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地区外资流入障碍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叶添知[1]（2021）在《省域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发展的时变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张涵婷[2]（2021）在《外资流入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文中提出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外商资本的流入一直是我国较为重视的发展手段,且在改革开放初期,FDI对我国科技水平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较大的作用,由于外商资本的进入也为我国带来了许多的科技型人才和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外国资金在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中始终拥有着主要的地位。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在利用外资的工作上也拥有了丰富的成果,如不断拓展与他国合作领域,提高自身对于FDI的了解与沟通层次,这也正是中国制度基础牢靠、道路自信的重要体现。我国经历了 70年引入外商资本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从相对死板的计划经济体系走向逐渐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历程。对FDI使用方式及渠道的改变和政策的逐渐完善反映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体中经济地位的改变,而今对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重视越来越高的环境下,这两者必然会产生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研究外商直接的投资对于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竞争力的提升和结构性的提升更加有利于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中转型升级规划与其他相关产品行业的发展政策法规,对我国进一步探索改进外资流入的相关渠道与政策,改善整体金融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论文中根据国内外文献中其他学者的研究及观点对于行业升级及FDI的流入进行了基本的了解。文中采用了 2005至2018年的相关数据,对于FDI的来源、数额、我国不同区域的流入量、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相关产业分布的测量使用了定量分析,利用相关测度指标和收集的数据用OLS、FE、RE模型及STATA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为外商投资对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作出充分的准备。
阮一也[3]（2021）在《贸易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外资流入 ——基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研究》文中指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逻辑。在此过程中,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承担着以创新破题、用实践检验的重任,而外商资本流入及其相关表现成为评估政策成效的关键指标之一。探究二者关系对于新时期利用领先的对外窗口连接世界市场,嵌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11-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微观层面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中国外资流入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海关特殊监管区的设立对中国外资流入的作用是正向且显着的,这一作用在东部地区、高劳动资本比率及外资企业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其传导机制包括企业的税收减免和贸易协同、区域的交通便利和产业集聚。通过这些途径,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得以节约,生产效率持续提高,形成了对外资的强大吸引力和容纳力;区域在充分竞争与合作的情况下逐步建立起特有优势,也将受到全球资本的追捧。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围绕杭州综合保税区的演变和区域内外资企业的发展,介绍各项优惠政策和开创之举,抓取杭州范例证明以促进高水平贸易与投资发展为目标的区域建设成效卓着。针对此,建议推动特殊区域税制轻简化和便利化、促进区港联动化和一体化、培育区域生态化和智能化、致力政策示范化和高效化。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正发生深刻变革,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原有的功能定位和政策设计已难以适应新阶段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发展需求。在聚力“六稳”“六保”的关键节点,应找准海关监管重心,拓展海关监管时空,积极依托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展制度创新,加强成果提炼,帮助其扮演好“自由试验区的实验室”这一角色。只有通过研究政策组合、试点实施以及监管落地,才能激发市场活力,打造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和竞争有序的投资环境,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
刘雅婕[4]（2021）在《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文中指出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资源错配结构性矛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约因素。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深刻认识并解决制造业资源错配问题,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为核心内容,按照“是什么,会如何,怎么办”的逻辑开展研究工作,重点分析资源错配的测度、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开放视角下的改善路径三大问题,为认识我国资源错配问题提供理论与经验证据。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明确资源错配的概念定义与测算方法,聚焦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选取利润函数法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进行多维度、长期趋势的测算。然后将资源错配引入要素收入份额分解,发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要素产出效率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在此基础上,基于行业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再分解,并计算出资源错配的绝对影响。最后,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探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带来的信息开放和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带来的外资开放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本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与结论:第一,是什么——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如何?理论分析基于Hsieh&Klenow（2009）提出的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设定市场存在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求解企业最优生产决策。