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4亿农民靠工资吃饭（论文文献综述）
赵娜娜[1]（2019）在《“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公共食堂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伴生物和重要构成内容,是一种曾经轰轰烈烈地改变中国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新生事物”。它从1958年夏的迅速兴起到1961年初的悄然解散,走过了近四载的曲折历程。本文以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典型区域之一——河南省新乡专区武陟县作为特定的考察区域,梳理出河南省武陟县“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建立、巩固、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考察19581961年间武陟县公共食堂兴起的背景、政策调整、强行恢复、艰难维持以及最终解散的过程,力求对三年困难时期武陟县公共食堂做出客观的历史评价。河南省是开展公共食堂最早的省份,武陟县又是河南省兴办公共食堂最早的县之一。本文根据武陟县档案馆保存的大量原始资料,包括当时保存下来的会议记录、调查报告、工作汇报、运动总结等资料,概述了该县县委主导的农村公共食堂兴衰的大致过程。通过这些档案中的大量细节,可以揭示县委、公社干部和大、小队干部、普通社员对公共食堂各自不同的立场以及彼此的互动,探讨各阶层的态度对农村公共食堂兴起、调整、解散所起的作用。这些档案资料,证明了中央、省委、地委宏观政策在地方贯彻的权威性和延续性,以及公共食堂在基层实践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农村公共食堂是一件新生事物,要改变全县群众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饮食习惯,取消私有小灶,集中到大食堂集体就餐,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触及社员生活的方方面面。1958年7月,中共武陟县委在新乡地委的要求下开始筹备公共食堂,县委要求各乡镇上报创办大食堂（农忙食堂）的经验。接着,中共武陟县委树立詹店公社、城关公社两个典型,推广经验。8月23日,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公共食堂在全县普及。11月初,县委采取一些措施对全县公共食堂进行了巩固提高。随着公共食堂的成立,全县也普及了供给制和集体福利事业。1959年初,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的弊病不断暴露出来。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初步整顿,如实行“计划用粮、以人定量”;“允许社员在家吃饭”、自愿参加食堂;缩小食堂规模等。因为家庭副业是公共食堂的逻辑延伸,在初步整顿食堂的同时,县委还要求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等措施来增加社员口粮。这些措施,使食堂初期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善。但是,公共食堂的整顿工作,因为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庐山会议后,武陟县再次出现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公共食堂的强行恢复,“五风”盛行,加上反瞒产运动,给农村造成了很大破坏。1960年初,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再整顿。但这些措施不足以改善公共食堂的困难局面,全县普遍出现了浮肿病、人口外流、中毒事件、非正常死亡等严重的困难。县委不得不推行粮食增量法、代食品运动等措施维持公共食堂的运行。1961年初,中共武陟县委根据上级精神,在农村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了公共食堂中存在的诸多弊端,摸清了基层民众对公共食堂的真实态度,明白了停办食堂的好处,找到了食堂停伙的善后办法,在此基础上解散了全县的公共食堂。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是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有领导、有步骤地分批分期散伙的,并且在食堂解散前和解散过程中甚至解散后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并非“一哄而散”。武陟县大办农村公共食堂浪费了大量粮食,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剥夺了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恶化了干群关系,而且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公共食堂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产物,它给武陟县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认真总结这一经验教训,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田红宇[2]（2016）在《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并称为世界三大经济安全,粮食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资源,如何保障粮食安全永远是执政者农业政策的核心目标。农业政策、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偏好及其取得的政策绩效受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水平、财政体制等外生环境和制度供给的影响和制约。财政分权体制被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供给,但财政分权体制对于农业经济、粮食生产的作用和绩效学术界却较少涉足,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且部分关于财政分权与政府支农行为、政府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效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偏差。当前我国粮食生产迎来了“十二连增”的大好形势,但伴随的是粮食生产资源环境约束日渐趋紧、供需结构矛盾凸显、粮食生产综合效率低下,如何有效激励地方政府支粮、抓粮意愿,提升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政策效率,是今后一段时期财政体制改革、粮食综合改革的题中之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粮食生产由于其天然的弱势产业特性,决定了政府支农政策和财政支持是其必不可少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来源。但地方政府财政支农行为选择是内生于财政体制的政策安排,本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把财政体制分权化变迁、地方政府财政支农行为和粮食生产纳入到同一分析框架内,将财政体制变迁、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引入到粮食生产、农民种粮收入和粮食生产效率研究视域中,揭示财政体制向分权化实践背景下,激励机制、制度供给等发生变化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意愿和绩效变化的影响传导到粮食生产层面的作用机理,在粮食生产新形势下探寻我国粮食生产稳定产能、提升效率、增加收益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有效的制度供给和政府支农政策安排。研究的主要结论总结如下:（1）财政分权体制通过激励机制等约束地方政府财政安排和支农行为选择,进而作用于粮食生产。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地方政府效用函数中,地方政府效用最大化的实现条件是:地方政府在不同部门的财政支出份额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趋同。由于粮食和其他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巨大差异现实,地方政府财政城市偏向不可避免;粮食生产函数中,政府财政支农投入是重要的资本来源因素,粮食生产不仅仅取决于财政支农支出水平更受到支农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所以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下,财政分权体制通过激励机制等约束地方政府财政安排和支农行为能作用于粮食生产水平和效率。（2）“渐进式”分权化的财政体制变迁、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之间存在显着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偏离纠正机制。基于VAR和VEC模型研究发现:长期内财政分权、财政支农对粮食产量分别表现为正向冲击、负向冲击;短期内二者对粮食产量的作用相反,且不同滞后期作用大小和作用持续时间具有明显差别,来自经济系统的冲击使粮食产量偏离长期均衡时,粮食产量具有自身反向修正机制,误差修正项会以0.0076的力度把粮食产量重新拉回均衡水平。而且,财政分权体制确立前后财政分权指标、财政支农政策和粮食产量的动态均衡关系具有显着差异。（3）财政支出分权、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具有显着影响,而且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实证分析发现:全样本期内财政支出分权对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对粮食单产水平作用不显着,地方财政自主性仅对粮食单产提升具有显着正向作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数量、地方政府财政结构中支农比重对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和单产水平作用不显着甚至为负。不同时间段、不同区域样本中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影响差异明显。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SDM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各省市粮食生产具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影响粮食生产的财政分权、支农政策因素也表现出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4）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政策对农民不同类型收入的影响,构成了分权、支农行为对粮食生产的微观主体作用机制。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结果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对农民总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多具有显着的正向增收效应;人均财政支农支出数量对农民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但对农民种粮收入作用不显着甚至为负,地方政府财政支农力度作用多不显着。且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区域内相互关系表现出明显差异。进一步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析中,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和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性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转移性收入差距具有显着的“缩差”作用,但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政策、支农水平和比重对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微弱。（5）财政分权和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差异显着。基于DEA—Malmquist模型分析发现:1978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率、纯技术效率均没有达到DEA有效,具有效率退化趋势;各粮食产区粮食生产效率差异明显;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粮食生产效率逐渐下降、波动更加剧烈;粮食生产效率动态演化类似于“先提高、后稳定、再快速下降、最后逐步快速恢复”路径。基于面板Tobit随机效应模型的粮食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分析发现:财政支出分权、财政自主性两个财政体制因素对粮食生产效率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效应,但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和政策作用不明显;且财政体制、政策因素对粮食生产效率及其分解指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总体来说,本文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的一个核心结论就是:财政分权体制对于粮食生产产量稳定、单产提升、种粮收入增加和综合效率改进是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制度安排;但是在这一制度安排下,为地方政府设置了偏向城市的财政激励,使得地方政府支农意愿、政策安排和支农效率普遍偏低,以至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种粮收入和粮食效率作用不显着甚至相反,未能真正发挥财政支农政策的绩效。鉴于此,本文主要政策建议简述如下:（1）巩固并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充分发挥“分层治理”的制度优势。