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胡凌燕[1]（2021）在《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尝试从写本文献的角度,对武周时期这一特殊时段的文学面貌,进行专题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具体来说,主要通过对武周文学的重要写本进行文献层面和文学层面的双重挖掘,结合传世文献和石刻文献,以诗歌、序文、小说三种文体为核心,着重关照刘希夷、崔融、李峤、王勃、张鷟、珠英学士等武周时期的着名作家及文学群体,对文本流传、文体演进、文学传播与影响以及特殊文学现象等问题展开探讨,以求尽可能全面、有体系地呈现武周时期文坛的原生状态,挖掘被历史掩埋的某些文学史现象,进而为纠正长期以来中古文学研究注重以传世刻本文献作单面建构的偏颇与缺失抛砖引玉。论文共六章,第一章为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总述,第二章为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专题研究,后四章为武周文学重要写本的个案研究。第一章,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类别与特点研究。研究武周文学可资利用的写本文献主要有敦煌写本、吐鲁番写本和日藏写本三类。本章重点从文本的形态和内容两方面,总结这三类写本文献各自的特点,同时对敦煌和吐鲁番写本的发现过程与整理历史进行爬梳,对日藏写本的源流与藏所进行追溯、考察。第二章,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研究。本章先对敦煌遗书所存武周诗文做了全面搜集、考辨与汇录,并从作家、作品及写本形态三方面概述其总貌。其次据作品存佚情况和文本形态特征,对残卷的文献价值进行了具体发掘。最后在综论残卷文学价值的基础上,以刘希夷《白头翁》诗为个案代表,探讨初盛唐七言歌行从中原传入敦煌后其传播渠道与作品性质发生的转变。第三章,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研究。本章首先结合传世文献考知珠英学士间交游唱和之史实,审视武周文坛的整体唱和环境。其次探讨时代诗风影响下选家崔融的诗学趣味,论述《珠英集》对于初唐诗歌选学的推进作用及其在“唐人选唐诗”中的先驱意义。再者,《珠英集》作为编《三教珠英》的副产品,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武周时期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并兴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四章,古钞本《李峤杂咏诗》研究。《杂咏诗》的敦煌写本和日藏写本近代以来重现国人视野,从文献层面看,有助于考清《杂咏诗》在书目文献和现实世界中的流传情况,解决诗注相关的一些问题。从文学层面看,则启发我们关注初唐咏物诗在武周时期的变革,以及李峤咏物诗对日本平安朝诗歌发展的影响。第五章,正仓院本《王勃诗序》研究。本章主要从王勃文集的唐本还原、王勃诗序的重新解读、王勃生平的补充订正三方面论证了院本《诗序》的文学实证功用,同时从集会诗序的文体内涵、演进历程及其与集会诗歌的关系三方面审视了院本《诗序》的文体学意义,此外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了王勃诗文东传日本之经纬及其对日本奈良和平安时期汉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六章,日藏古本唐传奇《游仙窟》研究。本章厘清了《游仙窟》湮没与回传的历史问题,并从十娘的身份入手,对《游仙窟》的内容与主旨进行了重新定位与深度探讨,同时以《游仙窟》文本为切入点,考察了唐代诗歌与小说文体交融的现象及唐传奇的情感表现等问题,从而可见《游仙窟》之文学史意义。
王硕[2]（2021）在《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乾隆朝“大一统”局面基本形成,“同文盛世”达到顶峰。这期间随着乾隆朝儒家经典重译,随后儒家典籍的自发满译,儒家思想以满语文为载体深刻影响了“满语世界”。“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在儒家典籍满译中取得了平衡的同时,满洲人也借由儒化实现了中华化。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第一章追根溯源,梳理了乾隆以前的儒家典籍满译及其相关问题。首先回溯了满文创制及其改革过程这一儒学典籍满译的前提,指出以蒙古文为模板创制老满文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对老满文的改革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新满文的推行也非一蹴而就;然后梳理清楚翻译机构的变迁过程,汉籍满译初由文臣衔命而为,后在翰林院与内国史院间辗转,至康熙十年（1671年）设内翻书房方结束汉籍满译执掌不定问题;最后总结了顺康雍时期儒家典籍满译的情况,一是完成入关前未竣翻译项目,二是新译儒典多为奉敕之作,三是自主翻译者多为修身齐家类心得、规范、训蒙读物等。第二章讨论乾隆重译儒家典籍及其成就。首先,理清“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发展的过程,明确清的“大一统”与“同文之盛”互为表里不断扩展;其次,讨论前代儒家经典翻译存在对汉语原文理解偏差、满语译本选词不当、未能反应原文文体特征、音译词过多且未厘定专有名词等缺失现象及成因;再次,考察乾隆以先后两次厘定清文《四书》为始,展开经典重译工程的过程,揭示其宣示经典解释权和宣扬国语优越论的目的,同时指出作为乾隆朝“同文”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经典重译,实现了对满语的规范,同时加强了对经典的解释权。第三章讨论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自发满译。通过梳理对儒学典籍满译的旗籍士人群体出现的时间线,并将各时代有代表性的译者及其作品逐一从基本情况、成书过程、内容述评与受众等几方面做案例分析发现:除富察氏公鲁外,所有自发对儒家典籍进行满译的旗籍士人译者,均活跃于乾隆以降,其中活跃于乾嘉以降者约半数,其余均活跃于道光以降;其中六成为八旗满洲,三成为八旗蒙古,一成为八旗汉军;京旗占绝大多数。此外,还对较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孟保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其翻译生涯与其仕途起伏关系较为密切,这种情形在其他译者身上也有所体现。第四章讨论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影响。首先,儒家典籍满语译本透过公、私学校,以教本或教辅的形式成为“国语”学习内容;其次,清代各类大小翻译考试是旗人实现仕途迁升的重要途径,而儒家典籍满语译本是各类翻译考试的主要命题范围;最后,“话条子”类活语料反映出儒家思想借由儒学典籍满译进入到了旗人基层社会,并且成为旗人基层社会的道德标准,影响了当时的旗人价值观念。第五章以达呼尔新满洲为例,讨论满译儒学典籍在其满化与儒化中的作用。首先,满语与达斡尔语差异小,对达呼尔新满洲而言学习难度低;其次,要对达呼尔加以满化需借助教育,而彼时达呼尔无文字,满语文自然成为了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再次,达呼尔教育是旗人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其教育内容同样是以满语文为载体的儒家思想;最后,儒家思想借由满译儒学典籍对达呼尔新满洲产生了满化与儒化的双重作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朝维护“满洲习俗”具体手段即是“国语骑射”;“崇儒重道”即是接受中原思想与政治传统,即是接受中华文化。二者看似矛盾,而清帝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一再“国语”翻译和推广,实现了对清帝心中的“华”与“汉”的切割:通过“国语”翻译来实践“崇儒重道”,接纳中华优秀文化,使满洲自我儒化,自我华化;通过对以“国语”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的教育的坚持,实现了在新旧满洲中“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的和谐共存,客观上在思想层面将新旧满洲融入到了“中华”之中,实现了“大一统”下的“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重要一环。
李薪茹[3]（2020）在《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研究 ——以人工智能（类）专业为例》文中提出新一轮智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席卷全球,智能经济、数字经济以及技术经济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基于云计算、区块链以及大数据的人工智能产业在催生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同时,驱动基础产业链条向应用高级链条转变,对传统产业结构引起重大变革,推动社会生产力整体飞速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面对智能产业的新需求,我国高职院校在专业结构调整中开展了系列行动及措施,但为何仍出现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之间适配性不足的问题?那么,我国高职院校对专业结构应如何进行调整?这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职业教育发展中永恒和经典问题。基于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以产业需求为背景和前提,探讨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中适配性不足的问题。笔者围绕要研究的问题,进一步细化为若干子问题:（1）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动力是什么?（2）高职院校开展专业结构调整包括哪几个层面?主要表现形式有几种及具体内容包括什么?（3）高职院校开展专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是什么?（4）如何形成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动态模型及院校规则?行进中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何以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发展和超越?如何实现其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对接?围绕上述问题,基于概念分析和研究设计,解释和剖析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调整之间的适配关系,在此基础上基于适配理论构建了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研究运用历史文献法、案例研究法以及跨学科研究法开展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分为总-分-总三个部分,第三章为第一大部分（总）,从宏观整体上分析了我国整个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适配关系及程度,从高职院校内部、内外部、外部三个层面出发,深入分析“专业-职业岗位群”“专业类-行业”“专业大类-产业”三种适配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适配性不足的根源。第四章到第七章为第二大部分（分）,为研究的便利性和可操作性选取了人工智能（类）专业作为案例,通过访谈、问卷调查、大数据统计分析等方式,分别从“专业-职业岗位群”“专业类-行业”“专业大类-产业”三个层面探讨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理念、方式及特征。第八章为第三大部分（总）,通过深入的案例研究,总结规律性经验及原则,构建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动态模型,以及专业结构调整中应遵循的逻辑、采取的措施。本研究致力于对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行为如何同时产生经济和教育绩效的问题作出解释,推动专业结构调整研究在解决产教适配问题上做出应有的贡献。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整体调整来看,其宏观政策为产业需求发展以及专业结构调整提供了系统全面的支持。第二,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现实之殇的根源是临界的失衡。具体表现在政府、市场及高职院校三个层面。第三,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行动呈现专业结构调整逐渐趋于理性和客观、专业结构调整正在向中高职衔接与普职融通多轨并行转变以及专业结构调整中采取“非均衡”的调整方式的特征。第四,从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实践动态来看,未来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呈现以下几种趋势和走向,一是学科交叉融合和专业空间的多维拓展将成为今后专业结构调整的主流趋势;二是从产业发展方式来看,继续加强我国高职院校专产学研合作促进知识应用与转化的力度;三是中小城市和职业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在未来几年职业教育将迎来较好的发展趋势。
徐成[4]（2020）在《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壬辰战争（1592—1598）是一场开始于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日本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的涉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性战争,不管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对整个东亚格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这场战争中,来自中国宣大地区的宣大将士积极地参与了援朝抗倭,尤其是日军第二次侵朝之时,宣大将士的表现尤为亮眼。既往对其东征援朝事迹的研究相对匮乏,存在可以突破之处。除此以外,宣大将士本身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体,他们深度参与了 16世纪后期的这场东亚大战争,研究宣大北兵援朝不仅是中国史的问题,也是东亚史的问题。本文利用正史、金石、谱牒、档案、方志、政书、文集、笔记等材料,佐以田野调查,梳理了两次入援的宣大北兵将领的概况,重点分析了主要参战将领的生平行历,将其历史形象修复出一个相对清晰的轮廓。并且,重点研究了宣大将士在援朝抗倭战争中具体参与过的战争事迹,如平壤开城之捷、碧蹄馆战役、稷山之战、蔚山之战、第二次蔚山之战、泗川之战,以往针对这些战史,学界已有不少成果积累,但是以往研究存在如下问题:由于各方偏重不一,中国学者未尝仔细利用日方史料,日韩学者对明朝史料使用又不尽然充分,对于许多问题莫衷一是。本文综合利用明朝、朝鲜、日本方面的各类史料,尤其是回归一手史料（primary sources）,尝试厘清这些战争以及宣大将士的作战情况的相关问题。宣大将士驻扎朝鲜期间,与朝鲜当地的中央与地方官员、部队、民众也有着交往互动,对朝鲜社会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后世朝鲜官方对其亦有一定程度的纪念,并且宣大将士的后裔中有一部分在明清易代后迁居朝鲜,本文尝试分析其后裔在朝鲜的境遇,并与辽东将领李氏后代或其他籍贯将领东迁朝鲜的后代进行对比,分析其待遇差异与成因。而且,宣大北兵将领后裔在国内亦有存留,在其原乡亦繁衍绵瓞,但其与朝鲜的同宗血脉在针对东援祖先的文化与记忆上已发生截然相异的变化。本文比较中朝两国宣大将士后裔之不同,并分析了其成因。由此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中朝两国历史记忆中的宣大将士,并发现宣大将士的形象在战后的朝鲜半岛和中国都逐渐归于落寞。在朝鲜半岛而言,这固然与辽兵、南兵第一次来援有“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有关系,但更与朝鲜王朝官方在战后对战争文化的回溯与建构的过程中对辽兵和南兵相对更加重视有关。而在中国的宣大将士子孙,由于明清易代,清朝官方对于万历抗倭援朝一事整体持否定态度,卫所的裁撤罢改与卫所制度的逐渐解体也使宣大将门失去了赖以维存的根本土壤,其抗倭援朝之功绩亦逐渐泯灭。最终造成了不管是中国还是朝鲜,都逐渐遗忘其援朝的来龙去脉。
