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难得的参考书——写于《1999年化妆品成分回顾总结》出版之际

一、一部不可多得的工具书——写在《1999化妆品成分评审概要》出版之际（论文文献综述）

尹京兰^[1]（2020）在《编辑家吴道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吴道弘（1929-）是我国当代编辑家,自1950年从事编辑工作到1995年退休前担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及至退休后任《出版史料》执行主编,为新中国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和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编辑工作者,吴道弘致力于编辑这一精神文化活动,其编辑生涯可以划分为三联书店编校一体、人民出版社编发马列主义图书、投身编辑出版学领域的图书编辑工作、主持期刊《出版史料》四个阶段;其编辑活动具有专于中外文史图书出版,“学”编共进,在学术研究中挖掘选题的特点。在长期编辑实践活动中,吴道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编辑理念:一是编辑应入学者流的编辑观念,认为编辑是业务和学识兼备的角色,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力量,因而编辑要有独特的研究领域;二是崇实重教、讲究自学的编辑人才培养观,认为在编辑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出版教育起基础性作用,在职培训是重要路径,编辑自我培养则是普遍路径;三是亦师亦友、亦诤亦谏的作者观,包括尊重作者原稿、不为改稿而改,关心作者生活、鼓励作者创作,团结新老作者、建设作者队伍;四是以书为本、因地制宜的书刊宣传观,认为编辑从事图书宣传要善用图书评论、为图书代言,利用作者光环、为书刊增色,丰富图书封底、为书免费宣传。同时,吴道弘以编辑身份切入书评活动,是一位书评家,在建构书评的基本理论体系、阐述书评社会文化的关系、总结书评的写作具体方法做出了贡献。吴道弘编辑活动和书评活动互动共进,书评活动和书评文本凸显其独特的编辑理念,一方面其编辑特质影响书评活动,表现出书评写作和编辑业务必有交集、职业敏感和书评视角自觉契合、书评对象和编辑领域高度关联等特点;另一方面从其书评活动透视出形式与内容契合的装帧意识、关注编辑学研究的学者意识、评书兼顾论其人的作者意识等编辑观。吴道弘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启示当今编辑工作者要坚持编研结合,推动编辑学发展;重视图书宣传,优化编辑服务;精于编辑写作,提升编辑品位。

