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语用学原理对翻译对等论的解释功能（论文文献综述）
吕芳[1]（2020）在《儒学“关键词”英译研究 ——以《孔子诗论》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尝试为《孔子诗论》“仁”以贯之的“关键词”寻获可能的最佳译词。先前儒学关键词的英译研究尚未触及《孔子诗论》关键词英译的本质,它们的跨文化翻译,因局限于西方译论历史中的“译意”倾向,其思想内涵在译入语中并未得到充分展现。因此,本文转化视角,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立场,以源语思源语的方式,重新审视《孔子诗论》核心语汇的语际翻译问题。与传统的探究模式不同的是:我们通过此一文本“关键词”的英译及与之相关的儒家典籍的不同译文的分析对比,意在为该出土文献的枢纽性表达寻找较为适宜的传译方式,并提取出此一翻译背后的基本原理:儒家之“仁”,寄望它能以其自身力量,为儒学经典的跨文化英译及翻译研究的基础理论层面的探究提供新的思想助益。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首先简要概括整体研究思路,包括选题原因、研究问题及研究对象等;进而,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分析以前研究的得失,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此外,我们也对研究意义、思路及结构予以介绍。第二章是对西方翻译理论历史“译意”观的追溯,指出这一翻译思想之于儒家典籍英译的重要影响。研究显示,语文学派侧重翻译实践,如何忠实、对等地在译入语中传达原文的意义是其关注焦点,“直译”与“意译”之争成为此一时期翻译理论家的主要议题;语言学派考察的是如何通过微观分析探讨语言各个层级的“对等”问题;文化学派批评语言学派囿于语言的机械转换,将文化、政治、历史等等因素引入理论探讨,反对统一的意义,将翻译视为一种意义的创造性活动。但不可否认,译者对原文的“改写”或“操纵”最终仍落实于语言层面的意义传递;解构学派意在颠覆原文中心主义,强调译者主体地位的张扬,主张终极意义的不在场,然而,寻求意义的流动性及不确定性,却可能使翻译研究陷入虚无主义的境地。总的来说,西方译论历史的爬梳可见,“译意”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这一翻译观的照应下,我们的典籍英译多以西方现成的抽象语言直接替换原文中动态化、生命化的核心语汇,使其丰厚的思想内涵在另一种语言及文化之中难以彰显。第三章关注的是西方翻译理论观照下以《孔子诗论》为中心的儒学“关键词”英译中存在的“译意”问题以及我们的反思。本文认为,“关键词”蕴含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精髓与思想精义,以它们为切入点更能说明典籍翻译中的有关问题。在此之前,我们首需抽取出《孔子诗论》中的“关键词”,为达至这一目的,我们的论述:一、对孔门《诗》学产生的历史时代及其文化背景略作说明;二、通过《论语》中夫子评《诗》的相关言论,揭示背后“仁”以贯之的指导思想;进而,三、在《孔子诗论》三条评《诗》脉络的梳理中,发现:这一夫子之“仁”亦隐含其中;由此,四、我们遴选出该典籍文本中以“仁”置基的关键语汇;五、通过它们的英译研究,可以看出:根植于西方译论历史研究中的“译意”思想严重影响着《孔子诗论》中这些枢纽性表达的英译,这一翻译观在中国文论及儒家典籍的语际处理中同样显现。如此,西方的翻译理论或已应对无方,思想的转化成为历史必然,中华文化的思想资源或能以其自身魅力在译界研究领域中发挥作用。第四章主要探讨《孔子诗论》以儒家之“仁”为纲领之思的四个层级“关键词”的英译,分为:第一层级“仁”、“文”、“志”;第二层级“天”、“命”、“德”;第三层级,“性”、“礼”、“心”及第四层级“诚”与“信”。具体做法为,笔者借鉴其他儒家典籍文本与之相关的译文,通过对比、比较的方式,为《孔子诗论》上述思想语汇寻获可能的最为合宜的译词,从中抽取出翻译背后的“仁”学思想,用来指导儒学典籍的英译。本文认为,儒家之“仁”以“仁者爱人”的心与心的沟通所带来的“生之意”（对生命的尊重、呵护与回归）,走向化育流行、变动不已的宇宙万物一体之仁的生命贯通,以“生生”之态回归自身。此一儒家“仁”思在跨文化译解之时,表现为:一、让“人（仁）道本身作为语言说话”;易言之,让蕴含仁思的语言直面自身“言说自我”;二、要求我们以自仁而来的那种思想或意义引导对儒学关键词的解释,意在回到仁本身;三、凡如此回归的,都可视为可行的,因为它们凸显的是动态化的生命。依此,“仁”、“德”、“性”、“诚”等关键词的翻译,将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化语言,而是理应回到儒家之“仁”所要求的“生生”样态,即:man-manning（ren仁）,virtue[looking straight into the heart and then acting]（de德）,cultivating heart and mind（xing性）,word-becoming（cheng诚）,如是,方能切近夫子之教的微言大义。须要说明,儒家之“仁”的跨文化意义尚处于研究的起始阶段,有关理论的深入应用需假以时日。第五章:归纳本文要点,指出研究的不足及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与建议。本文最终的结论是:《孔子诗论》中的“关键词”在儒家“仁”思的观照下,将不再囿于抽象语言的意义替换,而是转化为动态化、生命化的思想转渡,如此,儒学关键词方可在另一种语言及文化中重新焕发生机活力。此外,此一课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深度与广度还有待提升。但以之为参照,后续探究的主要方向包括:一、进一步完善儒家之“仁”用于译论研究的相关思考;二、在这一“仁”学思想的观照下,可将有关理论深入运用于其他儒家典籍的跨文化翻译之中。
刘雨婷[2]（2019）在《中华典籍机器译文可接受性的调查研究 ——以《论语》为例》文中提出机器翻译和中华典籍英译可接受性的大量研究发现,目前从译文读者的角度,针对中华典籍机器译文的可接受性量化评估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从《论语》文本特征出发,以可接受性理论为依托,并将读者纳入机器译文可接受性的评估模型中,提出了基于读者的可接受性评估模型,探讨了中国读者和外国读者对《论语》机器译文的可接受性及其差异。本文的可接受性是指读者基于原文和参考译文,对译文的形式和意义是否理解和是否接受,既考虑文本内的译文质量因素;又考虑文本外的读者因素。本文将《论语》译文读者分为外国读者和中国读者。外国读者为目的语读者,母语为英语,主要是来自孔子学院的学生、在华留学生和外教;中国读者为从事多年英汉翻译研究的多所高校教师,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本文选取了刘殿爵的《论语》译本作为“参照译文”,让译文读者对机器译文分别从词汇、句法、语义、主旨和总体可接受度进行打分评价。以针对性的问卷调查、访谈法为手段,调查了《论语》机器译文在外国读者和中国读者中的接受情况。接受测试者包括外国读者32名和中国读者37名。通过数据分析和文本比较,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深入且系统地探讨了中国读者和外国读者对机器翻译典籍译文的可接受性差异,以及其差异形成的原因;并在其分析的基础上,为机器翻译典籍研究和中华典籍文化的外译提供建议和策略。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外国读者和中国读者对《论语》机器译文的可接受度为基本接受,中国读者对《论语》机器译文的整体可接受度比外国读者的整体可接受度更高。外国读者评价机器译文更关注词汇层面和语义层面;中国读者则更关注句法层面和主旨层面。（2）外国读者和中国读者的性别、汉语水平、《论语》阅读情况、机器翻译使用频率对机器译文总体接受度均没有显着差异,即说明二者的可接受度有一定的容错性。机器译文越容易“获得主旨,越符合”、“意义准确”这个翻译标准,中国读者对机器译文总体可接受程度则会越高。（3）本研究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词汇、句法、语义和主旨四个评价因子与机器译文质量总体可接受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外国读者的词汇可接受度和语义可接受度会对机器译文总体可接受度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但句法可接受度和主旨可接受度并不会对机器译文总体可接受度产生影响。中国读者的句法可接受度和主旨可接受度会对机器译文总体可接受度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但词汇可接受度和语义可接受度并不会对机器译文总体可接受度产生影响。（4）中华典籍机器译文的可接受性评估模型有效。在外国读者中,这四个因素构成的评估模型可解释译文总体可接受度69.1%;而在中国读者中,这四个因素构成的评估模型可解释译文总体可接受度92.3%。这充分说明,将语义和主旨评价因子引入读者可接受性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意义。（5）《论语》的翻译不仅要注重形式对等,更要注重意义的对等。从机器译文质量评析来看,机器翻译在词汇和主旨层面取得较大的进展,但仍存在欠译和错译的问题。有些词汇译文在形式接近原文,但意义却存在较大的差别。虽然术语翻译较为准确,但与人工翻译对比,其意义还存在细微的差别。这个问题应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因为只有术语（尤其是文化术语）被读者理解和接受,文化意义才能正确地传达给读者,否则往往会引起文化的误读。机器翻译在句法和语义层面多存在漏译和错译问题,这是导致译文质量不高的主要因素。机器译文在句法层面多存在“中式英语”,不符合英语的表达规范;语篇缺少连接词、修辞效果不佳、文学风格不足。这些不仅是读者不能接受的原因,也是机器译文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6）以往的可接受性研究只停留在机器翻译典籍的文本类型和适用性的讨论上,未在文本比较层面深入和系统化的研究机器译文质量。本文基于中国读者和外国读者可接受度,对比人工译文,在词汇、句法、语义和主旨四个层面对机器译文进行了质量评析,并指出影响中华典籍机器译文的质量评析应重点关注两种情形:一是形式对等,意义不对等;二是形式不对等,意义不对等。本研究旨在抛砖引玉,在鼓励大数据技术与典籍英译结合研究的同时,希望引发更多的学者对中华典籍与机器翻译关注与思考。
唐革亮[3]（2018）在《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政治语篇中名词化翻译策略研究》文中指出政治语篇主要涉及国家或政党的方针政策与态度立场,是政治话语的主要表现形式,政治语篇的对外翻译直接影响到对外政治话语的传播效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我国,汉语政治语篇的翻译研究以中央重要政治文献的英译为主,资深译员、外宣工作者、翻译研究者围绕政治语篇翻译的经验体会、原则目标和策略方法等问题展开了多种层面和维度的探讨。但是,已有研究往往以宏观论述或个案分析为主,描述性和解释性不足,对汉英语言的结构差异关注较多,忽视了翻译中的选择对目标语语篇意义的建构作用。名词化具有重新识解经验的概念功能,能够将由动词识解的过程意义、形容词识解的属性意义等重新识解为事物,是主要的语法隐喻资源,在科技语篇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Halliday,1994;1998a）。汉语政治语篇及其英译文中同样存在大量名词化表达,如“现代化”modernization、“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党的建设”Party building等。然而,学界对于此类语篇中名词化表达的翻译方法及语篇建构功能却鲜有系统研究,一些翻译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答,诸如如何翻译源语语篇中的名词化,如何翻译为目标语语篇中的名词化,以及翻译策略和方法选择的动因与功能等。鉴于此,研究政治语篇翻译中的名词化现象具有一定必要性,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名词化的使用情况和翻译方法,还可以揭示名词化对政治语篇及政治话语的建构作用。本研究主要在观察名词化分布的基础之上总结并概括政治语篇名词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发现名词化翻译的规律性特征,探究其背后的理据,阐释其在意义及社会层面的建构功能,从而为翻译实践及教学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和参考。本研究针对的主要问题包括三个方面:（1）政治语篇及其翻译中汉英名词化表达具有何种分布与特征?呈现何种翻译模式和规律?（2）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对等翻译具有哪些特征及建构功能?政治语篇特色名词化表达如何翻译?（3）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转移翻译具有哪些特征及建构功能?受哪些因素影响?为了对以上问题进行科学系统地探究,本研究依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法隐喻理论及系统功能翻译研究提出的“对等-转移”渐变体思想（Matthiessen,2014）为名词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建立了描写框架。此外,本研究还以“翻译再实例化”（de Souza,2010;Yang,2015）模型为基础,对翻译过程中影响翻译策略和方法选择的主要因素建立了阐释框架。对名词化翻译实例的观察,本研究主要采用基于平行语料库的方法,对名词化的分布及翻译策略进行量化与质化分析。本研究自建的政治语篇汉英平行语料库由47篇十八大以来的重要党政文献及其官方译文组成,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环境等多种话题,平行语料库总容量接近100万字词。