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贺中共十六大胜利召开与闭幕（论文文献综述）
姚宏志,罗先奎[1]（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演进逻辑》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演进逻辑,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考察40多年来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演进,可以勾勒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轨迹,深刻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发展脉络,增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徐浩[2]（2019）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文中研究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奇迹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论文从行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运行机制角度,以政府的行政执行为切入点,梳理1949—2019年行政执行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为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探寻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弹性行政。弹性行政,指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非强制手段,单方或共同对既有政策法规、决策部署的变通执行,或对新政策法规的创制。与弹性行政相对应的是刚性行政,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性的执行手段,严格执行政策法规、决策部署。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并非截然二分,亦非有此无彼,在一定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二者的显示度有高有低。在毛泽东时期,适应全能式政府需求,行政执行以刚性为主。这一时期的刚性行政源自三个动力:政治忠诚的激励机制、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的“向上负责制”。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效度正负相依。一方面,刚性行政保证了国家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刚性行政的确立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引领、组织的强制力、领袖的超级权威,常常导致不可控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导致一种另类的弹性行政,如过度执行、虚假执行、目标置换和行政自主性丧失等。改革初期,面对文革带来的全面危机,推进改革,成为中国自救、脱贫的应然要求。改革从经济入手,经济改革又引发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给新路的探索者留下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出现躁动。从体制机制因素看,弹性行政的躁动源于“政出一孔”和执行主体多样化的矛盾、层级结构下的执行偏离、基于制度缺陷的刚性缺失、权力交换的潜在需求。此外,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包括不同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对行政效能的追求以及“政绩优先”的推动等,也进一步催生了弹性行政。基于改革探索的弹性行政大致分为两类:中央政府授权试点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快速扩张。一方面,中央政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权让利”,但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国家能力有所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快速发展,但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对政府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弹性行政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弹性行政主要有纵向的央地博弈、地方合谋,横向的区域竞争、地方保护,以及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博弈和竞争类弹性行政激发了地方的发展动能,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弹性行政的蔓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包括导致制度弱化、行政效能低下、经济异常波动、滋生行政腐败、降低政府公信力等。针对上述负面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措并举,对弹性行政进行了矫正。治标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巡视、铁腕反腐、强化政务督查、推动政策落实审计;治本方面,从从严治党和依法行政两个路径来强化刚性行政,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刚性挤压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特别是各种过度弹性行政大幅收缩,刚性行政开始回归。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刚性,主要源于制度约束。弹性行政这一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弹性行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深受中国政治情境——帝制时代的行政遗产、古老大国的衰败与振兴、共产党人谋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其躁动、扩张、收缩,还直接受到当代政府治理环境的制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的行政实践表明,弹性行政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基于目标导向的带有亚制度化特征的非正式行为。它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行政绩效,但也引发了对国家整体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弹性行政有其“临界点”,即坚守政治路线、维护中央权威、服务全局利益,以之为标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纠正、叫停弹性行政。总体来看,弹性行政是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过渡性行政行为方式,其发展方向是法治行政。强化法治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杜绝弹性行政。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坚决减少不必要的弹性行政;另一方面,要避免机械追求行政执行的极端刚性,防止过于严苛的行政要求使懒政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因此,应允许保留适度的行政弹性,以保障政府灵活回应复杂社会、风险社会的需求,此外,还要通过容错纠错、激励担当等制度设计,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的弹性行政。
梁宝伟[3]（2019）在《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每一项执政活动都引人瞩目,给人深思。“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改革开放以来,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紧密,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方式。其中,民主法律化作为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艺术。民主法律化,就是将人民民主通过法律的方式加以稳定化、权威化。民主法律化源自1978年邓小平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论断。在邓小平思想论断的指导下,人民民主在法律的保障下不断迈进,推动着改革开放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勇于担当,治国理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使人民民主和法治建设迈入新时代。中共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和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为今后继续推进人民民主和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导。民主要发展,法治要加强,成为将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长期执政的重要准则。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和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具有历史思维、历史视野。1978年至1992年的这段时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民主法律化的重要发展时期。