周毅^[2]（2019）在《楹联书法研究》文中提出楹联书法是中国文化史上独有的形态,它集文学、艺术和公共展示文化于一体,具有多重的学术研究意义。在文学上,它与中国古典诗文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书法史上,楹联书法是可以与甲骨、钟鼎、简帛、碑刻书法等相并列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视觉文化的角度说,楹联书法往往呈现于儒、释、道文化的一些重要的公共环境中,如庙堂、宫廷、官署、学校、园林、苑囿等,明清以来尤为鼎盛,遍及南北东西,远播海外。长期以来,对楹联的研究较多,对书法的研究也不少,但对楹联书法的研究相对薄弱,“繁者弥繁,阙者仍阙”。本文结合文学、艺术学和文化学等多重视角,从楹联书法的源流、文化指向、地域表现、技法表现、艺术创作等几个层面展开研究,史论结合、图文互证,既重视其学理探讨,又强调其现实实践意义。一般而言,楹联是镌刻在石、木、竹、金属等材料上或者悬挂、张贴在楹柱等建筑物件上的书法对联。但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楹联书法与书法对联的界限有交叉模糊的情况。本文所涉楹联书法并不一定全是指楹联实物形式意义上的书法作品,还包括文字记载、图片形式等其他类似作品。因而,本文重点研究传统意义上的楹联书法,也研究与之相关的书法对联。楹联书法与文字、书法及文学的发生发展相互承继、相互成就。相应于书法与文学的起源与发展,楹联书法起源亦可推及于爻画。本文以为,楹联书法萌芽于先秦,形成于汉晋,成熟于唐代,完善于五代,普及于宋元,繁盛于明清。本文认为,目前可见南宋高宗、理宗所书团扇中的诗联以及马麟题画联、福州市博物馆所藏的南宋帛幡可以证明,至迟在宋代,书法对联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表现形式。明清时期建筑式样的变化促进了楹联书法的普及与繁荣。皇宫殿宇、儒家庙堂、佛寺道观、公私园林的装饰需要与公众教化功能的凸显,使得楹联书法在雅俗兼有、形式多变的文化格局中独树一帜,成为文人雅士与市民大众共赏共享的文化流行形式。近现代以来,民间延续的春联、婚联等习俗,以及保留下来的古建筑和新建的楼堂馆所、道观佛寺的实用楹联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文学是楹联书法的基础和内在形式,也是催生楹联书法产生的根基之一。因此,研究楹联书法首先应该观照其与文学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楹联学的相关知识及其文化渊源。由于楹联学的研究汗牛充栋,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基础。本文以《声律发蒙》与楹联书法的关系为切入点,简要梳理了《声律发蒙》的版本及其为楹联书法提供的基础价值。楹联书法是书法史上特有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方面的认识价值。它在形式上的对称性决定了它在内容和技法的表现上具有相应的规定性,它在公共空间展示上的视觉文化需求决定了它独有的集艺术审美与传统文化教育传播价值于一体的特殊性,它在对立统一的形式中集真、草、隶、篆,颜、柳、欧、赵于一体,取得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融合。楹联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特有的表达方式,以非常通俗的、可视的样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孔庙楹联书法、宫廷楹联书法、世家园囿楹联书法的教义宣扬、政观表达、德商隐逸,它们共同营造了儒家政教的文化和艺术氛围。儒家楹联及其书法是儒家文化的体现,在文化表达与功用上具有传播教化的功能,在传播学上具有动态性、序列性、系统性等特征。天下名山佛道多,峨眉山、九华山、五台山、武当山、青城山等地的宗教传播离不开其随处可见的楹联书法,它们营造了一种佛道的庄严与逍遥的文化与审美之境。寺庙里镌刻或悬挂的佛教楹联,其目的在于增加人们对佛教文化的了解。从内容上看这些楹联或宣扬佛教教义,或歌颂佛法功德,或揭示修行法门。道观楹联书法以道教思想为依托,劝导人们积德行善、自由豁达、移风易俗,最后达到教化人心的目的。具体而言,皇宫殿宇、儒家庙堂、佛庙道观的公共展示空间为楹联书法的常态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故宫楹联是宫廷楹联的代表。统治者身份的不同与庙堂之气的需要,宫廷楹联书法取法唐楷为主要风格之一。康乾时代,康熙的“崇董”与乾隆的“崇赵”使赵、董书风楹联成为宫廷书法主流。孔庙楹联是纪念性庙堂楹联的代表,西湖、苏州楹联是楹联书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演进的代表。商宅楹联以商人聚居地或者故里为展示空间。商业追求的不同取向与楹联书法的内容、书法密切相关。晋商以商养商,其楹联内涵丰富,既有立德修身、承传教化的实用观念,又有以德领商、信义生财的商业气息。徽商以商养文,以文哺商,赞助扬州八怪、乾嘉学派,践行以商养文的理想追求,文商融合,体现以文哺商的经商之道。苏州园林以文养人,诗文兴情以造园,体现文人的闲趣归真、理趣盎然、逸趣幽深、禅趣超妙等情结。官署、庙堂、商宅、园林等所留存的历代楹联书法,均具有文学与书法双美的特点,具有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和教化功用。在艺术表现上,楹联书法也具有丰富的时代性、地域性和书家个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书家,不同的书写方式,共同促进了楹联书法风格的多样化。就地域性而言,清代以来楹联书法的地域性风格就非常明显,如湖湘的崇唐正大之风,海上的“二王”温雅之风,河南的中原雄强之风,堪为代表。滇、渝、浙地区长联书法彰显了楹联文化和书法艺术的持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就具体的技法层面而言,楹联书法在书体选择、笔法技巧、工具材质等方面也殊为考究。书体上,楹联书法更适宜于选择篆、隶、楷等正书,以彰显其公共教化功能。在审美取向上,不同书体指向也不同,可以清晰地看出书法家艺术表现的群体意识与个人追求。楷书的中正之风更适于彰显楹联的庙堂之气,篆隶的古朴雄浑更能彰显楹联的高古之风。书家所创作的作品既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每种书体的共性,又呈现出书法家个人风格与个性色彩。楹联书法的技法选择与其式样有关。因楹联书法多选择正书,故用笔上,平直之笔多于斜曲之笔,点画之间断笔多而连笔少,粗笔多而细笔少;结体上,偏于平划宽结,平正多而斜势少;章法上,强调上下联对称,突出行气;墨法上,刊刻对楹联书法在墨法上的表现有一定的影响。楹联材质的多样性与书法的风格、用途有着联系。常见的楹联材质以木、竹、石为主,也有铜铸、瓷烧、镶嵌等特殊工艺。楹联的书写者通常是书法家,而镌刻者往往是专门的匠人。从对书法家作品的还原度而言,刻手所表现出来的书风往往与书手有着一定的一致性。不过,书刻的不同理解导致楹联的刊刻也难免失真。失真现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学者的取法。撰写者与书写者的关系也比较复杂,明清时代撰写者大多也是书写者,这也表明书法与文学关系的进一步加深与融合。集字是书法学习与创作的常见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楹联书法,成为了楹联书法创作的重要手段。近100余年来,甲金集联较为常见,以“甲骨四堂”的书法实践为代表。金文集联多取自钟鼎彝器铭文,以罗振玉为代表。隶书集联以汉碑为主,楷书集联以魏碑、唐碑为主。汉碑和魏碑的集联尤其丰富,对近现代书法创作影响巨大。清人的行草集联以集《兰亭》联为多。相比较而言,以对联形式出现的草书集字作品比较少见。无论是甲、金、篆、隶集字创作,还是楷、行、草等集字创作,都不能简单地食古不化,而应守正创新。

