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时代与社会转型

一、知识经济时代与社会转型（论文文献综述）

杨述明^[1]（2021）在《论智能经济理论的逻辑前提》文中指出在智能社会阶段,数字经济是基本经济形态,智能经济是典型经济形态。智能经济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智能经济理论是对工业经济形态转型为智能经济形态的观察总结。对智能经济进行客观认知要以商品经济、工业经济背景下产生的创新理论为逻辑起点,系统分析后工业社会的各类经济现象,并遵循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的基本原理,比较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数字经济形态下生产力和经济关系的变化特点,以及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智能经济形态下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特点。

黄文武^[2]（2021）在《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文中提出这是一个持续变革的时代,任何组织及个人的发展都处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之中,大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在大变革时代需要对大学革新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对大学过去发展历程中的辉煌与没落、此时此刻面对的挑战与机遇以及未来发展的种种可能性统筹思考。基于对创新创业时代大学的转型发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为改革而改革”、“为政府政策背书而改革”以及“以排名为导向建设‘双一流’”等问题的反思,促使我们思考大学究竟应该在一种什么力量和精神的引领与推动下才能实现我们所期盼的高质量发展。论文选择以“企业家精神”作为研究大学革新的概念工具和理论视角,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跳出经济学、管理学的视野,重新认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彰显“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的解释力,进而探究“企业家精神”在推动大学革新中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则在于揭示企业家精神在实践层面对大学革新所起到的具体作用,强调为了创造大学的未来需要特别重视以企业家精神引领大学革新,唯有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力量以推动大学革新才能塑造大学的未来。研究首先基于“大历史观”的视野从纵向的维度考察从中世纪大学到现代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历史进程中大学发展所展现出的企业家精神。基于历史的分析其目的在于强调对于以革新求生存图发展的大学而言,企业家精神不是外在于大学这一组织的,而是其本身持续发展应该具备的核心特征和品质。从历史的角度呈现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革新的意义和作用后,研究依据现实情景论证了企业家精神对于我们时代的大学革新之所以重要的原因。立足时代变革的大环境,强调当下的大学革新所涉及的技术变革和制度创新需要企业家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范式革命的重要性。在明确了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的重要性,并对大学革新的过程从企业家精神的视角加以阐述后,需要追问的是大学革新需要怎样的企业家精神。研究则主要运用案例分析方法,从国家的企业家精神、组织的企业家精神和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进行较为详细的阐释。在横向上从大学革新的丰富事例中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来说明这三种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革新的意义,即为了更好地把握大学发展的未来,需要个人的、组织的、国家的企业家精神的共同作用。在理论层面充分阐述了“企业家精神”对于大学革新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后,研究的重点在于凸显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在组织结构、制度、管理模式以及行动方式等实践层面的影响。企业家精神引领下的大学革新展现出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既超越组织发展历史/传统的范畴,又突破校园的围墙。企业家精神引领和推动大学革新实践就体现在激励学科知识生产和学术创业、加快学科-专业-产业链建设、促进大学创新创业治理以及推动大学创新创业社区建设等几个方面。同时,研究还结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双一流”建设实践,分析企业家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以更好地实现大学发展目标。当前,“双一流”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政策驱动,强调走向卓越的大学更应该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引领,并从个人的企业家精神、组织的企业家精神和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阐明了“企业家精神”之于“双一流”建设的作用。

李青^[3]（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蒋尊泽^[4]（2021）在《协调资本主义的知识经济转型路径研究——以瑞典和德国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多样性的资本主义模式具有多样性的政治基础,约束着知识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瑞典和德国两国知识经济转型都体现出对协调资本主义模式的延续,没有复制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硅谷模式"。与此同时,两国的转型路径也因政治联盟的不同呈现出显着的差异。瑞典通过国家、雇主和工会三方政治联盟协商,达成支持信息通信技术转型的共识,实现了激进的知识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德国的知识经济转型则因制造业联盟过于强大而呈现出保守性,按照行业组织的劳资双方都缺乏进军新产业的意愿,因此,只能在既有高端制造业基础上添加数字化成分。

杨述明^[5]（2020）在《智能经济形态的理性认知》文中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转型为智能经济,相应的工业经济理论转变为智能经济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先后出现了知识经济、智能经济、数字经济三种主要经济形态,智能经济与数字经济正呈现迅猛发展之势。由于这种转型具有周期短、覆盖广、影响大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理论相对于经济事实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经济学家Joel Sobel无奈地说,"当前经济学中最有趣的研究是计算机科学家完成的,因为计算机科学家有场景、有平台并能真正通过实验验证理论"。这一论断尽管有失客观公正,但也的确反映出当代经济学可能存在的问题。基于此,我们需要顺应经济演进趋势,分析转型时期的经济思想,力求对智能经济规律性认知,尝试构建与智能经济相适应新经济理论。

