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大问题不能回避（论文文献综述）
原光[1]（2020）在《涉官网络舆情的地方政府回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网络参与是一种以科技为载体,以追求民主权利与现实利益为目标的社会行为,其政治性和社会性必然要求政府进行有效回应。当前,政府回应存在的问题主要源于地方政府回应的行动困境,即网络治理的开放性和地方政府管理的封闭性之间的矛盾。网络治理的开放性要求网络治理必须适应瞬息万变的因网络参与导致的舆情发展,但地方政府的封闭性使其习惯于以我为主,以不变应万变,往往被动地见招拆招,很难跟上舆情发展的步伐,这种缺乏前瞻性和应变能力的被动回应经常使政府陷入被动。在理论层面,“参与（?）回应”是研究公众参与和政府回应关系的基本框架,但因为公众参与形式繁多,每个时代皆有不同主题,所以抽象地分析参与和回应的关系极易陷入不直观、不聚焦、不深入的窠臼。涉官网络舆情既是网络参与的产物,又是政府回应的重要对象,可作为研究网络社会“参与（?）回应”关系的切入点和中介变量。在我国,因为官员身份特殊、敏感,与政府存在着难以剥离的内在联系,所以我国的政民关系往往通过官民关系体现出来,官民关系是理解和研究涉官网络舆情政府回应的逻辑起点。在现实层面,涉官网络舆情表面上针对官员个体,但实际上体现的却是对政府的诉求,其实质是民众在不便或无法与地方政府直接沟通或抗争时表现出来的一种变通的底层抗争方式,其目的在于通过影响官员进而影响政府。涉官网络舆情的回应是政府、涉事官民、网民、媒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各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构成了舆情回应的基本行动逻辑。一般而言,公众试图通过“闹大”舆情的方式引起政府重视,地方政府则企图采取“化小”的方式平息舆情,于是涉官网络舆情的地方政府回应构成了多元主体的动态合作博弈过程。本文旨在通过对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的研究,破解网络时代的政府治理困局,即公众日益增长的网络参与需求与落后的政府回应能力之间的矛盾,这也是目前我国“社会—政治”领域中的主要矛盾之一。为解决这一矛盾,本文对涉官网络舆情的地方政府回应进行研究,试图通过提升政府回应成效来改善政府网络治理绩效,从而促进公众参与的发展。针对涉官网络舆情所引发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本文从建设责任型、服务型、回应型政府的总体目标出发,试图通过提升政府回应成效的方式解决网络社会中地方政府的回应性、回应力和回应度依然不足的问题。在对政府回应成效的研究中,回应速度和回应质量是对回应成效评价的基本维度,回应弹性则是政府回应中速度和回应质量不同步、不协调、不稳定的现象,是回应成效不佳的集中体现。本文以自建“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案例库”为基础,以140个涉官网络舆情案例为样本,从4个维度16个指标出发对影响涉官舆情回应的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回应弹性是政府对内外部影响因素进行研判、博弈和调适的结果。政务公开、央媒报道等因素对回应速度的提升作用高于对质量的改善;政府问责、舆情叠加、司法介入等因素对质量的改善作用高于对速度的提升。社会化媒体、利益型和激烈性诉求目标、新兴网络首发平台、涉党政机关、上级介入等因素能够同步提升政府回应的速度和质量。公众线下参与、政府话语回应、网络渠道回应等因素虽能提升回应速度但无助于提高回应质量。网络普及、政府的线下管理能力等客观条件对回应成效的影响不明显,政府的主观意愿才是决定回应弹性的关键因素。同时,政府线上管理能力的有效性也说明提升政府网络舆情回应的专项能力是改善地方政府回应的必要路径。本文除从“参与-舆情-博弈-回应”的宏观模型对政府回应进行理论探讨外,还结合诸多实际案例,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存在的典型性问题及其成因进行了具体、深入地剖析,以期更全面地展现地方政府在涉官网络舆情回应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和面临的挑战,并从中探寻完善政府回应的切入点,为提升政府回应成效提供抓手、奠定基础、理清思路。为切实改善地方政府回应成效,本文从回应能力发展、回应决策完善、回应行动规范、处置追究机制健全等方面提出了制度建设构想,为如何完善回应机制提供了基本思路和行动策略。
王张华[2]（2020）在《基于人工智能的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研究》文中认为从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来看,影响国家治理优良性和有效性的众多因素当中,科学技术总会占有一席之地,历史上历次的重大技术变革都或多或少会对各国国家治理的理念、价值、制度、方式等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当下,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对国家治理的变革性作用逐渐开始受到全球性的普遍关注和重视。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的大国,我国陆续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进行了战略性规划和顶层设计,突出了人工智能对提升国家治理优良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充分说明,加速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同国家治理的融合已经成为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程中,中国政府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采用和适应性改革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为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总结和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社会试验场”。面对百年来未有之历史机遇,摆在中国公共管理者面前的是必须从现实的真实世界出发,进行理论提炼和话语创新,充分汲取中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丰富营养,推动人工智能时代政府形态的构建,并探索出与之相适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本文将视角聚焦至政府治理中的人工智能应用问题,试图对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理论和实践议题展开分析,以求为加速人工智能同政府治理的融合进程提供助益,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和智慧化转型。全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总体思路,指出探讨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迎合了时代变迁的整体境域,也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所必然面临的焦点议题;进一步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论证命题的合理性,阐明人工智能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意义内嵌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之中,具有内在的规律性意义和革命性潜质,从技术自身的生产力本质和赋能“政府—社会”关系的价值维度论证命题的可行性,人工智能将会对政府治理的理念、工具、机制、方式和结构带来颠覆性的影响;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认识更新、技术治理、制度跟进和机制创新四个维度探讨了政府如何实现善用人工智能的行动策略。通过上述研究,研究概括了三个关键性的结论:一是人工智能将成为政府新一轮历史变革的关键力量。互联网、大数据、机器学习、精准算法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互联网的整体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数据出现井喷式爆发,使人工智能逐渐获得了与人类相匹敌的“智识”,在诸多方面展现出了超越和替代人类行为的能力,引发了政府治理新一轮的历史性变革。可以预见的是,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会更加深入广泛地嵌入政府治理的各个环节和领域,不仅会引发政府治理技术层面的变革,同时还会给传统政府治理的技术体系、价值目标、伦理结构乃至思维理念带来重要影响。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这种影响,相关部门必须积极研判和主动应对,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审慎对之,正视其给政府治理所带来的影响。二是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遵循着内在的技术逻辑。从技术的种属来看,人工智能被视为是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阶段,虽然被贴上传统信息技术的标签,但是其对人类政府运行的冲击和影响仍然遵循着自身独特的技术逻辑,在探究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技术逻辑时必须兼顾人工智能技术的内在发展逻辑和治理结构影响两个层面。从技术的内在发展逻辑层面看,决定人工智能独特属性的是三大核心要素:数据、计算资源和算法,可概括为数据和算法两种驱动逻辑;从技术治理的结构影响层面看,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结构化影响是区别于互联网、大数据所解决的信息“连接”和“数据”问题,汲取了互联网和大数据的精髓,三者共同构建了一个彼此交互、高度融合的整体生态,解决的是信息社会网络相互连接端对大数据内容主体的智能化处理问题。三是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遵循着以“善智”实现“善治”的逻辑进路。为回应人工智能技术“向善”与“为恶”的双重属性,全文所引入和进一步阐释的“善智”概念,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参考,为发挥人工智能之于政府治理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理论上可能进路。从“善智”和“善治”的关系出发,阐发了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之间何以遵循着以“善智”实现“善治”的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以“善智”实现“善治”的有效路径。当然,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嵌入政府治理的过程仍然处于一种“进行时”状态,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尚未出现,几乎可以断定的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其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势必会更为深刻和广泛,其方式也会更加多样和复杂。围绕研究的核心议题,全文主要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人工智能技术“替代人”的社会属性以及由数据、算法和算力驱动的技术属性出发,将其从传统信息技术的种属中抽离出来,视其为一种全新的技术形态（智能技术）加以考量,并以此为切入探讨人工智能对政府治理可能的颠覆性影响;与大多数研究将其置于传统信息技术框架下展开所不同的是这样做有利于聚焦人工智能独特的技术属性（由数据、算力和算法共同驱动）,由此揭示出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遵循着数据驱动、算法支配和智能融合的技术逻辑。第二,针对人工智能“向善”与“为恶”双重面相所带来的争论,引入“善智”的概念,并从“价值—技术—应用”复合分析框架对其进行了重新解读,试图以此超越人工智能技术乐观与悲观的对立之争,为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描绘一种最佳状态,并以“善智”与“善治”的关系为切入点,尝试在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之间找到联结点,为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与谋求良政善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李春艳[3]（2020）在《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所谓“廉政”,顾名思义就是指廉洁政治,这是一种与贪污腐败直接对立的政治现象,因此,强调廉政就必须要坚决反对腐败。当前中国共产党必须严加惩治贪污腐败问题,必须要把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去认知,唱响反腐倡廉的时代最强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1）这里,不仅明确了党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党所面临的执政环境和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为此,党中央多次提出要坚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不断深化标本兼治,努力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通过廉政建设的不懈努力换取“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想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就必须深入学习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历届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政思想,厘清该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所遵循的内在规律,挖掘它的现实价值,这样才能对当前建设廉洁型执政党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产生重要的指导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资源。它包含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廉政建设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列宁提出执政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毛泽东提出党拒腐防变的铜墙铁壁是真心实意的群众;邓小平提出廉政工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造福群众;习近平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来保持执政本色,二是廉政建设要坚持制度反腐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打碎旧的国家制度和机器是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列宁提出消除腐败必须“用法令指明道路”;毛泽东提出用“党内法规”和制度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要通过法制来保证;习近平强调要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三是廉政建设要纯洁党的组织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要严格党员入口,以保组织纯洁;列宁要求通过开展“清党”工作以维护党组织纯洁;毛泽东提出抓好思想道德建设做“端端正正的官”;邓小平提出完善选人用人标准以确保组织纯洁;习近平提出要通过培养选拔好干部、从严管理干部的方式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四是廉政建设要加强权力监督,反对特权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特权,实现人类解放;列宁提出要“同一切特权作不调和的斗争”;毛泽东提出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邓小平提出搞特权和特殊化“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腐化”;习近平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四风”问题,必须从思想作风上反对特权。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继承性和创新性、时代性和局限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实践,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对当前建设廉洁型执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经验启示:巩固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紧紧依靠人民,保持执政本色;纯洁党的组织,筑牢战斗堡垒;完善制度建设,防止权力越轨;加强权力监督,确保权力阳光化;严厉打击特权,维护制度公正。廉政建设关系到执政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思想上的纯洁性和组织上的纪律性,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党必须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只有坚持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才能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不忘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