在粮食生产环境变得更加复杂、资源条件日益退化背景下,稳定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财政分权体制是较合适的财政体制供给,在巩固该体制基础上进行逐步完善:一是尝试各级政府间财政收支权力与责任划分的法律建设,加强财政体制稳定性;二是明确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责任划分,确定政府事权边界;三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设,转移支付要逐渐向农业、科技等部门倾斜,尤其是要发挥中央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持粮食生产的刺激作用。（2）重构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和激励机制,提升其支农意愿和效率。一是转变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单向约束机制为“自下而上”的约束,更好反映区域农民的偏好和福利需求。尝试以农作物种植品种、粮食连片区域为单位建立高度组织化、专业化的自治组织,比如农民协会、水稻种植协会等,或者以专业性农民合作组织为基础,代表组织内的农民,表达财政需求及偏好,提高信息表达的质量和效率。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要对其负责,农民组织或合作社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农行为、绩效等具有考核权力。二是重构地方政府行为扭曲的激励机制。最主要的是对地方政府晋升激励的改善和重构,不能单纯的以GDP指标来评论地方政府政绩并依此决定官员升迁,加入农业发展的指标和权重,构建“绿色”GDP指标,而且考核机制要具有差异性和灵活性。（3）匹配支粮事权与财权及区域间财政资源,形成支粮财政稳定增长长效机制。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关键是地方政府财权逐渐萎缩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支出责任需求,所以一方面中央政府应该逐渐把财政收入权下放;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把福利性明显的教育、医疗、农业和粮食支持等支出责任上收;规范、硬化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加强各级人大、审计部门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审计和监督,逐步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透明度和准确性。通过省市间粮食供给需求以及实际粮食购销为基础,构建粮食生产上的利益补偿机制,可以通过利益在横向政府间转移支付,补偿粮食主产区省市支持粮食种植、出售商品粮方面的财政收入损失。（4）优化支农模式与结构、创新支农着力点,提升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财政支农模式转变和财政支农结构优化的关键在于创新财政支农着力点,把财政支农支出重心逐渐转向到职业种粮农民和专业化生产大户培训、粮食公共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粮食生产保险体系和风险预警防止体系建设上来。把财政支农重点锁定在“软件”侧面的建设、逐步减少事业费等效率低部门和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等“硬件”支出力度,可以逐步优化支农支出结构、转变支农模式,通过新的财政支农着力点的培育快速提升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除此之外,引导金融及社会资本进入,多元化粮食生产融资来源;加快粮食及投入市场化建设、创新粮食补贴模式,发挥支粮“合力”效应等也是应该政府应该重点考虑的。总之,粮食生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和社会问题,应该从更宽广的范围内进行综合改革和调整。
孙迪亮[3]（2012）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物质利益是经济利益的首要内容和主要组成部分，其测度指标具有多元性，其中最常用、最主要的指标是生活水平指标，一般用人均收入水平的增K率来苻代。具体到农民的物质利益，一般也用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来衡量。改芊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W改革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对农民物质利益问题一贯予以高度重视和努力解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既蕴含着许多基于新的实践而生成的新理念、新观点，从而体现出其现实创新性，也承接了古今中外许多有价值的相关思想理论，从而体现出其历史继承性。中国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的理论渊源表现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物质利益理论，主要包括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理论、实现;r农结合与城乡协调的理论、H家对农民予以经济资助的理论、促进农民合作化的理论等；二是国外解决农民物质利益问题的理论与经验，主要体现在支持和保护农业发展，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传统农民、积极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方面。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是R趋深化、与时俱进的：为了解除广大农民生活上的严重困苦，屮国共产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形成了以保障农民温饱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随着农村脱贫目标的基本完成和农民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形成了以实现农民小康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鉴于农民小康总体实现后农民贫富差距的空前凸现，中国共产党自本世纪以来形成了以ia求农民共富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在每一时段，中国共产党都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相应举措。中M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战略价值的思想，解答了"为什么"实现农民物质利益的问题；二是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实现路径的思想，解答了"怎么样"实现农民物顶利益的问题。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战略价iff，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多角度、多层面的，视之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保障、维护全H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环节和应对国际人权斗争的必然举措。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实现铬径，屮国共产党的基本思路是"加减并用"。所谓"加"，即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升农民收入总量，这主要依赖于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农业现代化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三个途径：所谓"减"，即减轻农^负担。对中国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的评析应恪守求真务实的基本原则、不带任何主观偏见地进行，既不应为之涂脂抹粉，更不应对之无端指责，而是应当在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不足与局限，并就此进行善意而中肯的建言献策。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重大创新，而且在实践上带来了良好效应。但由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农民大国里，彻底解决九亿农民的物质利益问题确非易事，因而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上，也总是闪露出一些不足与缺憾，主要是：从思想的生成上看，应急性有汆而前瞻性不足；从思想的内涵上着，针对性有余而系统性不足：从思想的践行上看，宣示性有余而实效性不足。鉴于此，在末来的发展完善中，理应重点强化三个环节，即：及时体察农民的利益关切，增强思想的前瞻性；全面应答农民的利益诉求，增强思想的系统性；强力构筑农民的利益保障，增强思想的实效性。
高其荣[4]（2011）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业调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困境,出现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业产值特别是粮食产量接连下降,农民生活水平下降,饥荒蔓延。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步转入调整轨道,到1960年11月正式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调整,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农业调整全面展开并进入高潮。农业调整的基本出发点是调动农民积极性、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六十年代的农业调整历时五年多,至1965年底结束,经历了艰难的历程。首先,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和《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等文件,开展整风整社,退赔平调财物,坚决纠正了农村普遍存在的“共产风”等错误。其次,1961年,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全党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农村大调查。“农业六十条”是全党农村大调查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党领导对人民公社体制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解散了公共食堂,废除了供给制,划小了社队规模,将基本核算单位下调至生产队。再次,党逐步确立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方针,采取了清理和下放农村劳动力、精简城镇人口、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对农业实行财政倾斜等措施,大力加强了农业战线。第四,党制定了恢复社员自留地,鼓励发展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实行“借田渡荒”,进行包产到户试验等休养生息政策,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党还通过降低农业税、减少粮食征购量、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等措施,减轻了农民负担,一定程度增加了农民收入。六十年代的农业调整虽然存在以肯定“三面红旗”为前提、否定包产到户、与阶级斗争相联系、没有改变我国农业落后面貌等历史局限,但从总体上来说,它是成功的,产生了不能忽视的历史作用,在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它是六十年代整个国民经济调整的先导和中心,带动和促进了工业等其他战线的调整,促进了我国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第二,它阻止了饥荒的继续蔓延,杜绝了社会动荡,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第三,它是中国共产党对已觉察的“左”倾错误的纠正,是1959年庐山会议前纠“左”的继续,主要纠正了在建设速度问题上的急于求成思想和在生产关系变革问题上的急于过渡错误,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庐山会议前的纠“左”。第四,它是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孕育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并成为了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六十年代的农业调整给我们留下了较为丰富的历史经验。主要有：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农业发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农业兴则百业兴,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农村经济政策必须以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为基本出发点；必须从指导思想上根本纠正“左”倾错误,避免急于求成和阶级斗争扩大化；进一步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完善我国农业保护政策体系。这些经验可以为我们今天更好地探索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历史借鉴。
