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冶金经济管理总目录（第82-87号）

一、《冶金经济与管理》2000年总目次(第82～87期)（论文文献综述）

舒芯^[1]（2021）在《《中国学生周报》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阮功成（NGUYEN CONG THANH）^[2]（2021）在《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清两代,中国与越南有密切的关系,越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继续受到中国深刻的影响。对本论文研究的越南平定省来说,从中国受到的影响体现在许多方面。17—19世纪平定省的经济和社会被视为越南经济和社会的典型缩影,这段时间平定省的许多历史事件也是越南国史典型的事件。因此,17—19世纪平定省的经济与社会研究,不但能多认识平定省的地方历史,而且能多认识越南国的变化和发展。根据现有的资料,本文力图全面地提示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的真实面貌。关于自然与人文,论文分析平定省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自然条件和交通优势、17世纪前平定省经济与社会及17—19世纪越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关于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机构及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管理,主要论述平定历代行政机关系统和军队组织;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管理在许多方面体现,集中分析了平定省政府对平定山区少数民族、山区与平原的贸易关系、海岸管理及防守、贸易活动管理及船只、人流出入港口的管理等问题。关于17—19世纪平定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论文深入分析了农业生产状况、土地的各部分及公共土地与私人土地之间的“斗争”、1839年平定省的均田政策,从而理清平定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的特点与作用、它和平定省农民生活和起义的关系。关于17—19世纪平定省的商业与非农业各经济行业状况:国内贸易,主要研究集市体系、“市肆”、商港和都市的形成、活动与发展,研究平定省内各个地方之间的贸易关系、商人力量、商品供应资源、货物的价格与运输方式;国外贸易主要研究与华商①的贸易活动;非农业经济包括手工业、林业、渔业、畜牧业。商业与非农业经济发展使得平定省成为越南的商品和商业中心,进一步改善了平定省居民的物质生活。对于17—19世纪平定省居民的构成、运动与生活,深入研究了平定农民与人民阶层对阮氏封建制度的斗争运动的爆发原因、演变及特点,包括18世纪西山起义及19世纪赫耶族的起义,重点分析在平定省的西山事业、西山力量与阮映力量的大战以及西山时期、阮朝时期的人民生活等问题。论文还研究并阐明17—19世纪平定省的社会文化,比如:思想和宗教、儒学的教育与科举、平定居民的文化物质和文化精神、平定省对形成越南语字母的作用、平定省华人共同体。17—19世纪平定社会与经济的特点和作用:在17—19世纪平定省是越南着名的贸易与商品中心之一;平定是暴动的地方,即西山起义的基地,也是阮岳皇帝中央政府的京都,在那里,西山军与阮映军之间发生过许多激烈的战斗;平定是阮朝政府于1839年唯一允许实施均田政策的地区,因此在19世纪平定是越南唯一有两集地簿（1815年和1839年）;在17—19世纪平定经济和社会中,华人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平定是塘中临济佛教的起源地;平定是天主教早期传入和迅速发展的地方,为越南语字母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邓小菊^[3]（2021）在《陈锦涛案与民初法政纠葛》文中提出

张炳旭^[4]（2021）在《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任白涛幼名洪涛,曾用笔名冷公、一碧,河南南阳人士,辛亥时期开始投身新闻事业,随后致力于新闻学术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实用新闻学（《应用新闻学》）的着述者,也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论文以“新闻人”任白涛为中心,系统探讨了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活动、新闻学术活动、新闻思想以及抗日新闻宣传等内容,力求客观、全面地将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的人物形象呈现出来。同时,希冀这番探索能够对民国新闻史尤其是新闻人物史研究有所补益。论文按照总-分-总的逻辑顺序,内容主要涵盖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论文第一章,主要探讨任白涛的人生历程与社会环境。本章结合特定时代背景,以时间为轴线对“新闻人”任白涛的人生历程进行了总体概括。呈现了任白涛在南阳、开封、上海、东京、重庆、恩施等地的人生经历,着重揭示了任白涛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人生追求、理想信念以及促使他选择不同道路的内在动因。