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诗看字名的变迁

一、从古诗中看书信名称的变迁（论文文献综述）

卢玮玮^[1]（2021）在《顾炎武《诗经》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末清初的《诗经》学经由朝代鼎革、学术思潮的嬗变,显示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独有特点。这一时期,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将抗清复明之志寄寓于治学,并在等身着作中留下煌煌《诗》学成果,包括《诗本音》《日知录》和其他着作中的引《诗》论《诗》。这些成果无论从微观研究,还是从《诗经》学史俯瞰,都可看出顾炎武异于前人的治《诗》特点、经世致用的《诗》学观以及对清代《诗经》学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诗本音》是顾炎武治《诗》首屈一指的重要成果,也是《音学五书》中最能体现其治《诗》核心的专书。与音韵学界通过分析《诗本音》研究古音学发展乃至总结其音韵学成就的研究理路不同,从《诗经》学视域考察,《诗本音》具有独特的治《诗》特征、《诗》学思想和旨归。首先,《诗本音》的治《诗》体例独树一帜。顾炎武吸收前人治《诗》音长处的同时,又独具自身特色,即:在遍注《诗》文、列本证旁证的同时,还全面考察《诗经》文本,对韵字今古音和异文,《诗经》押韵,考《诗》中阐发观点和所用标识等进行“分类考注”。相较于宋明时期《诗集传》和《毛诗古音考》分别重在阐发义理、突出韵字的体例,《诗本音》的体例不仅使大量今古音考注繁简得当,而且考注内容也更加多元和突出《诗经》要义。其次,在明末仍大体沿袭宋元《诗经》学的背景下,《诗本音》考《诗》一改僵化、空疏的治《诗》学风,主张还原《诗》的多重本质,包括《诗》本歌之、《诗》合文理和《诗》之经学,显示出顾炎武与前人治《诗》只重阐发义理、就韵改《诗》音的不同。再者,《诗本音》考《诗》极为注重实证,表现在宁留阙疑,也不妄下断言;不囿于门户,而是就实论理;尊古重古,但不泥古;不论繁简,只求辞达;对前人《诗》说,既不盲从,也不刻意求新求异,而是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此外,通过考察《诗本音》在《音学五书》中的核心地位,也揭橥了顾炎武明道救世、保存华夏文脉的治《诗》旨归。与《诗本音》被音韵学界精耕细作的情况不同,《日知录》卷三的《论诗总》是少有学人问津的。经过研究发现,卷三42则治《诗》条目,每条均围绕《诗经》有据而考、有感而发,是构成顾炎武《诗经》学的重要内容,其不仅按照《诗》序依次考《诗》,而且遵循严谨的治《诗》理路并具有各自不同的治《诗》旨趣。从考证题目及内容考察,42则条目大体可归纳为四种类型:公案型、诗句型、诗汇型和提炼型,分别考证《诗经》学史上争讼不休的问题并提出独到见解,考证《诗》中文句并申发经世之论,考释《诗》中词汇兼有阐发义理、考证提炼的内容在于还原史实等等。分析这些治《诗》条目,发现其鲜明的治《诗》特征:札记体的体例,经史互证的方式,不拘一格的文风以及蕴藉“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从中,亦可管窥顾炎武经世致用的《诗》学观。顾炎武除在《诗本音》和《日知录》卷三进行专门考论《诗经》之外,其他撰着中还有431条引《诗》论《诗》。这些散见的引《诗》论《诗》,具有引《诗》多而论《诗》少,引《雅》多而《风》《颂》少,出自研经之书多而其他撰着少等特征,同时更引人注意的是其富有明确的指向性和实用意图。引《诗》包括为“述”而引,为“证”而引,寓“志”而引,其中体量最大的为“证”而引,主要是借引《诗》而证断风俗、地理、名物、义理、训诂等,其采用《诗》句、《诗》体、《诗》篇目的多种方式和不拘泥于一种句式的灵活运用,明显异于前贤中引《诗》独多的荀子重在论理和采用固定句式的特点,从而形成顾炎武彰显“实学”底色的引《诗》风格。相对而言,论《诗》主要集中于对《诗》音、字、义的讨论,尽管条目不多,但实可视为顾炎武治《诗》专书的有力旁证,再次凸显了他力倡韵随义转、崇实而论的《诗》学思想。顾炎武的治《诗》成果对于清代《诗经》学影响深远。他不仅引领清代《诗经》学风趋实,而且在音韵、考据领域有筚路蓝缕之功,尤其对乾嘉学派《诗经》学起到奠基作用,在《诗经》考据方面成果颇丰的吴派、皖派、常州学派、扬州学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顾氏影响。