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水利学科资助项目汇总（论文文献综述）
李阳[1]（2021）在《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文中认为当今时代,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革命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加速了全球人才、信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世界各国间的科技力量在悄然间发生着变化。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不仅是全球经济社会的变革,每一次革命过程也必然会改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分布,重塑世界实力对抗格局。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崛起,美国科技霸主地位受到挑战、中美之间的科技博弈屡次触碰着科研工作者的神经。如何在未来科技竞争中处于领先位置,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提高科技创新对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这一切都离不开一流科研机构的支撑,而国家级实验室就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满足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科技需求。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大国科技博弈的重要体现,为保持国家科技竞争力提供了驱动力,也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保障。美国庞大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距今已经历了八十余年的发展历史,积累了成功的管理经验,也是满足国家科技全球领先的重要支撑,在建设管理创新上以及科研实力上领先于全球。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兴建于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之路不断发展壮大,但相较于世界发达水平,在建设管理经验、科技体制创新及科研实力等方面还有许多不足。因此,以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参照标准进行深入比较,总结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发现建设经验的共性与个性、寻找科研实力比较中的优势与不足,为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及发展寻找经验借鉴,对于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研究成果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希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来看,两国实验室各自经历了怎样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建设的侧重点是什么,各阶段的科技政策对实验室发展有何导向,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又有哪些?（2）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运行来看,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各有什么特点,在这些方面中,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建设特征又有什么异同,美国实验室的建设经验对中国有何启示?（3）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科研实力来看,两国实验室在体现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主导地位方面、论文影响力方面的科研实力差距有多少;基于文献属性数据的特征差异有哪些,这些差异对两国实验室论文产出、影响力及主导地位的影响又有哪些?本文以比较研究作为研究视角,重点进行了以下方面的研究工作:（1）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进行对比分析。对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进行了划分;结合时代政策背景,对两国实验室各自的发展建设过程、学科分布特点、部门及地域分布特点、建设成效、阶段性特征进行分析,深入了解每一阶段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变化;总结出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相同点及差异。（2）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梳理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方面的特点;围绕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科研合作五个方面,总结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方面的共性与个性。（3）基于目前代表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数据库,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比较分析。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学、数据挖掘、Logistic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统计分析工具,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国际合作、影响力等角度进行量化比较,以明确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的差异。最终,通过对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多方面的比较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及阶段特征的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兴起于不同的时代背景,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建设历程。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作为全球领先的科研机构,兴起于战争年代,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成为了其建设初衷。先后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且过程中出现了两次较大的争议。实验室的发展紧密围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展开,进行学科建设的布局与前沿科学领域的探索,尤其是美苏冷战时期,持续增加的军费资助为实验室的研究发展印上了明显的军事化色彩。相较而言,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发展建设起步较晚,与改革开放后的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基本同步,基本依托重点高校及各部门进行运行管理,以材料科学、工程科学等工程类学科研究为主。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艰难的起步后,实验室的发展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推进走向市场化协同创新的道路,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服务,在发展方面呈现出快速上升的态势。（2）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中的特色及管理经验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上既有共同的经验又各具特色。通过对中美典型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特征进行分析,作者发现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兴起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两国在科技、经济等发展阶段上处于不同节点,形成了美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定位于人类终极科学问题的探索,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主要还是定位在满足国家科技战略需求层面。两国不同的制度体制也形成了不同的实验室管理模式,美国强调以市场参与为主,政府主导为辅,实验室体系的发展以“自下而上”科技决策体系为主;中国更强调决策主体集中,注重政府的政策引导,实验室多以执行上级科技政策为主。此外,两国实验室在科研经费的预算及拨付制度、实验室的监管主体及实验室主任的选聘与权责方面也都存在着显着差异。（3）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的科研实力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科研实力方面各有优势,美国在多个方面保持着相对优势,我国在论文产出方面取得了显着的进步。研究发现,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产出数量的比较上,中国无论是在产出总量还是发展增速方面均有明显的优势;且通过关联规则算法对中美论文产出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作者数量为5人及以上为中美论文产出的最主要合作方式;中国论文产出受参与单位的数量作用不显着,当有国内基金参与资助时会显着提高两国实验室的发文量。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比较上,在中美两国间实验室的合作论文方面,美国的主导地位高于中国;在中美实验室参与国际合作论文方面,中国的主导地位强于美国;在中美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的特征方面,论文流向国内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正向影响;资助基金数量及资助基金类别为“无国内基金参与”时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负向影响。在基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比较上,美国在被引频次及影响因子方面的影响力均强于中国;在论文影响力的特征方面,中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均受到作者数量、出版时间、资助基金数量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作者数量、资助基金数量等对中国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作用程度大于对美国的影响。本研究的创新点可以概括地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对以国家级实验室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建设与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科学技术强国,拥有雄厚的资本及一流的人才储备,众多的国家级实验室成为了其科技研发的排头兵,也成为了国家科技创新力量的坚实保障。联邦国家实验室体系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并积累了卓有成效的管理经验,拥有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及其规律,进而探索科研管理机制创新,为突破美国科技封锁,探索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及科研机构改革创新很有价值。（2）拓展了文献计量学理论在科技评价中的应用与实践。国家级实验室是进行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工作的重要科研机构。科技论文是体现国家或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反映国家或科研机构科研实力的主要方面。