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大学学报总目录（科技版）2003（第17卷）

一、南华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年(第17卷)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卢玮玮^[1]（2021）在《顾炎武《诗经》学研究》文中认为明末清初的《诗经》学经由朝代鼎革、学术思潮的嬗变,显示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独有特点。这一时期,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将抗清复明之志寄寓于治学,并在等身着作中留下煌煌《诗》学成果,包括《诗本音》《日知录》和其他着作中的引《诗》论《诗》。这些成果无论从微观研究,还是从《诗经》学史俯瞰,都可看出顾炎武异于前人的治《诗》特点、经世致用的《诗》学观以及对清代《诗经》学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诗本音》是顾炎武治《诗》首屈一指的重要成果,也是《音学五书》中最能体现其治《诗》核心的专书。与音韵学界通过分析《诗本音》研究古音学发展乃至总结其音韵学成就的研究理路不同,从《诗经》学视域考察,《诗本音》具有独特的治《诗》特征、《诗》学思想和旨归。首先,《诗本音》的治《诗》体例独树一帜。顾炎武吸收前人治《诗》音长处的同时,又独具自身特色,即:在遍注《诗》文、列本证旁证的同时,还全面考察《诗经》文本,对韵字今古音和异文,《诗经》押韵,考《诗》中阐发观点和所用标识等进行“分类考注”。相较于宋明时期《诗集传》和《毛诗古音考》分别重在阐发义理、突出韵字的体例,《诗本音》的体例不仅使大量今古音考注繁简得当,而且考注内容也更加多元和突出《诗经》要义。其次,在明末仍大体沿袭宋元《诗经》学的背景下,《诗本音》考《诗》一改僵化、空疏的治《诗》学风,主张还原《诗》的多重本质,包括《诗》本歌之、《诗》合文理和《诗》之经学,显示出顾炎武与前人治《诗》只重阐发义理、就韵改《诗》音的不同。再者,《诗本音》考《诗》极为注重实证,表现在宁留阙疑,也不妄下断言;不囿于门户,而是就实论理;尊古重古,但不泥古;不论繁简,只求辞达;对前人《诗》说,既不盲从,也不刻意求新求异,而是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此外,通过考察《诗本音》在《音学五书》中的核心地位,也揭橥了顾炎武明道救世、保存华夏文脉的治《诗》旨归。与《诗本音》被音韵学界精耕细作的情况不同,《日知录》卷三的《论诗总》是少有学人问津的。经过研究发现,卷三42则治《诗》条目,每条均围绕《诗经》有据而考、有感而发,是构成顾炎武《诗经》学的重要内容,其不仅按照《诗》序依次考《诗》,而且遵循严谨的治《诗》理路并具有各自不同的治《诗》旨趣。从考证题目及内容考察,42则条目大体可归纳为四种类型:公案型、诗句型、诗汇型和提炼型,分别考证《诗经》学史上争讼不休的问题并提出独到见解,考证《诗》中文句并申发经世之论,考释《诗》中词汇兼有阐发义理、考证提炼的内容在于还原史实等等。分析这些治《诗》条目,发现其鲜明的治《诗》特征:札记体的体例,经史互证的方式,不拘一格的文风以及蕴藉“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从中,亦可管窥顾炎武经世致用的《诗》学观。顾炎武除在《诗本音》和《日知录》卷三进行专门考论《诗经》之外,其他撰着中还有431条引《诗》论《诗》。这些散见的引《诗》论《诗》,具有引《诗》多而论《诗》少,引《雅》多而《风》《颂》少,出自研经之书多而其他撰着少等特征,同时更引人注意的是其富有明确的指向性和实用意图。引《诗》包括为“述”而引,为“证”而引,寓“志”而引,其中体量最大的为“证”而引,主要是借引《诗》而证断风俗、地理、名物、义理、训诂等,其采用《诗》句、《诗》体、《诗》篇目的多种方式和不拘泥于一种句式的灵活运用,明显异于前贤中引《诗》独多的荀子重在论理和采用固定句式的特点,从而形成顾炎武彰显“实学”底色的引《诗》风格。相对而言,论《诗》主要集中于对《诗》音、字、义的讨论,尽管条目不多,但实可视为顾炎武治《诗》专书的有力旁证,再次凸显了他力倡韵随义转、崇实而论的《诗》学思想。顾炎武的治《诗》成果对于清代《诗经》学影响深远。他不仅引领清代《诗经》学风趋实,而且在音韵、考据领域有筚路蓝缕之功,尤其对乾嘉学派《诗经》学起到奠基作用,在《诗经》考据方面成果颇丰的吴派、皖派、常州学派、扬州学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顾氏影响。但不可避免的是,由于人生际遇和学术视野的限制,顾炎武《诗经》学也存在治《诗》音还不精审、有些言辞过于尖锐等不足,但瑕不掩瑜,终究不能遮蔽其《诗经》学的重大成就。总之,顾炎武的《诗经》学呈现出崇实求是的治《诗》特征与经世致用的《诗》学思想。顾炎武不仅是明末清初乃至《诗经》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重要研究个体,而且他开启了清代学术的考据之风,引领清代《诗经》学别开生面,铸就了《诗经》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王钦^[2]（2021）在《上海市电子竞技运动员注册管理政策执行研究》文中提出

