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忆李家庄生活片段（论文文献综述）
蔡东[1]（2021）在《弃“礼”立“理”——赵树理偏听性文体思想之生成》文中指出"赵树理方向"确立以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成为人们认知赵树理文学的特定起点,1943年以前的文艺创造以及"爱好文艺"与"认真地写"的赵树理之划分依据,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赵树理一贯秉持偏听性文体实践,试图在照顾多数听众生活习惯甚而生命需求的基础上,形成写故事的人、说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之间的有效互动。这根源于所在乡村文化、教育与地域环境的影响,是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切实创造。在新旧文化遭遇中,他一度被两种话语所左右,但在革命现实的感召下及时转变思想,辩证地发掘其中的合理性,于夹缝中构建自身的主体性。因其偏向传统的革命文艺精神,造就"出路"的内外紧张,但由此也始终能出入传统与现代之间,展开别具一格的文化实践与乡村变革的深邃探索。
惠雁冰[2]（2021）在《“多风趣”何以“不落轻佻”？——孙犁前期小说再论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茅盾对孙犁"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的评价,一直未引起学界关注,其实是把握孙犁前期小说特殊呈现方式的重要因素。茅盾所言的"风趣"更多接近于吴梅所言的"真""趣"及由此传达出来的地域风尚。"风趣"在孙犁小说文本中的呈现有多种方式,但都在写作过程中通过主观干预给予了有效节制。对"风趣"问题的重新探讨,对于重新认知孙犁小说的创作风格、重新梳理孙犁与革命文化的关系、重新辨析孙犁小说遭受批评的内在原因有重要意义。
高鹏程[3]（2021）在《《大众文艺丛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传播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正式发表了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期间的两次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讲话》精神指引下,边区的文化教育和文艺工作有了根本遵循,至今仍是国家意识形态、文艺创作、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源。但是,标准、原则的推行与秩序的建立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巨量工作的支撑,对外需要开展文艺斗争,对内需要进行思想整风,1948年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便是参与其中的重要环节和力量。囿于办刊时间短、创刊地点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存世量低、以及被《讲话》光芒遮蔽等原因,以往历史叙事和文学研究并没有给予《丛刊》足够的重视,至少尚未对《丛刊》与《讲话》的复杂关系进行专门研究。基于此,本文于历史的缝隙之间发现问题,力图立足史料,努力回归文学史现场,阐明问题。研究具体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章《大众文艺丛刊》与《讲话》的关联。本章广泛搜集相关资料,结合1948年的政治、文化语境,梳理《丛刊》创刊背景,为其定位和定性,进而明晰其与《讲话》之间的内在关联,建立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丛刊》是受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由左翼文艺界在香港创办的机关刊物,目的在于阐释和宣传《讲话》精神,建立新的人民的文艺方向,构建《讲话》所描绘的新的文学秩序。第二章将《大众文艺丛刊》置于四十年代文学格局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重点分析《丛刊》为了清除《讲话》的传播障碍,对国统区文艺开展批判与清算,包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沈从文、朱光潜、萧乾）,尤其是对后者的批判,考察被批判对象面对批判的态度和思想转变,总结批判与清算的成效。第三章将《大众文艺丛刊》纳入左翼文学发展的历史框架内,着眼于左翼文艺界内部对《讲话》精神理解的分歧和开展的以《讲话》为基准的深刻检讨与反省,重点关注研究分歧的解决。关键在于理解《讲话》内容实质,根据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统一战线”表述,考察左翼文艺界内部的批评。第四章论述《大众文艺丛刊》对《讲话》精神的阐述与实践。归纳分析《丛刊》围绕《讲话》精神开展的文艺建设:其一,抓住细节的变动,塑造思想改造进步的作家典型,树立《讲话》的权威和作家进步转型典范;其二,强调文艺大众化建设,深入讨论文艺大众化运动,宣传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总结延安文学的经验与不足;其三,刊载介绍解放区文艺作品,践行《讲话》精神,倡导《讲话》提出的文艺创作导向。第五章《大众文艺丛刊》的文学史意义与反思。本章在文本层面确定《丛刊》的独特价值,从纵向历史与横向地理两个方面分析《丛刊》在“转折”中发挥的历史作用。《丛刊》的文本价值体现在刊载作品的艺术价值及其孕育形成的批评模式之中,尽管批评模式值得反思,但切实极大促进了《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和接受,也深刻影响了国统区文艺创作。在促成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折的过程中,《丛刊》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形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可以说,《丛刊》是新中国文艺意识形态和方针政策的一次超前试验,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一体化运动的预演。