李爽[5]（2020）在《北魏造像记整理与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石刻文献研究的日益深入,造像记作为石刻文献的一部分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而北魏时期的造像记以其自身的独特风格在各时期的造像记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目前学界对於北魏造像记的研究还比较分散,基本上处於初始阶段,尤其是在基础史料整理方面还存在较大的空间。本文为目前可见的北魏造像记史料编纂了简明目录,以填充北魏造像记目录的空白,同时也便於日後对北魏造像记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以北魏造像记为研究对象,主要从目录、图录、文本、研究、地理位置等五个方向,对其在各类着作中的着录情况进行了详尽的总结。以时间为序,标明年号,无纪年的造像记附载文末,以供考订。所涉及到的书籍和期刊一律使用简称,以便检索。截止二〇二〇年,本文共收录北魏造像记1488篇,其中有纪年造像记为1242篇,无纪年造像记为246篇。
邓新航[6]（2019）在《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文中提出观音图像的演变是印度佛教艺术中国化最具典型性的代表,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演变时期是唐宋,此间是观音图像体系系统化、规范化和多变化的重要阶段。唐宋正值巴蜀地区佛教艺术发展的繁荣期,在佛、菩萨、罗汉等诸多造像题材中,尤以观音造像表现得最为突出,与其他地区相比,其突出价值体现在:造像遗存数量巨大、造像题材种类繁多、造像谱系流变有序、造像组合丰富多变。唐宋巴蜀观音图像体系庞杂,可分为四个大类,且不同观音类别在题材种类、信仰形态、兴衰时间、区域分布、组合形式、造型样式等诸多方面都有不同表现。其一,巴蜀圣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以“称名救难型”为主。此类观音造像在巴蜀遗存数量最多,分布区域最广,延续时间最长,其形象以一手持杨柳、一手持净瓶且头戴化佛冠的样式为主。除了最为常见的单尊观音外,还有在此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双观音和多观音,以及观音与地藏、阿弥陀佛、药师佛、文殊菩萨等不同尊像的多种组合,包括观音救难图像等。就单尊圣观音造像而言,其造型风格演变可大致分为六期七段,且不同时期在区域分布、造型样式等方面各具特点。双观音与多观音主要在唐代流行,是民众希冀观音救助速度加快、救助范围扩大的直接体现。观音与其他尊像的组合集中流行于盛唐至五代,尤以观音与地藏组合最受欢迎。这些组合在正统经典中找不到相应来源,不仅体现出民众信仰需求的多样性、功利性、现实性,同时也体现出观音信仰与其他信仰相互吸收与融合的包容性。观音救难图像仅在晚唐、五代时有少量发现,可见其在蜀地并不流行。其二,巴蜀密教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为“密仪持咒型”。巴蜀是除敦煌以外的唐宋密教观音造像的重要流布区域,目前发现了千手观音、不空羂索观音、如意轮观音、十一面观音、马头观音等多种题材。巴蜀密教观音造像的渊源在两京地区,故其出现时间要普遍晚于中原。从构图内容看,除千手观音造像外,巴蜀其他密教观音造像并没有发展出敦煌那样的经变或曼荼罗形式,这与蜀地民众的信仰选择和信仰目的有关。从造型样式看,巴蜀密教观音造像在相对严格遵循造像仪轨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石窟艺匠自己的理解与创造。从时间发展看,蜀地密教观音造像初兴于武周、盛唐,繁荣于中唐至五代,宋代也有延续,但在时间上有缺环。具体来看,不同观音题材在蜀地的时空分布有别:千手观音造像流传最广,盛唐在川北出现,中唐集中在川西,晚唐集中在川南和川中,五代则集中在川东,宋代迅速衰落;如意轮观音造像大致于盛唐后期出现,在五大区域均有分布,但整体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中晚唐和南宋早期这两个时间段;十一面观音造像遗存较少,但出现了其化现圣僧的造像,为它处鲜见;不空羂索观音造像于晚唐出现,主要在川中资中和川东大足地区流行,且时代有先后,前者集中于晚唐至五代初,后者集中于五代至两宋;马头观音造像于南宋才开始出现,主要在明王系统中流行。其三,巴蜀本土观音图像类,其突出特征是民间性。本土观音是唐代以来在中国新出现的一大观音类型,是古代艺匠和民间信徒的共同创造,最具本土特色。目前在巴蜀出现了白衣观音、水月观音、数珠手观音,以及观音群像窟中以各种手姿持物所命名的不同观音题材。唐代白衣观音造像在蜀地的最新发现,对探讨其形象起源有重要意义。白衣观音形象可能在盛唐前期或更早就已在两京地区产生,吴道子应当绘制了此类画像,并将其传播到蜀地。巴蜀白衣观音造像的演变可分三期:中唐在眉山、安岳等地零星出现,流行一手托钵、一手持柳于胸且站立的造型;唐末、五代大量出现,集中分布在川西眉山、川中内江和川东安岳、大足等地,立姿、坐姿均有,流行双手持莲的造型;宋代在川东局部繁荣,造型各异,并与其他观音形象发生融合。水月观音形象的首创者并不是中唐周昉,可能也与吴道子有关。大约在中唐后期,成都地区就有水月观音壁画的绘制,目前蜀地石窟中现存有多尊晚唐水月观音造像;蜀地水月观音造像构图突出表现的是主尊、背光和岩座,而竹子、流水等背景元素则较少塑造;水月观音造像在蜀地分布较广,集中流行于唐末至五代、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这两个时段,且不同时期造型姿态还有丰富变化。观音群像窟独具时代性和地域性,时间上集中在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地域上局限在大足,是当时活跃于川东一带文氏家族石窟艺匠的创造。此类洞窟中一般对称塑造十尊手姿持物均不相同的等身观音像,营造意图大都是为了满足民众的现世利益,其文本依据虽与千手观音经轨有关,但它们大都脱离了密教属性。至于数珠手观音造像,由于其具有特殊的信仰功能,因此才能从观音群像窟中独立出来。其四,巴蜀佛三尊像中的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以“净土往生型”为主。观音在此类造像中是以胁侍菩萨的身份存在,最为常见的就是表现西方净土信仰的相关造像。此外,在释迦三尊像或药师三尊像中,观音也可作为其胁侍。此类观音造像也属于观音图像体系的一部分,在蜀地各个时期都比较流行,但由于其形象特征不很突出,加之蜀地造像残损严重,因此目前要准确辨识出此类观音造像还相当困难。总之,唐宋时期的巴蜀观音图像是观音艺术中国化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
徐婷婷[7]（2019）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问题古而有之,它是复杂的社会建构,发仓廪以救贫穷,使黎民不饥不寒,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目标;摆脱贫困,实现伟大中国梦,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共同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工作始于1978年,四十年来成效显着,尽管如此,“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扶贫形势依然严峻,在减少贫困人口总量、降低贫困程度和缓解贫困集中度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智慧与决心。随着对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贫困度量标准的不断更新,贫困脆弱性（简称“脆弱性”）逐渐走入研究视野:贫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贫困脆弱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减少、缓解和应付风险的机制能为穷人所用,他们的贫困脆弱性就会降低。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有25.2%来源于第一产业净收入,而贫困地区农村这一数字更是达到30.1%1。因此,减少、缓解和应对农业风险,稳定农村居民第一产业收入,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中国的扶贫开发步入攻坚克难和巩固成果的阶段,面临新背景、新挑战,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较高的风险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针对弱势群体的普惠性实践与精准对接脆弱性人群的特惠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满足贫困脆弱性农户的风险保障需要将成为新时代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要求。在这一系列背景下,具备政策性、保障性和公平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保险领域缓解贫困脆弱性最行之有效的工具之一,其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学术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又有助于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脱贫攻坚中的定位,使其更好地参与脱贫攻坚。立足于贫困脆弱性,不仅应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应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本文正是从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出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和功效进行研究的。具体而言,本文由9个章节构成。第1章,导论。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其产生的政策背景、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阐述对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根据研究问题的特性,阐述本文研究的边界,设计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并对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提出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之一,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及其导致的贫困脆弱性是可持续脱贫的制约因素之一,需要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由此,农业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理论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之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效应和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成为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需要对外部效应与准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贫困脆弱性是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因而本章从概念演进、与贫困的关系、生成机制、识别框架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阐述贫困脆弱性理论;并对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了阐述。本文实证研究采用了马尔可夫过程的思路进行模型求解,因此本章也对马尔可夫过程进行了阐述。最后,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之上论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研究表明:基于“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在农业风险冲击下,脆弱性农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共同作用,生成了贫困脆弱性;随后,脆弱性农户的风险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使贫困脆弱性不断加剧,并恶性循环;最后,若要预防和应对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然而不充分的风险管理措施可能使脆弱性加剧,因而相较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第3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本章梳理和总结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制度演进中的经验。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其职能从风险保障拓展至防灾防损和资金融通,作用领域也逐步扩大至服务“三农”。进一步地,从多层面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1）在农业风险冲击下,我国的贫困脆弱性呈现出规模大、区域集中和收入来源单一的特征。（2）生态系统层面、经济层面和人文层面的原因交织,是导致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原因。（3）梳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供给与需求、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风险管理等三个层面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可为后文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以印度、巴西等国以及我国河北省阜平县、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得出启示借鉴,有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发挥。第4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本章主要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影响因素和制约因素。