本文基于ESI及JCR等数据库,以高被引论文为视角,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理论指导,通过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量化分析,可以进一步明确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现状及差异水平,对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体系的成效进行了检验。另一方面,文献计量学理论以科技论文及各种文献数据特征为研究对象,可以实现对国家或地区、科研机构、学者等学科结构、产出数量、影响力变化等科研动态的科学评价,对于两国实验室科技论文产出及其深层次因素及规律进行探讨,在填补对国家级实验室定量化研究空白的基础上,逐渐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评价体系,以便指导政策实践。（3）为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深化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丰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概念,指导政府科技政策的实施与制度创新,更好地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以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中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根植于独有的政治、文化背景,在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上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着独有的现实困境与发展难题。在深入研究美国国家实验室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不照搬照抄美国模式,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结合有益经验探索中国模式,缩小与先进水平的实力差距,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实验室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杜会英[2]（2021）在《性别差异视角下NSFC项目负责人的学术表现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
李青[3]（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杨薇[4]（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曾伟民[5]（2020）在《学科交叉对产学研合作倾向与创新绩效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产学研合作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技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中美经贸斗争向高科技产业延伸,我国在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日益凸显。加强产学研合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显得尤为迫切。从知识共享的角度来看,产学研合作是一种实现专业知识资源的优化配置的模式。各方主体以专业知识共享的方式,实现知识传递、转化和反馈,充分发挥知识的溢出效应,实现各方主体的知识增值。进入大科技时代以来,科学技术随着经济飞跃发展实现了重大突破,各学科研究不再局限于自身交流与发展,相互交叉的程度逐步加深,传统的学科界限愈加模糊。学科交叉成为了创新的动力和源泉,彼此之间不断融合、渗透,呈现出从单一学科向多学科交叉的范式转变趋势。虽然产学研合作中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目前已经成为广泛共识,但是学科交叉对产学研合作的影响,目前少有研究。本文从我国三大产业部门每项代表性技术的案例分析出发,探讨学科交叉对产学研合作倾向与创新绩效影响的具体表现,形成研究假设与框架。以2008-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作为样本数据,进行二次处理,再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聚类分析、多维尺度分析、多元线性回归等多种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深入挖掘。研究表明,学科交叉从交叉规模、交叉强度对产学研合作产生影响。学科交叉强度对提高产学研合作倾向产生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并对高校牵头的产学研合作倾向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学科交叉规模、学科交叉强度共同对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通过社会网络中心性分析发现,学科交叉的点度中心性对提高相关产学研合作机构的影响力,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本文研究成果将有助于加深对产学研合作实践中学科交叉的理解,并为相关政策制定方、合作参与方提供借鉴参考。
初亚奇[6]（2020）在《水生态与水安全关联耦合视角下的寒地海绵城市规划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突变与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导致城市自然水文循环被严重破坏,城市水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降低,从而引发城市内涝、水生态系统退化等一系列水安全与水生态问题。同时,寒地城市独特的地域气候特征与水文条件等,致使城市发展与水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突出,城市雨洪管理实施难度增加。因此,本文以水生态与水安全关联耦合为视角,从流域、城市、河段多尺度构建寒地海绵城市规划体系,满足城市雨洪管理需求,提升寒地城市水生态、水安全、水景观功能,以期对寒地海绵城市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技术支撑。论文在大量背景理论研究下,首先梳理寒地城市地域特征,识别不同尺度寒地城市水生态与水安全问题,以“格局—过程—尺度”为切入点,提出多尺度水生态与水安全关联耦合理论,建立理论框架与技术路线,并进一步确立耦合水生态与水安全的寒地海绵城市管控理论与技术方法,分析格局与水生态过程、城市内涝的影响机制,阐述多尺度管控内容与相关技术方法;其次,构建多尺度寒地海绵城市规划体系,即“流域尺度空间耦合（宏观）——水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城市尺度系统耦合（中观）——寒地海绵系统优化、河段尺度功能耦合（微观）——河岸带生态修复与措施建设”,并提出相应体系内容与技术方法;再次,以沈抚新区作为寒地城市研究区域,对应规划体系框架建立多尺度空间,在流域尺度下,利用GIS空间计算与分析法进行空间耦合,提取与水生态系统密切相关的多种基底要素,进行耦合叠加,构建不同水平的水生态安全格局,根据底线（低）、一般（中）、满意（高）三级水平划分禁限建区域,优化城市水生态安全格局,为城市尺度寒地海绵系统耦合提供刚性骨架;在城市尺度下,基于流域尺度空间格局,对城市多级排水系统进行整合优化,一是寒地海绵生态系统优化,确定水系廊道和绿地斑块布局,二是寒地城市排水管网优化,运用SWMM模型对城市排水管网系统进行调整,使其达到不同降雨重现期下的排水要求,三是寒地适宜性低影响开发系统,划分管控分区并对各分区所应用措施规模进行定量计算,最后利用SWMM模型对优化前后方案进行模拟校验,验证其优化后规划方案的合理性,并注重寒地雨雪水资源化利用,实现寒地海绵系统耦合最优模式;在河段尺度下,在流域尺度水生态安全格局框架上,依据城市尺度寒地海绵生态系统格局与低影响开发系统定量方案,对研究区域内的河岸带进行海绵结构布局与方案设计,使具有寒地适宜性水生态修复与低影响开发措施两者在设计中并行,同时对河岸带的寒地植物进行优化配置,实现寒地海绵河岸带的功能要素耦合。论文涉及城乡规划、景观、水文等多学科理论融合,着眼于城市规划与设计层面,集成多种相关技术方法。通过多尺度体系构建,明确寒地海绵不同尺度规划内容,最后将相关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运用到实践方案中,检验该理论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为寒地海绵城市规划提供理论支撑与技术保障。
陈阳[7]（2020）在《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文中研究说明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自复苏以来一直是旧城中心区规划建设的重要原则与目标。当前我国正面临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重要时刻,在国家严控新增用地指标、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既有建成区的功能提升与结构调整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土地混合利用因具备多维度可持续效应潜力,也就成为当前我国旧城中心区更新的重要目标。然而,我国既往的土地混合利用研究与实践长期固化于“功能混合”理念框架,缺乏“通过城市更新促使土地混合利用发挥多维度可持续效应”的切实经验,与西方国家建设发展存在明显差距,急需变革。因此,本文意在以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发源地“旧城中心区”为研究对象,归纳西方英美国家土地混合利用路径为实现可持续效应经历的演变历程规律,据此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南京的既有路径成效,以期为我国改革提供依据。针对过往研究的不足,在确定研究目标与整体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文章研究主体分为“审视框架构建”、“历程脉络剖析”、“演变规律归纳”、“典型案例审视”四个部分。首先,通过剖析土地混合利用实现可持续效应的本质,以及过往研究认知的差异与共识,明晰过往研究框架对土地混合利用演变规律解析的不足,确定新的审视框架的构建准则,进而依据准则确立包括审视内容、审视历程、审视规律应用等三层次的审视思路,确定英美国家及南京为具体审视对象,明确审视时间范围和历史阶段分期,确定审视分析数据资料类型,从而完成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的构建。其次,依托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厘清英美国家1900年代至今的土地混合利用实践瓦解、复苏、衍化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等现实问题,剖析各阶段时期中现代规划理论、后现代规划理论、可持续更新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利用权力等三方面内容的应对性变革要求,以及相应时期现实实践中这三方面内容的切实转变,从而明确各阶段实践的价值目标、解决重点及模式特征。再次,在历史脉络梳理的基础上,归纳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形式和土地利用权力三维度的演变特征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剖析促成路径演变的“社会—市场—政策”三角动力机制的实施逻辑,并辩证性探讨路径演变的本质、路径演变的重点难点和实践者应当秉持的正确认知态度。最后,根据西方规律模型中“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规律特征,建立“空间模式”、“时间模式”、“权力模式”3个维度16个分项的评价要素体系,运用GIS、Depthmap、Flo EFD、Excel等软件平台,通过香农维纳指数分析、空间句法分析、风热环境模拟分析、空间演变一致性分析、政策制度分析等多元技术方法,定量定性地全面审视了1978年以来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趋势,客观总结其成效、问题及背后机制,并尝试提出相应改革建议。