孙睿^[3]（2019）在《观念与视野：当代艺术设计中的身体》文中研究说明自20世纪开始,身体成为各界普遍关注的研究焦点。随着人们对其认识的不断加深,它逐渐发展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身体作为人类意识的重要载体,其最显着的特征即丰富性,而这种丰富性不但指的是生物属性多样化,同时还彰显了人类社会文化的基本内涵。身体有自己的述说方式与设计语言,身体如同一面镜子,不仅能够展现人的风格,还能折射出当前社会人们在观念上发生的变化。身体的视觉形式通过引导、传达、记忆来满足身体的物质需求、审美需求、功能需求。通过视觉进行创造属于一种认知行为。身体在创作时能够感知自身正位于和世界的新型互动之中,将其发展至全新的精神层面中。梅洛·庞蒂在其前两部着作《行为的结构》和《知觉现象学》中均反复强调,他的目的是要探讨意识与自然的关系。在艺术设计的发展进程中,情感与设计如同两股持续涌动的潮流,成为人类造物活动有序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支持。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身体沟通打破“视觉”的范围,向“触觉、听觉、嗅觉、味觉”拓展,直至打动人们的情感。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理论认为,身体是我思的主体,而在我思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技术,这从另一个角度上展现出了人们把握世界本质的方法。身体体验是现象学的关注焦点,该学派重点研究的是空间中身体的各种感受。身体行为作为艺术创作的元素,行为艺术的本质更多的是身体作为媒介直接进行的自我反思,使作品表达出深刻的文化意义与内涵,看似简单的身体行为引起我们高度的共鸣。很多艺术类型都是以身体语言为载体进行表述的,譬如舞蹈、雕塑等。文学、美术等学科则是以描述身体语言的方式进行再创作,并以此为契机,揭示人的生存状态,赋予人类生命新的寓意。身体语言在设计中所传达的各种现象均取决于一种前提,即表达以信息诉求为基准的身体原因。具体来说,设计传达的基础是一种认知共性,即对某一姿态,某一动作,某一场景下的身体内在情绪、情感状态、常见动作的普遍性认知。设计的产生从本质上说是来源于身体的需求,在身体体验与产品设计的“感知层”中,身体行为对产品的感知过程是通过身体与产品产生接触性交互来实现的。身体美学包括如下要素:第一,肉体;第二,服装;第三,个人;第四,社会。将这四个要素运用到日常生活以及艺术设计中,从服装、肉体、个人三个要素下探讨时尚、设计和身体美学的关系,将身体与服装、人体外形、风貌、姿态等都结合起来,实现对身体美学更为细致深刻地刻画,分析出相关的艺术设计理念。

