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语境在翻译中的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戴拥军[1]（2020）在《论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 ——基于《吕氏春秋》及其英译本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典籍术语是典籍文本中核心概念的语言表达,它们是中华民族思想和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思维习惯。典籍术语具备专业术语的一般属性,但同时也具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术语的独特性。典籍术语的翻译是中华典籍思想对外译介的关键所在,也是典籍文本翻译实践的重要内容。典籍文本兼具思想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多重特质,其翻译实践的复杂性不言而喻。这其中,典籍术语既是承载典籍文本思想内容的知识单位,也是构建典籍文本思想话语的语言单位,更是影响典籍文本思想传播的交际单位。典籍术语翻译的实质是跨语言文化的知识交互与思想传播过程,其有效性取决于译者对源语文本术语内涵的充分解读与其在目标语文本中的术语再命名。在典籍术语翻译过程中,术语在其概念、语符和交际层面的特殊复杂性,对译者的语言能力、知识储备与文化素养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更好地跨语阐释典籍文本所蕴含的中华传统知识与文化内涵,以术语为切入点,开展相关翻译研究尤为重要。典籍术语翻译绝非语词层面的简单转换,它更有赖于译者的“研究型翻译”。实际上,关于典籍翻译实践的研究型特质,学界已有基本共识。然而,对于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而言,相关理念仍有待厘清,具体方法也需进一步探索。本研究聚焦典籍翻译中的术语“研究型翻译”特殊性,尝试探究其理论内涵和实践方法,旨在为典籍术语的“研究型翻译”提供相应理据和具体方法,从而有助于典籍文本总体翻译质量的有效提升。关于“研究型翻译”的实践理念,现有文献中有所涉及,但并未明确界定,而且还有包括“学术型翻译”、“厚重翻译”及“思想翻译”等类似术语并存的情况。由此,本文作者首先通过文献梳理和研究,在相关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实践依据进行了初步的学理探讨。本研究借鉴了现代交际术语学理论,从典籍术语翻译的特殊性出发,结合翻译学、跨文化传播等领域的相关研究资源,构建了考察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的分析框架,为后续的文本分析研究奠定了基础。基于该分析框架,本文作者对所选择的代表性中国典籍文本《吕氏春秋》及其三个英译本展开了有关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具体特征的对比分析与研究。本论文所选取的《吕氏春秋》是中国文化典籍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较高思想文化价值。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汉语典籍在英语世界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而21世纪的最初十年,相关译介活动更加活跃,先后有三个不同全译本问世。这其中,由于译者自身教育背景及职业身份不同,《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在核心术语的翻译处理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体现的“研究型翻译”实践特点与方法也有所不同。通过文本细读和数据分析,本研究对于《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的“研究型翻译”实践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对比,并对其中术语翻译方面最具研究型实践特点的译本进行了评析,同时结合相关副文本的研究进行了讨论。最后,本研究基于文本分析与理论思考,初步构建了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以期对今后典籍术语翻译的具体实践有所参考。本论文围绕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的研究主题,对于《吕氏春秋》及其英译本术语翻译实践特征展开了文本对比分析与研究,重点考察了四个方面问题:（1）《吕氏春秋》中核心术语及其系统的文本特征如何?具体在术语的概念、语符和交际维度如何体现?（2）与《吕氏春秋》原文本的术语及其系统特殊性比较,《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的术语翻译各有何特点?哪一个译本中的术语翻译结果更符合“研究型翻译”的基本特征?（3）《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中核心术语翻译更符合“研究型翻译”特征的译本具体受到哪些研究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到术语翻译以及典籍文本的翻译质量?（4）基于《吕氏春秋》核心术语及其系统英译的研究,如何确立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针对这些问题的具体研究发现如下:（1）《吕氏春秋》的术语概念系统围绕“君道治术”这个最大“场”,衍生出若干术语概念系统的次生场域。在每一个次生概念场域中,虽然表达核心思想的术语形式多样,但整体上构建了一张概念、知识与思想之网。核心术语中,“君”、“臣”、“民”出现得最为频繁,其下是关于“地”、“事”、“理”的具体术语和类术语,术语之间具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吕氏春秋》很多核心术语是诸子百家具体思想的体现,有的只在形式上稍加变动,有的则直接加以引用或借用,这使《吕氏春秋》核心术语在概念系统上具有复杂的网络化关联。《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语符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形式上的多样性,术语中既有通用于各种先秦典籍的单字术语,也有借自诸子百家或对之进行改造的双字复合术语,还有整齐凝练的类术语或准术语。这些不同类型的术语尽管具体运用上比例不一,各有侧重,但在构建《吕氏春秋》治国理政话语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使用还具有交际语境特殊性,它们集中反映了当时士人对宇宙、社会、国家运行与治理的根本看法,具体受到包括《吕氏春秋》文本语境、文本创作相关的情境语境以及战国时期文化语境的多重复杂影响。（2）在《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中,汉学家诺布诺克和里格尔的合译本能较好地表现出“研究型翻译”的特点,在术语及其系统的呈现上清晰自然;中国学者翟江月译本文本形式“厚重”,但在术语及其系统的呈现上比较模糊;资深翻译家汤博文译本则简洁精致,在翻译中注重术语及其系统性特征的“凸显”。同时,虽然三个英译本在概念系统性上都具有较好的表现,尤其是合译本和汤译本对应意识较强,程度较高;在语符表征的系统性一致性方面,合译本整体上效果较好,而汤译本和翟译本则有所欠缺,尤其是翟译本在很多情况下忽视了语符表征的系统性,对重要术语的表征缺乏一致性;而在交际适应性方面,合译本和汤译本均有较好的表现,而翟译本的交际适应意识不足,仍有较大完善空间。（3）《吕氏春秋》术语“研究型翻译”的影响因素具有多维复杂性,总体上可概括为文本内（即所译典籍文本内部）、文本外（即与所译典籍文本相关的平行文本）和跨文本（即所译典籍文本在不同时期或与之同类译本）因素的综合影响,而不同译本在某一因素上所受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作为译者,其自身的素养决定了在其翻译过程中,是否会自觉意识到这些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并在考虑到典籍术语特定功能的基础上,从概念认知、语符表征及语境交际等多维角度加以综合研判。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者重视与所译文本同时代其他文本术语之间的关联性,也会考虑到与所译文本不同时期相同或相关文本中的典籍术语翻译,因此其翻译过程较之一般类型的翻译实践过程更加复杂。典籍术语翻译不仅与具体所属文本紧密相关,还涉及具体翻译实践所需的对其它相关文本的调查与研究。而这些调查与研究对于所译文本中术语翻译问题的处理至关重要。综合上述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理念的探讨和对《吕氏春秋》不同文本核心术语及其英译实践的具体对比分析,本文作者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进行了初步构拟。首先,翻译前要进行必要的研究思考和计划,这个阶段侧重于对源文本术语及其系统的解读研究,涉及到文本产生背景、文本构成、主要思想特征、历史价值与当代价值、术语的收集等。其次,翻译中对具体研究什么内容进行仔细斟酌,侧重译语文本术语及其系统的重构研究,包括核心术语的收集、文本内因素的研究、文本外因素的研究和跨文本因素的研究等。最后,翻译后要进行必要的评价和完善,主要是对核心术语及其系统翻译的自我评析,涵盖术语翻译的概念系统性、语符一致性、语境适应性等方面的斟酌和推敲。总体而言,本研究基于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理念的深入探讨,以中国文化典籍中较有代表性的《吕氏春秋》三个不同英译本中的术语翻译为例,通过文献梳理、文本细读和数据分析对比,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较全面地阐述了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并兼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研究。作为上述研究的总结与提炼,本论文最后初步构建了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以期对今后典籍术语翻译实践能够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胡作友,刘倩倩[2]（2021）在《注释与源语文化的异域重构——以理雅各《论语》英译本为例》文中认为翻译的重要使命是传播文化,而注释是翻译的重要一环。理雅各在翻译《论语》时,用注释把源文、译者、译文和读者连接起来,使译文成为一个具有可译性、意图性、可读性和可接受性的完整统一的文化网络系统。这一探索对中华典籍英译颇有启示:利用注释,把零碎的、分散的、断裂的文化知识织成一张巨大的文化之网,有助于在译入语中构建源语文化,让读者充分领略文化的魅力,也有利于在文化互建、文化互助、文化互照、多元共存的国际交流中建构中国形象,传播中华文化。