结果表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通过扭曲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导致效率损失。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对整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资源错配在1998-2013年期间得到改善。从长期趋势看,总体资源错配和资本错配发展呈W型,效率损失波动变化。劳动力错配整体呈改善态势,因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逐渐减少。第二,会如何——资源错配会对劳动收入份额有何影响?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本文创新性地将资源错配引入利润函数,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分解,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丰富关于资源错配经济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理论分析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自技术进步偏向引发的技术进步偏向效应、要素密集度变化导致的资本深化效应以及由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本文构建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组,求解分行业要素替代弹性,利用制造业各行业数据,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变化进行再分解。结果发现,资源错配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资源错配效应的绝对影响先降后升,影响力仅次于技术进步偏向效应。纠正资源错配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第三,怎么办——如何改善资源错配?本文将对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分析信息开放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本文以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作为信息开放的代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互联网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互联网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渗透率的增加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互联网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错配存在异质性影响。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对改善低技术行业资源错配作用最大、对纠正密集使用该要素行业的要素错配效果更强、对改善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互联网打破信息传递壁垒,加速信息流通,通过降低企业管理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互联网增强市场竞争,增加低效率企业淘汰概率,使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提升市场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基于我国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投资的增加可以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投资有利于缓解中、低技术行业的资源错配、对纠正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更有助于缓解东部地区的资源错配。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外商投资会激发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2）外商投资会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缓解东道国的资本约束,减少金融摩擦并改善资本错配。本文有三个创新点:第一是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本文将资源错配以“价格楔子”的形式引入传统要素收入份额的分析框架中,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了再分解,从理论层面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补充已有研究不足。第二是研究思路与研究视野的创新。本文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分析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对互联网发展和外商投资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进行因果识别和推断。第三是经验证据的更新。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分别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效率损失情况,发现我国资源错配发展呈W型,为认识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动态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分析视角。未来应不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不断完善市场价格体系,提高要素流动性水平,依托市场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提高生产要素资源利用效率。其次,要加快“互联网+”战略实施,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融合,发挥互联网对改善资源错配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切实发挥外商投资对优化资源配置、矫正要素扭曲的积极作用,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全面深化。最后,要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促进劳动力与岗位、产业的匹配程度,提高人力资本转化效率。
张志惠[5]（2021）在《对外贸易对我国城市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化是农村劳动力和生产要素不断向城市转移和聚集的过程,对推动各国的经济和社会走向现代化发展之路具有重要意义。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对外贸易发展已跃上新台阶。尤其是沿海地区,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经济增长领先于内陆地区,吸引大量人口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化发展。截至2019年,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60.6%。然而我国对外贸易和城市化都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即对外贸易水平高的地区,城市化水平相应较高;对外贸易水平低的地区,城市化水平相对落后,那么对外贸易是否影响了城市化的发展呢?