认为是在时代环境、家世背景、教育经历和个人性格特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任白涛才始终坚守着他的新闻人之路。第二部分包括论文第二、三、四、五章,是从横向上对新闻人任白涛展开的研究,分别对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新闻学术活动、新闻思想观念以及抗日新闻宣传四个方面作出考察。其中第二章系统梳理了任白涛的新闻实践历程。本章将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活动划分为“在《民立报》时期”和“在《新湖北日报》时期”两个阶段。认为在辛亥革命前后,任白涛受到个人兴趣的驱使、民主自由社会风气的熏染及对军阀政府统治的不满,毅然投身新闻事业,期望通过“新闻”这一媒介来施展个人抱负并对社会进步有所助益。抗日战争期间,任白涛作为《新湖北日报》总编辑,在民族危亡时刻再次走上新闻职业工作,把担任《新湖北日报》总编辑作为践履其“新闻救国”理想的一种途径,这解释了他为何会以短暂的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姿态出现在新闻界。第三章着重研究任白涛的新闻学术活动。本章从任白涛“在日本”和“在国内”两个层面对他的新闻学术活动进行展开,重点探究了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参加大日本新闻学会、创办中国新闻学社等重要活动,认为任白涛在力图构建一种体系化的新闻学,任白涛的新闻学术研究活动对中国早期新闻学科的建构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第四章主要研究任白涛的新闻思想。本章主要从新闻业务思想、新闻教育思想、新闻伦理思想、新闻舆论思想四个方面对任白涛新闻思想展开重点考察,认为任白涛的新闻思想体现出了如下特征:一、中外结合,以本土化为追求;二、吸纳为起点,以立足体系创建为目标;三、强调记者责任,以服务公众为宗旨。任白涛的新闻思想既受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精神的熏染,又对西方新闻学理论和思想进行了借鉴和吸收,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中体西用”色彩。第五章是对任白涛抗日新闻宣传的研究。任白涛的抗日新闻宣传研究是作为“新闻人任白涛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本章首先考察了任白涛从事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历史背景。其次,对任白涛进行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内在动因作出探析,认为根本动因是为挽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局面,直接动因是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新闻侵略。再次,重点研究了任白涛关于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主要成果。在抗战期间,任白涛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新闻宣传政策及行为尤为关注,并进行了细致研究,在日本对华施加的新闻宣传政策、战时国际通讯社的机构及其作用、抗战期间的对日新闻宣传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与见解,并以此作为他在抗战期间从事新闻活动的基本准绳。第三部分即论文第六章,在前五章研究和阐述的基础上对任白涛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及其评价展开探讨,是对全文内容的总结和升华。任白涛一生钟情于新闻事业,既从事新闻学术研究,又投身于新闻实践活动。其中,从事新闻学术研究是任白涛人生当中的主要工作,在中国新闻学的一些领域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是民国时期追求新闻理想的典型新闻人之一。本章从政治与学术的视角出发对任白涛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历史贡献与地位作出阐述。与此同时,指出由于时代条件和个人因素的影响与限制,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新闻学术以及新闻思想等也暴露出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以新闻人任白涛为镜,将历史经验与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可为当前中国新闻理论建设与新闻学科发展提供镜鉴。