黄小菊^[3]（2021）在《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文中认为小说在中国古代历来被视为“小道”,由小说走向经典经历了艰难的过程。明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反程朱理学的泰州学派、王阳明心学以及李贽童心说在文化领域掀起一股改革的风潮,小说和戏曲在此风潮的影响下得到蓬勃的发展。文人对小说戏曲开始改观,不再视为“史之余”而是作为独立的文类。《三国志演义》借《三国志》之名进入文人的视野,罗贯中的文人化改编使其天然的具有精英阶层的烙印,而文人以通俗历史看待《三国志演义》,将其视为普及历史教化民众的通俗读物,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等“演义”系统诸本增加其历史性,而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朱鼎臣刊本在射利的目的下降低阅读的难度,降低发行的成本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局限于精英文人而是对文化水平低下的普通识字民众也敞开了阅读大门,极大了推动了《三国志演义》的传播。直到李贽打破文人对小说的成见,叶昼模仿李贽批评《水浒传》评点《三国志演义》,真正的跳出历史,将其当作一部文学作品进行评点,刊刻者也改变传统按卷编排的形式,将二百四十段的《三国志演义》合并为一百二十回,虽然此时的回目还不对偶,不甚精美,两段也只是简单的合并,并没有完全融合,但是按回编目的形制标志着对《三国志演义》文体定位的改变,对《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地位的确立有重要的作用。其后毛宗岗父子学习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对《三国志演义》进行了大范围的删改,使得《三国志演义》的语言风格得到统一、人物形象更加典型和思想主旨得到升华,成为了真正的经典文本,取代了之前流传的所有刊本,成为主流文本。本文主要探讨《三国志演义》版本演义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版本体系所呈现了不同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和特色。认为《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化经历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和学术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对《三国志演义》经典化文本的确立共同起着推动作用。以书坊主为主要发行者和整理者的《三国志演义》天然的具有商品属性和文学属性,不同的书坊因为面向读者不同侧重也不同,江南刊本在兼顾商品属性时注重其文学性与历史性,因此呈现出文人化、历史化的发展趋势,使得《三国志演义》成为通俗历史读物,提高了它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建阳刊本以低廉的价格与江南刊本形成竞争优势,又通过增加图像的形式降低阅读门槛,插入大众耳熟能详的三国人物英雄故事吸引普通民众的兴趣,对《三国志演义》的广泛传播起到推动作用,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仅限于精英阶层阅读,而是取代《三国志平话》等民间戏曲成为普通大众了解三国历史人物故事的主要渠道。随着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的兴起,文人对《三国志演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由早期视为通俗历史读本到注意演义与历史的区别,不再将《三国志演义》当作“史之余”和教化民众的工具,而是开始重视历史演义本身的文学价值。对历史演义文体全新认识是《三国志演义》摆脱历史的束缚,回归小说评论语境的关键,为《三国志演义》经典化作了理论准备。毛评本《三国志演义》总结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学术化的经验,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文体风格,同时对“拥刘反曹”主题思想和强化,使得《三国志演义》与传统儒家观念和统治阶层的利益相符合,被上下阶层共同接受。《三国志演义》版本在经济和思想文化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最终形成了经典文本毛评本,经典文本的确立为进一步扩大《三国志演义》的影响奠定了条件,是《三国志演义》经典地位确立的基础。