崔有波^[6]（2019）在《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每一轮科技革命都可能会引发一轮教育革命,教育和学习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社会活动,始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革新。文字和学校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教育革命的到来,教育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教育史上的第二次革命的到来,知识传播更为便利;第三次教育革命发生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期,班级授课制的出现推动了规模化教学的发展,教育普及才真正得以推进。人类历史上第四次教育革命发生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期,网络信息技术正引发教育系统的全面变革,教育方式、教育手段、教学内容、教育体制与教育目标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整个教育生态被重塑,信息和知识瞬息万变,不断学习成为社会成员的基础性需求。再加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口素质需要提高,教育公平问题需要解决,社会创新活力需要激活,而互联网的独特优势将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因此,建设全民、终身、全面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既是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又是互联网时代的必然选择。基于以上研判,本研究将学习型社会建设置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运用社会转型理论、网络社会理论、教育冲突理论等理念工具,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界定学习型社会的基本内涵,理清学习型社会建设理念的思想来源和历史演变,探究西方国家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主要进展,分析在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比较传统教学模式和网络时代的教学模式的主要区别,辩证分析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探寻互联网时代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有效路径。导论部分首先解释了本研究的社会背景和现实意义,概括了人类历史上的四次教育革命,并从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出发分析了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研究这一话题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然后,从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多个视角总结了学习型社会研究的主要进展,对网络教育、网络学习、虚拟学习社区等概念做了区分,在此基础之上界定了互联网和学习型社会的主要内涵。通过分析已有研究的不足,并基于社会转型理论、网络社会理论和教育冲突理论,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之处。中西方的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经历了若干不同的发展过程。古代中国的“有教无类”教育思想和古希腊的“博雅教育”理念都可以看作是中西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思想萌芽,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学习型社会建设在古代中西方都未能实现。现代中西方的学习型社会建设都经历了起步、探索、发展等多个时期,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求知欲望大增,社会发展速度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成为必然之举。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学习的兴起和国家的鼓励支持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重塑了教育生态。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互联网时代的教学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教学主体经历了从单主体论到双主体论、从小众化到大众化的转变;教学内容经历了从有限性到无限性、从同质化到异质性的转变;教学从同时空性转变为超时空性,从年级年限制转变为无年级年限制;教学理念也经历了从师传生受到主动自学、从重视传授知识到重视培养信息素养的转变;教学目的也从培养人才转变为实现人的自我完善。互联网的内在特性与功能对学习型社会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增加了人们的闲暇时间,打破了教学的时空限制,助推了教育公平的实现,为全民终身全面学习创造了条件;提高了社会成员的学习动力、学习毅力、学习能力、学习效率和学习转化力;助推实现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促进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有助于构建学习型组织;能够满足学习者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学习需求;能够促进科研和学术的交流合作,促进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型思维的培养,推动社会创新。同时,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首先,“数字鸿沟”的存在会加剧地域之间、阶层之间和代际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其次,“信息超载”现象会分散学习注意力,浪费学习时间,增加信息辨识难度,降低学习质量,导致信息迷航,迷失学习目标。再次,“碎片化学习”方式的盛行会降低学习者的辨识能力和深度学习能力,并助长不良学习习惯的养成,最终降低学习的实际效果。另外,“网络依赖”会助长学习者的学习惰性,抑制社会成员的原创能力,并加剧网络安全威胁。最后,“网络失范”现象的频发可能会加剧网络不良信息和消极网络文化对社会成员的误导。因此,中国的学习型社会建设要用好互联网这柄双刃剑。网络时代的学习型社会建设首先要营造公平、绿色、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这就需要打破网络壁垒、净化网络空间、完善网络法规和发展最新的网络信息技术。其次还要提高网络学习的质量,打造高水平的网络教学平台和高质量的网络学习资源,提高网络教学的效率,不断革新网络教学的方式。另外,还要加强对网络教学的审核与监管,防范资本对网络教学的过多干预,提高网络教学的规范性。结语部分回顾了本文的主要结论,并指出可能的拓展研究方向。