杨圆^[5]（2020）在《伪满洲国时期长春的日本人社会研究》文中指出日本自古代开始,从中国吸收了大量文化营养,成为丰富本国的重要资源,近代以降,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日本实施明治维新,迅速推进近代化,而中日关系,遂发生重大的角色转换。日本明治时期开始便积极推行作为国策的“大陆政策”,逐步走向了对外扩张的道路。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使“大陆政策”由国策变为实际行动。中国东北,广袤的土地,丰厚的资源,令日本人垂涎欲滴,成为日本战略构图中的一个重要的支点,肩负着日本岛国的侵略狂想。1932年3月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成立则是日本由国际政治理论的构想转变为政治军事计划中的关键一步。伪满洲国成立后,长春被选为伪都,改称“新京”,成为伪满洲国的“心脏”。日本为彰显本国实力及粉饰侵略行径,在长春实施城市建设,且在日本国内鼓吹“海外雄飞”、“日满一体”等口号。如此,为谋求海外“新天地”的日本人,包括土木建设者、官吏、商人及随行家属等涌入到了长春生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随之垮台,移居到长春的大批日本人踏上了撤离之路,消失在了长春的历史进程中。但是,这些日本人在伪满时期的长春留下怎样的生活足迹,他们的存在给长春社会带来何种影响。这些均是至今仍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在最具代表性的先行研究中,刘建辉作为半殖民地文化研究的先行者,以宏观视角探讨了近代上海的都市空间与日本知识分子的关系,且其魔都上海的设定具有重要的符号学意义。王升远选取了“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段来考察日本文人的“北平体验”和“北平书写”,弥补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沦陷区文学?文化?思想研究的空白。柴红梅考察了20世纪日本文学与大连的关系,并探讨了日本作家的殖民地都市文化体验。近年,刘建辉与日本亲历者的共同研究开创了殖民地文化研究的新视角。本论文承袭上述代表性研究,以伪满时期长春的日本人为研究对象,利用人口移动理论、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开展殖民地都市文化研究。本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伪满洲国时期长春日本人社会的形成。本论文首先分析了近代日本海外移民史,总结了日本近代海外移民的两条主要路线,即:日本移民向日本势力范围外的国家或地区移入及日本移民向日本殖民地的移入。在此背景下,以日俄战争,伪满洲国成立为分界线,提出近代日本人移入长春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日俄战争前。这一时期进入长春居住的日本人极少,且多以俄国人为服务对象以谋生存。但在此阶段长春也出现了以踏查和获取情报为目的,短暂停留的日本人。第二阶段为日俄战争后伪满洲国成立前。此阶段的重要标志为日本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营“满铁附属地”,因此长春也逐渐形成了日本人聚集的生活及文化区域。第三阶段为伪满洲国时期。这一阶段长春的城市性质发生了变化,被选定为伪都,成为殖民地中心城市。这一时期移居到长春的日本人人口也逐年增加,占据城市中心区域,形成日本人社会。本论文以数据为主要契入点,分析长春日本人的移入目的、路径和职业等内容。并以此为基础对长春日本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实态进行了分析。伪满洲国成立后直到1937年“满铁附属地”治外法权的撤销,长春的行政权才出现形式上的统一。然而,长春在城市建设下得到一定发展的同时,日本人居住区域逐步扩大,使中国人居住区域被差异化,边缘化。而居住在长春的日本人享受着独立生活空间和殖民果实的同时,在伪满洲国后期也面临着住宅困难,高物价等生活问题。这些均反映了日本人社会的排他性和不稳定性。2.伪满洲国时期长春日本人的政治文化心态。首先,随着殖民统治的加强,长春出现了具有殖民符号特征的建筑,如:“大同大街”（现人民大街）两侧的高楼,日本人“战迹纪念碑”,“神社?神庙”等,在当时日本人制定的观光路线和文学创作中成为了长春的重要标识。在人与空间的互动中,形成了“风景-殖民美化-伪满认识”这样的思想轨迹。其次,在伪满洲国时期日本殖民者鼓吹“民族共和”的同时丑化中国人形象,以领导者自居。一些日本人甚至抱着实现“民族共和”的幻想,来到伪满洲国生活。然而观念与实际的差距,使这些日本人的幻想破没。最后,本论文通过对日本人不同世代的故乡意识的探讨,揭示了移入中国东北的日本人一代试图将殖民地永久化的意图及日本人二代模糊的故乡概念和片面的伪满认识。3.伪满洲国时期长春日本人社会的影响。从长春社会发展来看,伪满洲国时期长春在城市建设完成后,呈现出了近代城市样貌。由于日本殖民者实施军事统治,割裂了生产力作用城市发展的关联性。因此,长春的城市特征被局限在消费功能上,工业发展滞后,且日本人社会独立空间的存在隔绝了长春整体的社会互动。这些均造成了长春的畸形发展。此外,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殖民者即开始实施文化统合政策。本论文以至今未被深入挖掘的伪满洲国历书《时宪书》为中心,整理了13年间《时宪书》的变化,得出了其随着殖民统治逐步变化的轨迹,即由代表中国人民俗和生活文化逐渐变为以日本神道为主导思想的历书。1941年起始,《时宪书》书中的法定庆祝日全部变为具有日本色彩的节日,且直接添加了“纪元节”,“天长节”这样日本固有的庆祝日,并在1943年开始以具有强烈日本神道精神的国歌替换掉了原有的伪满洲国国歌,试图统合思想。然而,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中国人依旧保持着固有的传统节日历法,对日本宣扬的神道具有强烈抗拒心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殖民者的文化统合对象也包括在伪满洲国出生对日本全然不熟悉的日本人。