韩敏^[4]（2020）在《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提出自汉代起,《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即一直绵延不绝,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几乎贯穿了我国整个传统时代。而明代的《楚辞》接受自前代沉寂之后,在理学等思潮的影响下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本文即在学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表现为南多北少的格局。而明代阅读《楚辞》的读者群体也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此外,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先进的刻印技术,《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最后,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概述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的几个重要阶段,并对接受《楚辞》的重要人物的接受观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从汉代开始,“以经解骚”的风气逐渐形成,至南朝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首先打破了传承数百年以来的“以经解骚”的传统,对《楚辞》华丽的文采、浪漫的文风、比兴手法的运用等美学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之后唐宋元时期皆根据时代背景的不同,对屈骚的接受即存在贬抑与赞颂并存的局面。第二章对《楚辞》在明代广泛传播的原因、传播地域及传播循环模式等情况进行探讨,分析认为明代《楚辞》的广泛传播,是受到诸如读者、原料供应商、印刷商、书坊主等众多人员和社会各阶层在内的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才兴盛起来的,离开了其中任意一个环节,对其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同时,通过对明代刊刻的《楚辞》的刻印地点的分析,笔者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最后,借鉴法国书籍史家达恩顿先生的“传播循环模式”理论,对《楚辞》在明代的传播循环模式进行分析。第三章主要论述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即《楚辞》读者的阅读情况,主要分为皇室成员阅读、士人生员阅读、大众读者阅读和李氏朝鲜读者的阅读四个类型。分析认为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楚辞》阅读的主体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特别是儒学文化圈的李氏朝鲜王朝读者,也有深谙《楚辞》的庞大的读者群体。他们都从《楚辞》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为自身从事赋体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第四章通过对明代藏书家收藏、借阅、刊刻与传抄《楚辞》,以及《楚辞》在明代的刊刻与买卖情形,《楚辞》借助私学讲授的大众传播情况进行论述,探讨了《楚辞》在人际传播、交换渠道、流通渠道等方面的传播情况。分析认为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校勘的精美,《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各个阶层。第五章以明代学术发展脉络为轨迹,考察明代各个文学流派的《楚辞》接受情况。分析认为明初,朱熹的理学思想占据主导,使得《楚辞》的接受即长期笼罩在朱熹的理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其后,以李东阳等人为代表的“师古派”兴起,使得《楚辞》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然而,“师古派”仍未脱离理学思想的影响。明代后期,阳明心学思想开始统治明代文坛,“师心派”开始兴起,对旧注大胆质疑,提出了许多创见,为《楚辞》接受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此时期《楚辞》评点类作品也开始兴盛起来。最后,明末东林党人以君子、小人之理念接受《楚辞》,成为开启经世致用的理念研究《楚辞》的开端。第六章对明代《楚辞》传播和接受的特点进行探究,分析认为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不迷信前人的注解,同时集评类着作开始盛行起来,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

张炎^[5]（2018）在《《全清词》（顺康—雍乾）卷漏收4924首补目》文中认为《全清词》（顺康—雍乾）卷是目前所见收录清代顺康至雍乾时期词人作品最多的清词总集,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然清代文献浩如烟海,偶有漏收,在所难免,今据各类文献辑补《全清词》（顺康—雍乾）卷漏收词4924首。

赵庆华^[6]（2018）在《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妈祖信仰作为中国东南沿海民间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在台湾的传播和发展过程揭示了闽粤先民在台湾的移民、开发的历史进程。长期以来,饱受儒家文化渲染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往往十分重视并强调以官方上层士大夫所推崇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力,而忽视了民间庶文化的传播及其影响。1684年以后,台湾被纳入清政府的统治管辖,官方和民间力量的交织推动,大量闽粤移民移居台湾,为妈祖信仰提供了类似大陆的土壤环境。此外,移民社会时期的台湾社会又滋生了信仰妈祖的心理需求,妈祖信仰得以在台湾地区广泛传播、发展。如今台湾妈祖信仰的传播呈现出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其发展兴盛程度甚至超过信仰源生地福建,其原因何在?我们应当回归历史的理路和脉络去追寻答案。清代是奠定台湾妈祖信仰发展的重要关键历史时期,通过人员、仪式、寺庙、组织的推动,台湾妈祖信仰得以空前发展,并与地方社会融合,成为整合地方社会人群的重要民间信仰。人员方面,清代的官员、士绅、住持僧、郊商等成为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重要携带人群;仪式方面,借由闽粤祖籍地民众及官府的祭祀仪式,民众得以通过仪式增强认同感,官员则增强使命感,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寺庙方面,清代台湾妈祖庙在结合清政府、台湾地方政府、地方士绅及民间社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联系纽带作用;组织方面,台湾地方社会成立各种以妈祖为祭祀主神的神明会,对于解决地方矛盾,维持地方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买小英^[7]（2017）在《儒释伦理共同作用背景下的敦煌家庭关系研究 ——以8至10世纪为中心》文中提出8至10世纪的敦煌家庭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庭的缩影,其家庭关系深受中国古代传统伦理（主要是儒家伦理）与佛教伦理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现今留存的大量敦煌史料证明,8至10世纪敦煌的家庭关系作为中国古代家庭伦理发展的个案,在中国古代家庭伦理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实现了儒家家庭伦理与佛教家庭伦理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相互印证,体现了同一性中的差异性、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儒家伦理思想包括伦理基础、伦理核心及道德规范三个方面;佛教伦理的思想来源包涵伦理基石、伦理准则与伦理规范三个方面。儒家家庭伦理“以严正慈、以慈辅严”的慈父伦理和“以孝致敬、承教继志”的孝子伦理,与佛教伦理的“孝”及佛教亲子伦理,共同形成了8至10世纪敦煌地区家庭亲子关系的若干实践途径及儒释结合的孝道伦理特征。儒释家庭伦理中夫妻之间同甘共苦、相敬如宾的夫妻关系,体现在敦煌家庭中的夫与妻在婚姻关系维系和婚姻关系解除两种不同情况下,夫妻之间彼此所遵循的伦理规范与道德要求。儒释伦理的兄弟之间遵循着兄仁弟悌、兄友弟恭、平等互助、患难与共的手足情义,展示出在家庭伦理、经济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共同作用下,敦煌家庭兄弟之间同居共御、慈悲友悌和“胜似血亲”的伦理关系。佛教在敦煌长期流行和传播,佛教组织在敦煌长期生存和发展,形成了敦煌地区僧俗关系的变化,即家庭中僧中有俗、俗中有僧、僧俗相依的伦理关系。家庭伦理得以实现的平台、教育、制度、伦理、地位等,使中古时期敦煌家庭伦理得到落实,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敦煌家庭伦理的延续与发展。