戎卿文[8]（2020）在《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中国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预防性保护的概念自1950年代由布兰迪（Cesare Brandi）引介入建筑保护领域,理论与实践发展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始终在国际建筑遗产保护的前沿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预防性保护理论自2009年左右引介入中国学界,历经十年的发展与实践,目前在政策制定、科研和工程实践层面逐渐成为我国遗产保护领域的热点。然而,国内存在的问题亦比较显着,包括:对预防性保护概念的片面化、碎片化认识,重技术、轻理念,重硬件、轻软件,重单体、轻区域,更有因时髦而冠“预防性”之名者。这些问题使得国家的文化遗产政策和基础科研投入面临着可预见的风险。因此,历史地、科学地、系统地重新认识以欧洲为代表的国际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把握其历史脉络和未来发展方向,藉此建构中国的理论与方法,是建筑遗产保护学界的重要任务。本文第1章首先系统整理和深入阐述了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发展历程,基本廓清了预防性保护的概念,揭示出相关话语体系与国际实践网络的生成过程。第2、3章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研究评述的解读,结合在欧洲相关国家与学术组织的实地调研与观摩,发现并提炼了1950年代以来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2条主要原生路径:1.以科学归纳、区域巡检与整体规划为特征的规划式保护;2.以高频度巡检与反馈行动为特征的预防性维护。本文考证发现,前者主要以意大利学者的理论与实践为代表,反映了意大利城市、建筑遗产思想的整体观;后者则主要以荷兰、比利时等国的理论与实践为代表,深层动因来自荷兰的社区联结运作模式和文化传统。1990年代以来,预防性保护与当代保护理论语境呈现出协同发展的趋势,更显着地呈现出其科学面向和工具理性的特点。在第4章,笔者洞悉到近三十年来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衍变与重构,其背后的趋势在于原生路径的交融与整合,以及对建筑保护运动在现当代发展的回应。本文提出并建构了P-MMI模式（P规划式—M监测、M日常维护、I巡检）,对欧洲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研究与实践项目进行评价,有效提炼出其发展路径与趋势;通过该模式观察到,1970年代的两条原生路径自1990年代以来逐渐发展、交融,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示范意义的综合性项目模式,包括:“风险地图”模式、“文化区”模式等,对中国形成了启发。面向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新时期,本文第5章回顾指出,预防性保护引介入中国十年以来,并未得到系统性的学习和推广,但由于理念新颖、科技色彩浓厚,且与国内偏重硬件投入的科研运作模式相契合,预防性保护在重点建筑的监测领域有了较大发展。目前中国的预防性保护以对重点建筑的“科学保护”和预防监测见长,但忽视了区域面上的计划性预防,因此虽然在一些局部已具有“预防性”,但在宏观层面仍然是一种“应激性”保护;第5章后半部分进而以我国建筑遗产保护的现行机制为基础,吸收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规律与进展,根据P-MMI模式,初步建构了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理论与方法。第6章以北京昌平区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对上述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应用研究。结语总结了本文提出并建构的当前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路径:加强整体观,参照P-MMI模式,发展区域规划式预防性体系,保持硬件监测的优势,推动软件建设,强化巡检与日常维护行动,促使目前的“科技——应激——预防”模式向“科技——计划——预防”模式转化。本文成果既响应了国家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国的战略要求,也为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
杨阳[9]（2019）在《1986-2014年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建筑学科热点话题分布与转变》文中研究说明为提高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改变国家基础科研的资助方式,国务院于1986年2月14日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许多学科在近几年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情况都做了统计以及研究趋势分析,但至今以科学基金项目为选题看建筑学科科学基金项目研究的热点话题分布、研究话题的演变以及演变过程中可能受到的影响因素等总体研究甚少,本文通过查询、检索1986-2014年建筑学科受资助项目的资助类别、资助金额、负责人、依托机构、题目、关键词,统计分析这些受资助项目的分布现状和学科发展动态。并通过自然语义分析法对搜集整理到的622项建筑学科科学基金项目的题目、关键词进行关键信息分析,共得到1218个学术词汇。在此基础上采用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对高频学术词汇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分6个阶段分别描述建筑学科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热点,分析各阶段研究话题的群落布局,以期完成对建筑学科科学基金项目知识网络演化动态研究,最后以数据可视化形式描述自国家科学基金项目成立以来我国建筑学科科学基金项目研究热点演变过程。
张王勇[10]（2019）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文中指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是指在中央政府支援政策的指导下,有关中央国家机关、内地省市和高等学校等机构通过提供资金、选派干部和教师、捐赠物资、培训干部和教师等方式,帮助西藏高等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政策性行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是“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方针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央政府统筹西藏与全国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一种治理方式。从1958年西藏高等教育创建至今,中央政府始终重视和关心西藏高等教育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和支援措施,帮助西藏高等教育加快发展和深化改革。支援政策及其实施贯穿于西藏高等教育从创建、发展到跨越的历史变迁中,并依据不同阶段的社会环境和西藏高等教育发展的诉求不断地进行调整与改革,经过60余年的发展,支援政策及其实施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成为了西藏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系统梳理60年来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演变历程,总结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历史经验,揭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与特征,探索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当前和今后进一步创新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内容,提高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先系统梳理了 60年来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变迁过程,即依据支援西藏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背景、政策主要内容、支援形式及政策实施特征,将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探索阶段（1958—1979年）。这一阶段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动员特色,即通过中央政府的政治动员,内地省市和高校选派了大量毕业生和教师进藏支教,帮助西藏公学解决师资匮乏问题。同时在70年代中期,国家在支援筹建西藏师范学院的过程中开始探索对口支援模式。二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调整阶段（1980—2000年）。这一阶段中央政府不断创新支援形式,丰富支援内容,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体系初步成形。针对西藏高等教育基础设施落后、师资短缺、专业建设滞后等问题,中央国家机关开始加强对西藏高等教育的专项经费支持力度,教育部继续组织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并由以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转向以内地高校直接对口支援,支援任务也从解决西藏高校师资短缺逐渐拓展至帮助西藏高校建设新专业、科研合作和培训教师等,中央组织部也开启了选派内地高校干部支援西藏高校政策。三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拓展阶段（2001年至今）。在延续上一阶段支援模式的基础上,支援工作向纵深发展,政策内容更为丰富,支援方式更加多样,支援政策及其实施体系趋于完善和成熟。在中央政府“科教兴藏”、“人才强藏”等战略的指导下,中央国家机关的专项经费支持政策及其实施逐渐制度化;教育部组织实施的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实施机制进一步完善,团队式对口支援制度基本形成,支援内容既包括以改善办学条件为主的硬件建设,也包括以提高管理水平、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为主的软件建设,支援方式逐渐拓展至捐助物资、互派干部、进行科研合作、培训教师、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和学术交流等;中央组织部推进实施高校干部援藏政策的力度不断强化,干部选派人数逐批次增加,政策及其实施的范围覆盖至西藏所有本专科院校;同时,相关内地省市也组织开展了对口支援西藏高校工作。本研究认为,60年来在中央政府支援政策的指导下,通过中央国家机关、内地省市和高校对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西藏高等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教育管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教师学历层次、教学能力显着提升,西藏高校与内地省市和高校的联系日益紧密,双方合作交流日渐频繁。但是,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在制定、实施和评价等环节还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如政策设计重视短期效应,缺乏长远规划,导致政策执行主体频繁更替,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政策制定中注重政治逻辑,忽视市场逻辑和教育逻辑,导致政策实施政治动员色彩较重,政策实施的主体动力不足,人员选派以管理干部为主而非专业技术人员为主;政策实施的决策机构繁多,部门林立,职责不明,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协调,政策规定不尽一致,阻滞了支援政策的顺利实施,降低了支援政策的有效性;政策及其实施的监督和评估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政策实施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导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变形、扭曲和走样。针对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中央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尤其要提高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一是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政策制定要坚持长期性、稳定性原则,将中央政策的支持、西藏高校的努力和内地高校的支援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推动西藏高校的改革与发展。二是政策实施主体要改变政策理念,增强政策执行的主动性,政策实施过程中要目标明确、重点突出,严格选派管理干部和教师,把提升西藏高校的管理水平和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核心。三是加强对支援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中央政府要制定统一的政策评估标准,通过科学有效的监督检查和督导评估,促进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二、200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水利学科资助项目汇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水利学科资助项目汇总（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文献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国家级实验室 |