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具有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功效,这些功效的发挥有助于贫困的缓解。供给端:宏观层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农业保险相关立法和条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政策环境、机制体制的必要配套;微观层面——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保险险种和技术创新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操作方式。需求端:普遍存在的农业灾害性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导致农户产生了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农业收入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户基本具有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进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产生有效需求,以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然而,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仍存在制约因素:政府层面,配套措施不明确、保障水平低且补贴项目单一、大灾补偿和再保险机制缺乏等;保险机构层面,基层服务水平不足、区域风险与费率不匹配、特色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险教育宣讲力度不足等;贫困农户层面,风险感知能力和保险意识薄弱、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因素的存在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无法充分发挥。第5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本章从农户行为出发,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收入弹性、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研究表明:当收入弹性为负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品属性发生变化,即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总效应为负,这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障碍的原因之一。在期望效用中,公平保费条件下投保与否对农户收入没有影响,但实际上,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低于确定条件下的效用,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所带来的净福利将更大,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将更好。基于效用分析,本文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即门槛效应。在临界点之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产生了直接和间接传导。其直接传导机制是:（1）农户参与农业保险后,若发生风险损失,保险公司给予经济赔偿,能够减少收入波动,缓解脆弱性;（2）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平滑消费并减少农户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农户的消费信心,实现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进而实现脆弱性的缓解。其间接传导机制是:（1）通过“降低农业投资者风险预期→农业投资增加→农业产业化程度提高→农业产出率提高→农业收入增加→农业经济增长”这一路径推动经济增长,伴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涓滴效应带来了农户收入的增加和其它福利状况的改善,进而缓解贫困脆弱性;（2）通过保费收入可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与此同时,保费补贴的实质是政府转移支付,能够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进一步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从农村缓解贫困的政策角度来看,初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的国家,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以推动贫困减缓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第6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本章从实证的角度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在对比相关模型的基础上,将MIU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构架理论模型;以农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度量贫困脆弱性。参考前人研究,对相关参数进行校准,模拟不同情况下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采用图形的方法直观显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研究表明:（1）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投保农业保险后陷入贫困的概率低于未投保的概率;（2）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赔偿比例越大,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3）相较于足额保险,投保不足额保险时,贫困概率下降的速度较慢（斜率较小）;（4）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本章从实证的角度初步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第7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本章基于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FGLS法、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村普惠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制、效应及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四川、甘肃、青海和河南等四省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在对样本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及Probit回归后,结果显示:（1）在1天1美元标准下（即年收入2600元）,被调查的622户农户中,有65.59%的农户为贫困脆弱性家庭,其中建档立卡农户占比25.24%,非建档立卡农户占比40.35%。（2）整体样本中,参与农业保险、获得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但是保费支出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对比建档立卡农户和整体样本农户发现:对于建档立卡农户而言,若要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减轻保费负担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适当提高对建档立卡农户的保费补贴,能够有效降低其贫困脆弱性。非建档立卡农户中,农业保险参与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低于建档立卡农户,表明对建档立卡农户而言,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保费支出变量的系数低于整体样本和建档立卡农户样本,表明当农户实现摘帽之后,保费支出的压力在逐步降低,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在不断减弱。第8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章基于我国2010年—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对整体样本和分组样本分别进行门槛回归后,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时,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的扩张,给农户带来一定的支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农户负担,并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果逐步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规模的扩大,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的保费支付压力,但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即缓解脆弱性的效果并不明显。政策性农业保险赔偿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2）分组后再次进行回归发现,低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出“由负到正”的趋势;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不存在门槛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但并不显着。中等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保费补贴存在单门槛效应,且影响系数为正;保险赔偿存在单门槛效应,影响系数“先负后正”。高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均存在单门槛效应,系数均为正,但显着性较低。第9章,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如何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是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也是本章价值所在。研究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是客观存在且不断演化的,其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方面功效的发挥,能够打破贫困脆弱性的恶性循环,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发挥,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也使得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门槛效应）。进一步的,本文从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微观数据分析、宏观数据分析等角度,均证实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也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基于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的总结,本文建议:应遵循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的客观规律,肯定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微观效用机制,明确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多层次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结构,扩大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范围;探索差异化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提高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最后,研究认为未来可以从探讨多层次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路径、机制与效应;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讨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等两个方面入手,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该领域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索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定位。国内现有针对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研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工具或路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目前处于贫困线下的扶贫对象,而对处于贫困线之上,但是具有高脆弱性,随时可能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农户关注甚少。本文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不仅仅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和造成贫困的农业风险因素,以前瞻性的视角进行研究,为建立防范返贫和持续脱贫长效机制提供思路。脆弱性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对象范围更大,研究内容包含风险这一因素,在此视角下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也能够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定位,即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发挥是存在临界点的,只有在临界点之上,才能够达到贫困脆弱性缓解的目的。