沈思芹[3]（2020）在《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文中认为《尚书》是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其所构建的民族话语和价值体系涵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景,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丰富而深邃的中国智慧,不仅有益于当今国人,也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注重西方《尚书》英译的思想路径与汉学思潮的演变,因而参照有关研究,将西方汉学大致划分为:17-18世纪的汉学孕育形成时期、19世纪的西方汉学建立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时期以及其后汉学的现当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以此为《尚书》英译研究的历史语境。主要依据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采用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并结合译者行为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考察与分析。综合运用了汉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研究。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1736与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西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17-18世纪,随着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欧洲学界出现“中国热”。早期《尚书》英译显示出归化的诠释路径,体现了西方学习、借鉴东方文化的诉求与热忱。译文的三个诠释层次具有以下特点:在语言层次,译文与汉语原文语义存在较大差异,但流畅自然;在理论层次,译者主要预设了基督教神学的观念。由于传教所需,译者在原文中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加之语言层次诠释部分失真,最终导致本体真理层次的诠释不足。西方的社会变革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语境,译者的宗教思想,汉学早期对汉语言文化研究不足等都对这一时期翻译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章还对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译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早期《尚书》英译等典籍翻译为其后汉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翻译经验和资料,促进了西方汉学学科的建立。第二章,对西方汉学创建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分别研究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理雅各的《尚书》英译。分析了二者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19世纪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扩张,随着欧洲“中国热”的消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盛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汉学学科,英国汉学逐渐专业化。麦都思的主要翻译目的即为西人提供传教等在华活动所需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麦氏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尚书》置于历史学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与翻译;理氏英译主要为了消解《尚书》历史纪年的真实性,以消除东西方历史纪年的矛盾对基督教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为西方提供获取中国知识的工具。为此,理氏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将《尚书》的英译纳入西方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其翻译方法具有儒家诠释学、英国经验主义与早期实证主义等特点。本章还考察、分析了麦都思、理雅各的文化背景及其对《尚书》翻译的影响等。麦氏、理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译文在意义和形式上均比早期英译更为贴近原文,皆带有注释,理氏注释尤为丰富厚重,而麦氏注释较之理氏更为客观。译本均显示出基督教神学色彩,而理氏英译更为鲜明;在理论层次,麦氏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肯定了原文的历史真实性;而理氏则主要预设了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概念。两译本皆表现出对原文的经典价值的消解,理氏甚至对原文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因此二者皆存在对原文本体真理诠释的较大不足。本章还分析了译者的务实行为、学术思潮等对英译的重要影响,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对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与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第三章,以英国的欧德、瑞典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首先考察了二者英译的历史语境: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科学实证主义兴起,西方汉学走向现代化,中国传统经学消解,东方文化衰落。其次考察了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观和翻译经验等,研究了欧德英译的历史学思想方法、高本汉英译的比较语言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分析了二者的翻译目的、策略等。欧德和高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欧德的英译较为主观化,译文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但流畅易读。高氏译文具有客观科学性,较其他译文有诸多更为准确之处,但在诠释中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也导致了某些误读;在理论层次,欧德英译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而高氏则主要预设了语言学理论;在本体真理层次,二者均表现出由于忽视原文的思想文化价值而造成本体论层次的诠释缺陷。本章还分析了两个译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西方汉学的影响、译者行为特点等。第四章,以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研究与描写了当代的西方《尚书》英译。首先分析了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与文化复兴,西方对东方文化价值回归的期待,当代汉学研究注重实用性等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彭氏翻译显示了西方文学化的思想路径,意在抛开之前厚重的儒学诠释,将原文由一部政史经典打造为一本富于生活气息的古代故事集。彭氏译文的诠释特点主要为:语言层次主要采用了诗歌化的西方文学形式,生动、通俗、流畅,但语义与原文有较大差异。理论层次主要预设了西方文学理论,并否定了之前译者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预设,而代之以中国道德哲学等思想观念。译文注重当代社会和读者需求,但语义求真不足,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诠释存在较大缺陷。彭氏英译形态表现出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译者务实行为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彭氏文化背景、翻译方法和策略等。第五章,基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性研究,对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此深化对西方《尚书》英译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为:采用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新视角;首次对《尚书》英译的历史作系统性的描写与研究;突破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了新文献,提出了新观点。如在《尚书》学研究领域首次使用了《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资料,并使用了 19世纪的英文报刊与英文译者传记等新文献,提出了诸如早期《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东方思想文化的仰慕与借鉴,理雅各的英译对《尚书》的上古历史真实性进行了消解,将翻译纳入比较宗教学研究等新观点。并给出了经典的翻译应该注重以对其本体真理进行真实、完整的诠释为目标,并结合现实之需,寻求翻译的最佳方法与合理路径等建议。