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将打造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推动城市化的区域性均衡发展将成为我国城市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在这个背景下研究对外贸易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作用并分地区进行探讨,不仅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引导人口流动,推动区域间城市化的均衡发展从而实现城市化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基于对外贸易和城市化的理论基础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利用面板固定效应和全国以及分地区样本,实证分析了对外贸易对我国城市化的影响作用,以期为我国城市化发展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本文聚焦于对外贸易对我国城市化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定性与定量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在研究思路上,首先,本文在研究对外贸易和城市化领域的相关文献后,阐述了对外贸易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机制,即对外贸易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加快人口向城市的集聚速度来影响城市化发展。其次,利用国家统计局和Wind数据库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对外贸易和城市化的整体和分地区的发展现状。然后,选取我国1999-2018年31个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对外贸易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同时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研究对外贸易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区域性差异。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城市化发展的针对性建议,并针对东部地区的发展现状,对中西部地区提出发展建议,以期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看,我国的进口和出口贸易能够有效地促进城市化发展。在控制变量中,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城市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城市消费水平、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和房价对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存在反向影响。分地区来说,东部地区的出口贸易对于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最大,中部次之,而西部地区目前的出口贸易还未对城市化表现出正面影响。西部地区的进口贸易显着促进了城市化发展,而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进口贸易对城市化产生了抑制作用。在三大地区中,各控制变量对城市化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作用。最后,本文根据全国和分地区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第一,继续扩大对外贸易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要推动东中西三大地区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以此促进区域间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第二,重视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合理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分配布局,提高外资的利用效率,进一步发挥外资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第三,重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加强国家税收、外资以及贸易等优惠政策向中西部倾斜的力度,推动区域平衡发展。第四,合理控制城市的消费水平和房价,有效降低城市人口的生活成本和压力,减少城市化的发展阻碍。
张建江[6]（2020）在《FDI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为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打破所面临的资本短缺困境,迫切需要引进外资来进行经济建设,因此,政府不断放松资本项目管制,加大外资的引进力度。伴随着FDI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状况却愈加严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FDI的流入是否扩大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FDI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是什么?FDI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具有区域异质性?因此,如何合理利用FDI来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当前经济新常态下必须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本文针对我国FDI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发展现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5-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FDI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进一步在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层面上探究FDI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即考察FDI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异质性特征,本文主要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在全国层面上,FDI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显着负相关关系,即FDI的流入有利于缩小我国整体城乡收入差距;第二,在四大区域层面上,FDI显着扩大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而中部地区的FDI显着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西部和东北地区的FDI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关系,但均不显着;第三,在影响机制方面,FDI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贸易结构优化、基础设施改善、科技创新水平提高显着缩小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但教育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度是FDI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两大传导因素。根据上述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就如何合理有效利用FDI以及如何缩小我国整体城乡收入差距、各区域内部城乡收入差距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包括积极引导FDI向中西部、东北地区流动,调整FDI的区域分布结构;推动FDI进入第一、第三产业,优化FDI的产业分布结构;鼓励FDI进入我国教育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更加注重农村教育投资;强化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能力,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等。