| 2.1.2 国家重点实验室 |
| 2.1.3 联邦国家实验室 |
| 2.2 文献研究综述 |
| 2.2.1 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 2.2.2 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 2.2.3 文献研究回顾述评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协同创新理论 |
| 2.3.2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3.3 文献计量学理论 |
| 2.3.4 数据挖掘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研究 |
| 3.1 中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 3.1.1 萌芽起步阶段 |
| 3.1.2 集中建设阶段 |
| 3.1.3 快速发展阶段 |
| 3.1.4 “中国特色发展”阶段 |
| 3.2 美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 3.2.1 快速起步阶段 |
| 3.2.2 第一波争议阶段 |
| 3.2.3 重整复苏阶段 |
| 3.2.4 第二波争议阶段 |
| 3.2.5 新时代发展阶段 |
| 3.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与启示 |
| 3.3.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一般规律 |
| 3.3.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主要差异 |
| 3.3.3 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研究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研究方法 |
| 4.1.2 案例选取原则 |
| 4.1.3 资料获取 |
| 4.1.4 分析框架 |
| 4.2 中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 4.2.1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2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3 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4 核物理与核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5 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3 美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 4.3.1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
| 4.3.2 喷气推进实验室 |
| 4.3.3 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
| 4.3.4 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 |
| 4.3.5 林肯实验室 |
| 4.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与启示 |
| 4.4.1 制度体制的比较分析 |
| 4.4.2 建设定位的比较分析 |
| 4.4.3 资源要素的比较分析 |
| 4.4.4 运行模式的比较分析 |
| 4.4.5 科研合作的比较分析 |
| 4.4.6 启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比较研究 |
| 5.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预处理 |
| 5.1.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来源 |
| 5.1.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处理流程 |
| 5.1.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规约 |
| 5.1.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清洗 |
| 5.1.5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构造 |
| 5.1.6 小结 |
| 5.2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2.1 高被引论文产出及变化情况比较 |
| 5.2.2 高被引论文单因素产出特征比较 |
| 5.2.3 基于关联规则的高被引论文多因素特征比较 |
| 5.2.4 小结 |
| 5.3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3.1 两国间高被引论文合作情况比较 |
| 5.3.2 中美参与国际合作的高被引论文主导情况比较 |
| 5.3.3 基于Logistic回归的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特征比较 |
| 5.3.4 小结 |
| 5.4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4.1 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比较 |
| 5.4.2 高被引论文期刊影响因子比较 |
| 5.4.3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特征比较 |
| 5.4.4 小结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的对策建议 |
| 6.1 政府统筹实验室体系顶层设计的安排 |
| 6.1.1 强化政府战略规划,融入国家创新系统 |
| 6.1.2 顺应科技发展趋势,引领学科交叉创新 |
| 6.1.3 加强重大专项部署,支撑战略新兴产业 |
| 6.2 积极推进实验室融入创新联合体建设 |
| 6.2.1 以市场拉动需求,发挥龙头企业领军性作用 |
| 6.2.2 以科研带动教学,发挥实验室平台教学功能 |
| 6.2.3 以联合实现共享,发挥联合体协同创新优势 |
| 6.3 努力推进实验室融入世界范围的步伐 |
| 6.3.1 坚持国际交流与合作,保持科技的自立自强 |
| 6.3.2 打造国际化人才团队,构筑全球性人才高地 |
| 6.3.3 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提高实验室国际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相关研究 |
| (二)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研究概况 |
| (三)现代性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现代性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关系 |
| (二)理论基础 |
| (三)具体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内容 |
| 四、核心概念 |
| (一)现代性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 |
| 第一章 “侍奉上帝”与宗教信徒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时期的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阶段的美国社会发展样态 |
| (二)前殖民阶段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概况 |
| 二、“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清教政治模式在殖民地初步践行 |
| (二)殖民地经济贸易水平逐渐增强 |
| (三)欧洲文化教育传统在北美的沿袭 |
| (四)宗教性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 |
| 三、“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义问答”模式中的家庭教育 |
| (二)“社区布道”中的科学知识推广 |
| (三)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的科学实践 |
| (四)“报刊出版”中的科学知识扩散 |
| 四、“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为开拓“新耶路撒冷”而教 |
| (二)教育类型与方式分散多样 |
| (三)以立法巩固教育的宗教性 |
| (四)教育的实用性倾向日渐凸显 |
| 五、“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宗教神性对自然人性的无情宰治 |
| (二)“杂乱拼凑”的教育师资队伍 |
| (三)“潜匿于神学体系中的科学知识”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层级化明显 |
| 第二章 “科学立国”与“国家公民”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新生国家为自由民主而战 |
| (二)“旧科学”的落寞与“新科学”的荣盛 |
| (三)“大觉醒运动”与西进运动的发展 |
| (四)以立法形式巩固民主政治观的实践 |
| 二、“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培育民族情感”的场馆科学实践 |
| (二)“宣扬理性”的公共讲座与科学博览会 |
| (三)“知识福音”与教会性科学知识推广 |
| (四)政治主导的科学知识推广实践 |
| (五)职业科学人的热情参与 |
| (六)“公民社会塑造”与科学新闻出版 |
| 三、“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科学立国”成为核心价值诉求 |
| (二)“宗教性的消退”与“世俗化的觉醒”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具有国家化倾向 |
| (四)注重借鉴西欧教育的优质经验 |
| 四、“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立国之师”的质量参差不齐 |
| (二)“科学立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
| (三)“科学立国”的实利主义倾向显现 |
| (四)“国家公民培育”面临“肤色歧视” |
| 第三章 “技术时代”与“科技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内战对美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助推 |
| (二)“手工训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进步主义运动与进步教育实践 |
| 二、“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会推行的“科学肖陶扩之旅” |
| (二)“政府推动”的技术知识推广 |
| (三)“报刊科学”中的科技知识传递 |
| (四)科学场馆的科学知识宣传 |
| (五)技术行会的产业技能培训 |
| (六)“新闻媒体人”的科技资讯传播 |
| 三、“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以培育具有技术理性的产业人为目标 |
| (二)教育内容更注重生产实用性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遵循“新闻模式” |
| (四)“新闻人的出场”与“科学人的隐退” |
| 四、“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唯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盛行 |
| (二)科学新闻的“碎片化”与“主观化” |
| (三)伪科学与迷信冲击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出现衰退迹象 |
| 第四章 “科学危机”与“批判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危机”激化了美国社会发展矛盾 |