吕芳[4]（2020）在《儒学“关键词”英译研究 ——以《孔子诗论》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尝试为《孔子诗论》“仁”以贯之的“关键词”寻获可能的最佳译词。先前儒学关键词的英译研究尚未触及《孔子诗论》关键词英译的本质,它们的跨文化翻译,因局限于西方译论历史中的“译意”倾向,其思想内涵在译入语中并未得到充分展现。因此,本文转化视角,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立场,以源语思源语的方式,重新审视《孔子诗论》核心语汇的语际翻译问题。与传统的探究模式不同的是:我们通过此一文本“关键词”的英译及与之相关的儒家典籍的不同译文的分析对比,意在为该出土文献的枢纽性表达寻找较为适宜的传译方式,并提取出此一翻译背后的基本原理:儒家之“仁”,寄望它能以其自身力量,为儒学经典的跨文化英译及翻译研究的基础理论层面的探究提供新的思想助益。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首先简要概括整体研究思路,包括选题原因、研究问题及研究对象等;进而,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分析以前研究的得失,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此外,我们也对研究意义、思路及结构予以介绍。第二章是对西方翻译理论历史“译意”观的追溯,指出这一翻译思想之于儒家典籍英译的重要影响。研究显示,语文学派侧重翻译实践,如何忠实、对等地在译入语中传达原文的意义是其关注焦点,“直译”与“意译”之争成为此一时期翻译理论家的主要议题;语言学派考察的是如何通过微观分析探讨语言各个层级的“对等”问题;文化学派批评语言学派囿于语言的机械转换,将文化、政治、历史等等因素引入理论探讨,反对统一的意义,将翻译视为一种意义的创造性活动。但不可否认,译者对原文的“改写”或“操纵”最终仍落实于语言层面的意义传递;解构学派意在颠覆原文中心主义,强调译者主体地位的张扬,主张终极意义的不在场,然而,寻求意义的流动性及不确定性,却可能使翻译研究陷入虚无主义的境地。总的来说,西方译论历史的爬梳可见,“译意”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这一翻译观的照应下,我们的典籍英译多以西方现成的抽象语言直接替换原文中动态化、生命化的核心语汇,使其丰厚的思想内涵在另一种语言及文化之中难以彰显。第三章关注的是西方翻译理论观照下以《孔子诗论》为中心的儒学“关键词”英译中存在的“译意”问题以及我们的反思。本文认为,“关键词”蕴含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精髓与思想精义,以它们为切入点更能说明典籍翻译中的有关问题。在此之前,我们首需抽取出《孔子诗论》中的“关键词”,为达至这一目的,我们的论述:一、对孔门《诗》学产生的历史时代及其文化背景略作说明;二、通过《论语》中夫子评《诗》的相关言论,揭示背后“仁”以贯之的指导思想;进而,三、在《孔子诗论》三条评《诗》脉络的梳理中,发现:这一夫子之“仁”亦隐含其中;由此,四、我们遴选出该典籍文本中以“仁”置基的关键语汇;五、通过它们的英译研究,可以看出:根植于西方译论历史研究中的“译意”思想严重影响着《孔子诗论》中这些枢纽性表达的英译,这一翻译观在中国文论及儒家典籍的语际处理中同样显现。如此,西方的翻译理论或已应对无方,思想的转化成为历史必然,中华文化的思想资源或能以其自身魅力在译界研究领域中发挥作用。第四章主要探讨《孔子诗论》以儒家之“仁”为纲领之思的四个层级“关键词”的英译,分为:第一层级“仁”、“文”、“志”;第二层级“天”、“命”、“德”;第三层级,“性”、“礼”、“心”及第四层级“诚”与“信”。具体做法为,笔者借鉴其他儒家典籍文本与之相关的译文,通过对比、比较的方式,为《孔子诗论》上述思想语汇寻获可能的最为合宜的译词,从中抽取出翻译背后的“仁”学思想,用来指导儒学典籍的英译。本文认为,儒家之“仁”以“仁者爱人”的心与心的沟通所带来的“生之意”（对生命的尊重、呵护与回归）,走向化育流行、变动不已的宇宙万物一体之仁的生命贯通,以“生生”之态回归自身。此一儒家“仁”思在跨文化译解之时,表现为:一、让“人（仁）道本身作为语言说话”;易言之,让蕴含仁思的语言直面自身“言说自我”;二、要求我们以自仁而来的那种思想或意义引导对儒学关键词的解释,意在回到仁本身;三、凡如此回归的,都可视为可行的,因为它们凸显的是动态化的生命。依此,“仁”、“德”、“性”、“诚”等关键词的翻译,将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化语言,而是理应回到儒家之“仁”所要求的“生生”样态,即:man-manning（ren仁）,virtue[looking straight into the heart and then acting]（de德）,cultivating heart and mind（xing性）,word-becoming（cheng诚）,如是,方能切近夫子之教的微言大义。须要说明,儒家之“仁”的跨文化意义尚处于研究的起始阶段,有关理论的深入应用需假以时日。第五章:归纳本文要点,指出研究的不足及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与建议。本文最终的结论是:《孔子诗论》中的“关键词”在儒家“仁”思的观照下,将不再囿于抽象语言的意义替换,而是转化为动态化、生命化的思想转渡,如此,儒学关键词方可在另一种语言及文化中重新焕发生机活力。此外,此一课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深度与广度还有待提升。但以之为参照,后续探究的主要方向包括:一、进一步完善儒家之“仁”用于译论研究的相关思考;二、在这一“仁”学思想的观照下,可将有关理论深入运用于其他儒家典籍的跨文化翻译之中。
魏树金[5]（2020）在《留学生古代汉语文本翻译调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能够反映留学生古代汉语综合能力的文本翻译角度切入,运用问卷调查、访谈调查、课堂观察及语料分析几种方法,对留学生古代汉语文本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其对策进行了研究。发现当前留学生古代汉语文本翻译中主要存在漏译、赘译、错译、译文表达不规范四类问题。通过调查结果和语料的分析研究,指出了导致各类问题出现的具体原因,汇总后包括:古代汉语基础知识掌握不足、翻译时马虎大意、古代汉语翻译技巧掌握不足、缺乏现代汉语规范表达意识和习惯四方面直接共性原因,留学生学习动机薄弱、教师教学管理存在不足以及教材三方面间接共性原因,以及汉字不会书写、不良情绪心理影响、个人主观经验干扰、现代汉语负迁移、文化差异及母语影响、不当学习策略影响、现代汉语知识掌握不到位几方面个性原因。最后针对问题和原因,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以期能够有效帮助留学生提高古代汉语文本翻译水平。
张帆[6]（2020）在《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本土哲学发展的最高峰,影响中国乃至东亚思想和社会长达七百年。然而与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形成反差的是,宋明理学的英译严重滞后于其它中国典籍,这也导致了西方对理学的长期视野盲区。理学英译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义理的译释难度,因此,对义理译释的考察成为探讨宋明理学英译的关键性问题。本研究对译者英译宋明理学的阐释过程及其对译文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通过大量的案例和译释对比,从文本性、层次性、境界性、边界性、视域性和形态性六个方面考察了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现象和译释特点。译释离不开文本,文本是译释的起点和终点。文本性是文本在反映特定交际规约时的特征,对文本性的配置决定了文本的类型。而在翻译中,决定文本性配置方式的则是译者的译释。通过译者的译释,文本呈现为不同文本性的混合,其中占据主导和焦点地位的文本性决定了文本的类型归属。理学文本的文本性主要体现在哲学性、宗教性和科学性三个方面,以哲学性为最主要的特征而兼有宗教性和科学性的特征。理学的文本类型因而可以看作以哲学文本为中心,以宗教文本和科学文本为两个端点的连续体。理学的译文文本可能会相对于原文文本在这个连续体上有所游移,其最终的位置取决于译者的译释。从文本的深度空间来看,从最表层的语言到最深层的义理,阐释者最终所能达到的深度反映了他的阐释层次。理学文本的义理深度和阐释开放性使得译者的阐释层次非常丰富。从对语言表层勘误校雠一直到对理学概念和义理的创造性译释,译者的阐释触角能够遍及理学文本的各个深度。对宋明理学译释在诸多层次上的描述与分析可以突破以往翻译研究阐释学进路偏于抽象思辨和宏观概括的特点,建立起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译释描述体系,这对于处于研究起始阶段的理学译释来说更具意义。从文本的译释高度看,将宋明理学的最高追求翻译出来是理学英译应当努力实现的目标。西方哲学以追求真理为终极目标,而中国哲学则往往以境界为最终旨归。但境界的高低需要译者的把握和体认,不同译者对境界的理解不尽一致。译者的译释决定了译文读者对宋明理学境界的感知,而对境界的感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宋明理学的总体认知。对境界的译释代表了译释的高度,这也是宋明理英译学不同于一般哲学文本翻译的特殊之处。从文本之间的横向关系看,宋明理学内部流派纷呈,不同流派对同一概念或义理的阐发有所差异甚至截然相反。然而流派之间既相互颉颃又彼此渗透,使得其边界保持着一定的开放性和模糊性。理学英译者的译释往往会对流派之间的边界进行有意无意地重新划定,既可能是对原有边界的彻底重构,也可能是对边界模糊或清晰程度的重描,还可能是对边界的悬搁或标举。而宋明理学与外学也处于纠缠不清的关系。对于理学与佛教和道家的关系,不同的译者也会作出不同的译释处理,既有可能划清界线,突出理学的独立品性,也可能呈现甚至加强儒释道之间的暧昧关系。因此,无论是理学内部流派的边界还是理学与释道的边界,都有可能在译者的译释过程中发生位移与变化。从文本与背景域的关系来看,前见和视域是理解得以可能的先行条件。在翻译中,最终的译文往往译者视域与原文视域融合的产物,译者无法超越自己的视域去把握文本某种“自在”的原意。对理学的译释同样也受译者视域的影响,而在这当中,西方哲学的视域是最为常见却又往往不易察觉的一种视域。无论是西方译者还是中国译者,在英译宋明理学时都有可能在内容、思维和语言的层面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西方哲学视域的特点。从文本与学科形态的关系来看,根据译者的译释方法、译释重点和译释视角的不同,可以将宋明理学的译释分为经学形态、西学形态、汉学形态和国学形态四种。理学英译的经学形态是中国传统注经模式的跨语应用;理学英译的西学形态则以西方哲学来格义宋明理学;理学英译的汉学形态是在西方目光的投射下对作为东方异质他者的理学的一种形象和意义建构;理学英译的国学形态则突出理学的民族性和中国文化身份,对理学的译释呈现出中国哲学本土化翻译模式。宋明理学的译释现象是阐释和翻译的一般规律与理学的特殊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对理学译释的研究既是对阐释学方法的建构式运用,又紧扣理学文本的特殊性。对宋明理学英译译释的分析将译释的各种可能性最大化,全面还原了译释的过程,归纳出理学译释的特点,从而为宋明理学日后的进一步英译提供了观照。