任小琴[4]（2019）在《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越来越深入,我国的物质经济基础得到极大的发展,继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被提上日程之后,党和国家更加关注人民的幸福问题。事实上,让人民幸福是党和国家一贯的追求目标和永恒的事业。政府的工作报告越来越多地提到“幸福”。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围绕党的事业,服务于国家的需要。当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幸福这个终极目的,发现大学生的幸福观至关重要。本研究探索了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第一章、第二章为此进行了理论准备,第一章对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分析模式的设定等进行了论述,为研究做前期准备。第二章对幸福观的相关理论资源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幸福观、幸福观养成教育进行理论建构,为研究做了理论准备。第三章是在充分的理论准备之后,研究了我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基本情况。分为三个方面,“时代背景”是首要考察的环节。幸福观养成教育要确立目标,除了传统意义和普适意义上的目标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当有新的时代性目标,即幸福观养成教育需与中国梦、核心价值体系、健康财富观、市场文化等融合起来。要完成这样的目标,我国当前的时代存在很多机遇,当然也有来自教育客体外部环境、内部环境的各种挑战。“历史考察”回顾了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以政治为取向的幸福观教育;经济转型期以经济为取向的幸福观教育;市场经济时期多元取向的幸福观养成教育。“现实状况”则回归当代,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发现,大学生幸福感的多少,与其幸福观是紧密相连的。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总体向好,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如幸福感总体并不十分强烈;在对幸福的系列问题的理解和认知上,不少大学生存在偏差;在追求幸福的路径、方式、受挫反应上,部分大学生存在不理性的态度。此外,在幸福观认知领域、追求领域、享有领域的养成教育上,我国采取的通常做法是不够完善的,幸福观教育还面临着一些困境。第四章是在第三章的基础上,从更细致的角度进行分析。运用五元分析模式从政府、社会、高校、家庭、个人进行了全方位的五元分析。首先,从政府层面,政府应当对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起引领的作用;其次,从社会的层面,社会应当在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上有积极的影响;再次,从高校的层面,高校是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直接承担者,肩负着教育的重任;第四,从家庭的层面,家庭应助推大学生科学幸福观的内化;第五,从大学生个人的层面,个人作为幸福观养成教育的内因和受益者,必须有能力和有觉悟进行自省。这五个方面的应然和实然存在着较大差距,通过大量实证调查,探索了存在差距的原因。第五章在国内分析的基础上,将目光投向国外,以期分析国外在幸福观养成教育上的做法、经验和借鉴。选择美国、英国、法国进行研究,考察了这三个国家在幸福观养成教育上的基本举措,研究起主要特点,并分析了我国在五元视角下可以反思和借鉴的经验。第六章是对策章,基于上述对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目标研究、历史考察、现状分析,结合五元分析的结果,同时借鉴西方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对策。这些对策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系统,包括宏观上的顶层设计和微观上的具体设计。具体来看,首先,政府层面的设计。政府当明确幸福观养成的目标要求;坚持幸福观养成的主流声音;构建幸福观养成的纠偏机制;牵引幸福观养成的实践高度。其次,从社会的层面。社会当从社会制度层面夯实幸福观养成的基础;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营造幸福观养成的氛围;从社会网络层面净化幸福观养成的环境;从社会市场层面提供幸福观养成的支撑;从财富分化层面纠正幸福观养成的误区;从多元载体层面引导幸福观养成的观念。第三,从高校的层面。高校当走出认识误区,设立目标体系,细化目标群体,依托心理科学,进行科际整合,完善现实对接,优化学科设置,发展体验式与价值选择式教学。第四,从家庭的层面。应大力推行家长教育,营造和谐家庭氛围,加强原生家庭的幸福延续和创伤阻断。第五,从个人的层面。个人当增强树立科学幸福观的自觉意识;提高获取幸福的能力;自觉抵制不健康幸福观的冲击;提高精神境界和需要层次。第七章主要针对五元要素之间要互动起来,形成动态与静态的结合,更好地完成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第八章是对全文的总结。
卢红博[5]（2019）在《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活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孩子的天性有哪些?”答案的寻求可问广大家长,也可以回忆自己的童年。相信结果不外乎有两个答案,那就是提问与游戏。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由于惊奇开始哲学思维。胡适认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哲学。但哲学一度被静态的理解,单纯地作为一门学科哲学而存在。在哲学的源头,生活的问题先于哲学的问题,哲学的问题先于哲学的思考。（1）海德格尔号召:让哲学主题回归到世间人际的情感中来吧,让哲学形式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吧!幼儿期的发展关乎人一生的成长,哲学的亲民化回归理应在幼儿教育中大放溢彩,滋养幼儿茁壮成长。民间传统游戏在中华民族童蒙历史长河中,是儿童用以理解自然、社会、人生的手段,更是儿童的基本生活方式。5—6岁幼儿是入学前一年阶段,是当前幼儿教育中最容易发生小学化倾向的阶段。5—6岁幼儿自身已具备哲学活动的天性基础,是人一生中最有必要开启哲学启蒙教育的时期,以游戏活动为主的另一幼儿天性特质,使民间传统游戏、哲学、5-6岁幼儿,这三个当代倍受瞩目与关切、影响幼儿一生发展的元素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地交融在一起。本文基于谷鲁斯的内摹仿理论,运用文献法、参与观察法、访谈式问卷法、访谈法、教育评价法等多种研究方法,试图从六大部分切入,全面开展了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活动研究。通过对幼儿哲学教学、游戏理论、幼儿园游戏教学策略三个维度,尤其是3-6岁幼儿哲学教学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分析与阐述,捕捉到基于民间传统游戏进行幼儿哲学教学活动开展的突破口。并从语言学、心理学、脑科学等理论分析入手,运用大量的理论与事实依据论证认为,5—6岁幼儿哲学教学活动具有充分的可行性;运用游戏哲学得出民间传统游戏在幼儿哲学教学中的特有价值;并在前两点论据的基础上,根据费舍尔哲学教学经验,制定了本研究的幼儿哲学教学目标;借鉴李普曼哲学教学范式的同时,结合文献研究中总结的相关经验以及本土文化建构了本研究的幼儿哲学教学范式,以期明确践行基于民间传统游戏幼儿哲学教学活动的合理性、必要性与可操作性。幼儿哲学教学是新时代幼儿成长、学前教育发展、哲学教学变革的应然诉求。依据当前幼儿哲学教学呈现出的理论与实践同步发展、以故事性文本为主流教学素材、以探究共同体和对话为基本教学范式等的实然状况,借鉴的同时进行了两届大班21名幼儿23次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活动尝试。尝试与分析发现,幼儿哲学教学存在研究条件两极分化、教学范式相对教条、探究过程忽视幼儿年龄特点等问题。从分析幼儿哲学思维特征和思维线索的现象入手,查摆影响幼儿哲学良性发展的规律性元素,主要来源于幼儿哲学联动机制尚未形成、对社会环境认知与利用失衡、学习目标喧宾夺主等因素。如何开展有效的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活动,本文提出应从教学决策、教学设计、教学互动、教学评价、教学反思五大方面着手,教学决策包括方针导向、目标内容等的决策策略;还有教学理念、对话环境等的设计策略;关注模仿、改善提问等的互动策略;注重过程与结果的双重评价策略;以及教学态度与宏观教育的反思策略等。哲学是人类成长进程中所需所有文化的基石,是一切学科之母。民间传统游戏是中华儿女最本真、最擅驾驭的生活学习方式。幼儿是人一生中习惯养成,人格建立的重要阶段,5-6岁幼儿是幼儿教育中最关键的转折期。如果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活动,能够真正成为呵护幼儿天性,促进幼儿心智健康、科学发展的重要教育力量,成为幼儿教育发展中的一种有力改革手段,那应该是游戏的幸福、教育的幸福,也是哲学的幸福,更是幼儿的幸福。
段传龙[6]（2019）在《作为共治主体的行业协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主体力量,是完善与保障我国社会领域建设的重要组织基础,因此提升我国社会组织的治理水平与能力将成为构建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突破口。但社会组织的类型纷繁复杂,各类组织的功能、性质与地位存在差异,对其很难在统一、概括的普遍性层面上开展细致性与深入性的研究。为了突出研究重点,本文选择行业协会这一社会组织的典型代表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对其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法治困境予以全面阐述,并尝试给出相应的制度解决对策。从整体来看,目前我国行业协会治理的制度环境仍然不够完善,行业协会治理的立法、执法与司法的实践监管水平仍待提高。行业协会在治理实践的过程当中不仅要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其同时也享有制定行业自治规范、开展行业管理以及惩治行业违法行为等多项公共管理权力,因而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角色切换当中也随之产生了权力的不规范与权利的无保障等多种法律问题。当下我国针对行业协会的研究仍较多局限于政治学、历史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等领域,缺乏从法学尤其是行政法学的研究视角对其在成立、运行以及注销等各个实践治理环节所面临的法治困境进行一次全面地实证分析与总结,从而梳理出当下我国行业治理中所存在的真实法治问题。因此本文从规范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公法视角出发,以行业协会作为贯穿全文的研究对象,立足于考察和分析其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并在充分总结国内外行业协会治理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尝试提出行业治理制度改革的本土性回答,以期从法学层面为打造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做出应有的学术贡献。本文共计五章内容。第一章探讨了我国行业协会的法律性质、地位与职能。第一节从历史发展与演进的视角,对清末社会团体的产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行业协会的变迁两大方面进行了概括性的回顾,简要分析和总结了我国行业协会的独特发展历史及其功能定位,为后文展开奠定基础。第二节归纳了我国行业协会的独特法律性质,指出其“公”“私”兼具的法律属性。从“私”属性来讲,行业协会作为被治理的民事主体,是指具备法人条件,基于会员共同意愿,为公益目的或会员共同利益而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而从“公”属性来讲,行业协会行使或参与行使着越来越多原本由行政机关享有的“公共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并且此类权力与通常意义上的行政职权难以做出区分,其在行使上述法定管理权限之时明显具有“公”属性。第三节指出我国行业协会具有“准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而“准行政主体”的定位主要是指行业协会在社会治理的实践过程中既有作为“公”权力主体的行业治理者的一面,又有作为“私”权利主体的被治理者的一面,其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主体。第四节在对行业协会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章程以及北京、上海、南京等多个地区的行业协会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归纳出我国行业协会在实践中主要履行自律、服务、协调以及代表四大基本职能,并对其具体职能的运行状况作了详尽论述。第二章详尽梳理了我国行业协会作为被治理者在权利保障层面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第一节从立法层面切入,详尽分析了行业协会治理所涉及的包括基本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各地方行业协会专门立法等在内的现有法规政策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第二节从党的领导和政府执法的层面切入,以实践中行业协会的党建工作与行业主管部门的执法个案为考察对象,全面分析了我国行业协会的实践监管不足。第三节则从司法层面切入,以近十年行业协会同主管部门之间发生的行政诉讼判例为考察文本,详尽归纳了两主体之间诉讼纠纷的主要争议内容及相关规范困境。通过上述三个层面的详尽论述,本文力图全面呈现我国行业协会作为被治理者在外部治理领域的整体制度环境。第三章探讨了行业协会作为治理者在权力规范层面所存在的内部治理困境。延续第二章节的探讨思路,第一节同样先从“法规则”层面切入,归纳出包括行业专门立法、行业规章以及行业内部管理规则等内部治理依据中所存在的规则缺陷。而在第二、第三、第四节中,本文分别对行业内部治理中的主体、组织、行为、程序以及资产管理共五大方面存在的治理困境进行了详尽阐述,具体指出了行业协会存在内部机构设置不足、行业共谋行为、限制会员自由、破坏公平交易、限制中小型会员企业经营、监督程序缺失以及财政税收制度不健全等多个方面的治理实践困境。第五节则同样从司法层面切入,以近十年我国行业协会同其会员或利害关系人之间所发生的诉讼纠纷案例为文本材料,梳理归纳了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纠纷中的实践争议内容及其存在的多种救济困境。第四章总结与反思了中外社会治理中的制度经验,以期对当下我国行业协会治理改革提供理论与经验支撑。