| (二)“莫斯科的威胁”与“华盛顿的警觉” |
| (三)公众“科学万能论”价值观的消解 |
| (四)“经济起落”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颠簸” |
| 二、“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新闻科学”的“荧幕化”与内容“专精化” |
| (二)增强公众科学鉴别力的“电视科学” |
| (三)创设“科学原生态”的场馆科学模式 |
| (四)“共筑科学理解力”的“科学共同体” |
| (五)“从做中学”的社区化科学教育 |
| 三、“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理解科学”的政治取向较为明显 |
| (二)理性批判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三)“现代公众”概念的逐渐清晰化 |
| (四)科学与消费的联姻:“科学广告”盛行 |
| 四、“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消费文化对公众理智精神的侵蚀 |
| (二)科学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滑落 |
| (三)迷信和虚假内容仍然充斥其中 |
| (四)公众定位从“知识缺失”转向“理解缺失” |
| 第五章 “交往社会”与“实践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哲学的“生活实践转向” |
|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后现代转型 |
| (三)社会转型对非正式科学教育提出新要求 |
| (四)美国社会持续关注科学教育事业 |
| 二、“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为公众参与科研创设“公共科学领域” |
| (二)鼓励实践探索的科学场馆活动 |
| (三)推行交互对话的科学传播模式 |
| (四)“活动式”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开展 |
| (五)“专业化”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 |
| 三、“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的机会平等 |
| (二)注重科学参与的交互性对话 |
| (三)凸显公众参与科学的情境化 |
| (四)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的成效测评 |
| 四、“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公众参与”面临过度商业化的侵蚀 |
| (二)科学人与公众的科学理解错位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缺乏自我批判反思 |
| (四)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力受限 |
| 第六章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审思:历程审视、影响因素、经验与反思 |
| 一、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审视 |
| (一)目标追求: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 |
| (二)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 |
| (三)实践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 |
| (四)“自我批判”: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 |
| 二、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美国文化传统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二)资本主义精神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分权自治政治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四)科学自身发展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实践经验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清晰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实施模式多元化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社会支持力度高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更强调成效评价 |
|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与反思 |
| (一)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
| (二)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 |
| (三)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本土化转译 |
|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改革年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4）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 四、文献综述 |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5）学科交叉对产学研合作倾向与创新绩效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学科交叉研究综述 |
| 2.1.1 学科交叉相关概念 |
| 2.1.2 学科交叉分析方法 |
| 2.1.3 学科交叉评价指标 |
| 2.1.4 小结 |
| 2.2 基于知识共享的的产学研合作 |
| 2.2.1 产学研合作中的知识共享 |
| 2.2.2 产学研合作倾向影响因素 |
| 2.2.3 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影响因素 |
| 2.2.4 产学研合作中的学科交叉研究 |
| 2.2.5 小结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案例分析与问题提出 |
| 3.1 三大技术案例背景 |
| 3.2 三大技术案例分析 |
| 3.2.1 杂交水稻种植技术学科交叉与产学研合作分析 |
| 3.2.2 电网技术学科交叉与产学研合作分析 |
| 3.2.3 癌症治疗技术学科交叉与产学研合作分析 |
| 3.3 启示与假设提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学科交叉对产学研合作倾向的影响研究 |
| 4.1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
| 4.1.1 学科分类依据 |
| 4.1.2 国家科技进步奖数据处理方法 |
| 4.2 学科交叉情况 |
| 4.2.1 学科分布情况 |
| 4.2.2 学科交叉社会网络分析 |
| 4.3 产学研合作倾向分析 |
| 4.3.1 产学研合作阶段性特征 |
| 4.3.2 产学研合作时序分析 |
| 4.4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学科交叉对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
| 5.1 学科交叉的聚类分析与多维尺度分析 |
| 5.2 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评价 |
| 5.3 基于学科中心性分析的创新绩效评价 |
| 5.3.1 学科中心性分析 |
| 5.3.2 学科中心性对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分析 |
| 5.4 基于知识分工协同的创新绩效提升路径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水生态与水安全关联耦合视角下的寒地海绵城市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气候突变引发城市内涝灾害频发 |
| 1.1.2 快速城镇化导致水生态系统退化严重 |
| 1.1.3 寒地城市发展致使雨洪管理需求增加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概念与范围界定 |
| 1.3.1 相关概念界定 |
| 1.3.2 研究对象范围界定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及研究框架 |
| 1.5.1 研究创新点 |
| 1.5.2 研究框架 |
| 第2章 相关基础理论与研究动态综述 |
| 2.1 水生态与水安全理论研究进展 |
| 2.1.1 城市水生态理论研究 |
| 2.1.2 城市水安全理论研究 |
| 2.1.3 研究评述 |
| 2.2 景观生态学相关理论研究 |
| 2.2.1 景观生态学的发展、概念及意义 |
| 2.2.2 “格局—过程—尺度”关系理论研究 |
| 2.2.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2.2.4 研究评述 |
| 2.3 雨洪管理体系研究进展 |
| 2.3.1 宏观层面防洪排涝 |
| 2.3.2 中观层面雨洪管理 |
| 2.3.3 微观层面河岸带设计 |
| 2.3.4 寒地城市雨洪管理研究 |
| 2.3.5 经验总结与启示 |
| 2.4 我国海绵城市相关研究动态 |
| 2.4.1 我国海绵城市理论发展与现状统计 |
| 2.4.2 我国海绵城市内容研究与技术方法 |
| 2.4.3 我国海绵城市政策发展与地方实践 |
| 2.4.4 我国寒地海绵城市存在问题分析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寒地城市水生态与水安全关联耦合的理论与方法 |
| 3.1 寒地城市地域特征 |
| 3.1.1 寒地流域自然地理特征 |
| 3.1.2 寒地城市水系空间特征 |
| 3.1.3 寒地城市河岸带功能特征 |
| 3.2 多尺度寒地城市水生态与水安全问题识别 |
| 3.2.1 流域尺度现状问题 |
| 3.2.2 城市尺度现状问题 |
| 3.2.3 河段尺度现状问题 |
| 3.3 水生态与水安全关联耦合理论研究 |
| 3.3.1 理论基础 |
| 3.3.2 理论框架 |
| 3.3.3 技术路线 |
| 3.4 耦合水生态与水安全的寒地海绵管控理论与方法 |
| 3.4.1 格局对水生态与水安全的作用机制 |
| 3.4.2 耦合水生态与水安全的寒地海绵管控内容 |
| 3.4.3 耦合水生态与水安全管控的关键技术方法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多尺度寒地海绵城市规划体系框架 |
| 4.1 寒地海绵城市规划目标与原则 |
| 4.1.1 寒地海绵城市规划目标 |
| 4.1.2 寒地海绵城市规划原则 |
| 4.2 寒地海绵城市规划体系构建 |
| 4.2.1 研究区域选取与空间尺度划分 |
| 4.2.2 寒地海绵城市规划要点 |
| 4.2.3 多尺度寒地海绵城市规划体系构建 |
| 4.3 寒地海绵城市规划技术与方法 |
| 4.3.1 Arc GIS在不同尺度中的应用 |
| 4.3.2 流域尺度格局构建与分析方法 |
| 4.3.3 SWMM在城市尺度中的应用 |
| 4.3.4 低影响开发技术的寒地适宜性应用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流域尺度的沈抚新区水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 5.1 沈抚新区现状分析与评价 |
| 5.1.1 自然条件现状 |
| 5.1.2 水土资源分析 |
| 5.2 水生态安全格局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单因子要素影响分析 |
| 5.2.2 综合要素影响分析 |
| 5.3 水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 5.3.1 水生态安全格局等级划分 |
| 5.3.2 土地适宜性评价 |
| 5.3.3 生态关键区识别 |
| 5.3.4 水生态安全格局优化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城市尺度的沈抚中心城区寒地海绵规划与系统优化 |
| 6.1 沈抚中心城区水生态与水安全条件概况 |
| 6.1.1 地形地势现状与雨洪来源 |
| 6.1.2 降水特征与暴雨雨型 |
| 6.1.3 降雨径流控制分析 |
| 6.1.4 水资源利用潜力分析 |
| 6.2 城市海绵系统格局构建与优化 |
| 6.2.1 城市海绵生态系统格局构建 |
| 6.2.2 海绵城市排水系统优化 |
| 6.2.3 海绵城市雨雪水资源化利用 |
| 6.3 低影响开发系统构建与定量方案 |
| 6.3.1 沈抚中心城区海绵城市管控分区划分 |
| 6.3.2 各管控分区低影响开发设施选择与组合 |
| 6.3.3 沈抚中心城区低影响开发系统构建 |