由此决定了对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的研究,既是一个学术研究问题,也是一个事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通过研究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发展历程,梳理其发展脉络,看待其历史影响,总结其历史经验,有助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觉,有助于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提供经验参考,增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本文以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进程为研究对象,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运用历史分析法、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综合运用党史学、政治学与法学等学科知识,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民主法律化进程进行了研究。通过论述这段时期重要法律制定的背景原因、过程、主要内容和特点以及作用影响等,力图达到展示过程、梳理脉络、把握规律和总结经验。全文共分三大部分、七个篇章:第一部分为引言,独立成篇。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创新点与难点。第二部分为正文,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对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进程给予重点阐释。第一章介绍民主法律化的思想发端及内涵要求,第二、三、四章是对民主法律化具体实践过程的论述,第五章则对该实践过程进行了总结。第一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思想的提出（1978）”。以邓小平“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思想论断为主要阐释,重点论述了民主法律化思想论断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内涵和要求。第二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的起步（1979—1982）”。本章以1979年至中共十二大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立足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步开始的时代背景,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恢复与法律建构、维护人民民主的刑法颁布等方面,主要对《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选举法》《刑法》的制定过程、主要特点以及作用进行了分析。第三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的展开（1982—1989）”。本章以中共十二大以后至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立足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时代背景,从中共十二大和中共十三大的战略决策对民主法律化的影响出发,从宪法的根本法律保障、人大制度的法律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的专门立法、村民自治组织法律的制定以及人民群众享有权益的扩大与法律保护的加强等方面,重点对《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民族区域自治法》《村委会组织法（试行）》《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作了阐述。第四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在坚持中发展（1989—1992）”。本章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至中共十四大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法律化的影响出发,围绕基本民主制度法律化的继续发展和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法律化的继续加强这两个方面,重点对《代表法》《城市居委会组织法》《集会游行示威法》《民事诉讼法》以及保护特定群体合法权益的法律等作了阐述。第五章题目为“基于民主法律化历程的认识和总结”。本章围绕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历程,进行概括总结,重点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分析了民主为什么要法律化和民主能够法律化,指出了实行民主法律化的必然性,以此从理论上阐述了民主法律化的合理性。二是分析了十四年民主法律化进程的历史影响,认为它较好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推动了人民民主和法治建设,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三是总结十四年中国共产党推进民主法律化的执政经验,主张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改革开放等八条经验。第三部分为结语章“对民主法律化与依法治国的思考”。本章在阐述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对民主法律化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作了阐释,指出十四年民主法律化历程必然走向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民主法律化,同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要坚持民主法治的紧密结合。
钟晓雅[4]（2019）在《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启程以来,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漫长而艰辛的历史岁月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受世情与国情两个“具体实际”的影响和制约。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国际环境因素作为制定和执行国家内外战略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应对国际环境机遇和挑战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断推向前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每一个重要理论成果,都与国际环境的发展演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际环境影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研究的应有之义。研究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必须弄清国际环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概念及二者的互动关系。对于主权国家来说,国际环境既是一种外部影响因素,又是一个动态影响过程,具有客观性、规定性、双重性、多变性特征;既是一个复合概念,又是一个系统概念,包含诸多构成要素。国际环境对国家的道路选择、制度规范、思想意识、发展方略、对外战略等方面都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全部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的总和。马克思主义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进行中国化,这有助于打破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实践逻辑,增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话语权,发挥中国对优化国际环境的推动作用。国际环境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认知、践行和创新发展,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科学应对国际环境影响,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种子是在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中萌发的,国际环境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期间,国际经济环境、国际政治环境、国际文化环境都对近代中国产生深刻影响。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各阶级阶层的先进人士开始反思历史与现实,试图通过走“西学”之路,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困境,但种种道路都因为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宣告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外的留学经历、中外社会思潮的论战、世界革命运动高涨等因素相互交织,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育成的重要外部条件,推动中国工人阶级迅速觉醒和成长。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先进分子开始接触、学习、信奉、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在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之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中国的国际环境极为复杂。