本研究主要发现与结论如下:（1）名词化现象在汉语政治语篇及其英译文中大量分布。从频数来看,英语译文中名词化的使用高于汉语原文,但使用频率相当,说明目标语语篇与源语语篇的隐喻度在整体上基本保持一致,实现了文体风格的对等。此外,汉英不同名词化类型在语篇中的分布存在显着差异,汉语以转类型名词化为主,英语则以派生型名词化居多,主要受汉英语言的类型因素影响。其中,政治语篇英译文中,派生词缀-tion/-sion、-ment、-ance/-ence、-ty、-ing具有较高的使用频率,汉语原文中能产性较高的词缀为“-性”、“-率”、“-力”、“-化”、“-主义”,与英语的接触以及社会的发展是现代汉语派生名词化大量涌现的主要原因。汉语政治语篇中的高频转类词为“发展”、“建设”、“工作”、“改革”和“安全”,高频转类名词化结构为“NP+VP”结构,在没有形式标记的限制下,汉语存在大量兼类及活用的转类名词化。英语转类型名词化以单音节和双音节词居多,政治语篇英译文中出现的高频转类词为reform、work、support、use、control,这些词以名词性用法为主,表明其在共时层面的隐喻性有所削弱。短语层面的名词化结构“NP的VP”和“V-ing of”在整体上具有名词性,结构的组成成分具有一定临场性,且相对词汇层面的名词化保留了更多过程意义。（2）名词化翻译策略可概括为对等翻译和转移翻译两种,对等翻译还原了原文的名词化表达式,而转移翻译则改变了原文的识解方式,对目标语语篇意义进行重新建构。在政治语篇翻译中将汉语名词化结构翻译为对等的英语名词化是译者采取的主要翻译策略,比例达到47.7%,一方面说明了汉英名词化结构在意义和功能上的共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译者在翻译政治语篇时倾向于保留原文中隐喻式表达,以实现语篇在意义识解方式上的对等。本研究发现名词化对等翻译包括“系统型”和“实例型”两种具体类型,前者为两种语言之间高度对应的名词化,如“重要性”importance、“全球化”globalization,后者为译者根据语境选择的临时性对等,如“环境治理”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但是,并非所有的汉语名词化表达都适宜翻译为对等的英语名词化,例如“化”字格和数式短语等政治语篇特色名词化表达,有时并不具备系统型对等项或不宜进行异化翻译,译者则需要采用转移翻译策略。基于名词化自身的概念功能,本研究认为名词化对等翻译策略在对外政治话语建构中具有凝练中国概念、中国道路和核心价值表述的作用。（3）转移翻译策略还可进一步分为隐喻化转移和去隐喻化转移两种具体类型。隐喻化转移翻译将原文中的非名词化表达翻译为译文中的名词化,去隐喻化转移翻译则将原文中的名词化表达翻译为其他非隐喻化结构,两者可以通过与同级其他词组转换、升级为小句、降级为零对应的翻译方法实现。其中,隐喻化转移翻译在政治语篇翻译中更为常见,比例约为去隐喻化转移翻译的三倍,说明英语的名词化选择更加丰富,在政治语篇建构中发挥了更多积极作用。对具体译例的质化分析表明语言系统因素、语篇类型因素、情景语境因素和文化语境因素在政治语篇翻译中对译者的选择产生主要影响,译者通过识解方式的转换使目标语语篇符合目标语语言系统的表达规范,顺应目标语语境,从而被目标语读者接受,在政治语篇翻译中起到了重构原文信息和结构、简化译文表达、概括原文及译文上下文语义内容、释义原文复杂语义的功能,增加了目标语语篇的可读性,从而有助于对外政治话语能见度的提升。本研究在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和体裁选取方面进一步拓展了名词化翻译研究,发现了政治语篇名词化翻译的规律性特征,分析了其背后的内在与外在因素,并从更深的意义层面阐释了其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建构功能。本研究对翻译实践与教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能够提高译者的建构意识和主体意识,同时还从语言使用层面揭示了对外政治话语的表达方式与方法,为话语体系研究作以补充。
刘性峰[4]（2018）在《诠释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科技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国古代科技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些科技成果涉及人类科技的诸多方面,例如,数学、天学、地学、物理学,等等。大量的中国古代科技典籍得以流传后世,其中,许多作品被译介传播到其他文化。翻译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诠释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有其必要性。一方面,科学哲学、技术修辞学、科学诠释学、技术诠释学的发展表明: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国古代科技）同人文学科一样需要研究者的理解与诠释。另一方面,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诠释,而诠释学本身即有翻译之意。然而,已有研究较少从诠释学角度考察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现象。同时,这些研究所讨论的对象较为单一,显得分散而缺乏系统性。在此背景下,从诠释学的视角系统探究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文化价值和方法论启示。本研究主要从诠释学视角,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描述译者在翻译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时存在的诠释异同,并尝试对这种异同作出解释,对译者采取的诠释策略进行归纳总结,为此类文本的译介与传播提供有益借鉴。本研究拟对四部中国古代科技典籍（《黄帝内经·素问》、《墨子》、《淮南子》、《梦溪笔谈》）的不同英译本进行分析,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本体根源性范畴、本体属性、文本特征、科技方法等角度对比分析中国古代科技典籍与当代科技样式的异同,比较、分析和描写不同译者对该类文献的翻译和诠释,既分析研究影响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诠释的因素,又描述归纳译者翻译此类文献时采用的诠释策略。本研究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定性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和描述法。首先,采用定性研究法,将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研究层面聚焦于其本体根源性范畴、本体属性、文本特征、译者主体性、科技方法等。其次,由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与跨科学范式的交流,既有英汉语言差异,又有文化与科学范式差异,更有不同英译本之间的差异,因此,借助比较法可以揭橥不同译者的诠释异同。另外,描述法有助于揭示该类文本翻译诠释发生的真实态势,回溯译者的诠释进路。具体而言,本研究从三个层面展开,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首先,就本体论而言,本研究主要从中国古代科技本体根源性范畴（道、气、阴阳、五行）与本体属性（哲学性、人文性、直觉性/经验性）探究译者如何诠释原作。研究发现,译者采取了自证式诠释、描述性诠释、自解性诠释;同时,拼音直译法有助于阐释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本体的内涵。其次,从认识论来看,本研究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客体（科技典籍文本）和诠释的主体（译者）展开探讨。研究发现,此类文本的多义性与修辞性加大了作为诠释主体的译者的权利;同时,译者的诠释也必然受到文本语境的限制。因此,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过程是译者对原文认知诠释和再建构的过程。译者的主体性主要受其前理解、主体间性（译者与赞助人、译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以及视域融合的影响。研究还表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译者的诠释虽然彰显其主体性,但是,这种主体性并非是任意的,须受其自身属性的制约。第三,从方法论来看,本研究主要依循中国古代科技方法（如象思维方法、逻辑方法、观察法等）对此类文本的英译和阐释展开研究。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研究语料方面,本研究突破以往研究多以单个科技典籍作品为分析对象的局限,将研究语料扩展至四部,对《黄帝内经·素问》、《墨子》、《淮南子》、《梦溪笔谈》等科技典籍的不同英译本作了比较深入详细的探讨。其次,在研究领域方面,本研究尝试尽可能多地拓展研究领域。前人的相关研究大都仅局限于某一个科技领域（如中医、茶典等）,较难呈现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整体特征。本研究既有对具有综合科技特征《梦溪笔谈》、《淮南子》英译的观照,又有对个别领域《黄帝内经·素问》英译本的考察,以及对极富当代科学逻辑特征《墨子》英译的探究。第三,在理论方面,本研究以诠释学为视域,系统考察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为探讨此类文献的英译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系统性特征的理论视野与探索路径,涉及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不同层面（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最后,在学科建设方面,本研究是将诠释学应用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既可以丰富翻译学和诠释学的理论建设,即,翻译学与诠释学具有互益性,又可以提高和深化人们对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认识,即,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具有诠释的属性。本研究可以为译介和诠释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提供借鉴,对此类文献的海外传播有所裨益,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同其他文明之间的跨文化互动,并最终实现不同科技范式“互译、互释、互通、互益”的目标。
孙炳文[5]（2017）在《机构话语翻译中的目的等效研究 ——以法庭口译中的话语标记语为例》文中指出机构话语研究通过描写和分析特定工作场所中的话语来了解话语在机构中的呈现方式及话语与机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关系。机构话语（institutionaldiscourse）领域的研究者常用互动社会语言学和会话分析的方法揭示机构成员在机构语境制约下进行互动时所遵循的话语机制,强调微观层面的分析。本文将机构话语和语用翻译研究结合起来,探讨学科之间融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理据是翻译行为有其特定的目的。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运用。功能主义目的论认为应该废黜原语中心的翻译等值论对译者的束缚,译者不应该优先考虑对等原则而是应该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翻译行为不仅关涉语言问题,还关涉文化、社会机构体系、话语使用者的评价态度体系,所以翻译并非只是语言转换活动。翻译行为与人类其他行为一样有目的,翻译行为开始之前必须确定翻译目的。传统翻译对等理论界定对等为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之间的关系。Nida所谓的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指的是原语和译语对于它们各自的读者具有相同的效果。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认为译文不是由原文决定的,而是由译文自身的预期目的决定的。翻译目的是由翻译发起者和译者根据目的语接受者的需求来确定的,完全不考虑原文作者的意图。口译活动的及时性不同于笔译活动的历时性,口译活动中的译员绝不能完全忽略原语发出者的交际目的。对原文和原文作者意图的忽视削弱了翻译目的论作为一个普遍适用的翻译理论对于口译的解释力。本文的目的范畴认为,为实施不同的功能,达到不同目的,原语可以不同方式翻译。目的范畴把对等范畴从语言框架扩大到了人际框架。许多在对等范畴中被忽略的目的因素被整合进了这个延伸的,更有开放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中。本文选题目的旨在构建目的等效翻译分析框架;验证目的等效分析框架在宏观层面上的机构话语翻译中和微观层面上译员处理机构话语标记语的解释力;描述和解释法庭口译中话语标记语生成、理解、转换过程中的目的要素的作用机制。国内外语言学界近年来开始对话语标记语这一“语言学的新兴产业”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哲学和社会学早已把目的作为解释世界的一种重要途径。目的是决定相同的话语标记语语言表象表现不同的话语意义的内在动因。译文的差异可以通过不同的目的因素表现出来。法庭问答互动中,话语标记语的翻译策略体现不同的目的等效维度。机构话语及其话语标记语的使用贯穿了目的关系和目的互动。话语参与人由于目的关系不同,常需要借助话语标记语这一语用单位作为话语策略实现话语目的。话语标记语没有命题内容,重在刻画说话者意图,增加语调和语力。本文认为,翻译是有目的的交际行为,是检验语言学理论的有力工具。交际目的是目的等效范畴的关键。