由此,本文在肯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如果在不恰当的时候、不恰当的对象采用了这一工具,就有可能使贫困加剧。第二,基于“风险-脆弱性”框架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与以往关于贫困的研究不同,贫困脆弱性具有前瞻性,且将风险融入贫困研究之中,重点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本文在“风险-脆弱性”这一分析框架内,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在外部风险（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和内部风险（农户自身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共同作用下,贫困脆弱性逐步生成;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推动了贫困脆弱性的不断演化;为预防和应对贫困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毫无疑问,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保险领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演化与预防机理,环环相扣构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第三,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尝试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尽管在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本文从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三个层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以及制约因素,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稳定农户收入和平滑消费的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脆弱性的目的;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的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第四,尝试用理论模型量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但却可以通过总效用、边际效用等数理公式来表达。现有的研究中,理论模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仅研究农业保险的消费效用;二是构建家庭资产增长模型,研究陷入贫困的概率。结合研究的重点和主题,本文将两类模型结合,构建包含农业风险冲击的效用函数,引入农业保险、保险免赔率、保费补贴比例等变量,并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引入不足额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模型构建的创新。将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并进行数值模拟,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第五,用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并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脆弱性的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能使得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多少?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已有的数据库无法满足本文实证所需:大多数微观调研数据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数据。因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9年在西部地区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一方面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另一方面探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尽管样本量有622份,但涵盖了四川、甘肃、青海等贫困大省,因而仍具有说明意义。进一步的,本文还将受访农户区分为建档立卡农户和非建档立卡农户,对比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孟宪斌[8]（2019）在《近年新见秦出土文献编年辑证》文中指出随着近年战国出土文献资料的逐步增多,战国文字的分域研究也逐渐细化和深入。王辉、王伟《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2014）（以下简称《订补》）一书,汇集了 2012年以前所见的秦出土文献资料4282条,体例明晰,内容丰富,为秦文字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订补》出版後,秦出土文献又有新增,加之《订补》所收材料偶有疏漏,故本文将对2013至2018年间新见秦出土文献资料和《订补》漏收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本文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第一章为绪论。绪论的第一部分主要为2013至2018年间秦出土文献研究情况的述评。由於所涉资料较多,为方便叙述,故又将其分为秦金文、秦石刻、秦简牍、秦玺印封泥、秦陶文、秦货币文字等多个小类。其中,秦金文、秦简牍和秦玺印封泥的新出资料较多,故而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绪论的第二部分主要为本文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的介绍与说明。第二章为秦出土文献编年辑证。该部分对除简牍和玺印封泥之外的2013至2018年间新见秦出土文献资料（详见凡例）及《订补》漏收资料进行汇总和整理,共计415条,并按其时间先後进行排序。按语部分讨论了相应器物铭文的字形、铭文内容涉及的职官、地理及器物时代判定等问题,并作出倾向性判断。附录部分为文中“引用书刊简称目录”,方便找寻器物原图及核查器物信息。
杨冰华[9]（2019）在《敦煌西夏洞窟营建所涉佛事研究》文中认为长期以来,西夏统治时期敦煌洞窟营建及所涉佛事活动一直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这一问题的原因与西夏史籍的失载以及藏经洞封闭造成相关营建文书缺失有关。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运用历史文献考据、艺术史图像证史等理论与方法,充分利用敦煌西夏洞窟中保留的壁画、题记以及黑水城等地出土文书等材料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本文结构主要包括绪论、七个章节和结语三部分。首先,绪论主要对研究缘起、研究对象、学术史回顾、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等问题做必要说明与限定。正文按照研究材料将内容分为莫高窟和榆林窟两部分。作为崇信佛教的国度,西夏统治时期在敦煌进行了大量洞窟营建及寺院建设活动。皇庆寺是莫高窟的一座重要寺院,就其命名缘由学界均认为其因营建于元皇庆年间而得名。通过对黑水城等地出土佛经等材料以及西夏史籍的梳理,认为该寺是西夏乾佑二十年（1189）仁宗皇帝嵬名仁孝登基五十周年之际,敦煌以嵬名智海、翟嵬名九等人为代表的佛教领袖为其庆贺所建。除寺院之外,西夏在敦煌也重修了很多洞窟,不过由于与前期艺术题材存在很大相似性,目前具体洞窟分期还存在较大争议。莫高窟第38窟新发现一则题记,文章就其时代、作者及题记在洞窟断代问题上的价值做了解读。该题记由金元之际东夏僧人道洪书写,他极有可能是一名工匠,按照当时流行的印度波罗样式造像风格,在该窟建造一身降魔触地印菩提像。另外,莫高窟第61窟是曹氏归义军时期营建的洞窟,西夏乾佑十五年（1184）、乾佑二十年（1189）、天庆二年（1195）仁宗及皇后罗氏三次大规模举行法事活动,借此殊胜时机,敦煌佛教领袖巧妙地重修了该窟甬道壁画。西夏之所以选择此窟是因为主室西壁大幅五台山图契合了其五台山文殊信仰需求;榆林窟第29窟图像题材与蒙元时期西夏遗僧一行慧觉编撰的《华严忏仪》可以较好地对应起来。因而,该窟可能是西夏时期的一座华严道场。国师、禅定高僧、净土变、文殊变与普贤变以及密教金刚手菩萨、不动明王在法会中扮演不同角色,信众在往生净土、密教护持等资荐下,最终到达莲华藏世界。敦煌石窟群是西夏佛教活动中心之一,信众往往前往那里巡礼圣迹,礼佛修行。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五年阿育王寺惠聪巡礼僧团一行七人在榆林窟修行四十余日,并在第15窟、第16窟题写了珍贵的发愿文题记。对此题记在前人释读基础上重新做了录文,并就其内容从惠聪僧团成员的民族成分、多样化身份、僧团修行活动等方面做了解读。西夏时期瓜州地区民族成分复杂,惠聪一行中的弗兴、安住等人可能是中古遗留的粟特人后裔;僧团成员身份包括赐紫僧、出家弟子、在家弟子以及白衣行者、行婆等多种身份。另外,西夏作为偏居西北内陆的割据势力,干旱少雨的自然环境使其农业生产活动长期处于薄弱状态。文章以榆林窟第3窟文殊变与普贤变为研究材料,对西夏时期瓜沙地区祈雨活动做了解读。该窟窟门两侧绘制的文殊变与普贤变上书写清代嘉庆年间祈雨活动题记,其原因可能与文殊变中出现五身龙王像有关。西夏之所以接收宋地传播而来具有龙王像的图像样式是因为恰好契合了其祈雨需求。总之,西夏统治时期敦煌洞窟营建所涉佛事活动研究还存在很多盲区。由于史料缺失等诸多主客观条件限制使这一成果未能很好地系统化,采用专题式的讨论模式则避免了面面俱到而无法深入的弊端。
孟超祥[10]（2019）在《清代甘肃城池建修研究》文中指出清代甘肃由明代的边陲之地变为内陆之区,是西北地区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清代是甘肃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近代甘肃城市格局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甘肃在城市空间形态方面,既有对前代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新。城池作为古代城市的主体之一,它的建修离不开官方与民间等社会力量的相互协作与互动。对清代甘肃城池建修的研究有助于展示其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等发展的面貌,以此为视角是一个极佳的角度。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和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提高,各地政府争相以境内残存的古城墙作为发展旅游的契机,争相对古城墙进行保护、开发、利用。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和明清城墙申遗项目的进行,甘肃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留存有大量的古城墙遗址,对其进行保护利用,当可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注入新的能量,从而引起人们对保护古城墙的重视,同时也能为当地市民提供休闲娱乐之地。鉴于以上考虑,本文以“清代甘肃城池建修”为研究对象,总结清代甘肃城镇发展的经验,可为今后本地区城市的发展提供参考借鉴。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分为五章:第一章叙述了清代甘肃城池分布与地理特征、行政区划、人口分布之间的关系,三者相互关联,自然地理特征起决定作用。清代甘肃城池主要分布在自然环境优越,行政区划设置较多,人口分布较为密集的地区。第二章对清代甘肃地区的城池外部形态进行探讨,包括城墙的周长、形状,城门的数量和名称设置,护城河等要素。甘肃多为微、小型、规则型城池,这与该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有关,深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同时又是人类某种意志的体现。第三章着重探讨清代甘肃城池建修的缘由,认识到在清代近三百年间甘肃城池的建修受地震、水灾、风沙、战乱等因素的影响,致使乾隆、同治至光绪等年间成为城池建修活动频繁的阶段。同时对面临各种自然灾害和战乱时,地方社会在救灾和城池建修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进行探讨。第四章对城工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包括清代修城的管理制度、城池勘估、修城经费的构成与筹措、督工人员的遴选、修城劳力的构成与工价、物料的措办、城工验收等相关问题,揭示了古代社会在城池建修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具体问题。第五章对清代甘肃城工的区域影响进行研究。城工在提升城市防御能力、改善城市景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大量修城碑文和城工告成诗的出现,为城市增添不少人文气息,使城市的文化景观得到提升;灾荒期间实行“以工代赈”建修城池对改善民生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城工的开展对区域经济具有双重作用;城工的开展在官民关系上具有双重作用,修城之利会促进官民关系的和谐,修城之弊会造成官民之间的离心离德。
二、《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及研究范围的界定 |
| 二、武周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三、主要论题与思路 |
| 四、基本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类别与特点 |
| 第一节 敦煌写本武周文学文献 |
| 一、敦煌遗书的发现与整理 |
| 二、经典传钞与民间丛钞的并行流传 |
| 三、中原文人的诗歌与文章 |
| 第二节 吐鲁番写本武周文学文献 |
| 一、吐鲁番文书的发掘与整理 |
| 二、零碎残片的杂抄散写 |
| 三、西州民间的书信与俗文学 |
| 第三节 日藏写本武周文学文献 |
| 一、日藏古钞本的源流与藏所 |
| 二、文学典籍与文人小说的佚存 |
| 三、日人重钞:忠于底本的抄写态度 |
| 第二章 敦煌写本武周诗文残卷 |
| 第一节 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梳理 |
| 一、敦煌武周诗文残卷汇录 |
| 二、敦煌武周诗文残卷概貌 |
| 第二节 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文献价值 |
| 一、久佚诗文的辑佚价值 |
| 二、存世篇章的校勘价值 |
| 三、唐集唐抄的文本还原 |
| 第三节 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文学价值 |
| 一、敦煌武周诗文残卷文学价值总论 |
| 二、刘希夷《白头翁》与七言歌行的性质演变 |
| 第三章 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 |
| 第一节 《珠英集》与武周时期的文人唱和 |
| 一、珠英学士成员再考 |
| 二、《珠英集》与珠英学士之交游唱和 |
| 三、《珠英集》与武周文坛之唱和环境 |
| 第二节 《珠英集》与武周诗歌选学的演进 |
| 一、崔融的选诗趣味与时代诗风的体现 |
| 二、唐前诗歌选学的兴起与发展 |
| 三、《珠英集》在唐人选唐诗中的先驱意义 |
