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份化是公有制较有效的实现形式──海口市公有制企业改革调查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周新年[1]（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陈剑洪[2]（2015）在《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会计调查与治理》文中指出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企业涉及高管的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侵占型职务犯罪呈现出多发的态势。这种犯罪吞噬着企业的财富,降低着企业的竞争力,极大地恶化着企业文化和整个社会的文化。为此,如何有效地防范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已成为当前急需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有利于有效防范企业高管腐败与资产的流失、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党中央明确指出,防止国企高管的腐败及国有资产的流失乃是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论文的研究为有效防范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提供系统的理论与方法的参考,能很好的配合中央这一工作精神的贯彻与落实。第二,有利于法务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与完善。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类型、特征及机理的研究,可以丰富法务会计理论的内容,也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必要参考与借鉴。与此同时,在对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原因、类型和手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会计调查方法,使法务会计的方法得到了发展。论文的研究思路：首先,就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基本概念与范围进行定义与界定,以明确论文研究对象及范围。其次,就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对其会计方法进行分析与总结。第三,就其机理展开分析。第四,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会计调查。最后,针对性地提出防范措施。具体而言：第一章的绪论之后,论文第二章对论文涉及的一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探讨,以确定论文研究的范围。这些概念包括高管、高管职务犯罪、侵占型职务犯罪。该章还就本章研究的理论基础：经济人假设和博弈论进行了讨论。第三章,展示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数字统计结果,总结其会计手法,对会计手法的特点进行了归纳。在对收集的案例进行统计分析后,总结出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特征：（1）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呈频发之势；（2）国有企业中侵占型职务犯罪的涉案率高,民营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数量和比例也在迅速增加；（3）侵占型职务犯罪中受贿案比例最高；（4）案发滞后,潜伏期较长；（5）多人合谋共同犯罪比例越来越高；（6）涉案金额巨大。对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案例进行总结,犯罪主要手法主要有：（1）实施财务舞弊；（2）滥用决策权；（3）恶意操纵企业经营；（4）对外经营活动中受贿。总结出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特点：（1）权力缺乏监督是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最大的特点；（2）犯罪主体的高智商化；（3）会计手法是侵占型职务犯罪的重要保护伞,会计人员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帮凶”。（4）手法的隐蔽性和复杂性；（5）犯罪的危害程度大。分析了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对企业的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主要是减少企业的资产或增加企业的成本费用和负债,结果是降低企业的服务水平和竞争力,降低企业的利润。而间接影响则是影响企业文化、企业正常生产秩序以及企业的公众形象,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最终的结果是降低企业的价值。第四章分析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原因。这一部分从公司制的制度特征、契约、经理人市场机制、薪酬激励机制等方面展开分析；同时,还将从“欺诈三角理论”的分析视角展开探讨；最后,从“机会”的角度,对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期望收益进行了数学分析,并得出结论：如果企业高管是理性经济人,舞弊的期望收益（U）越大,舞弊越可能发生；舞弊的期望收益（U）小于零,舞弊就不会发生。对舞弊的惩罚必须防微杜渐,且罚款金额必须大于舞弊收入的一定的倍数,对舞弊者才有威慑力。第五章研究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会计调查。研究了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发现机制——根据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主要会计手法的分析与总结进一步提炼出“红色预警标志”。如对那些缺乏权力制衡机制、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及执行不到位的企业和工程建设投资大、设备采购金额大的项目等。并研究了如何运用这些红色预警标志确定侵占型职务犯罪的重点调查企业。研究了侵占型职务犯罪的会计调查应遵循的原则、会计调查方法与程序。其中的原因主要有独立性原则、专业胜任能力原则、高度怀疑的态度原则、重要性原则第六章探讨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治理与防范。根据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主要会计手法、机理、会计调查,论文从监管者、企业自身、法律制定与执行、社会和企业高管自身等5个层面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论文的研究方法：论文将采用规范研究、案例研究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其中,涉及到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基本概念与机理分析、“红色预警标志”的研究及防范措施的提出将主要采用规范分析方法；侵占型职务犯罪的主要特征的分析与总结,将主要运用统计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较系统地揭示企业高管职务犯罪最为深刻的方面——侵占型职务犯罪的特征及其机理。（2）较系统地分析与论述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会计手法及识别信号——“红色预警标志”。（3）从法务会计的会计调查视角,阐述针对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会计调查原则,及根据犯罪类型提出的针对性的会计调查程序和具体方法。同时,提出防范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措施。
高达[3]（2014）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研究》文中指出“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农业生产水平和效益能否持续提高、农村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能否持续进步、农民权益和意愿能否得到尊重和实现，对中国政治局面是否稳定、国民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社会是否和谐具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对此合作化、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教训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经验已从正反两面为我们提供有力证明。“一切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三农”问题之核心同样在于农民问题。唯有农民意愿表达顺畅、诉求实现充分、权益保护有力，农民问题才算得到解决，从而农村和农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在中国最庞大的且原子化特征明显的人口群体与中央集权制的政府之间，需要一个完善的组织体充当“桥梁”，将特定区域内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代表农民个体向国家表达诉求、索取资源和权益、寻求保护，减轻国家同时面对亿万分散个体的工作负担，提高国家与个体农民之间谈判效率、降低沟通成本。对这一“桥梁”的选择，基层政权组织、农民专业合作化组织、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均有其不适宜性。在此背景下，一直备受忽视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逐步走进我们的视野。当下我国急需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建设，仍然基于“一切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这一客观规律，其中最迫切的还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制度建设。在成员制度中，基于人的逐利天性，成员权利制度无疑是相关主体的核心关注点。遗憾的是，包括成员权制度在内的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整体制度建设目前仍相当滞后、不受重视，理论界对相关问题的争议和分歧亦颇多。本文从上述背景出发，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为关注点和切入点，分以下几部分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农民问题乃至“三农”问题的解决贡献绵力：第一章首先关注成员权的组织基础。农民集体作为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地位是长期不变的，否则会动摇社会主义基本所有制。但由于目前农民集体制度和实践中的缺陷，导致集体经济运营效率较低、集体财产流失严重、权益受侵害频繁。对于解决措施，本文认为农民集体自身的实体化和法律人格完善在近期内可行性不大，必要性亦不强，在其继续保持虚化的前提下可通过完善农民集体权力与意志代理制度促进农民集体利益保护。对代理主体的选择，基层政权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化组织均有其不适宜性，代理权之争就变成基层社区自治组织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争。代理权之争得出最终结果的必要前提之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如同基层社区自治组织一样内涵和范围明确，而当前我国理论和实务界对此的看法仍相当模糊和混乱。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采狭义界定，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下位概念，独立于基层政权组织和基层社区自治组织，范围上限于村一级和村内一级，并以村内一级集体经济组织为主。在行政力量逐步撤离农村，“政社合一”时代真正终结等社会背景下，为使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符合其角色定位、高效专注履行应有职责，鉴于其过去承担农民集体经济代表权的效果欠佳、认可度较低，同时基于笔者对立法者真实意图的判断，本文认为现阶段应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集体的优先代理地位，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确认其唯一代理地位。当代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社区性、对农民集体的代表性、职能和宗旨的多元性和复合性、公权力色彩与市场主体性质并存等特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性质上并非企业法人，但又存在赋予其法人资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无法将其归入现有任一非企业法人类别的情况下，本文认为立法应为其和村委会新设“基层自治组织法人”之分类，在同一农村社区范围内构建农民集体为虚位化所有权主体，村委会负责政治、社会事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经济事务，分工配合的稳定三角形结构。第二章开始关注成员权的内涵，包括权利主体、权利定义、性质、特征和具体内容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基层社区自治组织成员不能混同。应以自然人为唯一成员主体类型，同时承认“户”为成员权利行使和义务履行的基本单位之一，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不能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应对成员施加年龄或民事行为能力限制，以保护其基本保障权益。接下来在探讨了一般意义上的成员权的内涵、性质的基础上，结合集体经济组织的特点，界定了当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内涵，认为其性质上与其他类型成员权一样，不应被完全划入身份权、财产权或混合型权利，而应属“成员权（或社员权）”这一独立权利分类，其具体性质过去以身份权为主，未来有可能以财产权为主，但需多种因素配合。