第一节以我国古代的“公”“私”概念为载体,对春秋战国、宋、明以及清末民初等各个时期的公理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第二节则对民国时期社会部颁行的《社会法规汇编》三辑进行了全面梳理,归纳了民国初期、广州国民革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有关公民结社的立法和管理规定,并具体梳理了民国社会团体的法规范规定、民间组织的外部监管以及民间组织内部治理的制度规范三大问题。第三节总结了美国与欧洲在社会治理中所采用的第三部门理论,具体阐述了两地在第三部门理论领域的特征与差异,并对两地的第三部门理论在我国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展开了相关反思,进而提出美国式的国家与社会平行、对立、冲突的组织机构设置与治理模式并不适宜我国本土治理,而欧洲模式则具有可借鉴之处。第四节讨论了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历史治理经验与改革创新实践,总结了我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模式、逻辑和经验,并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社会管理体制领域所作出的多项制度改革尝试与创新成果。第五章在对我国行业协会治理进行问题归纳与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行业协会治理的制度改革与发展路径。第一节论述了新时代我国国家公权与社会自治权的再定位问题。实践中,行业协会不论作为治理者还是被治理者,其前提都是自治权力（利）能被充分保障。此节再次回顾了我国国家公权强大而社会自治权缺失的历史背景,并对我国社会自治权的性质、来源、功能及其同国家公权的关系结构进行了再认知与再划分。第二节提出了我国行业协会内外治理的整体完善路径,具体从转变行业协会治理理念、健全行业协会专门立法、强化行业协会党组织建设、规范行业主管部门管理行为、优化行业内部人事管理以及完善行业协会资产管理共六大方面提出了多项具体建议。第三节从整体上梳理了行业协会、政府以及法院等多个行业治理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清晰呈现了上述主体在权力责任、权利义务之间协调、冲突与对立的不同面貌。第四节提出了我国行业协会治理的完善要准确规范和限缩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能权限,具体可从统一行业协会登记的审核依据和标准、改革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方式与重心、下放行业自治领域的管理职权、优化行业协会管理的程序规则以及全面构建行业主管部门的责任制度共五大方面具体着手。第五节重新界定了我国行业自治的权力内容与责任边界,具体提出了落实行业自治的审核许可权、完善行业规则与标准的制定权、推动行业维权职责的积极履行以及全面推进行业领域信息公开义务共四大方面的建议对策。第六节提出了要健全行业争议纠纷的救济规则体系,并具体从理清行业协会管理权力的法律性质、健全行业纠纷的内部救济机制以及完善行业协会纠纷的外部救济机制共三大方面提出了多项建议。
陈春梅[7]（2019）在《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引入民营资本,充分发挥公私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势,从而激发国企的活力和竞争力。随着经济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这种理念渐渐渗透到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公办高职习惯了“养尊处优”且担心与民营企业合作有损公益形象或导致国有资本流失,而民办高职由于被视为“二等公民”难以吸引优秀企业合作,使得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往往存在“两张皮”的现象。是否可以探索一种新的办学体制以激发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让不同的资源得以优化配置?2014年,国务院正式提出鼓励各类办学主体以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等多种要素参与办学,并明确指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从而拉开了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序幕。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指由来自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以多种要素共同举办职业教育,具有多元产权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且不同产权主体共同治理、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特点。国务院倡导高职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旨在鼓励社会力量（尤其是企业）参与办学,实现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案例院校的调研,梳理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的现状并着重探究其内部治理。相比于国外,当前我国关于公私合作办学的实践较少,相关研究也有限。研究中选取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两大机构——社区学院（大都会学院）和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戴维瑞教育集团和阿波罗教育集团）的典型案例展开具体分析,以拓展研究的国际视野。研究发现:社区学院的公私合作不涉及产权。各方通过签订协议保护举办者权益;社区学院非常重视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企业为了人才培养愿意大力投入办学。研究还发现,大型营利性教育集团内部组织机构的构建相对完善。董事会是集团实现内部治理的载体,因此必须强调董事成员构成的科学性,包括董事成员学历背景、职业背景的多样化,且独立董事和女性董事应占一定比例。为了保障机构规范、有序运行,这些机构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运行保障制度。与国外公私合作办学不同,我国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涉及产权问题,且产权结构影响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结构。然而,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产权大小与话语权大小不一定呈正相关。政府的产权占比可能很小,但却拥有较大话语权。因此,不能完全套用经济的产权逻辑分析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类似,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核心在于构建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作为教育组织,高职院校需要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其内部治理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制约,应借鉴现代大学制度;与此同时,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其内部治理又应借鉴现代公司治理的合理内核。本研究立足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从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分析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处的不同层面及同一层面不同要素相互作用的环境。与此同时,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其内部治理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第一,制定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指导文件,明确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法律地位和法人属性、保护各举办方的合法权益并推动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第二,完善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首先,提高董事会（理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董事（理事）成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且来自法律、财务、会计、管理及教育等多种职业背景。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校友、教师、学生、中介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在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中应占有一席之地,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并实行监督权。此外,应增加独立董事（理事）和独立监事的比例。其次,职业校长（院长）由董事会（理事会）聘任,并实行任职回避制度。且职业校长（院长）的激励方式应多元化。还要正确处理董事会（理事会）、职业校长（院长）、党委及监事会等之间的关系;第三,制定、修订和完善学校章程、董事会（理事会）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等并严格执行,以推动高职院校实现依法依规治校、治学。今后,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制衡机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当然,对这种新的办学体制的探索,一些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如独立法人的问题、举办者与校长（院长）关系的问题、产权结构合理性的问题、董事会（理事会）中教师和学生代表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有待高职院校在后续的改革探索中,由学者进一步跟踪研究。
李飞翔[8]（2019）在《康德先验自由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是康德考虑一切哲学问题所围绕的核心。依据康德哲学的逻辑发展轨迹,可以给康德所使用的自由概念作一个逻辑层次上的基本划分,以便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准确地把握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之所在。概要言之,康德的自由概念主要分为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自由感和至善自由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呈现为一个系统的、逻辑上合乎一贯的东西。具体说来,这个系统恰恰与思辨理性的模态范畴表中的三类范畴相对应,即依次对应于自由之可能性、自由之现实性和自由之必然性。至善自由是关于自由的至高境界,是在上帝护佑下实现尘世间德福一致的极致状态,也是人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如果以模态范畴表中的三大类范畴为引线,自由之精神基本上涵摄了理性认知的领域、道德实践的领域以及审美和目的论的领域,也即知、意、情三者的有机统一。基于此,关于康德自由思想的历史谱系也就初步被确立起来了。具体到康德本身,他在批判、继承前人（主要是经验论、唯理论以及法国启蒙思想等）的基础上逐渐构建起来了他的自由思想体系,即从先验自由出发经由意志自由、审美自由最终达至至善之境。在理论理性中,主体认知活动的顶点也就是以理性之最高原则对经验质料进行统摄,它在理论上诠释了设定先验自由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它意味着自行开始一个因果系列的自主性,为一般实践的自由在理论上预留了空间,虽然本身由于缺乏经验质料是空的,却对于实践自由是必不可少的。此种意义上的自由之可能性一旦进一步转化为实践的（它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可能性的层面不动）,就渴求冲破它的单纯思想规定进而能够在现实之物中表征出来,这是它的必然要求。据此,先验自由必然需要过渡到实践自由阶段,实践活动就在于主体在客体中逐渐建立起自身的实在性,这样,它就会与经验质料相关联并以具体现实性的方式实现出来,经过这样的一个漫长历程,自由之可能性才能够得到落实。但是,自由之旅到此并未结束,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之间如何自然过渡,二者之间的鸿沟何以联结又成为了新的难题。据此,康德又提出了“审美判断力批判”来解决这一难题。在康德这里,他并没有把自由之必然性以客观的方式委托给形而上学,还是把它归结为人的审美活动本身,自由之旅从而暂时性地告一段落。在把握了康德自由思想的内部发展逻辑后,可以认为先验自由是其中十分关键的一个部分,它也是实践自由得以可能的理论前提,同时也是康德哲学中最为晦涩难懂的一个部分。简而言之,自由在理论理性中的体现就是先验自由。先验自由是在宇宙论理念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中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在混淆了理性的主观运用和客观运用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悖论,即把单纯观念性的东西误认在经验中也具有客观实在性的东西,这就是理性的误用所导致的结果,其解决之道就在于认清理性起作用的范围,保持住理性概念的先验观念性,使其对现实经验仅仅只具有一种主观上的范导性就足够了。某种程度上,先验自由悖论的产生也是理性自身误用的结果。为了妥善地解决好这个问题,康德有意识地选择了二分式的思维范式去进行阐发。具体说来,康德通过区分对立命题的两种情况,指出自由和必然、自然因果性与自由性同时存在的可能性是有的,二者并不必然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冲突状态;康德通过对“世界”这个主词概念的二重划分——物自体与现象之分,指出先验自由与自然因果性各自居于不同的位置、分别管辖不同的领域;接下来康德又通过“调节性原则”与“构成性原则”的区分,主要在于说明关于宇宙论的理念主要不是一种构造性的理念,而是一种调节性的理念,引导着知性原理不断地趋近于理性为自己设定的无限圆满的形而上目标;通过主体“经验性品格”与“智性品格”的二重区分,指出人具有现象和本体这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而这其实和对世界的二重区分依次相对应的;最后,康德通过对“数学性”的二律背反和“力学性”的二律背反之区分,分别把四组二律背反划分为不同的阵营,从而为妥善解决二律背反难题提供了有效的思路。由此,自由和必然就都拥有了各自存在的合法理由和充分的根据。然而,由于康德主要还是在理性思辨的领域论证先验自由的可能性,其二分式思维范式也具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性。基于此,康德之后的学者们依旧在他所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着,黑格尔、马克思则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完成了康德未竟的事业。一旦掌握了康德先验自由思想的核心精髓及其论证方式,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用先验思辨的致思方式去关照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由观及其思想品格,从而用一种相对异质性的思维样态去促进我们自身思维层次的进化和提升,从而更好地实现中、西融会贯通基础上的文化复兴与繁荣。须知,一味地沉浸在自己固有的思维范式中很容易导致精神上的晦暗与蜕化,这对于整个民族而言也是危险的事情。有意识地进行纯粹理性训练、持续不断地接受专业化的教育熏陶和滋养、并愿意主动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先验自由及其背后的先验思辨的思考方式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所起到的价值则是无可估量的,理论研究的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它一开始所设定的崇高目标。尽管,这还不是它的全部意义。
