城保护与文化旅游业发展的策略,同时期望也能为国内其他城市的古城保护发展提供参考。本文共有五个章节,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第二章为第一部分,对课题的研究背景与意义进行阐述,同时总结了国内外文化旅游与古城保护理论和实践的国际趋势,梳理了古城保护及旅游发展的意义,以此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三章、第四章为第二部分,对大同市的城市概况、历史发展沿革、历届保护规划进行研究,重点梳理了古城“整体复建”后所产生的影响。此外,总结分析文化旅游发展概况,对大同古城内的文化旅游资源潜力进行挖掘,基于SWOT分析理论,对大同文化旅游发展作了研究与分析。第五章为第三部分,在对大同古城的历史文化资源及文化旅游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同古城保护的原则、内容,探索适用于大同古城保护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具体策略。
刘元刚[3]（2020）在《法治财政的法理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财政乃庶政之母。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物质基础、体制保障、政策工具和监管手段,财政与国家治理能力中的公共产品供给、资源再分配以及宏观调控等密切相关。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现代公共财政,以遵循法治为逻辑,以实践公共为本位。财政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领域和整点环节,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政府间事权与财权优化配置,形成各级政府间权责清晰、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关系。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只有依法合理划分好政府间事权财权,将财政纳入法治轨道,才能发挥好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支柱作用。法治财政的头等要事是实现财政良法善治,为了落实好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财政部发布了《法治财政建设实施方案》和《深入推进财政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目标是建成完备、高效的法治财政体系。财政的功能已提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但目前关于法治财政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如何界定法治财政,怎样把握法治财政的一般特征、本质属性、基本构成、核心理念、价值目标、运行机理、逻辑模式、系统运行和实践路径等理论建构不足,还缺乏坚实的、合理正当的、严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学理论证。本文将法治财政作为研究对象,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和法治关切,本文最终将研究目标聚焦在法治财政的法理分析和实践路径上,从理论层面研究法治财政的理论基础、概念、本质属性、核心理念、价值目标和基本原则,在实践层面分别从事权、财权关系视角研究法治财政的内在构建,以及从法治体系的向度探索法治财政运行的子体系即现代法治财政规范体系、法治财政实施体系、法治财政监督体系以及法治财政保障体系的实践路径。现阶段关于财政问题的研究,局限于财政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法学中的经济法领域中,很少有学者从法理学学科视角运用法治理论、法理论证研究现代财政制度的法理基础和法治根基。因此,结合法理学和财政学两个学科,本文将理论法学的研究方法、范式运用到建设法治财政的研究中,这既是对以往研究不足的弥补,又能拓宽两个学科的交叉研究。法治是现代财政制度的灵魂和根基,法治财政的构建迫切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逻辑,以“财政民主、财政正义和财政公平与效益为基本价值取向和理念追求,以静态完备的财政法律制度体系为基本前提,以有效的财政法治实施、严密的法治监督和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为实践路径,从而最为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财政建设。本文的研究思路,首先从法治财政背后的法理切入,系统的研究法治财政的基础理论,包括法治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财政分权理论和国家治理理论,并将法治作为研究财政的主要范式,并指出,法治、法治体系是研究法治财政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其次,运用中外法治财政比较方法,对中西方法治财政模式进行比较,发现中国财政的举国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财政的优越性所在,特别是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面前,我国再次向世界证明了中国财政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再次,本文根据法治的标准和要求,从法治审视的视角提出我国法治财政在事权财权划分以及立法、执法、法治监督领域存在的问题。最后,基于上述问题关切,文章分别通过内在事权财权关系和外在法治体系视角对法治财政的实践路径进行探索,提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为基础、财力与事权相均衡为补充”的实践路径,以及建立和健全法治财政体系的优化路径。关于法治财政的法理阐释与定位。从法治财政的理论基础切入,以公共选择理论、国家治理理论、财政分权理论、现代法治理论作为法治财政学理研究的学理背景和理论基础;进而推进法治财政的理论阐释:对法治财政的概念与特征,法治财政的价值目标和法理基础作论述。针对何为法治财政这个问题,法治财政的外延和构成,不仅包括完备的财政立法、规范的财政执法和严密的财政监督,而且也包括国家治理宏观维度下的财政规范运行的理想状态。建立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就是依法规范权力的运行,而限制权力首当其冲的是限制财权。法治财政的核心要义在于依法规范财权和保障公民权利,其本质在于对政府财政权的约束。法治财政是良法善治在财政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以正义、公平、效益为价值目标,以财政法定、财政民主、财政平等为基本原则,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根本宗旨,由公民参与制定的,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法治规范基础上,通过制定完备的财政法律制度体系,实现财政规范运行、法律有效监督的财政治理状态。与传统财政相比,法治财政具有法定性、公共性、民主性、体系性和动态性特征。法治财政的价值理念集中体现在财政正义、财政公平和财政效益理念;相应的,法治财政的基本原则有财政法定原则、财政民主原则和财政平等原则。法治财政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部分,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是依法治国的切入口,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财政只有通过法治的系统保障,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基础性作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离不开财政法治化,法治财政要求财政权力要受法律的约束,同时也通过财政行为的规范约束政府行政行为边界。关于中外法治财政比较研究。在把握法治财政的概念、本质属性、核心理念、价值目标和基本原则基础上,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财政,分别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财政模式与域外典型国家法治财政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西方国家的法治财政模式建立在私有制的、多党制领导下的议会制的、强调分权与制衡与程序正义理论基础之上,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财政模式是公有制为基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举国体制,强调“和合文化”和实质正义,这决定了我国财政法治化只能独立自主的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财政道路,可以学习借鉴西方国家注重分权制衡和程序正义的法治财政建设经验,而决不能照搬复制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法治模式。