高查清^[4]（2017）在《论译者忠实观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文中研究指明自上个世纪末起始,翻译理论界掀起了一股否定忠实之风。不少人以谈忠实为耻,说“叛逆”为荣,似乎不说“叛逆”就不“学术”,不行“叛逆”就非“翻译”。从本质上说,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或文字忠实地表达出另一种语言或文字所说或写的内容,其终极目的是要完成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言语之间的沟通,促成双方相互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于源语信息的扭曲或损伤,都会影响交流的质量和效率,甚至导致交际失败。职是之故,翻译过程中对于原文本的忠实至关重要。不管是研究翻译理论还是从事翻译实践,都离不开对忠实翻译原则的理解、把握和坚持。从某种意义上说,忠实翻译原则乃马之缰、船之舵。有了它,翻译才有一定的参照标准,译者也才有一定的追求方向;反之,如果没有或者否定忠实翻译原则,那么,翻译实践势必变成了译者自行其是、随心所欲的实验场甚至游乐场,读者也根本无法知道自己所阅读的所谓“译作”中哪句话为作者所说、哪句话乃译者杜撰,到最后,可能连作者的“真话”读者都难信其真了。这不仅仅是读者的不幸,更是译者乃至翻译本身的不幸。所以,对一定忠实翻译原则的遵循与坚守是一件必然也是必须之事。“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译文质量的高低,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说到底还是要取决于译者,所以,对于译者正确的忠实观教育,是保证翻译质量、发展翻译事业的源头和起点。在翻译教学中,必须让译者明白,不管是从翻译的本质和功用来说,还是从伦理和目的的角度来看,忠实是翻译的生命线,是翻译须臾不可离的灵魂。不管是文学文本还是非文学文本,不管是“归化”翻译法还是“异化”翻译法,不管译者如何发挥其主体性,都始终不能丢开“忠实”这一根本原则。抛开忠实,就等同于否定翻译本身。正因如此,在跨文化教育交流日益频仍且成为教育领域一种常态的今天,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和所有外语教育工作者,为了促进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要关注翻译活动对于“忠实”原则的遵循与坚守,必须要在翻译人才教育培养的源头和起点加强译者忠实观教育。这也是撰写本文的主因。文章导论部分主要陈述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对有关概念进行界定,梳理了与该研究关系密切的文献并分析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阐明了作者的研究思路、运用理论及研究方法。第一章“正确认识翻译本质是译者忠实观教育的基础”从翻译的本质、功用谈起,以翻译史上出现的文质之争、直译意译之争等重大争论皆因译文是否忠实而起为例,教育译者忠实乃翻译的本质要求。第二章“译者伦理与译者忠实观教育”从译者伦理的角度,教育译者作为“中间人”,有忠实传达委托人信息的义务。虽然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有时要面临忠实于作者、读者、委托人,或者是自己翻译理想的选择,但从根本上说,这几者之间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协调一致的关系。“归化”与“异化”翻译方式同样也是辩证统一,只要秉持忠实原则,二者之间就可以相互促进。第三章“加强译者的文’本’意识教育”论述了不同性质的文本对于忠实翻译的不同要求（比如文学性文本要求译出文本中的“美”,而非文学性文本则对译文的准确性有着更高的要求）,从文本特征的角度教育翻译人才要以“文（本）”为“本”,树立正确的“文本意识”,培养熟练分析文本类型并将不同文本的不同特点体现于译文之中的能力。第四章“培养翻译人才妥善应对翻译环境的能力”阐释了影响忠实翻译的文本外因素,说明政治、民族、文化、宗教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会对忠实翻译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教育译者要排除外界干扰,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追求自己的翻译理想,拒绝做“线牵木偶”。第五章“译者须正确认识并合理发挥其主体性”从分析译者主体性的本质入手,批驳国内外一段时间以来对于译者主体性的一些错误认识,重点驳斥翻译理论界宣扬“叛逆”思想的相关论调,论证它们对于翻译的危害,教育译者要正确理解并合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为忠实翻译服务。第六章“培养翻译人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从翻译批评的角度,论证了翻译批评对于忠实翻译的保障作用。忠实翻译不能完全依靠译者的自觉性,而是要有健康、严肃的翻译批评,要在翻译界形成一种批评氛围。教育译者不仅要虚心、诚恳地接受翻译批评,并且也要积极地参与翻译批评,惟其如此,忠实翻译才能步入良性循环。结语部分主要是对译者忠实观教育进行总体性的归纳总结,肯定正确的翻译忠实观对于翻译理论与实践、对于翻译事业、对于译者教育与成长的重要价值,并对如何更好地进行译者忠实观教育提出个人的思考和建议。

王鹏辉^[5]（2014）在《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文中提出19世纪上半叶,西学东渐和西力东侵交汇而来,中国进入数千年尺度的历史变局,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首当其冲。龚自珍和魏源从今文经学视野出发,共通发明西北一东南边疆轴向历史空间互动结构的边疆建设方略。康有为和梁启超从今文经学会通中西的君主立宪维新变法,以"五族合一"和"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进行中国现代国家的国家建设,吸收了 "龚魏"的边疆建设方略。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黄兴和章太炎的"排满革命"登上历史舞台,发动武装革命来推翻清王朝,创建共和国的中国,具体方略则为东南沿海的边疆革命方略,忽视了非汉族群聚居的西北陆地边疆。吴禄贞正在此时,从长江中游的武汉穿越东南海疆,东渡日本留学陆军士官学校,并与孙中山、唐才常、梁启超交游,投身自立军起义。吴禄贞毕业回国后又与黄兴交游,在武汉和长沙进行革命聚义。革命党人吴禄贞北上入职清廷中央练兵处,结束了他的东南革命。东三省爆发的日俄战争刺激清王朝进入预备立宪的新政阶段,边疆危机为前奏的国家和民族危机引发了清末中国改革与革命的双重变奏。1906年上半年,吴禄贞跟随理藩院尚书肃亲王善耆考察内蒙东四盟,亲历亲见了已经变为蒙汉杂居的传统塞北边疆,对内蒙东四盟进行了现代性的社会调查《东四蒙古实记》,并制定了一套经营蒙古的战略改革方略《经营蒙古条议》。吴禄贞以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来思考清王朝的边疆危机,依据近代国家主权、领土、人民的要素制定蒙古地区的改革方略。1906年下半年,吴禄贞得到练兵处的派遣穿越中原前往西北新疆的伊犁调查军政,而日本陆军少佐日野强和俄国陆军上校马达汉分别接受各自国家参谋部的派遣,与吴禄贞同时出现在中国西北边疆。吴禄贞的《沿途日记》与日野强的《伊犁纪行》及马达汉的《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互相参证,反映了民族国家国际体系和清王朝视野交互下的西北边疆历史面貌。1907年,东三省继新疆建省、台湾建省后从军府制变革为行省建制。吴禄贞以军事参议的官职跟随首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来到奉天任职,随后奉派前往吉林省延吉厅调查吉林与韩国界务。朝鲜与清王朝的宗藩关系在日本控制朝鲜主权后逐渐解体,两国的边界图们江经过重新确认而遗留江源边界的争议。日本随即寻找各种伪证制造"间岛问题",图谋侵占中国延吉厅领土。吴禄贞针对日本制造的"间岛问题",运用测绘等各种近代地理科学技术和近代社会调查手段勘查了延吉的历史、政权建设、地理、韩民越垦和入籍中国的历程以及吉韩界务的交涉历史,把日本提出的伪证一一推翻,证成延吉为中国领土,为清王朝提供了维护国家主权的依据。1907至1909年,吴禄贞先后任职吉林边务帮办和吉林边务督办,驻扎延吉厅,与日本在延吉非法建立的"统监府间岛派出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抵制日本对延吉中国主权的侵犯,同时展开各项内政建设,以民生为本确立越垦韩民的中国国民的法律地位,并参与清王朝中央外务部与日本的谈判,终于使日本在《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承认图们江国界,延吉厅为中国领土。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以近代主权国家的原理依靠国民推进了边疆中国的近代国家建设。纵观革命党人吴禄贞的一生,身处清末改革与革命争锋的时代,在日本接受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洗礼,既有参加东南革命又有参加西北边疆建设的历史际遇。吴禄贞从最初的"排满革命"到经历内蒙东四盟、西北陕甘、东北延吉的边疆调查和国家建设,其国家疆域空间的观念比较孙中山、黄兴、章太炎更接近历史和现实,接上了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脉络。吴禄贞以革命党人和清王朝的官员双重身份,通过边疆建设追求中国现代国家的国家建设。吴禄贞深度介入了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体现了民族主义潮流中中国由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型历史进程中的历史连续性。