| 第三节 《珠英集》与三教思想的文学影响 |
| 一、《三教珠英》编纂与初唐三教关系论略 |
| 二、敦煌本《珠英集》残卷的三教内涵 |
| 三、三教融合对武周文学的深层影响 |
| 第四章 古钞本《李峤杂咏诗》 |
| 第一节 古钞本《杂咏诗》的发现与流传 |
| 一、李峤诗文集版本源流考述 |
| 二、敦煌本《杂咏诗》的发现 |
| 三、日藏本《杂咏诗》的流传 |
| 第二节 古钞本《杂咏诗》的注释 |
| 一、《杂咏诗》注本系统 |
| 二、《杂咏诗》注者问题 |
| 三、《杂咏诗》所见唐人注唐诗特点 |
| 第三节 《杂咏诗》与初唐咏物诗的历史变革 |
| 一、形制:从咏物单篇到咏物组诗 |
| 二、咏法:从物的描摹到情的寄寓 |
| 三、功用:从社交抒情到启蒙示范 |
| 四、体裁:从五言短诗到长篇歌行 |
| 第四节 《杂咏诗》与日本平安朝的诗歌发展 |
| 一、《杂咏诗》的东传与平安初期的咏物风尚 |
| 二、《杂咏诗》在道真咏物诗中的受容与变容 |
| 三、句题诗的先声:一场中秋诗宴引发的思考 |
| 第五章 正仓院写本《王勃诗序》 |
| 第一节 院本《诗序》的发见始末及文本面貌 |
| 一、院本《诗序》的发见与研究 |
| 二、院本《诗序》的文本面貌 |
| 第二节 院本《诗序》的实证功用 |
| 一、王勃文集的唐本还原 |
| 二、王勃诗序的重新解读 |
| 三、王勃生平的补充订正 |
| 第三节 院本《诗序》的文体审视 |
| 一、诗序文体与集会诗序 |
| 二、唐前集会诗序的肇端与演进 |
| 三、集会诗序与集会诗歌的关系 |
| 第四节 王勃诗文与日本汉文学的发展 |
| 一、《王勃集》东传日本之经纬 |
| 二、王勃诗文于奈良朝汉文学之影响 |
| 三、王勃诗文于平安朝汉文学之影响 |
| 第六章 日藏古本唐传奇《游仙窟》 |
| 第一节 《游仙窟》的湮没与回传 |
| 一、古本《游仙窟》的湮没 |
| 二、古本《游仙窟》的回传 |
| 第二节 《游仙窟》的内容与主旨 |
| 一、身份猜想:十娘五嫂为“别宅妇”的可能性 |
| 二、内容定位:落魄才子与别宅妇的爱情传奇 |
| 三、主旨探微:理想幻灭本质的影射 |
| 第三节 从《游仙窟》看唐代诗与小说的文体交融 |
| 一、《游仙窟》小说融诗的具体情况 |
| 二、《游仙窟》小说融诗的叙事功能 |
| 三、《游仙窟》小说融诗的语言特质 |
| 第四节 《游仙窟》与唐传奇的情感表现 |
| 一、以诗书为载体:诗歌传情与书信陈情 |
| 二、以实物为承托:咏物言情与赠物定情 |
| 总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2）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三、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四、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清中叶以前儒学典籍满译 |
| 第一节 满文的创制与汉籍满译发端 |
| 一、满文的创制与改革 |
| 二、汉籍满译的发端 |
| 第二节 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满译 |
| 一、从内三院、翰林院到内翻书房 |
| 二、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二章 乾隆时期儒家经典的钦定重译 |
| 第一节 儒家经典重译的历史条件 |
| 一、“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的历史进程 |
| 二、前代儒家经典满译的缺失 |
| 第二节 乾隆朝儒家经典的重译及成就 |
| 一、乾隆与儒家经典的重译 |
| 三、儒家经典重译的面向与成就 |
| 第三节 重译与旧译儒家经典比较——以《大学》为例 |
| 一、改音译为意译 |
| 二、内容有所增删 |
| 三、钦定名词术语 |
| 四、注重“取意协音” |
| 第三章 乾嘉以降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一节 民间满译士人群体 |
| 一、满译士人群体的出现 |
| 二、满译对象的选择与受众 |
| 第二节 孟保的满译生涯 |
| 一、孟保其人与满译作品 |
| 二、孟保翻译作品的刊印及流布 |
| 第四章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教育与影响 |
| 第一节 清代旗人学校教育 |
| 一、旗人官学教育 |
| 二、旗人私学教育 |
| 第二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入仕的影响 |
| 一、翻译考试与旗人入仕 |
| 二、翻译选拔考试试题与儒家典籍满译 |
| 第三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思想塑造——以“话条子”类语料为例 |
| 一、“话条子”类文本的产生 |
| 二、“话条子”所透视出的儒家思想 |
| 第五章 满译儒学典籍在他者中的传播——以达呼尔为例 |
| 第一节 满语文成为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和内容 |
| 一、达斡尔语与满语的差异 |
| 二、满语文在人才选拔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满语文学校的建立与满译儒学典籍的传入 |
| 一、达呼尔官学与私学 |
| 二、满译儒家典籍的传入 |
| 第三节 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与影响 |
| 一、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 |
| 二、满译儒家典籍对达斡尔语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满文转写对照表 |
| 二、新旧译《大学》多版本比较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研究 ——以人工智能（类）专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和问题提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一、高职院校 |
| 二、专业结构调整 |
| 三、产业需求 |
| 四、人工智能(类)专业 |
| 第三节 已有研究梳理与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意义 |
| 二、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适配理论 |
| 一、适配理论的缘起 |
| 二、适配理论模型的构建 |
| 第二节 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调整适配理论的学理分析 |
| 一、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调整适配理论的学理引入 |
| 二、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调整适配层次分析 |
| 第三节 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现实审思 |
| 第一节 面向职业岗位群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的调整 |
| 一、我国职业岗位群变化分析 |
| 二、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的调整 |
| 三、我国高职院校专业与职业岗位群适配性分析 |
| 第二节 面向行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类的调整 |
| 一、我国行业分布变化分析 |
| 二、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类的调整 |
| 三、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类与行业需求适配性分析 |
| 第三节 面向三次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大类的调整 |
| 一、我国三次产业规模发展的变化 |
| 二、我国高职院校专业大类的调整 |
| 三、我国高职院校专业大类与三次产业需求适配性分析 |
| 第四节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现实之殇 |
| 一、专业结构调整与市场需求脱节、对口率不髙 |
| 二、专业结构调整机制不健全,盲目跟风缺乏品牌特色 |
| 三、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宏观有序与局部失序 |
| 第五节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现实之殇的根源探寻 |
| 一、专业结构调整中市场临界机制的失衡 |
| 二、专业结构调整中政府临界弹性的失调 |
| 三、专业结构调整中院校临界依赖关系的僭越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案例选取分析——以人工智能(类)专业为例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及研究框架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设计 |
| 一、案例研究方法 |
| 二、案例选择 |
| 三、资料收集与研究信效度 |
| 第三节 案例描述 |
| 一、案例背景 |
| 二、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调整适配层次分析 |
| 第四节 研究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职业岗位群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的调整 |
| 第一节 面向职业岗位群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调整的基本理念 |
| 一、学生职业能力诉求—掌握职业性创新能力 |
| 二、高职院校及教师诉求—学科交叉思维培养“AI+复合型人才” |
| 三、企业职业能力诉求—高技能型、智慧型人才链的形成 |
| 第二节 面向职业岗位群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调整的基本方式 |
| 一、专业规模扩建与控制并行发展,满足市场弹性需求 |
| 二、人工智能专业分布于不同院系,满足职业岗位群差异化需求 |
| 三、拓展“异功同构”与“同功异构”的专业功能,满足消费者偏好转移性需求 |
| 第三节 面向职业岗位群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调整的基本特征 |
| 一、人工智能专业的调整正在向中高职衔接与普职融通多轨并行转变 |
| 二、人工智能专业的调整逐步趋于理性化和客观化 |
| 三、人工智能专业的调整逐步从学科交叉融合走向专业空间的多维拓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面向行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类的调整 |
| 第一节 面向行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类调整的基本理念 |
| 一、新技术理念驱动AI行业层次结构变革 |
| 二、新就业理念驱动AI行业技术迭代 |
| 三、新职业理念驱动“AI+行业”与“行业+AI”形成涟漪效应 |
| 第二节 面向行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类调整的基本方式 |
| 一、非替代性选择和扩建人工智能“新兴行业-专业类” |
| 二、非竞争性补贴和扶持人工智能“潜能行业-专业类” |
| 三、非均衡性以优带劣方式布局人工智能“优势行业-专业类” |
| 第三节 面向行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类调整的基本特征 |
| 一、人工智能专业类布局集中趋势明显,分布于少数专业类别 |
| 二、人工智能专业类调整更加重视“非协同”模块化发展方式 |
| 三、人工智能专业类调整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多样化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面向三次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大类的调整 |
| 第一节 面向三次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大类调整的基本理念 |
| 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业态赋能产业全链条应用场景落地实施 |
| 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政策助力产业技术革命 |
| 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驱动产业集聚效应最大化 |
| 第二节 面向三次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大类调整的基本方式 |
| 一、增设人工智能专业大类办学点,扩大产业规模效应 |
| 二、增加人工智能专业大类类别,扩大产业多元效应 |
| 三、布局人工智能专业大类梯形空间,扩大产业联动效应 |
| 第三节 面向三次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大类调整的基本特征 |
| 一、依靠增设专业大类和专业点数量的方式扩建规模 |
| 二、调整理念逐步从规模效应向层次效应转变 |
| 三、开设院校增量向中小城市和职业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延伸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动态模型构建及对策 |
| 第一节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基本原则 |
| 一、调整理念:坚持多学科、多领域“融通、跨界”的原则 |
| 二、调整目标:坚持培养复合型技术人才的原则 |
| 三、调整过程:坚持产业需求与人力资源诉求协同发展的原则 |
| 四、调整行动:坚持政策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原则 |
| 第二节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动态模型构建 |
| 第三节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对策 |
| 一、设定专业结构调整目标流程 |
| 二、完善专业结构调整外部需求环境调研机制 |
| 三、制定专业结构调整内部要素衔接计划 |
| 四、建立专业结构调整质量评价反馈与诊改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学科负责人、团队建设人员及专业教师访谈提纲 |
| 附录2 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类）专业学科负责人、团队建设人员及 、专业教师访谈提纲 |
| 附录3 高职院校人工智能（类）专业毕业生就业调查(学生版) |
| 附录4 高职院校人工智能（类）专业毕业生就业调查（学院版） |
| 附录5 高职院校人工智能（类）专业毕业生就业调查(学校版) |
| 附录6 高职院校人工智能（类）专业毕业生就业调查(企业版)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 致谢 |
（4）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两次入援的宣大将士 |
| 第一节 “壬辰倭乱”中的宣大将士——周弘谟、任自强、高策、宋大斌诸将考 |
| 附: 史儒考 |
| 第二节 “丁酉倭乱”中的宣大将士 |
| 一 统帅与诸将领简况 |
| 二 闻名疆场“四鞑将”:解生、颇贵、摆赛、杨登山 |
| 附: 牛伯英、柴登科考 |
| 第三节 宣大将领的来源与族属探赜——兼谈明代的“蕃将”现象与特色 |