现阶段成员权性质呈现出综合性、多样性和分阶段性，发生阶段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接下来探讨了成员权的特点及其与一般意义上的成员权、基层社区自治组织成员权、股东权、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成员权的区别。最后探讨了成员权的内部构造，认为应划分为财产性权利与服务于财产性权利的权利两大部分，并探讨了各子权利的内涵和性质。第三章集中探讨了成员权的取得和丧失。本章前半部分提出在成员权取得和丧失判断标准立法无法被现有任何一部立法所全部吸纳，由全国人大对其进行专门立法存在困难，通过颁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附带解决这一问题的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为应对实践迫切需求，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应先授权国务院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办法》，以缓解现状，保持立法灵活性，为未来立法总结经验、预留空间。本章后半部分在总结现有观点基础上，基于城乡关系、工农业关系彻底转变，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代表的城乡一体化改革全面启动，地域、产业间人口和资源流动从被禁止到被鼓励，农民阶层经济和权利意识觉醒、权益要求日趋多元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农民集体财产及收益的功能、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性质和权能从单一走向多元、复合化等时代背景，提出构建成员权取得和丧失判断标准应奉行保护少数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和尊重集体自治权并重、国家适度干预和尊重集体自治并重，保护个体基本保障权益和保护个体财产权益并重，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维护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与尊重个体多元化生产生活要求、促进地域和产业间人口和资源合理流动并重三大基本原则。在适度扬弃已有标准、加入新标准后，本文认为当前成员权的取得和丧失应实行综合性判断标准，以基本保障标准、土地承包经营权标准、集体自治标准为核心，户籍标准为辅助。基本保障标准最为优先、适用范围最广；土地承包经营权标准仅适用于有限情形，但在特定情形下优先于基本保障标准；集体自治标准劣后于前两种标准。最后探讨了支付集体规定对价的申请加入者、超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外嫁女、入赘婿、离婚或丧偶者、退休或退养回乡人员、长期外出经商或务工人员等成员权取得或丧失中的特殊情形。第四章集中关注了成员权的行使和救济领域引发纠纷较多的核心性问题。在本章前半部分，对成员退出权问题，本文认为基于城乡一体化改革的需要和成员多元化生产生活追求，应赋予成员自由退出权，但为降低负面影响，成员退出请求应至少提前一年提出，退出时承包地应优先进行内部流转或由集体回购，对外流转应取得集体自治同意，宅基地则只能内部流转或集体回购。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使，本文认为应不再设定行使期限，尽快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和定价机制，以促进农村土地优化配置、高效使用和规模化经营。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使，因其仍属基本保障性质权利，宅基地分配严格实行“一户一宅”，未分立新户则不得请求分配或置换新宅基地，同时流转用途严格限制为基本居住使用，流转范围最多扩展至本镇。对集体其他财产和收益分配权的行使，应对尚未出生胎儿加以特殊照顾，对常年外出经商或务工成员实行适度的区别对待。对知情权、参与经营管理和决策权的行使，应通过加快集体机构建设和人员配备，借鉴其他已有立法，拓宽权利行使途径，细化并落实相关主体义务和责任等措施予以完善。本章后半部分，对成员自益性救济，本文认为最关键的是成员资格的救济，未来仅应保留司法诉讼一条救济途径，乡镇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裁决可作为成员资格诉讼的重要辅助证据，如此方能符合本来的制度设计和权力分配结构，促进纠纷合理高效解决，不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域未来立法推进造成阻碍。在剥夺乡镇政府、农业主管部门的裁判权后，成员资格诉讼当然属于民事诉讼。对成员共益性救济，应建立成员代表诉讼制度，同时以“内部救济用尽”原则、起诉成员数量须达到一定比例、法院必要时可要求原告提供担保等措施预防和降低对集体、经营管理层和其他成员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王竹林[4]（2008）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一支新型的劳动大军,也是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这一群体的出现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并带来一系列问题。农民工问题不仅涉及到农民工在非农化过程中的充分就业和相关权益保障问题,而且涉及到农民工如何有序进入城市生活,并逐步完成市民化的问题。随着市场化就业取向改革的进行和相关劳动用工制度的完善,从农民到城市农民工的非农化过程已无障碍,但从城市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市民化进程,依然举步维艰,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应当顺应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把握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由30%提高到70%的阶段,即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据此判断,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按照我国小康社会和初步现代化的战略要求,20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0%,2050年,将达到70%。也就是说,在未来40-50年内,将有8亿左右的农民离开土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转移的方式遵循从从农民到农民工,然后再由农民工到市民的“中国路径”,以实现绝大多数乡城流动人口的城市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无疑将构成城市化的主流群体。因此,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态势下,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基于上述背景分析和现实认知,本文选择以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为研究主题,目的在于探索农民工市民化的特殊发展规律,构建系统的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研究框架,以弥补经典的人口转移理论存在的不足,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理论依据。同时,设计和制定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和总体方略,探寻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路径,为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提供政策建议。本文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主线,以城市（城镇）为主要研究区域,以进城农民工为主要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分析视野,借鉴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相关理论,采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方法,采用统计分析手段,在对农民市民化、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理论和实践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科学界定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概念及其内涵,客观描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特征,深刻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进程和现实困境,初步设计了农民工市民化发展的目标和总体思路,并通过城市化战略的调整、制度环境的优化及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再造等战略路径,为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提出了较为客观的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按照逻辑关系,本文主要研究内容由八章构成。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阐述了论文选题的背景、理论基础、同类研究概述和论文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并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设计和制定本文的研究方案。第二章,农民工市民化相关概念的界定。对特定群体的全面、历史的认识,必须从历史关系中,将其作为一股历史流,放在特定的真实的背景中考察。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历史性的事物,需要从发展的视角来认识和研究。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而言,农民工市民化经历了由农民→农民工→市民的阶段性转化过程。为此,本章主要分析和界定了农民工、市民、市民化等相关概念的相互关系和逻辑演化过程,凝练了农民工市民化的“高价化”、“二元化”、“半市民化”等现实特征,为系统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奠定理论基础。第三章,农民工市民化的动因、条件和经济社会效应分析。本文认为,农民工市民化行为是其基于比较利益追求和市场选择的结果。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的经济动因;获得城市净期望综合收益是其市民化的理性动因,净期望综合收益越大,市民化倾向就越大。其次,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需要一系列条件做保证,其中制度安排的稳定预期、城市化发展水平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等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客观必要条件,而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和能力则是其市民化的主观内在条件。正是在主客观条件的交互作用下,农民工市民化才得以顺利进行。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不仅可以改变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而且客观上促进了农业、农村和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农民工个人、农业农村和城市社会三方利益“多赢”的格局。第四章,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进程及现实困境。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不断流入和不断回流的动态的过程,若从时序变化来疏理这一历史进程,农民工市民化经历了非农化、非农化与城市化、完全城市化等不同历史时期。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时代赋予的战略任务;由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条件供给不足,使农民工市民化陷入拉力不足的城市化困境;退出难、进入缓慢、融合难的制度困境;“综合能力贫乏”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困境。充分认识这些困境,是制定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和思路的现实依据。第五章,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和总体思路。本章首先从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的角度,设计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战略目标。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战略目标是:产业上的非农化、地域转移上的城市化、身份转化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市民化等“四位一体”目标的统一。其次,制定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原则和思路。考虑农民工群体不断分化的实际,农民工市民化应坚持分类指导和分步实施相结合、效率优先和适度规模相结合、渐进模式和终极模式相统一、市场取向和政府引导相结合等原则。以城市化为基础条件和载体、以制度环境的优化为关键和突破口、以教育发展和培训为途径,坚持机会创造、环境优化和能力提升相结合、市场机制与政府主导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上而下力量相结合,拉动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第六章,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化战略选择。本章首先结合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特征,提出了城市化战略调整应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为取向,通过大中小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城市化战略分流过度集中的人口流动。其次,优化城市产业结构,重点发展城市住宅业和现代流通服务业,注重城市之间纵向产业链的产业关系导向,培育城市非正规经济主体,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稳定就业机会。第七章,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建设与创新。本章首先分析了制度变迁的理论,包括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的临界和原则。其次,提出了制度创新的内容,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创新应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的环节入手,进行农村退出的土地制度、城市进入的户籍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以及城市融合的社会保障制度、居住和教育制度等制度建设和创新,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第八章,农民工市民化人力资本的提升和社会资本的培育。本章在简要分析农民工市民化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形成条件和形成机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和社会资本培育的途径。认为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重在教育和培训。通过教育和培训的内容设计、体系完善、模式选择、以及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个人三方担负责任机制的形成,全面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思想文化和道德素质,提高市民化的综合能力;同时,农民工社会资本培育,重在组织力量的增强和社会关系的维护和拓展。通过多元组织力量的调动、农民工与市民交往融合的文化环境的营造、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自我投资意识的增强等途径,使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的同时,加快其市民化进程。