熊展钊^[8]（2017）在《《资治通鉴·唐纪》史源研究》文中提出唐纪是《资治通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司马光等人在充分借鉴唐、五代以来史学理论与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探索编年体史书编撰的产物。完成了宋代人总结唐代历史经验教训的任务。《通鉴·唐纪》的编撰,是司马光利用新方法,处理史源的过程。在唐纪中,司马光共参考书籍二百一十一部,外加四十二篇暂时无法确定出处的散篇文章。在道二百余部书中,既有纸质文献,又有碑刻、墓志铭。纸质文献囊括四部,至於碑刻、墓志等,则官私兼顾。对待唐纪史源,司马光还曾进行过一系列考证、判断、剪裁、熔铸的工作。他博观约取、宝事求是,重视官书而不废私着,强调一手材料又兼取转手材料,既注重亲历者言,也凸显本朝成果;有区别而又客覼地辨析和使用了各种类型的史源。在史料的考证、判断方面,司马光参引多种书籍,综合使用了内证、外证等方法,对唐纪中的时间、地黏、人物、事件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考证。进一步,交待了史料的取舍详情及其缘由。在史料的剪裁方面,唐纪不仅根据编撰要求,选取了“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的重要人物和事件,节录了“善为可法、恶为可戒”的制诰、奏议、诗文等内容;同时,删去了史料中冗繁、重复的记载。在史料的熔铸方面,司马光从如下方面进行一系列规范本体、统一义例的工作:首先,从时间、地点、人名、地名等方面统一了唐纪记载史事的义例,并强调阶段性的变化、注重前後照应;其次,於叙事中添加了评价性的字眼,补充了意有不足的内容,该正史源中的错误,更换了叙事方式;再次,在语言上剔除了表意不明的部分,回改避讳用字,并强调语言的准确性与典雅型;最後,还对唐纪史事进行了平允而又不乏新意的评价。《通鉴·唐纪》通过对相关史料全面的收集、整理、考证,纠正了前史中的曲笔、谬误,其记载更加真宝可信;选取事关国计民生的内容,并对其进行系统地剪裁、熔嫌工作,确保唐纪能够先後有伦、精粗不杂、详略迪宜;在史食评论中,在宝事求是和推陈出新的基础上,司马光独创新意、勇於立言,确保了唐纪内容能够符合其资鉴的要求。

