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典学者对雅典民主的批判

一、论古典学者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批评（论文文献综述）

施晓静^[1]（2021）在《波里比阿的历史书写与身份认同》文中提出波里比阿作为一个拥有多元身份的希腊裔史家,撰写了关于罗马人何以在短短53年的时间里成为地中海世界霸主的历史。波里比阿在《历史》中表现出作为历史学家的自觉意识,他的非史家身份同时也影响着他的历史书写,这些都在他的《历史》文本中反映出来。本文主要探讨了波里比阿的多元身份对其史家身份和历史书写活动的影响,探究波里比阿在治史过程中如何取舍和平衡自己的多重身份和立场,从而在当下的视角反思波里比阿历史书写的地位和贡献。本绪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研究现状,梳理了关于身份认同与史家角色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对波里比阿及其《历史》在国内外不同时期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了整理,并对与波里比阿相关的原始文献和版本情况加以梳理和介绍。第一章从时代背景和波里比阿的个人经历出发,梳理波里比阿的多元身份和写作立场。在社会历史背景方面,波里比阿所属的希腊亚该亚同盟虽然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重要政治实体,但其实力弱小难以与周遭强敌相抗衡;在对待罗马人干预半岛事务的问题上,亚该亚同盟内部存在分歧,政策摇摆不定,其结果是罗马人在战胜马其顿之后展开了对亚该亚同盟的清算。波里比阿以人质的身份被遣送至罗马,但基于声望和他同罗马贵族的友谊,波里比阿受到了特别的照顾。波里比阿曾任亚该亚同盟骑兵司令,也曾对罗马人的干预持反对态度,但在罗马羁留期间他的立场和主张也逐渐变化。而在此前,世界主义和泛希腊主义的思潮兴起,开始出现打破城邦界限的普世史书写,构成了波里比阿历史书写的思想背景。第二章主要探讨波里比阿对“历史学家”的身份认同和自我反省。通过对语词的分类和上下文的梳理,本章梳理了“历史学家”这一概念在波里比阿的《历史》中出现的几种表达方式,分析比较“历史学家”和“作者”在波里比阿的语境之下的异同。之后,本章具体分析了波里比阿对历史学家提出的工作任务要求。波里比阿认为包括他在内的史家群体都应以书写综合且真实的历史为目标,并且要与实践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保持密切联系,书写历史以指导人们的政治生活。但波里比阿未能平衡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他对历史学家角色的外在塑造与他对历史学家属性和原则的认识也有区别。第三章从波里比阿的写作立场出发,考察作为战败的亚该亚同盟领袖如何平衡自己在希腊和罗马之间的二重性立场。狄奥多罗斯等罗马治下的希腊作者都面临相似的情感冲突,但他们多数都未曾在政治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有的甚至远离政治,专心着书授课。波里比阿与罗马贵族关系密切,受到他们的尊重和庇护,无法回避这一立场的冲突。他认识到罗马统治世界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希腊人应当接受罗马人的统治,并且开始从帝国长远发展的角度为罗马社会中的问题反思谏言;同时他也保持着对亚该亚同盟和希腊文化的维护和热爱,力求探索罗马治下的希腊人如何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第四章从波里比阿的政治家身份出发,探究其知识积累和参政经验对其历史写作的影响。波里比阿的政治经验和个人经历使他可以近距离观察希腊和罗马等邦国的政体。通过观察和分析,波里比阿比较了不同政体的优劣,将罗马人霸业成功的原因归于政体的优越,并且他对政体的理论分析也得到罗马读者特别是罗马贵族和政治家的认可和借鉴。同时,出于一个政治领袖的自觉和现实的考虑,波里比阿强调史学的实用性,认为历史写作的目标就是要为从事政治事务的人提供借鉴和指导。第五章从波里比阿的军事统帅身份出发,探究其军事方面的经验积累对其历史写作的影响。作为亚该亚同盟骑兵司令,波里比阿拥有较为丰富的军事阅历和军事理论知识,结合自己的观察和知识积累,通过对罗马军营组织结构、营区建设、武器装备、兵员构成等多要素的分析,论述了罗马军团的优势所在,他尤其强调依靠本国公民而非雇佣兵是罗马人军事优势的关键因素。他还指出罗马人通过严密的军事纪律和纪念活动,将罗马人英勇对敌的战斗精神代代传扬,培育了优秀的罗马公民和军事将领,以此作为罗马人建立霸业的另一重要因素,体现了他作为军事统帅的经验优势和历史解释的视角。第六章从史学史的视角分析了波里比阿多元身份对其历史书写的影响。波里比阿传承并发展了希腊史学传统中求真与立场客观性的主张,但他写作的目的在于解释而非叙事;对于希腊的普世史书写,波里比阿也予以了借鉴和改造,他主张要用综合的方法写作人类普遍居住地的历史,这种综合的历史应当有始有终,并且所有的事务都围绕一个核心;波里比阿对史学“经世致用”的强调是他对西方史学史的重要创见,为以后的罗马史家提供了启发和借鉴。结论部分总结了波里比阿对历史学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为他对历史学家这一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波里比阿的各种非史家角色和职责也反映在他的历史书写中,这对于分析多元身份对历史学家及其历史书写活动的影响具有启发意义。