《丛刊》与《讲话》是内在统一的,共同指向新的人民的文艺方向和新的文学秩序的建立。前者是对后者宣传实践的产物,后者对前者发挥引领指导作用。即《丛刊》为传播、宣传、践行《讲话》精神,实现《讲话》文艺思想而创刊,围绕《讲话》精神开展文艺批判与相关文艺建设活动,为现代文学的转型,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秩序的建立做出了巨大努力,此乃《丛刊》之真正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郭莎[4]（2021）在《沈兹九的报刊活动与思想研究（1931-1949）》文中研究表明沈兹九是一位爱国女性,她积极动员妇女抗日救国,并对妇女解放的伟大事业做出贡献。沈兹九在1931年到1949年参与编辑了五份报刊,分别是《时事类编》、《妇女园地》、《妇女生活》、《风下》、《新妇女月刊》。抗日战争时期,沈兹九利用报刊鼓励妇女从事实际的救亡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沈兹九发表多篇政治性文章,揭露国民党内战真面目,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呼吁民主。沈兹九不同时期的具体思想与活动,都是其爱国精神的体现。沈兹九的思想与活动具有时代性,体现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知识分子从事妇女解放和救国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本文对沈兹九的报刊活动和思想研究表明:首先,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女性能够在职业领域中同男性争夺资源,得益于清末民初男性精英对妇女解放的提倡。其次,男性话语下的妇女解放仍非常有限,为由“被启蒙者”变成“主动发声者”,女性知识分子自办报刊,女报人群体逐渐形成,沈兹九便是群体中的一份子。最后,女报人在提倡妇女解放的同时主动关注国家时局,将“小我”变成“大我”,将妇女解放融入到民族话语中。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报人凭借自身独特魅力和个人不懈努力逐渐在男权社会中争得一席之地,她们通过新闻活动和社会活动给尚处在黑暗中的女性大众指明方向和道路。沈兹九作为其中一份子,同样具备群体性特征。她主动办刊,高举妇女解放大旗,抗战时期动员妇女参与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发表反内战、求民主的政治言论。作为办刊者,沈兹九始终坚守妇女解放和宣传救国的使命。沈兹九所处的时代环境要求思想和实践相结合,沈兹九在从事报刊宣传的同时亦参加妇女解放和救国的实际工作,正是这种结合让她成为当时文化界极有名气的女报人。
朱云会[5]（2021）在《戴乃迭英译中国文学作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翻译家研究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戴乃迭（Gladys Yang,1919-1999）是在中国官方翻译机构任职的英籍翻译家。她的一生译着颇丰,译介的作品体裁丰富,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戴乃迭的翻译工作模式可以分为两种:“合作翻译”模式（主要合作者为其丈夫杨宪益先生）和“独立翻译”模式。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杨宪益与戴乃迭合作翻译的作品,对戴乃迭独译作品的关注略有欠缺。在中国生活近60年期间,戴乃迭独立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包括短篇作品140余篇,长篇作品20部左右。这些译作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对翻译家戴乃迭及其译作的研究可以从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两方面入手。宏观方面,探究戴乃迭的生活背景,梳理其翻译实践活动,寻找时代背景与翻译实践活动、翻译选材之间的关系。微观方面,深入文本内部,从细微处提炼精华,找出戴乃迭作为翻译家的独特性。本研究综合采用文献研究、对比分析、整理归纳、文本细读、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全面深入地探讨戴乃迭独译的中国文学作品,着重从翻译实践活动的阶段性划分、翻译选材的特性、不同体裁的翻译实践以及翻译思想四个方面展开研究,揭示了戴乃迭英译中国文学作品对当今中国文学外译的启示。首先,本研究对戴乃迭的翻译实践活动进行阶段划分,即:非职业翻译阶段和职业化译介阶段。其中,非职业翻译阶段起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戴乃迭前往国立编译馆工作时结束;职业化译介阶段起始于四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戴乃迭停止译介工作时结束。非职业翻译阶段是戴乃迭翻译活动的奠基阶段,该阶段的合译者主要是杨宪益。职业化译介阶段又可以细分为三个时期:四十年代初至文革前、文革期间、文革结束至九十年代初。本研究从翻译的时代背景、工作环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等方面,分析不同阶段的特点,指出职业化之后,戴乃迭独译作品的数量增多,职业规范性增强,翻译风格日益凸显。其次,总结戴乃迭翻译选材的民族性与文学性的特点。“民族性”是文学创作和文学评价的标准之一,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身份的彰显和民族文化记忆的传承。“文学性”是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存在于作品的艺术形式和语言构造之中,譬如,语气、修辞、写作技巧、写作结构等。戴乃迭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出发,选择当代着名作家沈从文、孙犁、张洁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叙事结构、叙事方式、作品主题等方面具有独特性,有利于展现中国文学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再次,分析戴乃迭翻译的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譬如小说、诗歌、回忆录、单口相声、民间传说。