李德俊^[9]（2017）在《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及中国的应对之策》文中指出美国的文化外交战略历史悠久,自美国建国开始,无论是在冷战之前,还是在整个冷战期间,文化外交一直是美国政府整体外交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维护和扩大美国国家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伴随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和一国外交中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升,美国开始把文化外交视为其在冷战后巩固和扩大全球霸权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并不断加大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外交力度。具体到对华文化外交而言,美国在冷战后不断加强对华文化外交,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既有冷战后美国学界所涌现的各种新理论,也有美国对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世界发展态势以及中国发展状况的现实判断。总体来讲,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既着眼于目前美国在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现实利益,又立足于未来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需要,其外交本质在于通过价值观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等方式在华谋求霸权地位,使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诉求。从实施效果看,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持续推进,虽然对中美两国本身、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其明显的霸权主义特征以及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也给中国的国家安全、以及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带来了诸多的挑战。对此,在看待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实施效果时,应秉持辩证的态度,既要坚决抵制美国对华文化外交中的霸权行为,扞卫国家文化主权的独立与安全,又要主动吸收美国对华文化外交中的积极因子,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所用。为了更好地应对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对中国造成的冲击,我们除了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美国文化霸权外,还需要注重发展壮大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让文化软实力成为扞卫国家文化主权、扩大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保障,为此,我们既要努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竞争力,又要不断增强中国的对外文化交往能力。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有效地抵制美国的文化入侵,不断扩大在中美文化交往中的发言权。

毋燕燕^[10]（2015）在《《礼记》单篇别行研究 ——以《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为中心考察》文中指出《礼记》单篇别行研究是目前《礼记》研究领域中稍显薄弱的环节,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礼记》自汉代成书后,所收录的46篇中又有23篇从中析出单篇别行,因为这些篇目出现单篇别行的时间早晚、数量多寡以及存世情况差异较大,本文便选取《礼记》中的《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五篇单篇别行较多的篇目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学、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在整理、校勘、考辨文本文献的同时,以期在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视野下对《礼记》单篇别行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价值有深刻地认识。本文包括引言,正文,结语,附录四个部分。引言主要对《礼记》单篇别行概念进行界定,对其研究现状、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作以说明。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檀弓）单篇别行研究》,通过考察历代《檀弓》单篇别行着作的类型、存佚、着录情况、内容特色,发现《檀弓》传承着中国传统的丧葬礼仪,维系着儒家的伦理纲纪,为弘扬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及保障国家政治稳定有着重要意义,这也是其在《礼记》成书后仍单篇别行的主要原因。此外,从《檀弓》单篇别行文本的类型中我们看到了《檀弓》如何从儒家经典文本向文学文本、文章学范本转化的轨迹。第二章《（王制）单篇别行研究》,通过对《王制》单篇别行现象的考察,发现《王制》单篇别行多出现在清代,且与清代的政策改革密切相关,为清代政治改革运动提供了理论上和精神上的支持。第三章《(月令>单篇别行研究》,通过梳理和考察历代《月令》单篇别行现象及其广泛流传的原因,发现《月令》所载的四时模式构成了华夏思想文化的根基,其时间观念不仅对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政治生活、人类的世俗生活产生深刻影响,而且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华夏儿女的灵魂深处,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自然法则,并集中体现了儒家对“时”的思考。第四章《<深衣>单篇别行研究》,主要是对历代《深衣》单篇别行现象及其出现原因与价值的研究,发现深衣的内涵已经不再局限于服饰含义之内,它已成为中华民族尚礼重德的文化符号,成为儒者德行的象征。第五章《<投壶>单篇别行研究》,通过对《投壶》单篇别行现象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礼仪的重视,即使是休闲的游艺活动也格外强调礼法的尊卑有序。结语《<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则在前五章的研究基础上,整体论述《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突出《礼记》在学术史与思想史上的地位。两个附录“《礼记》其他诸篇单篇别行着作一览表”与“近四十年以来《礼记》研究现状”,分别梳理了《礼记》其他篇目的单篇别行情况以及近四十年以来学术界关于《礼记》研究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成果,虽为附录,却是本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二、南华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年(第17卷)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华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年(第17卷)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顾炎武《诗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儒释伦理共同作用背景下的敦煌家庭关系研究 ——以8至10世纪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资治通鉴·唐纪》史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及中国的应对之策（论文提纲范文）

（10）《礼记》单篇别行研究 ——以《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为中心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四、南华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年(第17卷)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顾炎武《诗经》学研究[D]. 卢玮玮. 河北师范大学, 2021
• [2]上海市电子竞技运动员注册管理政策执行研究[D]. 王钦.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3]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D]. 黄小菊.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4]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D]. 韩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5]《全清词》（顺康—雍乾）卷漏收4924首补目[A]. 张炎. 中国词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2018·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续编）, 2018
• [6]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D]. 赵庆华. 厦门大学, 2018(06)
• [7]儒释伦理共同作用背景下的敦煌家庭关系研究 ——以8至10世纪为中心[D]. 买小英. 兰州大学, 2017(03)
• [8]《资治通鉴·唐纪》史源研究[D]. 熊展钊.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9]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及中国的应对之策[D]. 李德俊. 武汉大学, 2017(06)
• [10]《礼记》单篇别行研究 ——以《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为中心考察[D]. 毋燕燕.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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