邵阳子^[7]（2019）在《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经济陷入周期性衰退。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困难表面上看是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实则是存量技术及其相应经济形态支撑力减弱的结果。寻找支撑未来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成为当下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已由高速回落至中高速,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日益孱弱。中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化的“拐点”,随着传统动能的减弱,需要新动能异军突起,与改造升级传统动能结合起来,换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形成经济增长的双引擎,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促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现有国内外关于中国新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尚未形成广受认可的理论体系,相关研究多以定性分析和案例研究为主,缺乏量化实证研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加强。此外,基于新经济发展视角,探究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关系的研究更是稀少。因此,研究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从“新经济”和“经济结构”的相关文献出发,对新经济冲击经济结构演化的历史追溯和现实考量进行了研究,本文通过对前三次工业革命历史进程的梳理,来分析新经济的发展和演化历程。可以看到历次工业革命的爆发都是在重大技术创新以及支撑力的推动下,催生出新产品、新业态和新组织,从而改变经济形态的性质,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最终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不同的社会中占核心地位的经济结构也会反映当时经济形态的特征。基于计量经济学等多种实证模型,重点研究了新经济发展对经济结构变动的冲击机制。本文基于ITIF构建的“美国各州新经济指数”和财新网构建的“中国新经济指数”,结合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官方统计机构对我国新经济具体形态的阐述,从知识经济、互联网经济、开放经济、绿色经济、创新经济和活力经济六大方面构建了“中国新经济发展指数（CNEI）”,并基于PPCA法,对2003年至2016年我国31省（市、自治区）新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价;基于Theil指数和Moore指数,对我国各省2003年至2016年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和变迁速度进行了评价;基于SRA,对我国各省2003年至2016年TFP进行了测量。综合前文的理论分析以及实证分析得出的CNEI、THI、MI和TFP数据,分析了新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信贷和技术进步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机制,重点研究新经济发展对我国经济结构变动的冲击作用。与此同时,分析了新经济在我国几种典型业态的表现及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政策和建议。通过本文的研究,有利于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相关论题的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有利于为我国发展新经济和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方法借鉴;有利于引导宏观经济主体和微观经济主体重视创新投入,扶持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经济,促进我国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经济的发展,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有利于引导宏观经济主体和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挖掘内部经济增长点,培育新动能、新产业和新业态,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硬着陆”。

吴玢^[8]（2019）在《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古代传统工匠通过不同时期的造物活动,折射出其在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变迁,这其中尤以明清时期表现得最突出。自从明代中期以降,工匠的人身依附关系出现了松绑,传统工匠的身份实现了自由,大大提高了造物活动的主动积极性,并且打破了既有的“士农工商”秩序,其身份开始在上层士人中逐渐找到了认同。而晚明时期江南地区更是涌现出不少技术文献,其作者不乏政府官员、文人学者和工匠,充分说明了传统技艺已由经验型态转向理论型态全面转变。因此,本文以晚明时期江南地区的儒匠群体为研究对象,以技术经济为视角,试图探讨该群体的构成情况、形成方式,以及技术发展过程中如何与官府、士人和商人等其他群体的互动。晚明江南地区的儒匠来源较为广泛,构成也稍显复杂,不仅有家道中落、生活落魄的士人,也有热爱读书的商人和工匠,同时,工部的部分官员,以及喜爱造物活动的学者们,也乐意化身为儒匠的形象,参与技术文献的写作。他们的出现,带动了科学知识在晚明江南地区社会的广泛传播,表现出了一系列技术科学化的倾向,这些倾向主要体现在标准化、数理化和理论化三个方面。同时以晚明时期新安地区的制墨家群体为例,探讨了儒匠群体社会资源网络的构建情况,以及他们如何塑造工匠精神和科学精神。从而认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社会稳定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带动了技术经济与地方社会的良性互动,最终寻求到了其身份认同和社会定位,这为我们考察晚明时期社会转型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晚明之际的社会处于流动性的状态当中,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变革的走向,孕育出了新的近代因素。在这个社会大流动的状态中,作为知识群体,儒匠群体也同样面临着转型,不管是社会角色的转换,还是科学理论的建构,从某种层面上都是力争话语权的争夺,寄希望于在社会变迁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其本质上还是儒家社会意识形态对中国古代传统工匠的渗透。由此可见,本文将技术与工匠结合考察,重点突出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的主体性,为考察特定历史时期的技术与经济的互动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同时,将儒匠置于特定的场域进行考察,审视该群体参与社会事务的路径,无疑会弥补当前社会史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忽视,为我们探讨晚明社会的转型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而有关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探讨,十分符合当前我们对于手工业从业者的关注,有助于构建“匠人·匠技·匠心”的信念。