关于法治财政发展进程及其法治审视。从我国财政法治化发展的进程出发,回顾我国财政法治化发展的源流,我国法治财政建设经历了建设的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全面推进阶段,并梳理了法治财政内在架构——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的规范化演进即经历了计划体制下集中型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的确立与调整（1950-1979）、以“包干”为特征的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关系（1979-1993）、分税分级的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关系（1994年到至今）三个阶段。运用纵向历时性的方法和法治审视的视角,从财政体制、财政权力配置、财政收入和支出四个方面,详细分析目前我国财政法治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力图以问题为导向,为法治财政的构建提供努力的目标方向。一是财政体制法治化方面,突出表现为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在制度层面缺少明确的宪法和法律依据,政府间事权与财权不匹配,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二是在财政权力配置法律规定方面,表现为各级人大的预算审批、监督权不充分、准预算部门权力过大、预算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等;三是财政收入法治化方面,立法层级低,税收执法防范机制尚未真正建立,税收司法方面“行政复议”前置限制权利救济,非税收入监督机制不完善;四是财政支出法治化水平低,表现为财政支出统领性法律的缺失,部分财政支出法律内容重复和冲突,财政支出考核相对机械化,财政支出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关于事权财权关系视角研究法治财政的实践路径。作为法治财政的内在架构,事权财权的划分分离以及相互统一是法治财政建设的前提,研究法治财政的实践路径首先得研究事权财权关系。根据事权财权相匹配原则要求,应当优先明确事权,根据事权来配置财权。因此,控权与维权目标共存的法治财政,需要通过政府间事权财权的配置、政府财政行为模式的规范、责任追究机制的完善,以事权确定财权,通过财权控制事权,形成以控制权力为过程、以维护公民权利为追求、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法治财政治理方式。根据法治财政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的要求,文章认为事权与财权的统一须在法治财政体制框架内实现,这种保障应体现在宪法、财政法的规范中。为解决当前事权财权不对称的问题,文章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对贵州财政管理实践进行研究,不难看出,在现有国情下,以事权划分为起点的法治财政构建,应在明确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基础上,厘清各级政府支出责任,赋予相应财权。以事权定财权,实现“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通过财政事权作为突破点,以地方政府财政事权为导向确定财权,并通过转移支付调剂财力,使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实现“财权与事权相匹配,财力与事权相均衡”,构建事权、财权与财力相统一的事权财权规范关系。以《政府间财政关系法》立法和《预算法》再次修订为核心构建我国事权财权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探索出符合实际地、渐进地法治财政实践路径。关于法治体系视角研究法治财政的实践路径。法治财政的构建,既需要从内在视角实现事权与财权关系的优化配置,又需要静态财政法律制度规范体系和动态财政法治运行机制的保障。从法治体系视角,立足于财政立法、财政执法、财政监督和财政法治保障四个层面研究法治财政的实践路径,解决当前法治财政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财政法律制度规范体系的完善,需要以“元规则”为指引,以权威性的法律为保障,加强重点领域的财政立法,强化人大的财政立法主导权,制定财政基本法,充实财政税收主干法律规范,并注重提高法律法规的质量。法治财政在执法领域的实践,应该严格落实财政法律,恪守法治底线,坚持依法行政和依法理财,规范政府财政行为,建立政府责任清单,严格实施行政执法责任。法治财政的构建和财政权力的规范运行离不开财政监督的保障,法治财政监督体系的健全,一是需要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监督主体,要充分发挥人大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外部监督的主体作用,同时需要建立和完善财政部门内部监督和控制制度;二是转变财政监督理念,由以效率为导向转变为以结果为导向的全过程绩效财政监督;三是实施全口径财政监督体系,将政府的所有收入和支出活动都应当纳入监督范畴;四是加强财政监督信息化建设,建立财政基础信息库,实现信息共享,打造数据铁笼,实时动态监控财政运行。最后,作为法治财政的重要子系统,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能够为法治财政建设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组织保障和物质基础。
周萌[4]（2020）在《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文中提出各位代表：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我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2019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党中央隆重举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极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凝聚了奋进新时代的磅礴伟力；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三年再次亲临江西视察指导?
周萌[5]（2020）在《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20年1月17日在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文中提出各位代表: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我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2019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党中央隆重举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极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凝聚了奋进新时代的磅礴伟力;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三年再次亲临江西视察指导,为新时