刘超[9]（2019）在《中国人实用思维的理论研究》文中认为在现代学术语境下,文化和思维是其中的重要关键词,思维是特定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深层内涵,是人们用以处理信息和感知周遭世界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元认知模式。中国人喜欢追问“这有什么用”,表现出注重实用的思维模式。本研究主要研究中国人的实用思维,主体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炼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基本特征、发展阶段和主要表现。本研究将实用思维定义为一种重视现实致用的思维模式。中国人实用思维表现出三个重要特征:从个体价值追求的角度看,比较重视此岸世界现实满足,轻视彼岸世界来世追求;从理论与应用孰重孰轻的角度看,中国人一向重应用探究,轻理论建构;从个体参照的时间框架看,更重视当前之用,轻视长远之用。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发展阶段沿着从生物适应到文化选择的理路演进,历经萌芽、发生、形成和确定四个阶段。中国人实用思维在知识、关系和宗教三个领域体现较为明显,普遍将知识、关系和宗教视为工具性和手段性存在。第二部分,梳理实用思维产生的文化缘由,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即:“一个世界”观,重“行”之知行观与以“人”为中心之天人观,以及重视机会获得与恐惧物质匮乏的传统心态。（1）“一个世界”观将人生的目标追求置于此岸世界,关注现实性目标追求,忽视超越性目标追求。（2）重“行”之知行观与以“人”为中心之天人观的观念传统强调“知”要能够服务于“行”,强调“人”的中心地位,这一观念传统分别解构了“知”的重要性与对象性,使得中国人重视以人的需要为导向的应用研究,轻视理论研究。（3）重视机会获得和恐惧物质匮乏的传统心态使得中国人偏好近期利益。第三部分,主要阐明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形成机制。作为一种复杂的存在,实用思维涉及相关的价值观和认识论。这一部分从实用价值观、实用认识论以及言语模式形塑思维三个方面对实用思维的形成机制进行微观探讨。中国文化已经形成重视个体和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实用价值观,形成关注现实致用的实用认识论。言语模式促使文化中已经存在的实用价值观和实用认识论自觉地进入个体的思维之中。中国人喜好追问“这有什么用”和“如何做”:“这有什么用”使得个体倾向于从“用”的角度看事观物,激发个体形成现实性目标追求,促发个体形成作用-功能认知模式;“如何做”强调方法技术的寻求与现实问题的解决,回避理论解释。在特定言语模式的引导下,中国人的思维倾向于追求实用。第四部分,从实用思维的角度解答“李约瑟难题”中两个基本问题,即“现代科学为何产生于西方”和“现代科学为何未能产生于中国”。（1）对“现代科学为何产生于西方”的回答需要追溯至两希文明,两希文明分别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认知因素与人格因素。在古希腊传统的影响下,西方人形成了概念化的形式逻辑,倾向于用元素-结构认知模式来认知事物,用数来描述与演绎自然存在,古希腊传统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智识上的准备。在希伯来传统的影响下,西方人形成了超越性的目标追求,积极进行着自我与意义寻求,希伯来传统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动力上的准备。现代科学是超越实用的结果,是人类智识力量和人格力量拒斥实用思维的双重超越。（2）对“现代科学为何未能产生于中国”这一问题的心理学解答也可以从认知因素和人格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原因的寻求。在实践取向的影响下,中国人擅长运用类比推理和相关逻辑,这种思维方法将一切事物都联系起来,人与自然形成整体的存在格局,故未能成功地将人与自然进行切分,古代中国人倾向于采用作用-功能认知模式看待自然客体,对于中国人而言,数是指导实践活动的工具和手段,总体看来,中国人未能有效地形成现代科学产生所必要的认知因素。在儒道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热衷于现实性的目标追求,持趋乐避苦的性格特征,主动求乐,被动受苦,难以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人格因素。中国人的心理羁绊于一种现实致用的思维之中,被双重的实用寻求所束缚。不论是从认知上看,还是从人格上看,古代中国人都不具备产生现代科学所必要的智识性条件和动力性条件。实用思维提升中国人适应艰辛环境的能力,对外来文化保持开放心态,增强中国人对新事物的接纳能力。由于过于重视效用和功能,中国人漠视不能尽快致用的理论研究,回避超越性目标追求。中国人如果想要更好地实现心理的现代化,需要进一步提升理论思维的水平,而中国人如果想要实现人性的更高层次的发展,则需要传承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超越性要素,深彻理解希伯来传统中的超越性要素,使得超越性目标成为中国人总体目标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余清[10]（2019）在《邓小平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观》文中研究指明政党登上历史舞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历史必然性。在政党组织结构中,政党领袖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扮演着政党组织者、引领者、代言者等多种重要角色,发挥着政党普通成员无法比拟的作用,是领导政党开展政治活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实现政党纲领及奋斗目标的“灵魂式”人物。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也充分说明,科学认识领袖在政党组织结构中的角色与功能,正确处理领袖与群众、阶级、政党关系,事关无产阶级政党生死存亡,事关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事业的兴衰成败。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使命型政党。在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党领袖与群众、阶级、政党关系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既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教训。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创建、发展和壮大的历程中,在领导人民进行伟大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光辉岁月里,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和观点审视处理政党领袖问题。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文革”结束后,针对不少党员干部甚至是高级领导干部思想认识教条、僵化,深陷领袖个人迷信崇拜之泥潭的现状,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在党内外干部群众中率先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反对过分宣传领袖个人和制造新的领袖崇拜,支持并领导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起草工作,引领党内外干部群众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及毛泽东等党的领袖们在历史上的功过评价问题,使党内外干部群众在政党领袖问题上的认识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统一了思想,为继续高举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与此同时,邓小平从党和人民事业的长远发展出发,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与实践主题,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就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党领袖与群众、阶级、政党关系问题,如何选拔、培养、使用、监督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大胆探索,提出了诸多新判断、新论述,推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学说在中国实现了新发展,生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观,即邓小平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观。邓小平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观是内容丰富的科学体系,其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集体观问题上,邓小平认为,一个成熟且稳定的领袖核心与领导集体,是判断无产阶级政党政治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不仅事关政党自身兴亡,而且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之兴衰。鉴于国内外经验教训和党所领导的各项事业的需要,邓小平一直要求领导集体树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立场形象,坚持改革开放的干事创业形象,清正廉洁的为民公仆形象,勤学善学的进取形象。为此,他要求领导集体中的每位领袖,应自觉维护领袖集体中的核心,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的领导方式,把领袖个人作用与领导集体的作用有效结合起来。在无产阶级政党领袖选拔问题上,邓小平认为,这是事关党的干部队伍能否纯洁,党的干部队伍尤其是领导班子结构能否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治路线能否贯彻落实的重大问题。因此,要坚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及德才兼备的选拔方针和标准;坚持任人唯贤的选拔路线;坚持民主选拔、结构优化、平稳渐进和人民公认的选拔原则。要解放思想,创新机构设置,释放领袖型干部成长空间;改革人事制度,消除领袖型干部选拔的制度障碍;广泛动员群众参与,选人民满意的领袖型年轻干部。在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权威问题上,邓小平认为,不能把领袖权威狭隘地理解为领袖个人权威,而应理解为党中央、国务院的权威及领袖集体的权威,是领袖个人权威与组织权威、领袖集体权威的统一。影响领袖权威大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取决于人民群众拥护与否?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成熟与否?党的纪律严格执行与否?为此,邓小平强调,维护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核心的权威,领导干部尤其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带头;作为领导集体核心一员的领袖,自己也要正确处理维护领袖集体权威和领袖个人权威的关系,反对个人崇拜,防止领袖专断;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对违反组织纪律、政治纪律的党内派性活动依规依法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在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评价问题上,邓小平认为,科学准确地评价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是关系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关系党生死存亡及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因此,邓小平在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个人及党的其他领袖的功过、历史地位问题上,提出了“实事求是”“宜粗不宜细”及“向前看”三大原则,主张把党内公开讨论与党内政治决议方式结合起来。这不但没有“丢刀子”“砍旗子”,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维护和提升了党的国际形象。邓小平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观,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成功典范,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观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观的理论成果。求实的态度,创新的品质,辩证的思维,为民的情怀,是其鲜明的理论品格。在新时代,我们应树立正确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观,发挥邓小平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观的科学指导功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把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民族复兴大业、人民幸福伟业推向新的历史阶段。
二、两大问题不能回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两大问题不能回避（论文提纲范文）
（1）涉官网络舆情的地方政府回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三) 现有研究动态评析 |
| (四) 本文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创新点 |
| (三) 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的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涉官网络舆情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网络社会 |
| 二、网络政治参与 |
| 三、网络舆情与涉官网络舆情 |
| 第二节 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的内涵与作用 |
| 一、政府回应 |
| 二、涉官网络舆情的地方政府回应 |
| 三、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的政治与行政功用 |
| 第三节 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的理论框架 |
| 一、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的主客体构成 |
| 二、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的内容要件 |
| 三、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中的主要矛盾与底层逻辑 |
| 四、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的治理愿景 |
| 第二章 涉官网络舆情变迁及对政府回应的影响 |
| 第一节 网络参与、舆情传播与涉官网络舆情的嬗变历程 |
| 一、网络参与:网络社会的公众参与 |
| 二、网络参与的常见路径与效果比对 |
| 三、涉官网络舆情的爆发根源 |
| 四、涉官网络舆情的变迁历程 |
| 第二节 近年涉官网络舆情的分布状况与特征 |
| 一、基于“舆情压力指数”的涉官网络舆情分布特征 |
| 二、涉官网络舆情参与者的分布特征 |
| 三、涉官网络舆情参与方式的类型化特征 |
| 四、自媒体时代涉官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 |
| 第三节 涉官网络舆情对地方政府的影响与挑战 |
| 一、涉官网络舆情对地方政府的正面影响 |
| 二、涉官网络舆情对地方政府的负面影响 |
| 三、涉官网络舆情对地方政府回应的挑战 |
| 第三章 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的变迁与博弈 |
| 第一节 涉官网络舆情政府回应的变迁 |
| 一、涉官网络舆情变迁的阶段性互动特征 |
| 二、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的变迁历程 |