刘鑫渝[5]（2011）在《土地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以新疆新源县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以建国后土地制度变迁为着眼点,探讨哈萨克牧区社会在土地变革中的土地实践。由于自然条件、生产资料的差异与技术手段选择的不同,中国游牧地区的土地实践与内地农村存在着较大差异。民主改革以前,牧区牧地公有,即为部落、氏族共有,但实质上草场所有权归部落贵族、头人所有。而牧业民主改革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公营,牲畜私有私营。新疆草原的民族公有制延续了大约6年（1952～1958）。这6年中,牧民对自己的草牧场可以全面地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牧业互助组和初级合作化阶段未触动草原集体所有和牲畜家庭经营的根基,符合哈萨克族游牧社会互帮互助抵御自然灾害和外族侵略的传统,受到了牧民的普遍欢迎,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尽管牧业初级合作社是对互助组的替代,但在初期牧场集体所有,牲畜私有,牧民拥有比较充分的退出权,且退出的自由度与合作社的经营风险呈正相关。牧民不仅可以实施对合作社的监督,使管理者改善制度绩效,还可以参与对合作社的监督,对于社员来说,拥有较完整的退出权意味着有完整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初级社既成功地分割了部分私有产权,又通过给予社员较完善的退出权,有效化解初级社解散的风险。人民公社化实行草原全民所有,牲畜集体所有。变牲畜家庭个体经营为集体统一经营,加上国家控制商业和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牧民没有退社自由,降低了劳动的机会成本以维持牲畜及畜产品生产的低成本,也迫使牧民放弃了可能的边际生产和可能取得的边际收益。牲畜及畜产品国家征购及诸如关闭集市、限制区域交换等一系列规则,剥夺了牧民对其产品——牧业剩余价值的支配权。草原集体所有和集体经营,牲畜集体所有,牧民不再是独立的经济单元。人民公社时期,国家权力全面侵入农村。对单个牧民来讲,草原和牲畜都是一种公共物品,他不拥有相对于其它成员的对土地和牲畜的排他性使用、转让、收益和处置权,牧民土地和牲畜产权都出现“残缺”。人民公社、大跃进、公共食堂、牧业学大寨、牧民定居是与土地制度相伴生的国家自上而下理性设计的社会改造工程。这些体现了控制与改善逻辑的社会工程通过重新设计力图使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与清晰,以便更加有效地对公共和私人领域进行治理。这些项目始于官僚知识分子、革命精英作为“立法者”的远大抱负和无限雄心,他们不仅主张“人为自然立法”,而且主张通过行动来对自然界或整个社会秩序进行彻底和理性的改造;而在这种雄心的背后,则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知识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以及对自然甚至人类本性的控制能力的超强自信。“致命的自负”注定要走向失败。即使失败了的项目也并非没有任何积极的成效。我们是各种现代化项目的受益者,改善的目的本意是良善的,关键在于如何改善。是把自然和社会改造为容易被国家识别和控制的清晰而又简单的对象,还是站在人民的角度关心和改善人民的福祉。国家将建基于农耕社会的土地制度实施于牧区是国家强力推行下的简单化实践。在这一实践中牧民成了没有性别、传统和价值、特定个性的异常抽象的可以互换的个体。这种简单化设计因为忽视了牧民的生存传统、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而遭遇失败。草原生态恶化与牧民生计两难困境成为新项目实施的挚肘。为了避免仍然存活着的“国家乌托邦”,需要在牧区现代化现实路径选择的实施中,关注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文化、注重项目谨慎推进、规划要有弹性,利用互助传统建设“新公共性”,建立完善的牧民参与机制。
高巍翔[6]（2010）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956-1966）》文中提出1956年至1966年,既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极其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由建国头七年主要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促进国家经济建设服务转变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广大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为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就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它既是全方位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开端,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方面,起到了其他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党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服务于各方面建设的实践中开始逐步形成,基本上奠定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适应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总的来看,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在服务于党的各个中心工作中,在发挥自身优势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且获得新的发展。当然,这一时期,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由于缺乏建设经验,加上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及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曾经犯过严重“左”的错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历着同样的曲折过程,在曲折中发展。经验与教训同在,发展与挫折交叉,理论上的开拓、完善与局部性的失误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正确与偏差并存,是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基本方法基础的奠立。1955年到1957年整风之前,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基础的奠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不仅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生命线”地位,解决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出发点问题,而且奠定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为正确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科学的指南,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在创立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同时,党发挥自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势,围绕中心工作转移,重点加强了对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形势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通过这些积极的、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1957年整风前后,党开展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开门整风中,少数右派分子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了猖狂进攻。党及时进行了反击,掀起反右派运动。受其影响,整风运动的主题发生逆转,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反右派运动的影响是深刻的,党由此对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判断开始发生变化,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左”的思想开始抬头。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党开展了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中心内容的全民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必要的,总体上是健康的、有成绩的。通过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澄清了大是大非的问题,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秩序。在肯定整风反右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由于党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在反右派斗争中,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对美好社会的热烈向往。但是,由于急于求成,犯了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混淆了“两个界限”,盲目追求高速度,并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越来越“左”,导致了经济建设陷入严重困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样也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使“左”的错误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开始泛滥,产生了严重的偏差,导致“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根本特殊化风盛行,同样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一是错误地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片面强调“政治挂帅”,只讲思想政治教育为政治运动服务,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形式,用来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并用来解决对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的不同认识；二是在阶级斗争观念主导下急于求成,工作方式方法简单化和形式主义严重,忽视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不适当地采借战争年代群众运动的方式方法,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方法和手段,取代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民主原则；三是混淆“两个界限”,宣传急于过渡急于求成的思想,导致“五风”盛行；四是违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精神的作用,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到了不适当的高度,忽视客观条件的制约,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脱离实际,陷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的泥潭,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后果就是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党一方面开始着手系统地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纠正“左”倾错误,克服严重困难；另一方面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战胜严重困难,实现国民经济调整各项任务的重要环节,倡导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立足于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以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共度难关。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同困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使我国度过了建国以来最为困难的经济局面,并使国民经济逐步好转。但是,由于纠正“左”的错误不彻底,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党内对形势估量、经济政策和工作指导上的分歧又逐渐发展起来,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发生了新的波折,形成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为此,党开展了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对于改进干部作风,改善经营管理虽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四清”运动毕竟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看作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思想指导下,把干部思想认识问题、工作作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泛政治化,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在这种脱离实际的“左”倾理论指导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偏离了正确的方向,逐步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局面,产生了一些失误,给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留下了值得汲取的教训：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科学地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既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坚持正面教育和自我教育原则,切忌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更不能“运动群众”；三是切忌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违背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四是思想政治教育切忌形式主义,把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庸俗化。