因此形成了多重的文化冲突。最后,本论文利用实例,阐明伪满洲国时期的民族差别待遇,揭示了伪满洲国时期长春日本人社会的存在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本论文利用了大量未被使用的史料和文献,以伪满时期长春的日本人为考察对象,探讨殖民地文化问题,力图延伸和扩展殖民地文化研究的内容和视角。本论文虽然以伪满时期长春的日本人为主要对象,考察的时间跨度实际为1900-1945年,即45年的历史区间。囿于本人的研究能力,未能对这45年间长春历史中出现的日本人做出全面的考察,且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中虽然试图尝试利用未被使用的档案、文集和报刊等进行说明,但还需深入探讨。今后,将会努力提升自身研究水平,对未能充分研究的问题进行补充和延伸。

熊辛格^[6]（2020）在《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文中指出物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物流业则是按照他人的物流需要,有偿提供物流服务的行业。中国近代物流业可以根据它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功能不同,分为两大类,即以运输为主的企业和以运输代理及相关业务为主的企业,主要包括公路物流业、铁路物流业、航运物流业、航空物流业和货栈业等。在列强物流企业凭借条约特权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衰败到曲折发展的嬗变过程,形成了以码头货栈业、航运物流业、公路物流业和铁路物流业为主体的体系,为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近代物流类不平等约章的订立为列强入侵我国近代物流业提供了特权庇护。对外扩张物流业,是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实现侵略野心,尽快在中国建立政治及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订立物流类约章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首要策略。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商物流业入侵我国经济创造了特权上的基础。根据不同内容,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可以分为货物税率类、码头货栈类、物流交通设施类与电信通讯类四种。随着对华入侵的增强,欧美各国将提高货物流通速率、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货物数量等问题视为辅助各国势力的重要步骤。无论是货物税率类,还是码头货栈类和交通设施类约章,都体现了列强在中国扩大近代物流业的野心。通过税率类约章,列强攫取了协定关税特权,降低了进出口及内地税税率,为外商在华扩大商品运输量创造了条件。码头货栈类约章的订立,使得外商在通商口岸广泛建立商品集散地,推动物流运输业向内地扩张。除此之外,良好的物流交通设施作为基础条件,也是近代外商物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列强通过不平等约章,不仅攫取了修筑公路和铁路的权利,也获得了在我国沿海及内河航行的权利,为外商物流交通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电信类准条约的签订,令外商获得在华设立现代通讯机构的权利。随着外商在华水线和陆线铺设的完成,提高了商业信息流通效率,为外商在华物流业的扩张创造更多便利。在物流类约章特权的庇护下,外商物流业在我国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系。列强控制了我国内地及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量,为外商货栈业及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外商码头货栈业逐渐成为支配我国货物流通的主要势力,经历了从沿海蔓延至内河通商口岸的过程。受码头货栈业的推动,外商轮船公司也逐渐占据了我国沿海及内河水域航运物流业市场的主导权,不仅加速了我国传统航运物流业的衰败,而且为列强进一步加深侵略创造了条件。于此同时,外商陆路物流交通运输业也逐渐形成主导势力。修筑公路设施是公路物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租界成为列强入侵我国公路物流的前哨,在工部局的规划和监督下,不仅出现了新式公路,而且还引进了汽车,使外商公路运输处于优势地位,并随着租界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铁路投资权则为列强侵略我国铁路物流业创造了基础设施上的条件。通过各类筑路合同,各国不仅攫取了我国铁路的经营权,而且还聘请客卿、购买器材和设计线路等,进一步促进了在我国铁路物流业规模的形成。在外商物流业的刺激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以及与外商争利的诉求,是推动近代民族物流业兴起的主要原因。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近代航运物流业。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办航运物流企业率先摒弃传统的帆船运输方式,依靠自身努力逐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势力。