其中,小说的数量占译作总数的一半以上。分析戴乃迭翻译小说时的时代背景,指出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从“红色”小说、女性作家小说、童话体小说三部分入手,分别探究译者在译本中塑造的农民形象、女性形象、儿童形象;分析戴乃迭发表的相关文章,指出译者主体意识对其翻译活动的影响。论文指出了戴乃迭翻译小说的四个特色:（1）译本在尊重源语文本语言、内容和形式等的基础上,尽量扫除读者的阅读障碍;（2）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凸显原文的人物形象,再现了农民形象、女性形象和儿童形象;（3）重视不同年龄段读者受众的需求。在翻译童话体小说时,戴乃迭区分了儿童读者与成年读者在阅读能力和接受能力方面的差异;（4）充分考虑中英文的行文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删除冗杂的赘述。本研究将戴乃迭英译的诗歌分为新诗和民间叙事诗。首先,以王书怀诗歌英译本为例,分别从诗歌韵律、诗歌的抒情与叙事特征等角度深入分析戴乃迭英译的新诗。其次,以《阿诗玛》英译本为例分析译者翻译的民间诗歌,探究戴乃迭英译本的底本,进而从诗歌韵律和修辞的翻译入手,分析译本的特征。本研究梳理《阿诗玛》的英译本,并从翻译目的、文本再现、语言艺术三个方面对《阿诗玛》的三个英译本进行比较。其中,两个英译本出自戴乃迭。综合来看,戴乃迭英译中国诗歌主要有三个特点:（1）以诗译诗,再现原诗的形式美;（2）重视诗歌的韵律;（3）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小说和诗歌以外,戴乃迭还英译了回忆录、单口相声和民间传说等其它体裁的文学作品。回忆录是具有极高价值的历史文献,本研究以《新凤霞回忆录》为例,分析回忆录的翻译价值,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情感倾向。相声的精华是“包袱儿”,分析《张寿臣单口相声选》中各种类型的“包袱儿”,指出戴乃迭翻译不同“包袱儿”时采用的显化和隐化翻译策略。《北京的传说》中包涵了许多京味文化,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探究译者对源语文本京味文化的解读与再现。本章探索出戴乃迭翻译其它体裁文学作品的以下特点:（1）注重文体特色的传输与再现。（2）注重读者的阅读体验,通过添加副文本等方式增强译本的文学性与可理解性;（3）译本篇目的选取顺应了意识形态的需求,符合时代主题。最后,在分析的基础上,从翻译选材观、读者审美与接受观、译研结合观、翻译人才培养四个方面总结戴乃迭的翻译思想。在翻译选材方面,将译者的翻译选材划分为三个阶段,分析每一个阶段的选材特点及其主客观影响因素。在读者审美和接受方面,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戴乃迭遵守职业规范、尊重文化差异、重视读者的阅读接受。她选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译介文化负载词,扫除了读者的阅读障碍。译研结合观是戴乃迭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戴乃迭为许多译本添加《译者序》,主要讲述了译本产生的背景、作者的创作背景、作者的生平简介、译者的翻译感想等。此外,译者还通过添加脚注、撰写评论性文章等方法促进了中国文学的进一步译介与传播。在翻译人才培养方面,戴乃迭强调翻译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从事这项有意义的活动。研究还发现,戴乃迭的文化修养、审美意识以及对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熟知程度等方面同样影响戴乃迭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翻译思想的形成。本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出发分析戴乃迭的翻译选材,剖析戴乃迭英译的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探究影响戴乃迭翻译实践的主客观因素。在此基础上总结戴乃迭的翻译思想,有益于促进翻译研究的持续、深入发展。
张挺玺[6]（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丁明秀[7]（2020）在《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史论（1931-1945）》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为研究对象,以这个时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杂志作为研究的史料依据。在全面搜集散落于东北各大报纸副刊与杂志中的有关沦陷区儿童文学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文献学研究方法,对东北沦陷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进行全面梳理,深入解读,力图呈现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整体面貌。同时,以东北殖民语境为背景,利用全方位的视角,通过对儿童文学的类型、主题、艺术表现及儿童文学作家、理论批评等多方面的考察,形成对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发展状况的整体建构。纵向上,将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放置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整体历程中,横向上,与同时期其他沦陷区的儿童文学进行对比。以期可以在宏观层面了解、把握东北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而探求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东北儿童文学的存在形态。