刘难[5]（2008）在《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过程中,一个显着的特征就是家族企业的崛起。许多研究表明,家族企业的持续和快速发展是中国经济保持不断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事实证明,哪个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得快,那个地区的经济就越发达。目前,处于创业和成长阶段的中国家族企业大都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古典式家族企业组织形式。但由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家族企业的发展历史不长,规模不大,技术落后,“富不过三代”,平均寿命短等现象表现得格外突出,尤其是加入WTO给家族企业带来更为严峻的竞争态势。家族企业由于其自身的特定条件,生存遇到很多的困惑,壮大有着很多的“瓶颈”,发展面临众多的矛盾,它们期待着理论上的探讨、解答和指导。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对处在不同阶段的家族企业,其匹配的组织形式如何?组织发展和变迁的路径怎样?中国家族企业是否还应继续存在等中国家族企业问题,是一个急待研究的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现实中的家族企业是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企业个体,发展程度不同,选择的组织形式应该有所差异,根本不存在某一种企业组织形式会适合于所有的家族企业。文章在考察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内部和外部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家族企业发展的经验,总结中国东部地区家族企业发展的经验及教训,研究对处在不同阶段的中国家族企业所匹配的企业组织形式及其变迁的路径问题,探讨影响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的因素,特别是中国家族企业组织从古典式向现代企业制度变迁及集群化成长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寻求适宜中国家族企业持续发展壮大的企业组织创新思路,并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家族企业健康成长提供实践指导,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为此,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剖析了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和变迁的现状。（1）对中国家族企业的历史沿革、发展现状、主要类型、发展和变迁的基本特征进行了纵向分析。明确了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存在着三种主要类型,家族企业以两权合一的古典式家族企业组织形式居多,但是部分家族企业的公司化行为已开始起步,部分家族企业通过与其它企业的网络联系形成家族企业集群也获得发展。（2）通过横向分析并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英、美、日）家族企业的横向比较,明确了中国家族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竞争力不足、规模不大,平均寿命短暂及组织创新机制受到约束等;影响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的基本因素是企业所处的外部市场和社会信任环境以及企业内部的制度、技术和管理能力等。第二,系统地探讨了影响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的基本因素、条件和方式。（1）针对家族企业公司化变迁路径,分析了企业规模、外部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企业家网络）以及成本与效益等对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的影响。其中,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侧重于研究职业经理人市场对家族企业雇佣职业经理人员以实现企业两权分离的影响,产品市场的分析侧重于研究制度性产业进入壁垒对家族企业两权分离的影响,资本市场的分析侧重于研究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家族企业上市的影响;社会资本的分析侧重于研究信任和企业家网络对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的影响。（2）针对家族企业集群化变迁路径,重点分析了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企业家网络）以及专业化分工对家族企业组织集群化变迁的影响。（3）提出了多步到位的微调式的家族企业组织变迁方式,和组织刚性下的家族企业组织变迁方式。第三,运用数理技术给出了家族度、家族控制权度、合作伙伴的弹性管理、家族企业变迁的临界点等数学模型等,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定量化研究,争强了相关结论的可信度和说服力。第四,通过对四川新希望集团、茂隆公司、正泰集团及长春汽车企业集群等个案分析,使本文的研究具体化和实证化。第五,通过对处在初创期、合作期、发展期等不同阶段的十二个家族企业的调查,针对中国家族企业成长所面临的外部市场不发达、社会信任水平较低、产权明晰度低、管理社会化步伐较慢以及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等实际状况,提出了进一步建立与完善促进我国家族企业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外部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环境、社会信任环境和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包括经营者的选择和激励约束机制、企业家精神培育）、实施集群化成长模式为依托的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战略等政策建议。
詹玲[6]（2006）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形成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末还出现了蔚为壮观的“民工潮”。农民工现象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产物，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任务。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对于进一步深入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特别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特点，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立论依据。全文包括导论、正文九章和结束语。 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介绍、评析了本课题研究的国内外现状，介绍了本论文的基本思路、重点、难点以及创新点，并说明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第一章概述了农民工的基本内涵、历史追溯以及农民工问题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本章主要有三点：一是论述了本文所使用的农民工概念，并分析比较了与农民工相关的几个概念，以进一步深化对农民工概念的理解；二是论述了农民流动的历史过程以及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指出“一定意义上说，一部农民工史就承载了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史”；三是分析了农民工问题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同时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党执政历史使命的战略任务，而农民工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二章分析了农民工出现、发展、流动的原因。一是深入分析了农民工出现、发展、流动的历史必然性，着重从社会化大生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及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存在等方面进行论述；二是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流出地、不同文化程度等方面对农民工的流动原因进行微观比较。 第三章、第四章分别论述了农民工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以及农民工问题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挑战。第三章重点论述了农民工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指出农民工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第四章从农民工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权益困境以及农民工所伴生的社会问题两个方面，着重探讨了农民工问题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带来的不和谐因素，分析了“没有体制的体制”是产生这些不和谐因素的根源。
吕洪霞[7]（2005）在《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家族企业是出现最早的企业形式,也是当代企业群体中数量最为庞大、内部结构与关系最为复杂、规模差异最大的一种企业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崛起、已经表现出强大活力的民营企业,其中的大多数在形式上就是家族企业。这些家族企业不仅在我国当前的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也将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企业群体,也关系着我国的社会发展与文化的进步。由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家族企业的发展历史短暂,规模不大,技术落后,“富不过三代”的现象表现得格外突出,尤其是加入WTO 给家族企业带来更为严峻的竞争态势。家族企业由于其自身的特定条件,生存具有很多的困惑,壮大有着很多的“瓶颈”,发展面临众多的矛盾,它们期待着理论上的探讨、解答和指导。正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所说,家庭和血缘有一切理由能构成研究现代中国的第一主题。因此对中国家族企业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旨在考察我国家族企业内部和外部制度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借鉴国外经验,探寻适宜中国家族企业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思路,为家族企业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指导,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从而更有力地促进我国民营经济和家族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从上述研究目的出发,本文以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为基础,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分析工具,采用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等多种方法,在全面考察和分析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从产权制度、企业治理结构、创新主体、创新动力和效率等角度对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合理取向和模式进行了探讨,最后提出了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战略构想和可行方案。第一章,导论,在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明确研究目的和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章,家族企业与制度创新,在综合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什么是家族企业提出了自己的界定:它是以家庭（或家族）契约关系为基本纽带,以家庭（或家族）成员掌握企业所有权或经营控制权为基本手段的经济组织。它包括从所有权与控制权不