国际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攻与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与和、苏共方面对中国革命的亲与疏、“第三世界”力量的增与减、世界权力结构重组和两极格局形成等外部环境变量相互交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政策的重要依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对20世纪上半叶国际环境准确研判和把握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明确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实践层面上走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独特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重要理论成果,迎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一时期,由于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还不够成熟,对一些国际问题的认识出现偏颇,犯了一些“左”倾和右倾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些失败与挫折。然而,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实现了在曲折中前进。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创造的理论成果,又反作用于国际环境,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乃至对整个20世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潮流初步呈现,国际政治多极化初见端倪,苏东国家发生剧变,这成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面对和应对的国际环境。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把握世界大势,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在全党全社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重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步走”战略目标,实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战略部署,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开创了符合时代发展和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重要理论成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为其他国家寻找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国际环境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施科学发展观,筑牢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生面,对于推动世界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共十八大之后,世情、国情、党情再次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有所抬头;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发展中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科技进步向纵深推进,为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全球性问题凸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夙愿;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深刻复杂。面对前所未有的的机遇和挑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创生国内治理新思想新战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施“五位一体”总布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发展优势;创新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如此,我们党还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提出了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以更加积极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迎来了新的历史性飞跃。历史研究以总结经验、启迪未来为理论旨归。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理论前提;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实践基础;紧跟时代潮流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必然要求;树立世界眼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崭新视野;坚持党的领导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根本保障。这些基本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和指导意义,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并继续践行。
杨云成[5]（2016）在《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在治理腐败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作为一种手段或方式的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治腐败。然而,某一手段的实践效果是否理想,是其性质、状态和运行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制度而言,它在何种状态和运行环境下才能实现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文章分析的逻辑起点,也是贯穿文章的一条主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自身廉政建设。随着对腐败的认识逐渐深化,中共惩治腐败的思路更加清晰、策略更加科学,也更加坚定了对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信念。当中共在制度治腐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时,总结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变得尤为重要,只有不断回顾这一发展历程,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制度治腐的大致发展方向。在实践上,可以将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原则、借鉴国内外政党建设和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自成立之日起就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设立了严格的监督机构,创立了一整套纪律检查制度,并在局部执政的条件对如何加强反腐制度建设予以初步探索。改革开放前,大规模群众运动、整党整风构成了治理腐败的主要内容。制度治腐虽不占主导,但是纪律检查体制和行政监察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反腐败立法和建章立制工作也取得明显成绩。中共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首先在严打经济领域犯罪中起步,后逐步形成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三项工作格局。在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思想的指导下,一些制度从无到有、从试行到修订,治腐制度不断完善,制度推动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得到优化发展。中共十八大之后,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在强化监督、强化制约、强化公开和严肃惩处中,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实现了新飞跃。在理论上,毛泽东关于依靠民主跳出历史周期律以及加强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理论中的总指导和总原则。邓小平关于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理论以及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路子的思想,是在总原则的指导下对制度治腐理论的深化。如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的制度治腐思想侧重宏观架构和顶层设计,那么之后的制度治腐理论更加侧重具体操作和执行。江泽民关于廉政建设靠教育,更要靠法制以及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思想,是中共在深化对腐败认识的基础上,对制度治腐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中的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思想以及建设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制度体系的思想,标志着中共制度治腐理论实现了提质和升级。习近平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关于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思想,表明我们党制度治腐理论更加关注治本。如何评估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成效呢?