| 6.3.4 海绵城市规划方案定量计算 |
| 6.4 海绵系统优化方案模拟与分析 |
| 6.4.1 预规划方案模拟分析 |
| 6.4.2 优化方案模拟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河段尺度的浑河沈抚段生态建设与低影响开发设计 |
| 7.1 浑河河岸带概况与问题分析 |
| 7.1.1 研究区概况 |
| 7.1.2 生态安全问题分析 |
| 7.2 城市河岸带结构布局与水生态修复 |
| 7.2.1 河岸带海绵结构布局 |
| 7.2.2 寒地河岸带水生态修复措施 |
| 7.3 城市河岸带海绵设计与LID措施应用 |
| 7.3.1 河岸带海绵景观设计方案 |
| 7.3.2 寒地低影响开发措施应用设计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附录 C |
| 发表论文和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7）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与实践持续强化演变 |
| 1.1.2 国内背景:本土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现实与转型需求存在落差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理论问题:归纳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 1.2.2 应用问题: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成效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拓展完善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论认知 |
| 1.3.2 实现由静态格局到动态演进的规律总结转变 |
| 1.3.3 应对转型期本土旧城中心区的优化升级需求 |
| 1.4 相关概念 |
| 1.4.1 旧城中心区 |
| 1.4.1.1 概念定义 |
| 1.4.1.2 范围界定 |
| 1.4.2 土地混合利用 |
| 1.4.3 可持续更新 |
| 1.5 研究综述 |
| 1.5.1 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相关研究 |
| 1.5.1.1 发展历程研究 |
| 1.5.1.2 理论概念演变研究 |
| 1.5.1.3 政策与实践演变研究 |
| 1.5.1.4 形成机制、测度方法与实施成效相关研究 |
| 1.5.2 旧城中心区更新路径演变 |
| 1.5.2.1 更新政策实践发展历程研究 |
| 1.5.2.2 演变规律研究 |
| 1.5.3 研究评述 |
| 1.6 研究目标 |
| 1.7 研究框架 |
| 1.7.1 研究方法 |
| 1.7.1.1 跨学科综合 |
| 1.7.1.2 历史研究 |
| 1.7.1.3 比较归纳 |
| 1.7.1.4 定量定性相结合 |
| 1.7.2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 |
| 2.1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必要性 |
| 2.1.1 实现可持续更新是土地混合利用的本质内涵 |
| 2.1.1.1 土地利用方式内涵与准则的理论要求 |
| 2.1.1.2 实践复苏及广泛兴盛的现实要求 |
| 2.1.2 过往研究对土地混合利用认知的异同 |
| 2.1.2.1 概念理解差异中蕴含的模糊化 |
| 2.1.2.2 概念理解共识中的确定与非确定 |
| 2.1.3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的必要性 |
| 2.1.3.1 过往研究对演变规律的解析不足 |
| 2.1.3.2 新的审视框架建立的准则 |
| 2.2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 |
| 2.2.1 审视思路的确立 |
| 2.2.1.1 基于土地利用方式的审视内容维度 |
| 2.2.1.2 基于实践方式演变的审视历程维度 |
| 2.2.1.3 基于研究目标的审视规律应用维度 |
| 2.2.2 审视对象及范围 |
| 2.2.2.1 研究对象的确定 |
| 2.2.2.2 时间范围的确定 |
| 2.2.3 审视分析数据基础 |
| 2.2.3.1 西方路径演变规律审视数据资料 |
| 2.2.3.2 南京路径演变趋势审视数据资料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追求“秩序与疏解”的瓦解阶段(1900s-1950s) |
| 3.1 “混杂”成为急需解决的不可持续根源 |
| 3.1.1 环境维度:拥挤混杂布局引发环境恶化 |
| 3.1.2 社会维度:持续社会隔离加重交通拥堵 |
| 3.1.3 经济维度:混杂权属阻碍商业开发需求 |
| 3.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现代规划理论的应对方式评述 |
| 3.2.1 寻求结构秩序性 |
| 3.2.1.1 理性功能主义 |
| 3.2.1.2 交通分区的协同 |
| 3.2.2 疏散人口与功能 |
| 3.2.2.1 霍华德田园城市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 3.2.2.2 格迪斯的区域规划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 3.2.3 现代规划理论的利弊影响与“片面应用”机制 |
| 3.2.3.1 现代规划理论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利弊影响 |
| 3.2.3.2 现代规划理论的“片面应用”:经济维度至上的中央商务区 |
| 3.3 基于片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瓦解实践 |
| 3.3.1 关注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分离 |
| 3.3.1.1 政策引导下低价值功能外迁 |
| 3.3.1.2 市场机制下经济性职能集聚 |
| 3.3.1.3 政府掌控下公共空间提升 |
| 3.3.2 追求秩序隔离的时空利用模式 |
| 3.3.2.1 “功能—交通”空间隔离模式 |
| 3.3.2.2 “宏观—微观”时间断裂模式 |
| 3.3.3 强调集权控制的实施管理体系 |
| 3.3.3.1 集权式区划工具的运用 |
| 3.3.3.2 公共征地权下的更新政策 |
| 3.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4章 促进“活力与消费”的复苏阶段(1960s-1980s) |
| 4.1 秩序疏解造成的不可持续恶果 |
| 4.1.1 社会维度:人口隔离与社会结构断裂 |
| 4.1.1.1 “宏观-微观”双层面的人口隔离 |
| 4.1.1.2 社会生态结构遭到破坏 |
| 4.1.2 环境维度:物质空间破坏与环境恶化 |
| 4.1.2.1 物质空间破坏 |
| 4.1.2.2 生活环境恶化 |
| 4.1.3 经济维度:经济衰退与去工业化灾难 |
| 4.1.3.1 经济持续衰退 |
| 4.1.3.2 去工业化的灾难影响 |
| 4.1.4 综合结果:安全丧失与不公平的动乱 |
| 4.1.4.1 秩序与疏解导致安全隐患 |
| 4.1.4.2 社会不公平引发大规模动乱 |
| 4.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后现代规划理论复苏框架评述 |
| 4.2.1 人本主义的城市多样性 |
| 4.2.1.1 雅各布斯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1.2 其他多样性拥护者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2 延续历史的城市文脉主义 |
| 4.2.2.1 英国城镇景观运动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2.2 美国文脉主义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3 批判无序蔓延的中心区回归 |
| 4.2.3.1 对无序蔓延的批判 |
| 4.2.3.2 重归中心区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4 追求社会公正的公众参与 |
| 4.2.4.1 土地利用方式非公正的背后机制 |
| 4.2.4.2 公众参与成为解决途径 |
| 4.2.5 后现代规划理论下的复苏框架与“非全面应用”机制 |
| 4.2.5.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框架 |
| 4.2.5.2 后现代规划理论的“非全面应用”:侧重经济维度的中央游憩区 |
| 4.3 基于非全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实践 |
| 4.3.1 侧重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混合复苏 |
| 4.3.1.1 居住功能的局部恢复及其混合复苏 |
| 4.3.1.2 办公引领的功能混合及社会维度关注尝试 |
| 4.3.1.3 商业模式转变及大规模建设 |
| 4.3.1.4 文化休闲的功能与规模多维度复苏 |
| 4.3.1.5 公共空间的经济维度转向及空间环境营造 |
| 4.3.2 基于涓滴模式的时空混合复苏模式 |
| 4.3.2.1 涓滴网络的空间模式 |
| 4.3.2.2 涓滴渗透的时间模式 |
| 4.3.3 应对弹性合作的实施管理体系 |
| 4.3.3.1 规划体系改革:弹性与约束并存 |
| 4.3.3.2 更新政策转变:由集权转向合作 |
| 4.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5章 “可持续全面提升”的衍化阶段(1990s至今) |
| 5.1 活力营造表面下的不可持续隐忧 |
| 5.1.1 社会维度:绅士化、私有化及社区关注不足 |
| 5.1.1.1 多维绅士化与空间同质化 |
| 5.1.1.2 空间私有化与阴影效应 |
| 5.1.1.3 缺乏对社区与弱势群体关注 |
| 5.1.2 环境维度:忽视公共环境与公交一体化建设 |
| 5.1.2.1 公共环境影响 |
| 5.1.2.2 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不足 |
| 5.1.3 经济维度:“人口-商业-办公”裹挟式外迁现象加剧 |
| 5.1.3.1 人口持续郊区化 |
| 5.1.3.2 零售购物郊区化 |
| 5.1.3.3 办公就业郊区化 |
| 5.2 可持续更新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拓展衍化 |
| 5.2.1 可持续发展对土地利用体系的创新需求 |
| 5.2.2 可持续更新三种分支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衍化 |
| 5.2.2.1 物质空间设计 |
| 5.2.2.2 城市发展行为改良 |
| 5.2.2.3 复杂系统提升 |
| 5.2.3 可持续更新理论下的衍化趋势与“耦合应用”机制 |
| 5.2.3.1 可持续更新理论影响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衍化趋势 |
| 5.2.3.2 可持续更新理论的“耦合应用”:多维度并重的中央活力区 |
| 5.3 基于耦合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衍化实践 |
| 5.3.1 迈向可持续的功能要素混合衍化 |
| 5.3.1.1 居住功能提升及其混合维度衍化 |
| 5.3.1.2 办公功能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社会包容效应 |
| 5.3.1.3 商业功能的中心区地位强调及模式的再度转变 |
| 5.3.1.4 文化休闲功能的社会效应显现 |
| 5.3.1.5 公共空间社会属性的回归 |
| 5.3.1.6 生态环境维度提升及其混合衍化 |
| 5.3.2 基于全面提升的时空混合衍化模式 |
| 5.3.2.1 整体可持续的空间模式 |
| 5.3.2.2 连续可持续的时间模式 |
| 5.3.3 协调多元需求的实施管理体系 |
| 5.3.3.1 规划体系改革:优化土地混合利用效果 |
| 5.3.3.2 更新政策优化:社会民主制度 |
| 5.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6章 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剖析 |
| 6.1 协同性: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特征 |
| 6.1.1 土地功能要素的双重化演变 |
| 6.1.1.1 功能混合逻辑的演变 |
| 6.1.1.2 可持续维度的提升 |
| 6.1.2 土地利用形式的应对性演变 |
| 6.1.2.1 空间模式双层级演变 |
| 6.1.2.2 时间模式三层面演进 |
| 6.1.3 土地利用权力的保障性演变 |
| 6.1.3.1 管理维度的两极拓展 |
| 6.1.3.2 政策权力的多元民主化演变 |
| 6.1.4 “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 |
| 6.2 三角制: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机制 |
| 6.2.1 动力机制的演变历程 |
| 6.2.1.1 1990年代前市场的主动应对 |