周立新[8]（2004）在《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组织演进研究》文中认为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一个显着的特征就是家族企业的崛起。许多研究表明,家族企业的持续和快速发展是中国经济保持不断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目前,处于创业和成长阶段的中国家族企业大都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古典式家族企业组织形式。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古典式家族企业组织形式该如何发展和演变,这是一个急待研究的迫切问题。本文的主题是,研究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组织演进问题,探讨家族企业组织演进的各种影响因素,从而为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及网络化成长提供理论支撑,并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家族企业健康成长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为此,本文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剖析了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和演变现状。包括:①对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的历史沿革、主要类型、发展和演变的基本特征进行了纵向分析。明确了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存在着两种主要类型、家族企业以两权合一的古典式家族企业组织形式居多、但是部分家族企业的公司化行为已初见端倪、或部分家族企业通过与其它企业的网络联系来获得发展。②通过纵向分析并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美国）家族企业的横向比较,明确了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竞争力不足及创新机制受到约束等;影响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组织演进的基本因素是企业所处的外部市场和社会信任环境以及企业内部的制度、技术和管理能力等。第二,系统地探讨了影响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组织演进的基本因素。①针对家族企业公司化演进路径,分析了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外部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企业家网络）对家族企业组织演进的影响。其中,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侧重于研究职业经理人市场对家族企业雇佣职业经理人员以实现企业两权分离的影响,产品市场的分析侧重于研究制度性产业进入壁垒对家族企业两权分离的影响,资本市场的分析侧重于研究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家族企业上市的影响;社会资本的分析侧重于研究信任和企业家网络对家族企业组织演进的影响。②针对家族企业网络化演进路径,重点分析了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企业家网络）以及专业化分工对家族企业组织演进的影响。第三,通过对DL集团和温州柳市低压电器企业集群的个案分析使本文的研究具体化和实证化。第四,针对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成长所面临的外部市场不发达、社会信任<WP=6>水平较低以及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的实际状况,提出了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建立与完善促进我国家族企业健康成长的社会法制环境、外部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环境、社会信任环境和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包括经营者的选择和激励约束机制、企业家精神培育）、实施以网络化（重点是集群化）成长模式为依托的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战略等政策建议。
姜朋[9]（2003）在《管制、困境与解脱：中国职工持股的法律之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职工持股意味着：企业要先行设立，拥有自己的职工，而后才谈得上实行“职工”持股；同时，企业资本需要拆分为等额的股份以供职工持有，于是，企业已经或将要实行股份制就成为了职工持股的先决条件。持股将使职工获得双重身份，从而取得类似合伙人的地位；原来的出资者则或者完全退出企业，或者与新加入的职工共享企业利益（和风险）。在这一系列变化之后，企业的资本结构和运做机制也会相应地发生某种变化。因此，职工持股可以算是实现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出资者多元化的内部途径之一。 在国有企业改革是由政府引导的前提下，作为一种改革方式的职工持股也必然受到政府意志的左右。无论政府采取个案介入的方式决策职工持股施行与否，还是通过立法对职工施加入股和长期持股义务，都可能严重扭曲职工持股的交易属性，实际地剥夺职工自主选择的权利与自由，甚至是强迫其接受企业原所有者转嫁来的风险。在打击“不规范”行为和追求“规范”状态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虽违犯法律理念和原则精神，但却叠床架屋、无处不在的政府部管制措施，正是它们将职工持股一步步拖向政府预设的管制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最终陷入困顿可能就是职工持股的一种宿命。然而，上述分析表明，这种困顿毋宁说是施加于职工持股之上的政府管制的困境。 职工持股作为一个多方参与的利益分配过程，它的实行往往伴随着各方当事人的角色转换与利益冲突。管制型的政府总是试图替代当事人做出决定，但它又不能始终正确区分自己兼任的社会事务管理者（规则制定者）和企业所有者的双重身份，从而失去中立和超脱的地位，不仅无助于协调和消解，甚至反而加深了已有的矛盾和冲突。 政府的管制立场也使得其制定的法律地位十分尴尬——在相当程度上，它们都成了贯彻管制政策的工具，而在解决职工持股真正面临的问题方面却少有作为，更遑论助其走出困顿了。基于以往的民商法律制定修改情况判断，目前并不存在为职工持股专门立法的空间。更何况，现实中已然存在着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分野的趋势。这种情况下，不考虑法律条文背后的立法政策，仅试图通过完备立法就能使职工持股走出困境的想法无异于天方夜谭。 此外，由于不同国家面临的问题不同，其政治、经济、法律体制也都存在巨大差距，因而，并不存在一个既定的、一般意义上的职工持股的国际惯例可供中国职工持股立法与实践遵循。中国职工持股问题的解决之道仍然需要到中国现实中去寻找。 总之，“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职工持股能否摆脱困境归根到底在于政府。只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管制、困境与解脱:中国职工持股的法律之路有当政府放弃过多的、不必要的管制，职工持股的当事人去协调和安排其利益与事务才成为可能。也只有当政府回到外部观察者和纠纷的最终裁决者的位置，有关职工持股立法政策的转型才能完成;法律面向所有实行和有意实行职工持股的企业（无论其类型如何）提供一体的保障，通过税收等杠杆协调由职工持股而导致的收入差距，防止贫富过于悬殊，以及监管和制约内部人控制，制止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等目标也才可能实现。而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取决于政府的转型，取决于政府对自己的双重身份做出取舍。 本文运用了案例分析、文本分析、比较等研究方法，还借鉴了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己有的研究成果，作为理论和事实上的支持。 本文拟分七章。除第一章引言和第七章结论以外，其它各章的安排大致如下: 第二章中国职工持股的管制特征:历史与现状，通过回顾职工持股产生的历史过程，勾勒出现实中职工持股受管制的特征。具体内容涉及管制对职工持股类型的塑造，管制的主体、方式与内容等问题。 第三章管制的困境，揭示了有关职工持股的管制所面临的困境。首先从有关内部职工股的“不规范”指摘入手，说明过度的管制在将内部职工股陷于停滞的同时，也使自己落入困境。在此基础上，着重考察有关管制在法理上的违谬及其对职工持股的属性所造成的扭曲。 第四章对管制及其困境的成因分析，首先指出国企职工持股改革所受到的管制其实是一种路径依赖:计划时代全能型政府在转轨时期的继续表演。进而将通过分析职工持股的功能、各方当事人的角色转换及其彼此间的利益冲突，论证了由本是一方当事人的政府（国企所有者的代表）为其他当事人制定管制规则的做法是造成政府管制困境的最终根源。 第五章学者的药方与管制困境的解脱，质疑了一些学者提出的“统一立法”和 “与国际惯例接轨”等学说。第一节将在反思立法优位的基础上，通过讨论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事权等方面的分化，揭示出经济发展需要对二者立法权限进行适当划分以及目前的法制框架无法充分满足这一需要的事实，说明不考虑实际情况的“统一立法”并不能使职工持股的政府管制摆脱困境。第二节主要运用比较的方法，通过对英、美、俄等国职工持股的早期实践、立法模式、法律的鼓励措施以及职工持股的具体运作机制等方面的比较，解构了所谓“国际惯例”的神话，论证了中国职工持股?
袁定金[10]（2003）在《国有资本运营中的激励与约束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优秀的企业家是企业发展乃至社会、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而这种资源又是非常稀缺的。一个经济体制能否高效地利用有限资源以达到社会预期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近年来，企业激励约束机制的研究在学术界和企业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在企业激励约束理论研究中，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着眼于对一般职工的奖惩，而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则缺乏理论探讨和实践。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委托代理关系下，企业人力资本是企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这种人力资本是巴塞尔（Barzel）所说的“主动资产”，它的所有者（企业家）完全控制着资产的开发利用。因此，当人力资本产权的一部分被限制或删除时，产权的主人可以将相应的人力资产“关闭”起来，从而导致人力资本在德姆塞兹（Demsetz）意义上的“残缺”。更重要的是，这部分被限制和删除的人力资本的产权，根本无法被集中到其他主体的手里而做同样的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可以使这种资产的经济利用价值顿时一落千丈。因此，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便成为现代激励理论的研究中心。在众多的激励手段中，企业经营者的报酬则是最主要的一种，这不仅仅是因为报酬本身的经济（金钱）作用，还因为在现代社会，报酬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象征着个人的社会地位、成功与否、权利乃至尊严等。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的关键在体制，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目的就是要把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能量最大限度释放出来。企业经营者在国有资本运营中处于重要的地位，他们承担国资运作、市场营销、内部管理乃至政策义务等重大使命。我们在肯定相当一部分国企经营者在很困难的情况下胸怀大志、克己奉公、取得骄人业绩的同时，也应正视不少国企经营者的苦衷，应该重视国企经营者怨言也不少、心里不够“平衡”、投资急功近利、在职消费失控、侵蚀利润、转移资产、营私舞弊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只要存在所有者的授权经营，就一定存在所有者和经营者“目标利益不一致”、“信息不对称”、“责任风险不对称”等所谓的“代理问题”。非国有企业的产权特点和灵活机制使其具备了缓解“代理问题”问题的一些条件。要留住并造就一大批优秀的企业经营者，就必须重视“代理问题”的研究，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处理好国家与经营者的利益分配关系。本论文主要就如何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在激励与约束方面，根据我国<WP=3>市场经济的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尝试性的探讨研究。第一、对国内外的激励约束机制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较详细的概括总结，提出了人类需要理论是激励约束机制的理论基础的观点，并从现代企业中形成的一系列关系（股东与董事会的“法人财产权关系”、董事会与经营者的“法人财产权与经营权分离”、经营者与职工的“劳动合同制度”）、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践两个方面论证了在国有资本运营中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的必要性。同时，对在国有资本运营中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的内容、原则、以及激励与约束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一定深度的研究，指出应借鉴西方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经验，完善在我国国有资本运营中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的环境条件。第二、将激励分为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①对于物质激励，从物质激励的时代特征分析开始，提出“按劳分配”需要创新，物质激励应更多体现对人力资本激励的观点，由此对物质激励的原则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同时根据经营者物质激励最优方案设计原理，设计了经营者物质激励最优方案模型，指出在最优方案模型总量控制经营者收入前提下，经营者物质收益构成应主要包括年薪制收入、职务消费和股权收入三部分。最后，就职工的物质激励，在国有企业职工个人需要与国有企业发展、国有企业职工物质激励与效率以及如何构建科学的员工物质激励机制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②对于精神激励，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国有资本运营中实行精神激励的客观必要性，概括总结了精神激励的内容、原则，并根据对当前精神激励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了解决国有资本运营中精神激励的有关办法。第三、通过对国有资本运营约束的特殊性分析，对国有资本运营约束机制的目标、一般原则、内容及分类进行了全面研究，并结合当前我国国有资本运营约束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市场与非市场两方面如何建立国有资本运营约束机制的一系列措施。在市场方面，通过对市场约束机制的一般机理的研究，指出资本市场、经理市场、产品市场对经营者的约束，主要应通过企业市场价值指标、声誉显示、企业会计财务指标来实现，并因此需要建立接管（并购）机制、破产机制、竞争选聘机制、盈亏奖惩机制。在非市场方面，国有资本运营的约束主要通过资产所有者的约束、代理人的约束、职工及党委的约束、法律约束和会计约束等五个方面来实现。第四、绩效评价是国有资本运营激励约束机制有效运行的保障，本论文从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方面入手，对绩效评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绩效评价系统主要由评价目标、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六大要素组成，指出新经济时期国