| 第二节 舆情回应变迁中的博弈逻辑 |
| 一、“闹大”与“化小”的概念辨析 |
| 二、“闹大”与“化小”的框架逻辑 |
| 三、“闹大”与“化小”的发展路线 |
| 四、“闹大”与“化小”博弈过程的理论阐释 |
| 第四章 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模式探源 |
| 第一节 网络社会地方政府回应的基本模式 |
| 一、基于吸纳与追责的积极回应 |
| 二、基于遮蔽和失真的消极回应 |
| 第二节 涉官网络舆情的地方政府回应模式 |
| 一、基于“参与-回应”的地方政府回应的一般模式 |
| 二、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的主要模式:被动选择型回应 |
| 第五章 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成效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的描述性分析 |
| 一、“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案例库”的构成 |
| 二、基于案例库的涉官网络舆情焦点事件的分布分析 |
| 第二节 涉官网络舆情回应成效的研究设计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现有相关研究梳理 |
| 三、变量设定与研究假设 |
| 四、变量操作化 |
| 第三节 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速度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
| 一、研究结果与分析 |
| 二、研究结论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回应质量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
| 一、研究结果与分析 |
| 二、研究结论 |
| 第五节 地方政府回应弹性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
| 一、研究结果与分析 |
| 二、研究结论 |
| 第六节 回应成效研究对地方政府回应的启示 |
| 一、对提高地方政府回应速度的启示 |
| 二、对改善地方政府回应质量的启示 |
| 三、对消除地方政府回应弹性的启示 |
| 第六章 涉官网络舆情地方回应中的具体问题及成因 |
| 第一节 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回应态度:消极性、封闭性、敷衍性和策略性 |
| 二、回应行为:回避性、象征性、拖延性 |
| 三、回应方式:风头主义、简单粗暴、以谣辟谣 |
| 四、回应能力:收集研判、舆情沟通、组织协调能力不足 |
| 第二节 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中的问题成因 |
| 一、回应性:回应文化陈旧 |
| 二、回应力:回应本领欠缺 |
| 三、回应度:回应机制不健全 |
| 第七章 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成效的提升路径 |
| 第一节 提升地方政府回应成效的总体要求 |
| 一、提升回应成效的主要任务:解决问题与消除矛盾并行 |
| 二、提升回应成效的根本目标:争取人心与凝聚共识合一 |
| 三、提升回应成效的基本方式:公众意见表达与行政吸纳相契合 |
| 四、提升回应成效的指导原则:三同步与三结合并举 |
| 第二节 涉官网络舆情政府回应能力的提升要求 |
| 一、奠定涉官网络舆情回应能力发展的基础 |
| 二、提升涉官网络舆情政府回应能力的总体要求 |
| 三、提升涉官网络舆情政府回应能力的阶段性要求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回应决策的完善与发展 |
| 一、涉官网络舆情回应中的地方政府决策偏差 |
| 二、回应决策偏差产生的根源 |
| 三、提高回应决策质量的价值导向与原则规定 |
| 四、改善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决策的策略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回应行动机制的健全 |
| 一、行动预案组织机制 |
| 二、舆情回应即时监控机制 |
| 三、舆情极化防范机制 |
| 四、网络参与活动研判机制 |
| 五、政府回应过程控制机制 |
| 六、多元主体联动机制 |
| 七、社会心理干预机制 |
| 第五节 人事处置和责任追究机制的完善 |
| 一、人、事处置机制的完善原则 |
| 二、问责追溯机制的完善路径 |
|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与学术贡献 |
| (一) 研究结论 |
| (二) 学术贡献 |
| 二、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 (一) 研究不足 |
| (二)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中文文献 |
| 英文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基于人工智能的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时代境遇之必然: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幕初启 |
| 1.1.2 治理转型之诉求:面向智能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趋向 |
| 1.1.3 研究问题之提出:如何善用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
| 1.1.4 研究意义之阐发:描绘人工智能时代政府治理的智治图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国外研究回顾 |
| 1.2.2 国内研究回顾 |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可能的创新点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知识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认识人工智能:一项正在“挑战人”的新兴技术 |
| 2.1.2 政府治理模式:理念、结构和方式 |
| 2.2 典型范式 |
| 2.2.1 数字治理、数据治理、智能治理和智慧治理的具体释义 |
| 2.2.2 数字治理、数据治理、智能治理和智慧治理的关系辨析 |
| 2.3 理论源流 |
| 2.3.1 汲取新公共管理理论思想养分 |
| 2.3.2 审视技术治理理论的合理面向 |
| 2.3.3 数字治理理论催生的智慧政府 |
| 2.3.4 现代系统管理理论的理论启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逻辑理路 |
| 3.1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内在逻辑 |
| 3.1.1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内在关联 |
| 3.1.2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客观基础 |
| 3.2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技术逻辑 |
| 3.2.1 以“数据”促“善治”的数据驱动逻辑 |
| 3.2.2 以“算法”谋“善治”的算法主导逻辑 |
| 3.2.3 从“链接”到“互嵌”的智能融合逻辑 |
| 3.3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价值逻辑 |
| 3.3.1 公平与公正——应确保公平公正对待所有人 |
| 3.3.2 安全与隐私——应确保安全可靠、尊重隐私 |
| 3.3.3 开放与包容——应实现开放参与、人人赋能 |
| 3.3.4 透明与责任——应实现易于理解、透明负责 |
| 3.4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目标逻辑 |
| 3.4.1 由传统扩张型政府走向收缩型政府 |
| 3.4.2 由传统封闭型政府走向开放型政府 |
| 3.4.3 由传统粗放型政府走向精细化政府 |
| 3.4.4 由传统电子化政府走向智能化政府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运作机理 |
| 4.1 技术与结构的互动: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逻辑结构 |
| 4.1.1 技术的原始吸纳:治理绩效需求催生人工智能技术引入 |
| 4.1.2 技术与组织互构: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政府组织形态变革 |
| 4.1.3 政府的自我重塑:政府组织形态变革引致治理模式转型 |
| 4.2 渗透·传导·扩散: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微观机制 |
| 4.2.1 渗透:人工智能引致政府治理理念转变 |
| 4.2.2 传导:人工智能带来政府治理结构调整 |
| 4.2.3 扩散: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方式创新 |
| 4.3 理念·结构·方式: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具体维度 |
| 4.3.1 思维理念的更新:智慧治理成为政府治理的核心理念 |
| 4.3.2 治理结构的重塑:多元协同成为政府治理的关系结构 |
| 4.3.3 治理方式的转换:智能治理成为政府治理的行动特征 |
| 4.4 以“善智”促善治: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实现进路 |
| 4.4.1 “善智”引入之必要:人工智能“向善”与“为恶”的双重面相 |
| 4.4.2 “善智”之多维解读:基于“价值—技术—应用”复合分析框架 |
| 4.4.3 以“善智”实现善治: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逻辑关联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实践审视 |
| 5.1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过程的客观挑战 |
| 5.1.1 人工智能场景下公共行政的责任困境 |
| 5.1.2 人工智能挑战公共管理者的传统角色 |
| 5.1.3 人工智能对传统公共行政文化的挑战 |
| 5.2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过程的技术风险 |
| 5.2.1 安全失序 |
| 5.2.2 公平丧失 |
| 5.2.3 隐私泄露 |
| 5.3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典型案例 |
| 5.3.1 智能化治理的中国场景:浙江、广东和上海实践 |
| 5.3.2 智能化治理的世界经验:美国、“英国—欧盟”和韩国 |
| 5.3.3 国内外智能化治理实践的实践反思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行动策略 |
| 6.1 认识更新:提升对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理性认知 |
| 6.1.1 意识层面:重视人工智能对人类政府运行的影响 |
| 6.1.2 知识层面:加强对人工智能相关理论的宣传讲解 |
| 6.1.3 行为层面:打造善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组织内文化 |
| 6.2 技术治理:构建确保人工智能向善的完备治理体系 |
| 6.2.1 技术治理行动者的协同:优化人工智能治理的主体生态 |
| 6.2.2 技术治理内容的全覆盖:聚焦人工智能治理的要素层次 |
| 6.2.3 技术适用情景的精准化:开发面向政府场景的人工智能 |
| 6.3 制度跟进:健全政府治理运用人工智能的制度规则 |
| 6.3.1 完善面向智能行政场景的制度法规 |
| 6.3.2 建立起部门间数据共享和互通规则 |
| 6.3.3 建构智能场景下技术责任应对体系 |
| 6.4 机制创新:完善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实践机制 |
| 6.4.1 建立起人工智能的专业机构和领导体系 |
| 6.4.2 建立起专业的人才管理制度和培养机制 |
| 6.4.3 建立完善的人工智能应用科学评估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语和展望 |
| 7.1 研究结语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工作情况 |
（3）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廉政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思想 |
| 引言:人民至上是廉政建设的核心宗旨和价值归宿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廉政建设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 |
| (一)反抗旧制度的卑劣性要发挥“人民要求”的决定性作用 |
| (二)新的无产阶级政权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
| (三)自由人联合体中“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 |
| 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须依靠人民获得和制约国家权力的思想 |
| (一)坚信无产阶级才是争取政治自由和敌视专制制度的先进战士 |
| (二)无产阶级政党要让人民群众来掌管国家政权和管理国家 |
| (三)执政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 |
| 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廉政工作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的思想 |
| (一)党拒腐防变的铜墙铁壁是真心实意的群众 |
| (二)廉政工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造福群众 |
| (三)廉政工作关乎人民政权的生死存亡 |
| (四)廉政建设要坚持“三为民”的廉政文化观 |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反腐的思想 |
| 引言:坚持制度反腐是廉政思想和实践的核心要义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腐败的制度根源的分析及其破解 |
| (一)资本主义制度及私有制是腐败的根源 |
| (二)打碎旧的国家制度和机器是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 |
| (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和罢免制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途径 |
| 二、列宁关于消除腐败必须“用法令指明道路”的思想 |
| (一)建立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来防止权力专断 |
| (二)加强干部管理制度建设以保证党政机关廉洁 |
| (三)建立惩治贪污腐败的监督检查机构 |
| (四)法制建设与提高文化水平合力惩治腐败 |
|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廉政建设必须依靠制度的思想 |
| (一)用“党内法规”和制度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
| (二)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要通过法制来保证 |
| (三)通过制度、机制、法律法规完善反腐倡廉工作 |
| (四)加强国家廉政立法,推进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 |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纯洁党组织的思想 |
| 引言:纯洁执政党组织是廉政建设的基本诉求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纯洁性的思想 |
| (一)廉政之根在党,党之廉政在本 |
| (二)强化理论武装,以保思想纯洁 |
| (三)严格党员入口,以保组织纯洁 |
| 二、列宁关于维护“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的思想 |
| (一)严格党员发展以保证党员质量 |
|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坚定理想信念 |