机构话语中目的关系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决定了话语标记语语用功能的复杂性。法庭话语中话语标记语被用作辩论和对抗的手段,主要是在交叉询问中引起反对或挑战,在直接询问中用作控制信息流和标示故事进展的手段。每一次翻译行为的主导因素不外乎是目的,法庭口译员每一次处理话语标记语其实就是在不同目的要素间选择。本文借鉴法庭话语分析“目的原则”、功能主义目的论、认知语用理论、传统翻译对等理论,试图以宏观层面的机构话语翻译和微观层面的机构话语中话语标记语的翻译为研究对象,提出与传统翻译对等理论不一样的“目的等效”（Goal Equivalence）翻译分析框架。本文认为,目的支配话语行为,也是翻译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目的要素统率翻译行为中译员的选择。基于目的等效分析框架的四个理论渊源,本文选择使用“Goal Equivalence”的作为“目的等效”的英语对等术语,以保持学理的承继性。本文认为,宏观上影响机构话语翻译的目的要素可划分为语言文化体系、社会机构体系和话语使用者评价态度体系三大类,分别在本文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加以阐述。微观上机构话语翻译中经常被忽略的话语标记语按照其语用功能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和八小类。本文第七章集中探讨了第一大类即语篇功能标记语法庭口译中的目的等效,其中包括话题结构标记语、衔接连贯标记语、证据来源标记语和重述标记语四个子范畴。本文第八章集中探讨了第二大类即人际功能标记语法庭口译中的目的等效,人际功能标记语四个子范畴包括含糊表达标记语、明确表达标记语、评价态度标记语和交际主体标记语。在目的参数影响机构话语译员处理话语标记语的作用机制中,目的等效分析框架认为译员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专家所扮演的角色就好比桥梁,为了使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各种机构角色的话语目的达到一种“目的等效”,即交际目的在同一频率上清晰准确、充分必要地完成信息处理和语码转换,作为“桥梁”专家和责任人的译员,需要处理好“语言文化体系”、“社会机构体系”、“话语使用者评价态度体系”这三个桥梁系统目的参数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由于机构话语尤其是其中的话语标记语目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附属于三个“桥梁”下的各层次目的因素或参数也相应呈现出复杂多样性,给译者具体处理带来许多挑战和变化。本文的语料主要来自笔者近些年一直在建设的机构话语翻译小型语料库,其中大部分为法庭口译子语料库。该语料库目前包括笔者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的国内外机构话语翻译语料,本文根据研究需要从录音录像或记录中转写语料100余万字,与研究目的关联性不强的部分就没有全部转写。语料库的建设流程主要是:收集尽量多的机构话语翻译录音录像一手资料→在充分观察的基础上进行抽样→转写和标注→语料库容量定期扩展。本文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九章,各章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首先介绍了机构话语翻译中目的等效的选题背景,分析了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翻译研究的局限性,语用学与翻译研究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语用学和口译研究之间的共性,以及机构话语口译的重要性和代表性。其次,对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内容、语料来源和篇章结构进行了说明。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对机构话语中的话语标记语、语用翻译研究、机构话语翻译中的语用目的和等效进行了概述,对目前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三章,机构话语翻译中的目的等效的理论构建——从“言有所为”到“译有所为,”。本章对机构话语翻译中的基本问题、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从传统翻译对等范畴到机构话语翻译的目的范畴的范式转变进行了阐释,并对目的等效理论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性进行了探讨。基于几种翻译范式的相似性以及互补性,本章对目的等效翻译框架进行了理论构建,并对目的等效理论框架的主要观点进行了阐述。第四章,语言文化体系中的目的等效探析。本章从语言文化角度对机构话语口译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从词法层面、句法层面、语篇层面和语用层面等语言层面探讨机构话语翻译中的目的等效;其次,从文化层面探讨机构话语翻译中的目的等效。第五章,社会机构体系中的目的等效探究。在社会机构体系中,机构话语主要受社会规则和机构规则中三个向度隐形规则制约:社会量度、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社会量度包括年龄、性别、教育、阶层、经济状况和民族等三级参数。意识形态包括信仰、价值观和感知等三级参数。权力受外部与内部两种权力的制约。外部权力制约来自于国家的政治文化体制和民族的文化心理两个方面。内部权力对翻译实践的制约也表现在两个方面:译者的明确追求和译者自身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三个向度之间的参数和变量并非泾渭分明,有时也呈现交叉包含关系。第六章,话语使用者评价态度体系的目的等效探析。本章从机构话语使用者的角度对法官和律师的态度系统、法庭口译员角色定位、法庭口译员角色定位的伦理思考和法庭被告应答信息短缺的目的分析进行了探讨。第七章,法庭口译中的目的等效（1）—以语篇功能话语标记语为例。本章例析了话题（结构）标记语、衔接连贯标记语、证据来源标记语、注释说明标记语等四类话语标记语语用功能及其应用,以目的等效为分析框架,探讨分析了优译和劣译。第八章,法庭口译中的目的等效（2）—以人际功能话语标记语为例。本章例析了含糊表达话语标记语、明确表达话语标记语、评价态度标记语、交际主体标记语等四类话语标记语语用功能及其应用,以目的等效为分析框架,探讨分析了优译和劣译。第九章,结论。本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概述了本文的创新之处,反思了本文的局限与不足,并对后续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并构建了一个机构话语翻译中目的等效的理论框架。该框架对机构话语翻译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翻译原则和标准、语用目的和等效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以机构话语尤其是机构话语中话语标记语为例,用目的等效的理论框架来检验和评估译员的翻译质量。其次,本文将法庭话语分析中的“目的原则”和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以及翻译中的对等原则和等效原则相结合,提出了目的等效翻译分析框架及其三桥模型,设置了机构话语翻译质量评估的具体参数,克服了翻译研究中的一些经验性局限。目的范畴把对等范畴从语言框架扩大到了人际框架,从语言世界引向到了人文世界。目的等效通过吸收融通相关学科理论,形成了以语言为本体,更具开放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为语用翻译学注入新鲜血液,开辟新的发展空间。第三,本文为了检验目的等效翻译理论对于机构话语及其中话语标记语翻译的解释力,花费了大量时间构建了“机构话语翻译小型语料库”。该语料库为目的等效翻译理论的探索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翻译语料,为语言学、法学和翻译学的交叉研究奠定了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基础。由于水平有限,本文所构建的目的等效翻译理论框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研究语料还有待丰富,研究方法还不够全面,这些都是后续研究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施云峰[6]（2017）在《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下《道德经》英译中的视点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语言与视点联系密切,视点遍及语言使用的每一个角落,说话者说话或作者写作首先得选择立场,进而选择语言形式和内容,所传递的不仅仅是话语信息,还有说话者或作者的视点。传统上与语言相关的视点研究主要集中在叙事学、句法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文体学、话语分析、翻译研究等领域,这些领域的研究者对视点的关注点不尽相同,而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内对翻译语言中的视点进行系统的研究还相当少。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一种普通语言学与适用语言学,将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符号（Halliday 1978）,关注人和社会、语言形式与功能、语言使用及其语境,同时关注语言功能在词汇语法和语篇层面的体现,主张“意义即选择”。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对翻译语言中的视点进行系统研究,必将会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在东学西渐过程中,大量的中国典籍被译成西方语言,译介最多的当属《道德经》,仅译成英语的就有160多种译本。这些众多不同译本在遣词、达意、谋篇等方面大相径庭、各具特色,有些与原着相去甚远,甚至面目全非、不知所云。显然,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不同译者对原着不同的主观解读,也可能是译者的意识形态、翻译动机和翻译观,还可能是他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手段,甚至可能受到他的目标语能力、使用习惯的影响。一旦译者决定进行翻译,他的主体性和视点就不可避免地介入翻译过程:首先是解读原文,不同译者有不同的个人的、主观的理解;其次是翻译过程中翻译语言的选择使用也是主观的;第三是翻译方法、策略的选择和使用也是主观的。因此,整个翻译过程带有了主体性,翻译的产物即译文也自然就包含了译者的视点,甚或其它视点,如意识形态、利益考量或社会文化氛围等。总之,翻译语言与视点的关系值得探讨。本文以亚瑟·韦利和辜正坤翻译的汉语典籍《道德经》的两个英译版本为语料,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方法,研究翻译语言中的视点。本文主要研究3个问题:（1）视点如何介入翻译语言,这种介入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2）视点如何决定和影响词汇语法和翻译策略的选择?（3）表达视点的语言手段在各层级上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和规律?译者在原文本语义理解不同的前提下,对翻译中的词汇、句型选择等方面的选择存在偏好,进而主观地完成译文,运用并表达了自己所独有的翻译观和视点。因此,翻译过程中通常也就有了译者视点的介入。针对本研究提出的问题,我们假设首先译者要产生进行翻译活动的想法,其次就是付诸翻译行动,在翻译过程就会选择采用各种语言手段,这些语言视点往往都会体现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视点。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1）文献研究法:主要收集、整理国内外视点与翻译方面的文献,阐释视点与翻译及其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探析视点在翻译语篇中的体现和特征;（2）基于客观语料的方法:本文以汉语经典《道德经》的两个英语译本作为主要语料,对翻译语篇进行具体案例分析研究;（3）定量分析法:将研究对象限定在《道德经》第一章至第九章的可控范围内,针对有必要、有可行性的语言现象进行统计、计算和分析、比较以进行定量研究;（4）语篇对比分析法: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篇分析方法,从语言元功能、评价理论等方面分析两个版本的译文和译文中的视点。针对本研究提出的三个问题,通过对《道德经》两个译文的对比分析,本论文得出了以下3个研究结论:第一,视点之所以会介入翻译语言,其根本原因是翻译是译者的语言活动,在文化语境中译者是带有主观思想和情感的主体,他的认知和活动具有主体性,译者就是视点和主体性产生和呈现的主体。只要译者这个主体介入翻译,视点就通过译者这个主体的认知和翻译活动介入翻译语言,具体而言,视点介入翻译语言的方式就是通过译者对原文的解读、理解,对原文形式所体现功能或意义的选择,所选原文功能在译文中的转换以及在目标语中再现该功能的语言形式的选择。与语言的元功能对应,视点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介入翻译语言:（1）体现概念元功能的及物系统、语态系统、逻辑语义系统和概念隐喻;（2）体现人际元功能的语气系统、情态系统、评价系统和人际隐喻;（3）体现语篇元功能的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与连贯。