崔兴华[7]（2020）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生产分工不断碎片化,经历了由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产品内分工的深化历程,这将引起全球产业体系的重构和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然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不断加深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等问题不断凸显,出口贸易和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压力不断增大。因此,在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以及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如何提高中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是转变增长模式的关键所在。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如何?围绕该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随后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实证方法分别从地区、行业、企业三个层面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最后,为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与绿色发展的“双赢”,探讨了两阶段绿色创新价值链的构建问题。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从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来看,大部分工业行业处于初级协调和中度协调阶段,其中“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协调度最高;少数工业行业协调度较低,其中“医药制造业”处于中度失调阶段,“印刷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处于轻度失调阶段。另外,从不同价值链驱动类型来看,购买者驱动型行业的协调程度相对集中,主要处于初级协调和中度协调阶段,而生产者驱动型行业的协调度相对分散。（2）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来看,不同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差异较大,东部沿海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高,中、西部地区较低。实证结果显示,整体上,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能够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存在显着的地区内溢出效应,并且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高亦会对其他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即存在显着的地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具有显着的正向地区内溢出效应和地区间溢出效应,但中、西部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仅显着促进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未对其他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3）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工业行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来看,工业行业整体呈贸易隐含碳赤字,即出口贸易隐含碳大于进口贸易隐含碳,但单位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下降幅度大于单位进口贸易隐含碳的下降幅度,污染贸易条件正在逐渐改善。实证结果显示:基于前向关联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基于后向关联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的转换变量水平下,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不同。进一步,从不同层次的嵌入水平来看,浅层次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未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深层次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着。（4）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来看,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途径之一,实证结果显示,外资流入对内资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并且正向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程度的持续性和滞后性。进一步,对于不同区域的企业,外资流入的影响效果不同,东部地区的外资流入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为显着,中、西部地区的外资流入对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未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另外,对于不同类型行业的企业,外资流入的影响效果也存在差异,与资源类和高耗能类行业相比,机械制造类和轻纺类企业的外资流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更为显着。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1）基于出口增加值分解框架和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拓展到空间维度,以避免低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真实影响;同时,随着网络技术信息的发展,空间相邻和地理距离的限制逐渐弱化,因此,本文同时考虑了劳动力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流动所产生的空间溢出,并构建了综合静态空间因素和动态要素流动因素的嵌套空间权重矩阵,以全方位的捕捉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2）采用前沿的全球多区域非竞争型投入产出（GMRIO）模型以及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工业行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与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不同,本文在测算出口隐含碳排放时充分考虑进口中间品和国产中间品的异质性,在测算进口隐含碳排放时充分考虑进口品的中间投入结构和污染排放两种系数的异质性,使测算结果更为准确;同时根据中间品在国家之间的流转次数,将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分为浅层次简单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和深层次复杂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更加清晰的揭示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3）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拓展到微观企业层面。本文在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时考虑非期望产出,基于尽可能细分的四位行业代码划分生产前沿面,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和ML指数测算了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基于“拟自然实验”的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与双重差分法（DID）相结合,有效识别了外资流入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净效应。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结论是对前文地区层面、行业层面研究的有效补充,丰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影响的研究。