本刊杨挺秀遗稿编写组[7]（2010）在《建设雨养生态农业遗稿——关于中国农业前景的思考》文中研究指明前言在不到世界7%的国土上,基本解决了世界上23%以上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未来的中国,按照最理想的控制,将有人口15.7亿,在有限的资源上,不但要解决15亿多人的"吃饱"问题,而且要
杨艺[8]（2010）在《城乡统筹视域下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文中首先介绍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内涵,刘易斯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乔根森模型、托达罗模型和国内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研究状况。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对我国的现实启示。其次,分析了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和转换的几个阶段,建国后,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固化,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的不协调有所缓解,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增长导向发展战略,导致二元经济结构出现了削弱——强化的多次反复,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再次,分析了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现阶段特征,我国经济社会结构中出现一些新特征,城乡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目前农村存在的剩余劳动力无论在年龄还是素质方面都不占优势,城镇就业不断增长,劳动力市场正在向城乡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但是,我国经济社会结构中仍然存在许多深层次矛盾,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其次,阐述了推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条件,改革开放后,持续的经济增长,交通运输业、工业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财政收入的持续增加,使推动农业发展的外部条件逐渐成熟。同时,提出了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途径,即加快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的发展,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等项制度和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张领[9]（2010）在《流动的共同体 ——农民工与一个村庄的变迁》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社会文化视角来研究农民工。通过调查发现,农民外出、异地行为等不尽符合既有的研究视角。既有的研究视角可以概括为“政治--经济视角”。“政治-经济视角”认为农民外出主要受到政策的影响,户籍制及与之相关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从政策的角度来理解农民工的学者认为,农民外出及异地行为严重受到户籍制的影响。在户籍体制及二元经济的背景之下,在异地的农民由于不能平等地享受当地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福利,他们因此产生返乡行为。这一理论路径意味着：90年代民工潮的出现是户籍体制放开的结果。但从农民外出的实际经验来看,是农民外出的趋势推动户籍体制改革而不是相反。在这个意义上,户籍体制限制农民外出的理论路径模糊了制度和农民外出之间的关系。因此,多数学者认为,不能仅仅从政策的角度来理解农民外出,还必须从经济方面来理解。这方面的研究已建立了一系列模型,着名的有“劳动力相对过剩”、“比较收益模式”、“预期收入模式”等。这一理论路径较为有力地解释了农民的外出。但这一理论路径也无法解释农民外出在地点上的差异性及其群体性特征,这正是社会文化因素带来的结果。农民外出所体现的上述特点说明了传统农民转型的困难,在此意义上,村庄转型和农民外出一样,都是这一转型困境的真实表现。转型必然面临现代性的困扰,为避免现代性的不良后果,农民采取共同体的方式外出,这极有助于共同体的转型。这正是社会理论中一个经典的二律背反的现实反应：“共同体”与“社会”。正是基于现代性中传统农民所采取的适应方式及村庄转型困难的考虑,本文创造了“流动的共同体”这一解释框架。它体现农民外出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其转型困难的特性,补充了“政治-经济”视角解释的不足。“流动的共同体”是一个解释框架,它由相互联系的“流动”和“共同体”两个关键词组成。这一解释框架包含两层含义：一、“流动”说明农民外出经济方面的考虑；“共同体”说明外出的社会文化方面的考虑。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农民外出时表现出如下几个特征：（1）家乡附近就业；（2）农民选择有同乡聚居区的地方就业。二、这一概念还体现了农民转型的困难,这是马克思、滕尼斯、涂尔干等人使用“共同体”概念所表达的含义之一。共同体转型可以通过交通系统将异质性因素植入,也可以通过外出的农民输入。就远离现代性的村庄而言,仅通过交通系统将现代性因素植入很难实现转型,农民需要外出才能更为有效地推动社会变迁。但农民外出必然使得安全感、归属感和确定性丧失,为避免现代性的不良后果,农民采取共同体的形式外出。简言之,“流动的共同体”体现了面临“社会”冲击的背景之下,共同体成员采取的应对方式；另一方面,这一概念在理论上回应了“共同体”与“社会”的经典的现代化问题。
张荣超[10]（2009）在《张荣超日记1992-2009》文中指出1992年5月23日,晴天今天乡里布置工作,要求全乡要完成300吨油菜籽订购任务,全乡7000户种油菜,凡是春订合同上有油菜任务的,按每亩200斤交售,完不成订购任务的,每斤油菜籽罚5毛钱。县、乡考虑到农户食用
二、1.4亿农民靠工资吃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4亿农民靠工资吃饭（论文提纲范文）
（1）“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公共食堂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武陟县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状况 |
| 第一节 武陟县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社会状况 |
| 一、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经济状况 |
| 二、公共食堂兴办前的政治形势 |
| 第二章 兴起的背景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原因 |
| 一、“大跃进”运动 |
|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条件 |
| 一、“合伙吃饭” |
| 二、部分农民的积极拥护 |
| 三、粮食大丰产 |
| 第三章 一哄而起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的建立与普及 |
| 一、公共食堂的筹备 |
| 二、推广经验 |
| 三、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公共食堂的普及 |
| 四、公共食堂的大致面貌 |
| 五、食堂化的实质 |
| 第二节 供给制与其他各项福利事业 |
| 一、供给制 |
| 二、各项福利事业的建立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一、出现问题 |
| 二、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第四章 初次整顿 |
| 第一节 食堂出现了问题 |
| 第二节 有限的政策调整 |
| 一、整顿人民公社 |
| 二、整顿公共食堂 |
| 第三节 生产救灾 |
| 一、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 |
| 二、救助灾荒队 |
| 三、安排穷队发展生产 |
| 第四节 东石寺样板食堂 |
| 一、基本概况 |
| 二、初步整顿 |
| 第五章 强行恢复 |
| 第一节 庐山会议后公共食堂的再恢复 |
| 一、庐山会议的召开与公共食堂的转向 |
| 二、反右倾,办食堂 |
| 三、继续“大跃进” |
| 四、“五风”的再度泛滥 |
| 五、反瞒产私分 |
| 第二节 、再次整顿 |
| 一、学习林县 |
| 二、整顿措施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被迫坚持 |
| 一、保粮运动 |
| 二、安排社员生活 |
| 第四节 生存危机 |
| 一、口粮标准一再压低 |
| 二、中毒事件 |
| 三、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 |
| 第五节 “渡荒”难度 |
| 一、艰难的维持 |
| 二、保人保畜 |
| 第六章 决策解散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政策的转向 |
| 一、宣传贯彻“十二条” |
| 二、宣传贯彻“六十条(草案)” |
| 第二节 调查研究 |
| 一、群众疾病调查 |
| 二、供给制不得人心 |
| 三、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 |
| 四、解散食堂的经验 |
| 五、调查研究与公共食堂的解散 |
| 第三节 决策解散 |
| 第七章 公共食堂的教训与启示 |
| 第一节 从口粮标准看武陟县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 |
| 一、供给不足 |
| 二、分配不均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的弊端 |
| 一、浪费了大量粮食 |
| 二、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 |
| 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剥夺 |
| 四、恶化了干群关系 |
| 五、公共食堂饮食环境恶劣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原因 |
| 第四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
| 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
| 二、正确认识共产主义 |
| 三、应重视调查研究 |
| 四、必须健全党内民主 |
| 五、必须尊重个人自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数据说明 |
| 1.4 研究价值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价值 |
| 1.4.2 研究创新 |
| 第2章 理论借鉴与文献评述 |
| 2.1 相关理论借鉴 |
| 2.1.1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 2.1.2 财政分权理论 |
| 2.1.3 公共选择理论：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偏好及激励 |
| 2.1.4 二元经济理论：粮食生产的弱质性特征 |
| 2.1.5 公共产品理论：粮食的准公共品特性及功能 |
| 2.2 文献评述 |
| 2.2.1 财政分权与政府财政支农行为选择 |
| 2.2.2 影响粮食生产因素研究及我国粮食生产的时空格局 |
| 2.2.3 财政分权体制、政府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研究 |
| 2.2.4 文献评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的理论框架 |
| 3.1 相关概念界定与前提说明 |
| 3.1.1 粮食生产、种粮收入与粮食生产效率 |
| 3.1.2 财政体制与财政分权 |
| 3.1.3 财政支农政策 |
| 3.1.4 本文前提假设说明 |
| 3.2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作用的诱因及路径 |
| 3.2.1 作用诱因：粮食生产的弱势产业特性 |
| 3.2.2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的作用路径 |
| 3.3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的作用机理 |
| 3.3.1 财政分权影响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激励机制 |
| 3.3.2 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及影响因素 |
| 3.3.3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影响机理 |
| 3.3.4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内容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演化与粮食生产现状 |