马百亮^[2]（2021）在《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文中指出英国的古希腊史学家乔治·格罗特是希腊史学史上分水岭式的人物。作为功利主义思想在史学领域的代表,他在政治、教育、哲学和历史等领域都颇有建树,尤其是在希腊史研究方面。12卷本的《希腊史》以实证主义的科学和严谨,在批判式地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希腊史上的几乎每一个重要问题都进行了新的阐释,一举确立了雅典在希腊政治、文化和社会史上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系统而彻底地洗刷了长期以来对雅典民主的污名,为后世的希腊史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树立了新的标准、注入了新的动力。直至今天,人们对希腊史的研究依然绕不过他的作品。本文主要聚焦于格罗特为雅典民主所做的辩护,将其研究置于他所处的政治、历史和思想传统之中,从接受史的角度梳理了他和古代以及近代的史学家和思想家跨越时空的对话,以此阐明他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的写作思路和史料基础。正文分为四章,摘要如下:第一章介绍了格罗特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社会背景,重点阐述了格罗特的人生经历和交游,展示了他在不同人生阶段在各个领域富有成效的作为,主要体现在教育、政治和学术研究这几个领域的贡献。第二章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入手,介绍了前格罗特时期希腊史的书写和对雅典民主制度的考察,包括米特福德、瑟尔沃尔和布尔沃-利顿的希腊史研究,尤其着眼于他们对于雅典民主制度的认识和考察,同时介绍了格罗特《希腊史》的主要内容和编纂思想,既将其置于希腊史学传统之内,也为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内容做了铺垫。第三章通过分析陶片放逐法、米太亚德的命运、对阿吉纽西战役将领和苏格拉底的审判,为雅典民主正名。在传统的希腊史中,这些都是雅典民主最显着也最严重的罪证,格罗特像一位高明的律师,利用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渊博的学识积累,在充分尊重并重新解读各方面证据的基础上,通过对陶片放逐法和雅典民主历史上几个重大事件或案件的分析,逐一驳斥了对雅典民主的各项指控,表明了陶片放逐法在维护新生的雅典民主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也表明雅典民众并非传统上所诟病的那样是一群乌合之众的暴政。第四章探讨的是精英与民主的关系,摘掉了分别贴在民众领袖和智术师身上的“蛊惑家”和“诡辩家”的标签,还原了他们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的真实角色。

李孟旸^[3]（2021）在《古典时代雅典社会福利研究 ——基于芬利模式的分析》文中指出本研究采用芬利模式对古典时代雅典社会福利的表现与原因进行考察,这一模式的核心观点是“嵌入型经济”,即社会活动统摄经济活动,社会成员对社会地位的追求是“嵌入型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政治活动、文化传统和宗教意识对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确立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从而对雅典社会福利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本文引言部分将对国内外学者关于雅典社会福利和芬利模式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国内学者对雅典社会福利的研究集中在津贴和薪金方面,对芬利模式的讨论较少,笔者尚未发现利用芬利模式来解读雅典社会福利的文章。国外学者对雅典社会福利的研究体现在制度史和经济史方面,社会福利往往作为这些研究的组成部分之一,国外学者对芬利模式的研究较之国内更为丰富,但因与本文主题无关,所以笔者将这些研究放在脚注部分以飨读者。第一章首先对芬利的学术谱系和理论模式进行梳理,并依据前辈学者的研究来明确本文所使用的芬利模式定义。芬利师承卡尔·波兰尼,又受到马克斯·韦伯学术思想浸润,所以其理论内涵十分复杂。芬利模式建立之初便被众多学者不断讨论和修正,这些内容都将在本章中做出总结。第二章首先明确“社会福利”的概念,其次使用“嵌入型经济”理论来总结雅典社会各方面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所表现出的社会福利,从这一理论出发对雅典的粮食市场、民主政治、礼物经济传统和宗教活动中影响经济活动的因素做出分析。“嵌入型经济”的精髓在于经济活动所遵循的标准不在经济活动内部,而在社会活动之中。第三章对经济活动所采用的社会活动标准进行考察,包括民主政治对经济的强大支配力、平等主义观念和礼物经济传统对雅典人民所产生的集体无意识影响和地位与荣誉对无理性经济活动的驱动力,这些社会标准遏制了现代经济合理性需要,进而明确“嵌入型经济”并非经济活动影响福利,而是经济活动所接受的标准影响社会福利。

郑本涌^[4]（2020）在《古典时代的妒忌与雅典民主政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众与精英的关系是雅典民主政治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直接指涉雅典民主制的性质和政治基础。学界主要有三种研究路径:制度史、意识形态和情感史。本文以妒忌情感作为切入点考察雅典民主制下,雅典的大众与精英围绕妒忌的政治话语,从而对雅典民主政治做出新的认识。本文指出,希腊人的妒忌是一种基于社会比较,容易在大致平等的人之间产生的恶意情感。雅典的民主意识形态强调公民之间的平等,并且试图塑造一个讲求平等的公民集体。然而,在雅典社会中却充满着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大众与精英之间的阶层对立很明显。现实的不平等与观念上的平等产生的张力容易滋生阶层的妒忌。从这个角度来看,妒忌是以情感的认知而不是非理性的特征嵌入到政治议题之中。荣誉和财富是引发妒忌的常见原因,它们通常是社会现象,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但是,因为荣誉和财富与希腊的竞争文化和雅典民主意识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围绕它们而产生的妒忌能够被纳入到政治范畴,从自然情感变成政治话语,并且在实践中成为精英阶层必须处理的政治问题。