施永莉[8]（2020）在《城市土地价格上涨对FDI的“选择效应” ——基于区位和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外商直接投资（FDI）已然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也要求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质量。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土地价格不断推高,相比于2007年,2017年中国城市平均地价为4276元/每平方,扩大了2.8倍。土地价格的上涨增加了外资企业的生产成本,是否会对FDI的流入产生抑制作用,在此基础上,是否还存在着引导FDI向中西部转移的区位变化以及引导东部地区FDI产业升级的结构变化。本文首先进行土地价格与FDI的理论机制分析,提出了三个假说:（1）土地价格的上涨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对FDI产生了抑制作用,且可能存在区域和行业异质性。（2）在中国土地价格存在区域差异的背景下,原驻企业和潜在进入企业可能将产业转移或布局到地价相对较低且投资环境日益转好的中西部地区,从而影响FDI的区位分布。（3）不同行业层级的外资企业对于土地价格上涨的敏感度不同,高企的土地价格形成价格门槛,淘汰低效率的原驻企业,吸引高效率的潜在进入企业,从而影响FDI的结构。其次,利用2000-2017年中国104个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及工业企业匹配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分别从宏观城市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检验土地价格上涨对FDI整体的影响,再利用条件Logit模型和FDI结构高级化指数等对FDI的区位和结构变化进行验证。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综合分析土地价格上涨对FDI的影响,利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进而从区位和结构两个方面揭示土地价格上涨对FDI的“选择效应”。本文得出的结论如下:（1）无论从城市层面还是企业层面,OLS和2SLS的估计结果都显示出土地价格的上涨显着抑制了城市FDI的规模,且分区域看,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更大,分行业看,对低效率FDI的影响更大。（2）通过从工企数据库中筛选出每年新进入的外资,采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土地价格上涨对FDI区位的影响,发现随着土地价格的上涨,东部沿海地区中一些生产效率低的外资企业可能因利润无法弥补土地价格上涨所增加的成本而迁往中西部,而高生产率的外资企业因本身的利润率和附加值足以承受土地上涨所增加的成本而继续留在东部地区,从而形成东高西低的FDI区位分布。（3）通过制作核密度图以及利用FDI结构高级化指数进行回归,结果显示,随着土地价格的上涨,更多行业层级较高的外资企业被选择进入到城市之中,使得城市整体FDI的结构得到了升级。由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减少政府干预,优化土地市场化机制;强化FDI质量意识,严格把控FDI项目的审批;合理引导FDI的产业投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
周帅[9]（2020）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FDI流入的影响 ——基于中国市级面板数据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着廉价的劳动力成本,通过营造优惠政策形成局部优化的投资环境,嵌入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VC）中,发展国内经济。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2014年,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规模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目的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廉价的劳动力成为吸引外资、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随着国内经济增长,劳动力成本在不断增加,特别是东部地区;与越南之类的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的成本优势在不断丧失;从国内来看,近些年也出现了外资从东部地区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趋势。因此,随着中国平均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FDI流入下降的担心也由此产生。本文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研究劳动力成本增加对我国FDI流入的影响。首先对我国劳动力成本状况从平均工资水平、单位劳动力成本方面按照总体和分区域两个角度进行阐述;之后基于事实数据对我国外资利用的总体状况和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并且提出了劳动力成本增加对FDI流入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包括投资成本、劳动生产率和高技能劳动力所占比重三个方面。最后,本文利用2001-2016年市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2SLS回归,从整体和分地区两个层次来探究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与FDI流入之间的关系,并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结论的可靠性;除此之外,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劳动生产率作用机制进行验证。多种检验结果表明,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来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来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从分组回归结果来看,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开放水平差异巨大,中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与FDI流入的正向相关关系和显着程度明显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这说明,不同区域间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相差较大,对于FDI吸引效果也不相同。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调整外资利用目标,推动实现区域资源要素合理流动、竞争与共享以及从提高劳动者的相应技能与素质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林明灯[10]（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二、西部地区外资流入障碍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部地区外资流入障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外资流入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回顾及述评 |
| 1.2.1 我国FDI的发展进程 |
| 1.2.2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进程 |
| 1.2.3 FDI流入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与不同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2 基础理论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 |
| 2.1.2 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产业升级 |
| 2.2 基础研究理论 |
| 2.2.1 配第一克拉克定理 |
| 2.2.2 工业化阶段理论 |
| 2.2.3 主导产业理论 |
| 3.外资流入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现状分析 |
| 3.1 FDI流入现状 |
| 3.1.1 全国外资流入现状 |
| 3.1.2 分地区外资流入现状 |