但不可避免的是,由于人生际遇和学术视野的限制,顾炎武《诗经》学也存在治《诗》音还不精审、有些言辞过于尖锐等不足,但瑕不掩瑜,终究不能遮蔽其《诗经》学的重大成就。总之,顾炎武的《诗经》学呈现出崇实求是的治《诗》特征与经世致用的《诗》学思想。顾炎武不仅是明末清初乃至《诗经》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重要研究个体,而且他开启了清代学术的考据之风,引领清代《诗经》学别开生面,铸就了《诗经》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刘伟^[2]（2021）在《李氏朝鲜安东金氏家族汉诗研究》文中指出朝鲜文人积极接受中国诗歌的影响,跨越语言的障碍洞悉中国诗歌的奥妙,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下,为朝鲜汉诗史留下了众多的优秀诗篇。在汉诗发展达到成熟的李氏朝鲜中后期,本文的研究对象安东金氏家族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安东金氏家族以其独特性屹立于朝鲜文坛,虽诗学中国,却并不拘泥蹈袭,并在实际汉诗创作中体现出了自己的个性色彩。本文选取了安东金氏家族中具有独特代表性的三代人即金尚宪、金寿恒、金昌协为例,以期通过他们的汉诗创作管中窥豹,探求安东金氏家族的汉诗风貌。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在研读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厘清李氏朝鲜中期的社会境况与文学思潮。在充分了解当时社会文学背景的基础上认识安东金氏家族,解读其在李氏朝鲜中期的独特社会地位。与此同时,从文学家族概念出发引出安东金氏家族的汉诗创作,展开对安东金氏家族汉诗创作独特性的分析,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第二章以金尚宪（1570—1652）的忠贞节义为侧重点展开论述。知人论世,对金尚宪的生平轨迹与师承交游情况进行梳理,对其创作的一千八百余首汉诗进行分析解读。从悲壮的命运感及坚定的节义精神、游仙世界、悼亡与追思等三个方面分别展开分析,重在揭示其人其诗突出的忠贞节义精神。第三章以金寿恒（1629—1689）的自由纯真为着眼点展开论述。爬梳其生平经历,重点解析其流放灵岩期间所作“和陶诗”。通过诗人仕途失意时期的诗作,洞察其创作心态,从而深入其内心世界,辨析其特点。第四章以金昌协（1651—1708）的自然本真主张为着眼点展开讨论。通过梳理其生平轨迹与师承交游情况,洞察其汉诗创作的文心所在。同时从其汉诗的体裁选择与表现技巧两个角度,探究其崇尚本真的诗学思想对其汉诗创作的深刻影响。最后总结全文,安东金氏家族的生活状态为汉诗人的成长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以及强有力的保障,金氏三代汉诗人先后绽放各自独具的个性光彩,继承并发展了金氏家族文学传统,共同谱写出专属安东金氏家族的灿烂汉诗画卷。

宋雪伟^[3]（2021）在《李商隐无题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李商隐的无题诗,包括以“无题”为题的诗作十四首,界定上有争议之作六首。除此之外,在李商隐诗集中存在大量的与无题诗风格相类似的首句命题式“准无题诗”以及抽象类题目的“准无题诗”共计二十余首。无题诗是一种在题目上不表现内容,不显示功用,在内容上多以描写女子恋情或男女相思为诗面意义,以表现抒情主人公可望而不可即之情思或无悔追求的执着精神为抽象意义,在艺术上善用颇具细微和抽象意义的表现手法,表达含蓄抽象情绪、抽象意义的一种独特的诗歌类型。李商隐无题诗的形成是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其风格特征的定型也非单一因素所致。传统的考评、笺注在诗面意义的解读上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因为本事不可考,任何企图将李商隐无题诗做“实化”解读的做法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李商隐无题诗的解读必须重新寻求一种思路,那便是对其抽象性的探讨。