江捷,林继红[7]（2020）在《翻译中实现负熵等价的案例分析——以辜鸿铭和理雅各的《论语》英译本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由于受各国语言、文化、语境等因素的影响,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的理解不尽相同。因此,要实现翻译同时在语言、信息、形式上完全对等是不可能的。但译者却能通过自身的努力,突破对文本理解的桎梏,不断接近翻译实际价值的等价。若把翻译过程看作是熵化的过程,那么引入熵定律,则能探究出翻译过程中信息及价值缺失的原因。据此,通过分析辜鸿铭和理雅各的《论语》英译本中的翻译意图熵,则能探究出译本异同的原因。分析初步得出,引入翻译负熵流,即可降低翻译意图熵的产生,提高译文的忠实度,使译文的价值尽可能达到与原文一样的价值,实现翻译负熵等价。
宋以丰[8]（2020）在《“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本位”,是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基本国策与统治方针。同时,“首崇满洲”也是满清政权最为深层的民族本位思想,以及立法、行政的基础和依据。所谓“首崇满洲”,是指满清政府在政治实践与文化建设等领域中,坚持“满人首位”的原则,无论纲纪法度,还是用人行政,皆是为了坚守满洲根本,优化满人利益。“首崇满洲”观念的确立与实施,取决于满清政权的民族特性。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宣称“满汉一体”的思想,并为此做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但由于统治者对汉化、过度汉化的后果有着清醒认识,因而对“满汉一体”设置了条件、原则和底线。概言之,便是以满人利益、满洲文化为根本,保持满洲旧俗,维护满洲传统。作为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与基本国策,“首崇满洲”观念涵盖了清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是政治、文化领域,如“薙发易服”、“国语骑射”、“政权建构”、“职官系统”等,目的在于维护以满族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作为政权统治的基本出发点,“首崇满洲”观念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引导、规范着满清政府治下的翻译实践行为,为后者进行有关翻译的制度设计、调整与改革等,提供了思想依据与制度保障。例如,翻译科考作为清代特设之科目,以及八旗科举之独特构成,建制上极富满洲特色,其应试者以八旗子弟为限,系旗人入仕、进身之专途,旨在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旧制,避免满洲文化被汉族所同化。翻译职官体系的创设与推行,如笔帖式、庶吉士（尤其是翻译庶吉士）等,也是为了因应统治需要,保障政治、文化实践的顺利推行。这一体系的构建不仅使旗人享有独立于汉人之外的入仕、进身之阶,而且使他们增强了学习清语的兴趣,维护了“清字”作为“国语”的地位。无论是“笔帖式”制度,还是“庶吉士”制度,二者作为专为旗人,尤其是八旗满洲而设的制度性安排,或成为清代特有之官制,或沿袭前朝旧制,既为朝廷造就了治理人才,又使旗人坚守了翻译作为满洲本业的地位,为统治者推进国家治理,坚守“满洲本位”做出了积极贡献。清代旗学的广设也是“首崇满洲”既定国策的产物,具有深厚的政治目的与文化意涵。自顺治朝始设以来,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清代的旗学教育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如学生的选拔、教习的延聘、课程的设置、学业的考核等,不仅有效推动了满人的民族教育,塑造了积极进取的士人精神,培养了忠君爱国之才,而且通过教导八旗子弟娴习“国语骑射”以及满、汉双语之间的翻译,有效维护了满洲的民族特质与文化传统,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维护了“首崇满洲”的政治意涵。作为清代政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汉籍（书）的翻译与此同理。清初以来,统治者反复提倡“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试图维护“满洲根本”于不坠,却又不得不进行文化整合,汲取汉族的文化精粹与治理经验,建构政权的“治统”与“道统”。正是在此看似矛盾的文化态度中,汉籍（书）的翻译得以生存和接续。清初以来的汉书翻译既面对《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也面对《金瓶梅》、《西厢记》等通俗作品。通过翻译这些作品,统治者成功撷取了帝王为政之道,完善了治国理念与模式,并通过引导、规范翻译事业,讲明法度,维护正统,将翻译当作巩固政权统治的策略与手段,更好地践行满洲本位主义思想。作为满清政权政治、文化政策的不同环节,翻译科考、翻译职官、翻译教育和汉书翻译等政策（或制度）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如翻译职官制度对翻译铨选传统的继承、翻译科考对翻译职官（如翻译庶吉士）选拔的影响,以及翻译教育与汉书翻译之间的互动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既有政治、文化上的需求,又有思想上的追求;既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又维护了王朝体系的稳定、和谐与持续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旗人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实现了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
尹佳[9]（2019）在《外宣翻译过程中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研究 ——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给予了密切关注。在国际交流日渐深化、国际传播渠道日益丰富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传播既是世界了解中国的关键信息来源,同时也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内容,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取至关重要。对外传播以语言为纽带,以传播效果为宗旨,在话语实践的过程中完成文化与价值观的阐释及国家形象的建构,其形式以外宣翻译为主。因此,外宣翻译实践的成效关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对外宣翻译的研究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外宣翻译,其中心词为翻译,但“外宣”一词既指出了中译外的方向,也明确了翻译的目的。从本质上来说,外宣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其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及动态性,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及发展是其传播目的是否实现的关键。我国外宣翻译虽然历经了迄今为止60余年的发展,但其研究体系还不够完善,局限于译本语言文字层面的情况还较为普遍。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不断尝试将翻译本体论的研究与边缘交叉学科进行融合,不仅关注翻译的语言层面,还注意到语言之外的因素,证明除了语言本身,制约翻译活动的文化与社会因素逐渐引起学界注意。在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化转向再到社会学转向的过程中,其社会属性需要成熟的理论框架作为支撑,以研究其生产、传播、接受与各种社会制约因素之间的关系。在目前翻译研究主要采用的各种研究视角中,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框架能够与外宣翻译研究产生紧密关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意识形态研究方面的关联;2)在话语与社会辩证关系研究方面的关联;3)在权力关系研究方面的关联。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征与其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批评话语分析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进而揭示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外宣翻译要在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将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视角引入外宣翻译研究可以更清晰地分析外宣翻译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本研究重点分析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代表的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翻译,所选语料为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英版及英译过程的相关材料。