在雅典精英阶层看来,履行公益捐助是消除来自大众的妒忌的有效方式,其依据并不是公益捐助行为本身,而是在公益捐助行为之上的政治话语。有效的公益捐助产生的互惠原则为雅典的大众与精英公认,妒忌则被认为是威胁这种正当的互惠原则的因素。精英阶层强调自己履行过的公益捐助,提醒民众压制妒忌以维护互惠原则。除此之外,精英还会在诉讼场合将妒忌作为攻击对手的情感武器,通过强调妒忌情感的不正义色彩,在公众面前进行妒忌情感的规训。这两种手段的基础都是基于应得的政治原则,大众与精英之间互相尊重各自的利益。总之,古典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语境中的妒忌,既有政治话语的特性,也有作为自然情感本身所带有的性质,只有同时考量这两个方面,才能较为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妒忌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内涵。

潘静静^[5]（2020）在《古希腊诗人社会角色研究》文中提出古希腊的“诗”是对押韵的所有文学形式的统称,史诗、抒情诗以及戏剧都属于“诗”,由此古希腊诗人可大致分为史诗诗人、抒情诗人和戏剧诗人。“诗”是一种潜在的舆论工具,古希腊诗人借助“诗”这一文学体裁,歌颂神、人和城邦的伟大,赞美城邦的民主政治,规劝教育希腊民众。诗人在古希腊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本文研究对象为古希腊诗人这一社会群体,以一些富有典型性的古希腊诗人为例,结合各个时代的现实背景以及诗歌主题来分析上迄荷马时代下至希腊化时代四个时段古希腊诗人的社会角色。本文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以荷马、赫西俄德为诗人代表,分析了荷马时代史诗诗人的社会角色。荷马是希腊的教育者,教育了整个希腊,其名下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包含内容甚广,堪比百科全书,是古希腊教育民众的重要素材。赫西俄德是希腊神学的阐释者,是古希腊第一位平民诗人,他在《神谱》中系统梳理了古希腊的神话和诸神的谱系,为奥林波斯宗教在希腊地区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第二章以诗人梭伦、萨福、品达、提尔泰奥斯为主,分析了古风时代抒情诗人扮演的歌颂者和引领者的社会角色。古风时代的希腊世界涌现出了大批抒情诗人,他们歌颂神的伟大、歌颂体育竞技者的胜利、歌颂城邦的民主与兴盛,也承担了引领思想和生活的作用,如梭伦的民主政治引领,萨福对少女生活的教育引领以及提尔泰奥斯的公民精神引领,可以说,古希腊的抒情诗人扮演了歌颂者和引领者的社会角色。第三章分析了古典时代戏剧诗人的社会角色。古典时代,戏剧在雅典城邦蓬勃发展,诞生了诸多杰出的戏剧诗人,悲剧诗人中最为着名的是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德斯以及索福克勒斯,他们通过戏剧教育城邦公民,分别对雅典公民展开了爱国主义教育、宗教伦理教育和城邦理念教育;而阿里斯托芬是古希腊喜剧诗人中的佼佼者,他歌颂雅典城邦、反对非正义的战争,致力于维护雅典的民主政治,扮演了民主政治维护者的社会角色。第四章分析了古典时代后期及希腊化时代诗人尤其是新喜剧诗人社会角色的转变。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随着城邦危机的出现,中期喜剧诗人的政治意识逐渐淡化。希腊化时期,雅典失去了文化中心地位,城邦早已不复往日,以米南德为代表的新喜剧诗人转而关注家庭生活和男女爱情,致力于为民众带来愉悦的观戏体验,戏剧诗人的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本文以现存的古希腊诗歌文献为史料基础,对从荷马时代至希腊化时代诗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进行了一项长时段的分析,以期更好地理解诗人这一社会群体在古希腊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古希腊的社会与文化。

赖玉英^[6]（2019）在《亚里士多德与当代西方修辞研究 ——关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再思考》文中指出近两个世纪以来,对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及其修辞思想的研究成为了当代西方修辞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鉴于亚里士多德在当代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国内不少学者认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修辞是当代西方修辞理论的主要来源,“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是当代西方修辞学的基础。通过对“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概念由来及发展的考察和再思考,我们发现上述看法存在诸多问题。首先,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文本本身就因存在诸多不足,自面世伊始便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议。西方许多学者根据各自的兴趣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思想及其基本概念、范畴和理论范式移植到当代语境之中并进行了不同解读,但在当代修辞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中真正起作用往往是经过“再语境化”、被改造了的“亚里士多德”概念和范畴。