| 第二章 宣大将士援朝战史考析 |
| 第一节 宣大将士在壬辰战争中的表现与评价 |
| 一 “壬辰倭乱”中的宣大将士 |
| 二 “丁酉再乱”中的宣大将士 |
| 第二节 宣大将士作战的特点与成因简析 |
| 第三章 壬辰战后宣大将士后裔与历史记忆 |
| 第一节 战后留在朝鲜的宣大将士后裔及其文化传承问题 |
| 第二节 留居雁北与塞上的宣大将领家族个案分析 |
| 第三节 中朝两国历史记忆中的宣大将士形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北魏造像记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上编 北魏造像记着录源流述略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范围和材料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的难点 |
| 第二章 北魏造像记着录源流述略 |
| 下编 北魏造像记目录 |
| 第三章 北魏纪年造像记目录 |
| 第四章 北魏无纪年造像记目录 |
| 北魏造像记着录对照 |
| 後记 |
（6）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的分类及形成背景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观音图像的分类及原则 |
| 一、圣观音图像类 |
| 二、密教观音图像类 |
| 三、本土观音图像类 |
| 四、佛三尊像中的观音图像类 |
| 第二节 唐宋巴蜀观音图像的形成背景 |
| 一、经济背景 |
| 二、文学背景 |
| 三、佛教背景 |
| 第二章 唐宋时期巴蜀圣观音图像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圣观音造像的分期与造型风格演变 |
| 一、初唐时期:隋风延续与标准形象的确立 |
| 二、盛唐时期:大气丰腴风格的流行 |
| 三、中唐时期:两种区域风格的形成 |
| 四、晚唐时期:丰肥壮硕风格的出现 |
| 五、五代时期:唐风遗韵 |
| 六、两宋时期:女性化特征的鲜明 |
| 第二节 唐宋巴蜀圣观音造像的组合样式与功能指向 |
| 一、观音双尊与多尊并列:神力的多倍增强 |
| 二、观音与地藏:现世拯救与地狱拯救的结合 |
| 三、观音、阿弥陀佛与地藏:净土往生与地狱拯救的结合 |
| 四、观音、药师佛与地藏:治病延命、地狱拯救与净土往生的结合 |
| 五、观音与其他尊像的任意组合:民众信仰需求的多样化体现 |
| 第三节 唐宋巴蜀观音救难图像的缘起与演变 |
| 一、唐代之前观音救难性格的形成及其在巴蜀的传播 |
| 二、唐五代观音救难图像的发现与释读 |
| 三、宋代以后观音救难图像的持续演变 |
| 第三章 唐宋时期巴蜀密教观音图像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密教造像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唐五代巴蜀十一面观音造像考释 |
| 一、十一面观音的经像传译与造像仪轨 |
| 二、单尊十一面观音造像的图像分析 |
| 三、十一面观音化现圣僧造像的图像分析 |
| 第三节 唐宋巴蜀如意轮观音造像考释 |
| 一、如意轮观音的经像传译与造像仪轨 |
| 二、艺术文献所载的如意轮观音画像 |
| 三、如意轮观音造像的时空分布 |
| 四、如意轮观音造像的图像分析 |
| 第四节 唐宋巴蜀不空羂索观音造像考释 |
| 一、不空羂索观音的经像传译与造像仪轨 |
| 二、不空羂索观音造像的时空分布 |
| 三、不空羂索观音造像的图像分析 |
| 四、不空羂索观音造像在巴蜀流行的特殊原因 |
| 第五节 唐宋巴蜀千手观音造像考释 |
| 一、千手观音的经像传译与造像仪轨 |
| 二、艺术文献所载的千手观音图像 |
| 三、千手观音造像的时空分布 |
| 四、千手观音造像的图像分析 |
| 第六节 宋代巴蜀马头观音造像考释 |
| 一、马头观音的经典传译与造像仪轨 |
| 二、大足石刻马头观音的造型特征 |
| 三、其他地区马头观音图像的造型特征 |
| 四、不同地区马头观音图像之比较 |
| 第七节 唐宋巴蜀其他多臂观音造像考释 |
| 第四章 唐宋时期巴蜀本土观音图像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白衣观音造像的形成、分期及其他 |
| 一、白衣观音造像产生的社会文化渊源 |
| 二、吴道子与白衣观音造像的关系 |
| 三、白衣观音的形象标志及其来源 |
| 四、白衣观音造像的分期与造型演变 |
| 五、与其他地区白衣观音造像之比较 |
| 第二节 唐宋巴蜀水月观音造型分析及相关问题 |
| 一、周昉妙创水月观音图像新释 |
| 二、艺术文献所载的水月观音画像 |
| 三、水月观音的造型元素分析 |
| 四、对两京水月观音造像传入巴蜀路线的思考 |
| 五、水月观音与自在观音的关系 |
| 第三节 宋代巴蜀数珠手观音造像的形成、特征及影响 |
| 一、数珠手观音造像的判断标准 |
| 二、数珠手观音造像的遗存分布与特征 |
| 三、数珠手观音造像的宗教内涵与形成依据 |
| 四、对云南大理国观音画像的影响 |
| 第四节 宋代巴蜀观音群像窟的图像构成、文本依据及相关问题 |
| 一、观音群像窟的图像构成与营造意图 |
| 二、观音群像窟营造的文本依据 |
| 三、观音群像窟的设计意匠 |
| 四、观音群像窟与文氏石窟艺匠 |
| 第五章 唐宋时期巴蜀佛三尊像中的观音图像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西方净土变中的观音造像特征演变 |
| 一、西方净土经典的传译及其在巴蜀地区的流行 |
| 二、“净土三经”中西方净土世界的基本景观与观音形象的描述 |
| 三、西方三圣像中的观音造像 |
| 四、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中的观音造像 |
| 五、阿弥陀经变龛中的观音造像 |
| 六、观无量寿佛经变龛中的观音造像 |
| 第二节 唐宋巴蜀释迦三尊像中的观音造像 |
| 一、巴蜀释迦三尊像中的观音造像 |
| 二、与犍陀罗释迦三尊像中观音造像的比较 |
| 第六章 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相关问题探讨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观音造像题记与民众社会心理 |
| 一、造像题记的时代分布与布局形式 |
| 二、从造像题记看观音称名的演变 |
| 三、供养人身份与造像组织形式 |
| 四、造像时间与佛教节日 |
| 五、造像对象与家庭伦理 |
| 六、造像愿望与功利心理 |
| 第二节 唐宋巴蜀观音造像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
| 一、时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
| 二、区域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插图目录及图版来源 |
| 附录二 表格目录 |
| 附录三 唐宋巴蜀观音造像题记汇录 |
| 附录四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政策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1.3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2 农业风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3 政策性农业保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贫困及贫困脆弱性 |
| 1.4.2 缓解贫困脆弱性:与脱贫、扶贫的比较 |
| 1.4.3 政策性农业保险 |
| 1.4.4 机理 |
| 1.4.5 功效:功能+效应 |
| 1.5 研究问题、思路及内容 |
| 1.5.1 研究问题及研究边界限定 |
| 1.5.2 研究思路 |
| 1.5.3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与不足 |
| 1.7.1 创新之处 |
| 1.7.2 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1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理论 |
| 2.1.2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相关理论 |
| 2.2.1 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 |
| 2.2.2 模型的求解工具:马尔可夫过程 |
| 2.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3.1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机理 |
| 2.3.2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演化机理 |
| 2.3.3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缓解机理 |
| 2.4 本章小结 |
| 3.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 |
| 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 |
| 3.1.1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82-1992年 |
| 3.1.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92-2003年 |
| 3.1.3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确立与变迁:2004年至今 |
| 3.1.4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演进中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
| 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多层面分析 |
| 3.2.1 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及其成因 |
| 3.2.2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供给和需求层面 |
| 3.2.3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收入和消费层面 |
| 3.2.4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风险保障层面 |
| 3.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中国实践 |
| 3.3.1 “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的河北省“阜平模式” |
| 3.3.2 “精准滴灌”的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模式 |
| 3.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国际实践 |
| 3.4.1 基于减贫目标的印度农业保险政策 |
| 3.4.2 巴西农业保险制度及其经验 |
| 3.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中外实践的启示借鉴 |
| 3.5.1 制度体系和政策支持较为健全 |
| 3.5.2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通力协作 |
| 3.5.3 保险产品供给和配套措施完备 |
| 3.6 本章小结 |
| 4.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 |
| 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 |
| 4.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 |
| 4.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风险保障功效 |
| 4.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其他功效 |
| 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供给层面 |
| 4.2.1 宏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2.2 微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需求层面 |
| 4.3.1 农业风险损失产生农业保险需求意愿 |
| 4.3.2 农业收入增加提高农业保险购买能力 |
| 4.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制约因素 |
| 4.4.1 政府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2 保险机构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3 贫困农户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5 本章小结 |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 |
| 5.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 |
| 5.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 |
| 5.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需求收入弹性 |
| 5.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
| 5.1.4 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 |
| 5.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临界点:门槛效应 |
| 5.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 |
| 5.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收入效应 |
| 5.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消费效应 |
| 5.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 |
| 5.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经济增长 |
| 5.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收入分配 |
| 5.5 本章小结 |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 |
| 6.1 相关模型比较及选择 |
| 6.1.1 模型比较 |
| 6.1.2 模型选择 |
| 6.2 理论模型构建 |
| 6.2.1 基本模型 |
| 6.2.2 引入农业风险冲击 |
| 6.2.3 引入农业保险 |
| 6.2.4 引入不足额保险 |
| 6.2.5 引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
| 6.2.6 陷入贫困的概率 |
| 6.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用的数值模拟 |
| 6.3.1 相关参数校准及函数假定 |