| 4.1 财政体制分权化改革实践及制度变迁 |
| 4.1.1 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阶段（1949-1977） |
| 4.1.2 逐渐放权尝试的过渡阶段（1978-1993） |
| 4.1.3 分税制改革和“中国式分权”的发展阶段（1994至今 ） |
| 4.2 粮食生产领域财政支农政策演进 |
| 4.2.1 消费者补贴阶段（1949-1977） |
| 4.2.2 粮食流通补贴阶段（1978-2003） |
| 4.2.3 生产者直接补贴阶段（2004至今） |
| 4.3 财政体制变迁与政府支农政策演变的相关性验证 |
| 4.3.1 第一阶段：“统收统支”与“掠取之手”（1949-1977） |
| 4.3.2 第二阶段：分权实践和消费、流通补贴阶段（1978-2003） |
| 4.3.3 第三阶段：分权深化改革和粮食直补（2004至今） |
| 4.4 我国粮食生产现状分析 |
| 4.4.1 粮食生产总体趋势及阶段性波动 |
| 4.4.2 粮食播种面积与粮食单产 |
| 4.4.3 粮食生产区域格局变动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的动态关系 |
| 5.1 动态均衡关系考察：全国层面时间序列数据 |
| 5.1.1 引言及问题提出 |
| 5.1.2 文献评述 |
| 5.1.3 模型构建及研究方法 |
| 5.1.4 动态均衡关系检验 |
| 5.1.5 动态均衡关系的时期差异：分税制改革前后对比 |
| 5.1.6 动态均衡关系检验结果 |
| 5.2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动态影响 |
| 5.2.1 引言与问题提出 |
| 5.2.2 文献评述与理论分析框架 |
| 5.2.3 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
| 5.2.4 实证及结果分析 |
| 5.3 扩展：地方财政行为会影响粮食生产空间格局吗？ |
| 5.3.1 研究动态及问题 |
| 5.3.2 模型构建及指标选择 |
| 5.3.3 描述统计、空间相关性检验及空间模型选择 |
| 5.3.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农民种粮收入 |
| 6.1 引言与问题提出 |
| 6.2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6.3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择及数据说明 |
| 6.4 实证过程及结果分析 |
| 6.4.1 全样本估计及时期差异检测 |
| 6.4.2 区域差异比较分析 |
| 6.5 扩展：财政分权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吗？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效率 |
| 7.1 文献评述及研究问题提出 |
| 7.1.1 文献评述 |
| 7.1.2 研究问题 |
| 7.2 研究方法及指标、数据说明 |
| 7.2.1 研究方法介绍 |
| 7.2.2 指标及数据说明 |
| 7.3 粮食生产效率测度及时空差异 |
| 7.3.1 省级粮食生产TFP测度及分解及地域差异 |
| 7.3.2 粮食生产TFP及各分解指数的时期动态特征 |
| 7.4 财政因素对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解析 |
| 7.4.1 研究方法和数据准备 |
| 7.4.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巩固并完善财政分权体制 |
| 8.2.2 重构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和激励机制 |
| 8.2.3 匹配支粮事权与财权及区域间财政资源 |
| 8.2.4 优化支农模式与结构、创新支农着力点 |
| 8.2.5 多元化粮食生产融资来源 |
| 8.2.6 加快粮食及要素市场化建设、创新粮食补贴模式 |
| 8.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述评 |
| 三、 相关概念解析 |
| 四、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五、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的理论溯源 |
| 一、 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物质利益理论 |
| （一） 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 |
| （二） 实现工农结合与城乡协调 |
| （三） 国家对农民予以经济资助 |
| （四） 促进农民合作化 |
| 二、 国际借鉴：国外解决农民物质利益问题的理论与经验 |
| （一） 支持和保护农业发展 |
| （二） 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
| （三） 改造传统农民 |
| （四） 积极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的历史演进 |
| 一、 以保障农民温饱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1978－1990） |
| （一） 改革之初农民的贫弱与困苦 |
| （二） 中国共产党保障农民温饱的思想与举措 |
| 二、 以实现农民小康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1991－2001） |
| （一） 农村脱贫目标的完成与小康标准的制定 |
| （二） 中国共产党实现农民小康的思想与举措 |
| 三、 以促进农民共富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2002－） |
| （一） 农民小康的总体实现与农民贫富差距的空前凸现 |
| （二） 中国共产党促进农民共富的思想与举措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战略价值的思想 |
| 一、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
| （一） 通过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夯实国民经济发展的产业基础 |
| （二） 通过扩大农村消费需求而激发国民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力 |
| 二、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保障 |
| （一） 农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深厚的群众基础 |
| （二） 增进农民物质利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之举 |
| 三、 维护全国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 |
| （一） 农村社会稳定：现代化建设的首要前提 |
| （二） 增进农民物质利益是农村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 |
| 四、 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环节 |
| （一）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全民共富 |
| （二） 全民共富的关键是增进农民的物质利益 |
| 五、 应对国际人权斗争的必然举措 |
| （一） 国际人权斗争的实质与中国的回应 |
| （二） 增进农民物质利益：应对国际人权斗争的必然举措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实现路径的思想 |
| 一、 系统工程：新农村建设 |
| （一） 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考察 |
| （二） 农民物质利益受损与新农村建设的重启 |
| （三）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民物质利益之增进 |
| 二、 首要依托：农业现代化 |
| （一） 农业现代化是增进农民物质利益的首要依托 |
| （二）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
| （三） 中国共产党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经验 |
| 三、 必由之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
| （一） 增进农民物质利益关键靠“农”外 |
| （二） 中国共产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理论与实践 |
| 四、 战略举措：减轻农民负担 |
| （一） 增进农民物质利益必须“加减”并用 |
| （二） 中国共产党农民减负政策的历史演进 |
| （三） 中国共产党减轻农民负担的经验启示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之评析 |
| 一、 历史贡献 |
| （一） 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
| （二） 实践上的良好效应 |
| 二、 现实缺憾 |
| （一） 思想的生成：应急性有余而前瞻性不足 |
| （二） 思想的内涵：针对性有余而系统性不足 |
| （三） 思想的践行：宣示性有余而实效性不足 |
| 三、 未来发展 |
| （一） 及时体察农民的利益关切，增强思想的前瞻性 |
| （二） 全面应答农民的利益诉求，增强思想的系统性 |
| （三） 强力构筑农民的利益保障，增强思想的实效性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业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5 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
| 第2章 农业调整的历史背景 |
| 2.1 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
| 2.2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农业形势 |
| 2.3 应对农业危机的临时之举 |
| 2.4 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出台 |
| 第3章 坚决纠正“五风”错误 |
| 3.1 “十二条”紧急指示信 |
| 3.2 整风整社运动 |
| 3.3 退赔平调财物 |
| 第4章 调整人民公社体制 |
| 4.1 全党农村大调查 |
| 4.2 解散公共食堂 |
| 4.3 废除供给制 |
| 4.4 划小社队规模 |
| 4.5 确定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
| 第5章 大力加强农业战线 |
| 5.1 确立农业基础地位 |
| 5.2 清理、下放农村劳动力 |
| 5.3 精简城镇人口 |
| 5.4 各行各业支援农业 |
| 5.5 对农业实行财政倾斜 |
| 第6章 调整农村经济政策 |
| 6.1. 恢复自留地,鼓励发展家庭副业 |
| 6.2 恢复农村集市贸易 |
| 6.3 实行“借田渡荒”政策 |
| 6.4 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
| 6.5 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 |
| 第7章 农业调整的历史定位 |
| 7.1 促进农业生产全面恢复 |
| 7.2 促进其他战线的调整 |
| 7.3 杜绝社会动荡,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
| 7.4 孕育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 |
| 7.5 农业调整的历史局限 |
| 第8章 农业调整的历史经验 |
| 8.1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 |
| 8.2 对农业发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要有足够的认识 |
| 8.3 农业兴则百业兴,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 |
| 8.4 农村经济政策必须以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为基本出发点 |
| 8.5 必须从指导思想上根本纠正“左”倾错误,避免急于求成和阶级斗争扩大化 |
| 8.6 进一步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完善我国农业保护政策体系 |
| 结束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博期间的科研和奖励情况 |
（5）土地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以新疆新源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缘起 |
| 1.2 牧区社会研究的知识谱系 |
| 1.2.1 关于游牧社会的研究 |
| 1.2.2 土地制度变迁与乡村社会的研究 |
| 1.2.3 研究的贡献与缺憾 |
| 1.3 典型个案、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3.1 个案简介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资料来源 |
| 第2章 本研究的理论资源、概念和分析框架 |
| 2.1 牧区社会：边缘社会研究的切入点 |
| 2.1.1 土地改革与牧区社会 |
| 2.1.2 土地制度变迁：牧区社会研究的新视角 |
| 2.2 相关理论资源 |
| 2.2.1 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与“失败的逻辑” |
| 2.2.2 F·A·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与“限制国家权力” |
| 2.2.3 何·彼特的“空制度”理论 |
| 2.2.4 诺思的“制度及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 |
| 2.3 核心概念界定 |
| 2.3.1 土地制度 |
| 2.3.2 土地制度变迁 |
| 2.3.3 牧区社会 |
| 2.4 基本观点与基本思路 |
| 2.4.1 本研究的基本观点 |
| 2.4.2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 |
| 2.5 论文结构 |