文章认为可从“质”和“量”两个角度予以分析。“质”的评估是指通过分析治腐制度的具体条文规定,考察其基本运行现状。这是对治腐制度的直接评估。“量”的评估是指通过综合分析人民法院、检察院、纪检监察机关公布的相关数据并结合相关民意调查,考察反腐败的大体形势,进而判断治腐制度的大致成效。这是对治腐制度运行成效的间接评估。其依据是在一定程度上,制度治腐的成效大小可以通过腐败程度的高低体现出来。通过综合分析,文章得出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并在为走向“战略反攻”积聚力量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治腐制度的有效运行,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制度具备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等特点为提高制度治腐成效提供了可能。为此应该按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有制度、制度必成体系的原则推进制度体系建设。但是这种可能性能否转变为现实还依赖于制度的运行环境。当存在有利的运行环境时,制度治腐的成效上升,反之则降低。在制度的诸多运行环境中,权力结构状况和党的纪律检查体制运行情况尤为重要,前者以构建党内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为目标;后者注重实现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的具体化。惩处和管理是制度治腐的两种主要形式。无论何种形式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缺陷,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鉴于此,为提高制度治腐成效,应当将制度治腐与德治教化结合起来。
张传能[6]（2010）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国党代会报告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旗帜、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的集中体现,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领域。研究新时期全国党代会报告,是为了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及党的建设史等方面的研究,还可以对未来党代会报告的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建议。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将历史和逻辑有机地统一起来,采用比较研究、定量分析、微观分析等方法,把新时期六个全国党代会报告放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多来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环境之中,结合改革开放现实的历史发展,进行系统地研究,并探讨其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在中共党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分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正文共分五章。引言主要介绍选题的意义、研究的现状,并界定相关的概念,说明研究的思路、基本框架和研究的难点与创新点。正文以中国共产党继往开来探索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线索。第一章回顾党代会报告历史,作为研究新时期党代会报告的铺垫。第二章概论新时期六个党代会报告。第三章至第五章围绕线索展开: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情和时代特征的认识,在这一道路上指导党和人民前进方向的理论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理论见诸于实践的形态是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第一章首先概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六个党代会报告,从报告的产生、地位的演变、主要内容三个方面展开,再从报告的产生、主要内容两个方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五个党代会报告作概述。这可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的历史背景。第二章是总论,是对新时期六个党代会报告进行的总体的研究,得出的以下结论也是本文的一个独到之处。这一章指出,新时期六个党代会报告,从产生来看,都是先确定报告的总体设计;起草工作都是在中央集体领导下进行;自中共十三大开始,报告的修改都历经较长时间并数易其稿,报告征求修改意见的范围扩大到地方和党外,修改的内容全面;报告的宣读和通过方式上逐步走向规范。从文本来看,其框架和结构都是以对历史及成就（问题）和基本经验的总结为起点,内容上围绕报告的主题,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统一祖国、外交、党建等方面展开,报告的各个部分分别用长短不一、错落有致的标题揭示各部分的中心内容;报告的语体是多重风格统一;在语言表达方面,选词凝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词语主线,富有时代气息,有着独到鲜明的风格特征。从作用上看,党代会报告根据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实际状况,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规定国家发展的方向,它首先具有引领中国发展走向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施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的重要载体;对党的自身建设和发展起着指导作用。第三章阐述新时期党代会报告对国情和时代特征的认识变化的历程,分析认识转变和深化的原因,并指出,对国情的正确判断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确立和发展的根本依据,是制定党的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国情是动态、发展的,需要不断重新、反复、深入地认识。对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和中国国情的正确判断,在实践上,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化建设、和平发展都有重要意义。第四章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概述新时期党代会报告关于党的基本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脉络,分析新时期党的基本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创新之处,指出理论建设和发展的启示是:必须要清除思想障碍,必须坚持“结合”这个基本方式,必须要解决掌握群众问题。第五章从新时期党代会报告看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确立和发展,指出,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本点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初步提出,经过中共十二大前后的探索,正式确立于中共十三大报告,并被中共十四大报告贯彻和坚持。中共十五大报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中共十六大、十七大报告贯彻和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演变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全面地、发展地理解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内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不动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结语部分是本文的主要创新点,表现在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怎样更好地发挥党代会报告的作用及其应该改进的方面提出的以下见解上。如提出了创造党代会报告发挥作用的外在条件的新观点:确立党代会的权威、解决党代会报告与其它报告如政府工作报告等的关系;提出了改进党代会报告产生方式的新主张:党代会报告的起草以上一次报告为蓝本,征求意见必须面向全体党代表,并扩大范围;在有换届选举的党代会上使用两个党代会报告,由原总书记作内容上侧重总结过去的报告后,再由新当选总书记作一个内容上侧重规划未来的报告;提出了完善党代会报告内容结构的新看法:增加论述面临的问题以及民情、民生问题的内容;党的建设部分应该体现法治精神、包括党建现状分析。结语最后指出,这些改进可以更好地发挥党代会报告对党和国家发展全局和方向上的指导作用。
李靖宇,修素洁[7]（2004）在《关于中俄关系发展新阶段的定位论证》文中认为中共十六大具有划时代的重要历史地位,这次代表大会以后通过新一代领导人之间双边会晤,中俄两国关系进一步走向成熟与务实的新阶段。而当前中俄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所在,是要加快经济贸易合作进程,因此必须加大力度解决这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站在战略高度从对接市场出发切实加强战术跟进安排:充分依靠中俄两国的地缘优势与双方在经济上具有互补性的有利条件,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进程中加强双边合作;抓住俄罗斯正在实施开发东部地区战略的难得机遇,大力推动中国东北地区同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建成国际性的经济合作开发带;双方应当注重在经贸合作和科技合作开发的结合上下工夫,并且必须把后者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来加以推进,以争取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内实现两国经济技术合作战略升级的宏大目标,为共同抢占世界市场制高点而造成积极进取的良好态势。