二、股份化是公有制较有效的实现形式──海口市公有制企业改革调查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股份化是公有制较有效的实现形式──海口市公有制企业改革调查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2）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会计调查与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原因分析 |
| 1.2.2 关于腐败的后果 |
| 1.2.3 对舞弊识别的讨论 |
| 1.2.4 关于腐败行为的防范与治理 |
| 1.2.5 实证研究方面 |
| 1.2.6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基本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重点难点、创新之处 |
| 1.4.1 重点难点 |
| 1.4.2 创新之处 |
| 2 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理论概述 |
| 2.1 高管职务犯罪的概念 |
| 2.1.1 高管的概念及其界定 |
| 2.1.2 高管职务犯罪的定义与分类 |
| 2.2 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概念与分类 |
| 2.2.1 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涵义 |
| 2.2.2 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分类 |
| 2.3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3.1 经济人假设 |
| 2.3.2 博弈论 |
| 3 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现状分析 |
| 3.1 统计分析 |
| 3.1.1 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呈频发之势 |
| 3.1.2 国有企业中侵占型职务犯罪所占比例高 |
| 3.1.3 国企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中受贿案比例最高 |
| 3.1.4 潜伏期较长 |
| 3.1.5 多人合谋共同犯罪比例越来越高 |
| 3.1.6 涉案金额巨大 |
| 3.2 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主要手法 |
| 3.2.1 实施财务舞弊侵占公款 |
| 3.2.2 滥用决策权侵占企业资产 |
| 3.2.3 恶意操纵企业经营实施职务侵占 |
| 3.2.4 对外经营活动中行贿受贿 |
| 3.3 侵占手法的特征分析 |
| 3.3.1 犯罪主体的权力缺乏监督 |
| 3.3.2 犯罪主体的高智商化 |
| 3.3.3 犯罪手法的隐蔽性和复杂性 |
| 3.3.4 财务会计方法是重要手段 |
| 3.3.5 犯罪的危害程度大 |
| 4 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成因分析 |
| 4.1 基于经济学的原因分析 |
| 4.1.1 委托代理问题 |
| 4.1.2 激励机制缺乏合理性 |
| 4.1.3 国有企业经理人选聘机制与经理人市场不够完善 |
| 4.1.4 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抬高了国企高管的业绩 |
| 4.2 基于“三角理论”的成因分析 |
| 4.2.1 压力(动机)分析 |
| 4.2.2 机会分析 |
| 4.2.3 道德层面分析 |
| 4.3 对侵占者收益的数学分析 |
| 4.3.1 侵占者的期望收益 |
| 4.3.2 推论 |
| 5 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发现与会计调查 |
| 5.1 通过红色预警标志筛选发现线索 |
| 5.1.1 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红色预警标志 |
| 5.1.2 红色预警标志的运用 |
| 5.2 会计调查的原则程序和方法 |
| 5.2.1 调查的原则 |
| 5.2.2 调查程序 |
| 5.2.3 识别企业高管侵占型犯罪风险因素的方法 |
| 6 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治理与防范 |
| 6.1 监管层面的治理与防范 |
| 6.1.1 督促企业完善相关制度 |
| 6.1.2 权力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地巡查 |
| 6.1.3 建立和完善举报制度 |
| 6.1.4 加强对改制企业的监督 |
| 6.2 企业自身的治理与防范 |
| 6.2.1 建立健全法律咨询制度和机构 |
| 6.2.2 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 |
| 6.3 法律制定与执行层面的治理与防范 |
| 6.3.1 立法方面 |
| 6.3.2 执法方面 |
| 6.4 社会层面的治理与防范 |
| 6.4.1 社会文化与道德的建设 |
| 6.4.2 健全市场机制 |
| 6.4.3 加强信息共享方面的建设 |
| 6.5 企业高管加强自身的修养 |
| 6.5.1 高管应该养成重大决策前咨询律师的习惯 |
| 6.5.2 国有企业高管要保持心理平衡 |
| 6.5.3 高管必须远离赌博等不良嗜好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论题及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组织基础 |
| 第一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 |
| 一、 农民集体财产的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合并抑或分立 |
| （一）农民集体的界定 |
| （二）农民集体的制度和实践现状 |
| （三）农民集体的制度和实践完善 |
| 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现有立法及理论观点 |
| 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定义及范围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和现状 |
| 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沿革 |
| 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现状 |
| 第三节 新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构建的社会背景 |
| 一、 城乡关系和工农业关系转变 |
| 二、 政社合一时代正式终结 |
| 三、 城乡间人口和资源自由流动 |
| 四、 农民集体生产生活模式日趋多元 |
| 五、 农民阶层权利意识和经济意识觉醒 |
| 六、 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健全 |
| 第四节 新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构建 |
| 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位 |
| 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和特点 |
| 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力配置 |
| 第二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内涵 |
| 第一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权利主体 |
| 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基层社区自治组织成员的区别 |
| 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主体形态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定义和性质 |
| 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定义 |
| 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性质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特征 |
| 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特征 |
| 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与其他近似概念的区别 |
| 第四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内部构造 |
| 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具体内容 |
| 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各子权利之间关系 |
| 第三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取得和丧失 |
| 第一节 成员权取得和丧失判断标准的立法模式 |
| 一、 成员权取得和丧失判断标准的立法现状 |
| 二、 成员权取得和丧失判断标准的立法模式 |
| 第二节 成员权取得和丧失判断标准的已有观点 |
| 一、 成员权取得标准的已有观点 |
| 二、 成员权丧失标准的已有观点 |
| 第三节 成员权取得和丧失判断标准的构建 |
| 一、 构建成员权取得和丧失判断标准的基本原则 |
| 二、 已有标准的扬弃和新标准的加入 |
| 三、 新的综合性判断标准体系的构建 |
| 第四节 成员权取得和丧失中的特殊情形 |
| 一、 支付对价而申请取得成员权的人员 |
| 二、 已有成员的非婚生子女和超计划生育子女 |
| 三、 婚姻关系发生变动的人员 |
| 四、 退休、退养回乡的人员 |
| 五、 长期外出经商、务工的人员 |
| 六、 服役、服刑的人员和在校学生 |
| 第四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行使和救济 |
| 第一节 成员权的行使 |
| 一、 成员权取得与行使之间关系 |
| 二、 退出权的行使 |
| 三、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使 |
| 四、 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使 |
| 五、 集体其他财产和收益分配权的行使 |
| 六、 知情权、参与经营管理和决策权的行使 |
| 第二节 成员权的救济 |
| 一、 成员权救济的制度和实践现状 |
| 二、 成员资格的救济 |
| 三、 成员共同权益的救济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动态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动态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农民工市民化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 农民工概念的界定 |
| 2.1.1 农民工概念的历史演化 |
| 2.1.2 农民工的内涵、特征及类别 |
| 2.2 市民的概念及特征 |
| 2.2.1 市民的形成 |
| 2.2.2 市民概念及特征 |
| 2.3 市民化与农民工市民化 |
| 2.3.1 非农化、城市化与市民化 |
| 2.3.2 市民化的内涵及特征 |
| 2.3.3 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及特征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农民工市民化的动因、条件及经济社会效应 |
| 3.1 农民工市民化的动因 |
| 3.1.1 获取城乡比较收入的经济动因 |
| 3.1.2 获取城市净期望收益的理性动因 |
| 3.2 农民工市民化的条件 |
| 3.2.1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前提条件 |
| 3.2.2 城市化发展的依托条件 |
| 3.2.3 稳定预期的制度性保障条件 |
| 3.2.4 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与能力等主观条件 |
| 3.3 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社会效应 |
| 3.3.1 农民工市民化的个人收益 |
| 3.3.2 农民工市民化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 |