揭示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创作者受制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生存状态和文化选择,归纳概括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第一部分梳理沦陷前的东北儿童文学。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出现与东北儿童文学的觉醒;二是东北新文学运动与现代东北儿童文学的发展。第二部分具体探究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生态环境。殖民语境是沦陷时期东北儿童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通过对统治机构、文化政策、教育措施和文学阵地的分析,明晰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生存语境。第三部分划分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类型。以报纸《泰东日报》的儿童副刊《儿童专刊》《儿童周刊》《少年》等（1931—1945）、《大同报》的儿童副刊《儿童》《儿童与学生》等（1933—1942）、《盛京时报》的儿童副刊《儿童周刊》等（1933—1942）、《国际协报》的儿童副刊《儿童》等（1934—1936）及杂志《满洲学童》（1936.10—1945.3）、《新满洲》（1939.1—1945.4）、《新青年》（1935.10—1942.6）、《麒麟》（1941.6—1945.1）等作为切入口,梳理、评析东北沦陷时期的童谣、儿童诗,童话,儿童小说,儿童剧等的审美特点和艺术价值,以期呈现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整体发展面貌。第四部分考察东北沦陷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群体。通过对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成就突出的作家杨慈灯,郑毓钧、未名等有影响的作家及站在正义立场上的作家群体创作情况的考察,致力于展现儿童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同时探究作家创作思想的转变和由此引起的作品主题转型,并阐释其中的文化意义。第五部分探究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多样主题与艺术特色。在殖民统治之下,儿童文学主题表现出反抗、潜隐反抗与迎合三种倾向,每种主题倾向中都包含着复杂、多样的表达方式,而且这三种主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互相渗透和流变的特征。第六部分是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通过对东北沦陷时期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呈现的特征分析,勾勒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方向。东北沦陷区这个特殊时空使得儿童文学既遭到殖民统治的束缚,也使其在政策的夹缝中找到生存空间,文化殖民主义的二律悖反性使得东北沦陷区的儿童文学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期文学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
黄润青[8]（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任芳[9]（2020）在《民俗视域下乡村文化记忆馆研究 ——以山西临汾为例》文中认为乡村文化记忆馆是征集、收藏、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公共文化空间,是以物为基础,以人为中心,是人与人,人与物发生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场所。记忆馆中的各类藏品隐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信息、见证着区域历史、文化的变迁,记忆馆中陈列展示的农耕文化、红色文化、工匠文化、祖先信仰、民间故事和各类生产生活器具将我们的现在与孕育我们文化的过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再现了区域地方民众的各类民俗生活。本文用民俗学的视角来关注博物馆范畴的“乡村文化记忆馆”,引入“记忆”的概念,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重视角来审视乡村文化记忆馆,采用田野调查、口述史等研究方法,探讨凝结在“老物件”背后的个人记忆、文化记忆以及集体记忆,从而进一步思考乡村文化记忆馆的社会责任与现实意义。随着现代化的迅速发展,曾经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记忆被逐渐消解,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导致人们对过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农耕生活的怀念,乡村文化记忆馆的建立为不同群体提供了一个讲述和回忆过去的公共化的平台,使得人们心中的那抹“乡愁”得以寄托,在这里不仅有“人与物之间的单向“对话”,更有人与人通过物的双向对话。”,在这里民间的声音被倾听,民间的叙事被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文化记忆馆的存在是对国家宏大叙事的有益补充。虽然乡村文化记忆馆是收集、保存传统村落文化的重要场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物件都会被收集、被陈列,这些经过选择的物件往往带有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与教化需求,它不仅为我们保留了过去,更像是为“观众”解释“现在”。本文以乡村文化记忆馆为载体,试图通过对馆藏器物的解读来明晰一段乡村民俗生活的图景与历史文化记忆。馆藏民具、生产生活器具承载着大量的民俗信息与社会记忆,这些承载着民俗信息的老物件被不同的观众（游客）“阅读”,形成不同的诠释与记忆,这些记忆或被传述、或被相互印证,形成一种动态的集体记忆,因此,可以说乡村文化记忆馆正是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桥梁,以记忆馆为媒介,通过馆藏物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流互动与相互印证下形成一种新的集体记忆。此外,乡村文化记忆馆通过就地取材,对附近村落传统民具、生产生活器具进行“在地化保护”,不仅是对地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同时可以为民众提供乡愁可以依凭的实物根据,也可以为子孙后代保存最大宗的文化遗产,为地方文化传承作出贡献。