贾庆林[8]（2003）在《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就要胜利闭幕了。 这次大会是在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六大精神，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努力奋斗的新形势下?
李洪河[9]（2003）在《执政时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执政时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研究对象，意在把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历史演进的一般逻辑，记录和反映党的理论、实践和全党发展的实际状况。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既从时间上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又分别以专题的形式分析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动态发展，而其中的专题分析无疑是主要的部分。 本文主要关注执政时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内容、特点、发展趋向及给我们的启发和思考，并将从理论上分析时代特征和内外环境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影响，探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民主公开的曲折历程及给我们的启示，论述党的三代领导核心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揭示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演进的基本趋向，阐明党章发展与党的建设的内在关联，论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运用历史的比较研究，也有理论分析，而前者起主导作用。 本文的结论是：党的前进道路是曲折而又光明的，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不断加深，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党的思维方式在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我们相信，随着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逐步推向前进，未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研究将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庄炎林[10]（2003）在《在首届经纪人国际论坛开幕式上论坛组委会主任、中国国际经济科技法律人才学会会长、庄希泉基金会会长庄炎林致开幕词》文中指出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共十六大胜利闭幕之后,在举国上下精神振奋地认真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之际,首届经纪人国际论坛今天开幕了。请允许我代表经纪人论坛组委会,向光临论坛的全国政协罗豪才副主席,向
二、贺中共十六大胜利召开与闭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贺中共十六大胜利召开与闭幕（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演进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 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四、几点结论 |
（2）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
| 二、探寻中国奇迹的一个视角:弹性行政 |
| 三、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的刚性与弹性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毛泽东时期刚性行政的锻造(1949—1977) |
| 第一节 集权体制下的全能式政府运行模式 |
| 一、全能式政府之生成 |
| 二、全能式政府的运行模式 |
| 第二节 刚性行政:全能式政府的应然需求 |
| 一、革命建政体制形塑的“命令一服从”体制 |
| 二、刚性行政的内生动因 |
| 三、刚性行政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
| 第三节 刚性行政的困境 |
| 一、过度执行 |
| 二、虚假执行 |
| 三、目标置换 |
| 四、行政自主性缺失 |
| 第三章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躁动(1978—1991) |
| 第一节 改革破冰与渐进路径的选择 |
| 一、现实倒逼改革 |
| 二、经济改革牵动政治改革 |
| 三、渐进主义改革路径的择定 |
| 第二节 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和弹性行政的躁动 |
| 一、改革冲动呼吁更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 |
| 二、简政放权与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 |
| 三、弹性行政躁动的体制因素 |
| 四、弹性行政躁动的主体诉求 |
| 第三节 基于改革的弹性行政的主要类型 |
| 一、中央政府授权试点 |
| 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 |
| 第四节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两面性 |
| 一、弹性行政助推改革进程 |
| 二、缺少反制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三、四项基本原则、稳定压倒一切对弹性行政的约束 |
| 第四章 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的扩张(1992—2011)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转变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一、市场经济的“姓氏”之辩和改革再出发 |
| 二、市场化改革与弹性行政的内在关联 |
| 三、深化行政改革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第二节 央地博弈和区域竞争 |
| 一、政府的层级结构与职责同构 |
| 二、纵向利益抵牾与央地博弈 |
| 三、层级博弈的衍生品:地方合谋 |
| 四、区域竞争与地方保护 |
| 第三节 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一、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膨胀与角色错乱 |
| 二、低成本高收益的违规行为助推过度弹性行政 |
| 三、晋升的“零和博弈”与政府官员行为扭曲 |
| 第四节 服务型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对弹性行政的有限抑制 |
| 一、服务型政府建设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二、依法行政的推进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对弹性行政的矫正(2012—2019) |
| 第一节 弹性行政负外部性的凸显 |
| 一、接近临界点的弹性行政 |
| 二、矫正弹性行政:态势和挑战 |
| 第二节 全面从严治党对弹性行政的遏制 |
| 一、完善党内制度建设 |
| 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三、强化政治巡视 |
| 四、“零容忍”的铁腕反腐 |
| 第三节 依法(规)行政对弹性行政的管控 |
| 一、强化依法(规)行政 |
| 二、治理型政府的应然诉求 |
| 第四节 政务督查、政策落实审计对弹性行政的挤压 |
| 一、政务督查的强化:力破“中梗阻” |
| 二、审计监督的拓展:重大政策落实审计 |
| 第六章 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限度之辨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执行之审视 |
| 一、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历史维度 |
| 二、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及其“临界点” |
| 一、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 |
| 二、弹性行政“临界点”的把控 |
| 第三节 弹性行政的宽度与刚性行政的强度之辨析 |
| 一、行政执行与法治行政 |
| 二、法治视角下弹性行政的宽度 |
| 三、法治视角下刚性行政的强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总体情况 |
| (二)主要内容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创新点与难点 |
| (一)创新点 |
| (二)难点 |
| 第一章 民主法律化思想的提出(1978) |
| 第一节 “使民主法律化”思想论断的提出 |
| 一、“文革”结束后的反思 |
| 二、邓小平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论断 |
| 第二节 民主法律化思想的内涵和要求 |
| 一、民主法律化思想的内涵 |
| 二、民主法律化思想的要求 |
| 第二章 民主法律化的起步(1979—1982) |
| 第一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恢复与法律建构 |
|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 |
| 二、《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的制定 |
| 三、选举民主的法律恢复与发展 |
| 四、正确认识人大建设法律化的逻辑顺序 |
| 五、《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与《选举法》的作用 |