| 3.2 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现状 |
| 4.研究设计 |
| 4.1 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 |
| 4.1.1 提出假设 |
| 4.1.2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1.3 模型构建 |
| 5 实证分析 |
| 5.1 计量方法 |
| 5.2 模型检验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FDI对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技术水平影响 |
| 5.3.2 FDI对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结构升级影响 |
| 5.3.3 FDI对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竞争力影响 |
| 5.3.4 开放程度的中介作用 |
| 5.3.5 FDI在不同地区的影响差异 |
| 6.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相关对策与建议 |
| 6.2.1 优化外商流入配置 |
| 6.2.2 改善不同地区引资环境 |
| 6.2.3 优化内部金融环境,服务实体经济 |
| 6.2.4 完善法律法规,改善外资流入环境 |
| 6.2.5 对产业结构进行有效调整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3）贸易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外资流入 ——基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框架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创新点 |
| 1.4 不足与展望 |
| 2 文献综述 |
| 2.1 外商直接投资的前置研究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 |
| 2.1.2 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
| 2.2 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前置研究 |
| 2.2.1 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概念 |
| 2.2.2 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实现方式 |
| 2.2.3 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举措 |
| 2.3 经济功能区的前置研究 |
| 2.4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前置研究 |
| 2.4.1 自贸试验区的效应研究 |
| 2.4.2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效应研究 |
| 2.5 文献述评 |
| 3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中国外资流入的现状分析 |
| 3.1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发展动态 |
| 3.1.1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概念 |
| 3.1.2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现状 |
| 3.1.3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演变 |
| 3.1.4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特征 |
| 3.2 中国利用外资现状 |
| 3.2.1 中国外商投资概述 |
| 3.2.2 外商投资经济运行情况 |
| 3.2.3 外商投资来源分布 |
| 3.2.4 外商投资结构分布 |
| 4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对中国外资流入的影响机制 |
| 4.1 企业层面 |
| 4.1.1 税收减免视角 |
| 4.1.2 贸易协同视角 |
| 4.2 区域层面 |
| 4.2.1 交通便利视角 |
| 4.2.2 产业集聚视角 |
| 5 关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中国外资流入的实证研究 |
| 5.1 计量模型设定 |
| 5.2 数据来源及样本处理 |
| 5.3 变量设定 |
| 5.4 描述性统计 |
| 6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1 基准回归结果 |
| 6.2 分样本回归 |
| 6.2.1 不同地区企业 |
| 6.2.2 不同行业企业 |
| 6.2.3 不同所有制企业 |
| 6.3 机制检验 |
| 6.3.1 企业层面 |
| 6.3.2 区域层面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动态滞后性检验 |
| 6.4.2 安慰剂检验 |
| 6.4.3 更换企业吸引外商投资衡量方法 |
| 7 案例分析——杭州综合保税区的蜕变与外资的成长 |
| 7.1 浙江杭州出口加工区——1.0 时代 |
| 7.2 杭州综合保税区——2.0 时代 |
| 8 结论与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推动税制轻简化和便利化 |
| 8.2.2 促进区港联动化和一体化 |
| 8.2.3 培育区域生态化和智能化 |
| 8.2.4 致力政策示范化和高效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4）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资源错配的定义与理论沿革 |
| 2.1.1 资源的概念与定义 |
| 2.1.2 资源错配的概念与定义 |
| 2.1.3 资源错配的理论沿革 |
| 2.2 资源错配的测算方法 |
| 2.2.1 生产函数法 |
| 2.2.2 生产前沿法 |
| 2.2.3 利润函数法 |
| 2.2.4 指标法 |
| 2.3 资源错配的成因 |
| 2.3.1 市场环境因素 |
| 2.3.2 政府(制度)因素 |
| 2.4 资源错配的经济影响 |
| 2.4.1 微观层面 |
| 2.4.2 中观层面 |
| 2.4.3 宏观层面 |
| 2.5 文献述评 |
| 3 中国资源错配与市场化改革:理论与经验 |
| 3.1 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逻辑 |
| 3.2 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错配 |
| 3.2.1 劳动力价格机制 |
| 3.2.2 劳动力流动性 |
| 3.3 资本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错配 |
| 3.3.1 利率市场化 |
| 3.3.2 资本流动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动态变化与水平测度 |
| 4.1 资源错配的测度 |
| 4.2 数据选择与处理 |
| 4.2.1 数据库介绍 |
| 4.2.2 数据清理与匹配 |
| 4.2.3 变量选取说明 |
| 4.3 资源错配的动态变化:要素边际产出视角 |
| 4.3.1 省份维度 |
| 4.3.2 行业维度 |
| 4.3.3 所有制维度 |
| 4.4 资源错配的效率损失 |
| 4.4.1 省份维度 |
| 4.4.2 行业维度 |
| 4.4.3 企业性质维度 |
| 4.5 本章小结 |
| 5 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5.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5.2 资源错配下的要素收入份额再分解 |
| 5.3 参数估计方法与结果 |
| 5.3.1 参数估计方法 |
| 5.3.2 数据与变量说明 |
| 5.3.3 分行业估计结果 |
| 5.4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解析 |
| 5.4.1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4.2 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基于开放的视角 |
| 6.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6.2 信息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以互联网为例 |
| 6.2.1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3 微观机制检验 |