影响视点介入的因素首先是人,即翻译活动中的译者和作者;其次是视点所介入的对象,即翻译语言,包括目标语和文本,它们对容纳视点介入的潜势和体现资源会产生影响;第三是语境,包括翻译活动发生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第二,视点通过选择体现元功能的众多系统来影响和决定词汇语法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视点要介入翻译语言,就要先成为披着语言外衣的视点。与本研究主体部分所采用的理论框架一致,体现语言三个元功能的众多结构系统,也都可以用来体现视点。换言之,视点通过这些方式选择翻译语言:通过体现概念元功能的及物系统、语态系统、逻辑语义系统和概念隐喻进行选择;通过体现人际元功能的语气系统、情态系统、评价系统和人际隐喻进行选择;通过体现语篇元功能的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与连贯进行选择。视点对翻译策略和翻译语言选择产生的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既明显又深刻。译者在阅读原文采取的视点和其中形成的视点会帮助他先选择翻译理论,之后再选择翻译策略。译者选定的翻译策略会进一步帮助他在目标语中选择词汇和语法。同时,在翻译实践活动中采用和形成的视点也会在后来的翻译中起作用,影响和决定翻译策略和翻译语言的选择。第三,表达视点的语言手段有词汇语法手段、语篇结构手段、语音-音系手段和标点符号手段。翻译语言和译者的视点普遍存在于翻译语篇中,这种视点与译者的主体性、翻译观、意识形态和翻译策略等诸多因素有密切关系。体现视点的语言系统与体现语言元功能的结构系统是相同、一致,即是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同样的原文,不同译者会译成不同的译文,译者的视点及其上述各种因素就是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主体性始终贯穿于语言的概念、人际和语篇三个元功能的各个体现系统内,而主体间性主要在体现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的情态系统和评价系统中得到呈现,表达译者对读者和作者的协商态度和情感考量。本研究表明,视点在语言中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作为一种特殊的语体,翻译语言往往包含着译者和作者的视点,体现为译者在翻译策略和词汇语法方面的选择。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展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范围,对汉语典籍翻译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杨忠[7]（2017）在《翻译作为再实例化过程的语篇意义对等及译者主体作用》文中认为"对等"概念被认为是翻译领域的顶级模因之一,影响深远,然而对其内涵的诠释见仁见智。近二十多年来,语篇分析途径的翻译研究者提出语篇翻译对等、创造性对等的新术语。系统功能语言学提出语篇性质,但对语篇性质的内涵缺乏系统阐述。本文基于功能语言学实例化理论探究语篇意义对等的内涵,提出译作与原作在目的性、选择性、创造性、连贯性、互文性方面尽可能相似。在翻译作为再实例化过程中译者只有充分发挥话语分析、语用推理、意义重构、文化差异融通等主体作用才能实现译作与原作语篇性质一致。
李小龙[8]（2017）在《基于语料库对《论语》卫礼贤德译本的跨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源于中德文化交流时代背景下中国国家层面对于经典典籍翻译的肯定和重视,意在探讨《论语》卫礼贤德语译本的跨文化翻译方法及策略。本论文以篇章语言学、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和跨文化研究理论为基础,通过自建《论语》汉德双语平行语料库,借助ParaConc软件对《论语》卫礼贤德语译本进行系统的跨文化研究,分析卫礼贤在翻译过程中跨文化性对其译者身份的影响,探讨其翻译方法和策略,尤其重点研究对于"仁""道"等典型华夏文化概念的处理。本论文由引言、理论基础、《论语》及平行语料库描述、实证分析两章、结束语、参考文献和附录组成。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缘由、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现状和论文结构。在这一部分,笔者也提出了本论文的主要研究问题:（1）在《论语》的翻译过程中,卫礼贤跨越中德文化边界向德语读者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有哪些因素影响了他的翻译行为?如何分析卫礼贤在其跨文化翻译过程中的角色?借助平行语料库的技术手段是否可以发现卫礼贤作为译者所具有的特殊跨文化性?（2）鉴于古汉语与德语间巨大的语言差距,应如何结合高低语境文化理论分析卫礼贤翻译过程中基于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而采取的翻译措施?（3）中国文化特有概念"仁""义""礼""德""孝（悌）" "忠" "道""君子"等在卫礼贤译本中如何被翻译和阐释?借助平行语料库的技术手段如何更客观的对上述翻译进行分析?为什么同一个概念往往有几种不同译法?理论基础部分融合篇章语用学相关理论、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以及跨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搭建了本研究主要的理论框架。这一部分以篇章语言学中动态篇章观为前提,功能翻译理论分别介绍Reiβ与篇章类型、Vermeer与目的论和Nord的"功能加忠诚"理论。跨文化研究方面理论主要阐述跨文化性、边界、视角、移情和高低语境等几个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概念,并与翻译理论进一步结合并加以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论语》、德语译本以及自建《论语》汉德平行语料库的介绍。第四、五部分是论文的实证研究部分,通过构建的理论框架对《论语》卫礼贤德语译本的跨文化翻译进行分析研究。首先,笔者结合理论部分所构建框架对卫礼贤的《论语》德语译本翻译的跨文化性和翻译策略进行深入分析。此外笔者借助ParaConc软件在《论语》汉德双语平行语料库中对需要分析的华夏文化概念词汇进行检索,生成包含这些词汇的中德文平行篇章,具体分析选定词汇的翻译策略及与其他译本翻译的比较。第六、七、八部分是论文的结束语、参考文献和附录。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论文得出了如下结论:（1）跨文化性在卫礼贤翻译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德文化的重合之处是两种文化共性所在,是跨文化翻译发生和进行的基础。译者作为两种文化的传播者,其翻译行为和过程在此重合基础之上进行。卫礼贤在跨文化的翻译过程中,其自身的文化边界模糊不定,他所处的第三空间边界被扩大,他跨越第三空间的边界实则将源语篇章与目的语篇章紧密相连:在译者理解源语篇章时他需要突破两种文化的重合部分,移情于源语篇章作者的时代、篇章背景等各种因素透彻理解源语篇章,目的语篇章的生产过程中他也会从其文化所属出发,移情目的语德语读者们的文化背景产生适应他们的目的语篇章,以期达到阅读交际功能。当然,这一个翻译的第三空间是译者翻译的特属空间,在跨文化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这一空间其边界呈现动态性与重建性的特征,由于译者往返于两种文化也使得两种文化在目的语篇章中呈现出一种文化的耦合、即跨文化性。此外,本论文中笔者也借助ParaConc软件证实了关于卫礼贤音译部分受青岛地区方言影响的论点。（2）高语境的孤立语汉语在翻译成低语境的屈折语德语时,除了语言形式的差别之外,更要考虑两种文化各自读者不同的语言文化习惯,卫礼贤的文献型目的语篇章在追求最大程度反映源语篇章的句式之外,也不得不将源语中的高语境因素在低语境的德语目的语篇章中显化,尤其以添加句法成分的手段最频繁。本研究从添加句法成分和主语省略入手做了深入探讨。（3）中国华夏文化特有概念"仁""义""礼""德""孝（悌）" "忠" "道""君子"的翻译问题:对于这些概念,即使汉语源语篇章文化中历来的注本解读里也没有明确的概念或者定义,在德文的翻译中更无法找出一个能够完全展示源文概念含义的词语。笔者借助ParaConc软件对卫礼贤的译本进行搜索提取,发现卫礼贤对于上述概念的处理,基本固定于一个基本的翻译词汇（"道""礼"除外）。多数情况下,特定文化概念的词语第一次出现或者其主要内涵出现时,译者在目的语篇章脚注中标明汉语注音,并将这一概念结合德语读者熟悉的概念,如基督教、古希腊哲学等作出解释。卫礼贤对于大部分的目的语篇章均采取了符合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意义的两种译法,其目的则是为了在华夏文化与德意志文化之间构建交流可能性。综上所述,本论文的学术贡献以及创新尝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强调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行为。本论文尝试借助篇章语言学和功能翻译理论,重点从跨文化角度分析《论语》卫礼贤德语译本翻译过程中的跨文化性,结合高低语境和移情概念,从不同视角对跨文化翻译进行深入探讨。这给《论语》汉德跨文化翻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2）本论文尝试运用平行语料库对《论语》卫礼贤德语译本进行更加客观的分析,借助ParaConc软件对研究对象进行搜索提取分析。鉴于目前国内德语界主要集中在单语语料库的研究,本研究借助双语平行语料库在汉德翻译领域属开拓性研究。（3）国内对《论语》卫礼贤德语译本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论文是目前中国国内德语界关于《论语》卫礼贤德语译本从跨文化角度用中文撰写的最详尽细致的研究之一,其中华夏文化特色概念的翻译分析对于翻译推广民族文化可提供一定的参考。
丁大刚[9]（2017）在《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文中认为《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以巴赫金和福柯的话语概念为理论基础,建立了一个译者话语系统,把理雅各的话语分为一般话语、翻译话语和翻译即话语,以“忠实”、“对等”、“释译”和“重译”等翻译话语为主线,贯穿考察理雅各的翻译,目的是揭示理雅各如何以话语为策略,从事翻译的话语实践。具体而言就是,理雅各在其翻译中施加了哪些意识形态,以及他的一般话语、翻译话语和翻译即话语三者如何“共谋”,促进中西文化的互释与会通,进而阐释理雅各在这一翻译过程中对待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变化及其自身思想的转变。文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依据理雅各的一般话语考察其翻译人生。在19世纪英国在华传教史、英国汉学史和翻译史的观照下,主要从“人”和“书”两个方面建构影响理雅各典籍翻译的社会文化网络。第二,综合考察理雅各的翻译和翻译话语。基本上以时间为线索,把理雅各的翻译分为中文译述、《中国经典》、《中国圣书》和纯文学翻译。他的中文译述主要是为传教服务,但同时也体现了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反映了理雅各的“适应主义”传教策略和“比较护教论”。《中国经典》至今仍可视作中国典籍翻译的标杆,从其翻译过程、翻译特点和影响可资佐证,但也存在一些诸如经书的排序和版本的问题,其中渗透着理雅各的主体意识。《中国圣书》的翻译使中国古代经典在比较宗教的视域下得以神圣化,也使儒教和道教的观念借着“圣书”的名誉在西方得以传播。翻译纯文学作品是理雅各与中国古代经书的一种互文式阅读体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晚年生活的心境和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变化。在此综合考察的基础上,总结理雅各的翻译思想。第三,在梳理忠实、对等、确当翻译、释译等译论的基础上,把理雅各的翻译话语放在整个翻译史的框架内,视其翻译论述为一种话语策略,并以他对“性善”、“上帝”、“道”等概念的翻译为例,探讨他在翻译中施加了哪些意识形态。理雅各以“人性趋向善”来译注孟子的“性善”,一方面表现出调和儒耶人性论的意图,另一方面表现出他借助孟子的性善论阐发自己非国教信仰的宗教立场和后千禧年主义的神学思想与世界观。这一翻译实践反映了其“忠实”翻译话语背后的不忠、不信。“God”与“上帝”看似对等的翻译,实则是一种话语实践,是理雅各人为建构的结果。借助这一建构,理雅各不仅在学术的领域解决了译名之争,也在客观上促使儒教在西方得以发明。理雅各翻译儒家之“道”的多样化选词和翻译道家之“道”采取音译转写的方式,一方面想表达儒家之“道”丰富的道德、政治和形而上的内涵,另一方面意欲传递道家之“道”语义的模糊性和思想的神秘性。这一翻译实践是对其所理解和论述的确当翻译的违背,恰恰是一种释译。第四,在“重译”话语的观照下,重点论述理雅各对《论语》的修订和《中庸》的重译,尤其是修订《论语》译本时对孔子的重新认识和评价,重译《中庸》时对“中庸”和“诚”两个概念的重新解读和翻译,其中反映出理雅各思想的转变。其根本原因在于理雅各浸润中国文化已久以及与中国人交往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同化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上论述说明理雅各的中国典籍翻译并非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意味着意义的再生产和文化的再现。在21世纪的今天重新阅读理雅各的翻译,我们要看到它的思想史价值,以及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从而寻找中国思想进入西方的更有效途径。