| 第二节 维护人民民主的《刑法》颁布 |
| 一、刑事法律是维护人民民主的重要利器 |
| 二、发展人民民主要求制定刑法 |
| 三、《刑法》的制定与维护人民民主的特点 |
| 四、《刑法》维护人民民主的历史功效 |
| 第三章 民主法律化的展开(1982—1989) |
| 第一节 中共党代会对民主法律化的决策部署 |
| 一、中共十二大召开与民主法律化的任务要求 |
| 二、中共十三大对民主法律化的指导 |
| 第二节 “八二宪法”对人民民主的根本法律保障 |
| 一、宪法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法律化形式 |
| 二、“八二宪法”的制定是发扬民主的过程 |
| 三、“八二宪法”对人民民主的顶层设计 |
| 四、“八二宪法”保障人民民主的历史地位 |
| 第三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化的继续展开 |
| 一、继续加强各级人大组织的法律建设 |
| 二、选举民主法律化的进一步推进 |
| 三、推动人大议事决策规范化的法律建设 |
| 第四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专门立法 |
| 一、民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基础 |
| 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与特点 |
| 三、《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带来民主和繁荣 |
| 第五节 村民自治组织的试行立法 |
| 一、村民自治组织法律化的必要性 |
| 二、《村委会组织法(试行)》的制定及主要特点 |
| 三、《村委会组织法(试行)》的历史影响 |
| 第六节 人民群众享有权益的丰富与法律保护的加强 |
| 一、《民法通则》的制定对人民权利的丰富 |
| 二、“民告官”的法律保障 |
| 三、社会治安法律规制的加强 |
| 第四章 民主法律化在坚持中发展(1989—1992) |
| 第一节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法律化的影响 |
| 一、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
| 二、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法律化的继续肯认 |
| 第二节 基本民主制度法律化的继续发展 |
| 一、加强人大代表规范化的法律建设 |
| 二、《城市居委会组织法》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拓展 |
| 第三节 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法律化的继续加强 |
| 一、加强公民行使权利的法律规制以维护社会稳定 |
| 二、保护人民群众民事诉讼权利的法律完善 |
| 三、加强对特定群体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 |
| 第五章 基于民主法律化历程的认识和总结 |
| 第一节 对民主法律化必然性的认识 |
| 一、民主为何要法律化 |
| 二、民主能够法律化 |
| 第二节 14年民主法律化的历史影响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
| 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 |
| 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 |
| 第三节 14年民主法律化的历史经验 |
| 一、民主法律化必须坚持的根本经验 |
| 二、民主法律化需要坚持的基本经验 |
| 结语 对民主法律化与依法治国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发表研究成果 |
（4）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对该课题的研究 |
| （二）国外对该课题的研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际环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关系 |
| 一、国际环境的基本内容与影响 |
| （一）国际环境的基本内容 |
| （二）国际环境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国际意义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际意义 |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科学应对国际环境影响 |
| （一）国际环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影响 |
| 第二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 |
| 一、近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一）当时国际经济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当时国际政治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三）当时国际文化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在国际环境促动下育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
| （一）国外留学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打开了思想视野 |
| （二）思潮论战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辨明了理论信仰 |
| （三）世界革命运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行动借镜 |
| 三、在国际革命力量帮扶下建立中国共产党 |
| （一） 共产国际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 （二）共产国际推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 |
| （三）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 |
| 第三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
| 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国际环境及其影响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国际环境 |
| （二）国际环境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 |
| 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时期的国际环境及其影响 |
| （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时期的国际环境 |
| （二）国际环境对中国社会主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的影响 |
| 三、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
| （一）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
| （二）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事业 |
| （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与世界意义 |
| 第四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
| 一、20 世纪70年代末以后国际环境变换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一）国际经济环境变换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国际政治环境变换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三）苏东剧变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 |
| （一）改革开放，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三）邓小平理论的世界意义 |
| 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 |
| （一）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 |
| （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筑牢中共执政基础 |
| （三）实施科学发展观，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生面 |
| 第五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 |
| 一、中共十八大以来国际环境新态势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一）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有所抬头 |
| （二）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
| （三）科技进步向纵深推进，为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新契机 |
| （四）全球性问题凸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
| （五）世界文明交流融合，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深刻复杂 |
| 二、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创生国内治理新思想新战略 |
| （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 （二）实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 |
| （三）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 |
| （四）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形成创新发展新优势 |