| 第3章 哈萨克族群背景与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演进 |
| 3.1 哈萨克族群的历史演进 |
| 3.1.1 清代以降哈萨克族群的历史演进 |
| 3.1.2 牧区民主改革时期的哈萨克族群 |
| 3.1.3 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的哈萨克族群 |
| 3.1.4 草原承包时期的哈萨克族群 |
| 3.2 哈萨克牧区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演进 |
| 3.2.1 清代以降哈萨克族群的土地制度 |
| 3.2.2 民主改革时期的草原民族公有制 |
| 3.2.3 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哈萨克牧区的土地制度 |
| 3.2.4 草原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共存时期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民主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 4.1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民主改革 |
| 4.1.1 新疆哈萨克牧区的民主改革 |
| 4.1.2 新源县哈萨克牧区民主改革 |
| 4.1.3 草原民族公有：关照地方性的土地实践 |
| 4.2 牧业合作化时期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 4.2.1 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渊源 |
| 4.2.2 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性设计 |
| 4.2.3 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路 |
| 4.3 牧业人民公社时期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 4.3.1 大跃进和牧业人民公社：激进现代主义的牧区实践 |
| 4.3.2 公共食堂：牧民生活方式的乌托邦实践 |
| 4.3.3 阶级斗争：历史与传统的决裂 |
| 4.3.4 牧业学大寨：激进现代化意识的表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土地承包责任制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 5.1 牧业生产责任制下草原改革的时间序列 |
| 5.1.1 家庭承包牧区实践的开端（1978-1984 年） |
| 5.1.2 家庭承包牧区实践的深化（1985-1991 年） |
| 5.1.3 从国家战略出发的产业调整（1992-2001 年） |
| 5.1.4 草原制度改革的战略转型期（2002 年以后） |
| 5.2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草原产权制度及其变迁 |
| 5.2.1 《草原法》符号化背景下的草原产权 |
| 5.2.2 牧区草原产权制度 |
| 5.2.3 新疆哈萨克牧区草原产权制度的变迁及启示 |
| 5.2.4 草原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与法律期望 |
| 5.3 牧民定居：强制村庄化运动 |
| 5.3.1 哈萨克游牧社会的终结 |
| 5.3.2 哈萨克牧民定居的运作逻辑 |
| 5.3.3 牧民定居模式的考量：以新源县为个案 |
| 5.3.4 游牧定居的生态后果 |
| 5.4 草原承包：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生计的两难 |
| 5.4.1 草原生态状况：忽略牧民生存逻辑的土地实践结果 |
| 5.4.2 草原承包：草原生态退化根本原因 |
| 5.4.3 草原管理制度对牧民生计的影响 |
| 5.4.4 兼顾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生计的相关措施 |
| 5.5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 |
| 5.5.1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结构分化 |
| 5.5.2 哈萨克牧区的社会整合 |
| 5.5.3 草原承包制后哈萨克牧区社会的变迁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现牧区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
| 6.1 牧区现代化的现实路径 |
| 6.1.1 哈萨克牧区现代化现状 |
| 6.1.2 社会主义新牧村建设的现实路径 |
| 6.1.3 社会主义新牧村建设状况 |
| 6.1.4 社会主义新牧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
| 6.2 牧区现代化与哈萨克牧民的现代化 |
| 6.2.1 新牧村建设与人的现代化 |
| 6.2.2 哈萨克牧民的综合素质状况 |
| 6.2.3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牧民 |
| 6.2.4 新牧村建设与农牧民权益保障 |
| 6.3 新牧村建设与草原生态保护 |
| 6.3.1 明晰草原产权与草原生态保护 |
| 6.3.2 新牧区建设中草原生态保护的措施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相关学术成果 |
（6）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956-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的价值 |
| 二、相关概念说明 |
| (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
| (二) 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 |
| (三)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
|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状况 |
| 四、方法与结构 |
| (一) 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二) 基本内容和框架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奠定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生命线"地位的确立 |
| (一)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的认识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生命线"地位的确立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出发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 |
| (一) 《论十大关系》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和原则,提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出发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 |
| 三、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阐述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一步发展 |
| (一) 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阐述为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 |
| (二)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克服党内存在的"三风"问题 |
| (三) 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
| (四) 加强和改善党员干部群众路线教育 |
| 四、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奠立 |
| (一)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学说 |
| (二)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奠定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
| (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奠定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论基础 |
| (四)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规定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
| 五、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 |
| (一)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教育和改造的理论与方法 |
| (二) 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教育和改造的理论与方法 |
| 六、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本评价 |
| (一)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二)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上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形势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一、党对农民开展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党对农民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现实原因 |
| (二) 党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思想教育 |
| (三) 党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思想教育 |
| (四) 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重的社会主义利益观教育 |
| (五) 扫除农民文盲,提高农民社会主义思想觉悟 |
| 二、党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建国初期党对知识分子开展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教育 |
| (二)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党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必要性 |
| (三) 正确界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 |
| 三、党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党关于工商业者思想教育的理论和方法 |
| (二) 党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工商业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四、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形势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评价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
| (二)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获得了重大发展 |
| 第三章 整风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一、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 |
| (一) 开展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 |
| (二) 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 |
| (三) 开门整风和整风运动的逆转 |
| (四) 全面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二、反右派运动之后党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阐述无产阶级世界观 |
| (二) 批驳绝对平均主义思想,阐述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 |
| (三) 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民主观 |
| (四) 树立政治与业务相统一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 |
| 三、党对工商业者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批判少数工商业者抗拒思想教育的思想和行为 |
| (二) 对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思想教育 |
| (三) 宣传农业合作化道路的优越性 |
| 四、整社整风和党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农村整风和开展农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原因 |
| (二) 通过辩论、对比,向农民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 |
| (三) 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利益观教育,克服本位主义思想 |