袁卓喜[10]（2014）在《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尝试在外宣翻译研究中引入西方修辞学的核心思想——劝说理论，在外宣翻译和修辞劝说理论之间开展跨学科应用研究。本研究基于这样的外宣翻译实践现状与对对外宣翻译的认识：一是外宣翻译的实效与国家对外宣翻译投入还不成正比，外宣翻译质量尚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二是目前外宣翻译研究偏重于翻译的共性研究，缺乏对外宣翻译的个性（即作为外宣工作的一部分的特点）的关注。三是外宣工作实质是国家的对外交流与劝服工作，是面对西方受众的对外宣传与说服，因而将西方的修辞劝说理论引入外宣翻译实践将能更好地实现翻译的外宣预期目标。基于上述对外宣翻译现状的总结与认识，本研究旨在探索以下问题：第一，外宣翻译与修辞（劝说）是否具有契合之处？在外宣翻译中引入修辞劝说理论进行研究是否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理论可行性？第二，在修辞学诸多理论着述中有哪些最具代表性的劝说理论？这些有关劝说的修辞理论对外宣翻译实践有何启示意义？第三，在修辞劝说理论观照下，如何重新认识外宣翻译行为？提高外宣翻译的外宣效果有何因应之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论文首先在厘清外宣翻译研究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和总结目前外宣翻译研究中所存在的局限性，以及深入解析外宣翻译与修辞劝说的契合之处的基础上，论证在外宣翻译研究中引入修辞劝说理论视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随后，论文着重梳理了修辞学，尤其是西方修辞学中有关劝说的理论，并以此作为课题研究的理论框架对外宣翻译实践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探讨，这些问题包括对翻译行为、翻译过程以及译者的再认识，外宣翻译的目的与任务等。基于对外宣翻译的目的与任务的新认识，论文尝试提出了外宣翻译应当遵循的原则，并通过对三种不同类型的外宣文本的翻译分析来进一步阐述、验证修辞劝说理论对外宣翻译实践的启示作用以及基于这一视角下提出的翻译原则在外宣翻译中的应用价值。基于以上思路，本研究分四个部分、共七章对上述研究问题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对本研究启动的背景和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交代本课题选题的源起、研究问题的提出、课题研究的意义、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二章为外宣翻译相关概念的厘清以及对外宣翻译研究视角的概述。本章主要对外宣翻译研究中所采用的视角进行综述，包括基于实践经验所进行的理论总结、以及基于跨文化传播学理论、语言学相关理论、功能学派理论、认知学派理论、建构主要学派理论以及生态翻译学理论等进行研究，并总结了这些理论模式对外宣翻译研究所提出的理论观点。第三章则在第二章的综述基础上着重讨论了这些理论视角的不足之处，以及论证了外宣翻译与修辞劝说的契合之处，进而提出有必要从修辞劝说理论视角出发，探究外宣翻译的目的、任务、原则及译策选择等问题的设想。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之一，论述的内容大致分为理论溯源和策略构想两部分，分别通过两个独立章节来展开论述。第四章对修辞学，特别是西方修辞学研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劝说理论进行梳理，为外宣翻译研究构建一个新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及修辞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修辞诉诸三模式——诉诸修辞者的人格（ethos）、诉诸受众的情感（pathos）及诉诸论证的理性（logos）；佩雷尔曼的受众中心论——所有的论辩都必须适应受众，以受众所能接受的信念为基础；佩雷尔曼的选择、在场与交流理论——论辩中应选择论辩出发点来创造“在场”，由此，“选择”便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创造“在场”本身就是选择强调、凸显事实或观点的某一方面，从而引导听众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方面上来，这是修辞论辩中一个重要的运作机制；肯尼斯·伯克“认同”理论——“劝说”等同于“同质性”或“同一性”，修辞能否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修辞者能否获得受众的认同，即“劝说”是“同一性”的结果；比彻尔的修辞情境理论——修辞性的情境或环境触发修辞性话语的产生，规定了话语必须对之作出适当的回应，即话语应当适应于目的和场合；谭学纯教授的广义修辞学中的修辞互动论——“完整的修辞活动是交际双方互动的结果”，其中预设是双向交流的认知前提，一种修辞表达可能暗含了某种预设，而一种修辞接受也可能认同了某种预设。上述有关修辞论辩与劝说理论精辟地解析了实现话语交际有效性的策略问题，成为现代交际学、传播学以及心理学等领域的重要理论来源。第五章以第四章所梳理出来的修辞劝说理论为框架，深入探讨了修辞劝说理论对外宣翻译的启示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外宣翻译的策略构想。本章分三部分展开论述。一是对外宣翻译的再认识。由于修辞劝说理论所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与外宣翻译研究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修辞劝说理论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对外宣翻译进行新的认识，从新的角度再审视外宣翻译活动的本质、外宣翻译参与者及其之间的关系、翻译过程等问题。论文认为，外宣翻译是国家外宣工作的一部分，本质上也实践国家修辞的活动，有着明确的对外传播与劝服的目的。而译者在这一过程中既是信息的传递者，也是修辞者，肩负着实现外宣目的任务。对外宣翻译的新认识有助于我们厘清翻译过程中译者与其他参与要素的关系，如与委托人，原语文本、译文文本、译文受众等关系。二是论述了修辞劝说理论对外宣翻译的实践指导意义。首先是要提高外宣译者的修辞意识，这要求译者在翻译中加强“受众中心”意识和把握好翻译话语构建的修辞情境因素。而在翻译策略上，要善于借鉴修辞劝说策略进行外宣译文话语构建。这些具体方法包含三个修辞诉诸手段的运用，外宣译材选择上根据“内外有别”原则“选择”和“呈现”外宣信息，以及翻译中建立“认同”，实现外宣翻译的有效劝服目的等。三是尝试提出提高外宣翻译效果的因应策略。论文在对外宣翻译的重新认识基础上提出了外宣翻译的任务和目的：知之、好之、同之。作为对外宣传的信息传递者，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原语文本的信息和外宣委托人的意图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国外受众。另外，翻译要实现外宣目的就必须努力使外宣文本抓住读者，使受众愿意读、乐意听，确保外宣翻译交际信道的畅通，只有这样才有实现翻译的外宣预期目的的可能。而外宣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译文信息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阐释中国立场，并得到国外受众的理解、接受和认同。基于上述对外宣翻译过程、目标与任务的再认识，本文进而尝试提出了外宣翻译的原则：忠诚、求效、适切。外宣翻译的“忠诚”原则指译者在翻译中应忠诚于委托人的外宣目的。“求效”原则则要求译者的翻译活动要为实现外宣目的服务。这是外宣翻译质量评估的重要指标。而“适切”原则要求外宣翻译适切外宣目的，适切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此外，本章还就外宣翻译过程中的修辞运作策略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以期论证外宣翻译过程中修辞策略运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三部分为案例分析。第六章选取对外新闻，对外推介资料以及典籍外宣三种不同的外宣文本类型的翻译进行译例分析。本章尝试论述修辞劝说相关理论在外宣翻译中的应用可以更契合外宣翻译的“忠诚、求效、适切”原则，因而能更有效实现外宣翻译的外宣预期目的。第四部分为总结论述。第七章分为研究总结和研究展望两部分。总结部分回顾了全文内容，总结论文的基本结论，主要贡献等。而展望部分则在对论文研究的不足之处与局限性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研究所应当努力的方向。本研究的基本结论认为，外宣翻译是国家外宣工作的一部分，而对外宣传工作是国家、企事业单位对外传播与劝服行为。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有必要视外宣翻译为一种修辞行为，而译者在翻译中既是外宣信息的传递者又是践行国家对外宣传活动的修辞者。作为对外宣传的信息传递者，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原语文本的信息和外宣委托人的意图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国外受众。同时，翻译要实现外宣目的就必须使外宣文本抓住读者，使受众愿意读、乐意听，确保外宣翻译交际信道的畅通，只有这样才有实现翻译的外宣预期目的的可能。而外宣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译文信息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阐释中国立场，并得到国外受众的理解、接受和认同。基于上述外宣翻译过程、目标与任务的新认识，本文认为外宣翻译应该遵循“忠诚”、“求效”和“适切”三原则。简言之，外宣译者在翻译中应忠诚于委托人的外宣目的。同时，能否实现外宣目的是衡量外宣翻译质量和效果的最重要标准。具体在翻译实践上则要求外宣翻译在适切外宣目的，贴近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基础上进行适切的译策略选择。本文引入修辞劝说理论视角对外宣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为外宣翻译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和视域，有助于形成多途径、跨学科的外宣翻译研究格局。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观点不是要否定、取代前辈外宣翻译学者所总结和探索的理论成果，而是旨在补充和促进我国外宣翻译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发展，为探索有助于提高我国外宣翻译的外宣效果提供一个的新视角。
二、论语用学原理对翻译对等论的解释功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语用学原理对翻译对等论的解释功能（论文提纲范文）
（1）儒学“关键词”英译研究 ——以《孔子诗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对象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孔子诗论》英译研究国、内外现状 |
| 1.4.2 《诗大序》“关键词”英译研究国、内外现状 |
| 1.4.3 中国文论“关键词”国内、外英译研究现状 |
| 1.4.4 四书“关键词”国内、外英译研究现状 |
| 1.5 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意义 |
| 1.5.2 创新之处 |
| 1.6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1.6.1 研究思路 |
| 1.6.2 论文结构及内容 |
| 第二章 西方翻译理论历史中的“译意”观 |
| 2.1 导言 |
| 2.2 西方翻译理论史发展阶段的划分 |
| 2.3 语文学派——传统译论研究 |
| 2.4 语言学转向——翻译科学派的开启 |
| 2.5 “文化转向”下的“先锋”——文化学派 |
| 2.6 “文化转向”下的“强劲”力量——解构主义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孔子诗论》“关键词”英译中的“译意”倾向反思 |
| 3.1 导言 |
| 3.2 《诗》与孔子论《诗》 |
| 3.3 《论语》——孔子论《诗》之滥觞 |
| 3.4 “仁”以见义——《孔子诗论》的论诗特点 |
| 3.4.1 王者:参天地之“仁”人:第一简之“提纲”之论 |
| 3.4.2 以“关键词”为逻辑引线的“仁”思脉络 |
| 3.4.3 《关雎》七篇《诗》评之“仁”思 |
| 3.5 夫子之“仁”观照下《孔子诗论》“关键词”的界定 |
| 3.6 《孔子诗论》“关键词”英译中的“译意”倾向及其反思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孔子诗论》“关键词”英译研究 |
| 4.1 导言 |
| 4.2 回归“仁”道”:翻译理论的中华文化转向 |
| 4.2.1 “仁者爱人”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 |
| 4.2.2 儒家之“仁”的“生生”样态 |
| 4.3 “合内外之道也”:第一层级“关键词”的跨文化译解 |
| 4.3.1 “天人合一”之“仁” |
| 4.3.2 夫子之“文” |
| 4.3.3 诗以言“志” |
| 4.4 “执两用中,互生互成”:第二层级“关键词”的跨文化译解 |
| 4.4.1 主宰之“天” |
| 4.4.2 天降之“命” |
| 4.4.3 观心之“德” |
| 4.5 “阴阳反转,生生变易”:第三层级“关键词”的跨文化译解 |
| 4.5.1 培心之“性” |
| 4.5.2 礼乐之“礼” |
| 4.5.3 思、感之“心” |
| 4.6 “自我回归的‘参/三’的境界”:第四层级“关键词”的跨文化译解 |
| 4.6.1 以言“诚”(成)之 |