这些“再语境化”了的概念和范畴实际上大多已偏离了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的阐述,如果将之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名号相联系,则很可能进一步加深人们的误解。其次,通过重新评价古希腊哲辩修辞传统,当代西方修辞史学家颠覆了亚里士多德在古典修辞中的代表性地位。当代西方修辞学界普遍认为西塞罗,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才是古典修辞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最后,以迪利普·加翁卡为代表修辞学家认为当代修辞理论建设不应该过度依赖于古典修辞,因为古典主义修辞理论的概念、范畴、法则和范式在理论上过于“单薄”,当代修辞学应该广开理论之源,充分吸收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批评等相关领域的成果。另外,对当代修辞学发展历史的梳理也表明,推动当代修辞复兴的不是“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而是帕尔曼、伯克等建立的创新性修辞理论体系。帕尔曼理论和伯克理论的经典化表明当代最有生命力的修辞理论并不是“现代版”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而是在扎根于当代修辞实践、体现了当代修辞的跨学科特征又适用于分析当代广阔的修辞实践的理论。

姜素萍^[7]（2019）在《马克思正义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就正义问题“回到马克思”,挖掘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历程,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观照当代西方正义理论,以期得到社会主义新时代正义建设的相关启示。正义是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是人类的共同政治价值,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现代性的危机促使新自由主义者罗尔斯恢复了人们对政治哲学的关注,他以“作为公平的正义”使政治哲学研究恢复了活力,其正义理论回应了当代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有效地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做了解释和辩护。一石激起千层浪,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以至于正义成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政治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心,当代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共和主义和第三势力等纷纷加入争论的行列。以罗尔斯、诺奇克为首的自由主义直接或间接地对马克思的思想提出了挑战,比如,面对资源的有限性,我们能否对生产力发展的“两个必然”保持乐观?在当下的现实世界,马克思“超越性”的正义理论应该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应得的正义与平等的正义之间,如何以建设性的方式看待马克思的分配原则?对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与正义”,探讨了马克思如何看待道德和正义的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的新领域。但是,在这些思考中,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有意冷落了历史唯物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是经济主义、历史主义或阶级主义,他们普遍强调规范微观的分析论证,在诉诸于“道德工程”建设的道路上又走得太远。针对正义问题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境遇,我们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期望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否、以及如何成为正义理论的研究方法找到可能性的回答。同样面对“马克思与正义”的问题,我们需要厘清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过程,审慎辨别马克思对正义的态度,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对立又协作的今天,得到马克思理论给予的现实启迪。论文的基本思路就是基于这一理论困惑和现实关怀,研读和深挖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解读马克思的思想,以马克思的基本方法、阶级立场和核心观点为基本要点,初步呈现出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轨迹、理论实质与当代要义。具体来看,论文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简要考察了西方思想史上的正义观。探寻了马克思正义观的思想根基,对始于苏格拉底的古典正义,到由霍布斯开启的现代正义进行了追溯,马克思的正义观是对人类正义思想的继承、发展和超越,是正义思想史上新的里程碑。第二、三章着重研究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过程,把握马克思正义观的基本特征和理论实质。