| 3.3.3 农民工市民化对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困境 |
| 4.1 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进程 |
| 4.1.1 非农化阶段 |
| 4.1.2 非农化与城市化相结合的阶段 |
| 4.1.3 市民化发展阶段 |
| 4.2 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困境 |
| 4.2.1 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化发展困境 |
| 4.2.2 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困境 |
| 4.2.3 农民工市民化的资本困境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和思路 |
| 5.1 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 |
| 5.1.1 农民工市民化目标的规定 |
| 5.1.2 农民工市民化目标的考量 |
| 5.2 农民工市民化的原则与思路 |
| 5.2.1 农民工市民化应坚持的原则 |
| 5.2.2 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思路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化战略选择 |
| 6.1 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化战略选择 |
| 6.1.1 城市化战略选择的历程 |
| 6.1.2 实施大都市圈发展战略 |
| 6.1.3 实施城镇城市化发展战略 |
| 6.2 发展城市产业依托，扩张城市就业容量 |
| 6.2.1 以就业为取向的城市主导产业的选择 |
| 6.2.2 农民工市民化城市“非正规经济主体”的培育 |
| 6.2.3 农民工市民化城市产业链的形成和产业集群的发展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建设与创新 |
| 7.1 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变革的理论分析 |
| 7.1.1 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变革的临界 |
| 7.1.2 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变革的低成本与高效率原则 |
| 7.2 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 |
| 7.2.1 农村退出的土地制度改革与创新 |
| 7.2.2 城市进入的户籍制度改革与创新 |
| 7.2.3 城市融合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创新 |
| 7.2.4 城市融合的劳动就业制度改革与创新 |
| 7.2.5 城市融合的住房制度改革与创新 |
| 7.2.6 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农民工市民化人力资本的提升和社会资本的培育 |
| 8.1 农民工市民化人力资本的提升 |
| 8.1.1 农民工市民化人力资本形成的条件及机理 |
| 8.1.2 农民工市民化人力资本提升的途径 |
| 8.2 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资本的培育 |
| 8.2.1 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资本形成的条件及机理 |
| 8.2.2 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资本培育的途径 |
| 8.3 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研究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1 交易成本理论 |
| 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3 产权理论 |
| 2.3.1 团队生产学说 |
| 2.3.2 两权分离理论 |
| 2.3.3 所有权配置理论 |
| 2.4 聚群理论 |
| 2.5 自组织理论 |
| 第三章 家族企业释义、分类及特征 |
| 3.1 家族的涵义 |
| 3.2 家族企业的界定、分类及特征 |
| 3.2.1 家族企业的定性化界定、分类 |
| 3.2.2 家族企业的定量化界定、分类 |
| 3.3 中国家族企业组织的特征 |
| 3.4 家族企业的组织优势分析 |
| 3.5 家族企业组织的成本优势分析 |
| 3.6 中国家族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分析 |
| 3.6.1 规模较小时为拓宽筹资渠道必须选择家族制 |
| 3.6.2 家族企业面对发育不成熟的要素市场，不得不采用家族制 |
| 3.6.3 面对低信任度的社会结构，理智的选择是家族制 |
| 3.6.4 交易费用的考虑是家族企业存在的重要原因 |
| 3.7 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存在问题分析 |
| 3.7.1 家族企业本身在规模、能力方面的缺陷，使其难以适应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 |
| 3.7.2 家族企业内部产权结构的单一，无法构建适应现代企业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 |
| 3.7.3 传统家族观念阻碍了家族企业组织的变迁 |
| 3.7.4 当前的外部市场环境对家族制企业的发展存在制约因素 |
| 第四章 家族企业组织的形成机理与历史沿革 |
| 4.1 企业组织的起源 |
| 4.1.1 马克思关于古典企业形成的观点 |
| 4.1.2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团队学说” |
| 4.2 发达市场经济形成中家族企业组织的变迁 |
| 4.2.1 企业初创期—1840 年以前 |
| 4.2.2 传统型家族企业的裂变：1840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 |
| 4.2.3 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家族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 4.3 中国家族企业组织的形成机理 |
| 4.3.1 中国私营企业选择家族式组织形式的组织根源 |
| 4.3.2 家族企业组织形成的又一根源出—信任博弈 |
| 4.4 中国家族企业组织产生的历史沿革 |
| 4.4.1 中国早期的徽商和晋商产生 |
| 4.4.2 近代中国家族企业的产生——洋务运动时期 |
| 4.5 中国家族企业组织的发展和变迁的历史沿革——转轨时期 |
| 第五章 中国家族企业组织的现状及管理策略 |
| 5.1 初创期家族制企业组织现状及管理策略 |
| 5.1.1 初创期家族企业的特征 |
| 5.1.2 初创期家族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1.3 初创期家族企业的管理策略 |
| 5.2 合作期家族制企业的现状及管理策略 |
| 5.2.1 家族企业合作制的本质 |
| 5.2.2 合作期存在的事实 |
| 5.2.3 合作期存在的必然 |
| 5.2.4 合作期家族制企业的特征 |
| 5.2.5 家族企业合作伙伴的优化组合策略 |
| 5.2.6 合作期家族制企业的弹性管理策略 |
| 5.2.7 家族制企业合作伙伴关系的弹性管理策略 |
| 5.2.8 合作期的家族企业所有权分配—基于合作博弈模型的分析 |
| 5.3 发展成熟期家族企业组织的现状及管理策略 |
| 5.3.1 家族企业发展期的内涵及特征 |
| 5.3.2 发展期家族制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策略 |
| 5.3.3 发展期家族企业的资产管理策略分析 |
| 5.3.4 发展期家族企业控制权管理策略 |
| 5.3.5 家族企业变迁的最终方向——公司化趋势分析 |
| 5.4 实证研究 |
| 5.4.1 希望集团的家族产权制度变迁 |
| 5.4.2 茂隆公司的成长历程 |
| 第六章 中国家族企业组织的公司化变迁路径 |
| 6.1 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的理想模式 |
| 6.1.1 现代公司是家族企业组织发展的必然结果 |
| 6.1.2 现代公司组织与家族制企业组织的比较优势 |
| 6.1.3 现代公司是市场先行国家家族企业发展的理想组织形式 |
| 6.1.4 公司制改造：中国家族企业转型一条的路径 |
| 6.2 家族企业组织变迁与公司治理绩效分析 |
| 6.2.1 家族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绩效分析 |
| 6.2.2 影响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绩效的组织环境分析 |
| 6.2.3 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分析 |
| 6.3 家族制企业组织的适用边界 |
| 6.3.1 决定家族制企业组织适用边界的主要自变量 |
| 6.3.2 家族制企业组织的适用边界模型 |
| 6.4 家族制企业组织变迁路径分析 |
| 6.4.1 微调式的组织变迁路径分析 |
| 6.4.2 存在规模效应时的家族企业组织变迁路径分析 |
| 6.5 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变迁之原因和条件 |
| 6.5.1 家族企业组织变迁之动力分析 |
| 6.5.2 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的动因分析 |
| 6.5.3 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的条件 |
| 6.6 从信任模式看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的临界点模型 |
| 6.6.1 家族企业组织与企业内部信任关系治理 |
| 6.6.2 新的家族企业组织建立的临界点模型 |
| 6.6.3 对模型的扩展分析 |
| 6.6.4 临界点模式对企业家的启示 |
| 6.7 英、美、日家族制企业组织历史变迁的借鉴 |
| 6.7.1 英国工业化时期的家族制企业 |
| 6.7.2 美国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变迁历程 |
| 6.7.3 日本财阀式家族制企业向法人企业形态的转化 |
| 6.7.4 英、美、日家族制企业组织模式变迁的启示 |
| 6.8 国内家族制企业组织历史变迁案例——正泰集团的创立与变迁 |
| 6.9 结论 |
| 第七章 中国家族企业组织的集群化变迁路径 |
| 7.1 家族企业集群的本质 |
| 7.2 家族企业集群组织的特征分析 |
| 7.3 家族企业集群的内在机理分析 |
| 7.3.1 家族企业集群中的竞争、合作与企业组织优化 |
| 7.3.2 家族企业集群内竞争与合作基础上形成的互动机制 |
| 7.4 家族企业集群的组织竞争优势 |
| 7.4.1 家族企业集群的经济组织竞争优势 |
| 7.4.2 家族企业集群的社会组织竞争优势 |
| 7.4.3 家族企业集群的组织优势对企业组织的优化作用 |
| 7.5 中国家族企业集群发展的现状 |
| 7.6 家族企业集群形成的条件 |
| 7.6.1 家族企业集群形成的充分条件 |
| 7.6.2 家族企业集群形成的必要条件 |
| 7.7 家族企业集群的经济效应分析 |
| 7.7.1 家族企业集群组织形式的有效性分析 |
| 7.7.2 家族企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分析 |
| 7.8 家族企业集群的类型 |
| 7.8.1 学习型的家族企业集群 |
| 7.8.2 品牌型家族企业集群 |
| 7.8.3 功能关联型家族企业集群 |
| 7.8.4 植根型家族企业集群 |
| 7.8.5 整合营销型家族企业集群 |
| 7.9 家族企业集群形成的理论分析 |
| 7.9.1 家族企业入群的支付效应分析 |
| 7.9.2 家族企业集群形成的理论分析 |
| 7.10 家族企业集群组织变迁案例—长春汽车配套家族企业集群组织的变迁分析 |
| 7.10.1 长春汽车配套家族企业集群发展现状 |
| 7.10.2 长春汽车配套家族企业集群特征 |
| 7.10.3 长春汽车配套家族企业集群发展的制约因素 |
| 7.10.4 长春汽车配套家族企业集群创新系统构建 |
| 第八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一、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调查表 |
| 二、家族企业基本情况问卷调查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第一章 农民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大课题 |
| 第一节 农民工的内涵 |
| 一、农民工的概念界定 |
| 二、几个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农民流动的历史回顾以及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 |
| 一、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流动 |
| 二、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就业人口的流动 |
| 三、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 |
| 第三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农民工问题的关系 |
|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党执政历史使命的战略任务 |
| 二、农民工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
| 第二章 农民工出现、发展、流动的原因 |
| 第一节 农民工出现、发展、流动的历史必然性 |
| 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 |
|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
| 三、改革开放的直接产物 |
| 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 |
| 第二节 不同类型农民工流动原因的徽观比较 |
| 一、不同性别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差异 |
| 二、不同年龄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差异 |
| 三、不同流出地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差异 |
| 四、不同文化程度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差异 |