| 4.6.2 言以立“信”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孔子诗论图版 |
| 附录(二) 《孔子诗论》释文1 |
| 附录(三) 《孔子诗论》英译文(一) |
| 附录(四) 《孔子诗论》英译文(二) |
| 附录(五) 海德格尔“存在”视角下的“思想翻译” |
| 已发表论文 |
| 致谢 |
（2）中华典籍机器译文可接受性的调查研究 ——以《论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5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机器翻译的可接受性研究 |
| 2.2 典籍英译的可接受性研究 |
| 2.3 研究综述 |
| 第三章 理论框架 |
| 3.1 可接受性理论 |
| 3.1.1 国内外学者对可接受性的研究 |
| 3.1.2 本文的可接受性的界定 |
| 3.2 基于读者的机器译文可接受性评估模型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4.1 读者对象 |
| 4.2 研究工具 |
| 4.2.1 语料 |
| 4.2.2 机器翻译系统 |
| 4.3 研究方法与过程 |
| 第五章 《论语》机器译文的读者可接受度调查 |
| 5.1 可接受性视角下的《论语》英译文读者水平调查 |
| 5.2 《论语》英译机器译文的读者可接受度调查 |
| 5.2.1 词汇层面 |
| 5.2.2 句法层面 |
| 5.2.3 语义层面 |
| 5.2.4 主旨层面 |
| 5.2.5 译文的总体可接受度 |
| 5.3 读者可接受度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及其假设检验 |
| 5.3.1 验证假设1:相关分析 |
| 5.3.2 读者接受水平结构变量方差分析 |
| 5.3.3 检验假设2:分层回归分析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读者可接受度的《论语》机器译文质量评析 |
| 6.1 《论语》机器译文与人工译文对比分析 |
| 6.1.1 词汇层面 |
| 6.1.2 句法层面 |
| 6.1.3 语义层面 |
| 6.1.4 主旨层面 |
| 6.2 基于读者可接受度的《论语》机器译文质量评析 |
| 6.3 对机器翻译典籍的可接受性评估框架的修正 |
| 6.4 提高机器译文可接受性的对策和建议 |
| 6.4.1 译后编辑 |
| 6.4.2 语料库构建 |
| 6.4.3 机器翻译质量测评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本研究的结论与创新之处 |
| 7.2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附件 |
（3）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政治语篇中名词化翻译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目标 |
| 1.5 研究意义 |
| 1.6 章节安排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名词化研究回顾 |
| 2.1.1 名词化的本体研究 |
| 2.1.2 名词化的应用及实用研究 |
| 2.2 政治语篇翻译研究回顾 |
| 2.2.1 政治语篇翻译的经验与批评 |
| 2.2.2 政治语篇翻译的原则与目标 |
| 2.2.3 政治语篇翻译的策略与方法 |
| 2.3 功能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回顾 |
| 2.3.1 功能语言学对翻译核心问题的阐释 |
| 2.3.2 功能语言学理论在汉英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
| 2.4 本章小结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功能语言学的意义观 |
| 3.1.1 功能观 |
| 3.1.2 建构观 |
| 3.1.3 进化观 |
| 3.1.4 社会符号观 |
| 3.2 功能视角下名词化的对等与转移翻译策略 |
| 3.2.1 名词化对经验的重新识解 |
| 3.2.2 种族发生视角下翻译过程的再实例化模型 |
| 3.2.3 翻译对等与转移的语法隐喻理据 |
| 3.2.4 名词化对等与转移翻译策略 |
| 3.3 本章小结 第四章 研究方法 |
| 4.1 研究思路 |
| 4.1.1 分析模式与步骤 |
| 4.1.2 名词化的界定与识别 |
| 4.2 政治语篇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建设 |
| 4.2.1 平行语料库的发展与应用 |
| 4.2.2 语料库的构成 |
| 4.2.3 语料的预处理 |
| 4.2.4 语料的检索与抽样 |
| 4.3 本研究使用的参照语料库 |
| 4.4 本章小结 第五章 政治语篇及其翻译中汉英名词化的分布与类型 |
| 5.1 汉英名词化及其翻译策略分布 |
| 5.1.1 汉英名词化的分布特征 |
| 5.1.2 名词化对等与转移翻译策略的分布特征 |
| 5.2 汉英派生型名词化 |
| 5.2.1 源语语篇中的汉语派生名词化 |
| 5.2.2 目标语语篇中的英语派生名词化 |
| 5.3 汉英转类型名词化 |
| 5.3.1 源语语篇中的汉语转类名词化 |
| 5.3.2 目标语语篇中的英语转类名词化 |
| 5.4 汉英短语型名词化 |
| 5.4.1 源语语篇中的汉语“NP的VP”结构 |
| 5.4.2 目标语语篇中的英语“V-ingof”结构 |
| 5.5 本章小结 第六章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对等翻译策略 |
| 6.1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对等翻译策略的类型 |
| 6.1.1 系统型对等 |
| 6.1.2 实例型对等 |
| 6.2 政治语篇特色名词化表达的翻译 |
| 6.2.1 汉语“化”字格的翻译 |
| 6.2.2 汉语数式短语的翻译 |
| 6.3 名词化对等翻译策略与对外政治话语的建构 |
| 6.3.1 名词化所凝练的中国概念表述 |
| 6.3.2 名词化所凝练的中国道路表述 |
| 6.3.3 名词化所凝练的核心价值表述 |
| 6.4 本章小结 第七章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转移翻译策略 |
| 7.1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转移翻译策略的类型 |
| 7.1.1 隐喻化转移 |
| 7.1.2 去隐喻化转移 |
| 7.2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转移翻译策略的影响因素 |
| 7.2.1 语言系统因素 |
| 7.2.2 语篇类型因素 |
| 7.2.3 情景语境因素 |
| 7.2.4 文化语境因素 |
| 7.3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转移翻译策略的功能 |
| 7.3.1 重构功能 |
| 7.3.2 简化功能 |
| 7.3.3 概括功能 |
| 7.3.4 释义功能 |
| 7.4 名词化转移翻译策略与对外政治话语的建构 |
| 7.5 本章小结 第八章 结论 |
| 8.1 主要发现 |
| 8.2 贡献及创新点 |
| 8.3 研究启示 |
| 8.4 研究局限及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诠释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概念界定与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引言 |
| 2.2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研究综述 |
| 2.2.1 国内关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研究 |
| 2.2.2 国外关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研究 |
| 2.3 本研究所选语料翻译综述 |
| 2.3.1 《黄帝内经·素问》译介 |
| 2.3.2 《墨子》译介 |
| 2.3.3 《淮南子》译介 |
| 2.3.4 《梦溪笔谈》译介 |
| 2.4 现有研究的成绩与不足 |
| 2.4.1 成绩 |
| 2.4.2 不足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诠释学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研究耦合 |
| 3.1 引言 |
| 3.2 诠释学：理解与解释的科学 |
| 3.2.1 何为诠释学 |
| 3.2.2 诠释学视域中的意义 |
| 3.2.3 诠释学：理解与解释 |
| 3.3 诠释学与翻译学的耦合 |
| 3.4 本研究依据的诠释学理论 |
| 3.4.1 理解与诠释 |
| 3.4.2 文本：理解与诠释的客体 |
| 3.4.3 历史性：理解与诠释发生的时间境域 |
| 3.4.4 诠释的主体性 |
| 3.4.5 理解与诠释的开放性与有限性 |
| 3.5 本研究之诠释学框架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诠释之本体论维度 |
| 4.1 引言 |
| 4.2 本体论概念 |
| 4.2.1 西方本体论 |
| 4.2.2 中国本体论 |
| 4.2.3 本研究之本体论概念 |
| 4.3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本体研究 |
| 4.3.1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本体根源性范畴 |
| 4.3.2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本体属性 |
| 4.4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本体英译诠释 |
| 4.4.1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本体根源性范畴英译诠释 |
| 4.4.2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本体属性英译诠释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诠释之认识论维度 |
| 5.1 引言 |
| 5.2 本研究之认识论概念 |
| 5.3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诠释的客体 |
| 5.3.1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文本特征 |
| 5.3.2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文本特征英译诠释 |
| 5.4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诠释的主体 |
| 5.4.1 前理解：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诠释的前提 |
| 5.4.2 主体间性：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主体间的协商 |
| 5.4.3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历史意识中的视域融合 |
| 5.4.4 主体诠释的限制性与制约性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诠释之方法论维度 |
| 6.1 引言 |
| 6.2 中国古代科技方法简介 |
| 6.3 中国古代科技方法形式及其内涵 |
| 6.3.1 象思维科技方法及其内涵 |
| 6.3.2 逻辑思维方法及其内涵 |
| 6.3.3 其他科技方法及其内涵 |
| 6.4 中国古代科技方法英译诠释 |
| 6.4.1 象思维方法英译诠释 |
| 6.4.2 逻辑思维方法英译诠释 |
| 6.4.3 其他科技方法英译诠释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本研究的发现 |
| 7.2 本研究的价值与创新 |
| 7.3 本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 7.4 未来研究的前景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出版的编译着及主持课题 |
| 致谢 |
（5）机构话语翻译中的目的等效研究 ——以法庭口译中的话语标记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建构意义 |
| 1.2.2 学科交叉意义 |
| 1.2.3 语料库建设意义 |
| 1.2.4 维护司法公平与正义的现实意义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语料 |
| 1.7 研究提纲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机构话语概述 |
| 2.2 话语标记语研究综述 |
| 2.2.1 国外话语标记语研究综述 |
| 2.2.2 国内话语标记语研究综述 |
| 2.2.3 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能综述 |
| 2.2.4 英汉话语标记语翻译研究综述 |
| 2.3 语用翻译研究综述 |
| 2.3.1 国外语用翻译研究综述 |
| 2.3.2 国内语用翻译研究综述 |
| 2.4 机构话语翻译中的语用目的等效研究综述 |
| 2.4.1 语用目的 |
| 2.4.2 口译目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