此外,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李商隐无题诗提出的很多全新的解读,很多也没有逃出将诗歌意义“实化”的思维误区。虽然古今笺注家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多有阐释,但很多细节解读依旧存在较大分歧。通过文本细读、典故细节的梳理,不难发现无题诗中依旧存在诸多值得去研究乃至进一步确认细节意义的地方,例如“多羞钗上燕,真愧镜中鸾”里,燕和鸾的典故都暗含了鸟雀企图成双等细节都可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获得。李商隐的无题诗的最大特征便是其抽象性。抽象性贯穿无题诗的始终。首先,无题诗的题目便是抽象的,其题目不表示内容,不指明功用。其次,无题诗的内容充斥着一种抽象情绪,这种抽象情绪可以概括为“对美好事物的发现或追求——认定自己有资格追求美好事物——追求过程中因受阻而失落——追求失败后的愤愤不平以及绝望而难以排遣的凄楚情绪——受阻后继续执着无悔的追求”这样一条潜在的线索。虽然落实在具体的诗作当中,每一首无题诗所投射的情感线索的侧重有所不同,但李商隐的无题诗所传达的抽象情绪都在这样一条线索中有所印证。再次,李商隐的无题诗惯用颇具细微和抽象意义的艺术手段表达抽象的情感线索,这些抽象的艺术手段造就了李商隐无题诗别具一格的艺术特征。在声音方面,它们巧妙地运用了文字用韵、节奏等方面的抽象表达效果,形成了声情并茂的抽象情绪的传达;在色彩方面,它们注重色彩的基本特性与通感效果,注重色彩的组合与搭配作用,使得色彩与抽象情绪的传达得到巧妙的配合;在结构方面,李商隐无题诗的诸多构成因素貌似支离破碎实则紧密相连,各因素组合作用形成了诸多意义完整而层次多样的“格式塔”,整体意义大于各部分意义组合的手法拓宽了抽象情绪的表达境界;在意义方面,李商隐的无题诗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阻隔”情节,这种“阻隔”同时也是李商隐无题诗所展现出的抽象情绪链条中起到转折性作用的关键一步,这种“阻隔”情节有时候也会生成抒情主体的离别之苦,促成抒情主体的偷窥行为,乃至成为生成可望而不可即之感以及执着无悔追求的根源所在。李商隐的无题诗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究其根源,也是自始至终贯穿李商隐无题诗的抽象情绪所致。李商隐无题诗的解读历程是中国古典文学阐释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发生与发展与中国文学与社会的客观情况有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无题诗的抽象情绪特征是其能够穿越古今获得跨时空读者共鸣的本质条件。

符方婉^[4]（2020）在《明代中叶岭南诗人黄衷研究》文中提出明代之时,岭南诗派在整个诗坛上声名崛起,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岭南诗人,黄衷是明代中叶岭南诗人群体中的重要一员,与当时明代诗坛上以“金陵四家”着称的朱应登、顾璘等人以文学擅名于时辈之中。黄衷着有《矩洲诗集》十卷,诗存约为1243首。其诗歌反映的内容丰富充实,不仅带有其个人生经历命深厚的印记;还反映了明代中叶深刻的社会现实。又其诗歌艺术成就颇高,既围绕当时诗坛流行风尚进行创作,却不完全囿于主流,坚持自己的诗歌创作追求;同时其诗歌还继承了岭南诗学传统,显现出浓郁的岭南地域文化特色。然而,目前关于黄衷诗歌的研究仍是空白,现有的研究仅只是围绕其小说着作《海语》来展开。本文着重于黄衷诗歌的研究,以探求黄衷的人生经历、交游、着述、思想性情为切入点,并结合其所处社会现实环境,通过“知人论世”来对黄衷诗歌进行深入解读,分析其诗歌创作内容和艺术特色。本文主要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介绍黄衷的家世、生平和思想性情。通过收集到关于记录与黄衷其人相关联的文献材料,力求全面了解黄衷。第二章则论述黄衷的交游及其着述情况。主要择取与黄衷交往密切,并对其人生思想以及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当时富有声名之士,从而去认识黄衷其人格;并通过相关文献记载,辨析黄衷着述的情况。