| (三)开展“清党”工作以维护党组织纯洁 |
| (四)工人阶级执政党要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 |
| (五)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上而下的监督形式和方法”防止权力运行不纯 |
| 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思想 |
| (一)抓好思想道德建设做“端端正正的官” |
| (二)完善选人用人标准以确保组织纯洁 |
| (三)整治不正之风以涵养廉洁之风 |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反对特权的思想 |
| 引言:特权是破坏廉政建设的政治毒瘤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特权现象所进行的系统性彻底性批判 |
| (一)特权的形成源自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阶级分化 |
| (二)资产阶级废除了封建特权,但它未能完成彻底废除特权的重任 |
| (三)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特权,实现人类解放 |
| 二、列宁关于“同一切特权作不调和的斗争”的思想 |
| (一)对旧社会中特权现象存在的揭露和批判 |
| (二)无产阶级只有消灭旧社会的特权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
| (三)俄国共产党并不给予党员任何特权,而只是使党员担负更重的责任 |
| 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克服党内官僚主义和特权行为的思想 |
| (一)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 |
| (二)搞特权和特殊化“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腐化” |
| (三)党员干部“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
| (四)制度面前没有特权、遵守纪律没有特权 |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地位及当代启示 |
| 一、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地位 |
| (一)探索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廉政建设之路 |
| (二)确立了“人民至上”的廉政建设核心理念 |
| (三)指导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和政权建设 |
| 二、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巩固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 |
| (二)紧紧依靠人民,保持执政本色 |
| (三)纯洁党的组织,筑牢战斗堡垒 |
| (四)完善制度建设,防止权力越轨 |
| (五)加强权力监督,确保权力阳光化 |
| (六)严厉打击特权,维护制度公正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 |
| 1.2.2 国外研究 |
| 1.2.3 观点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分析模式的设定 |
| 1.4.1 模式依据 |
| 1.4.2 模式设计 |
| 1.4.3 模式验证 |
| 1.5 概念与理论基础 |
| 1.5.1 概念厘定 |
| 1.5.2 理论基础 |
| 1.6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6.1 创新之处 |
| 1.6.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理论准备 |
| 2.1 幸福观的理论资源 |
| 2.1.1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
| 2.1.2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幸福观 |
| 2.1.3 西方的典型幸福观 |
| 2.2 幸福观的理论建构 |
| 2.2.1 幸福观的结构 |
| 2.2.2 幸福观的特征 |
| 2.2.3 幸福观的功能 |
| 2.3 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理论建构 |
| 2.3.1 幸福观养成教育的构成 |
| 2.3.2 幸福观养成教育的功能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基本情况 |
| 3.1 时代背景 |
| 3.1.1 新时代赋予的目标要求 |
| 3.1.2 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面临的挑战 |
| 3.1.3 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存在的机遇 |
| 3.2 历史考察 |
| 3.2.1 计划经济时期政治取向的幸福观养成教育 |
| 3.2.2 转型经济时期经济取向的幸福观养成教育 |
| 3.2.3 市场经济时期多元取向的幸福观养成教育 |
| 3.3 现实状况 |
| 3.3.1 大学生幸福感现状 |
| 3.3.2 大学生幸福观现状 |
| 3.3.3 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现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五元分析 |
| 4.1 政府层面的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 4.1.1 应然要求 |
| 4.1.2 实然状况 |
| 4.1.3 问题原因 |
| 4.2 社会层面的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 4.2.1 应然要求 |
| 4.2.2 实然状况 |
| 4.2.3 问题原因 |
| 4.3 高校层面的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 4.3.1 应然要求 |
| 4.3.2 实然状况 |
| 4.3.3 问题原因 |
| 4.4 家庭层面的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 4.4.1 应然要求 |
| 4.4.2 实然状况 |
| 4.4.3 问题原因 |
| 4.5 个人层面的幸福观养成教育 |
| 4.5.1 应然要求 |
| 4.5.2 实然状况 |
| 4.5.3 问题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西方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反思与借鉴 |
| 5.1 基本举措 |
| 5.1.1 美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 5.1.2 英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 5.1.3 法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 5.2 主要特点 |
| 5.2.1 广泛渗透性 |
| 5.2.2 目标淡化性 |
| 5.2.3 科际整合性 |
| 5.2.4 价值选择性 |
| 5.2.5 交流对话性 |
| 5.2.6 现实实用性 |
| 5.3 经验借鉴 |
| 5.3.1 政府层面:公民教育的反思与借鉴 |
| 5.3.2 社会层面:影视与文化的反思借鉴 |
| 5.3.3 高校层面:校内教学的反思与借鉴 |
| 5.3.4 个人层面:实践体验的反思与借鉴 |
| 5.3.5 家庭与个人层面:宗教思想的反思与借鉴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五元设计 |
| 6.1 政府层面的设计 |
| 6.1.1 定位:明确幸福观养成的目标要求 |
| 6.1.2 导航:坚持幸福观养成的主流声音 |
| 6.1.3 纠偏:构建幸福观养成的纠偏机制 |
| 6.1.4 提升:牵引幸福观养成的实践高度 |
| 6.2 社会层面的设计 |
| 6.2.1 从社会制度层面夯实幸福观养成的基础 |
| 6.2.2 从社会文化层面营造幸福观养成的氛围 |
| 6.2.3 从社会网络层面净化幸福观养成的环境 |
| 6.2.4 从社会市场层面提供幸福观养成的支撑 |
| 6.2.5 从社会现象层面纠正幸福观养成的误区 |
| 6.2.6 从社会载体层面引导幸福观养成的观念 |
| 6.3 高校层面的设计 |
| 6.3.1 认识前提:走出认识误区,完善思想政治教育 |
| 6.3.2 目标设定:设立目标体系,贯穿奋斗幸福观 |
| 6.3.3 客体细分:细化目标群体,分层实施幸福观教育 |
| 6.3.4 渠道优化:思政主渠道与科际整合结合 |
| 6.3.5 保障支撑:现实对接与学科设置相结合 |
| 6.3.6 实效提升:依托心理科学,提升幸福观教育实效 |
| 6.4 家庭层面的设计 |
| 6.4.1 大力推进家长教育,提升家长素质 |
| 6.4.2 多维度营造和谐幸福的家庭氛围 |
| 6.4.3 加强原生家庭的幸福延续和创伤阻断 |
| 6.5 个人层面的设计 |
| 6.5.1 增强树立科学幸福观的的自觉意识 |
| 6.5.2 提高获取幸福的能力 |
| 6.5.3 自觉抵制外界不健康幸福观的冲击 |
| 6.5.4 提高精神境界与需要层次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五元互动做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 7.1 五元静态配合织育人之网 |
| 7.1.1 五元各司其职 |
| 7.1.2 五元内外结合 |
| 7.2 五元动态协调育幸福之人 |
| 7.2.1 五元互相渗透 |
| 7.2.2 五元互利共生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现实状况调查 |
| 附录二 五元分析模式各层次的实然状况调查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5）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一)幼儿哲学教学 |
| (二)民间传统游戏 |
| 四、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谷鲁斯内摹仿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二)谷鲁斯内摹仿理论在本研究中的运用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法 |
| (二)参与观察法 |
| (三)问卷法 |
| (四)访谈法 |
| (五)教育评价法 |
| 六、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幼儿哲学教学文献研究 |
| (二)国外有关游戏理论的文献研究 |
| 二、国内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幼儿哲学教学的文献研究 |
| (二)有关幼儿游戏的文献研究 |
| (三)有关幼儿园游戏教学策略的文献研究 |
| 第二章 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理论建构 |
| 一、幼儿哲学教学的可行性分析 |
| (一)哲学进步呼唤幼儿哲学家的出场 |
| (二)幼儿哲学思维语言的发展水平分析 |
| (三)幼儿哲学何以存在的现象解读 |
| (四)幼儿哲学得以存在的学理解读 |
| (五)幼儿思维“神经窗户”打开的脑科学分析 |
| 二、民间传统游戏的哲学教学价值分析 |
| (一)幼儿作为游戏的存在 |
| (二)游戏体验的思维触发机制 |
| (三)民间传统游戏的教育优势 |
| (四)游戏作为哲学探究的价值 |
| (五)几个民间传统游戏的哲学意涵 |
| 三、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目标 |
| (一)思考能力目标 |
| (二)感知能力目标 |
| (三)社会交往能力目标 |
| (四)情感态度健康发展目标 |
| (五)对话能力目标 |
| (六)人格塑造目标 |
| 四、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范式 |
| (一)文化建构场 |
| (二)思维游戏圈 |
| (三)复式驱动对话教学法 |
| 第三章 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应然、实然与尝试 |
| 一、幼儿哲学教学的应然诉求 |
| (一)新时代幼儿的成长需求 |
| (二)学前教育发展的需求 |
| (三)哲学教学变革的需求 |
| 二、幼儿哲学教学的实然状态 |
| (一)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同步发展 |
| (二)幼儿哲学教学内容以故事性文本为主 |
| (三)基本形成稳定的教学范式 |
| 三、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尝试 |
| (一)基于“老鹰捉小鸡”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活动 |
| (二)基于“网鱼”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活动 |
| (三)基于“欻嘎拉哈”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活动 |
| (四)基于“绕口令”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活动 |
| 第四章 幼儿哲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
| 一、研究条件两极分化 |
| (一)学术研究一线教学条件不足 |
| (二)教学实践一线学术研究粗浅 |
| 二、教学范式相对教条 |
| (一)忽视非有声语言对话 |
| (二)规则不当易引发消极等待 |
| 三、哲学经验准备匮乏 |
| (一)模仿原型脱离现实 |
| (二)哲学天性保护意识淡薄 |
| (三)教师面前表现拘束 |
| 四、探究过程忽视幼儿年龄特点 |
| (一)问答单向性、一次性与自问自答 |
| (二)高控阻止幼儿“七嘴八舌” |
| (三)“内摹仿”过程缺失 |
| (四)“假问题”时有发生 |
| (五)角色期待革新思考不够 |
| 五、过于强调没有问题答案 |
| (一)忽视幼儿习惯养成关键期 |
| (二)忽视探究内容领域特点 |
| 第五章 幼儿哲学教学中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一、尚未形成幼儿哲学联动机制 |
| (一)学术机构与教育机构缺乏合作 |
| (二)学术人员与一线教师默契欠佳 |
| 二、对社会环境认知和利用失衡 |
| (一)幼儿生活经验媒体化 |
| (二)自由与安全责任矛盾 |
| 三、知识传授与习得目标观念深重 |
| (一)习惯喧宾夺主的知识性学习 |
| (二)重视学习结果而忽视思考过程 |
| 四、存在原生家庭教育不当影响 |
| (一)“补偿”教育问题突显 |
| (二)家庭问题导致童心封闭 |
| 五、新教育思想理解偏差 |
| (一)忽视内摹仿价值与实现过程 |
| (二)鼓励教育有失分寸 |
| 第六章 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策略 |
| 一、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决策策略 |
| (一)学前教育行政机构确立方针导向 |
| (二)学术研究与一线教学联接合作 |
| (三)学前教育设定幼儿哲学教学目标 |
| (四)幼儿哲学教学内容的决策 |
| 二、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设计策略 |
| (一)创设安全对话环境,量身定设组织教学 |
| (二)提供积极模仿范型,设定过程与结果目标 |
| (三)了解幼儿生活经验,从幼儿模仿天性出发 |
| (四)传统游戏常态化,在反复模仿中加深体悟 |
| 三、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互动策略 |
| (一)摒弃成人视角目标,成就幼儿学习改变 |
| (二)积极改善提问,利用两个时间 |
| (三)避免旧习干扰视听,培养幼儿视听技巧 |
| (四)正确处理跟随性表达,将幼儿模仿价值最大化 |
| (五)把握规训与自由中控线,培养幼儿自我教育 |
| (六)幼儿模仿的另一种表达,无声语也要哲学解读 |
| 四、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成效评价策略 |
| (一)幼儿哲学教学过程评价 |
| (二)幼儿哲学教学结果评价 |
| (三)教学成效评估总结 |
| 五、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反思策略 |
| (一)基于教师教学态度的反思 |
| (二)基于教师教学组织的反思 |
| (三)基于教学反思的教育反思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访谈式问卷 |