沃红梅^[6]（2013）在《中国医学统计学发展简史（1949-2012）》文中研究表明医学统计学是统计学在生物医学领域中的一个分支。它是运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结合医学实际,研究生物医学资料的设计、搜集、整理、分析和推断的一门学科。由于生物体之间存在着个体差异,人类机体的反应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表现千差万别,所以需要运用统计方法来探讨其规律。统计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作为统计学的一个分支,中国医学统计学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开始逐渐发展。1948年,《医学与生物统计方法》一书出版,标志着医学统计学学科在我国开始建立。解放前,医学统计学发展缓慢,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医学的发展和科研工作的深入,医学统计学得到了快速发展。迄今,医学统计学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已历经六十余年,但关于其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却尚不充分,鲜有医学统计学系统的史学研究发表。因此,归纳总结医学统计学发展的史学资料,对于反映我国医学统计学学科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建国后医学统计学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地梳理：一是学科发展概况；二是中国卫生统计学会建设；三是医学统计学教材建设；四是学科发展中的主要人物介绍。本研究通过专家访谈和对现有文献的梳理解读,系统地展现了中国医学统计学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发展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通过对学科发展进程的概述,反映出我国医学统计学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对于中国卫生统计学会成立和不断发展的历史研究,从侧面反映中国医学统计学学科发展壮大的历程。中国医学统计学教材建设的历史犹如一面镜子,反映了中国医学统计学学科发展的进程。最后,我们将中国医学统计学工作者划分成四代人,按照出生时间的顺序,重点介绍了第一代、第二代人中的代表人物。与以往仅有的一些文献相比,本研究在学会、教材和人物方面,具有更为详尽和系统总结的特点。希望通过本研究的梳理,让后人了解中国医学统计学的历史,并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为今后的医学统计学事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指导。