粟鑫[10]（2020）在《1942-1978年小说中地主形象的演变》文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文学与政治之间呈现出来的复杂关系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在大多数的时段里,文学常常处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之中,表现出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特征。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结构大变动的时代里,政权的建设对文学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文学的发展。本论文将1942——1978年间小说文本与相应时期社会政治历史进行对照,探析随着不同时期共产党在农村改革的政策变化,小说中地主形象经历的由较为温和的书写到逐渐类型化书写的演变过程及背后深层原因。论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厘清了文章所研究的具体对象和时间段,即1942——1978年间小说中地主形象的书写,梳理了学界对地主形象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正文第一章分析了1942——1952年间随着共产党在农村减租减息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时期不同政策要求,小说中地主形象的塑造由温和的书写逐渐转变到反面丑化的书写,这样的演变反映了文学在不同政治文化语境之中的处境。第二章以1953——1978年间中国农村的状况为时代背景,探讨了土地改革历史书写与农业合作化书写中地主形象的演变,在阶级斗争意识为主导的社会环境中,小说中地主成为了“阶级敌人”的代名词。第三章从具体文本出发,分析了小说以斗争地主的曲折经历,光明的斗争结局为主要情节的同构化叙事模式,与对地主进行社会定位,丑化地主外貌的同质化人物形象塑造手法。第四章分析了1942——1978年小说中另类的地主形象书写,这些形象表现出了作者的人道主义关怀。第五章探讨了政策对文学的规训以及文学在特殊时代中自我的发展,一定时期内政策会限制文学的发展,但同时文学也具有自我发展的规律。结语展现了1942——1978年小说中地主形象在一定政策导向之下,经历了由温和书写到不断强调其身上的罪恶性、反动性的公式化、类型化书写的演变。这样的演变过程反映出此段时期内文学发展受到一定政策的限制,文学创作必须遵守一定时期内相关政策理论。但一些独特地主形象的出现,也在最大程度上表达出了文学自身的独立发展。
二、回忆李家庄生活片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回忆李家庄生活片段（论文提纲范文）
（1）弃“礼”立“理”——赵树理偏听性文体思想之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 一、被压抑的偏听性文体 |
| 二、新旧“启蒙”下的身/声之偏向 |
| 三、偏听性文体思想的探索 |
| 四、偏听性文体实践的矛盾及化解 |
| 结语 |
（2）“多风趣”何以“不落轻佻”？——孙犁前期小说再论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风趣”问题的提出 |
| 二“风趣”在孙犁小说文本中的呈现与节制 |
| 三“风趣”问题对于孙犁研究之意义 |
（3）《大众文艺丛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传播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意义 |
| 第一章 《大众文艺丛刊》与《讲话》精神的关联 |
| 第一节 《大众文艺丛刊》创刊背景 |
| 第二节 《大众文艺丛刊》的性质 |
| 第二章 批判与清理:清除《讲话》精神传播的障碍 |
| 第一节 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批判 |
| 第二节 对“反动文艺”的全面清理 |
| 第三节 新形势下的“新文艺观” |
| 第三章 反省与统一:消除《讲话》精神传播的内部干扰 |
| 第一节 《讲话》精神的“正解” |
| 第二节 统一战线下的“协奏” |
| 第三节 “彻底检讨”与“深刻反省” |
| 第四章 对《讲话》精神的正面解读与创作实践 |
| 第一节 塑造思想改造进步的作家典范 |
| 第二节 深入讨论文艺大众化 |
| 第三节 创作实践——“实在的故事” |
| 第五章 《大众文艺丛刊》的文学史意义与反思 |
| 第一节 《大众文艺丛刊》的文本价值 |
| 第二节 《大众文艺丛刊》对国统区文艺的影响 |
| 第三节 《大众文艺丛刊》对“当代文学”形态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沈兹九的报刊活动与思想研究（193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2 研究现状 |
| 2.1 民国女报人研究 |
| 2.2 有关沈兹九的研究 |
| 3 时间界定及资料运用 |
| 3.1 时间界定 |
| 3.2 资料运用 |
| 4 研究方案 |
| 4.1 研究方法 |
| 4.2 创新点 |
| 4.3 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沈兹九早年的生活经历 |
| 1.1 家世及童年 |
| 1.2 早期教育 |