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既蕴含大量意识形态内容,又以实现译入语语境中的传播效果为要求,既讲求对原文的高度忠实,又要对读者的接受与反应给予关注,单纯的语言文字层面的探索无法满足以上多维度的需求,传统的归化或异化策略无法适应话语与社会实践之间辩证的、动态的关系,因此本研究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的超学科视角来对语料进行分析。从具体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在费尔克劳的批评话语分析三维框架的基础上探索出新的三维分析框架（翻译-传播-社会实践综合框架）,从译本、翻译的传播实践以及翻译的社会实践三个维度分析外宣翻译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在这一框架中,第一维度为译本:涉及传播的信息内容,主要分析译本对原文本元语言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第二维度为翻译的传播实践,包括翻译的生产、翻译的传播与翻译的接受;第三维度为翻译的社会实践,包括翻译与权力关系,翻译与社会身份,以及翻译与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本研究在国际传播语境中审视外宣翻译,探索外宣翻译话语实践的传播属性。研究发现:1)以批评话语分析的超学科视角来审视外宣翻译,能够有效突破语言文字分析的局限性,凸显外宣翻译的社会实践性;2)外宣翻译本质上是一个国际传播实践过程,对赞助人、译者、传媒以及读者的多维度思考是一种主体间性意识,这反映出信息传播的交流、沟通与互动意义,对我国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3)话语传播的效果与传播者使用的话语策略密不可分,本研究从读者接受与读者反应的角度进行探索,丰富了外宣翻译的话语传播策略。
刘雨婷[10]（2019）在《中华典籍机器译文可接受性的调查研究 ——以《论语》为例》文中认为机器翻译和中华典籍英译可接受性的大量研究发现,目前从译文读者的角度,针对中华典籍机器译文的可接受性量化评估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从《论语》文本特征出发,以可接受性理论为依托,并将读者纳入机器译文可接受性的评估模型中,提出了基于读者的可接受性评估模型,探讨了中国读者和外国读者对《论语》机器译文的可接受性及其差异。本文的可接受性是指读者基于原文和参考译文,对译文的形式和意义是否理解和是否接受,既考虑文本内的译文质量因素;又考虑文本外的读者因素。本文将《论语》译文读者分为外国读者和中国读者。外国读者为目的语读者,母语为英语,主要是来自孔子学院的学生、在华留学生和外教;中国读者为从事多年英汉翻译研究的多所高校教师,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本文选取了刘殿爵的《论语》译本作为“参照译文”,让译文读者对机器译文分别从词汇、句法、语义、主旨和总体可接受度进行打分评价。以针对性的问卷调查、访谈法为手段,调查了《论语》机器译文在外国读者和中国读者中的接受情况。接受测试者包括外国读者32名和中国读者37名。通过数据分析和文本比较,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深入且系统地探讨了中国读者和外国读者对机器翻译典籍译文的可接受性差异,以及其差异形成的原因;并在其分析的基础上,为机器翻译典籍研究和中华典籍文化的外译提供建议和策略。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外国读者和中国读者对《论语》机器译文的可接受度为基本接受,中国读者对《论语》机器译文的整体可接受度比外国读者的整体可接受度更高。外国读者评价机器译文更关注词汇层面和语义层面;中国读者则更关注句法层面和主旨层面。（2）外国读者和中国读者的性别、汉语水平、《论语》阅读情况、机器翻译使用频率对机器译文总体接受度均没有显着差异,即说明二者的可接受度有一定的容错性。机器译文越容易“获得主旨,越符合”、“意义准确”这个翻译标准,中国读者对机器译文总体可接受程度则会越高。（3）本研究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词汇、句法、语义和主旨四个评价因子与机器译文质量总体可接受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外国读者的词汇可接受度和语义可接受度会对机器译文总体可接受度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但句法可接受度和主旨可接受度并不会对机器译文总体可接受度产生影响。中国读者的句法可接受度和主旨可接受度会对机器译文总体可接受度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但词汇可接受度和语义可接受度并不会对机器译文总体可接受度产生影响。（4）中华典籍机器译文的可接受性评估模型有效。在外国读者中,这四个因素构成的评估模型可解释译文总体可接受度69.1%;而在中国读者中,这四个因素构成的评估模型可解释译文总体可接受度92.3%。这充分说明,将语义和主旨评价因子引入读者可接受性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意义。（5）《论语》的翻译不仅要注重形式对等,更要注重意义的对等。从机器译文质量评析来看,机器翻译在词汇和主旨层面取得较大的进展,但仍存在欠译和错译的问题。有些词汇译文在形式接近原文,但意义却存在较大的差别。虽然术语翻译较为准确,但与人工翻译对比,其意义还存在细微的差别。这个问题应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因为只有术语（尤其是文化术语）被读者理解和接受,文化意义才能正确地传达给读者,否则往往会引起文化的误读。机器翻译在句法和语义层面多存在漏译和错译问题,这是导致译文质量不高的主要因素。机器译文在句法层面多存在“中式英语”,不符合英语的表达规范;语篇缺少连接词、修辞效果不佳、文学风格不足。这些不仅是读者不能接受的原因,也是机器译文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6）以往的可接受性研究只停留在机器翻译典籍的文本类型和适用性的讨论上,未在文本比较层面深入和系统化的研究机器译文质量。本文基于中国读者和外国读者可接受度,对比人工译文,在词汇、句法、语义和主旨四个层面对机器译文进行了质量评析,并指出影响中华典籍机器译文的质量评析应重点关注两种情形:一是形式对等,意义不对等;二是形式不对等,意义不对等。本研究旨在抛砖引玉,在鼓励大数据技术与典籍英译结合研究的同时,希望引发更多的学者对中华典籍与机器翻译关注与思考。
二、论语境在翻译中的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语境在翻译中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论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 ——基于《吕氏春秋》及其英译本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目标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术语界定 |
| 2.1.1 典籍术语 |
| 2.1.2 术语翻译 |
| 2.1.3 研究型翻译 |
| 2.2 术语翻译方法研究述评 |
| 2.3 典籍术语翻译研究述评 |
| 2.4 “研究型翻译”相关研究述评 |
| 2.5 《吕氏春秋》术语英译研究述评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交际术语学理论概述 |
| 3.2 典籍术语翻译的交际特征 |
| 3.2.1 典籍翻译的跨文化传播实质 |
| 3.2.2 典籍术语翻译的多元功能 |
| 3.3 典籍术语翻译研究维度的分析框架 |
| 3.3.1 典籍术语的概念系统研究 |
| 3.3.2 典籍术语的语符特征研究 |
| 3.3.3 典籍术语的交际语境研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研究问题 |
| 4.2 数据收集 |
| 4.2.1 《吕氏春秋》古汉语原文本及三个英译本的收集 |
| 4.2.2 《吕氏春秋》汉英双语平行文本语料库的构建 |
| 4.2.3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提取 |
| 4.3 数据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及其系统总体特征描写 |
| 5.1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概念系统性 |
| 5.1.1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构成 |
| 5.1.2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层级关系 |
| 5.1.3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关联网络 |
| 5.2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语符特殊性 |
| 5.3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语境特殊性 |
| 5.3.1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文本语境 |
| 5.3.2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情境语境 |
| 5.3.3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文化语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吕氏春秋》英译本的术语翻译特征对比分析 |
| 6.1 《吕氏春秋》英译本中术语翻译特征的概念维度比较 |
| 6.2 《吕氏春秋》英译本中术语翻译特征的语符维度比较 |
| 6.3 《吕氏春秋》英译本中术语翻译特征的交际维度比较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研究型翻译”的影响因素 |