王小椒^[7]（2013）在《林穗芳编辑实践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林穗芳是我国当代着名的编辑家。他不仅是一名出色的编辑工作者,更是一位优秀的编辑理论学家。他刻苦自学,成为懂12种欧洲语言与5种东方语言的编辑奇才。他为编而学,编译结合,形成了自己的编辑特色,取得了突出的编辑成就,同时积极研究编辑学理论,致力于编辑学学科理论框架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提出要区分两种“编辑”,即作为着作方式之一种的“编辑”与作为出版专业工作一部分或作为一种专业工作的“编辑”,保持编辑学和编辑史中的“编辑”一致。他对编辑学学科深入推进过程中有争议的学术观点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诸如“编着合一”是一种着作活动,更非我国古代编辑活动的特征,出版始于作品被复制向公众发行,手抄也是-种复制方式,“公之于众”不能作为“出版”的定义,我国独立的编辑职业形成于鸦片战争与五四运动之间,古代编辑工作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现代编辑工作转变等独到的见解,都表现出林穗芳对编辑学理论的大胆探索与创新。他特别强调编辑过程规范,并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特别的贡献。他提出“审稿是编辑工作的中心环节”,三审制不能流于形式,编辑加工应坚持两大原则,其一,处理好编辑加工与文责自负的关系,其二,既要把好质量关,又要减轻加工负担。他具有开放的视野,注重中外比较研究,介绍国外编辑出版经验,提出促进我国出版改革的建议。他身怀绝技,但谦虚谨慎,虚怀若谷,注意培养编辑人才本文结合林穗芳的编辑实践及其作品,运用个案研究法、文献分析法、比较法、定性分析法、经验总结法等研究方法,试图分析林穗芳于其编辑活动与着作中彰显出的编辑思想,以期对现代编辑出版活动提供启示。全文主要分为5章。第一章对林穗芳的编辑生涯进行详细梳理,将其分为初识编辑、投身编辑活动、初步构建编辑学、深化编辑学研究4个阶段,并概括其编辑活动特点。第二章主要论述林穗芳对编辑学范畴的研究,聚焦于林穗芳的两种编辑观以及其对编辑规律的探讨。第三章进一步阐述林穗芳对有争议的编辑学命题的独特见解,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从中窥见林穗芳编辑理论思想的逻辑性和一致性。第四章主要研究林穗芳的编辑规范见解,从编辑劳动过程规范与编辑劳动成果规范两方面予以阐述。这实际上体现其坚持质量第一的编辑思想。第五章总结了林穗芳编辑思想具有的现实借鉴意义。林穗芳对编辑事业的热爱,对编辑规范的探究,对编辑理论的务实研究,对现代编辑活动和编辑学理论研究均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出版产业化环境下,林穗芳严谨的编辑行为、产生于编辑活动实践又应用于编辑活动实践的编辑思想,更是富于现实的启示。

景俊美^[8]（2013）在《中国传统节日在当代的精神价值》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华文化的时间纹路,凝聚着我们民族的情感、理念、思想与价值,传承至今。笔者择取《中国传统节日在当代的精神价值》为论文题目,一是基于中国传统节日的传承现状,二是结合国际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代语境去关照社会现实。进而,在历史文献的梳理与传统节日的现状两个维度的参照下,对中国传统节日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其中,重点梳理了传统节日的核心元素和传统节日的当代价值传承。全文共分四章六大部分,除绪论与结语两部分外,正文共有四章。绪论部分探讨了论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等。其中研究背景——节日研究的现状综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背景下的节日研究——是这部分的主体。结语部分重点总结了本论文的研究,并结合现状做出了较为客观、公正、全面的评价,以期对中国传统节口的未来发展提供一篇较为合理的论文参考。第一章介绍“中国传统节日的当代失落”。在这一章中,主要探讨传统节日在当下出现了哪些问题,亟需完善的必要性。即所谓不破不立的“破题”。具体行文中,又分两节来逐一探讨,即第一节“节口习俗口渐衰微”和第二节“节口价值口益流逝”。最终,通过上述两方而的节日现状分析,寻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传统节日良性发展的必要性。第二章论述“中国传统节口的价值根源”。本章既要深入哲学的精髓,又要掌握活着的节俗动态,是论文的难点部分。这一章中,将节口活动、节口习俗等“俗”的部分与中国传统哲学中“雅”的义理进行了文化对接,这样的学术研究既无章法可循,也无先例借鉴,故而难度较高。笔者通过大量的文献分析和四次不同的文地调研,提取了几个核心概念,作为本章的两大部分。它们分别是“天”、“地”、“人”的哲学理念和“仁”、“礼”、“敬”的文化核心。因此之故,本章以“传统节日之根——天地人”、“传统节日之魂——仁礼敬”两节来分别论述。第三章关注“现代语境中的中国传统节口的价值探讨”。在这一章中,首先界定了“价值”、“精神价值”和“现代语境”等几个核心概念,这是进一步完善论文体系的核心所在。同时,论文分别又从“传统节口的价值意义”和“传统节口的文化功能”两个层面,对传统节口的功能意义进行解读和阐释。第四章探讨“传统节日精神价值的实现途径”。本章内容需要结合当下的节日实践,并吸收、借鉴日、韩等传统节日保存和传承较好的国家的先进经验,进行合理而审慎地选择。最后,论文主要从两个角度去探寻良性发展传统节目的可能性：一、“人”是基础：节日文化建设以人为本；二、“化”是根本：传统节日传承文化化人。其中,节日的文化诉求、节日的神圣语境、节日的价值嵌入等理念皆在本章逐一介绍。