| 1.3 赴日留学 |
| 1.4 工作经历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沈兹九的报刊活动 |
| 2.1 担任《时事类编》助理编辑 |
| 2.2 主编《申报》副刊《妇女园地》 |
| 2.2.1 刊行背景 |
| 2.2.2 刊物概况 |
| 2.2.3 人际网络聚集下的作者群 |
| 2.2.4 沈兹九的编辑策略 |
| 2.3 创办《妇女生活》杂志 |
| 2.3.1 刊行背景 |
| 2.3.2 刊物概况 |
| 2.3.3 人际网络聚集下的作者群 |
| 2.3.4 沈兹九的编辑策略 |
| 2.4 协办《风下》周刊 |
| 2.5 主编《新妇女月刊》 |
| 2.6 小结 |
| 第三章 沈兹九的妇女解放思想 |
| 3.1 沈兹九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原因 |
| 3.1.1 传统社会妇女的生存状况 |
| 3.1.2 近代妇女解放思想的发展 |
| 3.1.3 个人因素 |
| 3.2 沈兹九妇女解放思想的内容 |
| 3.2.1 驳斥“妇女回家”和“贤妻良母” |
| 3.2.2 抨击封建思想对妇女的荼毒 |
| 3.2.3 妇女要担起救国责任 |
| 3.2.4 重视妇女组织 |
| 3.2.5 维护妇女权益 |
| 3.2.6 关注未来社会的主人翁——儿童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沈兹九的爱国思想 |
| 4.1 沈兹九爱国思想的形成原因 |
| 4.1.1 民族危机催生下的爱国思想 |
| 4.1.2 近代报业的勃兴和女性刊物的发展 |
| 4.1.3 个人因素 |
| 4.2 沈兹九爱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
| 4.2.1 抨击英国妥协政策、以德意法西斯真面目警示国人 |
| 4.2.2 鼓励国人坚持抗战、坚信胜利属于中国 |
| 4.2.3 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阴谋 |
| 4.2.4 抨击国民党媚美政策、揭露美帝国主义真面目 |
| 4.2.5 批判国民党反动统治 |
| 4.3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沈兹九在《妇女园地》发表的文章 |
| 附录二 沈兹九在《妇女生活》发表的文章 |
| 附录三 沈兹九在《新妇女月刊》发表的文章 |
| 附录四 沈兹九在《风下》周刊发表的文章 |
| 附录五 沈兹九在其它刊物上发表的文章 |
| 致谢 |
（5）戴乃迭英译中国文学作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戴乃迭及其翻译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创新性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一章 戴乃迭译介活动及翻译选材 |
| 第一节 戴乃迭翻译实践活动的阶段划分 |
| 一、非职业翻译阶段 |
| 二、职业化译介阶段 |
| 第二节 戴乃迭英译中国文学作品选材的特性 |
| 一、民族性 |
| 二、文学性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戴乃迭英译小说 |
| 第一节 戴乃迭英译小说的时代背景与主题分类 |
| 一、时代背景 |
| 二、主题分类 |
| 第二节 戴乃迭英译“红色”小说 |
| 一、意识形态与“红色”小说英译 |
| 二、“红色”小说译本中国民形象的塑造——以农民形象为例 |
| 第三节 戴乃迭英译女作家小说 |
| 一、戴乃迭解读中国女性现状 |
| 二、女作家小说英译本中女性形象的塑造 |
| 三、女性译者英译女作家小说主体性的彰显 |
| 第四节 戴乃迭英译童话体小说 |
| 一、戴乃迭英译童话体小说的风格再现 |
| 二、习语的翻译比较研究——以《大林和小林》两英译本为例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戴乃迭英译诗歌 |
| 第一节 戴乃迭英译诗歌的背景 |
| 第二节 戴乃迭英译新诗——以王书怀诗歌英译本为例 |
| 一、“非格律韵律”:新诗英译本的韵律再现 |
| 二、抒情与叙事:新诗英译的叙事学阐释 |
| 第三节 戴乃迭英译民间诗歌——以《阿诗玛》英译本为例 |
| 一、《阿诗玛》英译本梳理 |
| 二、戴乃迭英译《阿诗玛》的底本选取与间接翻译 |
| 三、“格律韵律”:《阿诗玛》英译本的韵律再现 |
| 四、《阿诗玛》英译本的修辞认知转换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戴乃迭英译其它文学体裁 |
| 第一节 戴乃迭英译回忆录——以《新凤霞回忆录》英译本为例 |
| 一、《新凤霞回忆录》及其英译本的历史文献价值 |
| 二、《新凤霞回忆录》英译本中译者的情感倾向 |
| 第二节 戴乃迭英译单口相声——以《张寿臣单口相声选》英译本为例 |
| 一、文学场域与权力场域:翻译文本的选择与归类 |
| 二、翻译策略:英译本的显化翻译和隐化翻译 |
| 第三节 戴乃迭英译民间传说——以《北京的传说》英译本为例 |
| 一、《北京的传说》及其英译本的文化记忆选取 |
| 二、《北京的传说》英译本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戴乃迭的翻译思想 |
| 第一节 翻译选材:文学性和民族性 |
| 一、兴趣驱动型翻译选材 |
| 二、职业化翻译选材 |
| 第二节 翻译受众:读者本位观 |
| 一、文化身份与读者本位 |
| 二、职业规范与读者本位 |
| 第三节 翻译观点:译研结合观 |
| 一、译序与脚注的文献意义与史料价值 |
| 二、戴乃迭评述中国文学作品 |
| 第四节 翻译人才培养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戴乃迭独译作品目录 |
| 附录二 戴乃迭着述目录 |
| 附录三 戴乃迭大事年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6）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理论视野 |
| 一、为什么选择1943年 |
| 二、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视野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 |