| 6.3 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来自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证据 |
| 6.3.1 外资准入政策 |
| 6.3.2 识别策略与数据说明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4 微观机制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5）对外贸易对我国城市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对外贸易与城市化的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对外贸易的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城市化的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城市化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第四节 对外贸易对城市化影响的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对外贸易与城市化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对外贸易与城市化的含义 |
| 一、对外贸易的含义 |
| 二、城市化的含义 |
| 第二节 对外贸易的基本理论 |
| 一、比较优势理论 |
| 二、赫克歇尔-俄林理论 |
| 第三节 城市化的基本理论 |
| 一、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 |
| 二、结构理论 |
| 第四节 对外贸易对城市化的作用机制 |
| 一、对外贸易通过经济增长影响城市化发展 |
| 二、对外贸易通过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城市化发展 |
| 第四章 我国对外贸易与城市化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对外贸易现状分析 |
| 一、我国对外贸易整体发展状况 |
| 二、我国对外贸易分区域发展状况 |
| 第二节 我国城市化发展历程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城市化发展现状分析 |
| 一、我国城市化整体发展状况 |
| 二、我国城市化分区域发展状况 |
| 第四节 我国对外贸易与城市化发展的演进 |
| 第五章 对外贸易对城市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
| 二、变量的选取 |
| 第二节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计量模型的选择 |
| 二、全国样本实证结果分析 |
| 三、分地区样本实证结果分析 |
| 四、稳健性检验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6）FDI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FDI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 |
| 2.1.1 FDI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
| 2.1.2 FDI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
| 2.1.3 FDI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 |
| 2.2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 文献述评 |
| 3 我国FDI和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
| 3.1 我国FDI的基本发展现状 |
| 3.1.1 我国FDI的发展历程 |
| 3.1.2 我国FDI的行业分布情况 |
| 3.1.3 我国FDI的区域分布情况 |
| 3.2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现状 |
| 3.2.1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整体状况 |
| 3.2.2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性差异 |
| 4 FDI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理论分析 |
| 4.1 FDI影响收入分配的相关理论回顾 |
| 4.1.1 要素供求维度 |
| 4.1.2 经济发展视角 |
| 4.1.3 政治维度分析 |
| 4.2 FDI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 |
| 4.2.1 就业结构 |
| 4.2.2 产业结构 |
| 4.2.3 对外贸易结构 |
| 4.2.4 技术外溢 |
| 4.2.5 基础设施建设 |
| 5 FDI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1 FDI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总效应分析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1.3 实证结果分析 |
| 5.2 FDI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
| 5.3 FDI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检验 |
| 5.4 实证结论 |
| 6 FDI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
| 6.1 调整FDI的区域分布结构,引导FDI向中西部、东北地区流动 |
| 6.2 优化FDI的产业分布结构,推动FDI进入第一、第三产业 |
| 6.3 鼓励FDI进入我国教育领域,更加注重农村教育投资 |
| 6.4 支持FDI用于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劳动力合理流动 |
| 6.5 强化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能力,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入新阶段 |
| 1.1.2 经济新常态下绿色经济发展的时代趋势 |
| 1.1.3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日益成为焦点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的主要问题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相关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和治理模式 |
| 2.1.2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测算 |
| 2.2 绿色发展相关研究 |
| 2.2.1 绿色发展的内涵 |
| 2.2.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
| 2.3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1 国际贸易的生态环境效应分解 |
| 2.3.2 贸易隐含污染研究 |
| 2.3.3 国际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中国绿色发展的协调关系分析 |
| 3.1 中国生态环境现状分析 |
| 3.1.1 中国整体生态环境现状分析 |
| 3.1.2 中国各地区生态环境现状分析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的协调度模型 |
| 3.2.1 模型的构建 |
| 3.2.2 综合指标体系构建 |
| 3.3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协调关系分析 |
| 3.3.1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分析 |
| 3.3.2 整体协调度时间序列分析 |
| 3.3.3 协调程度的行业异质性分析 |
| 3.3.4 不同价值链驱动类型下的协调度对比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 |
| 4.1 省级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测算 |
| 4.2 省级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4.3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省级地区绿色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1 影响机理分析 |