靳海婷[6]（2019）在《我国暂行法的立法研究》文中指出暂行法是以“暂行”“试行”命名的法律、法规及规章的总称。截止目前,在中国法律法规信息库所统计的51560部法律、法规及规章中,冠以“暂行”“试行”名称的共计5480部,占比近10.63%。在我国的立法研究中,暂行法这一特殊的立法形式一直被研究者忽视,却经常出现在立法实务领域。特别是在社会转型与改革的特定时期或特定领域,暂行法往往是立法者所能采用的缓解立法与变革紧张关系的一种重要立法形式。尽管暂行法常出现在立法实践中,但《立法法》始终未明确规定如何赋予某项立法以“暂行”“试行”的状态。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制定规则虽然对暂行法的名称、时效等事项进行了相关规定,但远不足以为暂行法的立法过程提供系统的规范指引。于是,实践中赋予某项立法以“暂行”或者“试行”的状态往往出于非确定性的理由或者权宜之计的考量。然而,随着人们对于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价值追求不断提高,进而对各种立法行为包括暂行法立法产生了系统性规范和约束的需求。目前,大部分暂行法的实际实施时间很长,并未完全符合立法赋予的“暂行”或者“试行”要求,还会产生一些适用上的困惑。而在我国当下或者将来的社会转型时期,暂行法作为一种应对立法与变革紧张关系的有效形式仍需要得到关注和研究。基于此,对暂行法立法的反思显得尤为必要。第一章主要理清暂行法的基本问题,包括基本概念、存续价值与立法定位,属于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学界对于暂行法的概念界定存在“不符合法定构成要素”说、“效力处于不稳定状态”说、折中说、立法功能说的不同认知。虽然各种认知尚存片面性,还不足以清晰地界定暂行法,但是从中可以窥见暂行法某些贯穿始终的核心内涵。暂行法的临时立法、先行立法、准变通立法、试验立法以及转化立法等核心内涵,可以初步勾勒出暂行法的整体概念。同时,依据这些核心内涵能够将暂行法与正式立法、紧急状态立法以及法的修改、法的废止等概念加以区别。区别的存在意味着独特价值的存在。暂行法的价值分别体现在缓和社会变迁与法的稳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保证立法者有限理性制约下的立法需求实现,采用实践检验的方式弥补立法预判的不足,协调立法争议中各方利益等方面。基于概念区别与价值分析,证实暂行法可以作为独立的立法概念。因而,暂行法需要在我国立法体制中得到相应的立法定位,即暂行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立法形式,弥补正式立法经验不足的辅助立法形式,稳定社会转型与改革秩序的过渡立法形式。第二章主要梳理暂行法的立法发展史,探究的是暂行法的产生与变迁过程,以证明暂行法的存续价值与立法定位。按照立法史阶段的划分,暂行法经历了新中国建立及探索时期的萌芽阶段、文革时期的停滞阶段、改革开放启动及探索时期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构建及完善时期的减缓阶段。在这四个发展阶段中,暂行法分别在立法分布、立法内容、立法程序以及立法构造等方面表现出其演变特点。从暂行法的整体发展历程来归纳,暂行法演进的六个特点分别表现为:暂行法立法具有连续性且始终是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暂行法立法发展与社会转型时期相适应;暂行法立法因时代背景不同呈现不同的内容偏重;暂行法立法分布于各位阶法中且有集中的趋势;暂行法立法程序逐步公开与规范;暂行法的法的构造处于不断进化过程。可见,暂行法始终处于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之中,同时持续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提供助力。第三章考察暂行法的立法现状与存在问题,属于发现问题与剖析问题的关键步骤,为实现暂行法的系统性规范目标提供基础素材。基于暂行法的立法分布、立法起因、立法权规范、立法主体、立法程序与立法变动等方面的考察,形成暂行法立法现状的初步认识,并总结出暂行法立法现状的特点。暂行法对当前阶段、特定领域与特定地域的立法具有价值,显示暂行法应用存在界限。暂行法主要在立法紧迫、立法者对立法效果把握不够、立法调整对象短暂存在、授权立法等特定情况下采用,呈现出暂行法立法起因多样化且不成体系的特点。各立法规则极少甚至完全未对暂行法立法权与权限范围做出明确规定,导致暂行法立法权与权限的规定不明确、不统一。暂行法的立法主体虽仍以具有立法权为依据,但以地方立法主体与行政立法主体居多。暂行法依据一般立法程序制定,却仍存在法案提出阶段立法创新造成暂行法立法依据的不确定,法案审议阶段赋予法以暂行状态的时机与方式不确定,法案表决阶段以“原则通过”为结果导致暂行法表决意涵的不确定。暂行法立法后实施阶段不受重视,体现为非常态化的立法评估与较低的司法适用率。暂行法时间效力的确定存在随意性,通过是否变动、变动频率、变动周期与变动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来。综合上述暂行法的立法现状,可推测出系统规范暂行法的阻碍在于:暂行法存在立法主体、权力与权限未明确、立法程序缺乏针对性以及有效期条款欠规范等问题。只有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才能实现暂行法立法系统规范与依法立法的目标。第四章解决的是暂行法立法主体、立法权与权限规定模糊的问题,以保证立法者行使暂行法立法权的规范性与合法性。暂行法的立法主体、立法权与立法权限是暂行法立法体制构建的首要步骤。由于暂行法立法主体与立法权限的规范缺失,而各立法主体却不同程度具有采用暂行法立法形式的客观实践与需求,因而需要根据各立法主体特点分别设置暂行法的立法权。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宜采用暂行法形式立法;国务院及其部门可有限度地采用暂行法形式立法;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可采用暂行法立法形式立法;地方政府采用暂行法立法形式立法已经具有法律依据。这些暂行法的立法权通过授权立法形式、职权立法形式、授权立法与职权立法混合等形式获得,意味着暂行法立法主体拥有暂行法的创议权能、制定权能、监督权能、解释权能、评估权能、变动权能。依据中央与地方的“分工与合作”的理念,暂行法立法应遵循均衡性、协调性、及时性等原则,因而暂行法立法权限设定在授权立法、先行立法、变通立法、政策性立法、技术标准立法以及法律调整事项具有较强时间限制等立法范围之中。此外,授权立法下的暂行法立法需要遵循不越权原则,职权立法下的暂行法立法需要遵守不抵触原则,以此确保各立法主体制定暂行法权限的合法性,维护法律体系的和谐与统一。第五章解决的是暂行法的立法程序针对性欠缺问题,进一步细化暂行法立法活动的相关程序,提高立法程序的规范与指引功能。暂行法的立法程序乃是暂行法立法规范的有效保障。暂行法立法程序应当在遵循规范立法权正当行使、提供立法的形式合法基础以及弥补有限理性等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加以构造。针对一般立法程序不能为暂行法立法提供规范与指引的部分,制定与细化相应的立法程序。提案前需创制立法依据、审议中需生成暂行理由、表决时不应采用“原则通过”的形式,加入立法监督程序维护法律体系统一,借助立法评估程序做出阶段性立法决策。因此,暂行法的具体程序设计应包括准备程序、制定程序、解释程序、监督程序、评估程序与转化程序。其中,准备程序主要是针对具有时间限制的暂行法立法所应借助的必要性论证程序,针对政策性的暂行法立法应前置政策合法性审查程序,针对授权情况的暂行法立法应补充授权申请程序。制定程序是对一般立法程序的细化,明确法案提出时赋予暂行状态的建议程序、法案审议时立法理由专门审议程序、暂行法法案的特殊表决程序、暂行法法案公布的特别告知程序。解释程序明确了启动主体与解释主体及相关方式与步骤。监督程序依靠批准、备案审查、改变和撤销等方式进行。评估程序从评估启动、评估实施、评估结论产生与应用三个方面进行构建。转化程序针对暂行法在期限届满时可能产生的废止、继续暂行或者转化等不同结果,分别与现有立法程序进行衔接。第六章解决的是暂行法有效期条款欠规范问题,进一步科学构造暂行法的有效期条款,以减少规则不稳定所带来的影响。暂行法的有效期条款设置是暂行法最突出的立法标志。有效期条款的设置体现了与变法模式相配合、与立法理念相适应、保障立法质量以及实施立法监督的精神。实践中,暂行法的有效期条款设置不规范导致暂行法循环暂行无法更新的情况广泛存在。对此,可以从立法表达形式、立法模式选择以及时限确定三个方面实现有效期条款的规范设置。有效期条款设置存在特定条款适用、单独适用、一体适用、以一体适用为主单独适用为辅等模式。这四种立法模式各有利弊,但一体适用为主单独适用为辅的复合模式因能够降低立法成本同时为特殊情形适用留有余地而更具有优势,兼顾了立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效期条款的期限确定通常属于立法者的裁量范围,但仍存在影响该期限长短的客观因素,包括社会环境、法律位阶与立法分歧程度等。由于有效期条款的设置造成暂行法规则的不稳定,客观上降低了暂行法的司法适用率,提高了公民信赖保护的难度,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暂行法的司法适用与公民信赖,以促进暂行法实效性的发挥。综上,基于对暂行法基本概念的重塑,立法变迁的梳理,立法现状与问题的剖析,从立法权、立法程序与有效期条款三个方面为暂行法立法提供了一套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制度构建方案。以期为规范暂行法的立法活动,实现依法立法目标,维护法律体系的和谐与统一提供助益。