| 6.2.1.2 1990年代后政策的全面促进 |
| 6.2.1.3 动力机制演变逻辑 |
| 6.2.2 动力机制实施逻辑 |
| 6.2.2.1 社会机制——应对“生产消费方式”是根本需求 |
| 6.2.2.2 市场机制——把握“市场经济规律”是直接动力 |
| 6.2.2.3 政策机制——制定“立体全面政策”是切实保障 |
| 6.2.2.4 三者的相互制约关系 |
| 6.3 多面化: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本质 |
| 6.3.1 路径演变的内在逻辑 |
| 6.3.1.1 体现了实践中概念理解的演变:从物质空间技术到可持续场所氛围营造 |
| 6.3.1.2 体现了中心区本质属性的回归:“社会活力”集聚区的恢复与超越 |
| 6.3.1.3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内涵提升:个体需求与共存需求的双重提升 |
| 6.3.2 路径演变的辩证性思考 |
| 6.3.2.1 重点即难点:协调的内容与过程 |
| 6.3.2.2 不是万能药:实践与理论缝隙的不断弥合,并不意味着理论效应实现的必然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演变审视 |
| 7.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
| 7.1.1 分析要素确立 |
| 7.1.2 分析对象界定 |
| 7.2 空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2.1 空间模式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 |
| 7.2.1.1 分析方法确立 |
| 7.2.1.2 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分析 |
| 7.2.1.3 小结 |
| 7.2.2 空间模式可持续维度演变趋势 |
| 7.2.2.1 多维度内容混合演变趋势分析 |
| 7.2.2.2 整体空间体系协同演变趋势 |
| 7.2.2.3 小结 |
| 7.3 时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3.1 时间模式纵向延伸趋势 |
| 7.3.2 时间模式横向延展趋势 |
| 7.3.2.1 历史氛围特色延续 |
| 7.3.2.2 绿色可持续环境提升 |
| 7.4 权力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4.1 功能混合逻辑控制灵活度演变趋势 |
| 7.4.1.1 用地分类标准弹性演变趋势 |
| 7.4.1.2 建筑物用途调整弹性演变趋势 |
| 7.4.1.3 小结 |
| 7.4.2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与形式演变趋势 |
| 7.4.2.1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演变趋势 |
| 7.4.2.2 可持续效应管治形式演变趋势 |
| 7.4.3 开发控制权力演变趋势 |
| 7.4.3.1 规划制定实施过程演变趋势 |
| 7.4.3.2 城市更新运作过程演变趋势 |
| 7.4.3.3 小结 |
| 7.5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问题、机制与改革建议 |
| 7.5.1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与问题总结 |
| 7.5.1.1 成效与问题的全面总结 |
| 7.5.1.2 成效与问题的分类总结 |
| 7.5.2 既有路径演变问题的内在机制 |
| 7.5.2.1 理念固化于“功能混合” |
| 7.5.2.2 实践固化于“局部地块” |
| 7.5.2.3 制度固化于“事前设计” |
| 7.5.3 既有路径优化改革建议 |
| 7.5.3.1 统一明确新时期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内涵,扭转“偏重经济维度”思维 |
| 7.5.3.2 结合城市双修政策,突破局部地块实践桎梏 |
| 7.5.3.3 建立保障良性演变的全历程调控制度体系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回顾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历程 |
| 8.1.1.1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前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 8.1.1.2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后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 8.1.2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 8.1.2.1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特征 |
| 8.1.2.2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机制 |
| 8.1.2.3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本质 |
| 8.1.3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南京路径演变审视 |
| 8.1.3.1 南京既有路径成效 |
| 8.1.3.2 南京既有路径问题 |
| 8.1.3.3 南京既有路径内在机制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2.1 创建了可持续更新综合审视框架 |
| 8.2.2 深化了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规律认知 |
| 8.2.3 审视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既有路径成效与问题 |
| 8.3 不足与展望 |
| 8.3.1 进一步深化演变规律认知 |
| 8.3.2 进一步全面审视我国路径 |
| 8.3.3 进一步提出改革政策措施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8）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的背景与由来 |
| 0.2 研究意义 |
| 0.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4 研究方法 |
| 0.5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1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时空网络生成:概念、话语与定义 |
| 1.1 两个关键词:“预防性(preventive)”与“规划式(planned)” |
| 1.2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与可移动文物、考古遗址预防性保护的区别 |
| 1.3 定义的认识变迁与内涵的进一步界定 |
| 1.4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时间脉络 |
| 1.5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国际网络的生长 |
| 小结: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定义、话语以及国际网络的生成 |
| 2 从整体规划控制出发:欧洲“规划式”预防性保护的原生路径 |
| 2.1 艺术作品的潜在统一性:布兰迪的艺术与史实评价 |
| 2.2 突破单一对象的保护思路:从布兰迪到乌勒巴尼 |
| 2.3 新世纪的可持续综合性设计方法:斯特法诺·戴拉·托雷的“文化区”理念与实践 |
| 2.4 1964和1975——意大利预防性保护思想与威尼斯宪章、整合式保护的时间耦合 |
| 小结:“规划式”——整体性思维下的预防性保护 |
| 3 从行动与反馈出发:欧洲预防性维护方法的原生路径及其多元求解 |
| 3.1 百年修复实践为根基:荷兰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定期检查和维护 |
| 3.2 预防性维护与风险管理:英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 |
| 3.3 文物古迹监护组织最成功的追随者:比利时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 |
| 3.4 德国和丹麦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研究与实践简述 |
| 3.5 预防性维护路径的适应性推行:“MOWA现象”与不同借鉴者 |
| 小结: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两条重要的原生路径 |
| 4 批判性反思:1990 年代以来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衍变与预防性保护的发展 |
| 4.1 1990 年代以来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衍变与重构 |
| 4.2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念和方法的反思与转变 |
| 4.3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科学面向与工具理性 |
| 4.4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P-MMI模式建构与模式整合 |
| 小结: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衍变与P-MMI模式建构 |
| 5 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初步建构的尝试 |
| 5.1 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发展 |
| 5.2 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实践的回顾:基于P-MMI模式的观察 |
| 5.3 规划式预防性保护(P)理论与方法的初步建构与总体框架 |
| 5.4 巡检(I)理论与方法的初步建构 |
| 5.5 培育日常维护(M)的制度与支撑体系 |
| 5.6 监测(M)体系的适应性建设策略 |
| 5.7 中国背景下规划式的预防性保护(PPC)框架延展的思考 |
| 小结: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P-MMI框架初步建构的思考 |
| 6 北京昌平区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实践应用研究 |
| 6.1 北京昌平区作为预防性保护实践案例的意义和代表性 |
| 6.2 北京昌平区规划式的预防性保护框架构思 |
| 6.3 北京昌平区遗产风险地图绘制与生态敏感性初步评价 |
| 6.4 由北京昌平区推及一般情形的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P-MMI思考 |
| 小结:基于保护管理规划的预防性保护构思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的主要国际会议 |
| 附录2 欧盟系列研发框架计划FP1-8 中与建筑预防性保护或其强调的风险防范、监测等内容相关的研究项目 |
| 附录3 欧盟系列研发框架计划(FP)以外的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主要研究项目 |
| 附录4 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研究与实践大事记 |
| 附录5 “全球战略”的提出到“5C”目标的确定 |
| 附录6 荷兰乌特勒支省文物古迹监护组织(MOWA-Utrecht)的检查记录样本(建筑平面标示) |
| 附录7 比利时MOWAv(安特卫普)和英国Maintain our Heritage使用的检查清单 |
| 附录8 比利时MOWAv的培训方案 |
| 附录9 译文:文化遗产的风险地图 |
| 附录10 建筑遗产预防性与规划式维护典型工作流程 |
| 图表来源 |
| 参考文献 |
| 1 )中文文献 |
| 2 )德文文献 |
| 3 )英文文献 |
| 4 )意大利文文献 |
| 5 )荷兰文文献 |
| 6 )西班牙文文献 |
| 7 )法文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1986-2014年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建筑学科热点话题分布与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社会发展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发展 |
| 1.1.2 研究目的:梳理学科动态 |
| 1.1.3 研究意义:现实意义与社会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现状 |