| (四) 对农民进行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教育,巩固工农联盟 |
| (五) 厘清农民在工农生活差别方面几种不正确的思想认识 |
| (六) 整顿农村干部工作作风,巩固农业合作社,发展农业生产 |
| (七) 对农民进行法制教育,树立守法观念 |
| 五、党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党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必要性 |
| (二) 以提高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历史责任认识为重点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三) 对工人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利益观思想教育 |
| (四) 帮助工人群众正确认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
| (五) 鼓励工人积极学习文化和技术,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 |
| (六) 广泛开展劳动竞赛活动和学习先进生产者活动 |
| (七) 关心工人群众生活,解决工人群众困难 |
| 六、以参加体力劳动为主的干部整风教育运动 |
| (一)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解决干部官僚主义思想作风的重要途径 |
| (二) 干部整风教育运动取得了较好的思想教育效果 |
| 七、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就 |
| (一) 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必要的 |
| (二) 澄清了人们混乱的思想认识,稳定了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 |
| (三) 思想政治教育总体上健康有成绩 |
| 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整风反右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教训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
| (二) 正确估计形势科学把握主要矛盾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 |
| (三)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切忌以群众性的运动方式进行 |
| 第四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一、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的历史过程 |
| (一) 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
| (二) 人民公社化运动掀起高潮和全民大炼钢铁 |
| (三) "大跃进"中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与逆转 |
| 二、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农民"大跃进"的积极性 |
| (一) 围绕农业发展纲要展开大辩论,激发农民生产"大跃进" |
| (二) 围绕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运用"四大"方法推动农业生产"大跃进" |
| (三) 总结人民公社"经验",大力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
| (四) 运用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艺术形式,向农民描绘人民公社的幸福图景 |
| (五) 通过鸣放辩论,激发农民爱国爱社的共产主义思想 |
| (六) 激发农民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
| 三、围绕"大跃进"运动进行职工思想政治教育 |
| (一) 提高新工人和青年工人的政治觉悟,树立工人阶级立场 |
| (二) 结合"双反"运动加强新工人和青年工人的勤俭节约教育 |
| (三) 鼓励青年职工投身劳动竞赛活动,树立热爱劳动的工人阶级本色 |
| (四) 鼓励青年工人和新工人学习文化和技术,大闹技术革命 |
| 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绩 |
| (一) 深入广泛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推进了各项经济建设工作 |
| (二) 在政治思想领域坚定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 |
| (三)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上有新的发展 |
| 五、"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教训 |
| (一) 错误地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上"左"的偏差 |
| (三) 混淆"两个界限",宣传急于过渡急于求成的思想,助长了"五风" |
| (四) 违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精神的作用 |
| (五) 过分强调主体能动性,把群众路线等同于群众运动 |
| 第五章 国民经济调整与发展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一、国民经济政策调整 |
| (一) 确定国民经济调整方针 |
| (二) 调整农村政策,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
| (三) 改善企业管理制定《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
| 二、国民经济恢复增长和政治上"左"倾错误再度发展 |
| (一) 七千人大会促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 |
| (二) 八届十中全会后党在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再度发展 |
| (三) "四清"、"五反"和文化领域批判运动 |
| 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一) 重点加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因和背景 |
| (二) 加强干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学习 |
| (三) 加强干部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知识和文化知识的学习 |
| (四) 对干部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革命传统、革命理想教育 |
| (五) 加强执政党建设,防止干部队伍形成特权阶层 |
| (六) 加强反和平演变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
| (七) 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根本制度 |
| 四、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一) 以贯彻《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等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二) 向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调动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 |
| (三) 树立大寨典型,引导农民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
| (四) 开展"四清"教育运动,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农民 |
| (五) 对农民进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同富裕教育,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 |
| 五、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工人阶级思想政治教育 |
| (一) 学习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经验,加强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二) 制定《工业七十条》,确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 |
| (三) 树立工人阶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学习榜样 |
| (四) 做好职工和精简城镇人口的思想工作,为国分忧解难 |
| (五) 加强工农联盟教育,支援农业建设为农业发展作贡献 |
| (六) 结合"五反",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六、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经验 |
| (一) 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提高了人民群众战胜困难的信心 |
| (二) 开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教育,激励全国人民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
| (三) 关心群众生活和精神鼓励相结合,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 |
| (四) 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体制机制 |
| 七、思想政治教育在"四清"教育运动中的成就与经验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在"四清"教育运动中的成就 |
| (二) 抓住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关键环节,提高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
| (三)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作用 |
| (四) 发挥了榜样教育的巨大作用,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
| 八、思想政治教育在"四清"运动中的教训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科学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坚持以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原则,切忌搞群众运动 |
| (三) 切忌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违背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 |
| 结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 |
| 一、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是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重要前提 |
|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做好新时期人民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 |
| 三、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根本途径 |
| 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结合实际工作是发挥其"生命线"作用的根本要求 |
| 五、正确认识和处理借鉴与创新的关系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规律 |
| 六、探索榜样教育的有效形式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源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问参加的课题研究和发表的文章 |
| 后记 |
（7）建设雨养生态农业遗稿——关于中国农业前景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序言 |
| 第一章创建雨养生态农业的三大前提 |
| 一、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
| (一) 人口爆炸 |
| (二) 人口压力 |
| (三) 零增长 |
| 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
| (一) 历史的总结 |
| (二) 资源的特点 |
| (三) 开发与保护 |
| (四) 标志和措施 |
| 三、改善生态环境 |
| (一) 潜伏着的生态危机 |
| (二) 治国之本在治山 |
| (三) 保护中华民族的血液 |
| 第二章农业现代化的总趋向 |
| 一、农业现代化的标志 |
| (一) 本质是科学化 |
| (二) 特点是商品化 |
| (三) 标志是社会化 |
| (四) 基础是集约化 |
| (五) 关键是知识化 |
| 二、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
| (一) 基本国情 |
| (二) 基本国策 |
| (三) 发展战略 |
| (四) 技术政策 |
| 三、怎样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 |
| (一) 靠政策法规 |
| (二) 靠科技进步 |
| (三) 靠增加投入 |
| (四) 制订总体规划 |
| (五) 发展乡镇企业 |
| (六) 搞好基础设施 |
| 第三章建设雨养生态农业的理论基石 |