第三章主要分析黄衷的诗歌创作内容与诗歌艺术成就。其诗歌内容具体体现在国事民生、纪行述怀、答和赠别、吟咏事物、咏诗怀古、山水田园六种类型题材的诗歌创作;而其诗歌艺术成就则表现在冷色调语言的独特运用、比兴用事、想象奇特、风格表现多样化四个方面。第四章主要论说黄衷诗学。主要围绕黄衷的文章中发表关于诗歌的看法以及结合诗歌创作实践,继而展开讨论黄衷的诗学渊源和诗学思想。最后一章主要论述黄衷在明代岭南诗坛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分析在岭南诗坛上产生重要影响诗人以及黄衷对岭南诗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去认识黄衷对明代岭南诗坛的贡献,最后再结合明清文人着录的诗文总集中收录黄衷诗歌的情况以及对黄衷诗歌创作的评赏,从而对黄衷在明代岭南诗坛中的地位和影响作出正确评价。

凤媛^[5]（2020）在《新课程与新文学观：周作人1920年代燕大新文学课程建设再探》文中认为关于周作人1922年出任燕大国文系"现代中文部"（theDepartmentofModernChinese）主任,并开设新文学课程的相关事实,学界近年来已有过一些讨论。王翠艳认为,周作人的到任,和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胡适从中斡旋、司徒雷登"中国化"的治校理念、周作人对于基督教所持的包容立场及其当时在北大"多余人"的尴尬处境多有关

郑永辉^[6]（2020）在《蔡复一及其诗歌研究》文中提出自明初闽籍文人林弼文名大振之后,闽诗开始受到时人的关注。胡应麟《诗薮》曰:“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贲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即闽诗在当时的成就,已经足以自成一派,与吴、越、岭南、江右分庭抗礼。尔后出现了继承林弼的诗人团体,如“二蓝”、“闽中十子”、“兴公诗派”等以闽中、闽北诗人为主的诗派。关于闽诗的发展,明、清两代诗家都认为林弼一脉的诗派代表了“闽诗”的风貌,是正宗的“闽派”,而将闽南作家蔡复一归入竟陵派,不承认其诗歌创作为“闽诗”。但是通过考察明末闽南作家蔡复一的作品,及其交游的文人来看,这种论断显然是偏颇的。本文通过对蔡复一的生平事迹、诗歌及其交游情况的研究,挖掘蔡复一诗歌的创作成就,并追寻蔡复一诗风接近于竟陵派的深层原因,反驳清人,甚至是近人认为蔡复一为闽地学习竟陵派诗风的率先“倒戈”者的错误观点。本文绪论主要介绍了选题来源、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章蔡复一生平。第一节主要是通过对比各家年谱,简要叙述了蔡复一的主要生平事迹。其次,结合家谱考察其家族环境对其品格的影响。最后,通过《遯庵全集》等其他史料文献,考察其三位老师在学术和文学创作上对他的影响。第二章蔡复一的诗歌创作思想及其分期。蔡复一传世的论文作品极少,只有几篇序文和尺牍。第一节即通过这些零散的诗话,归纳出蔡复一的诗歌创作主张。第二节结合蔡复一的年谱及其诗歌作品,将蔡复一的诗歌创作分为四个阶段。第三章蔡复一与万历闽南诗风。蔡复一的交友圈极广,在他的身边形成了一个较为疏散的闽南作家群体。第一节对这些作家做了简要的介绍,并附简短的交游考。第二节将蔡复一的诗歌创作理论与这些作家的主张进行对比,总结出闽南诗群的共同创作风尚。第三节将以蔡复一为代表的“宋调”与“闽派”进行对比,探寻闽诗分派的原因所在。第四章蔡复一在竟陵派中的定位。蔡复一之所以值得研究,就在于其与竟陵二子的关系上。第一节通过考察蔡复一与钟惺、谭元春,及与《诗归》的关系,来体现蔡复一在竟陵派中的地位。第二节在第一节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反拨蔡复一“倒戈”竟陵说。第三节结合清人选明诗选本及清诗话等文献,探寻蔡复一诗作流传不广的原因。