华商企业也纷纷采用轮船参与航运物流,在长江、珠江及黑龙江流域都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并推动了码头货栈业的发展。码头货栈业是我国近代民族货栈业的先导者。不管是轮船招商局,还是华商航运公司,均在各大通商口岸基本设立了初具规模的码头货栈,为我国货物的流转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随着民族电信业的逐渐完善,使华商实现信息互通有无具备一定条件,电报和电话遂成为物流公司的配套设置,促进了民族物流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公路的修筑和汽车的引入,为我国近代民族公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建设、军工筑路和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省逐渐认识到汽车运输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公路物流业格局的形成。广泛筑路的兴起与铁路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我国近代民族铁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随着关税自主权的收回、谋划航权自主运动的深入和收回邮权运动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裁厘加税是实现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中货物通过税的裁撤,促进了铁路和公路物流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身航业实力,提高码头货栈能力,则是保障我国顺利收回航权的前提之一。受此谋划的影响,我国民族航运物流业及码头货栈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电信业在此浪潮中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电信辐射范围扩大,而且物流商业用户对其依赖剧增,遂成为民族物流业体系形成的重要辅助。因此,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运营规模,都显示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受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中国近代物流业呈现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近代化与封建传统杂糅的格局。在外商物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但整体依然处于依附的地位,无法实现独立发展。

赵希悦^[7]（2020）在《《河北省政府公报》研究（1928-1930）》文中提出《河北省政府公报》在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时期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其研究价值,是一个有待认识和探索的问题。《河北省政府公报》由河北省政府秘书处第四科公报股负责编辑、刊印与发行,主要刊登河北省政府下发的政令法规,各行政部门审核发布的重要命令,省政府召开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以及省政府一些重要的公电公函等信息。本文通过对1928年8月1日至1930年4月30日所发行的638期《河北省政府公报》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将它所刊登的内容划分为行政组织构建、财经建设、教育建设和社会治理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可见在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成立之初,由国民政府所任命的省长和省级各厅负责人在整顿和完善政府行政体系,恢复和发展被战争所破坏的社会生产力与教育事业,以及对混乱的社会秩序进行治理等方面,共同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为河北省政府各项工作的同时开展和有序进行奠定了基础,显示了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为革新地方政治和改变地方社会风貌所做的努力。通过对《河北省政府公报》上所发布的各类信息的研究,本文认为《河北省政府公报》具有传播政令、进行“三民主义”政治思想引导和对一些政务、财务信息进行公开的特色;同时它所刊登的丰富内容,可以让我们从新闻的角度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河北省政府在革新政治、社会方面的举措,推行过程和实践效果。毫无疑问,《河北省政府公报》对这一时期地方区域研究和地方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此类史料的不足,例如,多官方事务少民生事务,多官方用语少通俗文字,多省内信息少外界新闻等,所以,在运用此类史料时,要通观全局,将其置于时代背景之中进行分析研究,重点考察实际效果。