| 一、生态农业的孕育 |
| (二) 食品污染 |
| (三) 环境污染 |
| 二、生态农业的主要特征 |
| (一) 良性循环农业 |
| (二) 立体化农业 |
| (三) 高效益农业 |
| (四) 科学化农业 |
| (五) 安全化农业 |
| 三、生态农业的优越性 |
| (一) 绿色植被大 |
| (二) 生物产量高 |
| (三) 光合产物利用合理 |
| (四) 经济效益好 |
| (五) 动态平衡佳 |
| 四、生态农业致富途径 |
| (一) “小康水平”的标志 |
| (二) 走向富裕的途径 |
| (三) 广大农民致富的制约因素 |
| (四) 根本出路在于建设生态农业 |
| (五) 如何建设雨养生态农业 |
（8）城乡统筹视域下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2.1 数量分析与结构分析方法 |
| 1.2.2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方法 |
| 1.2.3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 |
| 1.2.4 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方法 |
| 1.2.5 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方法 |
| 1.3 研究的创新 |
| 1.3.1 整体研究结构的创新 |
| 1.3.2 研究观点的创新 |
| 第2章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一般概述 |
| 2.1 二元经济结构的内涵 |
| 2.2 西方理论界对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分析 |
| 2.2.1 刘易斯模型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古典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2.2 乔根森模型和托达罗模型：新古典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2.3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简要评析 |
| 2.3 我国理论界对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论述 |
| 2.3.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最新研究进展 |
| 2.3.2 我国学者对二元经济结构理论问题的研究 |
| 第3章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 |
| 3.1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城乡关系问题的时代背景 |
| 3.1.2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 |
| 3.2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的现实启示 |
| 3.2.1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共同发展 |
| 3.2.2 发挥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 |
| 3.2.3 重视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和农村发展 |
| 3.2.4 重视发展生产力在促进城乡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 3.2.5 促进工业和农业的互动、融合 |
| 3.2.6 加强科学技术进步在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
| 第4章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现状及成因 |
| 4.1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
| 4.2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
| 4.2.1 二元经济结构的测度指标 |
| 4.2.2 建国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阶段分析 |
| 4.2.3 根据对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实证考察得出的结论 |
| 4.3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和转换的成因分析 |
| 4.3.1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奠定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 |
| 4.3.2 城乡分离的制度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
| 4.3.3 城乡分割的公共品供给制度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
| 4.3.4 改革开放后以增长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延续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
| 第5章 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现阶段特征分析 |
| 5.1 我国的人口转变与劳动力短缺 |
| 5.1.1 人口的转变 |
| 5.1.2 “未富先老”与劳动力短缺 |
| 5.2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情况分析 |
| 5.2.1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阶段划分 |
| 5.2.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特征 |
| 5.2.3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障碍 |
| 5.2.4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
| 5.2.5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 |
| 5.3 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城乡就业的扩大 |
| 5.3.1 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的特征 |
| 5.3.2 城镇劳动就业制度改革与劳动力市场发育 |
| 5.3.3 就业规模的扩大与结构的变化 |
| 5.4 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
| 5.4.1 刘易斯转折点 |
| 5.4.2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
| 5.4.3 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 |
| 5.4.4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
| 第6章 推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条件 |
| 6.1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有利因素 |
| 6.1.1 交通运输业的变革与工业化的进行 |
| 6.1.2 产业结构的演进和经济增长 |
| 6.1.3 城镇的发展 |
| 6.1.4 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加 |
| 6.1.5 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 |
| 6.2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制约因素 |
| 6.2.1 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生产领域发展的缓慢 |
| 6.2.2 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约束 |
| 6.2.3 公共财政分配结构不合理 |
| 第7章 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途径 |
| 7.1 加快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的发展 |
| 7.1.1 农业 |
| 7.1.2 工业 |
| 7.1.3 服务业 |
| 7.2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和平等就业等项制度 |
| 7.2.1 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
| 7.2.2 深化劳动就业制度改革 |
| 7.2.3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
| 7.2.4 构建合理的城市规模体系 |
| 7.3 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7.3.1 增加农村的财政投入 |
| 7.3.2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
| 7.3.3 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
| 7.3.4 发展农村教育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9）流动的共同体 ——农民工与一个村庄的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及其意义 |
| 1.2 以往的研究 |
| 1.2.1 农民研究的两个传统 |
| 1.2.2 具体的经验研究 |
| 1.2.3 一个综合:兼具理性和道义的农民 |
| 1.3 研究方法和选取的样本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选取的样本 |
| 1.4 农民工及相关概念 |
| 1.5 文章结构 |
| 2 与"社会"相对的共同体 |
| 2.1 共同体理论 |
| 2.1.1 共同体概念 |
| 2.1.2 共同体的研究范畴 |
| 2.1.3 共同体的特性 |
| 2.2 共同体与"社会"的困境 |
| 2.2.1 异化的现代性 |
| 2.2.2 官僚化的现代性 |
| 2.2.3 失范的现代性 |
| 2.3 流动的共同体 |
| 3 果支村的生态系统 |
| 3.1 果支村的地理区位 |
| 3.2 果支村的共同体结构 |
| 3.2.1 血缘-地缘关系与共同体 |
| 3.2.2 基层市场与共同体 |
| 3.2.3 行政力量与共同体 |
| 3.3.4 小结 |
| 3.3 共同体在果支村 |
| 3.3.1 日常交往 |
| 3.3.2 祖先崇拜 |
| 3.3.3 选举斗争及村庄、族间资源的争夺 |
| 3.4 小结 |
| 4 共同体在余姚的活动 |
| 4.1 农民工外出的具体原因 |
| 4.2 共同体的移植机制 |
| 4.2.1 特殊的流动渠道 |
| 4.2.2 共同体的归宿感和确定性 |
| 4.2.3 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圈子 |
| 4.3 共同体在余姚 |
| 4.3.1 农民工的职业类型 |
| 4.3.2 农民工在余姚的仪式 |
| 4.3.3 农民工的交往 |
| 4.4 共同体维权 |
| 4.4.1 政治框架中的共同体作用 |
| 4.4.2 共同体维权 |
| 4.5 小结 |
| 5 农民工共同体的回流与村庄变迁 |
| 5.1 农民工共同体的回流 |
| 5.1.1 农民工转型模型 |
| 5.1.2 返乡农民工和家乡的联系 |
| 5.1.3 农民工和家乡的联系 |
| 5.2 共同体回流及社会变迁 |
| 5.2.1 共同体观念结构的变迁 |
| 5.2.2 共同体行动系统的变迁 |
| 5.2.3 农民工的分类 |
| 5.3 小结 |
| 6 流动的共同体与隔离 |
| 6.1 第一代农民工的自我隔离 |
| 6.1.1 自我隔离的社会动力 |
| 6.1.2 隔离的社会效果 |
| 6.2 新生代农民工的半隔离状态 |
| 6.2.1 新生代农民工的隔离:被迫的选择 |
| 6.2.2 成功者的脱离 |
| 6.3 小结 |
| 7 流动的共同体与共同体建设 |
| 7.1 共同体的变迁方式 |
| 7.2 农村建设与农民外流 |
| 7.2.1 村庄治理与农民外流 |
| 7.2.2 村庄治理的方向 |
| 7.3 小结 |
| 8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四、1.4亿农民靠工资吃饭（论文参考文献）
- [1]“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D]. 赵娜娜.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2]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研究[D]. 田红宇. 西南大学, 2016(12)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研究[D]. 孙迪亮. 曲阜师范大学, 2012(12)
- [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业调整研究[D]. 高其荣. 湘潭大学, 2011(05)
- [5]土地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以新疆新源县为例[D]. 刘鑫渝. 吉林大学, 2011(08)
- [6]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956-1966）[D]. 高巍翔. 武汉大学, 2010(05)
- [7]建设雨养生态农业遗稿——关于中国农业前景的思考[J]. 本刊杨挺秀遗稿编写组. 当代生态农业, 2010(Z1)
- [8]城乡统筹视域下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研究[D]. 杨艺. 吉林大学, 2010(08)
- [9]流动的共同体 ——农民工与一个村庄的变迁[D]. 张领. 浙江大学, 2010(08)
- [10]张荣超日记1992-2009[J]. 张荣超. 安徽文学, 2009(Z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