姚宇华^[9]（2017）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下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研究》文中提出大学组织自中世纪产生以来,经历了一系列变革,形成了不同的组织模式。随着大学组织不断发展,大学组织逐步由一个封闭性系统成为一个开放性系统。大学组织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生产机构,知识性或学术性是大学组织的本质属性。因此大学组织模式变革需遵循外部逻辑和内部逻辑,其中外部逻辑须通过内部逻辑发挥作用。外部逻辑主要与外部社会环境变迁相关,内部逻辑则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相关。当前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工业社会变迁,知识生产模式发生转型,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Ⅱ逐步兴起和发展。作为对理论与实践的回应,论文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进行研究。论文基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遵循提出问题、构建分析框架、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以及提出政策建议和结论的研究思路。运用文献研究法、理想类型法、历史研究法、组织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与全面的研究。大学组织作为一个开放性系统,需要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动力或原因进行分析。依据知识生产模式理论、知识社会学理论和系统与权变组织理论,论文构建了“知识生产模式—大学组织模式”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就大学组织模式变革动力而言,外部社会环境是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外部驱动力,知识生产模式是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内部驱动力。外部环境作为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外部驱动力,须通过知识生产模式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产生影响。因此,大学组织模式变革是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内在要求。就知识生产模式和大学组织模式二者的协同演化方式而言,主要存在自组织的协同演化和他组织的协同演化两种方式。论文以此为分析框架,对国外大学组织模式的历史变迁、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变革策略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论文以历史研究法、理想类型法为基本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对西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历程进行了考察。从西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看,自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相继产生和形成了教学型大学组织模式（T-u型）、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式（R-U型）和创业型大学组织模式（E-U型）三种经典的大学组织模式。从大学组织模式变革原因或动力看,外部动力表现为西方社会经历了中世纪社会、工业社会和知识价值社会等三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变迁;内部动力表现为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相继产生和发展了知识生产模式0、知识生产模式Ⅰ和知识生产模式Ⅱ等三种知识生产形式。总的来说,在西方社会情境下,知识生产模式和大学组织模式二者变革是一种自组织的协同演化方式。论文运用案例研究法,对麻省理工学院（MIT）组织模式变革进行了个案分析。研究表明:MIT自创建以来,在组织模式上先后产生和发展了工程技术学院组织模式、理工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式和创业型大学组织模式等三种组织模式。通过对其变革动力进行的分析表明:外部社会环境变迁是MIT组织模式变革的外部驱动力,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是MIT组织模式变革的内在动力。总的来说,在美国社会情境下,知识生产模式和MIT组织模式二者变革呈现一种自组织的协同演化方式。通过对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历程、特征与当代大学组织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描述和分析,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就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历史变迁而言,自清末近代大学产生以来,相继经历了近代大学组织模式、现代大学组织模式和当代大学组织模式等发展阶段。就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特征而言,主要表现为断裂性和稳定性、移植性和模仿性以及强制性和激进式并重的变革方式等。通过国际和历史比较分析,我国当代大学组织模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组织行动者地位不平等、组织目标外部逻辑彰显、组织技术适切性较为缺乏、组织结构科层化以及组织权力分配不均衡等。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特殊性的原因主要包括社会和知识生产两个层面。在社会层面,我国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发展形态,主要表现为无序与有序相互交织的社会发展路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知行合一的文化传统以及程度和层次较低的现代化发展水平等方面。在知识生产层面,在独特社会形态影响下,我国形成了一种政治权力规划的知识生产模式,具有理性主义知识观缺失、知识生产体制化滞后及知识型结构模式失衡等特征。总的来说,在我国独特的社会情境下,知识生产模式和大学组织模式二者变革呈现一种他组织的协同演化方式。基于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现状和当代大学组织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背景,综合借鉴西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经验,对于我国大学组织模式未来的变革,论文从策略和模式设计两方面进行了探讨。就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策略而言,应从社会、知识生产模式和大学组织等层面采取相应策略。同时,在当今知识生产模式由模式I向模式II转型的背景下,论文从组织行动者、组织目标、组织技术、组织结构和组织权力等要素对未来我国大学组织模式设计进行了初步探讨。从组织行动者来看,应处理好大学外部行动者和内部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应从“政事一体化”走向“政事分开”,改进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提升社会参与水平;制定和落实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提高和保障教师地位及提升学生地位等。从组织目标来看,应加强各种目标之间的融合性、平衡目标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以及提升目标的多样性和个性等。对组织技术而言,应实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推进学科、专业和课程一体化建设;革新教学方法以及优化管理技术等。在组织结构上,应分别对行政组织结构和学术组织结构进行相应调整。对于行政组织结构来说,应建立一种“学校—学院—系”三级的组织结构形式,重点是对学校层次的机构设置进行改革,建立由多元主体组成的大学治理委员会作为大学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对于学术组织结构而言,应在对政府层面的学科分类目录进行相应调整的前提下,借鉴西方一流大学学院设置经验,重视学科属性差异性。在学院设置上,建构一种由基础性学科和实用性学科学院组成的学院结构。同时应加大跨学科组织的建设和整合力度。就组织权力而言,应坚持以“善治”为指导的权力分配目标、自治和共治统一的权力分配原则和集权与分权统一的权力分配方式以及建构一种“纵向分权”的权力分配模式。论文基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时关注了大学组织的“外适应”和“内适应”问题。在大学组织的分析视角上,实现了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的整合。