| 附录2 访谈提纲 |
| 附录3 评估项目 |
| 附录4 研究开展过程性材料(选摘)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作为共治主体的行业协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我国行业协会的法律性质、地位与职能 |
| 第一节 行业协会的历史发展及演变 |
| 一、清末时期社会团体的产生 |
| 二、新中国成立后行业协会的发展 |
| 第二节 “公”与“私”兼具的法律属性 |
| 第三节 “准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 |
| 一、作为“公”权力主体的行业治理者 |
| 二、作为“私”权利主体的行业被治理者 |
| 第四节 自律、服务、协调与代表的四大基本职能 |
| 第二章 作为被治理者的行业协会:外部治理困境 |
| 第一节 外部治理的法规政策领域 |
| 一、党对行业协会的领导与管理 |
| 二、行政业务主管部门的前置审核 |
| 三、行政登记管理机关的登记审批 |
| 四、社会团体的资金财税规定 |
| 五、社会团体的处罚罚则 |
| 第二节 党和政府的实践管理领域 |
| 一、行业协会党建工作的困境与挑战 |
| 二、政府部门执法领域的规范性考察 |
| 第三节 行业协会与主管部门间的诉讼纠纷考察 |
| 一、外部行政诉讼纠纷的实践争议内容 |
| 二、外部行政诉讼纠纷的困境与反思 |
| 第三章 作为治理者的行业协会:内部治理困境 |
| 第一节 内部治理的整体规范环境 |
| 一、外部法律法规的不当限制 |
| 二、内部治理规范的内容缺失 |
| 第二节 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的主体与组织缺陷 |
| 一、人员的引进与管理缺失 |
| 二、组织机构设置不够健全 |
| 第三节 内部治理的不正当行为 |
| 一、行业共谋的不当行为 |
| 二、利用先发优势限制会员自由 |
| 三、破坏公平交易的信息与机会行为 |
| 四、限制中小型会员企业正常经营行为 |
| 第四节 内部治理的程序运行及资产管理缺陷 |
| 第五节 内部治理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全 |
| 一、内部治理纠纷的实践争议内容 |
| 二、内部治理纠纷救济的困境与反思 |
| 第四章 中外社会治理经验与当前行业协会治理改革 |
| 第一节 古代公理思想的梳理与归纳 |
| 一、春秋战国的“公”“私”之源 |
| 二、宋、明两代的“公”与“私” |
| 三、清末民初的“公”“私”裂变 |
| 四、中西“公”“私”理念的特征与差异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公民结社的制度经验与借鉴 |
| 一、社会团体管理的规范性考察 |
| 二、民间组织的外部监管 |
| 三、民间组织内部治理的制度规范 |
| 第三节 欧美社会治理中的国家、社会与第三部门 |
| 一、美国第三部门理论的特征 |
| 二、欧洲第三部门理论的特点 |
| 三、欧美第三部门理论的反思与启示 |
| 第四节 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历史经验与改革创新 |
| 一、国家治理的逻辑与经验 |
| 二、社会管理体制的实践改革 |
| 第五章 行业协会治理的制度改革与发展路径 |
| 第一节 新时代国家公权与社会自治权再定位 |
| 一、国家公权强大、社会自治权缺失的历史再审视 |
| 二、我国社会自治权的性质、来源与功能再认知 |
| 三、我国社会自治权与国家公权的关系结构再划分 |
| 第二节 共治前提下的行业协会内外治理完善 |
| 一、转变行业协会治理理念 |
| 二、健全行业协会专门立法 |
| 三、强化行业协会党组织建设 |
| 四、规范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行为 |
| 五、优化行业内部人事管理 |
| 六、完善行业协会的资产管理 |
| 第三节 政府、法院与行业协会等多主体间的法律关系辨析 |
| 一、行业主管部门同行业协会的法律关系 |
| 二、行业主管部门与法院间的法律关系 |
| 三、行业协会与法院间的法律关系 |
| 四、行业协会同非行业会员间的法律关系 |
| 第四节 准确规范与限缩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能权限 |
| 一、统一行业协会登记的审核依据和标准 |
| 二、改革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方式与重心 |
| 三、下放行业自治领域的管理职权 |
| 四、优化行业协会管理的程序规则 |
| 五、全面构建行业主管部门的责任制度体系 |
| 第五节 理清行业自治的权力内容与权责边界 |
| 一、落实行业资质的审核许可权 |
| 二、完善行业规则与标准的制定权 |
| 三、推动行业维权职责的积极履行 |
| 四、全面推进行业领域的信息公开 |
| 第六节 健全行业协会侵权的救济规则体系 |
| 一、行业协会管理权力的法律性质定位 |
| 二、健全行业协会纠纷的内部救济机制 |
| 三、行业协会纠纷的外部救济机制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混合经济”的发展 |
| 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提出 |
| 三、“混合所有制”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渗透 |
| 第二节 研究缘起与概念界定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收集与分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可靠性 |
| 五、研究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依据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中文文献 |
| 二、外文文献 |
| 三、对已有研究的思考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生态系统理论 |
|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三、产权理论 |
| 四、委托代理理论 |
| 第三节 第三方视角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高等职业教育公私合作及其内部治理的研究与启示 |
| 第一节 社区学院公私合作探究 |
| 一、概况简介 |
| 二、案例分析 |
| 三、特征归纳 |
| 四、启示 |
| 第二节 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公私合作 |
| 一、概况筒介：营利性高等教育发展前景不乐观 |
| 二、案例分析：普渡大学收购卡普兰大学 |
| 三、启示 |
| 第三节 营利性高等教育内部治理 |
| 一、戴维瑞教育集团内部治理 |
| 二、阿波罗教育集团内部治理 |
| 三、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 |
| 第一节 内涵、特征及其二元选择 |
| 一、概念解读 |
| 二、主要特征 |
| 三、二元选择 |
| 第二节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
| 一、企业的利益诉求 |
| 二、其它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 |
| 三、不同利益诉求的博弈 |
| 第三节 存在的主要问题、发展趋势及相关建议 |
|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发展趋势 |
| 三、相关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内部治理的影响因素、组织机构及其运行保障机制 |
| 第一节 影响因素 |
| 一、政府的支持 |
| 二、校长的魅力 |
| 三、产权的设计 |
| 四、文化的交流 |
| 五、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 |
| 六、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设置及其运行 |
| 一、董事会(理事会)决策 |
| 二、校长(院长)及各职能部门执行 |
| 三、党委及监事会监督 |
| 四、运行制度保障 |
| 第三节 激励约束机制 |
| 一、校长(院长)年薪制 |
| 二、管理层及骨干教师持股 |
| 三、教师薪酬、发展空间及退休保障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内部治理的分析、发展趋势及“悬置”的问题 |
| 第一节 内部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建议 |
| 一、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指导文件缺失 |
| 二、组织机构作用的发挥不充分 |
| 三、运行保障机制不完善 |
| 第二节 发展趋势预测 |
| 一、政府支持力度加大 |
| 二、组织机构及其运行保障机制更为完善 |
| 第三节 “悬置”的问题 |
| 一、关于独立法人的问题 |
| 二、关于举办者与校长(院长)关系的问题 |
| 三、关于产权结构合理性的问题 |
| 四、关于董事会(理事会)中教师和学生代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
| 致谢 |
（8）康德先验自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背景及理论依据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 |
| 四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五 研究方法及可行性路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可行性路径之分析 |
| 六 创新点及难点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难点 |
| 第一章 自由的逻辑演绎路径及其谱系划分 |
| 第一节 自由的起源及其逻辑演绎进程 |
| 第二节 自由精神的两个面相:逻各斯与努斯精神 |
| 一 逻各斯精神:客观规律与逻辑必然性 |
| 二 努斯精神:主体能动性、创造性与开放性 |
| 第三节 自由精神发展之谱系划分 |
| 一 自在的自由 |
| 二 自为的自由 |
| 三 自在自为相统一的自由 |
| 第二章 康德先验自由的提出及其思想渊源 |
| 第一节 康德思想的主要发展历程 |
| 一 早期理论自然科学阶段(1746—1755) |
| 二 前批判时期康德哲学思想的发展(1755—1770) |
| 三 批判时期康德哲学思想的发展(1770—1800) |
| 第二节 康德哲学思想蕴含的四个维度 |
| 一 康德思想的形而上学维度 |
| 二 康德思想的道德哲学维度 |
| 三 康德思想的批判性维度:审慎地怀疑与建构 |
| 四 康德思想的人类学维度 |
| 第三节 康德自由理论的思想渊源 |
| 一 理性派哲学的自由理论 |
| 二 经验论派哲学的自由理论 |
| 三 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中的自由思想素材 |
| 第四节 康德自由思想演进的逻辑进程 |
| 第五节 康德先验自由的提出与设定 |
| 一 先验与先天、先验与经验、先验与超验 |
| 二 先验自由的提出及内涵 |
| 第三章 康德先验自由的证成逻辑 |
| 第一节 第三个二律背反与先验自由 |
| 一 正题论证过程探析 |
| 二 反题论证过程探析 |
| 三 对第三个二律背反的注释和阐发 |
| 第二节 康德的二分法以拯救自由:先验自由的确立和奠基 |
| 一 明确区分主词的两种含义:物自体与现象之分 |
| 二 从宾词入手区分两类冲突命题:对立命题与矛盾命题之分 |
| 三 两类原则的区分:调节性原则与构成性原则之分 |
| 四 主体两种品格的区分:经验性品格与智性品格之分 |
| 五 先验的图型与经验性的图型之分:认识何以可能之机制探究 |
| 六 两类二律背反的区分:先验自由得以初步确立下来 |
| 第四章 从先验自由到实践自由:自由之现实性与必然性 |
| 第一节 善良意志与责任 |
| 第二节 定言命令与意志自律 |
| 第三节 意志自律与自由 |
| 第四节 实践自由与至善 |
| 第五章 自由感:理论自由向实践自由过渡的中介 |
| 第一节 自由美 |
| 第二节 自由权利 |
| 第三节 康德美学的主题:自然与自由之统一与和谐 |
| 第四节 至善的自由:自由之终极追求 |
| 第六章 对康德先验自由的评价与批判性发展 |
| 第一节 对康德先验自由思想的评价 |
| 第二节 对康德先验自由思想的批判性发展与超越 |
| 一 黑格尔对康德自由观的改造与超越 |
| 二 马克思对康德自由思想的批判与超越 |
| 三 牟宗三对康德哲学思想的批判与融合 |
| 第七章 康德先验自由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比较研究及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自由观微探 |
| 一 孔子: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
| 二 庄子: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
| 三 禅宗: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
| 第二节 康德先验自由视域下的传统思想自由观之反思与启示 |
| 一 逻辑生发和演绎起点大不同 |
| 二 经验式自由与先验式自由之分 |
| 第八章 先验自由思想的训练和培育 |
| 第一节 纯粹理性的训练 |
| 一 纯粹理性独断运用的训练 |
| 二 纯粹理性争辩的运用的训练 |
| 三 纯粹理性在假设上的训练 |
| 四 纯粹理性在证明上的训练 |
| 第二节 纯粹理性的法规 |
| 一 理性之纯粹运用的最后目的 |
| 二 至善理想作为纯粹理性最后目的之规定根据 |
| 三 意见、知识和信念 |
| 第三节 纯粹理性的建筑术 |
| 第四节 自由教育与责任担当 |
| 一 何谓“自由教育” |
| 二 自由教育与责任担当 |
| 三 持续启蒙,敢于运用你的理性去追求自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清单 |
| 致谢 |
（9）中国人实用思维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第一部分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基本特征、发展阶段与表现 |
| 2“实用”与“思维”的内涵解读 |
| 2.1“实”与“用”的涵义解读 |
| 2.2“实用”的内涵解读 |
| 2.2.1 实际效用 |
| 2.2.2 现实应用 |
| 2.2.3 符合当下需要 |
| 2.3“思维”的内涵解读 |
| 3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与基本特征 |
| 3.1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 |
| 3.2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基本特征 |
| 3.2.1 重视此岸现世满足,轻视彼岸来世追求 |
| 3.2.2 关注应用探究,轻视理论构建 |
| 3.2.3 注重近期之用,忽视长远之用 |
| 4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发展阶段与主要表现 |
| 4.1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发展阶段 |
| 4.1.1 萌芽阶段 |
| 4.1.2 发生阶段 |
| 4.1.3 形成阶段 |
| 4.1.4 确定阶段 |
| 4.2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主要表现 |
| 4.2.1 知识 |
| 4.2.2 关系 |
| 4.2.3 宗教 |
| 第二部分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文化缘由 |
| 5“一个世界”观为核心的意义系统 |
| 5.1“一个世界”观与“两个世界”观的比较 |
| 5.1.1 思想来源 |
| 5.1.2 基本内涵 |
| 5.1.3 关系 |
| 5.1.4 目标追求 |
| 5.2“一个世界”观使得中国人追求现实性目标 |
| 5.2.1 物质性导向的目标追求 |
| 5.2.2 社会性导向的目标追求 |
| 5.2.3 情感性导向的目标追求 |
| (1)人际之情:和谐的人际关系 |
| (2)物我之情:圆融的物我关系 |
| 6 重“行”之知行观与“人”为中心之天人观的观念传统 |
| 6.1 重“行”之知行观 |
| 6.1.1 中西知行观差异之一:重“行”与重“知” |
| 6.1.2 中西知行观差异之二:“知行合一”与“知行二分” |
| 6.2“人”为中心之天人观 |
| 6.2.1 中西天人观差异之一:“人”为中心与“天”“人”各为中心 |
| 6.2.2 中西天人观差异之二:“人天合一”与“天人二分” |
| 6.2.3 中西天人观差异之三:有情之天与有理之天 |
| 6.3 传统知行观与传统天人观使得中国人重视应用性研究 |
| 6.3.1 未能建立起理论研究兴趣 |
| 6.3.2 重视应用性知识系统 |
| 6.3.3 形成重视现实应用的“学”“术”传统 |