马克思的正义观是在与其他思想家和现实的碰撞中逐渐发展的,其正义观的形成经过了萌芽、形成、成熟的三个阶段,大致经历了革命民主主义正义观,到人本主义正义观,再到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历史演变,这一过程呈现出了马克思正义观的“变”与“不变”:改变的仅仅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观点,不变的是分析方法、阶级立场和价值旨向。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论实质是实现人的解放: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到“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是劳动者的权益、个人的自由尊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他的正义观是以实现人的解放为最终目标,具有实践性、历史性、阶级性三个基本特征。第四、五章是当代西方诸正义理论研究和以马克思的视角来审视其正义理论部分。在“全球正义”时代,对何谓正义、如何实现正义的讨论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只有深入了解当代西方的正义观,在马克思的视角下对其进行批判和吸收,才能形成更具说服力、更完善、实践性更强的正义理论。这部分通过剖析西方正义理论的问题和局限,展现出马克思正义观的批判性和超越性,表明马克思正义思想在当代正义理论中的“在场性”。用马克思正义思想观照资本主义实践可以发现,西方理论不可能站在非西方立场上研究问题,也不足以解释我们国家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时至今日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第六章是马克思正义观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价值。社会主义的正义价值理念需要依据马克思正义观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正义不是依靠抽象的理论批判就可以实现,而是要在处理各种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开展,正义嬗变的根源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只有牢牢抓住在物质领域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前提,人的自由平等才能得以实现。而在当前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处理好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个体利益和共同体利益的关系、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关注分配正义也就成为马克正义观的应有之义。概而言之,无论马克思曾经怎样嘲讽、奚落和斥责过那些泛泛而谈的“正义”,他实质上持有一种批判式的正义观,也有一个大致完备的正义论证过程。一方面,正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本身就自带神秘感和模糊性,它具有积极担当的正面价值,但并不能作为承载社会之重的“首要德性”;另一方面,马克思重视最多的是物质生产,对自由、平等、解放和自我实现的考虑贯穿始终,他并没有明确专注地为正义下过结论,但是,这种貌似“轻视”甚至“不耐烦”,以其他价值名义进行批判的字里行间恰恰是对正义的阐释,其随处可见于文本中的关切和表述已经构成了他的正义观。马克思不是拒斥正义、不要正义,而是不要“一般的正义”,他伟大无私的品格、他倾其一生为人类事业奋斗的牺牲精神、他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就是对正义最好的解读,还有谁能比马克思对正义的诠释更有力量?我们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看不到确之凿凿、雄辩滔滔的正义言辞,因为,他已经将对正义的探索和追寻纳入到了波澜壮阔的人类真实的社会运动之中。马克思的理论是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理论,其立足点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是与人的实践活动密切相结合的。将马克思的理论当做绝对真理并机械地、教条地运用到社会现实,不仅不是对马克思的追随,反而是背离了马克思的精神。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取得成就,是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密不可分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必须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吸收其他理论的合理因素,更好地指导当代社会建设。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分享广度、受益的程度仍大为不同,由此导致人们的不公平感也在增强,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任何有吸引力的规范的政治理论都必须解释政治制度应该如何处理这些事实”。①我们期望通过马克思的正义视角,观照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变化,审视中国社会发展和改革的价值之维,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公平正义概念,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分配制度改革,以之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正义建设的价值取向。