| 7.1 文本内因素及其影响 |
| 7.1.1 文本内因素 |
| 7.1.2 对单个术语翻译的影响 |
| 7.1.3 对相关术语翻译的系统性影响 |
| 7.2 文本外因素及其影响 |
| 7.2.1 文本外因素 |
| 7.2.2 对相同术语翻译的影响 |
| 7.2.3 对同类相关术语翻译的影响 |
| 7.3 跨文本因素及其影响 |
| 7.3.1 跨文本因素 |
| 7.3.2 对较早时期术语翻译的模仿 |
| 7.3.3 对同类文本术语翻译的参照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实践模型构建 |
| 8.1 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的译本特征 |
| 8.2 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内涵 |
| 8.3 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要求 |
| 8.4 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 |
| 第九章 结语 |
| 9.1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
| 9.2 本研究的不足 |
| 9.3 后续研究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已发表与待发表的论文与专着 |
（2）注释与源语文化的异域重构——以理雅各《论语》英译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注释与翻译中的文化网络系统 |
| 三、注释与翻译网络系统中的文化联通 |
| (一)注释与可译性 |
| (二)注释与意图性 |
| (三)注释与可读性 |
| (四)注释与可接受性 |
| 四、注释与翻译网络系统中的源语文化构建 |
| (一)解文释义，填补文化空缺 |
| (二)视域融合，创建文化语境 |
| (三)平行对照，构建文本网络 |
| (四)提纲挈领，彰显主题文化 |
| 五、理雅各注释对中国经典“走出去”的启示 |
| (一)用注释发挥文化联通功效 |
| (二)用注释编织文化网络系统 |
| (三)用注释展现中华文化气魄 |
| 六、结语 |
（3）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第一节 文化接触、文化概念的趋同性和文化传播的媒介 |
| 一、17-18世纪东西方的文化接触 |
| 二、东西方文化的趋同性 |
| 三、东西方文化传播的媒介 |
| 第二节 东西方互相认识和探索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与西方的《圣经》 |
| 一、西学东渐的主要媒介:西方的《圣经》 |
| 二、中学西传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一、最早的拉丁文译本 |
| 二、三种法文译本 |
| 三、德文、俄文及英文译本 |
| 第四节 17-18世纪的西方《尚书》英译 |
| 一、《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四、《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7-18世纪的《尚书》翻译与西方汉学的孕育 |
| 一、加深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知 |
| 二、奠定了中国典籍英译的基础 |
| 三、促进了西方汉学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汉学的建立:新教传教士的《尚书》英译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的认识价值实践 |
| 一、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二、英国汉学的专业化 |
| 第二节 麦都思的《尚书》英译 |
| 一、麦都思《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麦都思《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麦都思《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理雅各的《尚书》英译 |
| 一、理雅各《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理雅各《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理雅各《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19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 |
| 三、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9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一、麦都思首开《尚书》英文全译之先河 |
| 二、理雅各《尚书》等英译为英国汉学奠定了基础 |
| 小结 |
| 第三章 汉学的现代化:西方《尚书》译解体系的解析和建构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衰落的诸多因素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中心主义与日本脱亚入欧 |
| 二、中国国内传统经学研究式微 |
| 第二节 欧德的《尚书》英译 |
| 一、欧德《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欧德《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欧德《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高本汉的《尚书》英译 |
| 一、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高本汉《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高本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20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20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一、参与促进了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二、为汉学现代化发展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资料 |
| 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汉学的复兴:《尚书》英译与东方文化价值的再认识和再实践 |
| 第一节 西方呼唤东方文化价值的回归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早期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与借鉴 |
| 二、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再认识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彭马田的《尚书》英译 |
| 一、彭马田的文化背景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彭马田《尚书》英译的方法与策略 |
| 四、彭马田《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汉学研究的大趋势 |
| 一、当代汉学研究及其发展大趋势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汉学的发展 |
| 小结 |
| 第五章 西方《尚书》英译研究的思考: 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文化价值 |
|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学术研究的学理逻辑 |
| 一、西方社会发展之需与《尚书》英译 |
| 二、社会学术思潮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变化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 |
| 一、17-18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二、19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三、20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四、当代《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儒学“关键词”英译研究 ——以《孔子诗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对象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孔子诗论》英译研究国、内外现状 |
| 1.4.2 《诗大序》“关键词”英译研究国、内外现状 |
| 1.4.3 中国文论“关键词”国内、外英译研究现状 |
| 1.4.4 四书“关键词”国内、外英译研究现状 |
| 1.5 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意义 |
| 1.5.2 创新之处 |
| 1.6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1.6.1 研究思路 |
| 1.6.2 论文结构及内容 |
| 第二章 西方翻译理论历史中的“译意”观 |
| 2.1 导言 |
| 2.2 西方翻译理论史发展阶段的划分 |
| 2.3 语文学派——传统译论研究 |
| 2.4 语言学转向——翻译科学派的开启 |
| 2.5 “文化转向”下的“先锋”——文化学派 |
| 2.6 “文化转向”下的“强劲”力量——解构主义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孔子诗论》“关键词”英译中的“译意”倾向反思 |