| （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安邦兴国之魂 |
| （六）创新党的指导思想，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三、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提出国际交往新理念新举措 |
| （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 |
| （二）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
| （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
| （四）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六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 |
| （一）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二）坚决回击国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否定 |
| （三）必须始终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
| 二、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要求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 |
| （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 |
| （二）任何时候都应以解决中国社会重大发展问题为根本任务 |
| （三）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必须始终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三、紧跟时代潮流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
| （一）科学判断时代主题，找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定位 |
| （二）准确把握时代趋势，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要求 |
| （三）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进程 |
| 四、树立世界眼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视野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应加强国际合作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借鉴他国经验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对外开放 |
| 五、坚持党的领导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障 |
| （一）任何时候都不能否定和削弱党的领导 |
| （二）坚持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 （三）要经得起“外部环境考验”，增强党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引言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一章 制度治腐及其成效的要素构成 |
| 第一节 腐败的概念界定 |
| 一、西方社会对腐败的相关认识 |
| 二、中国社会对腐败的相关解读 |
| 第二节 制度及制度治腐的相关要素构成 |
| 一、制度的概念界定 |
| 二、制度治腐涉及的相关要素--权力、环境、人、腐败 |
| 第三节 评估制度治腐成效的基本要素 |
| 一、制度治腐成效的评估标准 |
| 二、制度治腐成效的评估方法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探索与实践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初步探索与实践 |
| 一、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构的创立与演变 |
| 二、中国共产党反腐制度的初步建立 |
| 三、依靠民主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探索与实践 |
| 一、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的设立 |
| 二、群众信访和舆论监督制度 |
| 三、大规模群众运动中的制度治腐因素——以“三反”和“新三反”运动为例 |
| 四、反腐败立法与建章立制 |
| 第三节 中共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转折与突破 |
| 一、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路子 |
| 二、廉政建设靠教育，更要靠法制 |
| 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 |
| 四、纪律检查机关的恢复与重建 |
| 五、十四届中纪委二次会议开启治理腐败的三项工作格局 |
| 六、修订宪法和党章，不断完善制度治腐的根本准则 |
| 七、以制度为核心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优化发展 |
| 八、相关治腐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为例 |
| 第四节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提质与升级 |
| 一、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
| 二、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
| 三、实现不敢腐，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势头 |
| 四、坚持不懈，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 |
| 五、尊崇党章，修订“准则”和“条例” |
| 六、相关治腐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巡视制度为例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实践的成效评估及相关解释 |
| 第一节 治腐制度的运行现状——以反腐败机制为例 |
| 一、预防机制 |
| 二、监督机制 |
| 三、惩处机制 |
| 第二节 制度治腐战略的具体成效 |
| 一、学术界关于我国腐败程度的两种判断 |
| 二、评估现阶段我国腐败程度的新探索 |
| 三、制度治腐成效的一般分析 |
| 第三节 制度治腐成效的原因分析 |
| 一、党内法规混同于国家法律 |
| 二、腐败并非全是行为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 |
| 三、依据涉案金额、涉案人员及行为后果等因素划分腐败类型并不全面 第四章 提高制度治腐成效的路径探析 |
| 第一节 构建科学合理的党内权力结构 |
| 一、党内权力结构的运行现状 |
| 二、党内权力结构的理想状态：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
| 三、科学合理权力结构的要件支撑 |
| 第二节 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 |
| 一、定标：双重领导体制顺畅运行 |
| 二、定位：党的纪检体制的现状考察 |
| 三、定法：完善纪检体制的路径探析 |
| 第三节 建设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 |
| 一、党内法规的分类、重点及运行环境 |
| 二、党内法规体系上的法规“点”、“线”和“面” |
| 三、党内法规体系下的法规制定 |
| 第四节 制度治腐和德治教化相结合 |
| 一、惩处制度现状、完善及惩处策略的不彻底性 |
| 二、培育组织道德意识 结语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后记 |
（6）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新时期党代会报告研究的概况 |
| （二） 已有研究文章涉及的主要问题 |
| 三、相关概念界定及研究范围说明 |
| 四、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
| 五、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代会报告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代会报告概述 |
| 一、报告的产生 |
| （一） 中共二大至六大的报告 |
| （二） 中共七大政治报告 |
| 二、报告地位的演变 |
| （一） 中共二大至六大的报告 |
| （二） 中共七大政治报告 |
| 三、报告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代会报告概述 |
| 一、报告的产生 |
| （一） 中共八大报告 |
| （二）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至十一大报告 |
| 二、报告的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代会报告概论 |
| 第一节 新时期党代会报告概述 |
| 一、报告的产生 |
| （一） 报告的总体设计 |
| （二） 报告的起草 |
| （三） 报告的修改 |
| （四） 报告的宣读和通过 |
| 二、关于报告的文本 |
| （一） 报告的框架和结构 |
| （二） 报告的语体 |
| （三） 报告的语言表达 |
| 第二节 新时期党代会报告作用的分析 |
| 一、引领中国发展走向的作用 |
| 二、中共领导作用发挥的重要载体 |
| 三、对党的建设和发展的指导作用 |
| 第三章 新时期党代会报告对国情和时代特征的认识 |
| 第一节 新时期党代会报告对国情的认识 |
| 一、党代会报告对国情认识的脉络 |
| （一） 中共十三大报告完整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
| （二） 中共十五大报告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特征 |