魏明勤^[8]（2017）在《古希腊学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学园,是希腊、罗马历史上最早的高等学术机构,它以高深学问的教学和科研为特征。从公元前387年被创立,到公元529年被关闭,在916年的演进过程中,学园应对社会和国家需求,借助宗教仪式,最终形成了标志自身的精神实体,即学术传统。学术传统的灵魂是学术精神,学术精神是人类知识精英对建构社会秩序的一种表达,它与国家精神和宗教精神一样,一旦生成,就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在现代世界中,标识人类高等智力活动的“学术”、以及大学的“学院”都是以古希腊第一座学园的名字“Academy”命名,由此可见学园对“大学”和“学术”的影响。从大学的理念中,我们辨识出学园和大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都以追求自由和真理为目的,都有百科全书式的教学和以明辨真理为目的的科研。“大学”之名得之晚矣,而其精神理念,在学园时代俨然已铸定完毕。学园的理念确定了学园的形式,大学的理念规定了大学的形式。就像人的本质规定性取决于人的精神而非人的肉体一样,任何社会组织,其本质规定性由其无形的精神理念决定,其展现出的具体形态不过是对其理念的表达与诠释而已。鉴于学园在人类文明史和人类高等教育史上的独特地位,有必要追溯学园从那个时代的混沌中获取自我意识的相关机制,最大限度还原学园的理念和实践,从中概括提炼影响深远的学园精神实体,呈现学术生活的要素——此谓本文的具体目标。本文的第二层目标是,通过分析学园中仪式传统对学园实践群体精神塑造的作用,分析学术传统生成过程中,宗教与国家的协同作用,探讨宗教、国家和学园各自的权力边界,总结学术精神得以稳定传承的外在机制。本文的第三层目标是,分析学术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区别与联系,分析国家在人文精神培育机制建构中的作用。基于以上目标,本文着力于探查学园的有形实体和无形精神实体的形成机制,厘清国家与社会在其中的作用,以期关照当前大学教育中所面临的挑战与应战。因此,综合前人对学园研究的相关成果,本研究借助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首次对学园作整体考察,以呈现其有形与无形实体演进的整体状况。首先,对涉及本主题的相关核心概念:希腊的Paideia、Humanism（人文主义）的源起、“学术”（Scholarship）的演变、古希腊、罗马的高等教育,一一进行溯本追源式的界定;对学园兴起的直接相关的历史背景,一一进行考察。研究伊始,主要从宏观层面考察学园发展,以期呈现学园演进的整体脉络。开篇点题,确立本文研究对象“古希腊学园”的概念,确定研究对象的时空边界、研究切入角度,以及本研究的理论定位。学园研究的宏观脉络历时性呈现为:兴起、发展、兴盛、衰落四个阶段。学园的兴起（387BC-338BC）,处于古典末期。分析学园之母“阿卡德米学园”生成的社会基础。着重分析以下两点外在机制:哲学思潮与雅典城邦,前者促使学园理念的生成,后者提供了学园实践所需的一切社会条件。总结这一时期学园宏观层面呈现出单一中心的特点,即学园仅在雅典城邦出现;微观层面呈现为私学和哲学教学为主的特征。学园在理念和实践层面,形成了自我意识。学园的发展（335BC-30BC）,处于希腊化阶段。以吕克昂学园和亚历山大里亚缪斯学宫为主要对象,分析呈现学园的最新发展。这一时期的学园特点,宏观层面:学园的发展呈现多个中心:雅典、亚历山大里亚、帕加马、罗德岛等;学园从私立走向公、私学兼备。微观层面:科学研究从教学中分离,纯正的“学术生活出现”;分门别类的科学兴起;享受国家薪俸的学者群体崛起。国立学术中心是学园在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学术的分化和科学专门化在这一时期确立起来了。学园的兴盛（29BC-337AD）,处于罗马帝国盛期。这一时期罗马统治阶层逐步介入学园管理,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影响了学园的运行。国家介入学园运行后,学术分化更趋明显,学术呈现实用主义的转向;专科技术学园出现,主要有:建筑、医学、法律学园。由于帝国发展的需要,以法律保障实施的教育体系确立起来了,同时也为学术精神向人文精神的发展垫定了基础。学园的衰亡（338AD-529AD）,处于神权崛起阶段。这一时期学园发展处于停滞阶段,并未有新的推进。这一时期,宗教与国家进一步加强对学园的限制,体现在经济的打击、自由授课的限制乃至取缔。当学术自由的社会土壤和学术研究的国家支持机制不在,学园的有形实体随即坍塌。以上内容主要采用历史文献考察法,借鉴布克哈特的文化史观,从宏观层面呈现学园的发展脉络,目的是突出国家、社会和学园间的交互影响。具体而言,分析宗教、国家和社会等外在机制对学园生成、发展、兴盛和衰落的影响。宏观审视学园的演进脉络之后,进入中观考察,目的首先是呈现学园培育自由灵魂的理念。具体而言即:培育实现灵魂实现真理转向的人,他们会自觉以真理为目标展开自己的一切行动。本章重点考察第一座学园,也即“学园之母”阿卡德米学园的理念。探究作为哲学学园的阿卡德米学园理念生成的哲学根源,分析得出,学园理念的生成,是基于知识精英对建构良善社会秩序构想的需要。中观考察的展开主要沿着三个问题展开:为什么要创建学园?学园实践如何可能?学园目标如何达成?针对三个问题的相应答案是:学园培育的是自由灵魂,也即德性的人;学园通过系统的知识教育促使灵魂转向真理;学园通过培育出哲学家家来,从中挑选合适的人培养成哲学王,实现国家正义,进而实现国家之内公民的普遍正义。最后的目的是学园追求的终极目的:即实现公平正义国家之下所有公民最大化的自由发展。中观考察之后进入学园内部,作微观考察,目的是还原学园实践的主要内容:高深知识的教学和真理导向的科研。随后总结学园实践带来秩序建构的成果:知识体系和教育体系的生成。微观考察之第一,从已有知识的传授入手,呈现以灵魂转向为目的教化所需的外在条件以及具体方法。