| 1.2.2 建筑学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内容及相应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路径设计 |
| 1.6 论文创新点 |
| 1.7 本文的局限性 |
| 第二章 建筑学科科学基金特点及现状 |
| 2.1 科学基金特点及整理发现 |
| 2.1.1 科学基金的特点 |
| 2.1.2 建筑学科科学基金特点 |
| 2.2 建筑学科科学基金发展现状 |
| 2.2.1 科学基金对建筑学科资助年度变化 |
| 2.2.2 建筑学科资助类型分布总览 |
| 2.2.3 主要资助项目类别的年度变化 |
| 2.2.4 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申请量研究 |
| 2.2.5 建筑学科国家基金项目负责人机构分布及其项目申请量分析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建筑学科科学基金项目关键词、题名高频有效词概览 |
| 3.1 工作方法说明 |
| 3.1.1 数据采集 |
| 3.1.2 数据整理 |
| 3.1.3 分析方法 |
| 3.2 关键词、题名高频有效词概况 |
| 3.2.1 高频词统计分析 |
| 3.2.2 高频词演进趋势分析 |
| 3.3 高频词有效词相关性可视化分析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建筑学科科学基金知识网络分布 |
| 4.1 1986-1990年建筑学科科学基金项目知识网络图谱 |
| 4.2 1991-1995年建筑学科科学基金项目知识网络图谱 |
| 4.3 1996-2000年建筑学科科学基金项目知识网络图谱 |
| 4.4 2001-2005年建筑学科科学基金项目知识网络图谱 |
| 4.5 2006-2010年建筑学科科学基金项目知识网络图谱 |
| 4.6 2011-2014年建筑学科科学基金项目知识网络图谱 |
| 4.7 小结 |
| 第五章 发展趋势总结与展望 |
| 5.1 建筑学科科学基金项目发展趋势总结 |
| 5.1.1 一般发展趋势 |
| 5.1.2 特殊话题的出现 |
| 5.1.3 学科交叉发展 |
| 5.2 建筑学科基础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史料来源与研究现状 |
| (一) 史料来源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核心概念与研究阶段界定 |
| (一) 核心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阶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央政府制定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
| 一、中央政府制定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的理论依据 |
| (一) 实现民族平等与共同发展是制定支援政策的主要目标 |
| (二)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制定支援政策的内在要求 |
| 二、中央政府制定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的现实依据 |
| (一) 西藏高等教育特殊的地位要求中央政府给予重视 |
| (二) 西藏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需要中央政府的帮扶 |
| 第三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探索阶段(1958—1979) |
| 一、探索阶段的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环境 |
|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帮扶民族地区创建高等教育 |
| (二) 和平解放时期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教育进行帮扶 |
| (三) 西藏高等学校在创建过程面临着师资匮乏问题 |
| 二、支援政策及其贯彻落实 |
| (一) 动员内地大学生长期支援西藏公学 |
| (二) 上海市选派教师支援西藏师范学院 |
| 三、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主要特征 |
| (一) 进藏建藏成为早期援藏工作的主导思想 |
| (二) 政策实施体现出浓厚的政治动员色彩 |
| (三) 开始探索对口支援模式 |
| 四、探索阶段支援政策及其实施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影响 |
| (一) 推动了西藏高等教育快速起步 |
| (二) 帮助西藏初步建立起现代高等教育体系 |
| (三) 打开了西藏高校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关系 |
| 第四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调整阶段(1980—2000) |
| 一、调整阶段的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环境 |
| (一) 中央政府加强了对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帮扶 |
| (二) 加快发展西藏高等教育成为中央西藏工作的重要内容 |
| (三) 西藏高等教育加快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 |
| 二、支援政策及其贯彻落实 |
| (一) 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特殊政策帮扶西藏高等教育 |
| (二) 教育部继续组织内地省市和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 |
| (三) 中央组织部组织内地高校选派干部支援西藏高校 |
| 三、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主要特征 |
| (一)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体系初步成形 |
| (二)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机制趋于合理 |
| (三) 支援政策制定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 |
| 四、调整阶段支援政策及其实施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影响 |
| (一) 西藏高校办学条件得到改善 |
| (二) 西藏高校办学规模逐步扩大 |
| (三) 西藏高校科研能力不断提高 |
| (四) 西藏高校自我发展意识增强 |
| 第五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拓展阶段(2001至今) |
| 一、拓展阶段的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环境 |
| (一) 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民族高等教育的帮扶 |
| (二) 中央对西藏高等教育工作的重视和关心 |
| (三) 实现西藏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 |
| 二、支援政策及其贯彻落实 |
| (一) 中央国家机关加大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帮扶 |
| (二) 中央组织部的高校干部援藏政策不断加强 |
| (三) 教育部组织内地高校强力对口支援西藏高校 |
| (四) 相关内地省市组织开展对口支援西藏高校 |
| 三、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主要特征 |
| (一) 支援政策体系趋于成熟 |
| (二) 支援政策实施机制不断健全 |
| (三) 配套政策措施逐步完善 |
| (四) 对口支援逐渐向对口合作转移 |
| 四、拓展阶段支援政策及其实施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影响 |
| (一) 西藏高校树立起了现代化办学理念 |
| (二) 西藏高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 |
| (三) 西藏高校办学规模和层次稳步提高 |
| (四) 西藏高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显着提升 |
| (五) 西藏高校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增强 |
| 第六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动因与特征 |
| 一、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动因 |
| (一) 外部动力因素 |
| (二) 内部动力因素 |
| 二、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以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为例 |
| (一) 路径依赖是公共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二) 路径依赖下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的变迁过程 |
| (三) 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 |
| 第七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绩效与问题 |
| 一、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绩效评估 |
| (一) 推动了西藏高等教育的全面快速发展 |
| (二) 提升了支援高校的综合办学能力 |
| (三) 促进了全国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和边疆安全稳定 |
| 二、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政策制定多头管理与政策资源配置不足 |
| (二) 部分执行主体动力不足及政策执行失真 |
| (三) 政策监控和评估缺乏制度规范 |
| 第八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 |
| 一、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创新面临的挑战 |
| (一) 加快内涵建设是当前西藏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 |
| (二) 支援政策目标、任务与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 |
| 二、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策略 |
| (一) 加强各政策部门的协调与配套政策制定 |
| (二) 增强政策执行主体自觉性及执行力度 |
| (三) 健全政策监控和评估工作机制 |
|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200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水利学科资助项目汇总（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D]. 李阳. 吉林大学, 2021(01)
- [2]性别差异视角下NSFC项目负责人的学术表现及影响因素研究[D]. 杜会英.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2021
- [3]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4]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5]学科交叉对产学研合作倾向与创新绩效影响研究[D]. 曾伟民.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6]水生态与水安全关联耦合视角下的寒地海绵城市规划研究[D]. 初亚奇. 天津大学, 2020
- [7]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D]. 陈阳. 东南大学, 2020(02)
- [8]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中国实践[D]. 戎卿文. 东南大学, 2020
- [9]1986-2014年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建筑学科热点话题分布与转变[D]. 杨阳. 深圳大学, 2019(01)
- [10]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D]. 张王勇.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