段传龙[7]（2019）在《作为共治主体的行业协会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主体力量,是完善与保障我国社会领域建设的重要组织基础,因此提升我国社会组织的治理水平与能力将成为构建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突破口。但社会组织的类型纷繁复杂,各类组织的功能、性质与地位存在差异,对其很难在统一、概括的普遍性层面上开展细致性与深入性的研究。为了突出研究重点,本文选择行业协会这一社会组织的典型代表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对其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法治困境予以全面阐述,并尝试给出相应的制度解决对策。从整体来看,目前我国行业协会治理的制度环境仍然不够完善,行业协会治理的立法、执法与司法的实践监管水平仍待提高。行业协会在治理实践的过程当中不仅要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其同时也享有制定行业自治规范、开展行业管理以及惩治行业违法行为等多项公共管理权力,因而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角色切换当中也随之产生了权力的不规范与权利的无保障等多种法律问题。当下我国针对行业协会的研究仍较多局限于政治学、历史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等领域,缺乏从法学尤其是行政法学的研究视角对其在成立、运行以及注销等各个实践治理环节所面临的法治困境进行一次全面地实证分析与总结,从而梳理出当下我国行业治理中所存在的真实法治问题。因此本文从规范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公法视角出发,以行业协会作为贯穿全文的研究对象,立足于考察和分析其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并在充分总结国内外行业协会治理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尝试提出行业治理制度改革的本土性回答,以期从法学层面为打造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做出应有的学术贡献。本文共计五章内容。第一章探讨了我国行业协会的法律性质、地位与职能。第一节从历史发展与演进的视角,对清末社会团体的产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行业协会的变迁两大方面进行了概括性的回顾,简要分析和总结了我国行业协会的独特发展历史及其功能定位,为后文展开奠定基础。第二节归纳了我国行业协会的独特法律性质,指出其“公”“私”兼具的法律属性。从“私”属性来讲,行业协会作为被治理的民事主体,是指具备法人条件,基于会员共同意愿,为公益目的或会员共同利益而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而从“公”属性来讲,行业协会行使或参与行使着越来越多原本由行政机关享有的“公共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并且此类权力与通常意义上的行政职权难以做出区分,其在行使上述法定管理权限之时明显具有“公”属性。第三节指出我国行业协会具有“准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而“准行政主体”的定位主要是指行业协会在社会治理的实践过程中既有作为“公”权力主体的行业治理者的一面,又有作为“私”权利主体的被治理者的一面,其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主体。第四节在对行业协会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章程以及北京、上海、南京等多个地区的行业协会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归纳出我国行业协会在实践中主要履行自律、服务、协调以及代表四大基本职能,并对其具体职能的运行状况作了详尽论述。第二章详尽梳理了我国行业协会作为被治理者在权利保障层面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第一节从立法层面切入,详尽分析了行业协会治理所涉及的包括基本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各地方行业协会专门立法等在内的现有法规政策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第二节从党的领导和政府执法的层面切入,以实践中行业协会的党建工作与行业主管部门的执法个案为考察对象,全面分析了我国行业协会的实践监管不足。第三节则从司法层面切入,以近十年行业协会同主管部门之间发生的行政诉讼判例为考察文本,详尽归纳了两主体之间诉讼纠纷的主要争议内容及相关规范困境。通过上述三个层面的详尽论述,本文力图全面呈现我国行业协会作为被治理者在外部治理领域的整体制度环境。第三章探讨了行业协会作为治理者在权力规范层面所存在的内部治理困境。延续第二章节的探讨思路,第一节同样先从“法规则”层面切入,归纳出包括行业专门立法、行业规章以及行业内部管理规则等内部治理依据中所存在的规则缺陷。而在第二、第三、第四节中,本文分别对行业内部治理中的主体、组织、行为、程序以及资产管理共五大方面存在的治理困境进行了详尽阐述,具体指出了行业协会存在内部机构设置不足、行业共谋行为、限制会员自由、破坏公平交易、限制中小型会员企业经营、监督程序缺失以及财政税收制度不健全等多个方面的治理实践困境。第五节则同样从司法层面切入,以近十年我国行业协会同其会员或利害关系人之间所发生的诉讼纠纷案例为文本材料,梳理归纳了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纠纷中的实践争议内容及其存在的多种救济困境。第四章总结与反思了中外社会治理中的制度经验,以期对当下我国行业协会治理改革提供理论与经验支撑。第一节以我国古代的“公”“私”概念为载体,对春秋战国、宋、明以及清末民初等各个时期的公理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第二节则对民国时期社会部颁行的《社会法规汇编》三辑进行了全面梳理,归纳了民国初期、广州国民革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有关公民结社的立法和管理规定,并具体梳理了民国社会团体的法规范规定、民间组织的外部监管以及民间组织内部治理的制度规范三大问题。第三节总结了美国与欧洲在社会治理中所采用的第三部门理论,具体阐述了两地在第三部门理论领域的特征与差异,并对两地的第三部门理论在我国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展开了相关反思,进而提出美国式的国家与社会平行、对立、冲突的组织机构设置与治理模式并不适宜我国本土治理,而欧洲模式则具有可借鉴之处。第四节讨论了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历史治理经验与改革创新实践,总结了我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模式、逻辑和经验,并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社会管理体制领域所作出的多项制度改革尝试与创新成果。第五章在对我国行业协会治理进行问题归纳与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行业协会治理的制度改革与发展路径。第一节论述了新时代我国国家公权与社会自治权的再定位问题。实践中,行业协会不论作为治理者还是被治理者,其前提都是自治权力（利）能被充分保障。此节再次回顾了我国国家公权强大而社会自治权缺失的历史背景,并对我国社会自治权的性质、来源、功能及其同国家公权的关系结构进行了再认知与再划分。第二节提出了我国行业协会内外治理的整体完善路径,具体从转变行业协会治理理念、健全行业协会专门立法、强化行业协会党组织建设、规范行业主管部门管理行为、优化行业内部人事管理以及完善行业协会资产管理共六大方面提出了多项具体建议。第三节从整体上梳理了行业协会、政府以及法院等多个行业治理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清晰呈现了上述主体在权力责任、权利义务之间协调、冲突与对立的不同面貌。第四节提出了我国行业协会治理的完善要准确规范和限缩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能权限,具体可从统一行业协会登记的审核依据和标准、改革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方式与重心、下放行业自治领域的管理职权、优化行业协会管理的程序规则以及全面构建行业主管部门的责任制度共五大方面具体着手。第五节重新界定了我国行业自治的权力内容与责任边界,具体提出了落实行业自治的审核许可权、完善行业规则与标准的制定权、推动行业维权职责的积极履行以及全面推进行业领域信息公开义务共四大方面的建议对策。第六节提出了要健全行业争议纠纷的救济规则体系,并具体从理清行业协会管理权力的法律性质、健全行业纠纷的内部救济机制以及完善行业协会纠纷的外部救济机制共三大方面提出了多项建议。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8]（2019）在《青海解放70年大事纪略》文中指出编者按历史是一面镜子。纪念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做好现在、开辟未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青海解放70周年，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纂了《青海解放70年大事纪略》。《纪略》突出体现党的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各民族团结奋斗三大历史主要脉络，重?