| 一、断代史和区域文学研究 |
| 二、20 世纪40 年代文学史研究 |
| 三、“1943 年文学”研究的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之处 |
| 上篇 文学生态:政治割据下的三区并存 |
| 第一章 解放区的政治治理与文化领导 |
| 第一节 解放区社会的政经“一元化” |
| 一、经济封锁下的自力更生 |
| 二、军事威协下的政治治理 |
| 第二节 《讲话》规范下的“文学遵命” |
| 一、《讲话》带来的文艺新思想 |
| (一)《讲话》思想的政治阐释 |
| (二)解放区文艺的管理制度 |
| (三)《讲话》影响下的创作转向 |
| 二、《讲话》开辟的文学新局面 |
| 小结 |
| 第二章 沦陷区的异族压迫与文学万象 |
| 第一节 日伪的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 |
| 一、日伪的政治奴役 |
| (一)经济“统制化” |
| (二)政治社会化 |
| (三)新国民运动 |
| 二、汪伪的文化殖民 |
| (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
| (二)思想文化的强化管制 |
| 第二节 异族入侵下的自我言说与文坛万象 |
| 一、沦陷区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 |
| 二、商业期刊与演出支撑的沦陷区文学 |
| (一)商业期刊提供的言说平台 |
| (二)《万象》与进步文人的文学坚守 |
| (三)商业演出与市民戏剧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统区的纷繁乱象与文坛百态 |
| 第一节 腐败政治激化的社会矛盾 |
| 一、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
| (一)日渐崩溃的经济体系 |
| (二)专制独裁的政治治理 |
| 二、国民党政府的文化管制 |
| (一)加强引导的文艺政策 |
| (二)逐步收紧的审查管制 |
| 第二节 艰难时局下的文坛百态 |
| 一、文人的坚守与阵地的对恃 |
| (一)窘迫生活下的文人坚守 |
| (二)期刊阵地的国共对恃 |
| 二、国统区冲突缠绕下的文学现象 |
| (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
| (二)以期刊为依托的文学团体 |
| (三)“借古讽今”历史剧的兴盛 |
| (四)乱世中各类文学探索的杂陈 |
| 小结 |
| 下篇 美学新变:多元向度中的美学突越 |
| 第四章 解放区文学的新形式与新体裁 |
| 第一节 以“评书体”为代表的小说新变 |
| 一、赵树理:“评书体”小说的开创者 |
| 二、“山药蛋派”作家的集体绽放 |
| 第二节 诗歌散文的“合势应时” |
| 一、“歌诗体”的复兴 |
| 二、报告文学的“应时”效应 |
| 第三节 旧剧革新的历史召唤 |
| 一、平剧(京剧)改革 |
| 二、秦腔改革 |
| 第四节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和影响 |
| 一、《兄妹开荒》:秧歌剧的开山之作 |
| 二、《周子山》:走向新歌剧 |
| 小结 |
| 第五章 沦陷区文学的家国情怀与个人书写 |
| 第一节 小说:“言”与“不言”中的生命诉说 |
| 一、市民小说的“生命自适” |
| (一)张爱玲:世俗生活的俗中见雅 |
| (二)苏青:女性经验的坦率表达 |
| (三)“获奖作品”的个体书写 |
| 二、乡土小说的“家国情怀” |
| (一)雷妍:《良田》里的故土坚守 |
| (二)其他作者的乡土小说 |
| 第二节 戏剧:“演”与“不演”中的现实博弈 |
| 一、秦瘦鸥:因《秋海棠》带出的家国隐喻 |
| 二、黄佐临和费穆:用“笑”与“哭”实现情感宣泄 |
| 三、杨绛:以“喜剧双璧”洞彻市民社会 |
| 四、陈绵:于黑暗中等候光明 |
| 第三节 诗歌散文中个体生命的突围与反思 |
| 一、南星:“庭院”中的生命突围 |
| 二、周作人:焦虑的文化反思 |
| 三、俞平伯:《独语》中的自我解脱 |
| 小结 |
| 第六章 国统区文学的众声喧哗与纵深推进 |
| 第一节 小说文体的转型与创新 |
| 一、成熟作家的创作转型 |
| (一)茅盾:回归古典传统 |
| (二)巴金:潜入庸常人生 |
| (三)老舍:直面血泪现实 |
| (四)沈从文:穿越牧歌回落染污世俗 |
| (五)张恨水:从鸳蝴言情到辛辣现实 |
| 二、小说文体的创新探索 |
| (一)徐訏:间谍传奇框架下的哲理思考 |
| (二)路翎:以“主观战斗精神”张扬生命蛮性力量 |
| 第二节 话剧舞台上历史与现实的独特呈现 |
| 一、郭沫若:用历史影射现实 |
| 二.曹禺:直截反映当下的“急就篇”尝试 |
| 三、吴祖光:叩问人性的诗意廻响 |
| 第三节 “跨界文体”的惊艳亮相 |
| 一、冯至:诗化与散文化的小说精品 |
| 二、穆旦:杂糅多种手法自成一家的哲理长诗创制者 |
| 三、沈从文:新体散文的尝试开拓人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史论（193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理由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理由 |
| 二、研究内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儿童文学史研究 |
| (二)关于东北儿童文学研究 |
| (三)关于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 |
| (四)关于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研究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沦陷前的东北儿童文学发展状况溯源 |
| 一、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出现与东北儿童文学的觉醒 |
| (一)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倡导 |
| (二)东北儿童文学的觉醒 |
| 二、东北新文学运动与现代东北儿童文学的发展 |
| (一)东北新文学运动 |
| (二)20年代东北儿童文学的发展形态 |