| 2.4.3 翻译中的对等和等效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目的等效翻译原则的理论构建-从“言有所为”到“译有所为” |
| 3.1 目的等效框架的理论基础 |
| 3.1.1 翻译中的基本问题 |
| 3.1.2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 |
| 3.1.3 从对等范畴到目的范畴 |
| 3.2 目的等效框架的理论构建 |
| 3.2.1 机构话语中的“言有所为” |
| 3.2.2 机构话语中的“译有所为” |
| 3.2.3 传统对等理论VS目的等效假设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语言文化体系中的目的等效 |
| 4.1 语言层面的目的等效 |
| 4.1.1 词汇层面 |
| 4.1.2 句法层面 |
| 4.1.3 语篇层面 |
| 4.1.4 语用层面 |
| 4.2 文化层面的目的等效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机构体系中的目的等效 |
| 5.1 机构话语中的社会量度 |
| 5.1.1 对机构语境的关联顺应 |
| 5.1.2 对社会角色的关联顺应 |
| 5.1.3 对庭审程序的关联顺应 |
| 5.2 机构话语中的权力关系与翻译 |
| 5.2.1 目的关系 |
| 5.2.2 话语权力 |
| 5.3 机构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和翻译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话语使用者评价态度体系目的等效 |
| 6.1 法庭被告应答信息短缺的目的顺应 |
| 6.1.1 信息短缺的应答的定义及类型 |
| 6.1.2 信息短缺的语用研究 |
| 6.2 法庭口译员的角色定位研究 |
| 6.2.1 背景 |
| 6.2.2 法庭话语的特殊性 |
| 6.2.3 译员的主体性意识 |
| 6.2.4 中英法庭口译员的角色定位 |
| 6.3 法庭口译员角色定位的伦理思考 |
| 6.3.1 主体性意识下的中英法庭口译员角色定位 |
| 6.3.2 译员主体性意识的辩证认识 |
| 6.3.3 译员伦理意识的构建---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 |
| 6.3.4 中英法庭口译员四种角色定位的伦理思考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法庭口译中的目的等效(1)---以语篇功能话语标记语为例 |
| 7.1 话题结构话语标记语 |
| 7.1.1 话题结构标记语功能和分类 |
| 7.1.2 话题结构标记语子范畴例析 |
| 7.1.3 话题标记语的目的分析 |
| 7.2 衔接连贯类话语标记语 |
| 7.2.1 衔接连贯类标记语功能和分类 |
| 7.2.2 衔接连贯类标记语子范畴例析 |
| 7.3 证据来源标记语 |
| 7.4 重述话语标记语 |
| 7.4.1 重述标记语的定义与分类 |
| 7.4.2 重述标记语引导的逻辑关系 |
| 7.4.3 重述标记语的语用功能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法庭口译中的目的等效(2)---以人际功能话语标记语为例 |
| 8.1 含糊表达话语标记语 |
| 8.2 明确表达话语标记语 |
| 8.3 评价态度话语标记语 |
| 8.3.1 话语评价标记语 |
| 8.3.2 言语行为评价标记语 |
| 8.4 交际主体话语标记语 |
| 8.4.1 基于礼貌原则的言语方式标记语 |
| 8.4.2 信息状态标记语 |
| 8.4.3 召唤读者标记语 |
| 8.5 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对比和目的等效 |
| 8.5.1 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对比 |
| 8.5.2 语标记语的目的等效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 |
| 9.1 本文的结论 |
| 9.2 本文创新之处 |
| 9.3 本文不足之处 |
| 9.4 后续研究前景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下《道德经》英译中的视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问题与假设 |
| 1.4 研究方法与语料收集 |
| 1.5 论文框架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引言 |
| 2.2 汉语典籍英译研究概述 |
| 2.2.1 东学西渐背景下的汉语典籍英译 |
| 2.2.2 《道德经》英译版本及研究现状 |
| 2.3 视点的界定与研究 |
| 2.3.1 视点概念界定 |
| 2.3.2 视点的分类 |
| 2.3.3 视点研究回顾 |
| 2.4 语言选择研究回顾 |
| 2.4.1 语言类型或语言变体的选择 |
| 2.4.2 语言的本体选择 |
| 2.5 与视点相关的翻译理论和策略回顾 |
| 2.5.1 等效论 |
| 2.5.2 目的论 |
| 2.5.3 改写-操纵理论 |
| 2.5.4 直译-意译 |
| 2.5.5 归化翻译-异化翻译 |
| 2.5.6 显性翻译和隐性翻译 |
| 2.6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下的翻译研究概述 |
| 2.6.1 元功能与翻译 |
| 2.6.2 语法隐喻与翻译 |
| 2.6.3 语篇评价与翻译 |
| 2.6.4 语境与翻译 |
| 2.7 小结 |
| 第3章 理论基础 |
| 3.1 系统功能语言学相关理论 |
| 3.1.1 元功能理论 |
| 3.1.2 语法隐喻理论 |
| 3.1.3 评价系统理论 |
| 3.2 翻译中的视点与语言选择 |
| 3.2.1 作者视点与译者视点 |
| 3.2.2 翻译中的视点与语境 |
| 3.2.3 翻译中的视点与意义选择 |
| 3.2.4 翻译中的视点与词汇语法 |
| 3.3 翻译中的视点、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
| 3.3.1 视点与主体性 |
| 3.3.2 视点与主体间性 |
| 3.4 翻译中的视点与翻译策略 |
| 3.4.1 视点与翻译对等 |
| 3.4.2 视点与翻译目的 |
| 3.4.3 视点、直译与意译 |
| 3.4.4 视点与翻译中的显化和隐化 |
| 3.4.5 视点与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 |
| 3.4.6 视点与翻译中的改写和操纵 |
| 3.5 《道德经》译者的翻译观概述 |
| 3.5.1 辜正坤的翻译观 |
| 3.5.2 亚瑟·韦利的翻译观 |
| 3.6 小结 |
| 第4章 《道德经》英译中视点的元功能研究 |
| 4.1 引言 |
| 4.2 《道德经》英译中视点的概念功能分析 |
| 4.2.1 经验识解与译者视点 |
| 4.2.2 逻辑功能与译者视点 |
| 4.2.3 概念隐喻与译者视点 |
| 4.3 《道德经》英译中视点的人际功能分析 |
| 4.3.1 语气系统与译者视点 |
| 4.3.2 情态系统与译者视点 |
| 4.3.3 指示语与译者视点 |
| 4.3.4 评价系统与译者视点 |
| 4.3.5 人际隐喻与译者视点 |
| 4.4 《道德经》英译中视点的语篇功能分析 |
| 4.4.1 主位结构与译者视点 |
| 4.4.2 信息结构与译者视点 |
| 4.4.3 衔接、连贯与译者视点 |
| 4.4.4 语篇隐喻与译者视点 |
| 4.5 小结 |
| 第5章 《道德经》英译中的视点与语言选择 |
| 5.1 引言 |
| 5.2 视点与语言选择的语境 |
| 5.2.1 视点与语境 |
| 5.2.2 语言选择的语境 |
| 5.3 视点与翻译语言选择的互动关系 |
| 5.3.1 视点对翻译语言选择的影响 |
| 5.3.2 视点在翻译语言选择中的体现 |
| 5.4 视点与翻译语言选择的形式和功能 |
| 5.4.1 翻译语言功能体现对比 |
| 5.4.2 翻译语言形式选择对比 |
| 5.5 小结 |
| 第6章 《道德经》英译中的主体性、主体间性与视点 |
| 6.1 引言 |
| 6.2 翻译中的主体性和意向性 |
| 6.2.1 翻译中的主体性 |
| 6.2.2 翻译中的意向性 |
| 6.3 翻译中的主体间性 |
| 6.3.1 翻译主体的多重性 |
| 6.3.2 中心主体和主体间性 |
| 6.4 小结 |
| 第7章 《道德经》英译中的视点与翻译策略 |
| 7.1 引言 |
| 7.2 翻译原理、翻译策略与翻译技巧 |
| 7.3 翻译策略的构成要素和特征 |
| 7.3.1 翻译策略的构成要素 |
| 7.3.2 翻译策略的特征 |
| 7.4 翻译策略类别与视点 |
| 7.4.1 直译和意译 |
| 7.4.2 显性翻译和隐性翻译 |
| 7.4.3 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 |
| 7.4.4 翻译中的改写和操纵 |
| 7.5 小结 |
| 第8章 结语 |
| 8.1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本研究的启示 |
| 8.3 本研究的不足与局限 |
| 8.4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道德经》辜译汉本、韦译汉本和英译对比 |
| 致谢 |
（7）翻译作为再实例化过程的语篇意义对等及译者主体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对等”内涵的不同诠释 |
| 3.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的语篇翻译探究 |
| 3.1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的语篇翻译过程 |
| 3.1.1 语篇作为语言使用的实例 |
| 3.1.2 翻译作为再实例化过程 |
| 3.2 翻译作为再实例化过程的语篇意义对等 |
| 3.2.1 翻译作为再实例化过程的质量追求 |
| 3.2.2 语篇性质的内涵 |
| 3.3 小结 |
| 4. 翻译作为再实例化过程中译者的主体作用 (2) |
| 4.1 原文理解中的语用推理 |
| 4.2 原文的语境因素分析 |
| 4.3 语篇再生中的语义建构 |
| 4.4 语篇再生中文化差异的融通 |
| 5. 结语 |
（8）基于语料库对《论语》卫礼贤德译本的跨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辞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现状 |
| 1.4.1 篇章观的研究现状及其与篇章语言学发展的关联 |
| 1.4.2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研究现状 |
| 1.4.3 跨文化研究有关理论研究现状 |
| 1.4.3.1 跨文化性的研究 |
| 1.4.3.2 高语境与低语境的研究 |
| 1.4.3.3 移情在跨文化研究与翻译中的研究 |
| 1.5 论文结构 |
| 2. 理论框架介绍 |
| 2.1 篇章语用学基础理论 |
| 2.2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 |
| 2.2.1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概述 |
| 2.2.2 Reiβ与篇章类型 |
| 2.2.2.1 Reiβ的篇章类型以及翻译批评模式 |
| 2.2.2.1.1 Reiβ的篇章类型模式 |
| 2.2.2.1.2 影响翻译和翻译标准的语言内和语言外因素 |
| 2.2.2.1.3 Reiβ翻译理论的贡献和局限 |
| 2.2.3 Vermeer与目的论 |
| 2.2.3.1 对翻译的重新定义 |
| 2.2.3.1.1 翻译是有意图的交际互动行为 |
| 2.2.3.1.2 源语篇章在翻译中的地位 |
| 2.2.3.1.3 翻译是跨文化行为 |
| 2.2.3.2 Skopos及相关概念的含义 |
| 2.2.3.3 三项原则:目的、连贯、忠实 |
| 2.2.3.3.1 目的原则 |
| 2.2.3.3.2 篇际一致和篇内一致 |
| 2.2.3.4 现实中的翻译过程 |
| 2.2.3.5 适当vs对等 |
| 2.2.3.6 Vermeer翻译理论的贡献 |
| 2.2.4 Nord与"功能加忠诚"理论 |
| 2.2.4.1 翻译为导向的篇章分析模式 |
| 2.2.4.2 翻译中的篇章功能分类:指称/表达/呼唤/交感功能 |
| 2.2.4.3 文献型翻译与工具型翻译 |
| 2.2.4.4 "功能加忠诚"理论 |
| 2.2.4.5 Nord理论的贡献相对性 |
| 2.2.5 小结 |
| 2.3. 跨文化研究理论 |
| 2.3.1 跨文化性 |
| 2.3.1.1 概念 |
| 2.3.1.2 跨文化性与译者 |
| 2.3.2 边界 |
| 2.3.2.1 概念 |
| 2.3.2.2 边界与翻译 |
| 2.3.3 视角与移情 |
| 2.3.3.1 视角 |
| 2.3.3.2 移情 |
| 2.3.3.2.1 概念 |
| 2.3.3.2.2 译者的移情 |
| 2.3.4 高低语境 |
| 2.3.4.1 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 |
| 2.3.4.2 高低语境与翻译 |
| 2.3.5 小结 |
| 3 《论语》、译本及自建汉德双语语料库描述 |
| 3.1 《论语》概述 |
| 3.2 卫礼贤及其《论语》译本 |
| 3.2.1 卫礼贤简介 |
| 3.2.2 《论语》卫礼贤德语译本 |
| 3.3 《论语》其他译本 |
| 3.4 《论语》汉德平行语料库 |
| 3.4.1 平行语料库 |
| 3.4.2 《论语》汉德平行语料库的创建方法 |
| 3.4.2.1 建立单语语料库 |
| 3.4.2.2 建立双语平行语料库 |
| 3.4.2.3 使用软件 |
| 3.5 本章小结 |
| 4. 《论语》卫礼贤译本的跨文化性与翻译策略 |
| 4.1 《论语》卫礼贤译本的跨文化性 |
| 4.1.1 作为译者的跨文化性 |
| 4.1.2 移情在卫礼贤翻译过程中的作用 |
| 4.1.3 高低语境在卫礼贤译本中的体现及翻译策略 |
| 4.1.3.1 省略的处理 |