梁宝伟[9]（2019）在《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每一项执政活动都引人瞩目,给人深思。“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改革开放以来,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紧密,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方式。其中,民主法律化作为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艺术。民主法律化,就是将人民民主通过法律的方式加以稳定化、权威化。民主法律化源自1978年邓小平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论断。在邓小平思想论断的指导下,人民民主在法律的保障下不断迈进,推动着改革开放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勇于担当,治国理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使人民民主和法治建设迈入新时代。中共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和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为今后继续推进人民民主和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导。民主要发展,法治要加强,成为将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长期执政的重要准则。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和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具有历史思维、历史视野。1978年至1992年的这段时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民主法律化的重要发展时期。由此决定了对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的研究,既是一个学术研究问题,也是一个事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通过研究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发展历程,梳理其发展脉络,看待其历史影响,总结其历史经验,有助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觉,有助于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提供经验参考,增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本文以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进程为研究对象,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运用历史分析法、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综合运用党史学、政治学与法学等学科知识,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民主法律化进程进行了研究。通过论述这段时期重要法律制定的背景原因、过程、主要内容和特点以及作用影响等,力图达到展示过程、梳理脉络、把握规律和总结经验。全文共分三大部分、七个篇章:第一部分为引言,独立成篇。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创新点与难点。第二部分为正文,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对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进程给予重点阐释。第一章介绍民主法律化的思想发端及内涵要求,第二、三、四章是对民主法律化具体实践过程的论述,第五章则对该实践过程进行了总结。第一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思想的提出（1978）”。以邓小平“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思想论断为主要阐释,重点论述了民主法律化思想论断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内涵和要求。第二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的起步（1979—1982）”。本章以1979年至中共十二大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立足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步开始的时代背景,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恢复与法律建构、维护人民民主的刑法颁布等方面,主要对《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选举法》《刑法》的制定过程、主要特点以及作用进行了分析。第三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的展开（1982—1989）”。本章以中共十二大以后至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立足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时代背景,从中共十二大和中共十三大的战略决策对民主法律化的影响出发,从宪法的根本法律保障、人大制度的法律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的专门立法、村民自治组织法律的制定以及人民群众享有权益的扩大与法律保护的加强等方面,重点对《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民族区域自治法》《村委会组织法（试行）》《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作了阐述。第四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在坚持中发展（1989—1992）”。本章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至中共十四大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法律化的影响出发,围绕基本民主制度法律化的继续发展和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法律化的继续加强这两个方面,重点对《代表法》《城市居委会组织法》《集会游行示威法》《民事诉讼法》以及保护特定群体合法权益的法律等作了阐述。第五章题目为“基于民主法律化历程的认识和总结”。本章围绕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历程,进行概括总结,重点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分析了民主为什么要法律化和民主能够法律化,指出了实行民主法律化的必然性,以此从理论上阐述了民主法律化的合理性。二是分析了十四年民主法律化进程的历史影响,认为它较好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推动了人民民主和法治建设,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三是总结十四年中国共产党推进民主法律化的执政经验,主张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改革开放等八条经验。第三部分为结语章“对民主法律化与依法治国的思考”。本章在阐述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对民主法律化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作了阐释,指出十四年民主法律化历程必然走向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民主法律化,同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要坚持民主法治的紧密结合。
冯志峰[10]（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二、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大同市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条例》的决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大同市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条例》的决定（论文提纲范文）
（1）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概论 |
| 一、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概念界定 |
| (一)设区的市和地方立法 |
| (二)立法权和立法权事项范围 |
| 二、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历史演进 |
| (一)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发展脉络 |
| (二)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界定意义 |
| 三、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界定模式 |
| (一)各级立法权事项范围比较 |
| (二)横向范围界定立法法基础 |
| (三)纵向范围界定二分法模式 |
| 四、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理论基础 |