| 3.1 导言 |
| 3.2 《诗》与孔子论《诗》 |
| 3.3 《论语》——孔子论《诗》之滥觞 |
| 3.4 “仁”以见义——《孔子诗论》的论诗特点 |
| 3.4.1 王者:参天地之“仁”人:第一简之“提纲”之论 |
| 3.4.2 以“关键词”为逻辑引线的“仁”思脉络 |
| 3.4.3 《关雎》七篇《诗》评之“仁”思 |
| 3.5 夫子之“仁”观照下《孔子诗论》“关键词”的界定 |
| 3.6 《孔子诗论》“关键词”英译中的“译意”倾向及其反思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孔子诗论》“关键词”英译研究 |
| 4.1 导言 |
| 4.2 回归“仁”道”:翻译理论的中华文化转向 |
| 4.2.1 “仁者爱人”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 |
| 4.2.2 儒家之“仁”的“生生”样态 |
| 4.3 “合内外之道也”:第一层级“关键词”的跨文化译解 |
| 4.3.1 “天人合一”之“仁” |
| 4.3.2 夫子之“文” |
| 4.3.3 诗以言“志” |
| 4.4 “执两用中,互生互成”:第二层级“关键词”的跨文化译解 |
| 4.4.1 主宰之“天” |
| 4.4.2 天降之“命” |
| 4.4.3 观心之“德” |
| 4.5 “阴阳反转,生生变易”:第三层级“关键词”的跨文化译解 |
| 4.5.1 培心之“性” |
| 4.5.2 礼乐之“礼” |
| 4.5.3 思、感之“心” |
| 4.6 “自我回归的‘参/三’的境界”:第四层级“关键词”的跨文化译解 |
| 4.6.1 以言“诚”(成)之 |
| 4.6.2 言以立“信”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孔子诗论图版 |
| 附录(二) 《孔子诗论》释文1 |
| 附录(三) 《孔子诗论》英译文(一) |
| 附录(四) 《孔子诗论》英译文(二) |
| 附录(五) 海德格尔“存在”视角下的“思想翻译” |
| 已发表论文 |
| 致谢 |
（5）留学生古代汉语文本翻译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五、研究语料来源说明 |
| 第一章 留学生古代汉语文本翻译现状调查及语料整理 |
| 第一节 调查情况概述 |
| 一、调查对象 |
| 二、调查方法 |
| 三、调查过程 |
| 四、调查结果统计 |
| 第二节 语料收集与整理 |
| 一、语料收集情况概述 |
| 二、语料整理汇总 |
| 第二章 留学生古代汉语文本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漏译问题 |
| 一、谓语部分缺漏 |
| 二、状语部分缺漏 |
| 三、宾语部分缺漏 |
| 四、定语部分缺漏 |
| 五、翻译不完整 |
| 第二节 赘译问题 |
| 第三节 错译问题 |
| 一、整体翻译错误 |
| 二、重点词汇翻译错误 |
| 三、词汇单独翻译错误 |
| 第四节 译文表达不规范 |
| 第三章 留学生古代汉语文本翻译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共性原因 |
| 一、古代汉语知识掌握不足 |
| 二、翻译时马虎大意 |
| 三、翻译技巧掌握不足 |
| 四、缺乏现汉规范表达的意识和习惯 |
| 五、其他间接原因 |
| 第二节 个性原因 |
| 一、汉字不会书写及不良情绪心理影响导致漏译 |
| 二、个人主观经验干扰导致赘译 |
| 三、现汉知识负迁移、文化及母语影响、学习策略不当导致错译 |
| 四、现汉知识掌握不到位导致译文表达不规范 |
| 第四章 针对留学生古代汉语文本翻译问题的教学对策 |
| 第一节 针对共性原因的总体对策 |
| 一、加强留学生古代汉语基础知识教学 |
| 二、培养留学生认真审题和检查的翻译习惯 |
| 三、加强留学生古代汉语翻译技巧和策略指导 |
| 四、培养留学生现代汉语规范表达的意识和习惯 |
| 五、其他补充对策建议 |
| 第二节 针对各类问题的个性对策 |
| 一、加强留学生汉字书写练习和情绪心理引导 |
| 二、在教学中强调翻译原则 |
| 三、加强对比辨析、文化知识渗透和留学生学习策略指导 |
| 四、关注和促进留学生现代汉语知识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留学生古代汉语翻译情况调查与测试问卷 |
| 致谢 |
（6）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题解 |
| 1.1.1 “宋明理学” |
| 1.1.2 “译释” |
| 1.1.3 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研究” |
| 1.1.4 “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研究 |
| 1.1.5 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研究 |
| 1.2 研究目标、方法和性质 |
| 1.3 研究特点和创新性 |
| 1.4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本研究理学英译文本来源综述 |
| 2.2 宋明理学英译研究现状 |
| 第三章 宋明理学英译译释总论 |
| 3.1 译释学总论 |
| 3.2 宋明理学的译释 |
| 第四章 宋明理学译释的文本性 |
| 4.1 宋明理学英译对宗教性的译释 |
| 4.1.1 宋明理学的宗教性 |
| 4.1.2 对宋明理学宗教性的译释 |
| 4.2 宋明理学英译对哲学性的译释 |
| 4.2.1 宋明理学的哲学性 |
| 4.2.2 对宋明理学本体性的译释 |
| 4.2.3 对宋明理学体系性的译释 |
| 4.2.4 对宋明理学逻辑性的译释 |
| 4.3 宋明理学英译对科学性的译释 |
| 4.3.1 宋明理学的科学性 |
| 4.3.2 对宋明理学科学性的译释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宋明理学英译译释的层次性 |
| 5.1 创造性阐释学的阐释层次划分 |
| 5.2 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层次分析 |
| 5.2.1 理学译释的实谓层次 |
| 5.2.2 理学译释的意谓层次 |
| 5.2.3 理学译释的蕴谓层次 |
| 5.2.4 理学译释的当谓层次 |
| 5.2.5 理学译释的必谓层次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宋明理学译释的境界性 |
| 6.1 宋明理学的境界 |
| 6.2 对宋明理学境界的译释 |
| 6.2.1 理学英译对境界的标举 |
| 6.2.2 理学英译对境界的拔高 |
| 6.2.3 理学英译对境界的拉低 |
| 6.2.4 理学英译对境界的窄化 |
| 6.2.5 理学英译对境界的异化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宋明理学译释的边界性 |
| 7.1 宋明理学英译对理学内部边界的译释 |
| 7.1.1 宋明理学的流派 |
| 7.1.2 理学英译对流派边界的消弭 |
| 7.1.3 理学英译对流派边界的重构 |
| 7.1.4 理学英译对流派边界的勘定 |
| 7.1.5 理学英译对流派边界的标记 |
| 7.2 宋明理学英译对儒释道边界的重构 |
| 7.2.1 宋明理学与释道关系 |
| 7.2.2 理学英译对儒释关系的重构 |
| 7.2.3 理学英译对儒道关系的重构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宋明理学译释的视域性 |
| 8.1 理学译释的哲学内容视域性 |
| 8.1.1 对张载的唯物论译释 |
| 8.1.2 对王阳明的主观唯心论译释 |
| 8.1.3 对程颢的主观唯心论译释 |
| 8.1.4 对王阳明的现象学译释 |
| 8.2 理学译释的哲学思维视域性 |
| 8.2.1 对体用关系的译释 |
| 8.2.2 对成圣过程的译释 |
| 8.2.3 对知行合一的译释 |
| 8.3 理学译释的哲学语言视域性 |
| 8.3.1 哲学名词的视域性 |
| 8.3.2 语言范畴的视域性 |
| 8.3.3 针对语言视域性的翻译策略 |
| 8.4 小结 |
| 第九章 宋明理学英译译释的形态性 |
| 9.1 宋明理学英译的经学形态 |
| 9.1.1 对关键词的训诂译释 |
| 9.1.2 以传解经的译释方法 |
| 9.1.3 经传合注的译释方法 |
| 9.1.4 以经解译的译释方法 |
| 9.1.5 以译解译的译释方法 |
| 9.1.6 历史考证的译释方法 |
| 9.1.7 版本对勘的译释方法 |
| 9.2 宋明理学英译的西学形态 |
| 9.3 宋明理学英译的汉学形态 |
| 9.4 宋明理学英译的国学形态 |
| 9.4.1 中国英语的构建 |
| 9.4.2 理学的国学整体观 |
| 9.5 小结 |
| 第十章 结论 |
| 10.1 理学英译的译释类型 |
| 10.2 多维空间的译释分析 |
| 10.3 译释行为的总体特点 |
| 10.4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翻译中实现负熵等价的案例分析——以辜鸿铭和理雅各的《论语》英译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熵与翻译 |
| 二、翻译意图熵化的影响因素 |
| (一)语言层面 |
| (二)文化背景 |
| (三)交际语境 |
| 三、翻译中的负熵流 |
| 四、《论语》不同英译本的分析 |
| 五、结论 |
（8）“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内容架构 |
| 第一章“首崇满洲”的内涵与成因 |
| 第一节“首崇满洲”的提出 |
| 第二节“首崇满洲”的内涵 |
| 一、“薙发易服” |
| 二、“清语骑射” |
| 三、政权建构 |
| 四、职官制度 |
| 第三节“首崇满洲”的成因 |
| 一、现实原因 |
| 二、政治诱因 |
| 小结 |
| 第二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科举政策 |
| 第一节 翻译科考的缘起 |
| 一、文科举中的翻译考试 |
| 二、《雍正会典》等文献的误记 |
| 三、《八旗通志》等文献的记载 |
| 四、《钦定国子监志》的补正 |
| 五、雍正朝翻译科的考试与额取 |
| 第二节 翻译科考的科目与类型 |
| 一、满洲科 |
| 二、蒙古科 |
| 三、宗室翻译科 |
| 四、驻防翻译科 |
| 第三节 翻译科考的考试内容 |
| 第四节 翻译科考的规模与额取 |
| 第五节 翻译科考中的舞弊与防弊 |
| 第六节 翻译科考的政治文化意涵 |
| 一、选拔翻译人才 |
| 二、实行“同文之治” |
| 三、维护满洲旧俗 |
| 小结 |