张嵘^[9]（2011）在《传统 创新与发展 ——20世纪前期（1949年以前）回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该论文研究的主题是20世纪前期（1949年以前）回族社会文化变迁。主要的观点是,解读这一时期的回族社会文化变迁不能“画地为牢”,对于有着千年历史的中央集权政治的多元一体的中国社会而言,忽略了“国家”的因素而理解少数族群的历史文化无疑是隔靴搔痒,因为少数族群的历史脉络完全内嵌在“国家”制度与“话语”之中。因此,理解近代回族社会文化变迁,仅仅局限于回族社会内部的分析则无法窥见其历史本真,必须把它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迁的宏观语境下来解读。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前期,整个中国社会处在“周期性大循环”与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新陈代谢”的历史流程中,从师夷长技、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新政改良到革命建国,救亡图强成为中国人跨世纪的主题和理想,也成为推动历史转型的巨大动力。同时,在强势的西方民族主义语境下,在从“天朝大国”到“万国边缘”的沦陷中,在王朝的废墟上开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近代回族社会的转型正是在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展开的,同时又与清代回族遭遇的血腥历史境遇这一微观背景息息相关。所以,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天崩地裂”的大变局为回族社会文化变迁准备了历史的舞台,提供了历史的动力。同时,近代中国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世界有了亲密的接触。特别是中国的回族与早先沦为西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东、南亚穆斯林社会有了更多更广的交流,而此时的中东、南亚穆斯林社会正澎湃着强劲的救亡图强的伊斯兰维新思潮和改革运动,这种“同是天下沦落人”的历史境遇和基于文化认同之上的理解,使这一来自伊斯兰“文化中心区”的宗教维新思想资源直接为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思想武库和启蒙。因此,近代回族社会的转型既是中国大社会转型的一部分,又是我们透视大社会变迁的一扇橱窗。论文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组织结构、教育五个方面论述了这一时期回族社会文化变迁。

闫从发^[10]（2009）在《基于《汉语大词典》语料库的时代汉语词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语言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最显着的现象,其发展模式有着自身的特点,语言的发展是连续的和渐进的,从一个时代的语言发展模式和规律中可以窥探出这种语言整体的发展模式和规律。词汇是语言的表现单位之一,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词汇学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词汇研究是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词汇断代研究又是词汇研究的重要方法和步骤。明代时期是近代汉语发展的后期,是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关联环节,明代汉语词汇的发展表现出汉语的诸多共性和个性。论文以明代时期汉语词汇发展的模式和规律为研究内容,并以此为出发点观照汉语词汇发展的整体特点。由此,论文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第一章为论文的前言部分,介绍了本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以及预期目标。研究明代汉语词汇,必须尽可能多地收集反映明代词汇特点的新词语、新义位和消亡词语,而《汉语大词典》是当前收录词条最多、引用文献最广的辞书,由此,我们依据《汉语大词典》建立有关明代词汇类别的语料库。因为《汉语大词典》中存在着某些新生词语和新生义位的首见书证迟后、某些消亡词语的末见书证提前的现象,我们对依据《汉语大词典》建立的相关语料库进行了严格的考证,以确保语料库的准确性,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第二章至第七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第二章列举了反映明代社会特征的标志性词语场,这些不同场内的词语,负载了不同的社会内容,反映了词汇发展和社会变化的亲密关系和互动模式。第三章和第四章把明代时期的词汇主要是新词语按照一定的关联分成不同的类别,这些类别有: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单音词和复音词、口语词和文言词、单义词和多义词、同义词和等义词、异形词和同形词,一共六个类别包含着十二种词汇。在这六种类别中,除了同义词和等义词属于包含关系,其它五种类别都是属性相对的词汇范畴。从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及其所关涉的词汇的使用频率上看,明代所产生的新词语大多数都是一般词汇,在此后的发展中,这些词语也极少进入到基本词汇的行列,由此说明,明代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时段,没有产生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社会变革。从单音词和复音词及其所关涉的词汇的音节数量上看,明代所产生的新词语大多数都是复音词,这反映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发展的日趋复杂以及由此带来的语言世界单位符号的叠加。从词汇的语体风格色彩上看,根据不同性质的文献资料,可以把明代的新词语分成口语词和文言词两部分,它们在文献语言学上的价值各不相同,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词汇的生成过程。从词汇的义位数量上看,明代的新词语大多数都是单义词,这符合汉语词汇音节数量与义位数量之间的关系。单音词表义,势必要增加每个单音词的义位数量;单义词表义,势必要增加每个单义词的音节数量。从这个角度说,词汇的生成是以义位为核心,音节数量的多少只是义位生成的手段。从词汇的表述功能看,明代新词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同义词和等义词,同义词和等义词的存在,是对语言中具有相同义位或共同义域的语素的充分使用,体现了词汇表义的多角度化。从词汇的书写符号上看,明代新词语中存在着很多同形词和异形词,同形词和异形词的存在,显示了词汇的形体与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六个类别十二种词汇从不同方面展示了明代新词语的构成和发展模式。第五章分别从语法、语义、语音三个角度来考察代新词语的结构和构词。结构是既成词语的形体构成,结构分析是对静态词语的分析;构词是词语的生成过程,构词分析是对词语的动态分析。无论是语法方面、语义方面还是语音方面,明代新词语的结构模式和构词模式明显大于现代汉语词汇的结构模式和构词模式。由于古代汉语中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句法现象和词汇现象,这使得语言的主要单位单音词在遣词造句中具有更多的自由和空间;尽管明代时期已经是词汇复音化的成熟阶段,但是由单音词降级而成的语素依然保持了单音词在遣词造句上的某些特点,所以,明代时期语素构词的空间和范围比现代汉语要大,限制语素构词的规则比现代汉语要少。第六章分析了明代汉语词汇新义位的产生方式。单音词的词义引申有同类语义范畴内的相似引申和异类语义范畴内的相关引申两种方式。复合词引申义位的产生方式有词义的扩大式引申、词义的缩小式引申和词义的转移式引申;复合词平行义位的产生方式有复合词语素意义的改变和复合词指称对象的改变两种。这也是汉语词汇新义的产生模式。第七章分析了明代汉语词汇的消亡模式。事物或概念的消失、概念改换名称会导致词汇的消亡,词汇的发展趋势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的变化也会导致词汇的消亡,其中词语与词语的替换、词语被其它语言单位替换是词汇消亡的主要方式。第八章是论文的结论部分。论文从新词语的生成过程、汉语词汇复音化的矛盾运动以及汉语词汇的系统等方面揭示了明代汉语词汇发展所昭示的汉语词汇发展的一般模式和规律。论文主要有以下几个创新点。创新点之一,把明代时期的各种词汇现象依据其特点分成若干种属性相关的词汇类别,这种分类排列、对比研究的方法,有利于我们集中观察角度,从而发现明代汉语词汇的发展模式和规律。创新点之二,运用“词汇的生成”这一术语并从客体世界、主体世界、语言世界三个方面来分析词汇的生产过程。词汇生成的动力不仅来自于语言内部,还来自于客体世界的存在和主体世界的表达需求。词汇的生成是一个词汇在生成之前凭借自身所属语言所拥有的原材料接受客观存在所提出的表达要求,并遵循一定的规则在经过人的思维的选择之后将原材料组织成词汇的运行变化的过程。创新点之三,提出“同源语素”和“同一语素”的概念并将其运用至词汇研究的实践中。语素是语言的低层单位,通常认为,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但是一些学者在研究多义词等现象时使用了“多义语素”这一概念;因为汉语单音词大多数是多义词,一个单音多义词在降级为语素进行构词的过程中,多个义位可能都参与构词,所以才导致“多义语素”这一概念的提出。一个语素的意义是唯一的,如果一个单音多义词在降级为语素进行构词的过程中多个义位都参与了构词,就形成了一组“同源语素”,一组“同源语素”由一个个“同一语素”构成,每一个“同一语素”都是意义唯一并且不发生任何变化的。使用“同源语素”和“同一语素”这两个概念可以解决词汇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创新点之四,分别研究单音多义词和复音多义词义位之间的关系以及新义位的产生方式。在多义词的几个义位中找到一个本义并把其它义位看成是本义的引申义、把引申看成是新义产生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方式,是词汇研究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论文认为,单音词的新义一般由引申产生,复音多义词的几个义位之间有引申关系,也有平行关系;除引申之外,复音多义词新义的产生还有其它方式。