| (一)央地分权理论 |
| 第二章 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的现实困境 |
| 一、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的现实状况 |
| (一)数量稳增且分布不均 |
| (二)事项丰富且保护和管理突出 |
| 二、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规范困境 |
| (一)设区的市立法权横向范围模糊 |
| (二)设区的市立法权纵向范围不清 |
| 三、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实施困境 |
| (一)地方立法权滥用 |
| (二)地方立法单一化 |
| (三)立法支撑条件弱 |
| (四)立法监督不完善 |
| 第三章 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的立法原则 |
| 一、科学立法 |
| (一)立法程序规范 |
| (二)立法技术成熟 |
| (三)立法符合实际 |
| 二、民主立法 |
| (一)立法过程公开 |
| (二)立法程序民主 |
| (三)立法内容民主 |
| 三、依法立法 |
| (一)合宪原则 |
| (二)法律保留 |
| (三)不相抵触 |
| 第四章 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的完善路径 |
| 一、突出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地方特色 |
| (一)发挥地方的特色立法权 |
| (二)立足实际反映地区问题 |
| (三)坚持问题导向精准立法 |
| 二、界定设区的市理论层面立法权事项范围 |
| (一)厘清横向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 |
| (二)厘清纵向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 |
| 三、完善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行使机制 |
| (一)规范地方的立法权 |
| (二)更新立法技术理念 |
| (三)强化立法支撑条件 |
| (四)规范立法监督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基于文化旅游视角的大同古城保护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历史文化保护层面 |
| 1.1.2 文化旅游发展层面 |
| 1.2 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范围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4.1 目前国外有关古城保护与文化旅游的研究 |
| 1.4.2 目前国内有关古城保护与文化旅游的研究 |
| 1.4.3 相关实践研究 |
| 1.5 技术路线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古城保护及文化旅游基础研究 |
| 2.1 古城保护基础研究 |
| 2.1.1 古城保护基本概念 |
| 2.1.2 古城保护的理论基础 |
| 2.1.3 古城保护相关政策 |
| 2.1.4 古城保护发展现状 |
| 2.2 文化旅游基础研究 |
| 2.2.1 文化旅游基本概念 |
| 2.2.2 文化旅游理论基础 |
| 2.2.3 文化旅游相关政策 |
| 2.2.4 文化旅游发展现状 |
| 2.3 古城保护与文化旅游研究 |
| 2.3.1 古城保护的意义 |
| 2.3.2 文化旅游的意义 |
| 2.3.3 古城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同市的历史发展沿革与规划分析 |
| 3.1 大同古城的历史发展与沿革 |
| 3.1.1 秦汉平城 |
| 3.1.2 北魏平城 |
| 3.1.3 唐代云州 |
| 3.1.4 辽金陪都西京 |
| 3.1.5 明清大同府城 |
| 3.1.6 建国后的大同市(1949-1978) |
| 3.1.7 建国后的大同市(1979-2018) |
| 3.2 大同历届古城保护与文化旅游相关规划评析 |
| 3.3 “整体复建”后的大同古城 |
| 3.3.1 整体复建后的大同古城概况 |
| 3.3.2 整体复建后产生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同古城文化旅游发展研究 |
| 4.1 大同古城文化旅游发展概况 |
| 4.1.1 大同古城文化旅游资源 |
| 4.1.2 大同古城旅游规模 |
| 4.1.3 大同古城旅游基础设施 |
| 4.2 大同古城的文化价值和特色 |
| 4.2.1 大同古城的文化价值 |
| 4.2.2 大同古城的特色 |
| 4.3 大同古城文化旅游发展现状——基于SWOT分析 |
| 4.3.1 大同古城发展文化旅游的优势 |
| 4.3.2 大同古城发展文化旅游的机遇 |
| 4.3.3 大同古城发展文化旅游的劣势 |
| 4.3.4 大同古城发展文化旅游的威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文化旅游视角的大同古城保护策略研究 |
| 5.1 大同古城保护的策略 |
| 5.1.1 空间规划与旅游发展相结合 |
| 5.1.2 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保护相结合 |
| 5.1.3 风貌保护与环境治理相结合 |
| 5.1.4 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相结合 |
| 5.2 大同古城文化旅游发展策略 |
| 5.2.1 提升环境品质 |
| 5.2.2 保护民俗民风 |
| 5.2.3 梳理历史脉络 |
| 5.2.4 突出地方特色 |
| 5.2.5 完善旅游设施 |
| 5.2.6 策划旅游活动 |
| 5.3 大同古城保护的规划探讨 |
| 5.3.1 古城保护的规划宗旨 |
| 5.3.2 古城保护的原则 |
| 5.3.3 古城保护的内容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本文总结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索引 |
| 附录 |
| 致谢 |
（3）法治财政的法理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与学术评述 |
| 三、研究的方法与论文布局 |
| 四、本文的创新尝试 |
| 第一章 法治财政的法理阐释与定位 |
| 第一节 法治财政的理论基础 |
| 一、法治理论 |
| 二、公共选择理论 |
| 三、财政分权理论 |
| 四、国家治理理论 |
| 第二节 法治财政的概念和特征 |
| 一、法治财政的概念 |
| 二、法治财政的特征 |
| 第三节 法治财政的价值确立:目标与原则 |
| 一、法治财政的价值目标 |
| 二、法治财政的基本原则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外法治财政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中外财政收入法治化比较研究 |
| 一、我国财政收入法律体系 |
| 二、域外典型国家财政收入法律体系 |
| 三、比较研究与经验总结 |
| 第二节 中外财政支出法治化比较研究 |
| 一、我国财政支出法律体系 |
| 二、域外典型国家财政支出法律体系 |
| 三、比较研究与经验总结 |
| 第三节 中外财政体制法治化比较研究 |
| 一、我国财政体制的法律规定 |
| 二、域外典型国家财政体制的法律规定 |
| 三、比较研究与经验总结 |
| 第四节 中外法治财政模式比较研究 |
| 一、我国的法治财政模式 |
| 二、西方国家的法治财政模式 |
| 三、西方国家法治模式经验借鉴 |
|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法治财政发展进程及其法治审视 |
| 第一节 我国法治财政发展历程 |
| 一、法治财政的起步阶段 |
| 二、法治财政的发展阶段 |
| 三、法治财政全面推进阶段 |
| 第二节 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划分的历史进程 |
| 一、计划体制下“集中型”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划分 |
| 二、“包干制”的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划分 |
| 三、分税分级的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划分 |
| 第三节 我国法治财政建设的法治审视 |
| 一、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划分的法治化考察 |
| 二、财政权力配置法治化审视 |
| 三、财政收入法治化水平审视 |
| 四、财政支出领域的法治检视 |
| 小结 |
| 第四章 法治财政实践路径(上)——事权财权关系视角 |
| 第一节 以事权划分为起点的法治财政构建 |
| 一、事权划分的依据 |
| 二、财政职能与事权划分 |
| 三、事权划分的路径构建 |
| 第二节 事权、财权与财力相统一的法治财政构建 |
| 一、事权、财权与财力的逻辑联系 |
| 二、事权、财权与财力划分存在的问题 |
| 三、事权、财权与财力相统一的优化路径 |
| 第三节 个案分析:贵州省事权与财权的划分样态与启示 |
| 一、贵州省事权财权划分基本情况 |
| 二、事权财权划分存在的问题 |
| 三、贵州省推进法治财政的实践及成效 |
| 四、贵州实践对优化法治财政路径的启示 |
| 小结 |
| 第五章 法治财政实践路径(下)——法治体系视角 |
| 第一节 法治财政在立法领域的实践路径 |
| 一、强化全国人大的财政权力 |
| 二、税收立法的改革与完善 |
| 三、推进财政支出法律建设 |
| 第二节 法治财政在执法领域的实践路径 |
| 一、规范财政行政执法 |
| 二、强化税收执法规范 |
| 三、严格执行财政支出法律 |
| 第三节 法治财政在法律监督中的实践路径 |
| 一、多元多层次财政监督主体的构建 |
| 二、构建以结果为导向的全过程绩效财政监督 |
| 三、全口径财政监督体系的构建 |
| 四、财政监督信息化建设 |
| 第四节 法治财政保障体系构建 |
| 一、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