李森^[7]（2020）在《唐诗观花植物意象研究》文中认为观花植物作为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它分布广泛,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与观花植物的长期接触与观察中,人们逐渐了解观花植物的生物习性,文人开始赋予其各种品格与德行,以花寄托情志。观花植物意象最早出现在《诗经》中,发展于汉魏六朝,繁荣于唐代,后代经久不衰,绵延至今。本文以唐代观花植物意象为研究视角,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分析研究现状、阐述研究方法、概括研究意义,以及对研究主题进行科学界定和分类。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唐诗观花植物意象来源与变化。对唐前诗歌中的观花植物意象的发展进行纵向梳理,总结出唐代观花植物意象的变化;第三章主要是从唐诗中的观花植物意象的文化意义角度进行阐述,从观花植物意象与诗人心路历程的互动关系,概括出其中的文化内涵;第四章主要是探究唐诗观花植物意象构建的成因。唐代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蓬勃发展,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文人积极创作的态度等这些历史、社会等因素推动唐诗观花植物意象的繁荣;第五章是本文的结论,对本文研究的总结。

李佩瑜^[8]（2020）在《《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浙江图书馆藏《历朝杭郡诗辑》清稿本四十卷,是丁丙仿吴颢《国朝杭郡诗辑》编纂体例,在《武林耆旧集》残本内容的基础上纂1而成的一部地域性通代诗选集。《诗辑》以“人、传、诗”的形式收録杭郡一地六朝迄明的诗人2625位,诗作5720首,小传2487条。其中,卷一至卷三十二爲南朝至明代科名与闲人;卷三十三爲闺秀艺伎;卷三十四爲名流寄寓;卷三十五至卷三十七爲僧人;卷三十八至卷三十九爲道士;卷四十爲无名氏与仙鬼謡谚。《诗辑》立足於乡邦文献的挖掘和整理,与《国朝杭郡诗辑》前後相续,展现杭郡一地诗歌繁荣昌盛的历史风貌,凸显杭州地区的自然山水、人文景观、地域文化等特色。整理研究此书能爲杭郡文献的存续补遗、诗史的谱系构建、文学的地域特色研究发挥重要作用,是一部从文献、文学、文化等方面对杭郡地区都非常重要的地域诗歌总集。本文主要分研究编和文献编两大部分。研究编包含绪论、正文。绪论部分主要对《历朝杭郡诗辑》的版本作详细介绍并阐明其研究价值及意义。目前学界还未对《历朝杭郡诗辑》有过任何的整理爬梳,更无具体的作品介绍和详细系统性的研究,可借鉴《国朝杭郡诗辑》系列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历朝杭郡诗辑》展开深入的研究。正文部分包含四章,从文本、内容及其价值等方面进行介绍和研究。第一章阐述了丁丙编纂《诗辑》的社会背景与个人机缘。其中,论证了《国朝杭郡诗辑》系列和《武林耆旧集》二者对《历朝杭郡诗辑》编纂的重要影响,揭示其内在联系。第二章从内容样貌与收録标准两方面阐释《诗辑》的基本体例。内容样貌包括了内容形式与编排次序;收録标准包括收録范围、收诗标准、收传原则。其中,收诗标准与丁丙的诗学倾向密不可分。第三章从诗歌的来源、题材和小传的来源、内容两大主体部分对《诗辑》着録的内容进行全面详细地展现。第四章揭示了《诗辑》的文献、文学、史料价值及地域文化特色。文献编是对《历朝杭郡诗辑》四十卷的整理点校。附録部分爲《历朝杭郡诗辑》中,人物介绍条目所提及诗集诗稿的名目存録整理。

赵京强^[9]（2020）在《孔孚山水诗新论》文中研究指明孔孚从1979年回归诗坛到1997年去世,演绎了一段虽不长久但精彩而完整的“山水人生”。其诗专写山水,也以此闻名,其诗论、散文、书法也都与山水紧密相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可谓“一枝独秀”。然而,这位独特而优秀的诗人在各种文学史着作中却声名不显,四十年来的孔孚研究成果也远不能令人满意。本文以深度挖掘孔孚山水诗被文学史忽略的巨大价值为目标,在与前人对话基础上展开创新性研究,首先对孔孚诗歌的文学史意义进行重新厘定,对孔孚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补充、辨正。然后用全新的“山水整体观”视角,论证孔孚各类创作与其诗歌不可分割的山水共性,研究其诗艺探索的思想流变和得失,进而揭示其可观的创作成就、可贵的试验性质及其带给诗坛的有益启示。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理由、孔孚其人、研究综述、以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的说明,主要展现问题意识,表明研究思路。