| 4.1.3.2 添加句法成分 |
| 4.2 《论语》卫礼贤译本的翻译策略 |
| 4.2.1 《论语》篇章类型 |
| 4.2.2 工具型翻译与文献型翻译 |
| 4.3 本章小结 |
| 5 《论语》卫礼贤译本中国文化特色概念翻译分析 |
| 5.1 仁 |
| 5.1.1 跨文化视角下卫礼贤译本的翻译策略 |
| 5.1.2 与其他译本比较 |
| 5.2 义 |
| 5.2.1 跨文化视角下卫礼贤译本的翻译策略 |
| 5.2.2 与其他译本比较 |
| 5.3 礼 |
| 5.3.1 跨文化视角下卫礼贤译本的翻译策略 |
| 5.3.2 与其他译本比较 |
| 5.4 德 |
| 5.4.1 跨文化视角下卫礼贤译本的翻译策略 |
| 5.4.2 与其他译本比较 |
| 5.5 孝、悌 |
| 5.5.1 跨文化视角下卫礼贤译本的翻译策略 |
| 5.5.2 与其他译本比较 |
| 5.6 忠 |
| 5.6.1 跨文化视角下卫礼贤译本的翻译策略 |
| 5.6.2 与其他译本比较 |
| 5.7 道 |
| 5.7.1 跨文化视角下卫礼贤译本的翻译策略 |
| 5.7.2 与其他译本比较 |
| 5.8 君子 |
| 5.8.1 跨文化视角下卫礼贤译本的翻译策略 |
| 5.8.2 与其他译本比较 |
| 5.9 本章小结 |
| 6. 结束语与展望 |
| 6.1 本研究内容概述 |
| 6.2 研究结论 |
| 7.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平行语料库汉语《论语》文本具体版权信息 |
| 附录2 平行语料库德语《论语》文本具体版权信息 |
| 附录3 平行语料库建设中参考的朱熹《四书集注》具体版权信息 |
| 附录4 平行语料库建设中参考的汉德对照文本1具体版权信息 |
| 附录5 平行语料库建设中参考的汉德对照文本2具体版权信息 |
（9）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国内外理雅各研究现状 |
| 1.1.1 以译者为中心的人物评传 |
| 1.1.2 以原文为中心的译文指暇 |
| 1.1.3 以译文为中心的“后学”批评 |
| 1.1.4 以“经文辩读”为方法的中西思想对话 |
| 1.1.5 以文献为中心的历史考辨 |
| 1.2 翻译研究的话语路径 |
| 1.2.1 福柯“话语”的意义 |
| 1.2.2 话语与翻译 |
| 1.2.3 译者话语系统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研究架构及内容 |
| 第二章 翻译与人生——理雅各其人其世 |
| 2.1 理雅各其人 |
| 2.1.1 人生的展开 |
| 2.1.2 中国传教生涯 |
| 2.1.3 牛津大学学者生涯 |
| 2.2 理雅各之身份与时世 |
| 2.2.1 传教士理雅各与19 世纪英国在华传教史 |
| 2.2.2 汉学家理雅各与19 世纪英国汉学(翻译)史 |
| 2.2.3 翻译者理雅各与19 世纪英国翻译史 |
| 2.3 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的社会文化网络 |
| 2.3.1 中国人和中国书 |
| 2.3.2 西人和西书 |
| 第三章 翻译即话语——理雅各的翻译 |
| 3.1 中文译述——翻译作为传教的工具 |
| 3.1.1 《圣经》诠释 |
| 3.1.2 章回小说 |
| 3.1.3 方言故事 |
| 3.1.4 教学材料 |
| 3.2 《中国经典》——中国典籍的标准译本 |
| 3.2.1 《中国经典》五卷本翻译始末 |
| 3.2.2 《中国经典》五卷本的特点 |
| 3.2.3 《中国经典》的影响 |
| 3.2.4 三个问题 |
| 3.3 《中国圣书》——中国宗教的发明 |
| 3.3.1 《东方圣书》的编纂思想 |
| 3.3.2 “儒教文本”之《书经》、《诗经》、《孝经》 |
| 3.3.3 “儒教文本”之《易经》 |
| 3.3.4 “儒教文本”之《礼记》 |
| 3.3.5 “道教文本” |
| 3.3.6 从“经典”到“圣书”——理雅各翻译和阐释中国古代经典思想的演变 |
| 3.4 纯文学作品——与中国经典的互文阅读体验 |
| 3.4.1 史传小说 |
| 3.4.2 古代散文 |
| 3.4.3 诗词歌赋 |
| 3.5 理雅各的翻译话语 |
| 3.5.1 翻译目的与预设读者 |
| 3.5.2 翻译策略与阐释原则 |
| 3.5.3 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的诠释学反思 |
| 第四章 “忠实”翻译话语下孟子“性善”论的翻译与中西辨读 |
| 4.1 翻译的“信”史 |
| 4.2 理雅各的翻译“忠实”论 |
| 4.3 理雅各对孟子“性善”的翻译与阐释 |
| 4.3.1 别有所指的HOW |
| 4.3.2 “人性本善”与“人性之趋向善” |
| 4.3.3 “善”的定义 |
| 4.3.4 人性论的中西“辩读”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对等”翻译话语下“上帝”的翻译与译名之争 |
| 5.1 翻译的“对等”概念 |
| 5.2 理雅各解决“译名之争”的社会学解释 |
| 5.3 《儒教与基督教的关系》(1877) |
| 5.4 《中国圣书》中“上帝”的翻译 |
| 5.4.1 理雅各的论述 |
| 5.4.2 传教士的质询 |
| 5.4.3 理雅各的答复 |
| 5.5 《中国宗教》(1880) |
| 5.5.1 理雅各的比较论述 |
| 5.5.2 理雅各比较思想的根源 |
| 5.5.3 评论者的意见 |
| 5.6 《比较宗教知识于传教事业的意义》(1886) |
| 5.7 理雅各的比较护教论 |
| 5.8 译名之争事实上的解决 |
| 5.9 小结 |
| 第六章 “确当翻译”翻译话语下“道”的多样化阐释 |
| 6.1 确当翻译与释译 |
| 6.2 理雅各的译与释 |
| 6.3 儒家之“道”的译与释 |
| 6.3.1 政治意义之“道” |
| 6.3.2 人伦意义之“道” |
| 6.3.3 形而上意义之“道” |
| 6.4 道家之“道”的译与释 |
| 6.4.1 理雅各英译《道德经》的社会文化网络 |
| 6.4.2 理雅各诠释道家之“道”的原则与方法 |
| 6.4.3 理雅各对老子之“道”的解读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重译”翻译话语下《论语》、《中庸》多译本比析与理雅各思想的转变 |
| 7.1 “重译”的翻译学论述 |
| 7.1.1 重译假说 |
| 7.1.2 重译原因 |
| 7.1.3 修订与重译 |
| 7.2 《论语》的修订 |
| 7.2.1 初版本相对于样本的修订 |
| 7.2.2 修订本相对于初版本的修订 |
| 7.3 《中庸》的重译 |
| 7.3.1 重读《中庸》 |
| 7.3.2 “中庸”的重译 |
| 7.3.3 “诚”的重译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理雅各的讣告和悼念文章目录 |
| 附录二 理雅各着译作品目录 |
| 附录三 理雅各译作书评目录 |
| 附录四 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参考书目 |
| 附录五 理雅各年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摘要 Abstract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源起 |
| 1.2 研究问题 |
| 1.3 选题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构成 第二章 外宣翻译研究概述 |
| 2.1 外宣相关术语的概述与厘定 |
| 2.1.1 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 |
| 2.1.2 对外宣传与对内宣传 |
| 2.1.3 翻译与外宣翻译 |
| 2.2 外宣翻译的研究视角概述 |
| 2.2.1 实践经验总结研究路径 |
| 2.2.2 跨文化传播学理论视角 |
| 2.2.3 语用学理论的研究视角 |
| 2.2.4 功能—目的论研究视角 |
| 2.2.5 其它外宣翻译研究视角 |
| 2.3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外宣翻译研究的局限与修辞劝说理论引入外宣翻译研究的理据 |
| 3.1 外宣翻译研究尚存在的缺失与局限 |
| 3.1.1 外宣翻译的效果评估 |
| 3.1.2 外宣翻译的“宣”与“译”的定位 |
| 3.1.3 外宣翻译的受众接受心理研究 |
| 3.1.4 译者主体性的能动发挥 |
| 3.2 外宣翻译与修辞劝说的主要契合点 |
| 3.2.1 外宣翻译和话语修辞均以沟通与劝服为目的 |
| 3.2.2 外宣翻译与话语修辞均凸显受众的中心地位 |
| 3.2.3 外宣翻译与修辞研究均具明显的跨学科特点 |
| 3.2.4 外宣翻译与话语修辞均关注语境的因素 |
| 3.2.5 外宣翻译与话语修辞均属言语交际行为 |
| 3.3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外宣翻译研究的修辞劝说视角——修辞劝说理论溯源 |
| 4.1 修辞劝说的经典理论：亚里士多德修辞诉诸三模式 |
| 4.1.1 诉诸修辞者人格（ethos） |
| 4.1.2 诉诸受众的情感（pathos） |
| 4.1.3 诉诸论证理性（logos） |
| 4.2 修辞劝服的核心因素：受众 |
| 4.3 修辞论辩的运作机制：选择、在场与交流 |
| 4.4 修辞劝服的中心概念：“劝说”与“认同” |
| 4.5 修辞话语产生的基础：修辞情境 |
| 4.6 广义修辞学之“双向交流”与“预设” |
| 4.7 本章小结 第五章 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启示意义与策略构想 |
| 5.1 修辞劝说理论视角下对外宣翻译的再认识 |
| 5.1.1 对外宣翻译的再认识 |
| 5.1.2 对外宣译者的再认识 |
| 5.1.3 对外宣翻译过程的再认识 |
| 5.2 修辞劝说理论对外宣翻译实践的启示 |
| 5.2.1 运用修辞诉诸手段，增强外宣译文的劝服效果 |
| 5.2.2 以目标受众为中心，提高外宣译文的可接受性 |
| 5.2.3 因应外宣翻译情势，适切地选材、择语与谋篇 |
| 5.2.4 在翻译中建立“认同”，实现外宣译文的有效劝服 |
| 5.2.5 选择性地构建“在场”，塑造真实正面的国家形象 |
| 5.3 基于修辞劝说理论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策略构想 |
| 5.3.1 外宣翻译的任务与目的：知之、好之、同之 |
| 5.3.2 外宣翻译的原则：忠诚、求效、适切 |
| 5.3.3 外宣译文话语建构中的修辞运作：觅材/择语/谋篇/创新 |
| 5.4 本章小结 第六章 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外宣翻译译例分析 |
| 6.1 新闻外宣翻译——以地方政府政务英文网新闻翻译为例 |
| 6.1.1 新闻翻译与地方政府政务新闻翻译的定义与特点 |
| 6.1.2 修辞劝说视角下地方政务新闻翻译的目的与原则 |
| 6.1.3 地方政府政务网站对外新闻翻译的译材选择 |
| 6.1.4 修辞劝说视角下地方对外新闻翻译译策选择 |
| 6.2 外宣资料翻译——以对外推介性文本英译为例 |
| 6.2.1 对外推介性文本的特点与功能 |
| 6.2.2 推介性文本外宣翻译中修辞风格的适应与调整 |
| 6.2.3 推介性文本外宣翻译中诉诸手段的选择与运用 |
| 6.3 典籍外宣翻译——辜鸿铭儒经翻译的修辞劝说视角解读 |
| 6.3.1 文化外宣翻译背景下的典籍翻译 |
| 6.3.2 辜鸿铭儒经翻译动机的修辞情景理论视角解读 |
| 6.3.3 辜鸿铭儒经翻译译策选择的修辞劝服视角解读 |
| 6.3.3.1 凸显儒学道德力量，构建译本修辞人格 |
| 6.3.3.2 采用“归化译法”，适应受众期待 |
| 6.3.3.3 以西释中，建立“认同” |
| 6.3.4 辜鸿铭儒经翻译的修辞解读对典籍外译的启示 |
| 6.4 本章小结 第七章 结论 |
| 7.1 研究回顾与总结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参考文献 |
四、论语用学原理对翻译对等论的解释功能（论文参考文献）
- [1]儒学“关键词”英译研究 ——以《孔子诗论》为中心[D]. 吕芳. 南京大学, 2020(09)
- [2]中华典籍机器译文可接受性的调查研究 ——以《论语》为例[D]. 刘雨婷.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2)
- [3]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政治语篇中名词化翻译策略研究[D]. 唐革亮.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2)
- [4]诠释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研究[D]. 刘性峰. 苏州大学, 2018(12)
- [5]机构话语翻译中的目的等效研究 ——以法庭口译中的话语标记语为例[D]. 孙炳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6]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下《道德经》英译中的视点研究[D]. 施云峰. 西南大学, 2017(04)
- [7]翻译作为再实例化过程的语篇意义对等及译者主体作用[J]. 杨忠.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7(04)
- [8]基于语料库对《论语》卫礼贤德译本的跨文化研究[D]. 李小龙.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7)
- [9]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D]. 丁大刚.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10]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D]. 袁卓喜.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