因此对于大学组织模式变革来说,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肖柯^[10]（2016）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之所以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动力凝聚、方略制定、路径选择等日益面临新的现实要求并呈现新的具体特点。当前,无论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还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抑或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均涉及如何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的问题。尤其是要在世界各国软实力竞争日益激烈和复杂多变的当代,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的多维考察和系统阐发,消除重物轻人的发展思路和模式的消极影响,正确看待精神生产对于物质生产的引领作用,为精神生产方式创新创造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是包含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自身的再生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再生产等在内的全面生产。精神生产在全面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亘古如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精神生产在全面生产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动因。精神生产既赋予全面生产以目的,又以新科技应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彰显其作用,促进着人的价值实现和自由解放。中国传统精神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传统精神生产方式及其数量庞大、异彩纷呈的物化形态,构成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的文化渊源和坚实基础。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是一项博采众长的开放性工程,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各种域外文化思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拓展了理论视野,提供了宝贵养分。在中西智慧交融与贯通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彰显出开放性特点,特别是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等日益成为自觉的战略选择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兼收并蓄,不断得以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是在一定的具体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物质生产长期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勃兴、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精神生产方式创新速度加快、精神生产方式变化的新形态和新趋势层出不穷以及精神文化多样竞存日益成为社会发展重要动力等鲜明特点。精神生产方式创新与经济、政治、科技互动及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日渐强化,大众传媒、大众精神文化消费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加凸显。特别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任务的提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乃至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的目标任务和具体内涵是不尽相同的。其历史发展大体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进一步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入探索等若干历史阶段,形成了意识形态创新与社会思潮变迁的互动、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契合、精神产品生产与国家软实力提升的统一等宝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是由各有侧重又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层次构成的系统工程,涵盖由消除体脑差别到多样化的精神生产共同体劳动、由提供精神产品到改变社会生产方式和人的生存方式、由精神生产方式创新到社会整体变迁等逻辑层次。这种创新,不但是精神生产方式的创新,而且也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这一宏大事业的有机组成、具体体现和基本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涉及头绪纷繁的诸多具体措施,既包括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又包括微观层面具体精神产品的创新,还包括人的素质提升以及精神产品分配、消费等环节的规范与治理等。概而言之,这些措施主要体现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以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改善消费需求结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加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转型与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促进全球化时代精神生产的本土化建设,以及解决精神生产领域的消极因素等现实路径之中。加快上述建设,能纲举目张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进而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完善相关制度以及加强社会治理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

二、知识经济时代与社会转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知识经济时代与社会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1）论智能经济理论的逻辑前提（论文提纲范文）

（2）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论文提纲范文）

（3）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协调资本主义的知识经济转型路径研究——以瑞典和德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智能经济形态的理性认知（论文提纲范文）

（6）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下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知识经济时代与社会转型（论文参考文献）

• [1]论智能经济理论的逻辑前提[J]. 杨述明. 理论月刊, 2021(11)
• [2]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D]. 黄文武.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4]协调资本主义的知识经济转型路径研究——以瑞典和德国为例[J]. 蒋尊泽. 欧洲研究, 2021(02)
• [5]智能经济形态的理性认知[J]. 杨述明. 理论与现代化, 2020(05)
• [6]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研究[D]. 崔有波.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7]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研究[D]. 邵阳子. 河南大学, 2019(05)
• [8]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研究[D]. 吴玢.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9]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下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研究[D]. 姚宇华. 武汉大学, 2017(06)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研究[D]. 肖柯. 西南交通大学,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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