| 第二章 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生态环境 |
| 一、严苛的统治机构 |
| 二、极端的文化政策 |
| 三、奴化的教育措施 |
| 四、飘摇的文学阵地 |
| 第三章 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类型 |
| 一、童谣、儿歌与儿童诗 |
| (一)童谣 |
| (二)儿歌 |
| (三)儿童诗 |
| 二、童话 |
| (一)童话与教育 |
| (二)“纯童心文学”与讽刺控诉 |
| (三)借鉴中改写 |
| (四)翻译童话的殖民想象 |
| 三、儿童小说 |
| (一)现实主义的儿童短篇小说 |
| (二)描画“世界”的长篇儿童小说 |
| 四、儿童剧 |
| (一)报刊中的儿童剧 |
| (二)广播中的儿童剧 |
| 第四章 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作家研究 |
| 一、突出的作家——杨慈灯 |
| (一)异化形象书写现实人生 |
| (二)利用幻想增强作品趣味 |
| (三)揭露儿童精神受到摧残 |
| 二、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 |
| 三、正义立场上的作家群体 |
| (一)殖民地生存境遇的书写 |
| (二)失去家园者的无限悲凉 |
| (三)麻木到觉醒的转变历程 |
| 第五章 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主题与艺术特色 |
| 一、深重的苦难 |
| (一)生活的困苦 |
| (二)精神的创伤 |
| (三)生命的消亡 |
| 二、激烈的抗争 |
| (一)反抗者的旗帜 |
| (二)抗争中的和声 |
| (三)黑暗里的低吟 |
| 三、满洲的颂歌 |
| (一)悬赏征文 |
| (二)献纳文体 |
| 四、艺术特色 |
| (一)东北方言俗语的运用 |
| (二)隐喻反讽的运用 |
| 第六章 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批评 |
| 一、儿童文学批评的成果 |
| 二、儿童文学批评的内容 |
| (一)关注读者与呼唤作品 |
| (二)童话创作的理论建树 |
| (三)童话的整体、个案批评 |
| 三、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影响 |
| 结语 |
| 一、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历史地位 |
| 二、文化殖民主义的建构与解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后记 |
（8）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民俗视域下乡村文化记忆馆研究 ——以山西临汾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与辨析 |
| 1 临汾地区乡村文化记忆馆概况 |
| 1.1 乡村文化记忆馆展馆类型 |
| 1.2 乡村文化记忆馆展示方式 |
| 1.3 乡村文化记忆馆建馆方式 |
| 1.4 乡村文化记忆馆发展模式 |
| 1.5 乡村文化记忆馆的建设主体 |
| 2 民具:地方民众物质文化与生活 |
| 2.1 农具与生产生活 |
| 2.2 器物与日常生活 |
| 2.3 玩具:对于“物”的记忆与情感 |
| 2.4 织布机——重温一个时代 |
| 3 乡村文化记忆馆中的记忆建构 |
| 3.1 记忆馆——乡村文化记忆的叙事空间 |
| 3.2 口述中的乡村记忆 |
| 3.3 石磨、石碾与记忆重构 |
| 3.4 赵城金藏——集体记忆的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1942-1978年小说中地主形象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变动时代中的文学景观(1942——1952) |
| 第一节 应势而生的群像书写 |
| 第二节 随势而变的形象刻画 |
| 第二章 渐趋隐匿的文学独立性(1952——1978) |
| 第一节 末路阶层的挣扎与反抗 |
| 第二节 符号化的“阶级敌人” |
| 第三章 类型化书写的僵局 |
| 第一节 同构化的叙事模式 |
| 第二节 同质化的人物形象塑造手法 |
| 第四章 异样的视阀——另类的人物书写与人性探索 |
| 第一节 另类的地主形象书写 |
| 第二节 复杂人性的初步探索 |
| 第五章 文学与政策的颉颃 |
| 第一节 政治规训之下的文学书写 |
| 第二节 作为艺术的文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回忆李家庄生活片段（论文参考文献）
- [1]弃“礼”立“理”——赵树理偏听性文体思想之生成[J]. 蔡东. 现代中文学刊, 2021(06)
- [2]“多风趣”何以“不落轻佻”？——孙犁前期小说再论析[J]. 惠雁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1(08)
- [3]《大众文艺丛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传播与实践研究[D]. 高鹏程. 吉林大学, 2021(02)
- [4]沈兹九的报刊活动与思想研究（1931-1949）[D]. 郭莎. 河北大学, 2021(02)
- [5]戴乃迭英译中国文学作品研究[D]. 朱云会.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6]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7]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史论（1931-1945）[D]. 丁明秀.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9]民俗视域下乡村文化记忆馆研究 ——以山西临汾为例[D]. 任芳.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10]1942-1978年小说中地主形象的演变[D]. 粟鑫.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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