二、一部不可多得的工具书——写在《1999化妆品成分评审概要》出版之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部不可多得的工具书——写在《1999化妆品成分评审概要》出版之际（论文提纲范文）

（1）编辑家吴道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楹联书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观念与视野：当代艺术设计中的身体（论文提纲范文）

（4）论译者忠实观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医学统计学发展简史（1949-2012）（论文提纲范文）

（7）林穗芳编辑实践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传统节日在当代的精神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9）传统 创新与发展 ——20世纪前期（1949年以前）回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基于《汉语大词典》语料库的时代汉语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一部不可多得的工具书——写在《1999化妆品成分评审概要》出版之际（论文参考文献）

• [1]编辑家吴道弘研究[D]. 尹京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楹联书法研究[D]. 周毅. 西南大学, 2019(05)
• [3]观念与视野：当代艺术设计中的身体[D]. 孙睿.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4]论译者忠实观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D]. 高查清.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5]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D]. 王鹏辉. 华东师范大学, 2014(06)
• [6]中国医学统计学发展简史（1949-2012）[D]. 沃红梅. 南京医科大学, 2013(02)
• [7]林穗芳编辑实践与思想研究[D]. 王小椒. 湖南师范大学, 2013(S1)
• [8]中国传统节日在当代的精神价值[D]. 景俊美.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3(07)
• [9]传统 创新与发展 ——20世纪前期（1949年以前）回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D]. 张嵘. 兰州大学, 2011(10)
• [10]基于《汉语大词典》语料库的时代汉语词汇研究[D]. 闫从发. 山东大学, 2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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