葛冰^[8]（2019）在《20世纪30年代初珠江流域棉纺织业空间布局的研究 ——以粤、桂、滇、黔四省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较高,在学术界学者们把这一阶段称之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棉纺织业作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的基础行业之一,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点。珠江流域相较于棉纺织业发展发达的长江流域而言,虽不是产棉丰富的集中区,但是棉纺织业却呈现出独有的区域发展特色。本文在整合大量调查统计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构建20世纪30年代初期,珠江流域棉纺织业子行业制棉业、棉纺业、棉织业产值数据,并在GIS技术的支撑下,分析了这一时期珠江流域棉纺织业空间布局的特点。本文主要采用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对珠江流域上、中、下游三段区域分别从省域层面和县域层面进行了定量分析,其中上游以云南、贵州为代表,中游以广西为代表,下游以广东为代表。从全文分析整理的流域内各地方棉纺织业的子行业产值、产量的数据来看:在制棉业方面,珠江流域衣花生产量远远落后全国其他地区,属于我国棉产匮乏区,棉产地分布零散,不能形成集中的棉产区;在棉纺业方面,将机制棉纱和手工棉纱分开来看,在珠江中游和下游地区,广东、广西两省均有少量的机制棉纱生产,工业化程度优于珠江上游区域,但是在珠江上游,云南、贵州凭借市场联动的条件,机制棉纱被大量输入本地,作为棉纺织业的原料表现出对手工棉纱较强的代替性,上游地区棉纺织业出现原料变革;在棉织业方面,珠江上游区域这一时期形成了棉织中心,棉布产量可观,产业出现明显扩散,但是棉布生产工业化水平相对落后,主要以手工生产为主;以广西、广东两省为代表的中、下游区域这一时期出现棉织工厂,特别是下游广东地区,形成以广州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工业化现象。这一时期,珠江流域棉纺织业的发展方式完全区别于长江流域。显然,按照棉花——棉纱——棉布这一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在珠江流域不能实行。通过本文研究得出,珠江流域棉纺织业布局的整体特点呈现出扩散的发展与不发展的状态,造成这一局势的主要因素有珠江流域内区域交通网络的不断加强、传统棉纺织业生产地的辐射作用、市场联动下对珠江上游区域原料的供应以及经济危机下国民政府和省政府的政策支持等。这一研究结论,对了解珠江流域各地区近代工业化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对窥探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区域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黄梁^[9]（2019）在《近代广西留学教育述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840年西方文明用枪炮打开中国古老尘封的大门之后,无数来自新世界的事物涌入中国,中国人也抱着救亡图存和重新认识世界的想法开始了和西方文明的交流,而留学作为最直接的交流方式之一,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学习先进知识的重要方法。留学教育极大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伴随而生的庞大留学生群体在近代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近代广西的留学教育起步较晚,发展较慢,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官方和民间都掀起了留日高潮,但直到1901年广西学生马君武自费留学日本,近代广西的留学事业才蹒跚起步。在他之后大量广西学生响应清廷号召走出家门国门,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漂洋过海学习真知,后继的几届政府也在此基础上不断的往更多的国家派出不同专业的留学生,而自费出洋的留学生也不绝于耳,两者合力一同谱写了近代广西学子追求真知,意图救亡图存的探索之路。这是一群身怀远大志向的热血青年,一个拥有较高科学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了让这个队伍更加壮大,让他们能学有所成更好的服务家乡,历届广西政府都通过各种途径促进留学事业的发展。留学政策从无到有逐渐规范起来,内容上涵盖了留学生的选拔、考试、派出和奖励等方面;在留学生活的管理层面切实做到关心留学生的经济问题和人身安全;广西的留学事业也慢慢从依附于大流野蛮生长,转变为地方独立统筹发展,呈现出派遣方式和专业选择多样化发展的格局。在留学生的参与下,广西许多工农业发展实现了零的突破,全省文化教育发展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广西也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模范省”。