| 二、提高财政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 |
| 三、组织保障和落实机制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 |
| 一、强化思想引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二、强化法治保障，不断提高地方立法的质量和效率 |
| 三、强化问题导向，不断提高监督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 |
| 四、强化服务意识，不断提高代表工作的活力和成效 |
| 五、强化自身建设，不断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 |
| 2020年的工作安排 |
（5）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20年1月17日在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论文提纲范文）
| 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 |
| 一、强化思想引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二、强化法治保障，不断提高地方立法的质量和效率 |
| 三、强化问题导向，不断提高监督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 |
| 四、强化服务意识，不断提高代表工作的活力和成效 |
| 五、强化自身建设，不断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 |
| 2020年的工作安排 |
（6）我国暂行法的立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研究的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一)相关立法原理研究 |
| (二)相关立法制度研究 |
| (三)相关立法技术研究 |
| (四)研究评述 |
| 三、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立法原理研究 |
| (二)立法制度研究 |
| (三)立法技术研究 |
| (四)研究评述 |
| 四、研究方法与论证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证思路 |
| 五、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暂行法的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暂行法的概念 |
| 一、现有概念的评析 |
| 二、暂行法概念的核心意涵 |
| 三、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
| 第二节 暂行法的存续价值 |
| 一、缓和社会变迁与法的稳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
| 二、保证立法者有限理性制约下的立法需求实现 |
| 三、采用实践检验的方式弥补立法预判的不足 |
| 四、协调立法争议中各方利益的折中方式 |
| 第三节 暂行法的立法定位 |
| 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立法形式 |
| 二、弥补正式立法经验不足的辅助立法形式 |
| 三、稳定社会转型与改革秩序的过渡立法形式 |
| 第二章 我国暂行法的立法发展史 |
| 第一节 暂行法的立法发展进程 |
| 一、新中国建立及探索时期(1949-1965):暂行法的萌芽 |
| 二、文革时期(1966-1976):暂行法的停滞 |
| 三、改革开放启动及探索时期(1977-1992):暂行法的激增 |
| 四、改革开放构建及完善时期(1993-至今):暂行法的减缓 |
| 第二节 暂行法立法发展的演变规律 |
| 一、暂行法立法具有连续性且始终是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 |
| 二、暂行法立法发展与社会转型时期相适应 |
| 三、暂行法立法因时代背景不同呈现不同的内容偏重 |
| 四、暂行法分布于各位阶法中且有集中趋势 |
| 五、暂行法立法程序逐步公开与规范 |
| 六、暂行法的法构造处于不断进化过程 |
| 第三章 我国暂行法的立法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暂行法的立法现状考察 |
| 一、暂行法数量、领域及地域的考察 |
| 二、暂行法的立法起因考察 |
| 三、暂行法的立法权考察 |
| 四、暂行法的立法主体考察 |
| 五、暂行法的立法程序考察 |
| 六、暂行法的立法变动考察 |
| 第二节 暂行法立法现状的特点 |
| 一、暂行法在当前阶段、特定领域与特定地域立法中应用 |
| 二、暂行法立法起因多样且主观性较强 |
| 三、暂行法立法权与权限规定不统一 |
| 四、暂行法立法主体多为地方或行政立法主体 |
| 五、暂行法立法中程序不确定及立法后程序不受重视 |
| 六、暂行法的变动存在随意性 |
| 第三节 暂行法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暂行法的立法主体、立法权与权限皆未明确 |
| 二、暂行法的立法程序缺乏针对性 |
| 三、暂行法的有效期条款欠规范 |
| 第四章 暂行法的立法主体、权力与权限 |
| 第一节 暂行法的立法主体 |
| 一、各立法主体的暂行法立法需求分析 |
| 二、暂行法的立法主体设定 |
| 第二节 暂行法的立法权 |
| 一、暂行法立法权释义 |
| 二、暂行法立法权的形式 |
| 三、暂行法立法权的权能 |
| 第三节 暂行法的立法权限 |
| 一、暂行法立法权限的设定基础与标准 |
| 二、暂行法的立法权限体系构建 |
| 三、暂行法的立法界限 |
| 第五章 暂行法的立法程序 |
| 第一节 暂行法立法程序的特征与价值取向 |
| 第二节 暂行法立法程序的构成要素与原因分析 |
| 一、提案前需创制立法依据 |
| 二、审议中应生成暂行理由 |
| 三、表决时不应采用“原则通过”的形式 |
| 四、应明确立法监督程序 |
| 五、应完善立法解释程序以回应暂行法适用 |
| 六、应借助立法评估以做出阶段性立法决策 |
| 第三节 暂行法立法程序的具体设计 |
| 一、准备程序 |
| 二、制定程序 |
| 三、监督程序 |
| 四、解释程序 |
| 五、评估程序 |
| 六、转化程序 |
| 第六章 暂行法有效期条款的立法构造 |
| 第一节 有效期条款设置意义 |
| 第二节 暂行法有效期条款的构造与设计 |
| 一、暂行法有效期立法形式的审视 |
| 二、暂行法有效期条款的立法模式 |
| 三、暂行法有效期条款的期限确定 |
| 第三节 有效期条款所致规则不稳定及解决路径 |
| 一、有效期条款对规则稳定性的影响 |
| 二、规则不稳定所致司法适用率低的解决途径 |
| 三、规则不稳定状态下公民信赖利益的保护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作为共治主体的行业协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我国行业协会的法律性质、地位与职能 |
| 第一节 行业协会的历史发展及演变 |
| 一、清末时期社会团体的产生 |
| 二、新中国成立后行业协会的发展 |
| 第二节 “公”与“私”兼具的法律属性 |
| 第三节 “准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 |
| 一、作为“公”权力主体的行业治理者 |
| 二、作为“私”权利主体的行业被治理者 |
| 第四节 自律、服务、协调与代表的四大基本职能 |
| 第二章 作为被治理者的行业协会:外部治理困境 |
| 第一节 外部治理的法规政策领域 |
| 一、党对行业协会的领导与管理 |
| 二、行政业务主管部门的前置审核 |
| 三、行政登记管理机关的登记审批 |
| 四、社会团体的资金财税规定 |
| 五、社会团体的处罚罚则 |
| 第二节 党和政府的实践管理领域 |
| 一、行业协会党建工作的困境与挑战 |
| 二、政府部门执法领域的规范性考察 |
| 第三节 行业协会与主管部门间的诉讼纠纷考察 |
| 一、外部行政诉讼纠纷的实践争议内容 |
| 二、外部行政诉讼纠纷的困境与反思 |
| 第三章 作为治理者的行业协会:内部治理困境 |
| 第一节 内部治理的整体规范环境 |
| 一、外部法律法规的不当限制 |
| 二、内部治理规范的内容缺失 |
| 第二节 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的主体与组织缺陷 |
| 一、人员的引进与管理缺失 |
| 二、组织机构设置不够健全 |
| 第三节 内部治理的不正当行为 |
| 一、行业共谋的不当行为 |
| 二、利用先发优势限制会员自由 |
| 三、破坏公平交易的信息与机会行为 |
| 四、限制中小型会员企业正常经营行为 |
| 第四节 内部治理的程序运行及资产管理缺陷 |
| 第五节 内部治理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全 |
| 一、内部治理纠纷的实践争议内容 |
| 二、内部治理纠纷救济的困境与反思 |
| 第四章 中外社会治理经验与当前行业协会治理改革 |
| 第一节 古代公理思想的梳理与归纳 |
| 一、春秋战国的“公”“私”之源 |
| 二、宋、明两代的“公”与“私” |
| 三、清末民初的“公”“私”裂变 |
| 四、中西“公”“私”理念的特征与差异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公民结社的制度经验与借鉴 |
| 一、社会团体管理的规范性考察 |
| 二、民间组织的外部监管 |
| 三、民间组织内部治理的制度规范 |
| 第三节 欧美社会治理中的国家、社会与第三部门 |
| 一、美国第三部门理论的特征 |
| 二、欧洲第三部门理论的特点 |
| 三、欧美第三部门理论的反思与启示 |
| 第四节 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历史经验与改革创新 |
| 一、国家治理的逻辑与经验 |
| 二、社会管理体制的实践改革 |
| 第五章 行业协会治理的制度改革与发展路径 |
| 第一节 新时代国家公权与社会自治权再定位 |
| 一、国家公权强大、社会自治权缺失的历史再审视 |
| 二、我国社会自治权的性质、来源与功能再认知 |
| 三、我国社会自治权与国家公权的关系结构再划分 |
| 第二节 共治前提下的行业协会内外治理完善 |
| 一、转变行业协会治理理念 |
| 二、健全行业协会专门立法 |
| 三、强化行业协会党组织建设 |