| 4.3.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以及数据说明 |
| 4.3.3 实证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工业行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
| 5.1 工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测算 |
| 5.2 工业行业贸易隐含碳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5.2.1 工业行业贸易隐含碳的测算 |
| 5.2.2 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5.3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工业行业绿色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1 理论机理分析 |
| 5.3.2 模型构建 |
| 5.3.3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5.3.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FDI视角 |
| 6.1 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产业转移 |
| 6.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FDI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 |
| 6.3 全球价值链下FDI对企业绿色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6.3.2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
| 6.3.3 测算结果分析 |
| 6.3.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全球价值链下两阶段绿色创新价值链的建构 |
| 7.1 绿色创新价值链的理论基础 |
| 7.1.1 创新价值链理论 |
| 7.1.2 绿色创新理论 |
| 7.2 全球价值链下的绿色创新价值链构建 |
| 7.3 全球绿色创新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 |
| 7.3.1 创新补偿效应 |
| 7.3.2 节能减排效应 |
| 7.3.3 价值链升级效应 |
| 7.4 全球绿色创新价值链攀升战略 |
| 7.4.1 由被动嵌入向主动构建转变 |
| 7.4.2 构建差异化的地区嵌入模式 |
| 7.4.3 不同价值链驱动类型下的攀升路径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总结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8）城市土地价格上涨对FDI的“选择效应” ——基于区位和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中国土地价格的形成机制 |
| 2.1.1 土地供求关系失衡 |
| 2.1.2 土地财政的“火上浇油” |
| 2.2 土地价格对产业转移的影响 |
| 2.2.1 土地价格与劳动力要素流动 |
| 2.2.2 土地价格与企业成本变动 |
| 2.3 土地价格对FDI的影响 |
| 2.3.1 影响FDI流入的因素 |
| 2.3.2 土地价格对FDI区位的影响 |
| 2.3.3 土地价格对FDI结构的影响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
| 3.1 土地价格上涨对FDI的直接影响 |
| 3.2 土地价格上涨对FDI区位的影响 |
| 3.3 土地价格上涨对FDI结构的影响 |
| 第四章 特征性事实分析 |
| 4.1 土地开发的制度背景与价格演变 |
| 4.1.1 土地开发的制度背景 |
| 4.1.2 土地价格的演变 |
| 4.2 我国吸引FDI的时空特征 |
| 4.2.1 我国利用FDI的发展历程 |
| 4.2.2 FDI的区位分布情况 |
| 4.2.3 FDI的产业结构情况 |
| 第五章 土地价格上涨对FDI“选择效应”的实证研究 |
| 5.1 计量模型及研究设计 |
| 5.1.1 研究策略及模型 |
| 5.1.2 数据变量与来源说明 |
| 5.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1 土地价格对FDI流入的整体影响 |
| 5.2.2 土地价格对FDI区位的“选择”效应 |
| 5.2.3 土地价格对FDI结构的“选择”效应 |
| 第六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本文的局限性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FDI流入的影响 ——基于中国市级面板数据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文章结构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创新与不足及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劳动力成本衡量方法及其变动影响的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FDI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FDI影响的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我国劳动力成本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劳动力成本现状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吸引FDI的现状分析 |
| 第三节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我国FDI影响的理论基础和机制 |
| 第四章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FDI流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实证模型 |
| 第二节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变量统计 |
| 第三节 总体及分地区实证结果及分析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检验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四、西部地区外资流入障碍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省域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发展的时变关系研究[D]. 叶添知. 中国矿业大学, 2021
- [2]外资流入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D]. 张涵婷. 西安理工大学, 2021
- [3]贸易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外资流入 ——基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研究[D]. 阮一也. 浙江大学, 2021(10)
- [4]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D]. 刘雅婕. 浙江大学, 2021(01)
- [5]对外贸易对我国城市化的影响研究[D]. 张志惠.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1)
- [6]FDI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D]. 张建江.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20(01)
- [7]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D]. 崔兴华. 华侨大学, 2020(12)
- [8]城市土地价格上涨对FDI的“选择效应” ——基于区位和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D]. 施永莉. 南京财经大学, 2020(08)
- [9]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FDI流入的影响 ——基于中国市级面板数据的研究[D]. 周帅. 南京大学, 2020(02)
- [10]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