相比于文化发达省份,广西的留学规模数量较小,在其发展的漫长过程中也历经曲折,但所取得的成效也不容忽视,在如今广西文化发展仍然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从过往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后更好的发展留学事业,打造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广西人才资源库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志强^[10]（2018）在《汉代天下秩序的建构与文学书写》文中指出汉代建构的天下秩序体系,不但彰显了空间形式与文化权力之间的关联互涉,而且隐喻着社会记忆与典范历史下的政治认同与思想诉求。论文将籍由文本的考察,思考大一统心理空间图式下的汉帝国对天下秩序的想象。中央与四方、南与北是论文试图架构的两个基点,或者说是重新检讨汉代天下秩序的建构与文学空间书写的两个论题。论文旨在通过这两个议题的检讨与思考,观察汉代天下秩序建构和文学书写内蕴的政治权力、社会记忆、宗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全文结构则如下:第一至第三章讨论汉帝国的天下支配模式。帝国时代的华夏与四夷,或者说中央与四方,二者同处于一名为“天下”的空间结构中。如何规划设计华夏与四夷间的秩序结构,是帝国面临的时代性困惑与形而上焦虑。汉代知识阶层分别从政治、文化、宗教三方面来探讨此问题的解决方案,第一是政治方面的边境开发模式,此方案主张帝国以武力征讨周边之不服,籍借郡县制将周边四夷纳入帝国的统一支配体系。第二是文化方面的家族模式,此方案主张以“夷夏同源”的血缘神话将华夏与四夷凝聚成一“天下”共同体,同时又拟仿宗法制原理确定华夏支配四夷的秩序形态。第三是宗教方面的祭天模式,此方案主张天子以祭天取得天地神灵的神力,借助无处不在的天地神力来实现对中国与四夷的无差别支配。第四至第六章讨论北方中原文化本位下的南方形象的塑造。帝制时代的北方籍借文化与地域的双重维度铸就了“北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南方成为带有主观精神编选、组织、建构、创制的“虚幻空间”。作为“北方中心主义”思维意象的投射,南方空间充斥着意识形态、政治想象、文化秩序等权力因素的运作,南方书写暗喻着北方文化中心观主导下的政治建构与身份认同。然而事实中的南方,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物质空间,更是一个涵咏文化意义与生命价值的人文空间。文章将选取汉代文本中的史料编撰、《诗经》阐释、《楚辞》研究三个角度来分析汉代大一统政治理念与北方文化中心论在塑造南方形象中的作用。

二、《冶金经济与管理》2000年总目次(第82～87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冶金经济与管理》2000年总目次(第82～87期)（论文提纲范文）

（2）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伪满洲国时期长春的日本人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7）《河北省政府公报》研究（1928-1930）（论文提纲范文）

（8）20世纪30年代初珠江流域棉纺织业空间布局的研究 ——以粤、桂、滇、黔四省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9）近代广西留学教育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10）汉代天下秩序的建构与文学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四、《冶金经济与管理》2000年总目次(第82～87期)（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学生周报》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的关系研究[D]. 舒芯. 浙江大学, 2021
• [2]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D]. 阮功成（NGUYEN CONG THANH）.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3]陈锦涛案与民初法政纠葛[D]. 邓小菊. 浙江大学, 2021
• [4]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研究[D]. 张炳旭.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5]伪满洲国时期长春的日本人社会研究[D]. 杨圆.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D]. 熊辛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河北省政府公报》研究（1928-1930）[D]. 赵希悦.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20世纪30年代初珠江流域棉纺织业空间布局的研究 ——以粤、桂、滇、黔四省为中心[D]. 葛冰. 广西师范大学, 2019(08)
• [9]近代广西留学教育述论[D]. 黄梁. 山东大学, 2019(09)
• [10]汉代天下秩序的建构与文学书写[D]. 王志强. 浙江大学, 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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