这部分以雅典四大学园的相关史料为主。第二:从新知识的开拓入手,呈现以穷究万物之理为目的科研。本节从吕克昂学园入手,分析科研活动的兴起及其表现;以亚历山大里亚缪斯学宫的科研活动为例,呈现科研活动的迁移、分化、专门化的表现。第三:总结学园的教学和科研实践活动,在社会和国家的介入下,从中逐步生成的秩序:理论层面,知识分类和科学方法论得以确立,实践层面:教育体系形成。这是学术生活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在已经呈现学园的理念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宏观和微观结合考察的研究方法,分析学园理念引导下的实践活动在宗教和国家的参与作用下,呈现出的学术传统的生成机制。具体而言,该部分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出发,考察学园自身意识的生成中,仪式对师生个体学术精神的形塑,以及仪式对学术共同体精神的形塑。具体分为对学生、老师和师生的一些仪式,分析其对师生群体的精神塑造作用。第一,对学生:其目的是在学生中确立人格卓越的理想;第二,对教师:其目的是为树立真理志业的模范;第三,对师生:其目的是为塑造学术团体的精神。最后总结,学园的仪式传统,是学园在宗教和国家的帮助下,逐步生成自身意识的一种表现。学园中的仪式,其目的是:通过对师生群体意识的塑造,使学园的理念在实践中得到执行,使学园的学术生活得以延续,最终形成可以同学园分离的学园精神实体,也即:学术传统。在此基础上,总结学术传统得以传承的外在机制。最后部分,观古照今,考察学园的当代价值。从学园的精神实体,即学术传统的生成中,考察学园延续千年发展的内在和外在机制。提炼学术传统背后的超稳定结构为:学术精神、教学、科研、仪式,它们是标志学园之为学园的本质,是学园的精神实体。回溯西欧历史上的三次文艺复兴,其实最终都是对由学园开创的学术传统的回归。每一次回归都为社会注入了活力,带来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并有所行动。尤其是我们的“大学”体制也是借自西方,更应该理清楚大学之为大学的内在规定性,以便于大学及时规制自己的行动。具体而言,学园留给我们的启示有如下三点:第一,在“人本主义”的公民教育中,强调“自由”,真正兼顾公民个体对自我意识觉醒的关照,而非仅强调其国民性的一面;第二,大学运行的理念中,坚守“真理导向”,强调“理性”。主要是从教学和科研两个层面,倡导对自由和真理的真正回归;第三节,论述在社会中培育“人文精神”所需的外在机制,也即国家和社会如何行动的问题,强调“秩序”。最后对学园的当代启示进行总结,它体现了这样一种理想:对自由、理性和秩序的构想:具体而言从少数个体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带动公民普遍的自由发展。余论,再次回顾希腊文化理想下的学园,反思学园与宗教、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反思文明生成过程中复杂的社会联动机制,以期关照当下。

白继萍^[9]（2017）在《古典时期雅典城的城市布局及规划思想研究 ——兼与汉长安城比较》文中研究说明近些年来,对于古代西方城市的探究以及中西方城市的比较研究已经成为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这对于城市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古典时期的雅典以其繁荣的商业、鼎盛的文化、民主的政治灿烂一方,雅典城作为其综合实力最直接的表现,彰显出与众不同的魅力。本文从城市布局和规划思想两个方面来解读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并且将之与古代中国高大、巍峨的汉长安城作比较,最后挖掘两座城市风格迥异,区别甚大的深刻原因,并从中管窥古代东西方文明不同的冰山一角。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了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包括城市布局、规划思想以及其他相关）和汉长安城（主要是规划思想方面）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成果,并阐述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和研究方法,以及相关概念的定义鉴定。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古典时期雅典城的城市布局。因为这一时期的雅典城是以“卫城”和“广场”为中心的双核模式,所以城市布局主要从高台上的卫城和高台下的城市两个层面来解读。首先架构卫城上的主体建筑物,并加以解读;然后架构广场、剧院、议事厅等卫城下的建筑物,并加以解读;最后总结出古典时期雅典城的布局特点。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古典时期雅典城的城市规划思想。通过对古典时期雅典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背景的梳理,以及前一章城市布局的解读,来概述古典时期雅典城的规划思想,并把它总结为五:自由和谐的人本主义、广泛浓厚的民主意识、平等自由的城邦精神、张扬显着的民族标识、空间结构的美学追求。第四部分主要简述了汉长安城的城市布局和规划思想。汉长安城主要由宫殿区、商业区、居住区、礼制和墓葬区等组成,规则有序,界限分明。而在城市建设的不同阶段其规划思想也不同。汉初,黄老思想影响深远,城市朴素简单;武帝时期,有为而治,城市建设极力彰显皇权;汉朝后期,崇古复礼,大批礼制建筑出现,除此之外,还有风水,象天等规划思想的反映。第五部分是两座城市的比较和反思。通过前面章节的论述,本文发现古典时期的雅典城与汉长安城是两座个性鲜明的城市,但两座城市在蛛丝马迹之间还有着相似性,在建城的过程中,双方都在处理城市与自然环境,也可以说天人关系上秉持着相似的态度,企图达到一种和谐的境界。但更多的是二者在建城目的、城市机能、影响和适用性方面的不同,并从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探究了这些不同的深刻原因。最后,笔者将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政治文明、宗教文化等归结于城市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它们共同塑造了属于自己的,极具地域感、时代感和民族感的城市,并从这两个城市的比较中,看到了两座城市的不同文明,有助于从城市角度来理解古代中西方文明的不同。