| 6.3.2 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3 赔偿比例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4 不足额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5 保费补贴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 |
| 7.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7.1.1 基于农户资产的贫困脆弱性测度模型 |
| 7.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评估模型 |
| 7.1.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7.2 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 |
| 7.2.1 收入期望和方差的FGLS估计 |
| 7.2.2 贫困线的确定 |
| 7.2.3 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估计结果 |
| 7.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1 变量的相关关系 |
| 7.3.2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渠道 |
| 7.4 本章小结 |
| 8.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
| 8.1 门槛效应的经济学解释 |
| 8.2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及选择依据 |
| 8.2.1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 |
| 8.2.2 门槛模型选择依据 |
| 8.3 解释变量、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 8.3.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8.3.2 模型设定 |
| 8.4 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
| 8.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整体样本回归 |
| 8.5.1 保费收入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2 保费补贴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3 保险赔偿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6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分组样本回归 |
| 8.6.1 样本分组依据 |
| 8.6.2 低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3 中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4 高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9.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8）近年新见秦出土文献编年辑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ract |
| 凡例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近六年秦出土文献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秦出土文献编年辑证 |
| (1) 秦公簋一 约秦襄公时期(前777～前766年) |
| (2) 秦公簋二 约秦襄公时期(前777～前766年) |
| (3) 秦(?)簋 约秦襄公时期(前777～前766年) |
| (4) 秦公簋三 约秦文公时期(前765～前716年) |
| (5) 秦公鼎一 约秦文公时期(前756～前716年) |
| (6) 秦公鼎二 约秦文公时期(前756～前716年) |
| (7) 秦公鼎三 约秦文公时期(前756～前716年) |
| (8) 秦公鼎四 约秦文公时期(前756～前716年) |
| (9) 秦公鼎五 约秦文公时期(前756～前716年) |
| (10) 秦公壶一 约秦文公时期(前765～前716年) |
| (11) 秦公壶二 约秦文公时期(前765～前716年) |
| (12) 秦子戈甲 秦静公或出子时期(下限前698年) |
| (13) 秦子戈乙 秦静公或出子时期(下限前698年) |
| (14) 秦子戈丙 秦静公或出子时期(下限前698年) |
| (15) 秦子矛 秦静公或出子时期(下限前698年) |
| (16) 秦公乍子车戈 约秦穆公时期(前659年～前621年) |
| (17～19) 秦公钟(3件) 春秋早期 |
| (20) 宫字铜矛 春秋早期 |
| (21) 西祠器铜豆 春秋晚期 |
| (22) 十四年大良造鞅殳镦 秦孝公十四年(前348年) |
| (23) 十六年大良造鞅殳镦 秦孝公十六年(前346年) |
| (24) 四年□□□戈 秦惠文王後元四年(前321年) |
| (25) 王七年上郡守疾戈 秦惠文王後元七年(前318年) |
| (26) 王八年内史操戈 秦惠文王後元八年(前317年) |
| (27) 十二年相邦义鼎 秦惠文王前元十二年(前326年)或後元十二年(前313年) |
| (28) 十三年上郡守寿戈一 秦昭襄王十三年(前294年) |
| (29) 十三年上郡守寿戈二 秦昭襄王十三年(前294年) |
| (30) 邵宫鼎 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86年) |
| (31) 家丞戈 秦昭襄王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问(前286～前278年) |
| (32) 小妃漆盒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 |
| (33) 平安夫人漆盒 秦昭襄王三十七年(前270年) |
| (34) 三十八年上郡守庆戈 秦昭襄王三十八年(前269年) |
| (35) 四十年工师韩勺 秦昭襄王四十年(前267年) |
| (36) 四十四年上郡守绾戈 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年) |
| (37) 五十年上郡守(?)戈 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年) |
| (38) 五十二年蜀郡守竈戈(含戈镦)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前255年) |
| (39) 大官漆豆足座一 秦昭襄王时期(前306～前251年) |
| (40) 大官漆豆足座二 秦昭襄王时期(前306～前251年) |
| (41) 大官漆豆足座三 秦昭襄王时期(前306～前251年) |
| (42) 四年相邦吕不韦戈 秦王政四年(前243年) |
| (43) 四年相邦吕不韦戟 秦王政四年(前243年) |
| (44) 四年相邦吕不韦矛 秦王政四年(前243年) |
| (45) 八年丞甬戈 秦王政八年(前239年) |
| (46) 十二年丞相启颠戈 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年) |
| (47) 十三年右工室钟一 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年) |
| (48) 十三年右工室钟二 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年) |
| (49) 十三年右工室钟三 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年) |
| (50) 十三年右工室钟四 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年) |
| (51) 十三年诏事钟 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年) |
| (52～53) 十五年寺工铍(2件) 秦王政十五年(前232年) |
| (54) 少工银扣 秦王政二十一年(前226年) |
| (55) 少工喜银扣 秦王政二十一年(前226年) |
| (56) 仓端王义鼎 秦王政时期(前246-前221年) |
| (57) 相邦□□不韦密戈 秦王政时期(前246-前221年) |
| (58) 颖阳矛 秦王政时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59) 咸阳鼎 战国中期(下限前350年) |
| (60) 乌氏扁壶 战国中期(下限前350年) |
| (61) 丁亥镜 战国中期 |
| (62) 信宫鼎 战国晚期 |
| (63) 平宫鼎 战国晚期 |
| (64) 泰官鼎 战国晚期 |
| (65) 西鼎 战国晚期 |
| (66) 直陶雍弩机 战国晚期 |
| (67) 原都戈 战国时期 |
| (68) 始皇诏铜方升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69) 始皇诏铜椭量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0) 始皇诏铜量一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1) 始皇诏铜量二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2) 始皇诏铜量三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3) 始皇诏铜权甲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4) 始皇诏铜权乙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5) 始皇诏铜权丙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6) 始皇诏铜权丁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7) 始皇诏铜权戊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8) 始皇诏铜权己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9) 始皇诏铜权庚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0) 始皇诏铜权辛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1) 始皇诏铜权壬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2) 始皇诏二十斤铜权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3) 始皇诏二十四斤铜权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4) 始皇诏铁石权甲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5) 始皇诏铁石权乙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6) 始皇诏铁石权丙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7) 始皇诏版甲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8) 始皇诏版乙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9) 始皇诏版丙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90) 三十四年少府戈(含戈镦)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 |
| (91) 铜鞮戈 秦始皇时期(前221年～前210年) |
| (92～102) 秦兵马俑一号坑出土陶文(11枚) 约秦王政元年(前246年)至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间 |
| (103～147) 秦俑一号坑第三次考古发掘所出陶文 约秦王政元年至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46～210年) |
| (148) 咸亭权 约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49) 两诏方升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0) 两诏铜椭量甲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1) 两诏铜椭量乙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2) 两诏铜权甲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3) 两诏铜权乙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4) 两诏铜权丙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5) 左乐两诏铜权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6) 两诏铜版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7) 路里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58) 雕阴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前207年) |
| (159) 大官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前207年) |