| 四、规范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行为 |
| 五、优化行业内部人事管理 |
| 六、完善行业协会的资产管理 |
| 第三节 政府、法院与行业协会等多主体间的法律关系辨析 |
| 一、行业主管部门同行业协会的法律关系 |
| 二、行业主管部门与法院间的法律关系 |
| 三、行业协会与法院间的法律关系 |
| 四、行业协会同非行业会员间的法律关系 |
| 第四节 准确规范与限缩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能权限 |
| 一、统一行业协会登记的审核依据和标准 |
| 二、改革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方式与重心 |
| 三、下放行业自治领域的管理职权 |
| 四、优化行业协会管理的程序规则 |
| 五、全面构建行业主管部门的责任制度体系 |
| 第五节 理清行业自治的权力内容与权责边界 |
| 一、落实行业资质的审核许可权 |
| 二、完善行业规则与标准的制定权 |
| 三、推动行业维权职责的积极履行 |
| 四、全面推进行业领域的信息公开 |
| 第六节 健全行业协会侵权的救济规则体系 |
| 一、行业协会管理权力的法律性质定位 |
| 二、健全行业协会纠纷的内部救济机制 |
| 三、行业协会纠纷的外部救济机制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青海解放70年大事纪略（论文提纲范文）
| 编者按 |
| 1949年 |
| 1950年 |
| 1951年 |
| 1952年 |
| 1953年 |
| 1954年 |
| 1955年 |
| 1956年 |
| 1957年 |
| 1958年 |
| 1959年 |
| 1960年 |
| 1961年 |
| 1962年 |
| 1963年 |
| 1964年 |
| 1965年 |
| 1966年 |
| 1967年 |
| 1968年 |
| 1969年 |
| 1970年 |
| 1971年 |
| 1972年 |
| 1973年 |
| 1974年 |
| 1975年 |
| 1976年 |
| 1977年 |
| 1978年 |
| 1979年 |
| 1980年 |
| 1981年 |
| 1982年 |
| 1983年 |
| 1984年 |
| 1985年 |
| 1986年 |
| 1987年 |
| 1988年 |
| 1989年 |
| 1990年 |
| 1991年 |
| 1992年 |
| 1993年 |
| 1994年 |
| 1995年 |
| 1996年 |
| 1997年 |
| 1998年 |
| 1999年 |
| 2000年 |
| 2001年 |
| 2002年 |
| 2003年 |
| 2004年 |
| 2005年 |
| 2006年 |
| 2007年 |
| 2008年 |
| 2009年 |
| 2010年 |
| 2011年 |
| 2012年 |
| 2013年 |
| 2014年 |
| 2015年 |
| 2016年 |
| 2017年 |
| 2018年 |
| 2019年 |
（9）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总体情况 |
| (二)主要内容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创新点与难点 |
| (一)创新点 |
| (二)难点 |
| 第一章 民主法律化思想的提出(1978) |
| 第一节 “使民主法律化”思想论断的提出 |
| 一、“文革”结束后的反思 |
| 二、邓小平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论断 |
| 第二节 民主法律化思想的内涵和要求 |
| 一、民主法律化思想的内涵 |
| 二、民主法律化思想的要求 |
| 第二章 民主法律化的起步(1979—1982) |
| 第一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恢复与法律建构 |
|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 |
| 二、《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的制定 |
| 三、选举民主的法律恢复与发展 |
| 四、正确认识人大建设法律化的逻辑顺序 |
| 五、《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与《选举法》的作用 |
| 第二节 维护人民民主的《刑法》颁布 |
| 一、刑事法律是维护人民民主的重要利器 |
| 二、发展人民民主要求制定刑法 |
| 三、《刑法》的制定与维护人民民主的特点 |
| 四、《刑法》维护人民民主的历史功效 |
| 第三章 民主法律化的展开(1982—1989) |
| 第一节 中共党代会对民主法律化的决策部署 |
| 一、中共十二大召开与民主法律化的任务要求 |
| 二、中共十三大对民主法律化的指导 |
| 第二节 “八二宪法”对人民民主的根本法律保障 |
| 一、宪法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法律化形式 |
| 二、“八二宪法”的制定是发扬民主的过程 |
| 三、“八二宪法”对人民民主的顶层设计 |
| 四、“八二宪法”保障人民民主的历史地位 |
| 第三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化的继续展开 |
| 一、继续加强各级人大组织的法律建设 |
| 二、选举民主法律化的进一步推进 |
| 三、推动人大议事决策规范化的法律建设 |
| 第四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专门立法 |
| 一、民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基础 |
| 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与特点 |
| 三、《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带来民主和繁荣 |
| 第五节 村民自治组织的试行立法 |
| 一、村民自治组织法律化的必要性 |
| 二、《村委会组织法(试行)》的制定及主要特点 |
| 三、《村委会组织法(试行)》的历史影响 |
| 第六节 人民群众享有权益的丰富与法律保护的加强 |
| 一、《民法通则》的制定对人民权利的丰富 |
| 二、“民告官”的法律保障 |
| 三、社会治安法律规制的加强 |
| 第四章 民主法律化在坚持中发展(1989—1992) |
| 第一节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法律化的影响 |
| 一、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
| 二、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法律化的继续肯认 |
| 第二节 基本民主制度法律化的继续发展 |
| 一、加强人大代表规范化的法律建设 |
| 二、《城市居委会组织法》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拓展 |
| 第三节 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法律化的继续加强 |
| 一、加强公民行使权利的法律规制以维护社会稳定 |
| 二、保护人民群众民事诉讼权利的法律完善 |
| 三、加强对特定群体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 |
| 第五章 基于民主法律化历程的认识和总结 |
| 第一节 对民主法律化必然性的认识 |
| 一、民主为何要法律化 |
| 二、民主能够法律化 |
| 第二节 14年民主法律化的历史影响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
| 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 |
| 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 |
| 第三节 14年民主法律化的历史经验 |
| 一、民主法律化必须坚持的根本经验 |
| 二、民主法律化需要坚持的基本经验 |
| 结语 对民主法律化与依法治国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发表研究成果 |
（10）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大同市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条例》的决定（论文参考文献）
- [1]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研究[D]. 韦柏.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6)
- [2]基于文化旅游视角的大同古城保护规划研究[D]. 刘杨. 广州大学, 2020(02)
- [3]法治财政的法理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D]. 刘元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
- [4]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N]. 周萌. 江西日报, 2020
- [5]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20年1月17日在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J]. 周萌. 时代主人, 2020(01)
- [6]我国暂行法的立法研究[D]. 靳海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7]作为共治主体的行业协会发展研究[D]. 段传龙.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1)
- [8]青海解放70年大事纪略[N].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青海日报, 2019
- [9]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D]. 梁宝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