赵青青^[10]（2016）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民主探微 ——以伪色诺芬、修昔底德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雅典处于从极盛时代走向战争失败的特殊历史时期,伪色诺芬与修昔底德作为这一时期雅典社会历史的见证人,皆发表过相关着作,表达了对其间雅典民主制的看法。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作为希腊世界的海上霸主,牢牢控制着爱琴海的制海权,以强大的武力为基础,通过经济、司法等多种途径严密控制着诸属邦,获得了充足的物资供应、可观的财库收入、丰富的海外田产等诸多好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特别是公元前413年西西里远征失败后,雅典综合国力大为削弱,城邦内部不同阶级之间、政治领袖之间的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日益加剧,甚至发生了颠覆民主制、建立寡头政府的政治变乱,雅典城邦江河日下。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雅典民主建立在奴役原提洛同盟诸邦的基础之上,实际上是全体雅典人的民主,而非全体帝国臣民的民主,雅典城邦也为这一帝国式民主付出了战争失败的惨重代价。

二、论古典学者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批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古典学者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1）波里比阿的历史书写与身份认同（论文提纲范文）

（2）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古典时代雅典社会福利研究 ——基于芬利模式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4）古典时代的妒忌与雅典民主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5）古希腊诗人社会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亚里士多德与当代西方修辞研究 ——关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再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7）马克思正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古希腊学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古典时期雅典城的城市布局及规划思想研究 ——兼与汉长安城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0）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民主探微 ——以伪色诺芬、修昔底德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古典学者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批评（论文参考文献）

• [1]波里比阿的历史书写与身份认同[D]. 施晓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21(11)
• [2]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D]. 马百亮.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3]古典时代雅典社会福利研究 ——基于芬利模式的分析[D]. 李孟旸.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4]古典时代的妒忌与雅典民主政治[D]. 郑本涌.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5]古希腊诗人社会角色研究[D]. 潘静静. 鲁东大学, 2020(01)
• [6]亚里士多德与当代西方修辞研究 ——关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再思考[D]. 赖玉英.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7]马克思正义观研究[D]. 姜素萍. 云南大学, 2019(09)
• [8]古希腊学园研究[D]. 魏明勤. 西南大学, 2017(11)
• [9]古典时期雅典城的城市布局及规划思想研究 ——兼与汉长安城比较[D]. 白继萍.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7)
• [10]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民主探微 ——以伪色诺芬、修昔底德为中心[D]. 赵青青. 西南大学,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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