核心内容是综述中的研究述评部分,对孔孚研究成果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和方向进行归纳、分析和论述,确立本文相关研究的核心价值、对话目标和创新起点。第一章是孔孚山水诗的历史溯源和时代呈现。前人研究对孔孚山水诗的源流问题多在“儒与道”的继承性上做文章,本文除了对此进行重新论证以外更注重揭示孔孚诗歌表现出的创新性。在文学史价值的确立上辨正过于简单化的“接线说”,突破“热爱祖国河山”与“附会审美性”的常规视角,指出孔孚为新诗寻找另一种出路的诗学理想以及赋予古老题材以青春活力的诗性特质。第二章就孔孚山水诗的“减法”与“隐现”问题与前人研究展开对话,做出新的探索。前人对孔孚诗歌“隐藏”、“布虚”、“减法”的论述太依赖孔孚诗论中自己的说法。本章从具体作品出发,围绕孔孚山水诗关于诗歌体裁、读者创造性、诗人游戏性的独特理念打开新的研究视角,以典型作品论证孔孚诗歌“越减越大”的美学空间、读者“寻径探幽”的审美路径和诗人“设幽布径”的隐藏原则。第三章是论述孔孚山水诗中的距离原则。孔孚在创作实践中尝试从多个角度掌控审美的“距离原则”,但纵观孔孚自己的诗论以及前人的研究,所谓的“距离”仍然仅限于“平远、高远、深远”的空间距离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距离,而且过多溢美之词。本章将拓展“距离原则”概念的范围,揭示“科技入诗”、“用典”等手法的时间距离本质。论述孔孚山水诗创作中表现出的对时空距离、心理距离、诗与“道”的距离、真与假的距离等问题的处理技巧,对其成败得失做出判断,最后据此探究其距离原则的标准。第四章研究孔孚山水诗的生成、修改与流变过程。孔孚笔下一首诗生成的具体过程、同一首诗版本的不断变更、十几年创作中审美追求的前后差异等都是重要研究领域。本章依托孔孚原作、现有研究成果和珍贵的透视本手稿等资料对相关问题展开新的探索,解析创作过程中的“唤情”、“语言软化”、“创象”、“意象组接”技巧,对前人的“戏景说”等进行去魅。最后阐明孔孚创作过程中比类型化更为明晰的阶段性特点,以对纵向流变的揭示突破前人类型化的横向研究。第五章是整体观的新视角。本章从孔孚诗、诗论、散文、书法显示共同的山水特质、遵循统一的创作理念入手,揭示其研究过程中的不可分割性,填补前人研究空白。先指出现有研究视角对孔孚实际创作的背离,继而从“诗者自论”的角度探究孔孚的诗与论的关系。揭示在孔孚山水创作体系中“诗和书法外显于艺”、“诗论与散文内辅于思”的深层联系,指明作整体研究的必要性——“整体观”既合于作家研究之道,以便从整体的诗性气质上解读孔孚相同艺术诉求下的不同文体形式;又合于作品研究之道,以便从相似的生成路径上探究孔孚不同文体形式下的同源山水作品。第六章是揭示孔孚创作中可贵的试验性。前人研究一直习惯于把孔孚的诗歌当作完成时来看待。本章所要揭示的是与此相反的孔孚诗歌创作中始终如一的未完成态和试验性质。这种探索性试验既表示了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诗人对命运的不屈反抗,也是他对人生经验和惯性写作的突破,以及对中国新诗走向的独特思考。这彰显了一位“归来者诗人”的勇气、活力、持久的创新精神与责任意识。本章将揭示孔孚诗歌在语言模糊性、诗歌文体拓展、建构“东方神秘主义”新秩序、探索中国新诗别样出路等方面显示出的试验性质,发掘孔孚山水诗写作的成功带给中国诗坛的启示性意义。

胡鑫蓉^[10]（2019）在《越南使者武辉瑨北使汉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清时期中越往来密切,越南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定期向中国派出使臣,逐渐形成了特殊的北使文献。与朝鲜的燕行文献多为笔记丛谈形式不同,越南的北使文献以汉文诗歌居多,这些文学作品不仅展示了使者高超的汉文水平,展现了中国文化对越南文学的深刻影响,更提供了异域视角中的中国形象,为中国与周边亚洲国家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文献资料。武辉瑨（1749-?）,字自昭,作为越南西山朝使者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两次出使中国。武辉瑨北使过程中撰有汉诗集《华原随步集》和《华程后集》。另外,在署名武辉瑨、吴时任、潘辉益所着的《燕台秋咏》中收录了武辉瑨的部分汉诗,与《华程后集》诗歌内容相同。