| 第三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职官政策 |
| 第一节“笔帖式”政策 |
| 一、“笔帖式”的历史流变 |
| 二、“笔帖式”的职掌 |
| 三、“笔帖式”的选用 |
| 四、“笔帖式”的设置目的 |
| 第二节 庶吉士政策 |
| 一、庶吉士的类别 |
| 二、庶吉士的馆选 |
| 三、庶吉士的教习与考课 |
| 四、庶吉士的翻译职掌 |
| 五、庶吉士的散馆 |
| 六、翻译庶吉士的创设 |
| 第四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人才培养政策 |
| 第一节 清代前期的旗学体系 |
| 第二节 旗学中的教材与课业 |
| 第三节 旗学中的翻译人才培养 |
| 第四节 翻译人才培养的典范 |
| 一、咸安宫官学 |
| 二、绥远城官学 |
| 小结 |
| 第五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汉籍(书)翻译政策 |
| 第一节 汉籍(书)翻译的整体情况 |
| 第二节 入关前的汉籍翻译 |
| 第三节 顺治至乾隆年间的汉书翻译 |
| 第四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文化沟通意涵 |
| 第五节 汉籍(书)翻译的经典之作 |
| 一、《四书》 |
| 二、《五经》 |
| 三、《金瓶梅》 |
| 第六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译名规范化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9）外宣翻译过程中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研究 ——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及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重点难点及预期突破 |
| 1.6 论文框架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外宣翻译研究现状 |
| 2.1.1 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的区别 |
| 2.1.2 外宣翻译的概念及其内涵 |
| 2.1.3 外宣翻译研究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
| 2.2 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外宣翻译 |
| 2.2.1 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内容与代表性理论 |
| 2.2.2 外宣翻译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关联 |
| 2.2.3 采用批评话语分析视角的翻译研究成果 |
| 2.3 政府工作报告及其翻译研究 |
| 2.3.1 政府工作报告的定义 |
| 2.3.2 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结构及语言特点 |
| 2.3.3 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及相关研究 |
| 2.4 小结 第三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框架及观察语料 |
| 3.1 外宣翻译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 |
| 3.2 外宣翻译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 |
| 3.3 翻译-传播-社会实践综合框架下的外宣翻译过程 |
| 3.4 观察语料——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英版及英译过程的相关材料 |
| 3.5 小结 第四章 译本对原文本元语言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 |
| 4.1 概念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 |
| 4.2 人际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 |
| 4.3 语篇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 |
| 4.4 小结 第五章 外宣翻译的传播实践 |
| 5.1 翻译的生产 |
| 5.1.1 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 |
| 5.1.2 外宣翻译的主体间性 |
| 5.1.3 译者对外宣翻译互文性的实践 |
| 5.2 翻译的传播 |
| 5.2.1 外宣翻译的传播机制 |
| 5.2.2 译者的把关人作用 |
| 5.3 翻译的接受 |
| 5.3.1 外宣翻译的读者研究 |
| 5.3.2 外宣翻译的读者关照 |
| 5.3.3 外宣翻译的读者反应 |
| 5.4 小结 第六章 外宣翻译的社会实践 |
| 6.1 外宣翻译与权力关系之关联 |
| 6.2 外宣翻译与社会身份之关联 |
| 6.3 外宣翻译与文化价值及意识形态之关联 |
| 6.4 小结 第七章 讨论 |
| 7.1 译本与翻译传播实践之关联 |
| 7.2 翻译传播实践与翻译社会实践之关联 |
| 7.3 译本与翻译社会实践之关联 第八章 结论 |
| 8.1 本研究的回顾与总结 |
| 8.2 本研究的发现及创新之处 |
| 8.3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博士在学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10）中华典籍机器译文可接受性的调查研究 ——以《论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5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机器翻译的可接受性研究 |
| 2.2 典籍英译的可接受性研究 |
| 2.3 研究综述 |
| 第三章 理论框架 |
| 3.1 可接受性理论 |
| 3.1.1 国内外学者对可接受性的研究 |
| 3.1.2 本文的可接受性的界定 |
| 3.2 基于读者的机器译文可接受性评估模型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4.1 读者对象 |
| 4.2 研究工具 |
| 4.2.1 语料 |
| 4.2.2 机器翻译系统 |
| 4.3 研究方法与过程 |
| 第五章 《论语》机器译文的读者可接受度调查 |
| 5.1 可接受性视角下的《论语》英译文读者水平调查 |
| 5.2 《论语》英译机器译文的读者可接受度调查 |
| 5.2.1 词汇层面 |
| 5.2.2 句法层面 |
| 5.2.3 语义层面 |
| 5.2.4 主旨层面 |
| 5.2.5 译文的总体可接受度 |
| 5.3 读者可接受度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及其假设检验 |
| 5.3.1 验证假设1:相关分析 |
| 5.3.2 读者接受水平结构变量方差分析 |
| 5.3.3 检验假设2:分层回归分析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读者可接受度的《论语》机器译文质量评析 |
| 6.1 《论语》机器译文与人工译文对比分析 |
| 6.1.1 词汇层面 |
| 6.1.2 句法层面 |
| 6.1.3 语义层面 |
| 6.1.4 主旨层面 |
| 6.2 基于读者可接受度的《论语》机器译文质量评析 |
| 6.3 对机器翻译典籍的可接受性评估框架的修正 |
| 6.4 提高机器译文可接受性的对策和建议 |
| 6.4.1 译后编辑 |
| 6.4.2 语料库构建 |
| 6.4.3 机器翻译质量测评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本研究的结论与创新之处 |
| 7.2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附件 |
四、论语境在翻译中的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论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 ——基于《吕氏春秋》及其英译本的研究[D]. 戴拥军. 南京大学, 2020(12)
- [2]注释与源语文化的异域重构——以理雅各《论语》英译本为例[J]. 胡作友,刘倩倩.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2)
- [3]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D]. 沈思芹. 扬州大学, 2020(01)
- [4]儒学“关键词”英译研究 ——以《孔子诗论》为中心[D]. 吕芳. 南京大学, 2020(09)
- [5]留学生古代汉语文本翻译调查研究[D]. 魏树金.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6]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研究[D]. 张帆.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7]翻译中实现负熵等价的案例分析——以辜鸿铭和理雅各的《论语》英译本为例[J]. 江捷,林继红.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 2020(01)
- [8]“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D]. 宋以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9]外宣翻译过程中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研究 ——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为例[D]. 尹佳.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9(02)
- [10]中华典籍机器译文可接受性的调查研究 ——以《论语》为例[D]. 刘雨婷.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2)