| 7 重视机会获得和恐惧物质匮乏的传统心态 |
| 7.1 重视机会获得 |
| 7.2 恐惧物质匮乏 |
| 7.3 两个传统心态使得中国人偏好近期利益 |
| 7.4 中国人重近期利益的表现 |
| 第三部分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形成机制 |
| 8 中国人实用思维形成的总体机制图 |
| 9 中国人的实用价值观 |
| 9.1 个人/家庭层面的实用价值观 |
| 9.1.1“好死不如赖活着”:寿(健康长寿) |
| 9.1.2“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富(物质财富) |
| 9.1.3“势大面子宽”:贵(社会权势) |
| 9.1.4“家和万事兴”:和(家庭和谐) |
| 9.2 国家/天下层面的实用价值观 |
| 9.2.1“治国”:国家富强、社会安定 |
| 9.2.2“平天下”: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
| 10 中国人的实用认识论 |
| 10.1 实用自然认识论 |
| 10.1.1 自然的三个维度 |
| 10.1.2 功能本体是中国古代实用自然认识论的认知基础 |
| 10.1.3 实用自然认识论影响下形成应用性/操作型知识体系 |
| 10.2 实用道德认识论 |
| 10.2.1 道德的两重性 |
| 10.2.2 修齐治平是中国古代实用道德认识论的社会需要 |
| 10.2.3 实用道德认识论影响下形成道德践履操作系统 |
| 11 语言及其话语模式影响实用思维的形成 |
| 11.1 语言及其话语模式形塑思维方式的理论基础 |
| 11.1.1 思维支配语言 |
| 11.1.2 语言形塑思维 |
| 11.2 中国式提问将中国人的思维导向“实用” |
| 11.2.1 问题之一:这有什么用 |
| (1)“这有什么用”激发个体形成现实性目标追求 |
| (2)“这有什么用”促发个体形成作用-功能认知模式 |
| 11.2.2 问题之二: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 |
| (1)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引导“术”(方法与动作)的寻求 |
| (2)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满足于解决生产问题和生活问题 |
| 11.2.3 中国式提问的逻辑后果 |
| (1)“这有什么用”提问方式的逻辑后果 |
| (2)“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提问方式的逻辑后果 |
| 第四部分 从实用思维的角度回答“李约瑟难题” |
| 12“李约瑟难题”的文献回顾与解析 |
| 12.1“李约瑟难题”的阶段性 |
| 12.1.1 17世纪初-19 世纪末:以德梅朗和巴多明等法国学者为代表 |
| 12.1.2 20世纪初-20 世纪中叶:以任鸿隽和梁启超等中国学者为代表 |
| 12.1.3 20世纪中叶-20 世纪80年代:李约瑟对难题的研究 |
| 12.1.4 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学者的努力 |
| 12.2“李约瑟难题”的跨学科性与学科中心偏移 |
| 12.2.1 “李约瑟难题”的跨学科性 |
| 12.2.2 “李约瑟难题”的学科中心偏移 |
| 12.3“李约瑟难题”研究中展现的三个问题 |
| 12.3.1 问题之一:“李约瑟难题”的内涵问题 |
| 12.3.2 问题之二:“伪问题”说是否挑战“李约瑟难题”的合法性? |
| 12.3.3 问题之三:现代科学移植中国是否挑战“李约瑟难题”研究的必要性? |
| 13 心理学的努力:以往心理学研究者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
| 13.1 陈立:“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便必为心理的” |
| 13.2 尼斯贝特、彭凯平和侯玉波:辩证思维与整体思维的解答 |
| 13.3 皮亚杰:认识的心理发生 |
| 13.3.1 动作:一般认识发生的心理基础 |
| 13.3.2 超越动作:科学认识发生的心理基础 |
| 13.3.3 皮亚杰理论对“李约瑟难题”解答的启发 |
| 14 从实用思维的角度回答“李约瑟难题” |
| 14.1 现代科学为何产生于西方 |
| 14.1.1 希腊传统奠定科学产生的认知条件 |
| (1)概念化的形式逻辑 |
| (2)元素-结构认知模式 |
| (3)“数”的描述机能与演绎机能 |
| 14.1.2 希伯来传统奠定科学产生的人格因素 |
| (1)超越性的目标导向与动机激发 |
| (2)自我与意义寻求 |
| 14.2 现代科学为何未能产生于中国 |
| 14.2.1 实践取向难以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认知条件 |
| (1)相关逻辑和类比推理 |
| (2)作用-功能认知模式 |
| (3)“数”在实践中起指导功能 |
| 14.2.2 儒道文化难以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人格因素 |
| (1)现实性的目标导向与动机激发 |
| (2)求乐避苦的性格特征 |
| 第五部分 反思、评价与结论 |
| 15 对中国人思维研究的反思 |
| 15.1 以心理学为中心学科,关注思维研究的跨学科视野 |
| 15.2 以研究中国文化的思维为基本,同时关注思维研究的文化差异 |
| 15.3 宜从方法上把握思维研究的三个层次 |
| 16 对中国人实用思维的评价 |
| 16.1 实用思维提升中国人对环境的适应性 |
| 16.2 实用思维阻碍中国人理论兴趣的形成 |
| 16.3 实用思维阻碍中国人超越性目标的形成 |
| 16.4 改善中国人思维的策略 |
| 17 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7.1 本研究的创新 |
| 17.2 本研究的不足 |
| 18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邓小平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观（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回击领袖评价问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客观需要 |
| 1.1.2 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客观需要 |
| 1.1.3 总结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
| 1.1.4 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观的客观需要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几个问题的说明 |
| 1.5.1 研究创新点 |
| 1.5.2 相关概念说明 |
| 第2章 邓小平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观的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 |
| 2.1.1 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历史的必然 |
| 2.1.2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具有领袖 |
| 2.1.3 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应具备多种能力 |
| 2.2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袖问题的论述 |
| 2.2.1 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内涵 |
| 2.2.2 新型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素养 |
| 2.2.3 执政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选拔 |
| 2.3 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袖问题的论述 |
| 2.3.1 无产阶级政党领袖与组织、群众的关系 |
| 2.3.2 执政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选拔 |
| 2.3.3 执政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培养 |
| 2.4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袖问题的论述 |
| 2.4.1 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重要性 |
| 2.4.2 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选拔 |
| 2.4.3 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评价 |
| 2.4.4 维护领袖地位与反对领袖崇拜 |
| 第3章 邓小平无产阶级政党领袖集体观 |
| 3.1 无产阶级政党领袖集体形象的体现 |
| 3.1.1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形象 |
| 3.1.2 坚持改革开放的事业形象 |
| 3.1.3 清廉正直的公仆形象 |
| 3.1.4 勤学善学的进取形象 |
| 3.2 无产阶级政党领袖集体的重要性 |
| 3.2.1 是审视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的标志 |
| 3.2.2 事关国家前途命运 |
| 3.2.3 事关政党存亡兴衰 |
| 3.3 无产阶级政党领袖集体作用的实现路径 |
| 3.3.1 坚持领袖是领导核心与领导成员的统一体 |
| 3.3.2 领袖集体领导与领袖个人分工负责制度相结合 |
| 3.3.3 领袖集体的力量与人民群众的力量相结合 |
| 第4章 邓小平无产阶级政党领袖选拔观 |
| 4.1 无产阶级政党领袖选拔观生成的历史背景 |
| 4.1.1 增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现实需要 |
| 4.1.2 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客观要求 |
| 4.1.3 优化干部队伍结构的现实要求 |
| 4.2 无产阶级政党领袖选拔观的主要内容 |
| 4.2.1 任人唯贤的选拔路线 |
| 4.2.2 领袖选拔的“四化”方针 |
| 4.2.3 德才兼备的选拔标准 |
| 4.2.4 领袖选拔的“四项”原则 |
| 4.3 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选拔路径 |
| 4.3.1 提高认识不拘一格选拔领袖型干部 |
| 4.3.2 创新机构设置释放领袖型干部成长空间 |
| 4.3.3 改革制度消除领袖型干部选拔的制度 |
| 4.3.4 依靠群众选拔人民满意的领袖型干部 |
| 第5章 邓小平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权威观 |
| 5.1 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权威观的内涵 |
| 5.1.1 领袖要有权威 |
| 5.1.2 领袖权威是侧重于领袖集体的权威 |
| 5.1.3 领袖权威主要体现于对改革开放事业的领导 |
| 5.2 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权威生成的条件 |
| 5.2.1 领袖过硬的能力 |
| 5.2.2 人民群众的拥护 |
| 5.2.3 领袖的成熟度 |
| 5.2.4 严格的政党纪律 |
| 5.3 维护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权威的主要路径 |
| 5.3.1 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带头 |
| 5.3.2 执行严格的政党纪律 |
| 5.3.3 既要维护领袖核心权威,也要反对领袖个人崇拜 |
| 第6章 邓小平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评价观 |
| 6.1 领袖评价问题的重要性 |
| 6.1.1 科学评价领袖关系政党的生死存亡 |
| 6.1.2 科学评价领袖关涉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兴衰成败 |
| 6.2 科学评价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应坚持的主要原则 |
| 6.2.1 实事求是原则 |
| 6.2.2 宜粗不宜细原则 |
| 6.2.3 向前看原则 |
| 6.3 科学评价无产阶级政党领袖问题的主要方式 |
| 6.3.1 党内公开讨论的方式 |
| 6.3.2 制定“历史决议”的方式 |
| 6.4 对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评价问题的主要贡献 |
| 6.4.1 在历史新时期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
| 6.4.2 在历史“十字”路口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
| 6.4.3 在国际上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形象 |
| 第7章 邓小平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观的特色和历史地位 |
| 7.1 邓小平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观的特色 |
| 7.1.1 求实是邓小平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观的立论基础 |
| 7.1.2 创新是邓小平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观的实践方式 |
| 7.1.3 辩证是邓小平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观的认知方式 |
| 7.1.4 为民是邓小平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观的价值取向 |
| 7.2 邓小平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观的历史地位 |
| 7.2.1 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观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
| 7.2.2 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 7.2.3 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强大精神武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致谢 |
四、两大问题不能回避（论文参考文献）
- [1]涉官网络舆情的地方政府回应研究[D]. 原光. 山东大学, 2020(01)
- [2]基于人工智能的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研究[D]. 王张华. 湘潭大学, 2020(10)
- [3]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D]. 李春艳.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4]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研究[D]. 任小琴.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4)
- [5]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活动研究[D]. 卢红博.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9(02)
- [6]作为共治主体的行业协会发展研究[D]. 段传龙.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1)
- [7]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D]. 陈春梅. 厦门大学, 2019
- [8]康德先验自由研究[D]. 李飞翔. 东南大学, 2019(01)
- [9]中国人实用思维的理论研究[D]. 刘超.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10]邓小平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观[D]. 余清. 湖南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