本文以《华原随步集》和《华程后集》为底本,参补《燕台秋咏》中的序文,旨在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研究:武辉瑨北使汉诗中的中国古典诗学渊源、中国形象的体现、以及中越朝三国的诗歌交流。武辉瑨北使汉诗以状景抒怀为主,通过记述行程中所见所闻,形象地描绘了越南使者眼中的中国自然风景、历史古迹、行宫御园等,展示了他者眼光中的“中国”形象。同时,从武辉瑨的汉诗中也可看出,其模仿中国格律诗的痕迹也十分明显,笔者从格律、意象及审美趣味等方面追根溯源,发掘其汉诗诗风中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学习。武辉瑨汉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与他人的唱和诗,唱和的对象不仅包括了清朝朝廷的官员、士人,还有同来中国朝贡的朝鲜使者。这些诗歌唱和作品不但补充了地方文学资料,还丰富了东亚使臣的文学交往及外交的史料文献,更成为研究中、越、朝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古诗中看书信名称的变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古诗中看书信名称的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1）顾炎武《诗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李氏朝鲜安东金氏家族汉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李商隐无题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明代中叶岭南诗人黄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课程与新文学观：周作人1920年代燕大新文学课程建设再探（论文提纲范文）

（6）蔡复一及其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唐诗观花植物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孔孚山水诗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10）越南使者武辉瑨北使汉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古诗中看书信名称的变迁（论文参考文献）

• [1]顾炎武《诗经》学研究[D]. 卢玮玮. 河北师范大学, 2021
• [2]李氏朝鲜安东金氏家族汉诗研究[D]. 刘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李商隐无题诗研究[D]. 宋雪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4]明代中叶岭南诗人黄衷研究[D]. 符方婉.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新课程与新文学观：周作人1920年代燕大新文学课程建设再探[J]. 凤媛. 鲁迅研究月刊, 2020(05)
• [6]蔡复一及其诗歌研究[D]. 郑永辉. 闽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唐诗观花植物意象研究[D]. 李森. 新疆师范大学, 2020(06)
• [8]《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D]. 李佩瑜.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9]孔孚山水诗新论[D]. 赵京强.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10]越南使者武辉瑨北使汉诗研究[D]. 胡鑫蓉.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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