| 第三章 农民工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 |
| 第一节 农民工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 |
| 一、降低了工业化成本，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 |
| 二、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
| 三、促进了对外开放，为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支持作用 |
| 第二节 农民工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作用 |
| 一、农民工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进程 |
| 二、农民工促进了我国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 |
| 第三节 农民工对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作用 |
| 一、农民工促进了农村落后文化的消除 |
| 二、农民工推动了城市先进文化的传播 |
| 三、农民工推进了先进农民工群体文化的培育 |
| 第四节 农民工对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作用 |
| 一、农民工在整体上促进了社会稳定 |
| 二、农民工促进了社会公正 |
| 第四章 农民工问题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挑战 |
| 第一节 农民工问题中的不和谐因素 |
| 一、农民工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权益困境 |
| 二、农民工所伴生的社会问题 |
| 第二节 没有体制的体制:不和谐因素产生的根源 |
| 一、城乡二元结构: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基础 |
| 二、没有体制的体制 |
| 第五章 农民工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身份界定和认同问题 |
| 第一节 身份界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
| 一、中国社会阶层及其身份界定问题 |
| 二、社会阶层和身份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
| 第二节 农民工的身份界定和认同困难 |
| 一、我国农民身份的内涵和功能 |
| 二、农民工身份界定的困难 |
| 三、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危机 |
| 第三节 农民工总体上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 |
| 一、工人阶级的内涵变化 |
| 二、农民工总体上应属于工人阶级 |
| 三、农民工作为新式工人阶级的自身特点 |
| 第六章 农民工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社会流动问题 |
| 第一节 社会流动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
| 一、社会流动是现代化发展中的必然现象和趋势 |
| 二、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
| 三、社会流动的机制分析 |
| 第二节 农民工的社会流动问题 |
| 一、农民工进城务工增加了垂直流动的机会 |
| 二、农民工社会流动的不合理性 |
| 第七章 农民工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和管理问题 |
| 第一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社会组织和管理的重要功能 |
| 一、社会组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
| 二、社会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和健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
| 第二节 农民工的党团组织 |
| 一、农民工党团组织建设取得的成效 |
| 二、农民工党团组织面临的新课题 |
| 第三节 农民工的其他社会组织 |
| 一、农民工的工会组织 |
| 二、农民工的妇联组织 |
| 三、农民工的非正规组织 |
| 四、不同程度存在的农民工非法组织 |
| 第四节 农民工的管理问题 |
| 一、农民工管理的现状分析 |
| 二、创新农民工管理体制的主要困境 |
| 第八章 农民工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政策和法律保障问题 |
| 第一节 农民工的政策问题 |
| 一、党和国家有关农民工政策的演变 |
| 二、以往农民工政策的利弊得失 |
| 第二节 农民工的法律问题 |
| 一、农民工法律的现状 |
| 二、农民工法律的缺陷 |
| 第九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农民工的发展趋势和对策问题 |
| 第一节 农民工的发展趋势 |
| 一、农民工问题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的问题 |
| 二、妥善解决农民工问题中的有利条件 |
| 三、农民工发展的主要趋势 |
| 第二节 进一步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基本方向 |
| 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
| 二、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 |
| 三、完善农民工的政策体系 |
| 四、健全农民工的法律法规 |
| 五、培育农民工的社会组织 |
| 六、创新农民工的社会管理体制 |
| 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 结束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及结构安排 |
| 1.4 研究的视角、方法和途径 |
| 1.4.1 研究的视角 |
| 1.4.2 研究方法和途径 |
| 1.5 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 第二章 家族企业与制度创新 |
| 2.1 家族企业的界定 |
| 2.1.1 什么是家族企业 |
| 2.1.2 家族企业的特征 |
| 2.1.3 家族企业存在的合理性 |
| 2.2 企业制度与家族制 |
| 2.2.1 制度及其结构和功能 |
| 2.2.2 企业制度 |
| 2.2.3 家族制 |
| 2.3 家族企业与制度创新 |
| 2.3.1 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 |
| 2.3.2 家族企业制度的变迁路径 |
| 第三章 中国家族企业的产生、发展与现状分析 |
| 3.1 中国家族企业的产生 |
| 3.1.1 早期的徽商和晋商 |
| 3.1.2 洋务运动催生中国近代家族企业 |
| 3.2 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 |
| 3.2.1 现代家族企业的萌生与起步(1984 年以前) |
| 3.2.2 家族企业的缓慢发展(1985-1991) |
| 3.2.3 中国家族企业的壮大(1992-至今) |
| 3.3 中国家族企业的现状 |
| 3.3.1 家族企业的产权主体具有超经济性质 |
| 3.3.2 中国家族企业股权结构的现状 |
| 3.3.3 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现状 |
| 第四章 中国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分析 |
| 4.1 理论认识 |
| 4.1.1 家族企业存在的产权理论基础 |
| 4.1.2 产权清晰的内涵 |
| 4.1.3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合”与“分” |
| 4.2 中国家族企业的产权制度特征 |
| 4.2.1 外部特征 |
| 4.2.2 内部特征 |
| 4.3 中国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创新 |
| 4.3.1 产权制度创新的需求分析 |
| 4.3.2 产权制度创新的供给分析 |
| 4.3.3 产权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
| 4.3.4 产权制度创新的实证考察——温州正泰集团的产权变革 |
| 第五章 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创新分析 |
| 5.1 家族企业治理结构 |
| 5.1.1 基本观点 |
| 5.1.2 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三环模式 |
| 5.1.3 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2 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特征 |
| 5.2.1 内部治理结构特征 |
| 5.2.2 家族企业的外部治理结构特征 |
| 5.2.3 发达国家的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特征 |
| 5.3 中国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创新 |
| 5.3.1 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模式构建 |
| 5.3.2 实现家族企业与委托代理机制的融合 |
| 5.3.3 国际比较的启示 |
| 第六章 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主体分析 |
| 6.1 制度创新主体 |
| 6.1.1 企业家 |
| 6.1.2 企业家性质 |
| 6.1.3 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特征 |
| 6.1.4 企业家与制度创新 |
| 6.2 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主体的成长机制 |
| 6.2.1 企业家是一个动态成长的过程 |
| 6.2.2 企业家成长过程中的三维机制 |
| 6.2.3 企业家“企业生态系统”的“生存检验” |
| 6.2.4 三维机制与家族企业家的成长 |
| 6.3 中国家族企业家的特征 |
| 6.3.1 浓厚的“家族”情结 |
| 6.3.2 具备企业家的素质 |
| 6.3.3 融资能力体现多元化 |
| 6.3.4 社会地位得到提升 |
| 6.3.5 主体间的差异大,对制度创新的认识不同 |
| 6.4 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主体的作为 |
| 6.4.1 提升个人素养,在企业中倡导科学用人机制 |
| 6.4.2 立足企业,完善融资机制 |
| 6.4.3 以家族企业家为中心,打造诚信机制 |
| 第七章 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动力的分析 |
| 7.1 动力因素 |
| 7.1.1 管理创新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组织保障 |
| 7.1.2 技术创新是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物质条件 |
| 7.1.3 国际化对制度创新的作用 |
| 7.2 技术创新对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要求 |
| 7.2.1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理论认识 |
| 7.2.2 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要求 |
| 7.2.3 中国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 |
| 7.2.4 中国家族企业基于技术创新的制度选择 |
| 7.3 中国家族企业管理创新对制度创新的要求 |
| 7.3.1 家族企业管理创新的特点 |
| 7.3.2 基于流程的家族企业管理创新体系的构建 |
| 7.4 国际化对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要求 |
| 7.4.1 国际化对中国家族企业的影响 |
| 7.4.2 中国家族企业面对国际化的制度创新 |
| 第八章 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效率分析 |
| 8.1 企业制度创新与效率 |
| 8.1.1 制度创新效率的概念 |
| 8.1.2 制度安排的效率决定与制度效率递减规律 |
| 8.1.3 制度创新效率的决定 |
| 8.2 制度创新与公司治理绩效 |
| 8.2.1 公司治理绩效: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
| 8.2.2 决定和影响公司治理绩效的制度环境分析 |
| 8.2.3 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及弊端分析 |
| 8.3 家族制企业的制度适用边界 |
| 8.3.1 决定家族制企业制度适用边界的主要变量 |
| 8.3.2 家族制企业的制度适用边界模型 |
| 8.3.3 家族制企业制度转换路径分析 |
| 8.3.4 结论 |
| 第九章 推动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战略构想 |
| 9.1 形成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长效机制 |
| 9.1.1 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关键:家族企业家的自我突破 |
| 9.1.2 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核心: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 |
| 9.1.3 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环境:政府的角色 |
| 9.2 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总体构想 |
| 9.2.1 建立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基点 |
| 9.2.2 实现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系统构想 |
| 9.3 推进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实施方案 |