| （三） 中共十七大报告概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的阶段性特征 |
| 二、党代会报告科学揭示中国国情的原因 |
| （一）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 （二） 历史经验教训的汲取 |
| （三） 对西方国家的新认识 |
| 三、正确认识国情的意义和启示 |
| 第二节 新时期党代会报告对时代特征的认识 |
| 一、新时期党代会报告对时代特征认识的脉络 |
| （一） 中共十二大报告坚持“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的传统观点 |
| （二） 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观点并被十四大报告坚持 |
| （三） 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坚持这一认识 |
| 二、党代会报告对时代特征认识转变的原因 |
| （一） 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的改善 |
| （二） 全球发展问题凸显 |
| （三） 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
| 三、正确认识时代特征的意义 |
| 第四章 新时期党代会报告对党的基本理论的发展 |
| 第一节 新时期党代会报告对党的基本理论的建设 |
| 一、中共十二大报告至十五大报告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
| （一） 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 （二） 中共十三大报告首次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
| （三） 中共十四大报告阐述“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
| （四） 中共十五大报告确立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 |
| 二、中共十六大报告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 |
| （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系统阐述 |
| （二） 十六大报告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 |
| 三、中共十七大报告确立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 |
| （一）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阐述 |
| （二） 中共十七大报告确立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 |
| 第二节 党的基本理论的创新及启示 |
| 一、党的基本理论的创新 |
| （一） 邓小平理论的创新 |
| （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新 |
| （三） 科学发展观的创新 |
| 二、党的基本理论建设和发展的几点启示 |
| （一） 理论建设和发展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
| （二） 理论建设和发展必须坚持“结合”这个基本方式 |
| （三） 理论建设和发展要解决掌握群众问题 |
| 第五章 从新时期党代会报告看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确立和发展 |
| 第一节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确立 |
| 一、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形成 |
| （一） 党确立基本路线（总路线）的回顾 |
| （二） 新时期党对基本路线的探索 |
| 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确立 |
| （一） 中共十三报告对党的基本路线的阐述 |
| （二） 中共十四大报告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进一步贯彻 |
| （三） 中共十五大报告全面阐述党的基本纲领 |
| 第二节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坚持和发展 |
| 一、中共十六大报告对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坚持和发展 |
| （一） 规划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
| （二） 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改革的任务 |
| （三） 对党的建设提出新要求 |
| 二、中共十七大报告对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坚持和发展 |
| （一） 阐述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
| （二） 确定了各方面的改革尤其是社会建设的任务 |
| （三） 提出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 |
| 第三节 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演变的启示 |
| 一、全面地、发展地理解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内容 |
| （一）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 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 （三） 关于改革开放 |
| （四） 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 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不动摇 |
| 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
| 结语 |
| 一、创造进一步发挥党代会报告作用的条件 |
| （一） 加强党代会的权威 |
| （二） 从执政的角度考虑全国党代会报告的作用 |
| 二、从党的建设科学化着眼改进党代会报告产生的方式 |
| (一) 规范报告出台的程序 |
| (二) 关于向代表大会作报告的问题 |
| 三、完善党代会报告的内容结构 |
| (一) 增加论述面临的问题的内容 |
| (二) 突出党的建设部分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执政时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英文提要 |
| 绪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与学术史回顾 |
| 二、 基本思路与分析框架 |
| 第一章 时代特征与内外环境之比较 |
| 一、 时代的发展与时代主题的变化 |
| 二、 战争与革命主题下的内外环境 |
| 三、 和平与发展主题下的内外环境 |
| 四、 几个规律性认识的总结 |
| 第二章 民主公开性之比较 |
| 一、 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问题 |
| 二、 党内民主选举问题 |
| 三、 社会舆论的充分表达问题 |
| 四、 关于代表大会民主公开的几点启示 |
| 第三章 理论探索之比较 |
| 一、 理论探索的历史轨迹 |
| 二、 理论探索的典型成果 |
| 三、 理论探索的成功经验 |
| 第四章 现代化发展战略之比较 |
| 一、 战略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
| 二、 战略目标体系 |
| 三、 战略结构层次 |
| 四、 战略实施方式 |
| 五、 战略演进的基本趋向 |
| 第五章 党章之比较 |
| 一、 时代特色与历史针对性 |
| 二、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三、 修改完善与发展变化 |
| 四、 党章演进与党的建设 |
| 第六章 地位和作用之比较 |
| 一、 党的理论纲领路线的地位和作用 |
| 二、 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地位和作用 |
| 三、 代表大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 |
| 结论 |
| 征引文献 |
| 致谢 |
四、贺中共十六大胜利召开与闭幕（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演进逻辑[J]. 姚宏志,罗先奎.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03)
- [2]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D]. 徐浩. 南京大学, 2019(07)
- [3]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D]. 梁宝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D]. 钟晓雅.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5]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问题研究[D]. 杨云成.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6]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研究[D]. 张传能. 中共中央党校, 2010(10)
- [7]关于中俄关系发展新阶段的定位论证[J]. 李靖宇,修素洁. 西伯利亚研究, 2004(03)
- [8]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N]. 贾庆林. 人民日报, 2003
- [9]执政时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比较研究[D]. 李洪河. 东北师范大学, 2003(03)
- [10]在首届经纪人国际论坛开幕式上论坛组委会主任、中国国际经济科技法律人才学会会长、庄希泉基金会会长庄炎林致开幕词[J]. 庄炎林. 经纪人, 2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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