| (160) 亭里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1) 朱公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2) (?)度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3) 官斗壶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4) 邦右莤钫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5) 公敦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6) 大官盉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7) 秦铜灯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8) 少府戈一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9) 少府戈二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0) 少府戈三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1) 中阳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2) 饶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3) 柏人戈一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4) 柏人戈二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5) 陭氏戈一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6) 陭氏戈二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7) 郝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8) 江鱼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9) 析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0) 武安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1) 咸阳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2) 启封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3) 宜安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4) 毕据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5) 山阳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6) 公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7) 成都矛一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8) 成都矛二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9) 寺工矛甲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0) 寺工矛乙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1) 孱陵矛一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2) 孱陵矛二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3) 河南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4) 荣阳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5) 平都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6) 阳周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7) 武库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8) 武戳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9) 漆垣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0) 叶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1) 杜阳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2) 武始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3) 诏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4) 公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5) 降剑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6) 武垣剑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7) 少府镦一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8) 少府镦二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9) 中阳镦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0) 雕阴戈镦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1) 竈镦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2) 上郡武库弩机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前207年) |
| (213) 漆垣弩机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4) 中阳马衔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5) 竹阳秘冒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6) 高奴铜座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7) 临洮方策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8) 华阳右般漆器口沿(或圈足)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9) 修铺首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20) 襄成环权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21～230) 三门峡市司法局、刚玉砂厂秦人墓出土“陕亭”等陶文(10枚)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31～238) 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出土陶文(8个)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39～241) 洛阳于家营秦墓出土陶文(3个)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42～246) 咸阳花杨战国秦墓出土带字陶鼎(5件)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47～266) 临潼马额秦墓出土陶文(20件)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67) 陕西黄陵县史家河墓地出土陶缶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68) 蒜头铜壶 秦代(前221～前207年) |
| (269) 南门外阁残版 秦代(前221～前207年) |
| (270) 司工权 秦代(前221～前207年) |
| (271) 私府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 |
| (272) 栒邑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 |
| (273) 夏阳邦工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 |
| (274～379) 临潼新丰秦墓出土陶文资料(106枚) 约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 |
| (380～390) 临潼新丰秦墓出土印章资料(11枚) 约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 |
| (391～394) 临潼新丰秦墓出土半两钱资料 约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 |
| (395) 沙羡矛 约战国时期至秦汉之际 |
| (396) 旬阳壶 秦汉之际 |
| (397) 北食右鼎 秦汉之际 |
| (398) 平都量 秦汉之际 |
| (399) 元年鄜弩机 秦汉之际 |
| (400) 陵里车軎 秦汉之际 |
| (401) 内官棒形器 秦汉之际 |
| (402) 当阳铜勺 秦汉之际 |
| (403) 中府勺 秦汉之际 |
| (404) 汧勺 秦汉之际 |
| (405～413) 平宫铭漆耳杯(9件) 秦汉之际 |
| (414) 平陶缶(棘里陶缶) 秦汉之际 |
| (415) 公陶罐 秦汉之际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引用书刊简称目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9）敦煌西夏洞窟营建所涉佛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概念限定 |
| (一) 敦煌石窟 |
| (二) 西夏洞窟 |
| (三) 瓜沙二州 |
| (四) 佛事活动 |
| 三 研究史回顾与展望 |
| (一) 供养人画像与西夏洞窟营建研究 |
| (二) 物质生活图像与西夏洞窟营建研究 |
| (三) 瓜沙佛教信仰与西夏洞窟营建研究 |
| (四) 瓜沙佛事与西夏洞窟题记研究 |
| 四 研究资料及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资料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 研究目的及构想 |
| 第一章 敦煌西夏石窟概述 |
| 第一节 敦煌西夏石窟分期 |
| 第二节 敦煌西夏石窟主要窟形 |
| 一 莫高窟、榆林窟 |
| 二 东千佛洞石窟 |
| 三 五个庙石窟 |
| 第三节 敦煌西夏石窟主要题材 |
| 一 显教图像 |
| 二 密教图像 |
| 第四节 敦煌西夏石窟与多元民族文化交流 |
| 一 宋 |
| 二 辽 |
| 三 回鹘 |
| 四 吐蕃 |
| 第二章 西夏统治瓜沙时期的寺院营建——以莫高窟皇庆寺为例 |
| 第一节 莫高窟皇庆寺简述 |
| 第二节 速来蛮西宁王之前的元代敦煌 |
| 第三节 莫高窟第61窟与皇庆寺的营建 |
| 第四节 西夏仁宗时期佛教活动与皇庆寺营建 |
| 第五节 皇庆寺位置管窥 |
| 小结 |
| 第三章 莫高窟第38窟道洪题记所见夏末元初敦煌石窟营建 |
| 第一节 道洪题记的时代 |
| 第二节 沙门道洪的身份 |
| 第三节 道洪建菩提像复原 |
| 一 唐代的菩提像 |
| 二 印度波罗样式的降魔触地印佛像 |
| 第四节 道洪题记与洞窟营建时代的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莫高窟第61窟与西夏皇室 |
| 第一节 甬道北壁供养人像两个问题 |
| 一 供养人身份诸说献疑 |
| 二 供养人重绘现象 |
| 第二节 甬道南壁炽盛光佛变与夏仁宗转轮王塑造 |
| 第三节 甬道壁画与夏仁宗、罗太后关系探析 |
| 第四节 莫高窟第61窟与西夏五台山文殊信仰 |
| 第五节 甬道北壁供养人重绘原因蠡探 |
| 小结 |
| 第五章 西夏时期瓜沙地区佛教圣迹巡礼活动研究——以阿育王寺惠聪巡礼僧团为例 |
| 第一节 惠聪巡礼僧团发愿文题记释录 |
| 第二节 惠聪巡礼僧团成员身份探析 |
| 一 民族成分 |
| 二 惠聪巡礼僧团的多样身份 |
| 第三节 惠聪巡礼僧团的修行活动 |
| 第四节 惠聪巡礼僧团修行活动的赞助来源 |
| 小结 |
| 第六章 榆林窟第3窟文殊变与西夏祈雨习俗 |
| 第一节 文殊变、普贤变清代题记探析 |
| 第二节 追寻龙王庙 |
| 第三节 “踏郡众姓”解析 |
| 第四节 文殊变龙王像出现原因试探 |
| 一 宋西夏之前的祈雨活动 |
| 二 宋代的祈雨活动 |
| 三 西夏的祈雨活动 |
| 补论 |
| 一 水月观音的大幅水面 |
| 二 水月观音的两种构图 |
| 三 水月观音中的唐僧取经图 |
| 第七章 榆林窟第29窟与西夏华严道场 |
| 第一节 榆林窟第29窟营建年代补论 |
| 一 研究史回顾 |
| 二 赵麻玉家族供养人画像的武官身份 |
| 三 西夏文供养人题记中的沙州监军司 |
| 四 榆林窟第25窟西夏文题记探析 |
| 第二节 一行慧觉与《华严忏仪》 |
| 第三节 榆林窟第29窟与《华严忏仪》 |
| 一 真义国师鲜卑智海 |
| 二 禅定高僧 |
| 三 文殊变与普贤变 |
| 四 药师经变、阿弥陀经变、水月观音 |
| 五 金刚手菩萨、不动明王和六字真言 |
| 六 中心佛坛 |
| 小结 |
| 结语 |
| 图版说明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敦煌西夏石窟分期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10）清代甘肃城池建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范围和目标 |
| 第一章 清代甘肃城池分布 |
| 第一节 地理特征与城池分布 |
| 一、地理特征 |
| 二、城池分布及原因 |
| 第二节 行政区划与城池分布 |
| 第三节 人口分布与城池分布 |
| 第二章 清代甘肃城池外部形态 |
| 第一节 甘肃城池的外部轮廓特征 |
| 一、城墙周长 |
| 二、城墙形状探讨 |
| 第二节 甘肃城池的城门特征 |
| 一、城门数量归类 |
| 二、城门名称设置 |
| 第三节 甘肃城池的护城河特征 |
| 一、以天然河流为险阻 |
| 二、引用其它河流为濠池 |
| 第三章 清代甘肃城池建修及缘由 |
| 第一节 地震因素 |
| 一、地震对城池的破坏 |
| 二、地震后城池维修 |
| 第二节 水灾因素 |
| 一、水灾对城池的破坏 |
| 二、水灾后城池维修 |
| 第三节 风沙因素 |
| 一、风沙对城池的影响 |
| 二、应对风沙的举措 |
| 第四节 战乱因素 |
| 一、兵燹之余甘肃城池受破坏的情况 |
| 二、兵燹之后对甘肃城池的营建 |
| 第四章 清代甘肃地区城池修筑的具体实施 |
| 第一节 清代修城工程的管理制度 |
| 第二节 修城勘估 |
| 第三节 修城经费的构成与筹措 |
| 一、官帑 |
| 二、私人捐助 |
| 第四节 督工人员的遴选 |
| 一、选派地方官员 |
| 二、选派士绅 |
| 第五节 修城劳力的构成与工价 |
| 一、民夫和工匠修城 |
| 二、军士修城 |
| 第六节 城工物料的措办与因地制宜 |
| 一、城工物料的措办 |
| 二、物料的因地制宜 |
| 第七节 城工验收 |
| 第五章 清代甘肃城工的区域影响 |
| 第一节 城工与城市景观 |
| 第二节 城工与百姓生计 |
| 一、“以工代赈” |
| 二、区域经济 |
| 第三节 城工与文化景观 |
| 一、修城碑文 |
| 二、城工告成诗和登楼抒怀诗 |
| 第四节 城工与官民关系 |
| 一、修城之利 |
| 二、修城之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硕士期间科研成果 |
四、《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D]. 胡凌燕. 浙江大学, 2021(02)
- [2]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D]. 王硕.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研究 ——以人工智能（类）专业为例[D]. 李薪茹. 天津大学, 2020(02)
- [4]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D]. 徐成. 山东大学, 2020(09)
- [5]北魏造像记整理与研究[D]. 李爽. 吉林大学, 2020(08)
- [6]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D]. 邓新航. 东南大学, 2019(01)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D]. 徐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8]近年新见秦出土文献编年辑证[D]. 孟宪斌.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9]敦煌西夏洞窟营建所涉佛事研究[D]. 杨冰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10]清代甘肃城池建修研究[D]. 孟超祥.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