| 9.3.1 选择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 |
| 9.3.2 选择合理的企业治理模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组织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研究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的释义 |
| 1.2.1 家族企业 |
| 1.2.2 企业网络 |
| 1.2.3 家族企业网络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2 本文的理论基础 |
| 2.1 新制度经济学 |
| 2.1.1 交易费用理论 |
| 2.1.2 产权理论 |
| 2.1.3 委托代理理论 |
| 2.2 经济演化论与组织生态论 |
| 2.3 资源基础理论与企业能力理论 |
| 2.4 社会学理论 |
| 2.5 企业网络组织理论 |
| 2.6 本章小结 |
| 3 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和演变 |
| 3.1 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的历史沿革 |
| 3.1.1 20世纪80年代中国家族企业的萌动与起步阶段 |
| 3.1.2 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家族企业的挫折阶段 |
| 3.1.3 1992年以后中国家族企业的调整与迅速发展阶段 |
| 3.2 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的主要类型 |
| 3.2.1 “内生型”家族企业群体的产生 |
| 3.2.2 乡镇集体企业改制及家族企业的诞生 |
| 3.2.3 国有中小企业的民营化及家族企业的产生 |
| 3.3 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发展和演变的基本特征 |
| 3.3.1 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发展和演变中的公司化行为 |
| 3.3.2 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发展和演变中的网络化现象 |
| 3.4 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影响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组织演进的基本因素 |
| 3.4.1 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4.2 影响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组织演进的基本因素 |
| 3.5 本章小结 |
| 4 影响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组织演进的因素剖析(一)-- 基于公司化演进路径的剖析 |
| 4.1 国家政治法律制度是家族企业组织演进首要的制约因素或促进因素 |
| 4.2 外部市场对家族企业组织演进的影响 |
| 4.2.1 劳动力市场对家族企业组织演进的经济学分析 |
| 4.2.2 产品市场对家族企业组织演进的经济学分析 |
| 4.2.3 资本市场对家族企业组织演进的经济学分析 |
| 4.3 社会资本对家族企业组织演进的影响 |
| 4.3.1 社会资本概念释义 |
| 4.3.2 信任对家族企业组织演进的影响 |
| 4.3.3 企业家网络对家族企业组织演进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5 影响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组织演进的因素剖析(二)-- 基于网络化演进路径的剖析 |
| 5.1 社会资本对家族企业网络演进的影响 |
| 5.1.1 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演进的影响 |
| 5.1.2 企业家网络对家族企业网络演进的影响 |
| 5.2 专业化分工对家族企业网络演进的影响 |
| 5.2.1 专业化分工的形成与家族企业网络的演进 |
| 5.2.2 家族企业网络演进中专业化分工的自增强机制 |
| 5.3 本章小结 |
| 6 案例分析 |
| 6.1 案例一:影响DL集团公司化行为的因素剖析 |
| 6.1.1 DL集团的发展轨迹 |
| 6.1.2 影响DL集团公司化行为的因素剖析 |
| 6.1.3 案例一小结 |
| 6.2 案例二:影响温州柳市低压电器企业集群演进的因素剖析 |
| 6.2.1 温州柳市低压电器企业集群的发展轨迹 |
| 6.2.2 影响温州柳市低压电器企业集群演进的因素剖析 |
| 6.2.3 案例二小结 |
| 6.3 本章小结 |
| 7 进一步推动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健康成长的政策建议 |
| 7.1 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建立与完善促进我国家族企业健康成长的社会法制环境 |
| 7.2 进一步建立与完善促进我国家族企业健康成长的外部市场制环境 |
| 7.2.1 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建立与完善 |
| 7.2.2 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建立与完善 |
| 7.2.3 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建立与完善 |
| 7.3 进一步建立与完善促进我国家族企业健康成长的社会信任环境 |
| 7.4 进一步建立与完善我国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 |
| 7.4.1 构建合理的家族企业经营者选择与激励约束机制 |
| 7.4.2 在创业者和职业经理人员中大力提倡和培育企业家精神 |
| 7.5 实施以网络化(重点是集群化)成长模式为依托的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战略 |
| 7.6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致 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的情况 |
（9）管制、困境与解脱：中国职工持股的法律之路（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引言 |
| 一、 社会变革大背景下的职工持股 |
| 二、 本文的命题、方法和结构 |
| 第二章 中国职工持股的管制特征:历史与现状 |
| 第一节 管制与中国职工持股的早期实践 |
| 第二节 管制对职工持股类型的塑造 |
| 第三节 管制的主体、方式与内容 |
| 一、 管制的主体 |
| 二、 管制的方式 |
| 三、 管制的内容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管制的困境 |
| 第一节 过度管制造就的“不规范”:以内部职工股为例 |
| 一、 “不规范”的职工持股与“不规范”的“规范” |
| 二、 内部职工持股的规范状态与“不规范”做法 |
| 三、 内部职工持股何以“不规范” |
| 四、 小结 |
| 第二节 管制下职工持股属性的变异 |
| 一、 作为一种交易的职工持股 |
| 二、 职工持股的非交易特征 |
| 三、 关于职工持股属性的劳资交易说及其修正:从比较的视角 |
| 第三节 管制在法理上的违谬 |
| 一、 法律规则溯及既往 |
| 二、 惩罚对象的不特定 |
| 三、 法律规制目的与手段的错位 |
| 四、 法律对自身的否定 |
| 五、 管制困境的其它表现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对管制及其困境的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管制何以形成:对职工持股管制的成因分析 |
| 一、 管制含义的辨析 |
| 二、 职工持股的起点与管制的路径依赖 |
| 第二节 职工持股的功能分析 |
| 一、 职工持股的客观功能 |
| 二、 职工持股的主观功能 |
| 第三节 职工持股中的角色、利益与冲突 |
| 一、 角色转换与角色冲突:以国有企业为例 |
| 二、 职工持股中的利益冲突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学者的药方与管制困境的解脱 |
| 第一节 学者开出的药方 |
| 第二节 统一立法说质疑 |
| 一、 统一立法说的含义分析 |
| 二、 对立法优位的反思 |
| 三、 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划分 |
| 四、 为职工持股专门立法的弹性空间 |
| 第三节 对“与国际惯例接轨”说的质疑 |
| 一、 “国际惯例”的语意分析 |
| 二、 法律的介入与职工持股的早期实践 |
| 三、 职工持股立法模式分析与比较 |
| 四、 法律的鼓励措施 |
| 五、 具体的运作机制 |
| 六、 小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职工持股的法律之路 |
| 第一节 法律需要回应的现实问题 |
| 一、 持股职工权益的确认和保护 |
| 二、 离职职工所持股份的回购 |
| 三、 职工持股的股份来源 |
| 四、 持股会的地位与去留 |
| 第二节 法律转型 |
| 一、 立法政策及法律功能的转型 |
| 二、 政府角色转换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10）国有资本运营中的激励与约束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导言 |
| 第1章 激励约束机制的理论分析 |
| 1.1 激励约束理论的研究状况 |
| 1.1.1 管理学的激励约束理论 |
| 1.1.2 现代经济学的激励约束理论 |
| 1.1.3 我国对激励约束理论的研究进展情况 |
| 1.2 我国国有资本运营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的客观必要性 |
| 1.2.1 人类需要理论是国有资本运营激励约束机制建立的客观基础 |
| 1.2.2 现代企业制度为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条件 |
| 1.2.3 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践证明国有资本运营需要激励约束机制 |
| 1.3 激励与约束的关系 |
| 1.4 激励约束理论在国有企业运用中应坚持的原则 |
| 1.5 建立国有资本运营激励约束机制的内容 |
| 1.5.1 国有资本营运的激励机制内容 |
| 1.5.2 国有资本营运约束机制的内容 |
| 1.6 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完善国有资本运营中激励约的束环境条件 |
| 第2章 国有资本运营激励机制─━物质激励 |
| 2.1 目前我国国有资本运营物质激励的现状分析 |
| 2.1.1 目前我国国有资本运营物质激励的概况 |
| 2.1.2 目前我国国有资本运营物质激励方面取得的成绩 |
| 2.1.3 目前我国国有资本运营物质激励方面存在的问题 |
| 2.2 物质激励的时代特征 |
| 2.2.1 “按劳分配”的物质激励原则需要创新 |
| 2.2.2 物质激励需要更多体现人力资本的特性 |
| 2.3 国有资本运营物质激励的原则 |
| 2.4 经营者物质激励最优方案设计原理及模型构建 |
| 2.4.1 经营者物质激励最优方案设计原理 |
| 2.4.2 经营者物质激励最优方案模型设计 |
| 2.5 国有资本运营经营者物质激励的实现途径--物质收益构成 |
| 2.5.1 年薪制收入 |
| 2.5.2 职位消费 |
| 2.5.3 股权激励 |
| 2.6 国有资本运营职工的物质激励 |
| 2.6.1 国有企业职工个人需要与国有企业发展 |
| 2.6.2 国有企业职工物质激励与效率 |
| 2.6.3 把握员工真实需要，构建科学的员工物质激励机制 |
| 第3章 国有资本运营激励机制——精神激励 |
| 3.1 精神激励的理论分析 |
| 3.2 对国有资本经营者实施精神激励的必要性 |
| 3.3 精神激励的内容 |
| 3.4 国有资本运营精神激励的原则 |
| 3.5 目前我国国有资本运营精神激励现状分析 |
| 3.6 实现国有资本运营精神激励的主要措施 |
| 第4章 国有资本运营约束机制 |
| 4.1 国有资本运营约束的特殊性分析 |
| 4.2 国有资本运营约束机制的目标设计 |
| 4.3 国有资本运营约束机制的一般原则 |
| 4.4 国有资本运营约束机制的分类 |
| 4.5 国有资本运营约束的现实分析 |
| 4.6 国有资本运营约束机制的实现途径 |
| 4.6.1 市场约束机制 |
| 4.6.2 非市场约束机制 |
| 第5章 国有资本运营激励约束机制有效运行的保障——绩效评价 |
| 5.1 企业绩效评价的理论研究 |
| 5.1.1 企业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 |
| 5.1.2 绩效评价的要素 |
| 5.1.3 绩效评价的原则 |
| 5.2 国有资本运营绩效评价时代特征 |
| 5.3 对目前国内外主要绩效评价体系的评价 |
| 5.3.1 国外绩效评价体系 |
| 5.3.2 我国国有资本运营绩效评价体系 |
| 5.4 对完善我国国有资本运营绩效评价体系的构思 |
| 5.4.1 构思原则 |
| 5.4.2 构思内容 |
| 5.4.3 构思特点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股份化是公有制较有效的实现形式──海口市公有制企业改革调查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2]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会计调查与治理[D]. 陈剑洪. 江西财经大学, 2015(01)
- [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研究[D]. 高达. 西南政法大学, 2014(07)
- [4]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研究[D]. 王竹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8(11)
- [5]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研究[D]. 刘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8(12)
- [6]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D]. 詹玲. 中共中央党校, 2006(01)
- [7]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研究[D]. 吕洪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5(03)
- [8]转轨时期中国家族企业组织演进研究[D]. 周立新. 重庆大学, 2004(01)
- [9]管制、困境与解脱：中国职工持股的法律之路[D]. 姜朋. 中国政法大学, 2003(01)
- [10]国有资本运营中的激励与约束问题研究[D]. 袁定金. 西南财经大学, 20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